忆东乌行两篇 作者:吴晓


 

忆东乌行两篇

下面两篇短文写于1990年9月,记述的是十位草原知青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摄制组赴东乌旗参加拍摄活动的一些经历。参加这次活动的记得有梁颐寿、刘四凤、郝安民、唐磊、葛长海、余均、武征、董雅林、郭兆英。我作为锡林郭勒日报记者随行。


拍电视片真紧张

当您在电视机前欣赏一部部精彩、引人入胜的电视片的时候,您是否曾想到电视片的摄制人员在荧屏外的艰辛劳动?1990年9月上旬,我随专题系列片《壮年行》摄制组赴东乌旗拍片,算是领教了一二。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制组对时间抓得特别紧,吃不上饭、睡不足觉都在所不惜。摄制组此次来锡林郭勒拍片,整个行程满打满算不足6天。他们从离开北京的那一刻起,就投入了抢时间争速度的紧张劳动。

9月3日夜,他们乘23时59分自北京南站发出的列车离开北京,4日天亮时分抵张家口,又马不停蹄坐进开往锡林浩特的长途客车。到锡林浩特,紧接着忙于联系有关事宜,应酬,采访。

5日吃过早饭,我随摄制组乘面包车离开锡林浩特,下午5点多钟才赶到东乌旗乌里雅斯太镇。怎么走了这么久?是路上不好走,还是车出了毛病?快到东乌旗时,车是出了一点毛病,可并没耽误多长时间,主要原因是路上拍片子来着。车到靠近拍电影《成吉思汗》时留下的大帐的草滩上,碰到一大群牛。摄像机紧紧跟踪,不时地选角度,等时机,摄制人员一丝不苟地把能想到的场景尽量收入镜头。后来拍马在水泡子里的镜头,全车人都不言声,静静地等着马儿嘶鸣,将声音录下。为了拍老鹰在天空盘旋的镜头,车停了好几回。就这样,200公里路走了9小时,午饭也没找着地儿吃。晚上开饭时,两辆车上的人一个个饥肠辘辘。

6日去白音呼布尔苏木,一路拍片,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在一牧民家吃上午饭——牧民从羊群里现抓现宰羊做成的一顿丰盛的手把肉。当晚去苏木政府所在地,因误车、联欢,直到半夜快两点钟才得安歇。编剧王敏菲老师这时宣布:“明早6点20分起床,我们要拍日出。”对连续几宿不能很好休息的人来说,这命令下的过于苛刻。可其他5位摄制组成员和10位参加拍摄活动的老知青,无一人提出异议。

王老师和管理全体人员饮食起居的老知青葛长海(大家戏称他“大总管”),在时间掌握上苛刻的似乎不近人情。有几位曾在白音呼布尔插队的老知青想让车弯一下,到熟识的牧民家里去看一看,“大总管”除了在大家休息时安排两位女知青到附近一家看望了一下,别人再想去谁家,回答是两个字:“不行!”一位女知青相隔18年回到草原,眼看到了家门口,竟不能看到有着养育之恩的阿爸、额吉,不禁痛哭失声。回到锡林浩特,老知青中有几位在锡市的朋友想请他们到家里吃顿饭,和家里人聚一聚,也未能如愿。绝不是摄制组的同志心狠。拍片中,看到老知青和蒙古族牧民那种说不出的感情,编剧、导演几次热泪盈眶,激动万分。若不是拍片任务紧,他们,还有我们的“大总管”,能不满足他们的愿望吗?

他们时间确实抓得紧。从东乌旗返回锡林浩特市,已经是后半夜了,晚饭是快10点钟时下饭馆吃的。后来回北京,他们半夜3点多钟就从锡林浩特出发,说是中午到张家口,赶下午1点多钟开往北京的火车。


白音呼布尔一瞥

早就听说我当年插队的地方东乌旗白音呼布尔苏木这几年变化很大,一直想去看看。最近借随中央电视台《壮年行》摄制组拍片的机会,总算如愿以偿。

9月6日晚9点多,我们赶到苏木政府所在地乌珠仁呼都嘎。饭后苏木举办的歌舞晚会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大开眼界:大饭厅里吊灯、壁灯灯光交相辉映,组合音响、电子琴、民族乐器奏出的乐曲此起彼伏。前来助兴的几位青年男女牧民不但会唱最拿手的蒙古族长调民歌,会弹奏民族乐器,跳起舞来,除了牧区常见的蒙古族舞蹈,“三步”“四步”也精。这使我们强烈地感到,现代城市的文化之风已经吹进了这个紧靠中蒙边界的偏远的草原深处。最让客人们惊奇的是,这几位牧民还会跳迪斯科。迪斯科乐曲由电子琴弹奏出后,两位身穿红色蒙古袍、脚蹬马靴的少女步进舞场,歪腰扭胯曲臂面对面跳将起来,全场爆发出一阵阵喝彩。这是真正的迪斯科,可又带着浓厚的蒙古族风味;有点儿像安代舞,节奏却比那快多了。客人中有人称赞说,这是“牧民迪斯科”。一曲跳毕,全场喊:“再来一个。”摄制组中的钱戎小姐情不自禁跨进舞场,和一位蒙古族姑娘对跳起来。现代流行舞和民族舞巧妙融合,别具风采。晚会直至夜阑才散。

天亮以后,我和梁颐寿、郝安民三位曾在陶森宝力格嘎查插队的老知青抓紧时间看望住在附近的曾在同一嘎查生活过的牧民。我们首先走进的是苏木党委书记都仁扎那的家。我们插队时,都仁扎那是大队会计。他在旗里还有一个家。前两天在他那个家里,我们看到了他参加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时与其他代表们的合影。我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就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身后。都仁扎那是从普通牧民中成长起来的基层领导干部。这些年,白音呼布尔苏木在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牧民人均收入两千九百多元。谁都不否认成绩里面凝聚着都仁扎那的心血。但他没有向我们谈这些,他谈的是我们熟悉的人这些年的变化。当他扳着手指头数着我们嘎查共有十多户牧民在苏木所在地住进砖瓦房时,我们又一次吃惊了。当初我们插队时,牧民在大队部住房子都是稀罕事哩。都仁扎那介绍说,这些牧民住在苏木,大多为孩子着想。这样孩子们上学就不用住校,可以走读了。据说苏木学校现有三百多学生,住校的只有二十多人。

后来我们在拜望牧民家时看到,有的牧民家单独一座小院,房子盖得富丽堂皇,高高的石头砌的房基,地面以上部分勾勒着虎皮花纹。院内有正房、凉房、车库(不少牧民购置了汽车、拖拉机)。院墙也是石头砌的,院门是铁栅式的,刷着银粉。整个院落看起来像个小机关。局外人说,这样的人家少说也有十万元存款。牧民们确实富了,日子也过得好多了。前一天我们在一个蒙古包里看到,包里安上了木板床,包内的木质结构哈那、套脑、乌尼杆等都刷上了彩色油漆,看起来像个小宫殿。听说如今住蒙古包的牧民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家家用上了电灯。过去在我们的意识里,牧区地广人稀,用不着厕所。这回到苏木,没走多远路,先后看到五六处厕所。进去看看,真干净,便坑外没有粪便、痰迹和碎纸,像刚打扫过的。

我们从起床到告别苏木,将近两个小时,加上前一天晚上的欢聚,留下了这些零碎的印象,这是否反映出了牧区的变化呢?

                                                                 20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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