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忆文革】：

从“时机到了”想起“是时候了”

在写《再度回眸1968-9-6》和《重读1968-8-25的中央文件》的时候，脑际一直盘旋着那个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文件里的一句话、八个字：“整顿教育，时机到了。”作为当年曾经热望“复课”却最终依旧“闹革命”直到“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过来人”来说，对当年“整顿教育”一说的记忆，毫无“教育”可言，只有“整人”的印象。无独有偶，在我的“不老阁”上，“窗外的海风”对我的日志《且说当年工宣队的名称》评论道——1968年，青岛缝纫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重用一批刚从外校初中“升学”来的痞子学生当打手，开学大会当天就有一位老师不堪殴打侮辱而自杀。当年的“工宣队”成员都是在工厂不务正业的造反派，毛把他们派到学校整治造反夺权意犹未尽的红卫兵，也算是以毒制毒，手段确实高明。

此等现象并非个别。不由得又一次想起了一条当年熟悉不过的“最高指示”——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我的印象中，那是1967年的事情。但是，上网百度一下那句“最高指示”，几乎都指向1968-7-28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徐友渔（研究文革的学者）的文字实录里，有如是说——我记得最清楚，让我们这一代最寒心的第一次，就是1968年的秋天，传达了一句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太凶险了，不管有罪没罪，不需要任何事实，就是轮到你们犯错误了。这句话太露骨了，但这是他的原话。（见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duihuaxuyouyu/detail_2013_06/19/26559716_1.shtml）

想当年，那是一场长达五个多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谈话，但是，如今由官方正式发布的内容只有区区三四百字，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的注释（1）——毛泽东最新指示，指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经过如此“高度浓缩”的版本中，确实没有记忆中的那句“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话。为何那个1968-7-28谈话没有全文收入《文稿》？抑或是因为那个谈话在当初只是由中央文件正式发表了上述三四百字，而《文稿》是不收录非正式发布的内容的。现在流传的谈话全纪录的不同版本互有出入，对那句话的表述略有差异，但基本上都是“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网上又看到有人说，早在1967年夏天“红司令”就有这样的“提醒”“警示”了，1968-7-28只不过是旧话重提而已。遂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查询，果不其然，确有其事！

《文稿》中有一篇“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注明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而且在注释（1）里还进一步确认，“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就在这两千余字的倒数第三段有如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由此看来，确确实实在1967年就有了类乎“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样的“预警”，而1968-7-28的谈话则成为“不幸言中”了。或许会有人因此而觉得，1968-8-25文件中的“时机到了”，与一年前“红司令”的那句“是时候了”的“预言”可谓紧密呼应、前呼后应，甚至不由得产生“料事如神”的敬畏感。

回想当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经过长年累月“听…话、跟…走”的“正统教育”，虔诚之至地“关心国家大事”，又亲眼目睹了文革爆发及其发展。在响应“红司令”的号召“炮打司令部”的同时，“造反派”在夺权中发生利益冲突，出现剧烈的派性纷争，各地武斗不断。1967年国庆节前发布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最新指示，其中宣传得最突出的一条是“要斗私批修”。但是，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就难以收回恶魔并关上盒子了。尤其是当初首当其冲的红卫兵运动，虽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也成了难以驾驭的烈马。尽管“无产阶级司令部”在1967年3月和10月两次要求“复课闹革命”，动荡和混乱依旧难以止息。

时过境迁之后仔细想一想，1967年国庆节期间发布的最新指示，“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云云就是一种“打招呼”。因为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如果继续“放荡不羁”就是“犯错误”，理所当然就要被“整顿”。这就是“是时候了”一语隐含的天机。但是这样的“打招呼”在那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中不以为然。而就在此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皇城根下的“清华武斗”并没有动用权威，令行禁止，而是延宕百日，伺机而动，犹如“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更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这一谋略成功之时，就是“是时候了”演变为“时机到了”之日。在正式文件中类似于“整顿教育，时机到了”这样的句式和口吻是极少见到的，颇有正中下怀的得意之状和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

前述学者徐友渔当时是高中生，在那次访谈中说——大概到1967年的6月。学生再狂热地追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但他们本身还是很单纯，确实带着理想，哪怕做的事情很糟糕，但学生至少大部分动机是单纯的。文化大革命搞成政治运动就不一样了，政治是很肮脏、很残忍、很黑暗的，投入后就会发现很多东西跟我们平常受的教育和比较纯洁的理想格格不入，大家就会怀疑。首先发现毛泽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英明领袖，他号召我们做的并不都是为了真理和正义，他说的话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比如毛泽东叫我们去保一个干部，说他是革命干部，需要保他，结果过了几天毛泽东突然说他是大坏蛋，“他反对我”。然后你所在的组织就犯了错，他就说你是反革命组织。然后发现实际的情况和我们之前的理想差别太大了。文化大革命中最敬仰的人教导我们什么呢？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最敬爱的副主席告诉我们的是这种东西，然后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政治斗争？你们这些毛头年轻人懂什么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什么？政治斗争就是引诱对方犯错误。”诱使别人犯错误等于挖一个陷阱让别人跳下去，马上就把他致于死地，你看，中央首长教我们的是这些东西。在1967年年终的时候，我当时是个头头，首先让我们这些人反思的是：我们那么积极地投入政治到底值不值？普遍的感觉是，其实政治太黑暗、太不讲道德。我有很多事情想不通，包括在我自己的遭遇中，一会儿说你对，一会儿说你错。而且教我们这些的都是最伟大的人，结果说的话是那样：“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引诱对方犯错误”，这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于是很多人开始退出运动，不像以前那么单纯的抱着热情参加，但我是执迷不悟。因为我学了很多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就用这些东西来安慰大家，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表面现象，这个运动本质还是好的，一直蒙骗自己到最后。

相形之下，我这个比徐友渔小五岁的初中生，就要幼稚得多得多。如果说，1966-9-6晚上，由于自家被抄而产生“理想与实际的差距”主要是来自家庭的影响而与自己的主观决定没有直接关联，那么，在1968-9-12晚上驻校工宣队的“快速表态”则是自己参与其中的活动使我第一次直觉地切身地产生“理想与实际的差距”。虽然觉得难以理解，但更多的还是“斗私批修、紧跟统帅、继续革命”，就中学生而言，则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接受再教育”乃至“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继而，在1968-11-15晚上极为痛苦地“自愿”决定赴赣插队、开始了蹉跎岁月。

如此经历，一次次敲打着自小学就开始接受的“正统教育”而形成的“美好理想”。1971-9-13的“副统帅折戟沉沙”事件的确是巨大的冲击，但是既有的“传统观念”和强大的“舆论导向”并不能完全推翻造神运动形成的偶像，直到1976-9-9和接踵而至的1976-10-6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与偶像情结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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