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最后一个国际历史人物、也是人类少有的能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逝世了。政协主席贾庆霖的唁电里，明确地承认了她的历史地位，并认可了她对于抗日、维护中国统一的贡献。不过，历来被说成是美国走狗的宋美龄，在罗斯福总统眼里却不是一个值得欣赏的人物。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评价她：“而我决不想在她的国内使人知道我是她的一个敌人。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 （《罗斯福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我们更不必祥述罗斯福夫人那些厌恶之言了。

罗斯福还说：“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不仅战时，他还有战后的打算：“世界四大强国――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在打完这次胜仗以后，应该负责建立世界的和平。这四大强国应该担负其起重大的责任，帮助全世界一切落后、不景气的殖民地区域推广教育，提高生活水准，改善人民健康。而当有一天这些殖民地区域能够达到成熟的阶段，它们应该有享受独立的机会――只要全体联合国公认它们已经有了足够独立的资格。”（同上书，第129页、第89页。）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极尽一切努力，排除苏联、英国的反对，支持并强调中国的大国地位。但蒋介石显然误解了美国的努力目标，把对中国的支持理解为对他和他的专制势力的支持。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直接对蒋本人解释了美国的目标。罗斯福说：“我对蒋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我告诉他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我告诉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表示同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同意了。他同意组织一个民主的政府，只要我们能够保证苏联答应尊重满洲的边境。”（同上书，第144页。）

不仅对蒋政府，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4年8月23日与毛泽东进行长时间洽谈。9月1日毛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上强调：“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进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会议批准要求废止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4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

9月22日，毛泽东对此作了平生少有的自我批评：中国政治的重心已经逐渐发生了转移，而我们自己却常常估计不足，思想上赶不及，总是认为天下还是姓蒋的，没有能够及时想到和提出改组政府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人反而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93年版，中，第546-54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向老蒋争取政府权力，恰是美国鼓动起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美国外交人员在1941-1944年四年时间里，非但不是“扶蒋反共”，正相反，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外交官，屁股都坐在中共一边。所不同的，这种倾向并非鼓励中共推翻老蒋建立另一种独裁统治，而是企望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政府，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1944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文件中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次年1月，华盛顿明确告诉魏德迈：“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与罗斯福在开罗把蒋介石定位为“一个封建军阀”、并对史迪威宣称要找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来替换蒋介石其实是一致的。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28日从昆明致电罗斯福：“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不过，我们可以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对他施加影响，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起色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

“蒋介石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罗斯福并非对中共的社会理想感兴趣，但他显然是以美国式代议制民主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以便在战后担负起亚洲稳定的责任。但他认为“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为了不使中国在对日战争中垮掉，他也只能试图改变中国政府，把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拉进联合政府是符合美国战时利益的。“扶蒋反共”并不符合美国战胜日本的利益需要，也不符合美国式民主的理想。

蒋已经忍无可忍，但他只能把怒火发在史迪威身上。他在8月底抗议道：美国军事观察组鼓动共产党向政府叫板！而观察组正是史迪威领导的。1944年9月6日，罗斯福派出的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其实赫尔利并非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罗斯福便曾轻蔑地称之为“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这是罗斯福安抚蒋和美国反对派对美国政策日益增加的不满作的妥协性安排。罗斯福交代他的任务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赫要求委任为大使却落空了。但蒋称其为“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感到有了面子，7日接见赫尔利时表示史迪威可以继续调遣中国军队。

美蒋缓和没有持续多久。9月19日罗斯福从魁北克致函蒋：“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做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他还要求给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发生。这种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函告，也因为在1944年内，吸纳了相当数量的美国军备却反而打败仗的蒋军嫡系部队所导致。

美国的态度终于使蒋介石无法忍受，他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 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双十节”讲话，宣布要在抗日和维护领导权两条战线作战，并警告外国别干涉中国内政。这里的“外国”显然指美国。然后蒋告知赫尔利说：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

但中国的局势显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图，即组建中国的民主制政府发展，直至1949年美国白皮书的发表，明确地把蒋政权描述成一个腐败、专制和不可救药的政权。而试图与新中国套近乎的努力也在“一边倒”的宗旨下碰了一鼻子灰。1950年1月5日，显然因为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活动迹象使美国担心中国成为莫斯科的附庸，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在此时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利用其武力干涉中国目前局势之意向，美国不愿意采取任何足以引起卷入中国内战漩涡之途径。循是美国政府对于在台之中国军队，将亦不拟予以军事援助，或提供军事援助，或提供军事咨询。”（详见：《杜鲁门总统向新闻界发表一月五日声明》）

这个声明使台湾上下立即陷入慌乱之中。台北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特地提醒台北，称这个声明“临时插加‘在此时’三字，并声明不愿答复发问，特为注意。”显然，顾注意到美国尚在观察大陆方面的反应。雪上加霜的是艾奇逊接着在12日发表的谈话：“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攻击。”而且艾奇逊要求受攻击地区自己首先抵抗侵略，然后依赖联合国的帮助。蒋介石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大陆方面的攻击可能，这与艾奇逊所说的“侵略”沾不上边，指望联合国帮助是不现实的。于是他秘密派出陈毅兄嫂的哥哥李次白赴大陆试探和谈的可能性，陈毅请示中央之后答复说中共不急于攻打台湾，但实际上正在调兵遣将并力争苏联协助解放台湾。及至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立即通知李次白，不必再提国共合作的事情。（参见孙津：《新中国外交启示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12页。）

直至6月2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继续维持杜鲁门1月5日宣布的立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陆官方认真对待了杜鲁门这个声明，以及艾奇逊的补充。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定这是斯大林指使的战争。27日，杜鲁门声明除宣布美国将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之外，还把它看成斯大林对西方世界的武力侵夺的信号弹。声明称：“鉴于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毛泽东支持金日成发动的朝鲜战争对中国的第一个恶果：“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就此形成。“冷战”导致世界出现了“一国两制”的德国、朝鲜、中国以及稍后的越南，但只有中国是二战战胜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为了确保台湾不受到攻击甚至占领，并使美国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杜鲁门声明寻找到另一个理由：“至于台湾的未来地位，应等待太平洋区域的安全恢复后，与日本成立和约时再予讨论，或由联合国予以考虑。”这个直接违背《开罗宣言》以及《波茨坦宣言》的表态，使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难以忍受。周恩来奉命驳斥了美国的主张；蒋介石也愤怒不已：美国“视我一如殖民地之不如，痛辱盍极”。

28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整天会议，接受了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意见：不要以批评的态度发表任何激怒美国的声明，也不要对其表示满意。当晚，台北发表官方声明：原则上接受美国“协防”台湾的建议；同时已经命令禁止对大陆实施海空攻击。声明强调：“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向中国所为之上项建议，当不影响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亦不影响中国对台湾之主权”。（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6月29日，第一版。）

就在声明公开发表之29日上午8点02分，二十余架美军舰载飞机飞经台湾领空。蒋空军立即发布空袭警报，并升空驱逐机群予以拦截。直至上述飞机离开领空回到第七舰队，整个事件持续约一个小时。台湾方面称其事前未通知，乃至虚惊。其实也不能排除蒋方面此举有对美显示不满的因素。（事件记载见《中央日报》6月30日第一版。）

蒋介石尚需证实的还有，美国第七舰队是要保障他所据有的所有岛屿如金门、马祖、万山群岛、澎湖列岛、大陈列岛等，还是只保障台湾不受大陆的攻击。29日，蒋介石指令驻美大使顾维钧，以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吁请联合国会员国供给大韩民国以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攻击，并恢复该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号召派兵援助韩国的名义，顺便向美国提出“中国政府愿意知道美国政府对这些岛屿的态度。”捎带着还强调金门等岛屿每日都遭受大陆方面的武装攻击，为了顾全美国要求，台湾方面放弃了除自卫之外所有报复手段。言下之意即为：如果美国不能保卫上述所有地方，台湾将自己解决问题。（以上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8卷，第14-41页。）另外，鉴于台湾方面与第七舰队无协调导致的冲突可能，要求第七舰队或美国政府派出专员与台湾方面协调。

31日，美国答复台湾：“鉴于大陆方面共党军队随时进攻台湾之威胁犹存，为确悉台湾方面派兵赴韩是否足以减少其本身之防卫力量计，似宜由麦帅总部代表与台湾中国军事当局对台湾之防卫计划先予通盘研究。”实际拒绝了台湾的出兵要求。7月8日，美方派遣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A.Struble）到台北进行24小时访问。史氏明确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意见：除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外，美军不会保护其他岛屿。蒋立即指示顾维钧，立即告知美国政府，解放军正向福建集结，欲进攻台湾、金门。台湾方面为了保卫这些地方不受攻击，不得不计划自己轰炸大陆机场和集结的部队。（同上引书，第44页。）

顾维钧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台湾：“尽管美国把援助南朝鲜和防卫台湾这两件事合在一份声明中，但是两者的有效程度并不相等。美国援助南朝鲜是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对此有些国家已作出回应，并付诸行动，甚至有某些国家派遣海、空军去南朝鲜参加保卫工作。但在保卫台湾问题上，美国的声明是单方面的，各国没有赞同的反应，与此相反，英国已通知美国不想参与。”其实英国、印度等国远非“不想参与”那么简单，顾维钧得到消息，他们已经在力图劝说美国同意以北京取代台北在联合国的地位，作为交换，使莫斯科让步一举解决朝鲜战事和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而美国本来就不打算支持蒋政权，把台北控告苏联侵略的提案压在联合国议事日程上不予讨论。倘若莫斯科同意这个交换，美国很可能牺牲台湾换取朝鲜战事的和平解决。鉴此，顾维钧力劝台北忍受，千万不可在此时同美国作对，以免彻底孤立而败阵给大陆。（参见上书，第43－46页。）

蒋介石强压怒火，接受了顾维钧的意见。31日，美国就台湾要求派兵三万三千人赴韩国参战的要求答复如下：“鉴于大陆方面共党军队随时进攻台湾之威胁犹存，为确悉台湾方面派兵赴韩是否足以减少其本身防卫力量计，似先由麦帅总部代表与台湾中国军事当局对台湾之防卫计划先予以通盘研商。”这使蒋介石借出兵以纳入西方阵营摆脱孤立地位的打算落空。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我出兵援韩之覆文，申言已由麦帅派员来台协商防务与决定援韩方针，其意仍不愿我出兵援韩也。”（刘维开：《蒋中正对韩战及相关问题的看法与政策》载于《近代中国》2000年6月25日第137期，第91页。）蒋以无可奈何之心态，只能接受这个现实。8月中旬他又提出派15000军队以“志愿军”名义参战，同样遭到麦克阿瑟拒绝，这是后话。

形势的发展使台北几乎看不到希望，在美国的外交、情报人员报告回来的消息都是美国及其盟国都希望防止朝鲜战争扩大化，尤其严防苏俄及大陆卷入这场战争。特别是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生怕莫斯科利用朝鲜战争声东击西，在欧洲挑起战争。他们极不情愿美国花更大的力量在朝鲜，宁可牺牲台湾甚至韩国。台湾方面只能小心从事，避免被抛弃的恶果。

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蒋介石招回驻美大使等商讨对策之时，7月31日，也恰是北朝鲜攻势正猛烈的紧张时刻，麦克阿瑟率领联合国军16名高级军官抵达台北。这使原本担心麦氏能否派高级官员来台的蒋介石喜出望外，却在美国朝野和国际舆论都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强烈指责。同日美、台《防卫协定》签字。次日麦氏离开台湾，而苏联代表也回到阔别已久的安理会，担任轮值主席。麦氏离台时发表声明称：“余在台与各级人员所举行之会谈，极为恳切而和谐。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参加韩境内联合国部队之一项适时而慷慨之提议，亦在讨论之列；惟有关各方咸信此时不宜采取是项行动，以免台湾之防务，因而发生严重之威胁。”（讲话载于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8月2日头版。）

8月24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安理会主席及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暴行。出乎台北意料的是，美国竟然迅速回应，欢迎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并且还建议联合国派遣调查团赴台，以查证是否有美国的一兵一卒“侵略”了台湾。29日，安理会通过了苏联代表马立克的提议，正式列案。美国认为周恩来的指控正符合杜鲁门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当联合国介入之时，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了。

这使在台湾的蒋介石愤怒不已，他直接命令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一是重新到联合国大会提起控告苏联议案；二是如果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派调查团议案时行使否决权。理由是：“以国家根本问题有关，不得不以存亡力争也。”（见上引刘维开文，第97页。）这使驻美大使顾维钧十分担忧。他力劝蒋接受联合国调查，为不引起国家主权受到伤害，可以把调查限制在军事方面，不许可涉及政治问题。他认为，把所谓美国武装入侵台湾弄个真相大白于世界，是有利的。这个仅限于军事调查的建议，也获得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的认同。

顾维钧致电台湾外长叶公超：“如果我们行使否决权，以阻止该项提案通过的话，美国将拒绝同我们合作，而且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同时苏俄及其卫星国将趁机扬言，说我们和美国勾结在一起，掩盖侵略的事实。是这样，那就无异掉进了苏俄设置的陷阱。”9月9日，蒋召开高级幕僚会议，多数人赞同顾维钧的分析，蒋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接受了大家的提议。会后，只宣布“不轻用其安理会常任理事之特权”应付了事。

也许是为了安抚海峡两岸的中国当局，美国政府在9月20日致联合国大会要求把台湾问题列入议程的同时，以备忘录形式致秘书长赖伊：“美国政府业已充分表明，其所采有关台湾之各项措施，并不影响台湾之长久政治地位，且美国对于台湾并无领土野心，亦不欲取得特殊之地位或权益。美国且进一步相信，台湾及其将近八百万居民之未来前途，应以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之和平办法予以确定”。（原文载于叶公超《外交报告》，第8页。）此时仁川登陆已获成功，北朝鲜军事败局已定，美国可以用全部精力处理台湾问题了。

蒋介石对此是无法接受的，但他仍需要美国的支持，于是采取谨慎的态度。10月20日，美国出席联大的代表杜勒斯与顾维钧见面，称“美国正设法把台湾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从而排除对台湾地位作出任何决定的可能性，这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鉴于蒋政府多数反对联合国染指台湾问题，“行政院长”陈诚指示：“为了维护我国的政治地位，我们仍应坚持台湾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如果安理会在辩论侵略台湾问题时，打算派出调查团，我们应提出异议，甚至行使否决权也在所不惜。”（《顾维钧回忆录》第8卷，第152页。）

28日，蒋亲自发布对出席联合国大会人员的指示：“甲、在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中国有权要求联合国或与其台湾有密切共同关系之会员国协助防卫台湾；乙、中国收复台湾主权与领土，必依据其合法权利，遵守联合国宪章，以解决此一问题，但不损害其合法权利与宪章之尊严为限，否则如有违反宪章与损害中国对台湾之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时，则我政府当保留其自主之行动，不能受任何非法之干涉，此即中国革命宗旨，即中国应享有文明国在国际应享之权利，与应负之义务的精神也。”（见上引刘维开文，第98页。）

顾维钧只得苦口婆心劝导台北诸位：“如果我们坚持台湾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的说法，美国力图防止台湾落入敌人之手的主张就会站不住脚。美国的说法是，台湾的地位还没有明确，或者说是尚未定案，因为如果把台湾看作是被盟军占领的日本领土，则美国对这个岛屿的安全问题就可以有发言权，就负有责任。”“鉴于目前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危如累卵，最好还是现实一些，把我们的精力集中于维护我们的国际地位。”“如果我们一口咬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其主权属于中国，联合国无权过问，这和中共和莫斯科的立场毫无二致，这样我们就只能起到破坏美国主张的作用。而且这将立时引起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哪一边代表中国，是北平还是台北。这正好坠入印度、英国等已经承认中共政权的彀中。到那时他们就该说：‘中国就是共产党中国’。”（见上引顾维钧回忆，第149-150页。）台湾当局因为自身地位原因此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情愿台湾地位未定，又害怕台湾地位确定会使自己失去安身立命之本。

先前于9月29日通过的厄瓜多尔提案：“在不影响谁应代表中国的问题之情形下，理事会可依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列席”。伍修权为团长的代表团于11月24日抵达纽约。而此时中国已经出兵朝鲜，26日对联合国军进行了猛烈攻击。一方面美国于大陆更趋敌对；另一方面，英、法等欧洲国家鉴于中国力量的加入，担心朝鲜陷入长期战争拖住美国，致使欧洲处于苏联的威胁之下。因此，英、法、印度等国家极力主张与大陆和谈，而且还传说英、法主张放弃台湾甚至南韩，以此为筹码换取欧洲和平。

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抵美，立即与杜鲁门举行会谈。台湾立即人心惶惶，盛传杜、艾会谈将决定西方包括美国承认大陆中国，并将台湾交付大陆以换取朝鲜停战。5日蒋介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称：“以顾大使等来电，美英会议决牺牲我政府联合国代表权，以求中共妥协也，余不信此事，但不能不预为防范，乃以公理与正义警告美国，以期其朝野有所警惕，惟有如此，或能阻止其国务院与英国卖华之阴谋。此与民国卅年，日本威胁罗斯福行将妥协时，余正义警告以阻其妥协之危机完全相同，然当时无英国勾结，而今则更为危险矣。但美国民族对正义是有所畏也，故决大声直言，自拟稿件。”（见上引刘维开文，第99页。）

蒋介石大言不惭并没有什么意义，倒是志愿军的攻势迫使联合国军退却到三八线，美国政府如果在此时让步，那将意味着杜鲁门政府必将灰溜溜下台。而且美国也将在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更不用说刚刚在二战中赢得的世界霸主地位的损失了。这是美国利益所不能允许的事情。毛泽东也正意气风发地打算把美帝赶下大海，也没有估量美国是否能够忍受，更没有估量自己有没有能力迫使美国忍受。新中国沉浸在战争解决问题的凯歌声中，完全没有外交努力谋求自身利益的打算。

8日，杜、艾联合公报发表，“英国已经承认中共政府，因此认为中共代表应获得中国在联合国所占有的席次；美国则继续反对允许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他们一致认同不使此种分歧影响双方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张群日记记载：“自艾德礼到华府与杜鲁门开始会谈以来，局势极度紧张，所有留心时局之人，皆注意韩局及华府动态，极其焦虑。”蒋介石则称“此为最危险之一周。”12月16日，中国拒绝了联合国14日“立即停火”的决议；安理会也否决了中国的提案；同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并开始对中国大陆禁运。28日，美国答复苏联的备忘录，拒绝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并坚持单独对日媾和。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中共军的威望，这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至为重要。”对于台湾而言，难关已经渡过；美国政府终于摆脱了弃蒋的犹豫，转到坚决保蒋的立场上来。中国从此面临着“两个中国”的问题，直至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