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和记者是两个伴随我一生的身份
作者：知青记者
|
|
|
|
| |
|
|
| |||
|
|
| |||
|
知青和记者是两个伴随我一生的身份
作者：知青记者
|
|
| ||
|
| ||||
|
| ||||
|
知青和记者是两个伴随我一生的身份 【以下是接受一家知青杂志采访时所谈。我省略了对方的提问】 知青和记者是两个伴随我一辈子的身份。我以普利策的“倘若国家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为座右铭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一直记得小学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成绩摆在那里跑不掉，真正重要的是找出毛病。”我认为政府也是如此，它应该欢迎大家、尤其是记者帮它找出问题，而不是歌功颂德，歌功颂德毫无意义。当然后来我也得知了杰弗逊的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第二，我是知青，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苦难的经历中发现一点什么，以推动国家的进步，而只会说“青春无悔”之类的话，我们的苦就算白吃了，也对不起我们的后代。 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写一写自己，写成一本书。我已拟定了提纲，如果哪一天有出版社约我写知青回忆录，我会用一个月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
知青时期我很玩命，无论生产队（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的农活还是知青点的活儿，总是一马当先。 有时生产队收工了，大家都回家了，也都累得要命，恨不得马上回到家里休息，我却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为知青点砍柴，往往是砍到了一捆柴，捆绑好放到肩膀上，天已经黑了，找不到林间小路了。我只好扛着大大的一捆柴，在枝桠和荆棘中左冲右突。好不容易走出山林，已是大汗淋漓，胳膊上、大腿上也是伤痕累累。 其实，我年轻时很瘦弱，这样的体力劳动对我格外不容易。有时也想爱惜一点自己，但一想起马克思说的“劳动是一种能将人的意志锻炼成钢铁的教育”，和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那个贵族出身却与烧炭党人为伍、常年奔走在亚平宁山区、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以及正在为革命党筑路、被昔日的情人、此时已经成为贵妇人的冬妮娅讥嘲的保尔柯察金，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另外，我们这个知青点是先进知青集体，有20名知青，其中一半是女的，非常团结友爱，一直没有分灶吃饭。开始几年，我们还搞共产主义试验，不管每位知青从生产队赚到多少工分，统统放在一起，共有共享。年底若有富余，再平均分配。我是这一试验的坚定的支持者。 但是我的上述努力并没有为我带来好运，不但提干、招工、推荐上大学摊不上，还差点被当成反动分子抓起来。这件事是这样的—— 我们知青点有一位知青，比我高两届，文革前是勇于同反动家庭决裂的典型（其父是原国民党中央委员），文革中是造反派和红卫兵团结的对象。似乎这一切都赋予他一种魅力，我刻意讨好他，努力走进他，春节回沪探亲时还把箱子钥匙交给他。不曾想，他看了我放在箱子里的读书笔记，认为我思想反动，就向县知青办报告了。 等到知青探亲差不多都回来了，县、乡两级知青办的负责人就来到我们生产队，召集所有的村民和知青，开了一个批判会。县知青办的领导指着我说：“这样的知青（指我），晚上偷偷地看反动书籍，白天劳动再好，也不能说他好！”很多年后，我听说，幸亏许多村民和知青都为我说话，要不然，那年就该把我抓起来了。 从此我就变得很压抑，再后来我就转到余江县农村去了，独自在一个生产队插队，成了一个失群的知青。再后来毛去世了，四人帮倒台了，改革开放开始了，高考恢复了，我的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三条可以离开农村的路——回沪、招工、考大学。我选择了考大学。 这时，我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充满期待，对党满怀希望。因此，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快毕业时，一百多人的大班，我成了新发展的三名党员之一。不过，审批时，党支部对我争议很大，有的夸我“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有的贬我“有明显的自由化倾向”。 我知道，我的思想和许多同时代人不太一样。这种差别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是早年的阅读。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尽管我考上了复兴中学，但不到一年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搞革命”，17岁又碰上“一片红”，上山下乡。但是在上山下乡之前我已经读了很多同龄人不曾读过的禁书，如法国启蒙时期的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让梅叶的作品，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普希金的作品，还有法国作家的、美国作家的，也看了一些马恩和鲁迅的作品，形成了和很多人不一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再盲从。 也许同这种阅读有关，改革开放开始时，籍籍无名的我一下子就跟上了思想界那些领跑人的步伐。 二是家庭出身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我的父母是小商人，属于城市中的下层，和现在稍微好一点的农民工差不多，尽管当时的政府歧视这个阶层，视其为小资产阶级。我从小就立志为穷人说话，为穷人服务。上山下乡中，我又接触了农村里的穷人，为他们感到不平。我年轻时经常发誓“绝不忘本”。
大学毕业后，作为“毫无背景”的平民子弟和外乡人，我无缘留在大城市，进入好单位，而被分配到江西宜春市，进入宜春地委机关报当编辑兼记者。这是我漫长新闻生涯的起点。 当时，这家报社的五名编委全部面临退休，新来的大学生中，我是唯一的党员，有历练，黄金年龄，是重点培养对象。我的工作也干得很好，我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宝剑出土”记》上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新闻期刊《新观察》的头条，震动了全报社。 可是，在一次针对同事的批判会上，我成了所有培养对象中唯一没有批评这位与我并无交情的同事、即惟一没有紧跟领导、没有站稳”革命立场“的落后分子。此后，我就被穿上了小鞋，所有的好事——提拔、评职、提薪、分大房都远离了我，一些”追求进步“的同事也疏远了我。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就被这个体制踢出局。此后再也没有入局不过，我并不后悔，还认为“这是我为心灵自由付出的代价”。 1987年年底，国家决定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我出走海南，脱离了体制，先后参与了两家半官半民性质的报纸——《海南开发报》和《海南经济报》的创办——前面那张报纸我是三名编辑之一，它曾经风靡一时，经历了一场哗变后衰弱；后面那家报社我做到编辑部主任。再后来调入海南省旅游局，参与创办了《海南旅游报》，任副总编辑。 但这已是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遭受重大打击，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的瘸腿改革，实际上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海南经济特区建设也进入低谷，“大陆人”纷纷离开。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承接了一个北京的项目——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调查，并完成得不错。调查成果后来变成一本书。接着我就调进了北京，在中共延安时期创办的《中国妇女》杂志（法律版）当编辑兼记者。 在这个单位，我意识到中国暂时告别了“街头GM”时代，进入了“个案维权”时代，开始利用职业身份积极介入底层百姓的维权，还意外获得全国信访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我做的广西水电系统一线施工工人维权稿件被他们复印几千份，还放大贴到街头。但我这些作为，给单位领导带来了政治风险，她开始限制我采访。 这样我又有了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一是写出了《中国大拆迁》书稿，二是为当时中国最前沿的时政杂志《南风窗》当特约记者。但是，因为大家知道的的原因，我的《中国大拆迁》未能在中国出版。 到北京之后，我实现了青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成为国家级媒体的新闻记者。我的个人阅读和交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我青年时代的另一个理想是成为一家时政类媒体的总编辑。 接着我从中国妇女杂志社提前退休，然后被另一国家级法律杂志聘用。在那里我得以结识许多胸怀大志的维权律师、刑辩律师和行政诉讼律师。在这个基础上，我出版了新书《大律师》，江平为它写了序，贺卫方为它题了词。这本书在律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时期我也开始写博客，后来又注册了新浪微博，就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遗憾的是，在知青这个群体，就这些问题积极发言的活跃网民实在是太少太少，我在这个群体中也很难找到知音。好在，我的微博粉丝里面有贺卫方、陈有西等等站在改革前沿的大家，这点颇让我有点自豪。 渐渐地有一些机构注意了我。但首先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看上了我，把我聘去创办一个面向全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网站。我们知道，刑事辩护就是人权辩护，刑辩律师是专门同公权力对抗的，这正合我意。如今，这个网站已经办起近半年了，有了一点影响。这样，我的当总编辑的理想也算部分实现了——又一笑！ 当然，我雄心勃勃。我想，如果十年内健康不出问题，我还有机会做更大的事情。 2013-02-0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