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返城的日子里·四】：国家农垦总局下发了一个文件·可以顶替回上海……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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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返城的日子里·四】：国家农垦总局下发了一个文件·可以顶替回上海……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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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返城的日子里·四】： （42）中坚力量 1979年1月10日（星期三） 今天，与分场的一位干部聊天。同样是知青，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那些过去无法交流的思想可以大胆讲出来。（我不想记下人家的名字，以免将来的麻烦） 他说----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为难。我也是知青，我也想回去！可我又是一个分场的干部。农场党委的要求我总归要执行吧。我的心里也明白，完全按照农场党委的要求办事，知青们非把我揍扁了。完全站到我们知青这一边吧，（我的心里完全是向着知青）我就是担心万一北上请愿搞砸了，秋后算帐时，我还可以帮一下我们知青。所以，我现在采取不表态的态度。你们有事，相信我的话，可以交流交流。但是我不代表领导。我还是我，一个知青！ 至少，你们罢工了，我没有说一句话。你们外出请愿了，我是默认的。你们贴大字报，我是认认真真的看的。为此，农场党委已经批了我几次。我只能装糊涂。 知青的问题是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农场没有搞好，我们都有责任。我感到，对知青的问题要放到全国的范围去看。这是“文革”留下的一个大难题。光靠我们云南的知青还不够。我们仅仅是起到了突破的作用。当然，结果如何还不知道，要看中央了。但是，现在是邓小平当政，我想结局不会很差。小平是个很开明的人。我们寄希望与小平同志。 你由于出生的问题，一直在连队当工人。我早就想启用你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谈了。我建议你好好记下这次西双版纳知青的事件，将来一定是个好素材。你能写，现在要参与，但要注意一个度。留有余地。 我们谈论了很多。我为有这样的知青朋友感到高兴。这些长我们几岁的“老知青”，用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在帮助我们。我想，版纳的知青如果能请愿成功，千万不能忘记这些担任着领导职务的知青朋友们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
1979年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看见了1月2日国家农垦总局下发的一个文件-----（79）国垦办字1号 文件是这样讲的：“我局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听取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丁惠民等28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们来京反映问题是正当的。鉴于国务院已派调查组前往云南农场，就地听取意见，青年同志们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贯彻国务院1978年12月25日的三点指示，安定团结，顾全大局，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丁惠民等28位同志应动员农场青年立即复工，并动员现在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农场青年返回生产岗位。自本文下达之日七返回工作岗位复工者，这次停工期间的工资可予补发。” 在说到这次大规模的知青罢工请愿事件时，文件是这样讲的：“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事件涉及面广，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很不利的。我们国家农垦总局在组建前后，对云南省国营农场知识青年思想上不稳定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没有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在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帮助云南省农垦总局切实解决“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在农场知青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实际问题，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 在讲到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文件说：“各级领导干部要看到，由于我们本身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对“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没有及时昭雪、平反、纠正，对个别干部中捆绑、打骂、迫害青年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没有把生活搞好，青年们不满意，有气。这也是引起这场罢工的原因之一。” 说的都是实话。就是晚了一点。 局面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些话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反正把帐都记在“四人帮”的身上，没错！可这四个人已经被打到两年了，我们的这些干部都在干啥？天知道！
1979年1月12日（星期五） 接到父亲的来信，我可以通过“顶替”的办法回到上海，进父亲的单位----上海第三机床厂。这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有关的手续已经开始办理了。父亲叫我再耐心等一下，他在信中再三叮嘱我，安全第一，一切以平安回到上海为目标。 终于可以回去了。我兴奋了整整一天。从1970年4月离开上海，快九年了。这里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我想，没有这次我们云南知青的大罢工，可能我们回城的日子还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惠民是我们知青中最勇敢的人。换了我，一定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我们西双版纳五万知青的行动终于有了收获。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还在北京的请愿团的知青战友们。他们的付出赢得了我们的大返城。 终于可以回去了。我兴奋了整整一天。这个时候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感受。毕竟在这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我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西双版纳。昨天，我们的一位分场的领导（和我的关系不错）对我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教学生？谁来开拖拉机？医院关门？我们舍不得你们知青走啊！唉，真是抱来的孩子养不家啊。你们知青一走，农场十年难以恢复元气。 他一直在哀叹。可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我很同情他说的话，这也是现在农场的真实情况。知青已经是农场的主力军了。但是人总是有血有肉的，亲情是无法用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我们的家在城市，回去是唯一的选择！ 晚上和几位好友痛痛快快的喝了酒，一醉方休！高兴啊！
1979年1月13日（星期六） 我想，知青一定会成为今后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在是到农场后最舒服的日子。可以不上班，可以安安心心的看书，还是做一些关于知青的笔记---- 上山下乡运动，一般以1968年毛泽东12月21日的号召为开端。在西双版纳，早在50年代，就有小批知青到来。资料显示，1955年4月，西双版纳农垦事业拉开帷幕。1956年1月24日，550名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到达西双版纳黎明农场，他们可以算是最早一批来到农场的知青，随后，1957年41名昆明青年学生，1958年47名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生被安置到勐养农场，1962年894名昆明青年学生到达垦区，1965年重庆青年学生1500余人到达垦区，这是垦区早期首次成功接收大批省外知识青年。但是，这些知青还远不是现在所谓“知青大潮”的成员。 在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之前，1967年11月25日晚，北京市二十五中、六十五中、女子第十四中的55名应届毕业同学，通过努力，向周总理递交了报告，强烈要求到西双版纳建设祖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第二天周总理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后面是时任副总理的李富春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1968年2月8日，55名学生踏上南下列车，10天后到达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今六分场）5队。 10个月之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全国上百万城市青年开始向农村迁徙。 1968年12月初，上海376名知青奔赴西双版纳。我们经常叫他们“老上海”。此后从1969年到1972年，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地共10批，53294名知青来到西双版纳垦区。垦区职工总数是87955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上海知青30245人，重庆知青15548人，昆明知青4097人，其他地区知青353人，知青占职工总数的60.59%. 除垦区外，在此期间，西双版纳州农村还接收安置知青2868人，其中上海知青1830人。至此，西双版纳接收知青共56126人，而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1972年年底，全州人口为563894人，知青约占全州人口的9.91%。 西双版纳是傣族和哈尼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解放后直到1960年代都几乎没有什么汉族传统，是大规模的农垦开发，为西双版纳迁入了大量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南下部队以及湖南（祁东、醴陵）、云南（思茅）的农民，他们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各自家乡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心理认知甚至方言土语，开始在西双版纳建立起不一样的生活图景。但这批人的主要身份是战士和农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并不高。随着知青的迁入，我们可以说，这将近10％的人口是西双版纳最有文化，最有见识的人，我们的到来，带来的是一种先进的城市文化，什么“再教育”，究竟是谁在教育谁呢？ 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毛泽东所料不及的。现在，知青起来了，又给这块土地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1979年1月14日（星期日） 今天，接到汪绍良的来信。他是去年离开连队到辽宁的铁岭去了。 汪绍良是一位北京知青,是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最要好的战友.他为人忠诚,在连队里是大家的老大哥.我们一起生活了有五年.绍良是“曲线救国”，先到铁岭，而后再回北京。信中说回北京的事办的还比较顺利。祝愿他早日能够回到北京。我详细的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们云南知青大罢工的情况。边写边回忆起我相处的日子。 记忆中,有一次上山去排除树桩,为拖拉机开梯田清除障碍.当我们来到一棵大树桩时,想了许多办法挖不出这个树桩,只好添埋炸药,把它炸掉.于是,我们埋好炸药,把导火线点燃,可过了好长时间不见起爆,一定是哑火了.我们俩都明白,排除哑火的事是很危险的.绍良抢着要去,还说他有经验.我坚决不同意!争了半天,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一起去!为了预防万一,决定留下遗言.于是,我们把一包香烟拆开,在烟壳上写起了"遗言".写完以后,搬来一块石头压上,还把衣服盖在上面,为了万一出事能被人发现.结果是没事.我们十分小心地爬过去,一看是导火索断裂.与绍良患难中的情谊一直记在心里!
1979年1月15日（星期一） 今天，在小街的东风农场场部门口，碰到五分场三队的阿敏，我们是一个学校一起到云南来的。他现在还在五分场三队。为了搞病退，特意到农场的医院来。好久不见了，以前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当然，现在的话题自然是我们知青的回城一事。已经有不少的知青回去了，特别是那些女知青。阿敏告诉我一些情况-----小胡，本来和小邬谈朋友，已经是到了很投机的阶段。其实小胡的父母也不是说小邬人不好，就是为了离开西双版纳，就在武汉为小胡找了一个对象，于是小胡就匆匆嫁到那里去了。好在是进了工厂，就此可以结束种地的生活了。 还有小王和小袁，一个嫁到河南，一个嫁到江苏，都离开了连队。从此就可以离上海近了一些。 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小管就嫁给了我们连长的儿子，她已经是云南人的媳妇了。 我感到这些都是选择，只不过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罢了。 女知青可以通过结婚的方式离开西双版纳，我们这些“和尚”就只好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我对小袁说，好在现在我们也有希望了，也可以回家了。唉，这些女同胞是不是走的快了一些呢？当然，谁能预见到今天。况且，女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像我们男孩子，总是要嫁出去的。这也是一种归属吧。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听天由命吧。 祝愿我们这些女知青在异乡生活的好一些。 今天，我们可是真的要回家乡去了。
1979年1月16日（星期二） 又是在场部，我意外的见到了我在72年时在五分场学校当老师时的一位学生小彭。如今，小彭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他考上了云南大学。农场的后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交谈之余，使我想起了当年当老师时的情景。 72年的时候,我调到云南东风农场五分场小学当语文老师。我教的是五年级.第一堂语文课时,我要求学生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已记不清了.有两件事至今还记得.有一位学生举手问:老师,煤油灯的灯字怎么写?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灯"字.这时候这位学生一看说:认识,红灯记的灯.那堂课上,我不停的在黑板上写着学生们"不认识"的字,结果大都是这样:沙家浜的浜,杨子荣的荣等等.另外一次上课时,课本上讲到"公共汽车",一下子许多学生都问,啥叫公共汽车?我想了半天,只好这样解释,就象大家看到的拖拉机,上面有蓬子盖着的,里边有椅子可以让你坐.上去后要买票,汽车可以送你到目的地.比如,从我们五分场到六分场.我解释后,也不知学生们是否明白.我补充说,我们大勐龙将来一定会有公共汽车的.多少年过去了,我想,这两件事印记着我们这个年代的烙印,今天听来是好笑呢还是一种苦涩?!好在学生们都长大了，他们将是这个农场的未来！
1979年1月17日（星期三） 我在《西双版纳报》社的好友小赵走了，通过关系调到安徽铜陵去了。她来信希望我把去年我写的一篇小说寄给她。今天，我又把这篇小说修改了一下。给小赵寄去。 去年的五月，我到小赵那里去玩。她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农场的一位女知青看了电影《红楼梦》以后自杀了。留下的遗书说，林黛玉这么好看也死了，自己长得很难看，又受到欺负几次恋爱不成，活得没意思了。 真的很可悲。我们知青中竟然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实在是太可悲了。于是，我一激动就写下了这篇小说《她，安静了》。怪谁呢？文革？毛泽东？还是我们自己？留给历史去作出鉴定吧。 附：小说《她，安静了》 她，安静了 “她，终于安静了。”我默默地祈祷着。 小燕刚死的那几天，大家都议论纷纷。几天后，人们很快地把她忘了。偶尔说起，大抵是笑话一则。 “这个人真傻，看一场《红楼梦》电影，就去寻死了。”“哟，她还要跟林黛玉相比，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面孔。”“十三点呀，死得一点也不值得―――轻于鸿毛。”于是，大伙儿给小燕作了结论：戆头戆脑！渐渐的，小燕就像在地球上永远消失了。那座新坟上已经长起了新草。 好像一定要是一位战士，才能够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灵里。当人们来到烈士陵园时，或许会记起死去的人那可歌可泣的事迹。或者是在呼风火哨的炼钢炉旁，在降龙伏虑的广阔天地，在杀声震天的练兵场上创造奇迹的人们，才会使人永久地怀念。可是小燕则“戆头戆脑”地死了，有谁还记得起她呢？ 夜，静极了。呼呼的朔风似乎把一种可怕的“灵魂”吹进了草屋里。我呆呆地凝视着小草房里空余的角落，那儿曾搁置小燕的床，地盘不大，可我却感到空旷极了。是我内心的空虚、惊慌吗？不！我是从不信神的，决不信那些幽灵重返人间的邪说。也许这时，只有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同伴，还依稀记得起她的一些片断。我仿佛感觉到小燕站在我面前在说，在诉说，在不停地讲述―― ――我命苦哟。您瞧瞧我这长相。真的，鲜红的脸庞上怎么都长满了疙瘩呀，难道是西双版纳的水土给我打下了印记。娇嫩的皮肤上怎么尽是小疱呀，难道是蚂蟥、蚊子、可恶的小虫儿留下了烙印？啊，不能怪这一切。我把爹妈的一切缺点都集中起来了。爸爸那双倒挂眉毛下的小眼珠子，妈妈那猪糟鼻子和肥大的嘴唇。还有先天不足的原因，我那庞大的乳房和圆桶体的腰杆，把贴紧肉体的衬衫快撑破了。我的脾气最暴躁，每天发牢骚，不停地诽谤，可没有一定的责骂对象。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兄弟姐妹中，哥哥早已就业，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姐姐在上海近郊的国营农场；弟弟在上海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其实，我真不愿意来农场。那时老师说：“你，不去农村，你的弟弟就不能进工厂。”我的天哪，弟弟的责备，妈妈的叹息，爸爸的咒骂，姐姐的劝告，哥哥的安慰。好了，我终于来到这个“夹皮沟”里，噢，西双版纳，美丽的西双版纳。是的，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太苦了。当工人的爸爸和终日操劳家务的妈妈，他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财富”。我不像萍萍，她爸爸是个大资本家，虽然说受了点冲击，毕竟还有雄厚的“底子”。我不像丽丽，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的老师，她有许多的书，对，叫什么“精神粮食”。我不像琴琴，她的父母都是工人，就两个孩子，生活够宽裕的。我有什么呢？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亚热带地区无情的娇阳和倾盆的大雨，农场那一个“突击”连一个“会战”。每天比部队还要机械的生活，给我增添了数不清的皱纹。我过早地老化了，外表和年龄是极不相称的。我心爱的伙伴只有锄头、砍刀，终日行走在茅草房到大山的崎岖小路上。唯一的安慰是在信中向爸爸妈妈写上几句知心话。可这知心话，一旦被发现，支部书记马上会将此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研究分析，然后就是大会批判。我唯一想往的是三盼：一盼星期天，可以睡个懒觉。二盼逢年过节，队里杀个猪，有肉吃。三盼两年一到回家探探亲。不过这第三盼最难了。理所应当的探亲，非要我弄虚作假。比方，叫父母打个谎称“病危”的电报，否则，队长那粗鲁的声音：“生产任务紧，不批！”呵，我的妈妈呀，他这么一句话，我又不知到何时探亲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我不像萍萍有一双会做生意的嘴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她来农场后，很快就当上了小学教师。按她说的：“这下好了，教教书晒不着太阳了”。我不象丽丽那样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打倒了“四人帮”以后她考上了大学，终于向这儿告别了。我不像琴琴那样心情畅快，一帆风顺。她当上队干部，甚至自豪地宣称：“我以后在农场结婚了，请事假回上海，不扣工资。”我呢，一个渺小的农业工人，发高烧三十九度，队长说：“挖渔塘去，劳动能治病。”我，一个女人要跟男爷们一样干活。完不成任务，还要扣工资。我，一个被人厌烦的人，不像琴琴那样，找到了一位能干的男朋友，瞧她的宿舍里，都是她的男朋友做的桌椅板凳。我，只有一张竹笆床和爸爸给我的小木箱。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没有人爱我。像萍萍，她在昆明城里找到了一个对象，以后可以远走高飞了。因为“女跟男走”嘛。随着年龄的增长（绝不是性欲），我是多么渴望在某一天夜晚，一个小伙子，（不要漂亮的呀）突然闯进我的心里。因为，我没有能力考大学；没有能力在农场天地以后的城里找男朋友；没有本事办病退，所以，爸爸妈妈来信要我安心了。可我，向三个小伙子提出过爱情的要求，回答我的却是刺耳的嘲讽、尖刻的挖苦、冷言的拒绝。他们说我“太丑了”，“象个树墩墩”“柏油桶”，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渐渐地爱情成了我心头的一件烦事，三盼成了四盼。农场的天地就是这么大，一个生产队，张三李四王麻子，心里都明白。谁也不会来找我。到别的队去找对象，天啊，我们队在山沟里，离我们最近的队也要走一小时的路。难得一个休息天，去找对象，让人见了多么好笑。我没有像琴琴那样有地位，没有萍萍那种艳媚多情的美姿。总之，没有男人们喜爱的一切。我的脾气更坏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脑袋瓜里好像少了些什么。昨天，场部放电影《创业》，那个章工程师的一句话：“我这个丑媳妇不怕见公婆”。这话使我脸色灰白，浑身打颤。我这个丑媳妇怕不怕见公婆呢？哈哈，老天有眼呀，那位尖刻嘲讽过我的“光棍班长”竞爱上了我。起初，我怎么也不相信，但他是多么诚挚、热情、亲切。从此，我这个渺小的农业工人，请病假不用犯愁了，因为他是班长，可以批假。从此，我干不完的话不用担心被扣工资了，他会帮我干完。从此，在我的破草房里增加了他给我的小木凳子……这光棍班长怎么搞的？他那满脸胡楂竞狠狠地印在我宽厚的嘴唇上；他那双粗大的带硬茧的手使劲地揉着我的胸脯。他似乎不满足，永远地不满足……我的天哪！起初，我感到这一切太可怕太突然了，怎么能这样呢？突然，那些冷嘲热讽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啊，我命苦，这下好了，满足了他。他永远不会厌弃我了。哼，你也没法厌弃我了，我心甘情愿了。当黎明将要来临时，光棍班长满足了，悄悄地环视了一下宁静的连队，象老鼠一样溜走了。他走了。我仰望茅草顶，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真的，我命苦啊！他满足了！他抛弃了我！不！这怎么行呢？我不同意。可我又没有办法。我说不出口呀！真的，这些人世间公开的秘密啊，我简直说不出口。天啊，我的天啊！可恨那光棍班长！啊，天下的男人们啊，他们自私、肮脏、卑鄙、缺德！我快疯了，不顾一切地跑了，晕头转向地走啊。我来到了县城的大街。啊呀，我还没有吃饭呢。耳边却传来了郁抑的音乐。咦，电影院！是《红楼梦》。听丽丽说过，这是讲爱情的。好，我不吃饭也要看。等着，耐心地等着。终于，我走进了烟雾腾腾、汗臭熏人的电影院……我……我……大声地叫了起来：“啊呀――林黛玉呀！”我狂叫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啊。那些可恶的男人们把我送到了派出所，说我是精神病、疯子。于是，我向一位女公安人员急切地说出我要说的话，郑重其事地说：“我命苦。我比林黛玉还苦。同志，你看我，多丑啊。没有人爱我。林黛玉多漂亮啊，可她死了。我命苦，同志，我命苦啊！同志，你们派出所能找人啊，你帮我找吧，林黛玉在哪里，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说。谢谢你，同志。”说着这些话，我的心跳得更加剧烈了。林黛玉死了呀。在宝玉和宝钗隆重的婚礼声中倒下了。嗯，她安静了，死了――我战栗起来。战栗到内心的深处：这样漂亮的人居然死了，那么我呢？我吓得毛骨悚然。于是我跑了，发疯似地跑了。林黛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求她宽恕，求着，求着…… 呵，爱情，多么可怕的字眼。我有过错。我以为最幸福的时刻正是在那疯狂的热恋之中呵！我是个人啊，决不应该那样干！我必须沉默！我不得不停留在我生命的荒漠无垠的原野之中。我害怕我的生命会缩短：澜沧江水滚滚向东流，我们队就在下游的江边，快把我放进这浪花之中，江水抬着我，顺流而下。去告诉他，光棍班长；告诉萍萍和琴琴，告诉支书和队长。然后，让我消失在浪花中，卷进湄公河，葬入太平洋那水中吧…… 小燕还在说。 我凄淡地一笑……啊，林黛玉，是你的魂勾去了她？是林黛玉吗？ 我想起了《红楼梦》七十回中林黛玉的一首词――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逐队成球。 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浪！ 草木也知愁，韶华竞白头。 叹今后，谁舍谁收。 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流！ 小燕安静了。 “我命苦”这是她自己的结论。 小燕终于安静了。 “这人戆头戆脑的！”这是众人给她的鉴定！ 我呢！ 我想，时间啊，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巨人，或迟或早会给每个人（包括伟人）作出真、善、美的鉴定，或是假、丑、恶的结论。 窗外，下起雨来了。 闪电如金蛇在空中狂舞，霹雷打断了门前的朽树枯木。 写于1979年1月东风农场十五分场
1979年1月18日（星期四） 继续抄录我们知青的诗歌。我想，若干年以后，这些诗歌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八年沉醉黄梁吃， 生死一别梦已尽。 请愿无罪北上坚， 项颈宁伺利剑刃。 丹心一片甘自由， 满腔热血争人权。 若能获得此物归， 先抛我颅何不可。 《浪声》 涛浪掀起愤悲潮， 八载苦水决堤哨。 四害毒注昨方知， 平冤昭雪看今朝。 赴京请愿泻心声， 旧恨昔冤滔天浪。 倾尽余勇伐四害， 还我青春回家乡。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北上请愿，在此期间，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中，开展了一场捐款运动。我们从每个月三十多元的收入中，毫无保留地捐款给他们自己的代表。有一首诗这样写 《捐》 捐， 为了四化早实现。 别犹豫， 拿出青春献。 捐， 父母兄妹泪流干， 归心切， 八年不算迟。 捐， 数载岁月多辛酸， 心欲碎。 盼子家团圆。 捐， 该向四害讨血债， 同心干， 革命勇向前。 捐， 赴京代表已推选， 众知青， 同心表意愿。 还有一首《好了歌》也别有一番味道。这是写知青中几位“代表”的，知青们称他们为知青的败类――― 知青都晓代表好，唯有升官忘不了。 张三李四在何方，早随四害殉葬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地位忘不了。 “卫疆”“小兵”在何方，早被人们唾弃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扎根忘不了。 铁心扎根在何方，城市内地早到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大家忘不了。 真才实学去不成，狼亲狗戚早走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真正代表在何方？ 知青命运全不顾，那管菜少房漏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真正代表出来了， 丁君惠民开头炮，知识青年齐叫好。 诗中写的“张三”指“白卷英雄”张铁生。朱四指朱克家。卫疆指原勐满农场党委书记、知青罗卫疆，小兵指原勐棒农场党委副书记、知青郭小兵。 这首诗是勐满农场的知识青年写的。同其他诗一样，在大量印发的油印诗传单上，知青们是不署名字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要用诗来抒发自己真实的感触！ 没有虚假，只有直言。有的诗或许还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当然对我们的罢工和请愿，包括这些诗，我只想说，知青们在说真话！在76年以前那个假话连篇的"文革"年代之后，敢这样说话，而且不止一人，是成千上万，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对此进行一下反思啊！ 谈不上同天安门广场“四五”的诗歌比较。但毕竟这些诗的背后，它所产生的缘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真的总是真的！这里，才是真的！真话！
1979年1月19日（星期五） 在农场的这些年里，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的。我们始终处于一种“恐怖”的精神世界里。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要上山，天上的乌云翻滚而来。小E一见就说了一句：“要变天了。”是啊，马上要下雨了。这句话没有错啊。可是错了。走在后面的指导员听到了。他没有作声。 晚上，全连开大会，指导员不点名地说，要注意阶级斗争地新动向。有个别人就是想要变天。我们要提高警惕！原来，小E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吓得小E从此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我自己就经历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过程。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场部通知我们到场部设置的灵堂上吊唁。 那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去吊唁。队伍走进灵堂，我突然发现一位老朋友站在那里在守灵。好久不见了，此时不能说话。我只能默默地向他点头示意。他也用眼神向我示意。 第二天，连队开大会，队长很气愤地说，据反映，有人在悼念毛主席时还微笑。 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全连地人都吓傻了，谁有这么大地胆子呢？ 大会结束后，和我关系较好的副队长告诉我，说的就是你！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连忙打了一份探亲报告，匆匆回上海探亲去了。要知道，我可是“右派分子”家庭出身，那个年代，惹上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麻烦可就大了。好在躲过了一劫！！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能怪谁呢？ 一句话，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979年1月20日（星期六） 我们都准备回城了，留下的是那些老工人。这些人有的是从湖南来到、有的是部队退伍的、有的是云南当地的。加上我们知青，就形成了这样的农场。现在，已经成为农场“主力”的知青突然要大撤退了，显然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这么些年来，与这些老工人天天相处在一起，现在要分别了，在感情上一下子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这些天，我们知青是基本不上班了，可我们的老工人还是在坚持岗位。 每天，我们还是能够听到队长老赖的叫声：“上班了。”只有几个老工人跟在他的后面上山去了。我曾经问过老赖，还叫啥呢？他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呀。我们还要生活下去的。当然，你们是叫不动了。”每天，我们还要吃饭。我们可以看见退伍兵韩路在食堂里忙碌，到时就听见他的叫声：“开饭了。”他还风趣的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就吃不到我烧的饭了。 每天，我们还是能看见老苏夫妻俩扛着锄头下菜地去了。这对从湖南来的老工人可是我们队里的宝贝。他们就是有办法在雨季天保证蔬菜的供应，使其他连队的人好羡慕。 就要和他们再见了。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了多年的老工人，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是“中国人的脊梁”！他们将在这一片土地上永远生活下去，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生生不息啊！
1979年1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幕是我永远难忘的。 在我们去场部的崎岖小路旁，一个婴儿躺在包裹里。小孩很乖，睁大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不时那张小嘴还咧开冲着我们微笑。包裹的一旁放着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收音机下压着一张纸。我们几个把它捡起来看着。上面写的大意是，我们是知青，现在要回家了。政策规定，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的知青是不能一起回上海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离婚了。可怜我们的孩子，那位好心人把他收养一下吧。这台收音机使我们结婚时买的，也是我们唯一值钱的东西，就送给收养人吧。 我们无语。同去的小王是位女知青，她先哭了起来。现场的气氛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知青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如此的下场！孩子是无罪的，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今后，这孩子的命运将是如何呢？也像我们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一辈子？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大城市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被当地的老乡收养了，结局会是怎么样呢？能怪这对狠心的父母吗？！你们就这样不负责任吗？这可是你们的亲骨肉啊。唉，这真是人世间的悲剧啊。 我们知青越围越多，谁也不说一句话。有的是凄惨的哭声。 一会儿，来了一位傣族“老咪涛”（老大妈），她默默的抱起孩子，拿起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走了。我们默默的跟在她的后面，一直走到寨子里。忽然，一阵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我们的身后传来，只见一位女知青发疯似的冲了过来。她一把从“老咪涛”的手中抢过孩子，头也不回地就逃走了。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老咪涛”连忙抱着收音机想追上去，可一眨眼，那位女知青已经消失的无影无终了。 我身边的小王说，这就是孩子的母亲。我认识她。 好了，孩子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我记下了这一幕，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哦，我们苦难的知青！
1979年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得知农垦总局领导向机关全体同志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老农垦部长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1月4日接见几名知青代表的谈话纪要： 王震首先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 王震说：今天我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我们交交心嘛！我们两个老头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王震在听取了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语气沉重地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少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站多年，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八十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回去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 当谈到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时，王震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了才结婚。 王震勉励知青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他向青年们讲了唐大宗李世民与他的左右丞相房玄龄和魏征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故事。他说：我们现在还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知识青年要在边疆安家立业，创造新乐园！ 王震还很有感情地回忆说：你们西双版纳农场，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也能有茄子、辣椒吃。 王震最后对青年们说：你们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长一些，看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请你们赶快回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话说的都对，可就是没有我们知青需要的----回家的承诺！ 现在，农场的知青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回家！回城！
1979年1月23日（星期二） 今天接到父亲的来信。到云南以后，父亲几乎每周要给我来一封信，大多是一些叮嘱。有时他也会纠正我回信时的语法错误，包括一些字，我写的不好，他都要一一纠正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做事一丝不苟。工作又很认真。我真的有点搞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父亲的来信也许是很及时的。我把父亲的信抄录下来----杰儿： 来信收到。顶替的调令已经寄出，望查收。全家盼望着你早日回家。你妈妈为了你的调令，天天到我的厂里去，我很担心她的心脏病，可她就是不听。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可要记住啊！ 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回来以后，我们家里总比别人宽敞一些。我和你妈妈商量好了，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在家里搭一各阁楼，你就可以和弟弟一起睡在上面。你弟弟已经在筹备材料了。总之，我们急切的盼望你回来。 我们在上海已经知道你们云南的知青在闹事，有的上北京去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有时比较冲动，爱打抱不平。这既是优点，可又是缺点。记住我当年的教训，什么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要全面。二十年了，我能活下来，能看到自己平反的一天，已经是尚尚大吉的事了。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望你切记。当然，也要服从大局。大家都在干的事，你也不要推脱，这毕竟是关系到你们命运的事。我的意思你应当明白。 回来时，一切以安全为主。东西可以不要，只要人回来就可以了。你有很多书，你弟弟也有很多书，那些重复的书就处理掉吧，减轻一些负担。 总之，我们盼望着全家团聚的一天！ 父字 1979年1月15日
1979年1月24日（星期三） 在云南东风农场这些年中,有好多领导对我的教育直到今天也难忘.由于文化的原因,有的领导也闹笑话。 1.那年搞批林批孔,我们连队的一位副指导员在大会上说:最近,在我们共产党内出了两个坏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孔老二.2.70年,我们刚到农场,赶上毛泽东发表五.二0声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最近,柬浦寨出了两位英雄,一位是诺若敦,一位是西哈努客.3.评<水浒>时,一位副连长在会上读报说,水许(浒)上有个李达(魁),挥舞着两把大爷(斧),不当投降派.还有不少.绝不是讥笑这些领导。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文化少了一些,但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边疆的精神和对我们知青的爱,永远是令人难忘!记得一次上山砍树,我被一棵树击中,当场倒下了,是我们的连长把我从山上背了下来.后来他还专门烧了鸡汤到卫生所来看我,至今难以忘怀!他们是好人!
1979年1月25日（星期四） 边境的局势紧张起来了。这几天，到处在流传越南人在我们云南的边境挑起事端，尽管与我们东风农场（大勐龙地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战争的硝烟已经闻到。在我们从景洪到昆明的公路上可以看见部队在不停的调动。到处是军人，就像前几年帮助越南抗击美国人一样，军队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战争的来到。 我们这几天也在议论这件事。但大家更为关心的是我们何时可以回家。对于越南的行径，不少知青都在说，这么多年，我们省吃俭用支援他们，现在反过来用我们的枪炮来打我们，这叫干的什么事。我们在“文革”中干了多少蠢事啊。 好笑的是，农场有一位领导跑到我们分场，竟然要求我们分场的领导赶紧把我们知青集中起来，要准备打仗。还是我们分场的领导脑子清醒，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你把枪发下去，弄得不好，知青们首先要打贪官污吏。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搞得那位农场领导很没面子。 家里也来信，知道我们中越边境可能要打仗，十分紧张。父母希望我能尽快回去，担心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再发生意外的事。我想，还不至于吧。 总之，现在是归心似箭啊。
1979年1月26日（星期五） 今天，我又抄到一些我们知青写的诗。不去评论这些诗的艺术性如何，但这是我们知青的真情实感。特记录于此---- 忆秦娥 问天 别故乡，
重口雾障， 西江月 集会 惠民三信飞勐棒， 北上行 ----北上请愿途中有感 历历沧桑尽， 十六字令 手 一 手 二 手， 三 手， 四 手， 五
（60）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79年1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这也许是我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已经知道可以顶替回上海了，已经开始在作回家的准备了。从1970年到今天，我在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过了9个春节。记得1974年的那个春节，我们知青在一起喝酒，然后唱起了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一时间大家热泪盈眶，有的嚎啕大哭起来。事后，我们被连队领导狠狠批了一次，说我们唱的是“大毒草”，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唉，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我们云南知青大罢工已经有一个月了。大返城的浪潮真的有点势不可挡。大家都在做着各种准备，计划着自己的将来的路应该如何走。 我和几位知心的朋友一起做了几个菜，喝着从小商店里买来的烈性白酒。年年的春节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啥呢。今年喝酒的话题就快乐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青的命运将发生剧烈的变化。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就在今天了！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也就在今天了！ 我就要离开这片红土地了。 今天，朋友们都在喝酒，狂饮，一醉方休。我有点头痛，便独自一人出去了。 可能是知青大罢工的原因，加上过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安静。我来到墓地。此时，寂静的墓地里只有我一个人。身后的橡胶林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声响。这里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我的面前只有沉睡的伙伴-----施德全。当年，他才15、6岁就来到西双版纳。今天，我们要走了，要回家了，可他却留在这里。 记得1977年的9月29日，德全临死前，他张着嘴，眼眶里流下一行泪水。这情景是永生难忘的。 施德全是来之上海市上海县（该县已撤销）的一位知青。我是73年到十五分场以后认识德全的。他比我们小两岁，不是应届毕业生。他有一个绰号“小猪锣”。德全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脸。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都把他当作小弟弟。干活时他可是一员虎将。平时他和大家的关系很好。后来他调到其他连队去了。 德全是因为在上山砍竹子时被蜂子叮咬后受了重伤的。当时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十分震惊。场部领导十分重视，连夜把他送到景洪医院去抢救。可惜没有救回来。。 场部后来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因为我们曾同住在一起，我当时十分伤感，专门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德全下葬那天，我把写的文章放进了他的墓穴里。这里埋葬的知青战友，看见这里的一切，你能说我们没有感情、没有贡献吗！ 再见了，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你安息吧。我相信，会有一天来看你的。 哦，大年初一，新春来了。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就这样，我们还将迎接明天！
1979年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是年初二，没有什么事可干，书也不想看。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回家的事。小张又送来几首我们知青写的诗，我抄录于此---- 送别 汽笛一鸣别千里， 有感 来时少貌方十六， 配画诗 眼望四化图， 名曰四化图， 志才全兼备， 赴京请愿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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