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10：没有了父亲的大院·阳关千遍也难留……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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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大院】连载10：没有了父亲的大院·阳关千遍也难留……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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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大院】连载10： （三十一） 父亲七十岁先老了眼睛，看东西必须借助放大镜了；八十岁上，他又老了牙齿，吃东西剁得碎碎的，煮了又煮；九十岁上，他老了腿老了腰最后老了脑子，但有一样始终未老，那就是他的心。 他知道大限将至，早早就为归宿作着准备。七十岁上，他每天不停地写，写家乡往事，写革命经历；八十岁上，他把自己几十年的藏书一捆捆包好，用自行车推到邮局，寄往老家图书馆；九十岁上，他拿出一笔钱汇给老家，请县里替他在龙陵公园种上一棵大树；他又把大哥从老家叫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嘱咐说：“我去世后，一半骨灰留在北京，一半骨灰葬在老家”。当时儿女们都笑着说：父亲您还没老呢，您会长命百岁的。 似乎只有父亲知道自己的期限，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目光在虚无飘渺中游移。他对外界的了解，就靠人民日报、小参考和北京晚报。他每天等待报纸像等待一顿美餐，稍晚一点，他就会一遍遍催促我们去门外看看报箱，或者让我们给邮局打电话询问。我想，大概那边的信息十分贫瘠，所以他要在走之前，尽可能多地阅读这个世界。 05年4月，他在家摔了一跤，跌断三根肋骨，从此身体急转直下。几个月中，辗转于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和复兴医院之间；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肾脏衰竭，弄得医院都不知该将他安排在哪个科。终于，在元旦过后的第四天，他合上眼睛，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刻。按照他的心愿，他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由大哥捧回了云南，安葬在高黎贡山上。六十八年前，他被大山送出家乡时，还是个热血青年；六十八年后，他重归大山，已是一把骨灰。在这个世界，他四代同堂，作了曾祖父；到那个世界，他又成了儿子，可以陪着爷爷，看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绽开簇簇鲜花。 我总感觉父亲还活着，夜里听得见他在老屋打着呼噜，并且费劲地咳嗽着；白天看得见他推我门进来，颤巍巍伸出手，让我帮他做些什么；饭桌上，他用勺子使劲刮着碗底的稀粥，然后舀起一块肉，含在口中慢慢嗍着。只要父亲活着，我就只是个孩子；父亲去了，我才知道自己也快老了。父亲的路走了九十六年，九十六年光阴，有多少个春夏秋冬？如果光阴是春天的花，那花该漫山遍野了吧？如果光阴是夏天的雨，那雨该将天地濯洗干净了吧？如果光阴是秋天的果，那果该缀满枝头了吧？如果光阴是冬天的雪，那雪地上从小到老的足迹，该从眼前走到天涯海角了吧？ 没有了父亲的大院，也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大院。那个大院已经消逝：父辈和他们曾经肩负的使命一齐消逝了。如今的大院，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正轰轰烈烈地从事着另一番事业。十八号是父辈生命的终点，又是我辈记忆的起点。如今我敲击完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将两代人的心路历程呈现在屏上，两眼酸痛远眺窗外，看到一个崭新的大院正灯火辉煌。 据说，即将有一位大院子弟执掌枢机。 如果有一天，父亲在天之灵看到大院子弟功勋赫赫，他会微笑的。 写于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全文完
2008年，我写了关于童年的回忆录《我的十八号》，在结尾，我以《阳关千遍也难留》为题，写了一篇感怀。现在，我将这篇感怀附在《消逝的大院》后面，以再次表达我对十八号大院和对父辈们的怀念。
——给我的十八号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录清照词《凤凰台上忆吹箫》下阙 一. 豫东三年让我知道，你是港湾，我是船。当我弱冠之年重回你的怀抱，你的拥抱是那样慷慨，不论三年前我走得如何绝情。沧海很大，暗礁很多，只有回到你的怀抱才让我坦然，像一只倦游的小船，在你怀中搁浅。 又有了家，还是那栋红砖砌就的四层小楼，还是那套三居室的老屋。父母兄弟们又团聚了，只有姐姐留在兵马俑镇守的古皇城，印证团圆的艰难。朝花夕草，白云苍狗，我像读小说重新读你。读那楼前老松、墙边残碑、东院海棠、西园弱柳；读青苔上的足迹像一首唐诗，读枯木上的蜗涎像一阙宋词，在朝霞灿烂中读你犹如青春处子，在暮色苍茫中读你宛若倩女幽魂；细雨之中读你，给我最恬适的安谧，即便风来雪来，对你的阅读也不会中断。在我眼中，你永远是最美的一部小说；在你眼中，我应该永远是你最忠实的读者吧？ 不管是在一五0，还是在孔化营，不管是做个小小的混凝土工，还是做个小小的职员，你都是我旅程的驿站。每走一段，便去你怀中洗净征尘；黑夜中，你像颗北斗星，烈日下，你像顶遮阳帽；精疲力竭时有你扶助；洋洋自得时有你警醒；垂头丧气时有你安慰；冥思苦想时有你启迪。你的爱不止奉献给我，你将她赠与依偎你怀中的所有人，譬如我的老父。当他离休时，不是你将西院那片肥沃的土地送予他，让他结篱耕耘吗？他种春兰秋菊，植月桂丁香；多少人路过花圃时，都忍不住惊叹那花的艳丽婀娜，而老父亲对赞美声似乎一点不耳背，总会发出孩子一样灿烂的微笑。 或许你有返老还童的魔力？七十多岁的老父竟能骑着自行车，独自跑到黄土岗去弄花肥，午饭时不见人影将母亲吓得够呛。即使到了八十岁上，老父仍腰不弯背不驼，话音洪亮得像打雷。我想这大概是接了你的地气吧？你的树林是天然氧吧，花香鸟语是最好的补品，你的晨露胜过一切滋阴理肺的药丸，你的昆虫歌吟是灵验无比的催眠曲。只要躺在你怀中，所有的梦都是甜蜜的，只要与你相伴，难道我还要苛求什么吗？
当爱情降临时，你是我最好的媒人。 你看着我出生，看着我从婴儿到幼童到少年再到青年，到我步入那个酿造爱情的季节时，你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当高大的白杨用金黄的落叶掩埋了楼前小径，当石榴兴奋地开怀大笑，当喇叭花并排昂首将那粉红色的号角吹响时，想必我的她该来了。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她袅袅走进了你的怀抱，你用晚霞覆她一袭长裙，用缤纷落英为她斜簪一支金钗，你用夕阳在小径铺上地毯，用松汁的芳香熏透她的红唇，“啊，我喜欢！”她欣喜地叫起来，在月圆时刻，赠予我沁人心脾的一吻。 从此眸中那扇窗只为她开了，从此也知道爱情是一场生死的考验。从玫瑰色的温柔乡里，踏进了烟火人间，从抑扬顿挫的诗句，回归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难免会变成那棵养在瓷碟中的水仙，馥郁一时，终又凋零。幸好有你，有你的树影斜过窗纱，春天那树上有一簇簇小小的黄花，接着便结出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它先绿后白再变黄，然后在秋风中飘然落地；那时她会轻轻哼起“啊朋友再见”，让薄雾朦胧得有了诗意；还幸好有你园中的野苋菜，夏天的傍晚，正是她拉我去采野苋菜的时候，那茂盛的苋菜轻抚她的手，冷不丁蹿出的蚂蚱让她发出惊叫；当一盘红得发紫的凉拌野菜端上饭桌时，平淡的日子也被染上些许色彩；最幸运的是你有那美妙的夜色。忙碌一天后，摆脱尘世的烦恼，并肩徜徉在树林中的小径，仰望海一样幽深的天空中，云似风帆，月似航灯，清淡的月光中似有《献给艾丽丝》在回荡，于是一切淡褪的记忆忽又浓重起来，月夜唤醒了海誓山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生的终点共同撞线，那将是我唯一的期待。 从此每次远行，总将她托付你照料，此刻你像她的慈母。即便有风有雨，我知道她在你怀中一定安稳。你会小心呵护她如掌上明珠，把臂弯做她的周末，放纵她无羁无束地慵懒，让朱红木窗凭她远眺，路在眸中，道阻且长，人在心底，影若花香。从此又不再愿远行，还没出门，已将返程票装在口袋里，因为有她在远方相守，她的孤寂成为我唯一要去的方向。 更忘不了那个月白风清的夜，她接纳了一颗生命的种子，他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来了，悄悄闯进了她的生命。畏冷、饥饿、疲劳、晕眩，当生命大厦破土动工时，她经历了怎样一个凤凰涅槃，怎样一个生命周期秩序混乱的时刻。多亏有你，你替她挡住马路上的烟尘和汽车废气，替她消除大都市的嘈杂和喧嚣；你给她一粒野葡萄，让她含着，抵御口腔的麻木。炎炎夏季，你把高大的老榆树变作芭蕉扇，为她扇来凉风；她喜欢躺在草地上，听窸窸窣窣的虫鸣，感受着腹中的胎动，“他爱听蛐蛐叫呢，蛐蛐一叫他就踢我呢！”她常常这样欣喜地叫着。
儿子问世时，哭声定比我来时响亮得多，因为有你的殷勤照料，他要比我健壮，比我聪颖。他是你怀中第三代人，他来时你也为他准备好了一切。正是金秋，河岸的银杏重又燃得似火。蜂儿在秋菊上盘旋，天牛和蜗牛聊着天，蚂蚁忙忙碌碌奔走着，偶尔思忖片刻，又转身疾行；太平鸟慢条斯理地打理羽毛，间或得意地银铃般唱上一嗓子。喜鹊和麻雀在争食，小野猫虎视眈眈地匍匐而行，准备给鸟儿们突然一击。树上的蝉蜕还挂着露珠，秋蝉的歌剧已经唱到尾声。这一切与我来时差别不大，万物仿佛循着亘古不变的道路行进，在你园中上演着精彩大戏；在那一天，当启明星照亮夜空时，他来了。 和我一样，他喜欢你的怀抱，喜欢和你交朋友。那时你还拥有大自然中应有的万物，有一天他居然在草丛中捉到了一只刺猬，他把它放在一个鱼缸里，和小伙伴抓来许多小虫喂它。那时蛐蛐蚂蚱还很多，在大煤堆上踩一脚，随着煤块哗啦溜下，一只只活物就辟辟啪啪地跳出来。那时你还拥有够他玩耍的空间，他最爱踢足球，每日放学后，抱着球飞奔出去，找小伙伴们到大广场踢球。听着孩子们的欢笑声，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又看着Y哥他们在篮球场上驰骋，又想起为了打球的权力与大人们抗争。 一天晚上很晚他还没回家，我下楼找他，发现他站在门外向隅而泣。“怎么了？”我问他；“我踢球，把办公楼的窗玻璃踢碎了”，他告我；我笑了，因为这事我小时候也干过。“没关系，赔块玻璃就是了”，我安慰他。可从此他不再到大广场去踢球，只能对着自行车棚的围墙练脚。那时我忽然感觉你有些悲凉，有些无奈；这不能怪你，你已经为我、为她、为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而许多事情不是你能左右的。
当祖国的春天来时，老父却和你一起渐入冬季。 三十年来，中国人比谁都骄傲，经济像卧龙升天，生活日新月异。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可以获取比老屋更大的住宅、比自行车更快的轿车、比风扇更凉爽的空调、比收音机更迷人的彩电……，享乐是人类的本性，欲望从不会止步，中国人善于创造神奇，唯一难题是人口的庞大。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可对摩登时代的求索永无止境。于是楼盖到云霄里，路修成立体形，汽车像蚂蚁爬满街道，空调挂在每家窗外，像贴了块狗皮膏药。人类的膨胀伴随自然的萎缩，我们进入了与大自然背道而行的时代。 你的怀中也已人满为患。我们----第一代人的子女，也都早已生儿育女；我们的子女，如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当年那五栋楼一百六十多套房子，早就人满为患。从八十年代开始，你变成了大工地。楼的密度可谓见缝插针，一片片树木被砍倒，草地花坛被铲平，混凝土搅拌机日夜轰鸣，太平鸟和红靛颏没了踪影，蝴蝶和蜜蜂也迁居离去，蟋唱蝉吟难觅清音，甚至连蜗牛和蚯蚓都成了稀客，连洋喇子和吊死鬼都成了化石，更不要说雨前低空盘旋的蜻蜓、和那笃笃作响的啄木鸟就餐之声了。当老父的花圃一点点被蚕食以至最终消失后，他的精气神儿也随之去了。他忽然老了胳膊老了腿，颤巍巍的手上青筋暴露，牙齿也老得嚼不动肉了。每天他拄着拐杖下楼，坐在石椅上默默看着工地，看着头顶上那一块蓝天。他无力再走出你的怀抱，他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只剩下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北京晚报》和那台天天贴在耳边播放的收音机。一天他把儿子们召集起来，郑重宣布他要给老家捐五千块钱，让县委在公园里种棵树，我们都笑了；现在五千块钱能干点什么事呢？还不够县太爷们一顿饭钱呢！再说那棵树种了做什么？难道还要树碑立传，还要派人养护值守吗？但老父执意要做，这是他一生的脾气，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过些日子老房要出售给职工了，算下来要拿两三万块钱了，他又紧张起来，喃喃自语上哪去弄这笔款子呢？他一辈子也没攒下那么多钱呀！我们又笑了，都说甭发愁有儿子们呢。 老房子买下来，拿到房产证，老父拿着放大镜左看右看。他一辈子没有啥“私产”，这房子可是跟了他一辈子，或者说，是你陪伴了他一辈子，更确切说，是你们相伴了一辈子。当年四十出头的精壮汉子，而今已风烛残年；他由中年至老年，虽已两鬓飞霜皱纹满面，但他还是他；可你不是，你在一次一次的“整容”中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觅你当年的英姿。七年前你又动了一次大手术：大门内的那栋办公大楼被推倒重盖，我们小时常去玩耍的“大广场”也禁止入内了。那工地紧挨着我家的楼，振捣棒的轰鸣声终日响在窗外。两年后一栋豪华大厦屹立在木樨地桥南河西侧，成了附近地标性建筑。从此东院的自然景色彻底扫除了，没有了老榕树和海棠花，没有了马兰草和蒲公英，在庞然大物的阴影下，只有新铺上去的地板砖一样的草皮，和三三两两人工栽培的小菊。 新办公大楼紧靠我家的老楼，与它相比，老楼显得很寒酸。可我觉得只有这老楼才是你的标志，你的特征，那新大厦已经不是你、不属于你、不适宜你了。然而这最后的一点“古迹”也即将不保：新办公大楼竣工不久，小道消息传来：大院里所有老住宅楼都将拆掉，在你的尸骸之上，将彻底新建一个你。这项宏伟计划使居住在老楼里的老头老太太们一片哗然，他们实在对这老楼难以割舍，而且他们知道：当新宅落成时，不知有多少老人已经去了天堂。 母亲将消息告诉了老父，老父默然。他对世间的事都已无能为力，连走路、连吃饭、连大小便都很困难了；他心里明白拆掉老楼意味着什么，但他无力阻止也不会阻止，他一生的信条就是“相信组织”。而你呢？你一生的守则就是“服从组织”吧？因为有了组织，才有了你。
当你的命运最终敲定后，老父的病情迅速恶化。春天在家跌了一跤摔断几根肋骨，全身器官就都乱了套。心脏乱跳，喘不过气，听不清话，便秘，排尿困难，吞咽困难，还有种种老年痴呆症状。送到北京医院，滞留在急诊室半个多月，没有哪个科愿意收留：他哪都有毛病，哪的毛病都治不好了。稍稳定些只好拉回家来，只有回到你怀中他才会不那么烦躁。然而拆迁的期限一天天逼近，当初满腹牢骚的老人们最终乖乖服从了组织，毕竟听了一辈子党的话，毕竟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毕竟要比买商品房省很多钱，即便自己享受不到，总还可以惠及子孙。 匆忙在附近租了房子，三年前的国庆节，儿子开车拉着爷爷驶出你的怀抱，驶向临时的新家。车内，老父目光茫然地望着你，望着楼前那片活了百年的老松，望着西院那工作了几十年的办公室，望着他曾经种花植卉的那片土地。我不知他内心里想些什么，但我明白，他这一去就难以回来了。 住进租住的小屋没几天，他开始念叨你，要我们带他回你那。“回去干什么呀？”我们问他，“拿东西，有东西落在家里了”他回答；“拿什么呀？什么落在家里了？”我们继续问，他茫然了，拼命想，却想不起来，最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躺下了。我知道他落下了什么，你也知道，落在你那的，是他的魂。 三个月后，父亲在与你一岸之隔的复兴医院去世了；寒冷的北风带走他，相信他的灵魂飘过河西时，一定看到那片老楼已被夷为平地。他走了，你也随他去了。或者说曾经的你，那个充满大自然勃勃生机的你、那个没有人工雕凿却天姿秀丽的你、那个永远柔情爱抚我们的你，也随着老父去了。 而没有了你的十八号，又该是谁呢？
一晃三年，今年春天，单位通知妈妈，可以看房选房了。 当我陪着母亲重回你的怀抱时，我真的认不出你了！一群十几层二十几层的高楼压在头上，让天空显得异常狭窄，让院落显得过分拥挤，让我感觉是在香港甚至纽约。这是你吗？没有了东院西院，没有了能让孩子们纵情奔跑的草坪，没有了曲径通幽和柳暗花明的感觉，举目四望皆是方方的窗扉，像一个个鸽子窝；院子还是那么大，房子从二百多套增加到一千多套，这还是你吗？ 托父亲在天之灵，母亲挑到一套满意的新房，一百六十平米，十层。透过客厅那落地窗，可东瞰昆玉河的涟漪，南眺西客站的灯火，西望玉泉山的云霞，视线很开阔，只是不可俯视，因为楼下的院落像口井，院内的人像坐井观天的蝼蚁。我不知道你在哪给那些情侣提供窃窃私语的场所，又让那些要做妈妈的姑娘们去哪能摘到酸酸的野葡萄？我不知道你让那些孩子们去哪踢足球打篮球？还有我的老母亲，在哪能躲避那没完没了的汽车喇叭的噪音呢？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苛求，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时代也不是原来的时代；可我总觉得我仍是原来的我，我不知道应该赞美过去的你，还是赞美现在的你呢？当我走到东大门时才恍然大悟，你已经不在了：“复兴大路十八号”已经不在了，挂在东门上的牌子早已是“复兴路四号”了。你曾是我们的舞台：政治的、社会的和自然的；在政治和社会的舞台上，戏演砸了可以重来，可在自然的舞台上，一切演出都不可重复。 世间万物都不曾尝试改变世界，它们只是适应天地，按照自然赋予它的规律周而复始，按照自然给予它的资源繁衍生息。只有人类雄心勃勃，希望世界按照人的法则运转。于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伟大的文明奇迹，譬如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大都市。没想到森林不见了，河流枯竭了，草原沙化了，动物灭绝了，冰川消融了，气候反常了，疾病暴发了……；贪婪攫取天地万物为我所用，终将毁灭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我们自谓万物的灵长，孰不知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动物呢？ 而今我仰望你满身灯火，夜幕中听你对我说：“逝者如斯，我这本书你已读完，你该去读新的一页了。”我仰望天上繁星，期盼上天赐予我足够的时间，让我能够读完那刚刚打开的新卷。我知你终将离去，纵然“四叠阳关，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长山又断，萧萧微雨闻孤馆”，我也只能举觞遥祝一杯酒了，明天的生活将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将与你从此永别；我也期盼这卷新书能够返朴归真，让我们重新找到与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法则。那时或许你能回归；当你回归我们，我们也回归你时，一个鸟语花香的家园，是最好的见面礼。 那时，我们的后人或许也会给他们的子孙讲你的故事，或许他们也会这样开头： “多少年前，在西郊一片荒芜之地，一个神秘的大院，像个初生的婴儿，降临世上。墙外路人不知他的大名儿，周边百姓只知他叫“复兴大路十八号”……。”
我在《消逝的大院》中，多次提到一座乌龟驮石碑，它是十八号大院子弟们永远的记忆。Z君对其有一番细致的考证，现将他写的考证文章转载于此，以便网友们了解它的来历。
作者：大院子弟 原名“复兴大路十八号”的机关大院是1957年才建立的。被大院围墙包围起来留存到上个世纪末的地面历史痕迹，仅有“乌龟驮石碑”和“老树”两个。在1991年出版的《中联部四十年》一书中，只有谭荣根的一篇文章里在开头一段提到他1965年来时办公楼原址还有“固山贝子”石碑。他所指的就是大院人们里常说的这个“王八驮石碑”。我们小时候就看见它座落在一进东门的院子里，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去研究过它，在机关里几乎没有听到人们谈论它的来历。 在解放前，木樨地这里很荒凉，明朝开始种植喂马的苜蓿，不知道是被哪位风水先生相中后成为“风水宝地”。1965年建设新楼之前，我们从原来的西院门进出，还能看到南面一些荒弃的坟。这片土地于五十年代中期被圈起来以后，我想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就没有机会再来关心“固山贝子墓”和他的功德碑的存在与否。 从搜集到的这张1961年拍摄的东院老照片中，“乌龟驮石碑”的外型很清晰，原来的安放位置偏北，地面凌乱，石块遍地，这里当年是一片栽种小树苗的林地花园，而且在靠近北京铁路局的围墙前面还没有修建那条横贯东院与西院之间的道路！ 1961年机关东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原貌驮石碑的所谓“乌龟”，大家都知道是明代以后流传的说法，专指“龙的九子”当中形状像乌龟的那一个——赑屃（bìxì），赑屃又名“霸下”，也称“龟趺”。赑屃又称石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据说触摸它还能给人带来福气。 五年前的2005年4月北京《竞报》刊载消息，说是在海淀羊坊店地区“发现”某旅馆后院墙与居民的平房之间被“夹”在两堵墙壁之间的一座“乌龟驮石碑”，石碑是清朝雍正时期的，还有彩色照片。碑身上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碑文并列在一起，经辨认有“雍正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立”、“原任议政大臣户部尚书加干级记录”、“太子少保”、“敕令”等字样（敕读音chì），整块碑的外形和纹饰保存完好。从正面碑文记载的内容来看，应是273年前一位“户部尚书”的墓碑。从碑首用小篆刻的“敕建”二字可以知道是皇帝下令为其建造的墓碑，而且在碑身、碑首上装饰了螭形（螭读音chī）纹饰，因此佐证这位官员的地位相当高。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在古代也通称为“鸱吻”（读音chīwěn），被认为也是龙的九子之一，而且论排行是老二，与“老大”赑屃还是“亲兄弟”呢。
2005年的报道还以海淀区文物所人员的说法，推测那户部尚书碑的后面应该有很大的一块墓地，按清朝的葬制最小也会有1万平方米的面积。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大院范围内固山贝子原有的墓地面积也绝对不会少于1万平方米，面积只能更大。其实1万平方米也不过就是一个每条边长100米的正方形，即使真正的固山贝子墓偏离了石碑矗立的轴线，它也并没有超出规定的墓园范围。 把大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与“户部尚书”石碑的照片相对照，尽管它们有类似的规制，但贝子石碑的尺寸更大（赑屃、石碑都大得多），照片中的小孩子刚好能作为参照物，可推测碑身高5米左右，碑座高不到1米。要说雍正皇帝“敕建”纪念的户部尚书只不过是位大臣，他的石碑规格就不小了，而我们这位“固山贝子”王爷有5米高的巨大功德碑就毫不奇怪了。 贝子碑身上的多个螭形（或称为鸱吻兽纹饰）极为清晰，虽然当年取景站得不够远，碑顶（碑首）没有拍全，只能看到一点局部的纹饰，但可推断也是螭形，因为它不可能用两种不相同的纹饰雕刻在同一座碑上。目前没有了解到有谁专门拍摄过碑面文字近景，现有两张老式120照相机普通底片冲印的照片，尺寸都很小，清晰度有限，无论现在怎样扫描放大，只能依稀看出石碑正面有文字。 大院里的“乌龟驮石碑”经历十年动乱能保留下来实属万幸。从1957年大院圈起后，机关里上至领导下到普通工作人员，曾经看着它继续“站立”不到十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1965年）机关进行大改建，虽然没有被特意隐藏起来，但幸亏施工时清理场地提前把赑屃连石碑一起扔到了紧贴着北墙的传达室西面沿着路边的柏树丛里，从此龟和碑分了家，不再高大耸立。由于“大广场”铺设了一层厚水泥方砖，整个地面比柏树丛后面的黄土高出不少，龟和碑就被自然遮挡，便没有“妨碍”到群情激昂的红卫兵们的视线，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嘛，就躲过了“破四旧”一劫，否则石碑和老龟早就该被砸烂了。后来两派组织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紧靠北京铁路局的这面围墙也没有幸免，墨迹、糨糊经常洒落在石碑和老龟身上，弄得污秽不堪，面目可憎。1966-1967年我们停课在家一年多，那时都还小，一帮孩子经常打闹游逛，还曾跳到石碑上面去踩，那会儿谁也不懂得做拓片把文字印下来研究。石碑和老龟就这样伴随着杂草落叶泥尘，静静地在那路边树丛背后的旮旯里趟着，又“被忘记”三十多年。从八十年代末把办公区与宿舍区隔离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石碑和老龟。 现在这个“固山贝子”石碑还在吗？前不久我问父亲，他说2002年10月机关再次改建新办公楼时听说已经送交北京市的文物管理部门，后来他们把这座“乌龟驮石碑”运到了哪里就不晓得啦。 我琢磨，这石碑有没有可能被运到位于动物园北门外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去了？于是趁一个周三免费开放日专程到那里搜寻了一番。博物馆所在地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时名“真觉寺”，最早是供印度高僧班智达居住，后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成金刚宝座及上面的五座小塔，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后变为皇家的大寺院，为避父皇雍正（胤禛）之讳，更名为“大正觉寺”，由于寺内金刚宝座上有五座塔而俗称为“五塔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10月对外开放的石刻艺术博物馆是一座展示北京地区石刻石雕精品的专题博物馆，是个石刻艺术品的殿堂，露天陈列的石刻佛像、石碑、墓志和动物雕像，以金刚宝座为中心，在其东、北、西三面按石刻内容分类设八个展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计500多种。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保存的一部分“乌龟驮石碑”我重点查看了综合陈列区、功德碑陈列区和墓志陈列区。全部仔细看了一遍这里所有的“乌龟驮石碑”，甚至连未开放的堆积残破石碑都看了，可惜没有一座是想找的。这里保存的乌龟驮石碑造型各有差异，我看到了目前居住地海淀区“索家坟”的命名来源——清朝著名辅政大臣一等公爵赫舍里?索尼大人的“索尼诰封碑”，还意外地又看到了另一座明确记载是从羊坊店地区移来的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这两座碑的形制与大院里“固山贝子碑”都很接近。 真出乎我的意料，迄今为止在羊坊店地区（包含木樨地在内）至少已经发现三座相似的“乌龟驮石碑”了！也就是说，这一小片地区里先后有三座清代的王公大臣墓葬出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十年“户部尚书”的墓碑是“敕建”的，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也是皇帝“敕建”的，已消失身影的“固山贝子”王爷的碑会不会也是当朝皇帝“敕建”的呢？所以我真想找到原来的石碑，看看顶部有无“敕建”字样，以判断这个“固山贝子”石碑是否经由当朝皇帝敕令修建。 发现于羊坊店地区“杜尔户贝勒敕建碑”（现存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从石碑本身的照片对比来看，羊坊店地区“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与大院的“固山贝子碑”也最象，大小、厚度都差不多，碑身每一面的螭形龙纹也是十二条（上下各两条，左右各四条），并且螭形龙纹大小也几乎一样。大院里驮着“固山贝子”石碑的赑屃，嘴张开不大，舌头是稍有外露并向上舔的，虽然“杜尔户贝勒敕建碑”其驮碑的赑屃头部已经损毁无法辨认嘴型，但是由于它俩身上纹路、以及碑座样式完全不同，而且此赑屃过于扁矮，所以我能肯定它们绝对不是同一个碑。除此而外，石刻艺术博物馆其它几十号赑屃与大院里这只都完全不同了。 固山贝子（满语，穆麟德转写gūsai beise），通常就简称贝子，固山即“旗”，固山是满洲户口和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有特定颜色的旗帜。“贝子”原为满语“贝勒”的复数，在满语里，“贝勒”和“贝子”都是“王”或者“诸侯”的意思。清建国后，“贝子”成为清朝宗室的封爵名称之一。满清皇室于崇德元年（1636）起制定的王公以下封宗室爵位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共十二级。其中多罗贝勒不仅封给满族贵族，亦用以封蒙古贵族。 根据清史资料记载的严格等级制度：固伦公主=亲王，和硕公主=郡王，和硕格格（郡主）=郡王福晋=贝勒，多罗格格（县主）=贝勒夫人=贝子。因此，贝子等同于“县”级，低于“郡”级。 同时，清朝通常在朝冠服饰、仪仗、车轿、丧礼等各方面规定的礼仪细节十分严格，例如在对出行相遇的礼仪规定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上述等级人员的一举一动都有详细说明：“贝子出行，镇国公、和硕公主额附遇，分路行。辅国公、镇国将军、民公、都统、尚书遇，让道旁行。辅国将军、副都统、侍郎及参领等官遇，勒马侧立道旁候过。佐领等官以下遇，俱下马候过。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遇，贝子勒马候过。郡主、县主遇，贝子让道行。郡君、县君遇，相让分路行。”这里说的是贝子何时可以昂首骑马通过，何时又必须勒马等候，何时必须让道，何时要与他人各走各的路。 现在查文献，还可以知道在清朝各代皇亲国戚中被授予“固山贝子”爵位的曾有多人，那么大院里的“乌龟驮石碑”又到底是纪念哪一位“固山贝子”呢？此位王爷肯定应该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否则不该单独设立“乌龟驮石碑”的尊贵的墓葬形制。 简略一数，在《清史稿》及《八旗通志》中有明确记载被封为“固山贝子”爵位后去世的主要人物有：英亲王阿济格子固山贝子和度（顺治三年十月薨，读音hōng，下同）；饶余亲王阿巴泰子固山贝子博克托（顺治五年九月薨）；苏布图的弟弟固山贝子强度（顺治八年十一月薨）；安平贝勒杜度（太祖长子追封广略贝勒褚英之子）子固山贝子萨弼（顺治十二年二月薨）；穆尔哈齐子固山贝子务达海（顺治十二年五月薨）；博克托子固山贝子佛克齐库（顺治十四年十二月薨）；尚善的弟弟固山贝子努赛（顺治十七年十一月薨）；尚善弟弟固山贝子富喇塔（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以疾薨于福州军中）；饶余亲王阿巴泰孙固山贝子苏布图（三藩乱时从征湖广薨于军）；博克托四子固山贝子彰泰（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薨）；富喇塔子固山贝子福存（康熙三十九年九月薨），等等。其中，阿巴泰的孙子固山贝子苏布图死亡没有准确的年代记载，推测应为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前。 那么，大院里的“固山贝子”石碑只能是纪念其中一人的。——此人是谁？关键是为何给他立碑？ 在羊坊店地区迄今发现的第一座有史可查的“乌龟驮石碑”——“杜尔户贝勒敕建碑”，仔细研究其所涉及的历史内容，可以与大院里“固山贝子碑”对比一下，这对于推测这位“固山贝子”是何人，还是很有意思的。 “杜尔户”即爱新觉罗?杜尔祜（读音hù），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之孙，其父为多罗安平贝勒（爱新觉罗?杜度），碑上写的本人爵位是“多罗慤厚贝勒”（慤，读音què）。《清史稿》之《列传三?诸王二》的记载非常简明扼要：“初封辅国公。从太宗围松山、锦州有功。坐事，降袭镇国公。复以甲喇额真拜山等首告怨望，削爵，黜宗室。顺治元年，从多铎南征。二年，复宗室，封辅国公。叙功，赐金五十、银二千。五年，从济尔哈朗徇湖广。六年，败敌永兴，次辰州。进剿广西，定全州。七年，赐银六百。八年，进贝勒。十二年二月，卒，予谥。”也就是说，杜尔户也是有战功的人，此人经历了曲折的从封爵——削爵——再封爵的过程，肯定很有故事，战后五年才去世，而且是在死后两年（顺治十四年）皇帝才发令“敕建立碑”。 以此为镜，我们再来看“固山贝子”。现有资料引导我们把目光集中指向一个满族贵族富喇塔（也有时写为“傅喇塔”）。查找到的有关这个“固山贝子”的文献资料，主要集中在《清史稿》中《列传二?诸王一》和《四库总目提要》中《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 在《清史稿》的《列传二?诸王一》里提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第八子费扬武时，列举“费扬武子七，有爵者三：尚善、傅喇塔、努赛。”也就是费扬武的三个儿子有贝勒或贝子爵位，其中之一就是第四子富喇塔。从介绍费扬武的资料中写到富喇塔的简历为： “天命十年乙丑六月二十七日酉时生……；顺治二年，封辅国公；六年十月，晋封固山贝子；七年，参赞军务；十六年，缘事降为辅国公；十八年三月，复封固山贝子；康熙十三年三月，授宁海将军；十五年丙辰十一月二十七日戌时薨于军，年五十二岁，谥曰惠献；乾隆十五年七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在《列传二?诸王一》里记载了富喇塔被授予“宁海将军”及对耿精忠作战的事迹： “惠献贝子傅喇塔，费扬武第四子。初封辅国公。顺治二年，从勒克德浑徇湖广，有功，赐金五十、银千。五年，复征湖广，逐敌至广西，赐银六百。六年，进贝子。十六年，以朝参失仪，降辅国公。十八年，复爵。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授宁海将军，佐康亲王杰书讨之。师至浙江，温州、处州皆陷。傅喇塔师进台州，战黄瑞山，击斩精忠将陈鹏等，复破敌天台紫云山。十四年，精忠将曾养性再犯台州，师自仙居袭其后，破之，乘胜围黄岩，养性遁，城降。先后复太平、乐清、青田诸县，进攻温州，破敌南江。十五年，精忠兵四万水陆来犯，师分路迎击，斩其将三百、兵二万有奇。 初，傅喇塔之攻温州也，以待红衣?为辞，继言须战船，杰书疏闻。上责其言先后歧，命?期取温州。傅喇塔疏言：“臣奉康亲王檄催，心思皇惑，语言违谬。臣前驻台州，王云：‘待破台州，进福建。’臣得黄岩，又云：‘必取温州。’以是责臣，臣将无辞。今蒙恩刻期下温州，敢不戮力，但环温州皆水，我军不能猝入。”上命康亲王留兵围温州，而趣傅喇塔率师自衢州规福建。谕曰：“王、贝子皆朕懿亲，受命讨贼，师克在和，宜同心合力，以奏肤功。”于是傅喇塔亦留兵围温州，而自率师攻处州，溯江抵得胜山。养性等以数百艘泊江中，复立两营对江及得胜山下古溪，阻我师。傅喇塔遣攻古溪，伏林中，敌败，伏起截杀，并发?碎敌舟及对江营。师进次温溪渡口，败精忠将马成龙。寻会杰书师于衢州。精忠兵屯云和石塘岭，击之，破其垒二十八，克云和。九月，师入福建，精忠降。浙江诸寇悉平。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在《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一卷（内府藏本）中记载：“所记乃惠献贝子富喇塔平定浙东之事。康熙十三年，耿精忠据福建反，圣祖仁皇帝命富喇塔为宁海将军，同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统兵讨之。是年至台州，破贼於黄瑞山。又连破之紫雲山、九里寺山。十四年，败其众於黄土岭。贼将曾养性乘夜遁去。遂复黄岩县，进取温州，浙东底定。其事具载《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八旗通志》中。是书盖即台人所编，自十三年四月耿逆初叛，至十四年八月贼党自台州遁还温州，凡所闻见，各举崖略，随条纪录。所述战功次第，虽不若国史所载见於奏报者明晰赅备，而情事之委折，节目之纤悉，土人得诸目击者，缕举为详。以与本传相校，亦时有足资参核者焉。……”原来这位被康熙封为“宁海将军”的“固山贝子”，是大将军贝勒尚善的弟弟富喇塔，文献记载了富喇塔在三藩之乱时平定浙东与耿精忠作战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功绩，以及这些被载入史册的资料是怎么汇集来的。依据上述文献所说，他是因病死在福建的军营里，那么是否他的遗体运回京城后被葬在了木樨地这里？我注意到《清史稿》中所载“十一月，卒于军。丧归，赐祭奠，谥惠献。”这一段，明明白白说是他死后被运回北京，皇帝专门赏赐祭奠，并给予谥号“惠献”，所以后人称他为“惠献贝子”。其他的固山贝子如果是和平时期自然死亡，例如在北京病死，或者是出身再低一些的，纪昀（纪晓岚）等人是不会如此重视，把为他专门编撰的功绩录收录到《四库全书》里，后来的《清史稿》也不会用如此大的篇幅来记载。一位身负军职的“王爷”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就在军营中死亡，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因公死亡”，比前面列举的“杜尔户”战后去世要“英雄”的多，被详细记载给予纪念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有一种推测，这座“固山贝子墓”可能就是宁海将军富喇塔的，而且正如前面我所猜测，既然“杜尔户”能被顺治爷“敕建”立碑，富喇塔仅凭其个人战功、以及他是努尔哈赤侄孙的尊贵地位，康熙爷就完全有理由发出“敕建”立碑之令！ 而且根据清朝树碑立传时把诰封爵位与谥号混合使用的习惯，我们还可以推测出：“惠献”是富喇塔死后的尊称，因此“固山贝子”石碑正面第一行开头应该是写着“固山惠献贝子碑文”字样，此行文字不能直呼富喇塔的名字，也不会仅写“固山贝子碑文”。这与“杜尔户贝勒敕建碑”情况相同，杜尔户的爵位是多罗贝勒，死后的谥号为“慤厚”，因此我看到杜尔户石碑正面第一行八个字就是“多罗慤厚贝勒碑文”。 寻此路径追下去的问题也很有意思：谭荣根1965年刚分配到大院来工作，他是怎么知道此碑简称是“固山贝子”石碑呢？肯定是有懂行的前辈对他们新来的年轻人讲解过此碑文的意思！ 由于清皇室爵位有时候也会授予蒙古人，所以称为“贝勒”或“贝子”的不一定都是满族人，但是如果大院里这个“固山贝子”确实为尚善的弟弟富喇塔，由他的满族身份可以推定那石碑上不会出现第三种文字——老蒙文。还有一点，贝子石碑上正面和反面各写了什么，至今也都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固山贝子”的石碑是被康熙“敕建”的，则正面应该是贝子所受诰封的文书，背面就应该记载他的一生功绩。 由此，象“固山贝子墓”这样等级的有“乌龟驮石碑”标志的王公大臣墓，在小小一个的木樨地及羊坊店地区先后出现三座也就不奇怪了，顺治十四年“杜尔户贝勒敕建碑”算是第一个，那么推测是康熙十五年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富喇塔立碑则排第二个，给雍正十年“户部尚书”死后再立一碑是第三个。因此推论应该是先后建立了这几位王公大臣墓连同其地面标志物“乌龟驮石碑”，后来无论百姓还是官商人家等都瞄着此地看着不错，渐渐这里坟头才多了起来。 我们还推测可能曾经单独设立过“固山贝子墓”的地面陵寝建筑，只不过因年代久远（距今将近330年），早已倒塌，残迹消失，连墓葬也被盗空了。到解放前夕除去“乌龟驮石碑”还在地上留存，几乎没有可能再留下任何东西。 从封为“宁海将军”的“固山贝子”富喇塔追溯到他的哥哥爱新觉罗?尚善，还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就是“大将军”贝勒爱新觉罗?尚善共有两个弟弟努赛和富喇塔、一个侄子福存都先后被封为“固山贝子”爵位。爱新觉罗?尚善是顺治年间一位武将，跟随多铎打过李自成，康熙年间又打过吴三桂，但是后来净吃败仗，康熙十七年八月死于军中，有人在他死后告御状，“十九年，追论退缩罪，削贝勒。圣祖念尚善旧劳，授其子门度辅国公，世袭”。最后人家康熙爷终究还是觉得尚善有功，加之他与富喇塔一样也是努尔哈赤的侄孙，所以并未完全抹去他的光辉，还给他的后人门度封了世袭爵位。 这还不算完呢，更为令人称奇的事情在后面。根据清史记载，富喇塔的父亲费扬武是在皇太极称帝的最后一年即崇德八年（1644年）三十九岁时去世，相隔三十三年后的康熙十五年（1677年）五十二岁的富喇塔死于军中。到了乾隆十五年（1751年）七月，皇上居然同时追封父子俩为同一个名字的世袭亲王——“和硕简亲王”！富喇塔是由县主王爷升级到和硕亲王即为郡王的身份，而父亲费扬武是从更低的爵位“镇国公”一下子蹿升到郡王。你说这多有意思！此时父亲费扬武已经死去一百一十三年，而富喇塔也已经死去七十四个年头，要知道，中国古代人们结婚生子都比较早，历数七十年就已经是跨越三代人的时光了，一百一十年大约要经过四至五代人。新的郡王爵位对俩死人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但是皇帝的诰命封赏对于他们的后代可是太重要了。这应该是富喇塔或尚善或费扬武的后代们集体搞的名堂，不知是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奏请乾隆皇帝发谕旨一同诰赠他们父子成为亲王（诰命封赏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先代曾祖辈、祖辈时，对存者叫诰封，殁者叫诰赠）。 由此看来，大院里这位可能的“固山贝子”在后世人们的眼中是越来越风光了。不过追授给他们父子的最高荣誉也就止步在乾隆十五年的最高顶峰上。 我不是搞考古的，对古代历史文献也无研究，在没有找到原始石碑文字做印证之前，我的瞎猜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妄下结论。因此，我整理的“固山贝子石碑”有关记事只能暂告一段落。 顺带再说一段与“固山贝子”墓沾亲带故、大约距这位王爷死去之后130年的事。大家知道离“木樨地”两站之远就是北京西郊著名的复兴门外“公主坟”，数百年来，北京地区埋葬历代公主数以百计，形成“公主坟”的何止数十，目前仍叫公主坟的地方有十处左右。海淀区复兴门外公主坟是北京最著名的公主坟，恰好就是埋葬了清朝的两位公主（清朝叫格格），分别葬东西两边，墓的宝顶东西并列，坐北朝南。一位是清嘉庆帝三女儿庄敬和颐公主，为和裕皇贵妃所生，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她于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布济。嘉庆十六年（1811年）三月卒，年三十一岁。另一位是嘉庆帝的女儿庄静固伦公主，为孝淑睿皇后所生，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她于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族土默特部的玛尼巴达喇郡王。嘉庆十六年五月卒，年二十八岁。二人都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去世，这或许是二位公主葬于一处的原因。1965年修地铁时才将她们的遗骸迁出，坟墓平毁。 由此前前后后地联系起来，你瞧现在复兴门外这一代，在清朝绝对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在不长的几十年里先后有三座清代的王公大臣墓葬安于此地——无论是早一点顺治十四年去世的杜尔户贝勒，还有可能是康熙年代下葬的固山贝子，还是在雍正十年去世的户部尚书——最后晚到嘉庆年间才下葬的二位格格，皇家肯定是很看中这一方土地的。至于其中的缘由，应属于清朝留下的皇家未解之迷了。 最后嘛，我要多说一句，上网的老客都爱给自己起“网名”，在时下岁数不大的人却参照清朝的爵位给自己起个响亮的网名，是个很时髦的事情。现在有很多20来岁的年轻人给自己起的网名叫“固山贝子”，你不信？你可以随便上百度一搜索，能看到80%以上的“固山贝子”条目都是私人博客或贴吧的主人。但是我发现，网名叫“格格”、“贝子”的很多，叫“公主”或“贝勒”的较少，个中缘由不晓，如果要深入探讨，就得依据心理学分析方法啦。 （郑重 2010年3月） 相关图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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