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真相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如何看待宋彬彬团队的道歉
作者：田小野、阳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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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真相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如何看待宋彬彬团队的道歉
作者：田小野、阳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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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窝论坛】 “八五”真相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如何看待宋彬彬团队的道歉 网站编者按： 【熊窝论坛】是田小野和她的朋友们在博客上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小熊-teddybear”即田小野的博客用名。
【辑一】： 小熊编者按: 关于“八五”的讨论，按时间的顺序，先发出这一期，后面还将继续整理。有朋友说熊窝的话题都太沉重，当然我们也可以活在当下，活在物质里，抓紧所剩无几的光阴尽情享乐，但熊窝就是有一帮子朋友喜欢活在难忘的记忆里，活在痛苦的精神里，这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尽管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却始终无法走出自己的历史。
毛泽东说“要武”……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不是武斗的意思……
毛泽东题写「不爱红妆爱武装」是在1961年2月。当时的女民兵都爱念这首诗，唱这首歌。歹哥的思路有一定意义，我赞成。要武，很可能是爱武装，而不是爱武斗。
不是去武斗，难道是让她们去越南抗美吗？
阳老师问得好，“不是去武斗，难道是让她们去越南抗美吗？”8.5打死人毛不知道吗？谢富治，周总理都知道，江青也知道，毛肯定能知道。只是这些人的命在他眼里分文不值罢了。我8.18以后没几天就到了北京，满街都看到红卫兵在打人。
出现了血腥的「红八月」，中央极力扭转和阻止，否则死亡人数会更多。《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
历史地看，那时候公检法在一夜间全部垮台，根本就谈不上法制。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法制在中国这么脆弱？如果不把文化基础的问题弄清楚，法制只是一句空话。昨天是空话，今天是空话，明天还是空话。不是要不要法制，而是法制能不能存在。 于小红的博客只要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法制就难。
阳新老师回复：文斗也好，武斗也好，都是脱离法制的乱斗，只要号召人民“斗”，肯定会伤人。非常有说服力，非常到位。57年反右派，毛主席用的就是“文斗”结果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就不用我再多讲了。 实话实说，我的人生路上学生时代当过学毛著积极分子，走向社会以后当过全国先进，86年被推选做全国政协委员，但中央要我们广西推选的人是非党人士，而落选。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有这样的荣誉就唯某些权贵的马首而忘记自己是什么东西了，就可以以为自己了不起，而无视普天之下那些默默无闻的人。 66年9月的人民日报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根本没有起到制止斗人的作用，可以说那时的社论一文不值，那时只有最高指示才是必须执行的圣旨。我们必须真实的还原历史，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的后代。
同意风哥的话。宋彬彬现在还拿多年前的“荣耀”当做终身的荣耀，实在是不可救药！错了就是错了，罪过就是罪过，自己的责任必须自己承担，不管这责任有多么沉重，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中央极力扭转和阻止，否则死亡人数会更多。这是事实，我们都是亲历者。全国失控，到处是武斗，这也是事实。至于为什么制止不了武斗，原因很复杂，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是，中央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很清楚的，不容否认历史。我身边不少有良知的老干部，他们抵制文革，主持正义。
至于说到后来有一些有良知的老干部怎么这么的，那并非他们有良知，而是他们在文革时也吃够了苦头，如果他们真有良知，文革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忽悠老百姓的的社论。请看湖南道县和广西的大规模杀人发生的时间，都是67，68年的事，距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都一两年了。为什么还会发出那么大规模的集体杀人事件，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时代。
周恩来的总理地位没有被取代，有良知的老干部一旦恢复工作都在行使权力。文革小组四人帮，只是一部份，一旦中央决定收拾他们，立刻一网打尽。上海的四人帮残余欲反扑，苏振华上将坐镇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切均搞定。
文革中后期我间接认识了卞校长的小女儿。当时有人告诉我她妈妈是被师大女附中的女生打死的，我听了居然没有感到应该有的震惊。我家文革初期在重庆，那时听有人偷偷说北京的红卫兵打人，大家还不信呢。后来重庆武斗之前我们又到了北京，同样只是听说重庆的武斗之惨烈。我跟我妈妈住在电影学院黑帮屋的时候又听说海黙被打死，同屋的齐燕铭夫人被打断了腿。我还是居然没感到震惊!是听得太多麻木了还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暴力革命教育所致?
文革中，我第一次见红卫兵打人是1966年8月底，在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那女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拿着金属头的武装带抽一个老人，吓得我够呛。红卫兵凶恶的样子让人无法理解，怎么好好的一个女学生，一下就变成了母夜叉？
这些当年的高官二代，如坚持不为在文革初的罪恶道歉，将会影响眼下以二代为主体的掌权者的威信！这是根本！无论是遵命道歉，也无论避罪道歉，宋彬彬这个文革符号终于为“文革恶魔史”，做了一个佐证。否则的话，她会和南京杀人比赛的日军恶魔一样，成为历史上永远不可替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暴虐符号！宋彬彬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那个时代早期造反的红卫兵的代表，成为高官二代优越，自狂，愚忠和暴虐的标签，她和刑法上的罪名不同，这就犹如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人，现在谁能有证据证明：是哪个日本兵打的人？开的枪？哪个日本兵抡起的军刀砍的人？被杀者姓名？年龄？砍在哪个部位啦？这已经都不重要了！几十万死尸摆在那里，“日本军队”就是一个符号！
看过亦虹这篇文章，一些推论过于武断了，她还写过“为什么你恨王友琴”，有些穿越时空的感觉。历史不是故事也不是推理判断，用不着较量，尊重事实才好。她们都是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不是为宋，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理念，团队说有些牵强了。
如果宋的名字不是彬彬就不会有要武说，但红八月却是必然的历史事实。林8.18的讲话，之后红旗，人民日报一篇篇社论，所以8.24到9.1日是北京打死人最多的几天，直到9月2号市委下了文件。细想想，宋给毛戴袖章，激动之处是毛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了，这种精神鼓舞释放出了巨大能量，给一些人带来灭顶之灾，这是宋不能预见的。
泾阳秋晓：团队，这个名称不是我给她们安的，是她们感到很豪迈的自称，你搜索关键词“冯敬兰”和“八五事件答疑”，可以找到，“冯敬兰答：因为是集体道歉，正面反应强烈，对我们团队是很大的鼓舞”。几个人里特别是这个冯，口口声声“我们团队”，开始让我很是惊诧。 还有叶维丽1月24日给王叔叔的信中也有这样的话：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 从春节前我就为这件事纠结，写还是不写？两个月来在网上读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有关文章，最后才写出这么一点点，夸张说是“无一字无来历”，凡是我写的故事全部都有出处的，要是注释的话，注释的长度超过原文不知多少倍，所以才一律冠名《小熊讲故事》，不是历史是故事，就是为的省去长长的注释。另外我还找到了亦虹的博客和她为卞校长建立的资料库，知道她是1964年出生的一个漂亮女人，人可能在海外。这是对你的回复，因有字数限制发不出去，故单独发在这里。
亦虹在美国，照片是很漂亮，她也是这边论坛有关这件事的活跃人物，所以对她的观点思维方式有了一定的了解。你说得对，叶维丽1月24日给王叔叔的信中是有这样的话：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可她还写道：大家的背景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如果写文章，也都是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点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历史的基本责任感。所以叶说得一定不是宋彬彬团队。这两个月文章很多，涉及事实的不多，胡志滔副校长的‘八五祭’是挺珍贵的史料。
看来我们都看过《王友琴加于我的历史耻辱架》这篇文章，内容是反驳王友琴对宋已故先生的言论，如果宋说的事实，那王友琴对宋的指责就是从卞校长之死扩大到宋的家人。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王友琴在有关红八月的论述中只提宋给毛戴袖章，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两个月来我一直在追踪事实，胡志涛的《八五祭》说是看见有人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了，刘进说是她用车推走的，冯敬兰说是胡志涛给送到医院的。谁在撒谎？而且，还编出所谓抢救的神话，从三点到晚上七八点，瞳孔都散了，屎尿失禁都是人去世的特征。事实是把一个死人送到医院，大家心照不宣，现在又来编神话。
卞校长死亡时间是有争议的，七人纸条也是有争议的，但是卞校长是在医院里，刘宋当时也在医院里，他们还是承负了起码的责任。当时能这样做的人不见得多吧。
我还是比较赞同阳新和风清流两位大哥的见解。宋彬彬做为一个符号，曾经的风光和如今的千夫所指，真应了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虽然她成为那个符号很偶然，但时至今日仍为把她变成那个符号的幽灵祝蛋，就不太偶然了。风哥屡屡以基督徒般的宽容说．千秋功罪，本轮不到她来承担，但曾经年少而今年老的宋怎能无知依旧？继续混，继续还。不作死不会死。所有那一切血腥的根源和罪魁，昭然。却无法正视、否定、清算。 王晶垚老人说，不能诉诸法律，只好诉诸历史。多么悲哀！多么无奈！等了四十多年，老人已失去了足夠的信心和希望，他已经九十多了！诉诸历史，只好诉诸历史，那些在凄风苦雨中已经和正加速凋零的抗日老兵所遭遇的不公正，无数被运动死的冤魂，都去诉诸历史吧。历史终究不会是伪史。我们这代人等得到吗？ 老梅 民告民适用民法通则；如果民告官适用行政诉讼法。小熊所说的“过追诉期不予立案”，是民法通则中的一条有关20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但民法通则对此有补充解释，即《民法通则》第140条诉讼时效的中断，里面对诉讼时效有详细解释。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干部，也把一批干部置于死地，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谁和谁较量？这就是农民起义军的本质。宋彬彬们还觉得冤，是吧？重复昨天的一条发言：如果是真诚的道歉，人们都会接受。卞校长被打死后，北京市、中央没有道歉，还把宋彬彬送到了领袖身边。40年后，女附中仍以“要武”为荣，一脉相承吧？
我认识宋彬彬的弟弟，我们关系还不错，一起为薄一波的亲家送药什么的，国内买不到，我想办法为我妈妈在国外买到，看到他们需要，也送给他们了。与她弟弟相处多时，可以看到他们父母家教很不错，宋彬彬也不会恶到哪里去。良心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特别是卞校长家属的不原谅，足以使她的生活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中。 宋彬彬文革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我在学校被全班批斗也是15岁）。宋彬彬不是打死卞校长的直接凶手，至少目前没有证据，可是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她是凶手。她为自己辩解，在一些场合说明情况，这都是人之常情。王晶垚老人追查元凶，是政治法律层面的事。宋彬彬道歉，是道德良心层面的事。王晶垚老人不能原谅道歉，是受害者家属几十年痛苦感情得不到法律公正解决所积压的重负。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和压力，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需要时间。但我坚持认为，陈小鲁道歉，宋彬彬道歉，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支持这样的进步行为。
客观的说，文革的千秋功罪无论如何也还轮不到当年才19岁的小女子宋彬彬来背，这是我一贯的观点。但宋要武成了文革初期藐视人的生命价值的历史邪恶符号，这也是事实，当然这也是她人生最大的悲剧。文革距今已经48年，她留学美国和在美国工作也有3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她完全可以冷静思考怎样洗白自己。 有一个德国老太，她曾经执导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而蜚声国际，同时也因为这些影片是为希特勒所拍，而在二战结束后毁了她的名声和导演生涯。但这个老太太并没有因此就悲观失望，在她100岁的时候，她用一部旷世奇作的电影《水下印象》，基本洗白了自己身上的邪恶历史符号。 宋彬彬如果真想洗白自己身上的邪恶符号，是完全可能的。她如果能站到受害者一方去思考，好好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当年被红卫兵打死的不是卞校长，而是她们宋家的母亲，我想，宋彬彬就肯定能找到洗白自己的方法。
宋彬彬成为历史邪恶的符号？如果记者没有拍摄这张照片，或者拍摄了没有公开，是不是这个符号之说就不成立了？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罪行，是根据他的行为，而不是根据周围人们给他添上的附加值。这里，把媒体的责任也附加在宋彬彬的身上了。重要的是，宋彬彬是否动手打了卞校长？是否她强行阻止卞校长就医？她陈述事实，她解释，这是她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说到洗白，换句话说就是检查不深刻。「检查不深刻」这样的指责在文革中比比皆是。怎么才叫深刻？那么多师生看着卞校长生命垂危，没有人上前把卞校长送到医院去，这些人不反省，没人追究，追究的反倒是反省的人。那以后谁还道歉？谁还承认错误？我还是坚持认为，陈小鲁道歉，宋彬彬道歉，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支持这样的进步行为。
尊重历史，认识历史，思考历史。为了引以为诫。我不喜欢“洗白”的说法，发生的历史事实在那里，洗不白，怎么看是今天及以后及众人及自己的问题。
写给泾阳秋晓并流水和歹哥：、1/写这个故事我可以说是读了可能找到的所有事实材料，秋晓提到的文章我都读了，“团队说”不是我的发明，是她们自称，“较量说”是我的读后感。秋晓的博客打不开，但我猜测泾阳秋晓人在美国，肯定比我的信息量大，国内屏蔽了很多重要网站。现在的问题，第一是事实真相，第二是如何看待事实。比如秋晓说，当时宋彬彬和刘进也在医院，这是事实，但是她们在医院干什么，王晶垚老人绝不会同意说她们是参与抢救卞校长，这就有分歧，重要的分歧还有，包括秋晓提到的签署了7人名字的字条。 2/我不赞成流水把陈小鲁道歉与宋彬彬道歉混为一谈，准确说我只关注宋彬彬，是因为卞校长之死。陈小鲁从来就不在我视野范围内，八中发生过什么事，陈小鲁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我一无所知。不但陈小鲁与宋彬彬不能混为一谈，自称宋彬彬团队的五人也不能混为一谈，看到她们集体鞠躬的照片，我觉得是件很滑稽的事情，比如那个冯敬兰，叶说她出身于社会底层，父亲五十年代自杀，斗校长期间冯也正被同班红卫兵（红五类）斗。冯敬兰，她道的是哪门子歉？道歉不是作秀，也不是买卖，捆绑销售、买一送一的搭配都不好使。道歉是需要资格的，接受道歉也是需要资格的，请到的20多个老师和亲属，别人我不知道，李松文老师，就是字条上7人的唯一老师，我质疑他接受道歉的资格，我质疑只要老师就有资格接受道歉这个逻辑，女三中迫害孙历生老师的董光苔是该接受道歉，还是该道歉呢？我的故事不涉及理论，我对争论其实也没太大兴趣，有兴趣的只是个案，只是事实，真相和细节。 3/歹哥说“要武”不是要武斗，这是歹哥的理解。事实是“要武”引发了武斗和暴力的升级，师大女附中8月18日之后又活活打死了一个18岁的姑娘，学校附近饭店的女服务员，宋彬彬承认八一八她的红卫兵成立了，刘和宋是红卫兵负责人。18岁姑娘也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吗？为什么至今只字不提？宋彬彬说她从没改名“宋要武”，法律不依据口供，只信证据，至少我知道有两份证据，证明她就是改名了，证据一是光明日报的文章，证据二是保湖北省委的长江日报那篇，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都是以“宋要武”名字产生巨大影响的文章，宋说都不是自己写的，证据呢？亲友同学说也是口供而已。时隔40多年宋才出来否认，早干嘛去了？现在网上有说法，宋的《四十年我要说的话》和《王友琴加我于历史耻辱架》是团队的冯敬兰代笔。我们不久还会等到宋彬彬否认这两篇自己署名的文章吗？
我关注这件事也有两年，开始是赞同王友琴，后来看得多了，就有了改变，当然不妨再改变，我只尊重事实。 1）7人纸条争议一，名单顺序王友琴从左向右念，宋是第一位，自然地位很重要了。可是在胡拍的电影中，王晶尧先生是从右向左念，宋是最后一位。争议二，7人纸条是写给谁的？王说是他要求在场的人写的，是刘进写的。而李老师说是抢救时医院要求写的，他写下了纸条。若是这样，纸条还在，对笔迹不是难事。 2）改名说。我有一位联系密切的朋友最近告我，她的朋友是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反工作组的，对宋也是不满的，但她证实宋没有改名字。至今没有见到师大女附中当年的学生证明宋改名字，我选择相信宋，相信她的同学。 3）较量说。我们现在谈的是文革的一段历史，已经发生了，不可改变了，如何较量，又较量什么呢？我们说不漠视生命，不仅要为冤死的人们申诉，也要让活着的人不冤屈，若不尊重事实，谁又能保证这种不公正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说到底对别人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对我们的后代负责。
是郑中伟(郑中玮)吗？有关她的文字我也看了，与刘进、宋彬彬同班，反工作组的少数派红卫兵，818那天女附中有刘进宋彬彬的多数派和邓的少数派两个红卫兵组织，多数派抢了少数派的风头。几十张票都是观礼台的，只有一张“红请柬”能上主席台，给少数派的，被宋彬彬抢走，少数派有人为此委屈得哭了。
宋彬彬抢到登上观礼台红请柬这件事，我也曾听他们学校老初一的一个学生（我的邻居、发小）讲过。
这位朋友和刘宋不同班，因她没有公开参与此事我就不写她的名字了。她的不满在于反工作组的人当年受到了压制和孤立，这些在刘宋写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很高兴能和你讨论这些问题。
存疑：小熊听说宋彬彬抢了对手的票上了城楼。会那样随意吗？上了城楼就可以凑到领袖身边发红箍？我校25日打死党委书记等3人，31日领袖接见红卫兵，我校红卫兵头头被送上天安门城楼。都是在当局可控之中。李文波被打死，下午我校北京师大二附中打死3人，第二天26日《人民日报》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26日晚，总理讲话“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没提打死人的事。
敬等小熊的下篇。自陈小鲁道歉，俺就为文革忏悔道歉这事纠结，直至看了林达的文章，才稍稍释然，认定“如实记录历史就是反省，详实说出细节就是忏悔，这需要责任甚至勇气，记录历史重于道歉。”宋彬彬道歉后，俺又开始纠结，跟小熊一样也是因“挥之不去”，写了《放下我们手里的石头》，留评中反对的比支持的多，也有网友给我发纸条表示支持。我至今坚持此文观点。 想必小熊已看过《记忆》108期。卞案及双方的“较量”比我们知道、想象的复杂得多，我以为，我们局外人还是多从宏观上讨论为最，仅供小熊参考。
唐燕理性思维发达，卞案及双方的“较量”比我们知道、想象的复杂得多，极是！看不到记忆108期就已感到水很混。小熊是个感性的人，形象思维有余，抽象思维不足，只对事实本身和真相细节有兴趣，最高理想是，把观点隐藏在故事里，就像鲁迅的《示众》，但很难做到，即使鲁迅，也只有一篇《示众》不是吗？
1、民间有俚语“油撒了向提瓶子的人要钱”。倘若没有文革，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至今对亲自发动者与文革的定论欲说又还停，不知是为死者讳还是大局为重？如此，便很难生出标准答案。校庆活动中“文革期间宋彬彬为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校长的照片竟然刊登在了一起。”便是佐证。 2、是道歉是厘清？是良心发现还是迫于无奈？最该向谁道歉？！ 3、无论16岁还是18岁，无论被教唆还是心甘愿，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都是罪不可赦的杀人凶手，道德败坏、人性缺失。
文革中红卫兵打人和将人打死，实际就是一种传承。
当年打过人和打死过人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至少他们是崇尚暴力的人！没有真诚的道歉就会有心灵的鞭挞。
从一开始北京学校的打死人最高层就是知道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66年12月才发出的。8月20日女三中沙坪校长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薹陪斗。其父为红二方面军军长。其母担心女儿也被打死，向最高领导反映。总政派人向全校宣读指示，董得以解救。时值沙坪死后一周。说明发动者完全清楚并可以掌握事态，沙坪校长死后一周总政派人到校宣读指示，陪斗副校长董光薹被解救。因其父为红二方面军军长。其母向最高领导要求保护。说明一切均在掌控之中。
注意时间：沙坪校长死8月20日，打卞校长的其中一人曾被调查过这人也与打死沙坪有关。总政到校救董光薹为沙坪死后一周。要文斗不要武斗为12月。我的贴不上的评论都贴不上。。。。
于小红表达的是中央从一开始就知道死人，而且想不让谁死是可以做到的。道歉者也有些不情愿，因为他们明白谁是罪魁祸首却要自己出来承担罪责。最终的较量并非针对某个人。
66年八月，文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发生了红卫兵自发的动乱，8月8日，中央的《文革十六条》就在第六条规定：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以高干子女为原动力的红卫兵组织是“自发产生”的吗？请看《十六条》第三条：“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我们不要忘了，历次运动都是发动群众，当然，最后当替罪羊的也是群众。高干子女必然的消息灵通，成为担当“革命大任”的先行者和领导。 中央并没有叫你打人杀人，不是后来又出了社论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吗。可是为什么武斗越演越烈，到各地政府部门瘫痪后，爆发了全国性大规模的真刀真枪血腥“武斗”要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解释是：“文斗”，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对于“阶级敌人”，就必须“武斗”。这就是阶级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武斗”时期，对立派就是“阶级敌人”）。 66年8月，“公检法”组织并没有瘫痪，完全应该出面制止一切过火行动。抄家的红卫兵都有目标，但绝不是他们自己侦查私访谁是“地富反坏右”的，是有关部门提供的有关身份背景和门牌号码。押送“黑五类”回原籍的“红卫兵”按照出差人员给与生活补贴，路费由公家报销，这些都是政府行为。 对于无数“文革”蒙难者，假如“红卫兵”都幡然悔悟了，道个歉，就完了么，我们会不会遭逢再一番运动？
拜读！我与卞校长家属感同身受：我的母校北京女三中沙坪校长1966年8月被活活打死、我的父亲在1967年10月被毒打三天三夜，以致被活活打死！至今不见有人道歉，遑论忏悔！ 小熊-teddybear长兰的父亲49岁在校园里被活活打死，大学校长。818以后校园暴力全面升级。（亲爱的我说错什么了？你为什么总是不停地删不停地删？该不是有多动症吧？） ahliuyuan_2010我父亲和卞仲耘是北平时期的老同学。父亲活着的时候一直不能释怀卞仲耘的惨死。你的文章父亲地下有知可以安心了。喜欢你的正义正直真实！
八五事件发生在文革；文革发生在60年代的“新”中国；60年代之前的“新”中国还有一系列的类似八五事件；即使回到“旧”中国，某个群体执政之前，这种事件就屡见不鲜。所以，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理论会酝酿出这样的血腥、这样的没有人性、这样的理所当然？老根上从来没有深刻地反省道歉改正。只要那个老根还在凌驾于法，文革就有可能改头换面地重来几次。记得以前有个故事，一个杀人越货的死刑犯，执行前对诀别的母亲要求再吃一口奶。没想到一口咬下奶头，说：娘，没有你我就不会有今天！故事背后留给我许多想象。当然，如果这个死刑犯还有兄弟姐妹，相信不是个个都像他，他有责任，但是母亲给他的错误喂养想必也有责任。
其实文革罪行表面上是老红卫兵行凶（一些中学的小女孩竟如此残忍，真是匪夷所思），本质却是官一代父母的默认。这个很可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打地洞”，这些所谓的血统论难道只是那些小屁孩凭空想象出来的？打下的江山谁来接班，还能否保持在那拨人手里，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当时老毛不已退居二线了吗）。没有父兄辈的默认，其子弟有那么狂吗？杀人都不偿命，依然风风光光上天安门，你说他们不就是把运动看成是自家清扫门户的必然之举吗！如同现如今患者肆无忌惮地残杀医生而不会被判死罪一样，国家也不出面公开谴责和打击（如同现今的扫黄），想如此将医保政策失败所可能引起的矛盾转移到对医生和医院方面，于是上面一直是可耻的沉默沉默沉默，这不就等于默认吗？这个默认势必导致更大更多的杀医生事件的发生，这与老红卫兵杀人不但没人制止反而还推波助澜产，不是同一个道理吗？怎一个“文攻武卫”、“要文斗不要武斗”了得？于是后面就是全国性的武斗。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也是父之过，因为父亲是站在子女一边默认他们的所有举动的。所以谈谁之责任还为时尚早呢。
目前对于道歉问题主要有五种看法；1，肯定了陈小鲁的道歉，却认为宋彬彬的道歉是不诚恳的。 2、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 3，对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都认为是高干子弟的作秀，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 4、认为他们开启了对文革的反思大门，可以避免文革的重演。 5，认为人在面对灵魂的拷问时候都有良心，都会自觉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和罪行，都是能够做到反思的。每当社会出现一个非常有争议和影响的人物，和涉及社会政治的事件时候，我们都不要忽视其政治背景以及社会正在或者正要发生什么。 以上的信息（是省略的家庭成员与目前当局高层关系）充分表明了: 1，他们两个在文革初期的年龄都是20岁左右的高三毕业生，都是属于中学中最成熟的一批学生，鉴于他们的学校属于国家级重点中学，他们的文化学识足以可以辨别社会的正常秩序下的法律常识，杀人要偿命，打人是粗野的暴力行为。虽然我所在的学校远不如他们的好，但是的的确确，我在学校里没有看见过一个高三学生殴打老师的，除非是有流氓行为的个别差生，和受到老师批评借机报复者，他们也只是到低年级同学那里支持野蛮行为。他们两个家庭和学校地位都决定了他们不会赞赏这种行为，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2，他们在文革中的一切行为都是与其父亲在文革中的状况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文革最初毛泽东是瞒着中央政治局在外地发动的，所以那时候的文革具体执行还都是由上级派工作组有序进行的。工作组各年级负责人都是班级班长和团支书，这些人基本随着毛主席的大字报一出就变成了保守派，反而被挨斗了。所以这个工作组是短命的，在实际意义上不隶属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3，陈小鲁所成立的“西纠”在毛的文革初期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一直没有得到平反过，属于不了了之。参加这个组织的，和随后被否定的一大批大学生例如，蒯大富都被抓起来，而他却被周总理保护了起来。陈小鲁的道歉莫不如说是为参加文革道歉，还不如说是彻底澄清“西纠”不是文革中的反动打手组织，确定了他的历史清白。 4，相比陈小鲁，宋彬彬的生活经历更加曲折些，这与其父亲宋任穷被隔离审查有直接关系，她父亲原是陕甘宁地区与刘志丹并驾齐驱的领导人，与习仲勋长期工作在一起。她当过知青，在工农兵选拔上学的时候上学，这些经历和领导有着一致性。 5，陈小鲁的妻子是粟裕大将军的女儿，文革中军队干部尤其粟裕几乎没有受到毛的冲击。佐证了，文革的结束和否定是靠军队，而周总理与军队的关系比毛泽东更加有力。宋彬彬的丈夫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轻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是挚友（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剑生凭李振翩的关系进入了大学，与宋彬彬同学。以上所有信息表明，陈小鲁和宋彬彬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竭力维护毛主席的威信，和政府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存在着陈的道歉比宋更诚恳更彻底。 我们再看看两个人的道歉背景和时间。陈小鲁是2013年10月7日下午回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的。大量的报道陈小鲁这句话“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却是在8月18日。那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纪念日。 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前，各大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报道这类消息，待到那天动静却大有减小之势，在当政主要领导参加纪念会的同时，宋彬彬与张玉凤等人共祝毛诞的消息与照片见诸各大网站。 2014年一月三号宋彬彬也到原来的中学师大附中组织道歉会。通过这次道歉她所传达的，第一，她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第二，她没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则。 在此之前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大典，将她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再度展出，正面肯定这一“政治符号”，并表彰其为荣誉校友。而她比她小五岁的校友，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文革罪行的王友琴却完全被忽略，不在其中。目前网上有一个“乌有之乡”代表目前左倾主义的网站，他们是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认为是自由主义泛滥，应该保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提到，对文革要给予肯定的重新考量。 2、宋和陈的道歉是有其背景的。这两次道歉不是民间个人的自主独立行为。在纪念伟大领袖120周年活动以后，文革的思潮以全面反扑的形式在各地掀起了，比唱红歌的时候还厉害。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底层和年轻人都赞同着文革，左派网站既然能公开叫嚣要对文革重新给予评价。这本身就说明革命的形式，依然是受着拥毛分子的崇尚，文革的形式依然是他们求得公平打击腐化的根本办法。可这次面对的对象却是当权者自己了，所以搞这样大型纪念毛的活动结果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接威胁了政局的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出于政治需要，才有宋的道歉紧跟而出，这个道歉本身并不是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文革反思，而是特别的强调当局的立场，文革不可以翻案的。 3，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是高干子弟的作秀，但却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他们对毛泽东地位的肯定是鉴于理性思考，是他们代表的阶层利益所需要。和那种盲目的拥戴的百姓完全两回事情。大众的拥戴毛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国民的奴性。信息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不会盲目再相信任何骗人的鬼话，人们随着视野的开阔慢慢会具备理性看待世界的方法。在先进的欧美国家崇拜的领袖都不是现代的，而是树立了民主意识的先哲思想家。他们一旦获得权力就交付于议会选举，这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
鉴于以上的情况我认为： 1，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那完全是不了解民间的各种思想情绪，看不到目前政局的稳定会出现怎样可怕的情景，纯属一些学者的政治天真。有一点良知和政治素养的人都是应该明白乌有之乡文章中包含的内容将是什么，那要把中国继续引向彻底崩溃的混乱中去。然而要求＂国家道歉＂追问凶手，加以法律制裁，就势必要彻底的否定毛的地位。每个时代都是在前进中会抛弃一些旧的政治理念的，就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实际就是社会上自然合理存在的两个相互约制，相互攻击，相互争取自己权利的两大派而已。老百姓是根据他们的施政方针给予支持或者反对，而不是对某一方的彻底妖魔化。如此把对方当敌人在肉体上消灭光，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处在在国家主义政治结构中，只允许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政权机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和语境中，人们没有理智也没有没有办法对领袖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文革的发生也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层权力之争到了白热化，而不是我们以往表面看到的那样。许多档案会慢慢拿出来的，之所以现在做不到，那是因为目前还需要以毛泽东的威望来安定社会大局而已。 4、认为他们开启了对文革的反思大门，可以避免文革的重演。那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主谋和挑起全国动乱的上层思想剥离干净，把整个文革的性质完全隐藏在表面的暴戾，那是还属于儿科水平。真的以为这一切都是四人帮的罪？真的以为林彪可以来做这些＂伟业＂？那他何必弄得自己粉身碎骨呢？为了保持政局稳定，每一届都要考虑怎样才能做到不动摇地位，这是领导的本能，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思路。我们只能客观的分析，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彻底否定那个始俑者，为什么只有拿了老干部折腾以后才会遭受集体的反对？这实际是上层斗争借用群众而已，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只能盼望改革还是要在有序的领导下合乎中国国情的顺利进行下去。 陈和宋的道歉只是目前解决两种不同情绪的权宜办法。12月份的纪念毛的大张旗鼓，让许多文革支持者，尤其那些愤青开始想再次指望通过文革那种方式来拉下他们认为的所有贪官污吏了，他们误读了上层的思想。 5，认为人在面对灵魂的拷问时候都有良心，都会自觉的忏悔自己的过错和罪行，都是能够做到反思的。其实不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都是有善恶两面，你让现在道貌岸然的人都来说出自己曾经的恶，那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变色龙啊！任何时候只有符合自己最大利益，他们才会选择去做，人归根结底是恶的德性占上风的，因为人都有私利。不是西方人比中国人好，而是西方的道德伦理一直在严格遵循维护着，社会都是有规矩的，我们的规矩就是不分善和恶只分阶级。陈和宋之所以敢以道歉把自己以往参与文革的事情来公布于众，因为那是一场全民运动，其事实真相肯定是经得起考察的。那就是宋没有参与对卞校长的殴打致死。陈也没有动手伤人，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的道歉不会涉及他们个人形象。毛接见的人就要受到批评和指责，这本身就足见我们民众对事物是如何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了。这一代人还没有死呢，还都说的清楚呢，还都这么不成熟的去看待一个历史镜头，足见我们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就压根没有长大。每个人都是要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和社会上的，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正常生活，才能发展他们原有的事业，才有自己的尊严和威望。没有一个人会自毁名誉的，再善良的人都不会用反思这个形式，用以往打过人，杀过人，侮辱过弱者来作为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陈和宋的道歉都是有着自己基本利益的更大考量，他们都是为更大的集团的利益需要而为。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那些本性就是贪婪，残暴，虚伪的人，他们永远是没有内疚感的。他们只要做了就会感到理所当然。他们理直气壮的表现自己的自私贪婪！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是更加的肆无忌惮！所以建立法治是当务之急。
想起第更斯的双城记，一本被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大力推举的作品。书中几段排比句大意是：智慧与愚蠢共存；革命与残酷共存；等等。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但是革命成功时平民组成的法庭真是不敢恭维，那些翻了身的新主人在法庭裁判席上一边啃着鸡腿一边嬉笑着一边随性地决定被审者的生死。
【辑二】： 编者按:关于“八五”的讨论的第2期，本来是将后面的内容整理成一篇的，但两万多字显然超过限度了。所以就按时间顺序，从流水回来以后截断，接着再做第3期。第一部分V9与秋晓的讨论，原是秋晓发在她的一个博客上的，她这样单独整理出来，我感到双方的思路更清晰，观点也更鲜明了。 （一） 泾阳秋晓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这是刘进在道歉中的一段话，写得不错！
刘进口不对着心，她的话你也信？
不认识刘进，不予评论。我赞同的是这段话，写得有水平。
刘进的话有两个关键词“大爱”和“制造新的仇恨”。刘进道歉了，她就有“大爱”了；王晶垚拒绝了，就是“制造新的仇恨”！？爱恨都是双向的，刘进和宋彬彬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最恨王晶垚，那么多人被红卫兵打死了，家属都不敢较真，唯有王晶垚这个倔老头，就是不肯施舍“大爱”，能不恨吗？这就是缘分，孽缘啊。
你是这样看的，我更喜欢这句“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同样的土壤，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底线。刘进的道德底线就是“死了就死了”。李紫阳可以抢救张乃一，刘进为什么不救卞仲耘？纳粹党卫军中也可以有辛德勒！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
刘进作为“八五事件”的目击者，近八年来，她在反思的同时，走访调查了上百位女附中的师生，并将材料交学校留档。其实，一切争论都要基于事实，只有事实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存在。
以文革表现来看，刘进的角色应该是接受调查——向公众坦白“八五事件”前后自己的全部作为。但是，她把自己的身份转换成“检察官”了。所以，刘进的“调查结果”至今不敢放到网上和网民见面。她心虚呀。
随着工作组七月底撤离，师大女附中师生会和革委会就丧失了其合法性。八五批斗学校五位领导时，前工作组的成员也被逼到现场并受到恐吓，刘、宋不大可能组织这样的批斗会，至今也还没看到有这样的证据。一位女附中校友提供了一份她本人保存的当时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原始记录，证实女附中红卫兵和筹委会是8月8号成立的。所以8月5号，从学校有无领导组织这个意义讲是权力真空，但是反动对联及踢开工组自己闹革命的思潮又使一些红五类可以任意批斗老师和同学，这自然不是权力真空。学生打老师自古无有，赋予中学生这样的权力也是自古无有。
泾阳秋晓：建议你把《与宋彬彬谈话记要》再读一遍。就在小熊文章的附件里。网上也有。宋彬彬的口气说明，批斗会是他们组织的。人死了，他们还鼓掌，死因推到心脏病——这就是你要的事实！建议你能关注一下受难者提供的证据，而不是只听红卫兵说如何如何。
网上能找到的文章视频我都看过。多一句，还要看作红卫兵如何如何吗？海外写八五文章印象深的是王友琴，张敏，陶洛涌，国内是胡杰拍的卞校长的电影，胡志涛副校长的《八五祭》，汪玉冰主任的控诉记录，郎钧，刘自立，女附中的顾湲(高一3)、罗治、伏生、刘沂伦、刘进、宋彬彬、叶维丽、冯静兰、李红云等文章。记得徐友渔曾说过读了刘进等的8/5材料后，就断定宋没有直接参与打死卞仲耘事件。一般来说，历史事件，人们看重的是当事人对事件的陈述和原始资料。
现在的情况是：女附中的同学和老师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出来说话的都是红卫兵和帮红卫兵说话的。这一点，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人死了快48年，官方不追究，人证物证都消失了。红卫兵跑出来说三道四，振振有词，其他人当然只能沉默。王晶垚老先生的坚持确如风雨中残烛，有良知的人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官方不追究，民间可以收集，王友琴做了很多，刘进等人做了很多，希望看到更多。 在欧美象征司法三要素的正义女神通常是蒙着双眼，这意味着审判要客观，不能看被审判的对象是谁，惟有遵从法律。我做过一次陪审员，是一起非法携带武器的刑事件，被告犯过重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陪审员的挑选，这个案件公诉人是州政府，为避免判案偏袒，不仅要求陪审员与案件相关人员不能有任何关系，就是亲属中有在公检法工作的，也要如实告知，由法官及双方律师确定是否要回避。最后判决结果是被告无罪，说实在的，那是个违背心意的决定，可我也深深感到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在“八五”问题上谈“法律”？是不是有点“装”了？岂止是“蒙上双眼”，是根本就瞎了双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在矫情啊，像是90后在说话。估计至少也是60后了吧？
“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是我对一个曾是重罪犯审案后的感受，你了解那个案件么？怎么是“又在矫情啊”？什么问题不能谈法律？为什么会出现8/5惨案，为什么王晶垚先生冤屈难诉，就是因为没有法制和法制不健全，反思文革是要尊重生命，健全法制，你一定要说是装，那就装下去，直到习惯为好。什么什么后说话重要吗？就事论事而已。
筹委会的成立证明工作组时期的学代会和革委会已失去合法性，新成员多了反工作组的学生。我们学校在海淀，红卫兵成立的早，我们班还写过勒令红卫兵解散的大字报，时间是7月1日（有照片）。工作组走后，学校里保工作组的同学成立《红旗》。早期红卫兵无论名称如何，基本是保派或反派之分。女附中7月31是反派学生成立的组织；8月8号是保派（刘、宋）学生成立的组织。会议记录原件证明了成立时间。
秋晓视如珍宝的“会议记录原件”是一个不敢见天日的东西！谁提供的？不敢说；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敢说；影印件？也不提供。刘、宋、叶说“女附中红卫兵在8月5日以前没有成立”，已经说了十多年，现在证据“出土”了，但是不敢见天日。这是为什么？子虚乌有啊！
子虚乌有？你是挺敢说的。
是李红云文章对“证据”的遮遮掩掩让人不得不这样判断。
刘宋道歉的积极意义就是文革这一页又被翻开，清查时混过去的打人凶手又被提及，也越来越清晰了。
刘宋道歉的“积极”意义仅在于引发了王晶垚先生的声明。是王晶垚的声明让民众进一步关心8/5事件。宋彬彬道歉的目的则是要强行为8/5事件结案：不许再追究惨案策划者和杀人凶犯，企图封住王晶垚的口，封住在红八月中所有被打死的死难者的家属的口。否者就是“制造新的仇恨”，就是没有“大爱”。
都什么年代了？ 用户v944ub9nxj不管什么年代，都有人心所向。
秋晓干嘛那么热衷李红云的这条证据？既然不是60后，也是红卫兵时代的人，你怎么能相信毛泽东8月1日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宋彬彬刘进8月8日才成立红卫兵？聂元梓的大字报6月1日贴出，刘进宋彬彬闻风而动6月2日就在学校贴出大字报。可见跟风之快，对聂元梓尚且如此，对毛泽东怎么会一拖一个礼拜？何况宋任穷在八届十一届全会上和谢富治、李雪峰一道晋升政治局候补委员。宋彬彬会如此迟钝？刘进宋彬彬叶维丽以前一直说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夕成立的，现在迫不得已，前推到8月8日，就是不承认卞仲耘的事和红卫兵有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刘宋是否组织了八五对校领导的批斗，至今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看文章时考虑到没有影印原件，是否提供者有条件？有问题可以问李红云，说不敢为时过早，还是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好。
请问秋晓：王晶垚先生记录的《与宋彬彬谈话记要》不是已经证明了八五对卞仲耘的批斗就是宋彬彬她们组织的吗？你是无视王晶垚的材料，还是根本就不承认王晶垚的材料就是证据？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你还需要怎样的证据才能不再如此卖力地替宋彬彬刘进抵赖和狡辩？
有人对李红云文中有关一位女附中校友提供的一份她本人保存的当时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会议的原始记录有异议，我在这里也提及，还是把这份记录转过来好了。李红云在文中说1）她对该资料进行了鉴定，证实该记录为筹委会会议的原始记录原件，其来源真实可靠。2）她是将这次会议的“记录”原封不动地抄录如下，除将个别错别字和丢字用括号标注，其它内容如分段、标点、符号等均保持了原貌。 筹委会会议8月7日当前任务：怎么干革命。主攻方向。对工作组问题速战速决。批工作组目的。 组织好。明（天）前宣布成立筹委会成立红卫兵，组织落实。大家讨论工作组问题。 下午重点批工作组问题。 红卫兵做（作）为先锋★红卫兵： 动员：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学习解放军，大讲“三八”作风。 组织落实：红旗可参加红卫兵，所有红五类愿意参加都要。 以大队、中队、小队形势（式）。中队有指导员。有政治部。干部回班。发挥同学主观能动性。先让大家提。红卫兵回班组织同学。坚决改变工作作风。同学起来造反。组织讨论：怎么造反。是不是不要政策。在红卫兵内大讲民主。 揭发工作组不能先下结论，要调查。 要把学毛著提出来。大讲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密切联系。具体推荐文章。善于总结经验，对革委会做总结。做好统一工作。筹委会要有战斗作风。 把大字报管委会恢复起来。明天下午让大家提建议。提出：大家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泾阳秋晓《与宋彬彬谈话记要》(王晶垚先生的原始记录)66.8.5後，南营房家中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和××和××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这个广播有个稿。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张世栋1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2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
李红云在文章中不敢出示出处的所谓证据秋晓坚决认为可以成为证据。而王晶垚正式公布的《与宋彬彬谈话记要》，秋晓却认为不可以成为宋彬彬刘进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秋晓到底是在“蒙上双眼”客观公正地说话？还是在昧着良心，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其实还是问问你自己对证据是否成立的标准是否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光贴出来是何用意？还是希望秋晓先生对王晶垚先提供的《与宋彬彬谈话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即这份材料能不能成为宋彬彬刘进组织批斗卞仲耘的一个有力的证据。这才是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请勿回避实质性问题，旁顾而言他。这才是要讨论的最实质的问题。
你想清楚我的问题，就知道我现在的答案了。
我曾经希望能看到一份8/5事件和宋彬彬无关的确凿的证据，用以说服我相信宋彬彬是无辜的。但是，非常遗憾，这样的证据至今没有出现。好容易出现在李红云文章中的“证据”，却是遮遮掩掩，虚虚实实，连证据提供者的姓名都不敢提供。于是乎，我只能对“宋彬彬团队”的全部文字的可信度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秋晓，看你的帖子，让我想起冯小刚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打死我也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一说出来就“死定了”。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能还是不敢回答我的问题？你对证据成立的标准是否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就用你现在提到的两个证据为例即可，难吗？
宋彬彬怎么证明光明日报上的宋要武的文章不是宋彬彬写的？ 宋彬彬怎么证明湖北日报上的宋要武的文章不是宋彬彬写的？ 宋彬彬怎么证明8/5事件不是她和刘进组织的？ 宋彬彬怎么证明她“抢救”过卞仲耘？ …… 统统都空口无凭啊！秋晓凭什么相信，凭什么让大家去相信宋彬彬的“口供”（还不是事发当时的“口供”，是事发40多年后的“口供”），不是言必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法律是不相信口供的。但是法律应该相信宋彬彬的“口供”——这就是秋晓的逻辑。 秋晓QU若85事件能进入法律程序就好了。不在熊窝回复你了。前两天开了个转载文章的博客，写了篇对话的临时性博文，若你还有话讲，在此恭候。
武乡猴 搞运动就要打，打字当头，如果有人大喝一声“不要打了！”，那他就是“右倾”，就该挨打了，我无意为任何人解脱，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发动群众搞运动，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延安整风”许多人被打的蒙冤招供、被打死，自杀。“土改”，打人杀人，北方局有高级干部出面制止，但是上面说运动发动的还不够，不能制止群众的过火行为。（我的上辈人，他们许多人的档案里大都有一条记大过处分，直到八十年代还没平反，这处分就是他们手下的兵工厂工人和搞土改的农民打架，因为这些农民把许多兵工厂出身不好的人揪回去斗争并杀害，有些人还是抗战初参加革命的。） “三五反”，打字当头，“打老虎”，“打”落实在行动上。反右有人为被“打成”右派的人解脱，最后这些领导同志都变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毛主席《所谓“过份”的问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文革66年火热的八月，我们就在大喇叭喊出的这样的语录声中行动着。
什么时候有过“权力真空”？编出这么个奇谈怪论！“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
谢谢公布1966年8月5日后宋彬彬与王晶垚先生的谈话记录原件和李松文笔迹对照。刘进跟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的责任一样大，只不过是只能有一个的标志人物罢了。简直匪夷所思。
同意亦虹。真是无耻到极点，无耻得令人震惊，刘进比宋彬彬更可恶。曾经对她们略有谅解，现在几乎没有了。没有真诚，道歉成了推卸与嫁祸的作秀。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肯彻底忏悔自我救赎，必将千夫所指，永世不得超生！
尽管惨不忍睹，还是忍着泪坚持把小熊的两篇文章看完。长长的两篇文章，数不清的诸多事实，背后大量的搜集校核工作。敬佩九十多岁的王晶垚老人。以及无数为查清真像而努力的人们。只要人心不倒，正义就还会回来，尽管已经很久。自从“痞子运动好得很”大旗亮出以后的历史，运动中“打”字当头已是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小打都是治人于死地的大打。但是，像文革这样，全国范围的学生打老师还从未有过，古今中外都没有过。全国所有学校不论大中小，全部一片大打。不要说师道尊严，连基本人性都打没了。全国校园对老师的大打出手，八五事件中卞校长的死首当其冲。真像至今不明，是有人不想明！
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季羡林辨认“好人、坏人”，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一个个孩子就在这种辨认中长大了。而且我们长大后会发现，好人能成功，坏人也一样能成功，有时很坏的人比很好的人还容易成功。甚至人们可能更喜欢那些坏透顶的成功人。文革时期在台上表演的人物，就是最好的实证。即使其中很多人也只是非常平庸的恶，但平庸的恶，也是恶，我看刘进和宋彬彬身上就有很明显的平庸的恶，这种恶，也是非常恐怖的。所以我们教育后代，宁要平庸的善，也不能有平庸的恶。
理，越辩越明。秀，无济于事。
历史不可能完全还原，但可以尽量还原。纳粹与文革，是两个永远值得探讨的现象。
这件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件事卷进了上层的政治关系里。卞校长之死只能在现在才能弄明白，却是永远搞不清楚了。小熊的调查能力非同小可，但愿不要涉及到对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否定，那样就是借着这一个话题，又让新一轮的倒退寻找到了时机。任何事情都不存在绝对的公正和真理。 小熊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得清清楚楚，一切的确都是在我预料之中，宋受毛的接见是上面保一部分人，或者一部分人需要自保权力的需要，都不是表面那样简单的事情了。文革中打死人尤其学校教师多着去了，都没有处理过，这里的确有许多事情是超出我们能想象的复杂。宋他们的父母正是自保的阶段，代表着改革开放一代首脑人物，所以如果还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纠缠在这些事情上了，如果现今领导不想改革开放了，也就压根儿没有道歉这件事情出来了，都是为了一代人的脸面和威望，不要太天真，更不要糊涂的认真。他们不是罪人是权力者在某些地方需要的一种姿态。
小熊，你图片中李松文的签名很像他在写“情况属实，同意在记忆刊登”后的签名，2010年5月。他在文中还明确写道，“那天你（刘进）把有（7人）名单的文章给我时，我一看都愣了。这的确是我的字体。”看来李并无顾虑将相隔四十多年的两个签名放在一起签名影印件和文章。
小屏夸我认真，我觉得秋晓在探究事实真相上比我还要认真，而且因为在美国，所以她看到的材料要比我全面比我客观。但是我不能接受8月5日是“权力真空”的说法，事实是： 一、工作组撤离，革委会和师生委员会宣布解散了吗？如果宣布解散，刘进和宋彬彬就该回到班里去而不是进驻工作组的办公室。 二、刘进说，李松文老师是临时党支部负责人，说明还有基层党组织。 三、最重要的事实，全校的权力命脉，一是广播室刘进掌控着，二是全校师生的档案材料。工作组撤走后，出身不好的老师和同学都变本加厉遭了殃，老师进劳改队，许多班都在斗同学，是谁的手解密了全校的档案？这绝对是由全校权力机构统一掌握的。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发表后，各校建立红卫兵。我知道我校的红卫兵，各班都是要从学校得到个人的档案信息的，这份信息，第一是决定了谁能当红卫兵（1945年以前入党的父母），第二是决定了谁是狗崽子，在同学里划出阶级敌人和批斗对象。各班都有头（后来是红卫兵的头），接受学校的头领导和档案信息，那是多数中学生最感压抑和恐惧的时期，红八月是权力高压的非常时期，怎么会是权力真空？！ 四、真正的权力真空也有，是后来很短的一段时间，1966年10月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以后，11月普通同学都能结社组织战斗队了。当同班同学来我家找我加入她们组织时，我清楚记得她们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学校没人管了！ 五、我愿意相信是高一三班发起斗校领导，当时我们女一中也是各班斗各班的反动学生，或是把老师揪到班里来斗。连初一的小孩都在斗同班同学！这个高一三还嫌不过瘾，就到学校去斗去出革命自来红的风头，这在当时是“革命行动”，包括冲到社会上去打人也是革命行动，用不着请示上级，但这不能说明没有上级，学校没有权力机构。
筹委会是8月8号成立，此前是谁筹备成立的?谁有权力筹备？
王老先生不接受道歉。。可以理解。。伤痛太深。。旁人。。不要添油加醋。。火上加油。。
感谢小熊火上浇油的动力和能力。
女附中当年的学生敢于出来写文章为卞仲耘说话的基本都在海外，如王友琴（美国）、张敏（美国）、沈乾若（加拿大）、陶洛诵（澳洲）、非女附中学生敢于出来写文章为卞仲耘说话的也都在海外，如亦红（美国）、王蓉芬（德国）等。 国内的女附中学生以前只有冯敬兰和伏生写过有关85事件的文章。现在伏生封口了，冯敬兰反水了。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还不是惧怕宋彬彬的政治背景嘛！ 小熊敢于秉公直言，难能可贵！真的就不害怕？
哈哈，我说你可真有意思，自个儿吓唬自个儿。那谁谁讲话了：窝闷捞了，五缩维。
看了五遍才看懂“窝闷捞了，五缩维”是啥意思，笑喷！
跟着发不出字来，忍不住另立一篇：我也搞明白了那个意思。可是为啥不让跟着发言呢？他们也太神了，连这个也能检索出来？ 昨日雄鹰窝闷捞了，五缩维一一念了好几遍，怀疑小熊这河南话的音准。
从王晶垚与宋彬彬的孤独想到的： 宋彬彬很孤独。背后虽然站着一大群人，其中还有好多所谓的精英。但是真正敢于蔑着良心出来写万言文章的也就是叶维丽、冯敬兰，李红云这三人儿。其他人嘛，只愿站脚助威。 王晶垚也很孤独。网上虽然支持率很高，但是精英们基本保持沉默。对于90多岁的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无助啊。 中国是个是非无断的国度。中庸是传统，是正统。虽“路见不平”者众，但“仗义直言”者寡。
在66年8/5打死卞校长的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没有动手打卞校长和其他同时挨批斗的人，这点我想是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重要的不是她们打没打人的问题，而是她们作为当时学校的临时负责人，对发生暴力批斗人时的表现，这才是我们最应当反思的地方。 作为人，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做人的良心——对弱者的同情心。然后才会有对社会负责任的良心。一个人没有这样的良心，哪怕他/她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得再精彩，他/她的话说的再动听，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看客心里都会有杆秤，会知道怎样评价这些人物的。 民盟天天我们学校打死3个，并没有人追究谁负责，谁道歉，甚至校史里没有这一段，我写了，书记、校长都让删掉，只说“向前看”。 当年红卫兵有句话“共产党犯错误，你们他妈高兴什么！”，我理解，这些都是他们的家事。这就是历史。 民盟天天当年的红卫兵一般比较大度，如今只议论一些儿女情长，海外风光，提起那段时光不愿多说，“那只是短短的几个月嘛”，“你怎么还念念不忘呢？”，那意思是我心胸狭窄。但是对于家破人亡的人来说那是永远的痛！比如我的同学曹滨海，以及千千万万的家庭。
秋晓给的链接我打开看了，最没水平和无聊的就是李红云的文章（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何时成立的？），之前看到叶维丽提过，似乎团队掌握了重大的关键证据如获至宝，感谢秋晓让我能够读到它。 这是一篇玩弄概念和文字游戏的文章。它从学校权力中心和红卫兵两个方面来说，先看权力中心，工作组的时候名称是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刘进和宋彬彬都在其中，是学生代表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是革委会的副主任，8月8日名称改成筹委会，这个筹委会是为革委会改的名，名称变了，掌权的权力人物没变：刘进、宋彬彬、刘亭亭（刘少奇）、邓榕（邓小平），还有几个。 一再申说筹委会成立于8月8日，好像能给8月5日系个死扣，民盟天天问了句解扣的话：筹委会8月8号成立，谁筹备成立的？谁有权力筹备成立？答案不言自明，换汤不换药，改换名称而已。李红云说筹委会不是学生代表会和革委会，等于说白马非马。 为了说明打死校长的不是红卫兵，李红云同样用了白马非马的诡辩，甚至敢说女附中8月5日根本没有红卫兵，她说这个学校7月31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叫“红旗”，所以不是红卫兵。真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知道毛在8月1日给清华红卫兵的信中特别提到北大附中“红旗”，对红旗表示热烈的支持，彭小蒙还在城楼上代表全国红卫兵讲话，李红云说红旗不是红卫兵吗？李接着强调说，女附中的红旗改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了，是后来的事。名字改来改去，白马黑马红马，不都是马吗？ 李还说有证据表明刘进宋彬彬的红卫兵成立于8月7日，这个她能拿出原始记录。但红卫兵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是混乱的组织，8月1日毛支持红卫兵的信发表后，全国迅速的蔓延并不是有序的，女附中也不能排除各班红五类纷纷起来效仿，邓榕不仅是在书里写了，她还以红卫兵的装束、红卫兵的派头与卞校长的家属处理善后。所以说8月7日只不过是个归拢的时间。红五类，红旗，主义兵，红卫兵，这些概念的实质是一样的，团队在玩弄白马非马的文字游戏。 最后，李红云是北大研究法律的教授，曾是师大女附中初二的，怎么没听她提起过哪怕一句关于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一名18岁女服务员的事？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被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至今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小熊对李红云文章的长篇解构很精彩，尤其是批驳李红云所谓“红旗不是红卫兵”说法的那段文字。李红云连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都没有好好看就出来洋洋万言，真是徒有北大副教授的尊号。 红卫兵自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拥抱彭小蒙就开始走红。江青当时的号召力是不容否认的——不像现在，已经成了臭狗屎。所以我相信毛毛的说法（7月29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已经存在）。8月6日，江青在天桥剧场已经开始质疑高干子弟做红卫兵的领导者。说明，北京各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成立，且被高干子弟控制（比如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四中）。李红云考证女附中红卫兵是8月8日前尚未成立。估计她自己的内心都不相信。
李红云那是鬼话。刘进说过实话，就是她踏破铁鞋也没有得出她们的红卫兵究竟是哪天成立的。她自己不清楚，宋彬彬也不清楚，实际上没有个成立的具体日期，毛8月1日写信支持红卫兵，红五类找块红布缠胳膊上就是了，具体时间精确到8月1日至8月18日之间就可以了。我已经把记忆82期，102期，108期，106期，以及国内能看到的80期之前的有关文章都读过并下载了，这要谢谢秋晓和唐燕的帮助。默默的风叶历史都是现代史，惨痛的记忆！
宋彬彬的母校90年校庆评选优秀校友，这绝对是一个无耻之极的蠢事，说明当时的那位校长绝对是一个溜须拍马的专家。我们学校过去也搞过一次让当官的学生在校庆时坐到主席台上，结果，下面的同学们马上以退场表示抗议，而且连当官的同学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去了。从此我们学校校庆时再也不敢搞水泊梁山的英雄排座次，否则就没有同学参加了。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抗议排座次是对的，这反映了我们的很多同学已经有了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意识。人的成功是次要的，人生而平等才是最重要的。
邓榕（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书中这样描写到：“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第二章《祸起萧墙》）“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谢谢小熊《较量：道歉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正义与邪恶的较量。8/5惨案的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8/5惨案的组织者怎么现在还没有罪恶感呢？48年后的今天，宋彬彬面对8/5惨案假惺惺的道歉实质上是为自己表白，为自己推脱责任，用这样的手段来歪曲历史，掩人耳目。居然还有人极力在事实面前为她开脱，真是悲哀啊！
【辑三】： 小熊编者按： 重要的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有了事实真相，不同人不同看法，就不那么重要了，也许我会不同意你，但我誓死捍卫你说出自己看法的权利。我们需要努力走出文革思维的怪圈，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小熊是去年在炎黄春秋的五人谈上，看到刘进说王先生在医院里“当时哭得很厉害”，就为这几个字，小熊无论如何也放不下这件事了。今天的小熊无法想象那天晚上几个小女生是怎样面对一个大男人的痛哭的？刘进在第二天的早上，对全校广播讲话说：死了就死了。好人打坏人，活该。至于宋彬彬，和张玉凤吃顿饭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网上有宋举杯与张玉凤共庆毛诞的照片，详细报道还提及宋要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承认就是，宋却矢口否认说：“那次张玉凤请吃饭，我并不知道是她。我妹妹说，牛街有一个特别好的清真馆子，带我去吃饭。我说那就去吧”。联系到王晶垚老人出示的记录在1966年8月的《宋彬彬谈话记录》，宋也矢口否认说自己不记得当年与王先生有过见面和谈话，那么，你选择相信王晶垚老人还是相信宋彬彬呢？ 小熊觉得《宋彬彬谈话记录》最重要的几个字是：“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宋团队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她们强调“权力真空”，强调刘宋因“保工作组”而失势，另一方面刘宋又为“没保护好校长和老师”公开道歉。中小学的校长和老师本该保护学生的，在那非常态的红色恐怖下，强健的男人保护不了妻子；成年的儿子保护不了母亲，你一个小女生，除了权力，还能拿什么来保护校长和老师呢？《南方周末》的记者也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把宋彬彬说成“小迷糊”，另一方面又具体指出，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知名校友）？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决不退出。怎就不迷糊了呢？ 流水要我们回到当时暴虐的政治大环境中去分析事实真相是对的，就说宋团队解释为“劝阻无力，反应迟缓”的两大失误，我们回到同样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非常时期，试比较同样的权贵人物：一、北京四中的几个学生党员，保护了校长杨滨，至今受到杨儿子的叩谢感恩；二、女一中的红卫兵头头李紫阳及时救了因全身伤口感染引起败血症的书记张乃一。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流水友石我以为，关于宋彬彬道歉的讨论，涉及了三个问题：1，文革政治背景。2，打人刑事罪责。3，人性道德底线。 宋彬彬并没有动手毒打卞仲耘校长，最终与其他六人一起签字同意监送垂危的卞校长到邮电医院抢救，但是晚了几个小时，未能挽救卞校长的生命。对于宋彬彬事隔47年后的道歉，泾阳秋晓博友从法律角度对宋彬彬是否应该承担刑事罪责进行分析。如此理性，招致一些不敬之词，对此，泾阳秋晓博友相当克制，避开了无意义的争吵。鉴于不同观点之间的讨论，更重要的是相互尊重，不再重蹈文革那种表达方式，尤其不用情绪化的偏激语言，小熊和泾阳秋晓博友都做出了好榜样。 从道德底线角度去看，当时被打成重伤的卞校长悲惨地停留在垃圾车里三四个小时，师大女附中全校那么多人看到，有谁去想办法促进宋彬彬等人早些作出决定护送卞校长到医院抢救？事隔47年有谁以此群体失误者之一进行反省道歉？群殴打手仅是个别人，能够担起救命责任的是大多数学生（被批斗的师生除外）。面对垂危的卞校长，难道大多数学生不应该负起人性道德最基本的责任？如果当时有10个20个、30个50个同学去敲红卫兵负责人办公室的门，那么卞校长的生命就有可能及时挽救。这，难道不应该思考反省？
提出以上这个问题，可能会挨砖，先审查自己： ——1966年我15岁因为说服全班同学反对血统论对联，遭到一群高中红卫兵声嘶力竭的批斗。接着，又被全班同学批斗两天，罪名是「彭真的宠儿」、「修正主义苗子」。我一直为自己的正义与大胆感到自豪。 ——1968年我17岁在内蒙古土左旗插队，当年12月挖肃乌兰夫「内人党」运动陷入深渊。我因速记能力强被唤去担任审讯记录员。军人转业的大队武装部长严xx突然凶狠动武，拳头粗的棒子打在被审者穿着羊皮袄的背上断成两截。当严xx再次举棒时，我拦住他的胳膊厉声说「让他说！让他说！」。当晚我多次用这种「让他说」的方式实现了「不要打！」。北京知青在当地农村有威信，用各种方式制止武斗。我们对挖肃运动反感，消极抵抗，冬闲大部分同学都回了北京。内蒙古挖肃运动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我们所在的乌兰夫老家塔布赛公社没有成为死伤重灾区。这里的老三届知青来自北京四中与北京女十中。 ——挖肃运动中我村蒙古族村民被整，该村民的儿子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武装部长严xx发公函要把他揪回村里批斗。这封发往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的公函被我们知青小组截获扣压，我和小谷同学乘着回北京探亲之机去师范大学革委会消毒。小谷同学是工人出身，我们一起去了，效果很好。挖肃运动过后，这户蒙古族村民对我们北京知青十分感谢，到处称赞北京娃娃有正义感。 ——挖肃运动把村支书李荣整成「内人党」，敌我矛盾，他的妻子患败血症快要去世的消息传到我知青小组。李大嫂教会我们烧火做饭，喂猪腌菜，对我们北京娃娃有恩，要不要去看望李大嫂？关系到「阶级立场」和「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小组同学分成「去」和「不去」两派。我和另一位同学坚持要去，我们去了。李荣一家很感动，李荣抚摸着躺在炕上已经不能说话的妻子含泪说：「北京娃娃来看你了！」李大嫂微微动了动眼皮，她听到了。多少年来想起这一幕，我都会难过，但我心中是坦然的。如果当时因为「政治立场」没有去，我会后悔一辈子。 歹徒郭凝提到四中。。8月4日。。四中斗黑帮。。群情激昂。。孔丹秦晓等学生领袖。。组织红五类手拉手。。为黑帮围起保护圈。。免遭殴打。
“揭露真相，追查凶手，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真正含义。如果一个无辜的人被活活打死而得不到伸冤，凶手却逍遥法外。这还算是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吗？向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先生致敬！因为你的坚持。才有了人格的尊严；才有了法律你的尊严；才有了国家的尊严；才有了历史的尊严。”用户v944ub9nxj请诸位力挺宋彬彬的博友花10分钟的时间认真读一遍或两遍王晶垚先生记录的《与宋彬彬谈话纪要》。然后再就宋彬彬与卞仲耘之死的连带关系发表意见。在这份记录中，宋彬彬的口气、谈话内容都证明了批斗卞仲耘是为了“杀杀她的威风”、卞仲耘死后，宋彬彬们还鼓掌、而卞仲耘的死因被宋彬彬解释为高血压和心脏病……。 鄙人曾请秋晓君好好读一下王晶垚先生记录的《与宋彬彬谈话纪要》，然后再就宋彬彬与卞仲耘之死的连带关系发表意见。可是秋晓君拒绝正面评价《与宋彬彬谈话纪要》中的内容。，一走了之。 宋彬彬或许没有直接殴打卞仲耘。但是，用王晶垚的话说“她们是一伙的”（指打人者和宋彬彬。请看3月14日的南方周末冯翔的文章）。王晶垚的指控一语中的。如果不是一伙的，卞仲耘死后，宋彬彬应该去公安局报案，而不是去找吴德，寻求支持。吴德果然支持了她们，其直接证据就是刘进在8月6日在的广播里说：“死了就死了”。 宋彬彬和刘进用实际行动证明“她们是一伙的”，不但过去是一伙的，现在也是一伙的，估计将来也是一伙的。 宋彬彬想用“道歉”为八五结案，为红八月结案，将凶手永远的遮掩起来，让卞仲耘“死了就死了”，让1772名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死了就死了”——这就是宋彬彬道歉的目地和本质。 王晶垚为什么拒绝道歉？严格讲，王晶垚没有权利接受宋彬彬刘进显而易见的“虚伪道歉”。因为有1772双冤魂的眼睛在看着他，这其中也有卞仲耘的眼睛。宋彬彬是在强人所难，过去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
《宋彬彬谈话记要》楼上秋晓已经给出了全文，这是一份铁证，八五惨案责任人的铁证。现在的问题是，明明罪责难逃的人，在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 宋说：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 全篇没有一个字是对惨遭屠戮的生命的悲悯，全都是“怕对运动不利”，“阶级敌人捣乱”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冷血残忍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宋当时在学校里的重要位置。 流水问为什么师大女附中那么多人看到垂危的校长，都不去抢救？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送医院之前，送不送医院的问题，还请示了北京市委。刘进可能是故意回避了这个细节，谁请示的？学校唯一的电话机在工作组的办公室里吧？谁在那里“办公”？这恰恰可以揭破权力真空的谎言，请示上级的权力和送医院的权力，即使人命关天，谁来抢救也是一种权力。流水认为那字条上的名单说明善举，我认为那代表了权力。
王晶垚为什么说宋彬彬团队的人是坏人？ 2002年，叶维丽“推荐”于羚到王晶垚家。理由是：帮助王晶垚整理材料。之后的2年时间里，于羚抄录了王晶垚的全部材料，包括王晶垚记录的《与宋彬彬谈话纪要》。之后，叶维丽通过于羚向王晶垚借阅了几份材料，包括《与宋彬彬谈话纪要》。于羚还留下借条。 2010年，宋彬彬团队在在吴启之的私人电子刊物《记忆》第47期上发表3万字的“五人谈”。在涉及卞仲耘之死的所有问题上只字不提王晶垚材料中提供的情况。 2012年，《记忆》第80期上发表文章《四十年一直想说的话》。在文章中，宋彬彬故弄玄虚，称文革中和文革后均未见过王晶垚。 王晶垚被宋彬彬团队的无耻程度所震惊。他在82期《记忆》上发表了《与宋彬彬谈话纪要》等六份材料。宋彬彬团队也在82期《记忆》首篇位置发表文章《（师大女附中的）文化革命是怎样发动的？》，宋彬彬团队指责卞仲耘发动了女附中的文革。 王晶垚自2002年一直和宋彬彬团队有来往。王晶垚是逐渐才看清这伙人的嘴脸的：知名校友——47期《记忆》说宋彬彬抢救卞仲耘——80期《记忆》宋彬彬说从未见过王晶垚。 所以王晶垚说宋彬彬、刘进、叶维丽是坏人。 （参考材料：郎钧《佇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冯翔《与宋彬彬对话》、“圣诞中年人博客”）
“七人字条”的来历：8月5日晚10点左右，王晶垚来到邮电医院，见到了卞仲耘的遗体。在停尸房的外间，王晶垚见到七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向他宣告卞仲耘的死亡。王晶垚当即要求这七个人留下他们的姓名。宋彬彬等7人随即签下这个字条。回家后，王晶垚专门写下了一个关于“七人字条”的辅助说明《八月五日晚出面人员名单》。这个辅助说明可以旁证“七人字条”的来历。 这个“七人字条”和王晶垚亲笔写下的《八月五日晚出面人员名单》在王晶垚手中一直保留至今。 2012年，宋彬彬等五人在47期《记忆》上编造关于“七人字条”的宋氏版本：为了抢救卞仲耘，宋彬彬等7人向医院作保，签署了这个字条——后来不知咋地跑到了王晶垚的手中。 相信谁？宋彬彬还是王晶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建议流水发议论之前，先要搞清事情的脉络。并公布双方的版本，再行选择和宣布自己的立场。如果事情的基本脉络都没有搞清楚，何来“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结论呢？ 在此，V9表明自己的立场：关于“七人字条”的来历，我相信王晶垚先生的说法！
我相信所有熊窝博友都是深深理解王老先生的痛苦，并且希望能够为缓解老先生的痛苦而努力。只有这一个立场，不会有第二个立场。 谢谢V9对「七人字条」的解释。关于“七人字条”的来历，我和V9一样相信王晶垚老先生的说法更准确。老人的法律意识很强，在当年那个暴虐时代仍然坚信中国能够走向法制社会，买相机拍照，签七人字条，都是这个信念的实施。所以老人拿出的证据肯定是准确无误的，那是历史的记录，是对法制社会的期待，其意义早就超越了为一个亡妻、为一个家庭。 记得那时我妈妈挨整，腰部被红卫兵打伤，我15岁，拿一根皮带在自己腰中一扎，扮演红五类，带妈妈去医院。挂号处问：「什么出身？」我头一扬，撒谎道：「工人！」于是，挂号、看病、开药，顺利成章。那时看病是要报出身的。抢救卞校长，医院要宋彬彬7人作保，我相信是真的。至于口头担保，还是书面担保，完全有可能记不清，何况七人字条是一个人写下的。其实口头担保就够了，可能宋彬彬以为签字是医院要的手续，她那个年龄、那个时代哪里懂得王晶垚心中长存的法制期待！ 这「七人字条」的两个版本证明同一个问题：监送卞校长到医院抢救的人，正是这七位。
关于7人字条很高兴看到流水能毫不犹豫选择了相信王晶垚老人，我知道许多人都是犹豫的。我也是经过分析的，我们知道医院在抢救病人会需要患者责任方签字，只需要一个人，不会接受7人，多人负责等于无人负责，更何况当年是政治责任就更不可能接受多人签名，我们学校抢救张乃一就是只有李紫阳的签字。所以王晶垚老人不会记错，他需要这些人的名字。另外，李红云最近的文章提供了学代会、革委会、筹委会及红卫兵负责人的名单，这7人都在名单之上，曾以为他们只是红五类，方知都是领导层要员。所以我才说7人字条代表的是权力。
也说说七人字条： 1、同意小熊院方只需要一个人签字，不需要七个人。 2、医院收到的签字是不会交给需要签字才看病的病人家属。 3、既然这七人给王晶垚先生签了这个字，这是权力的代表。 4、这七个人为什么在卞校长已经几乎死亡的3个小时之后才送医院？这只能是不得不送到医院，而不是为了抢救卞仲耘校长！
「已经几乎死亡」？博友的这句判断似乎不通吧。「已经死亡」与「几乎死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判断。前者可以停止抢救，后者则需要争分夺秒地抢救。卞校长在送往医院之前是否失去生命体征？这由医生判断，至今没有证据。在没有宣布卞校长去世之前，宋彬彬七人监送卞校长到邮电医院的行为完全正确。 小熊-teddybear流水，我认为在送医院之前“已经死亡”。我们知道垂死的人如果出现口吐白沫、大口倒气的时候，一般距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加上大小便失禁也是死亡的征兆，我的经验就是守候过自己母亲的最后时刻，所以看到众多目击者的一致描述，我的判断是人其实已经死了，在送到医院之前。只是真相被刻意掩盖着。
那时候宋彬彬她们还是孩子呀，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生经验呢，被「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封住了头脑。但是到最后，大概是害怕了，心底的人性被唤起一点点，还是把卞校长送到了医院。如果不是太晚，卞校长能够抢救过来，宋彬彬的处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她没有参与打人，又参与把卞校长送进医院。 卞校长遭毒打，罪魁祸首是那个召集祖孙同台控诉卞校长与其前夫「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袁秀娥。咱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最招老百姓痛恨的就是这一条，只要沾上这一条，就是「坏分子」。坏分子，是敌我矛盾，都是往死里打，没人同情，更没人往医院送。如果仅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卞校长不会被打得那么狠。女人对女人的嫉妒是世上最狠毒的，这句话是张贤亮告诉我的。文革中有多少人是被嫉妒致死的，太多了。所以，提高全民法制观念，提高全民道德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迫切需要做的。
流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否抢救过卞仲耘”是王晶垚先生和宋彬彬团队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 宋彬彬团队坚持说“抢救”过。 王晶垚先生在声明中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作为旁观者不要轻易表态。想表态就一定要阅读全部已公诸于世的文字。不知这项功课你是否已经做过？ 关于“宋彬彬是否抢救过卞仲耘”这个命题包括以下四个内涵： 第一、卞仲耘是什么时候死亡的？（这个分析和结论要有医学根据） 第二、卞仲耘是谁送到医院去的？（据统计至少有七个版本） 第三、宋彬彬刘进出现在医院是“抢救”，还是完成火化卞仲耘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第四、为什么宋彬彬她们坚持说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还向王晶垚提出要解刨卞仲耘的遗体的建议？为什么这个建议遭到王晶垚先生的拒绝。 我和熊窝众网友等待你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其实这四个问题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即：你相信宋彬彬还是相信王晶垚先生，你站在宋彬彬一边，还是站在王晶垚先生一边。 再有，宋彬彬那时已经19岁，而且是中共党员，已经是成年人。事关人命问题的讨论，“宋彬彬还是个孩子”这类煽情的话最好还是少说少说。如果是在谈论李天一问题，你可以说“李天一还是个孩子”（确实未成年）。OK？！
小熊，说说我对这两个证据的看法。李红云文中的证据我信，对她来讲其声誉远远比证实红卫兵成立的日期要重要的多。王晶尧老人的纪录我也信，他不会在四十多年前就想到今天。其实刘宋对85所负责任的关健是要证实她们是否组织了批斗会。逆向思维：一个校级批斗会它的规模会如何呢？参加的师生越多，寻访证据工作也会相对容易。可至今看到的材料都是说高一3班是组织者，王友琴书中是这样讲的，印红标查到的档案也是说刘进和宋彬彬85当夜去找北京市委汇报此事，在第二天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中记载了她们汇报的内容：“8月5日下午，高一三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看来参与85事件调查的人越来越多，事情真相也会越来越清楚。 熊窝的讨论很不错。
秋晓君，又回来啦？欢迎啊。 李红云应该公布证据提供人的姓名，且证据提供人公开书面表示愿意出示该证据，就像王晶垚先生在82其《记忆》上出示《宋彬彬谈话纪要》那样。否则教人如何相信世间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份东西呢？ 《每日快报》的公布模式也很奇怪：印红标告诉了刘进宋彬彬，刘进宋彬彬告诉了《南方周末》记者冯翔，由冯翔写文章“透露”给读者。为什么印红标本人不直接写文章公布《每日快报》的全部内容？鬼祟之人做不出磊落之事！
流水说：“那时候宋彬彬她们还是孩子呀，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生经验呢，被「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封住了头脑。但是到最后，大概是害怕了，心底的人性被唤起一点点，还是把卞校长送到了医院。如果不是太晚，卞校长能够抢救过来，宋彬彬的处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她没有参与打人，又参与把卞校长送进医院。”“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当年在场师生（遭批斗的除外）之一员，由于家庭背景优越获得出人头地的地位，仅此而已。她在出手救人方面与其他师生的自主权是同等的。当时绝大部分在场师生放弃了救人自主权，消极等待「上级」、「领导」、「权力者」作出决定，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惯有的「服从」与「盲从」？我真的是希望看到宋彬彬之后有更多的师大女附中同学能够对卞校长的去世说一声「对不起」。”不同观点如下： 第一、并不（仅此而已）！宋们是中国共产党员，是成年人，按流水说“由于家庭背景优越获得出人头地的地位”但她们是女附中革委会成员本校文革负责人之一。这是宋们与其他本校普通学生的根本区别。 第二、女附中文革负责人们与普通学生看着本校同学毒打卞校长致死而袖手旁观，这是有区别的。 第三、卞校长已经出现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身体肌肉僵硬后长达3个小时（其实那时已经死亡）后才被送往医院。这三个小时文革负责人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害怕什么？如果是害怕卞校长有生命危险，人命关天他们就不会冷漠的等待3个小时直到天黑。他们不是“出手救人”！是宋们对8.5惨案的逝者做的处理而已。 第四、女附中文革负责人的刘进的8.6日广播讲话，文字如下：“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这就是宋们8.5惨案后的态度。（其实也是8.5当天的态度）这就是他们与普通学生之区别。
《法医学》中有关死亡过程中尸体变化的章节。法医学对死亡原因、死亡性质、死亡后尸体的化，有详尽的描叙。感谢法医学为我们可以基本准确地判断卞仲耘的死亡时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死者死亡后，早期尸体症状表现为“与肌肉变化相关现象”、“与热量相关现象”和“与血液变化相关现象”。 其中“与肌肉变化相关现象”最为直观。无法医身份的非医学专业人士也可观察的到。 死亡出现后的与“肌肉变化相关现象”首先表现为“肌肉迟缓”，之后表现为“尸僵”。法医学是这样论述的： “肌肉松弛：死亡后立即出现短暂的骨骼肌松弛现象，称肌肉弛缓（muscular flaccidity）。肌肉弛缓是最早出现的尸体现象，与死亡同时发生，与骨骼肌弹性改变有关。死者表现为瞳孔散大、眼微睁、口微张、面部无表情、沟纹表浅、四肢关节可弯曲。由于括约肌松弛，导致大小便失禁，黏液可能外溢。”“肌肉弛缓的法医学意义如下：是确认死亡的参考指标。”“尸体死后肌群经短时间的松弛后又变得僵硬，使关节固定、尸体僵硬的现象称为尸僵（rigor mortis或cadaveric rigidity）.死者表现为口不能开、颈不能弯曲、四肢不能屈伸。 尸僵发生的时间和顺序：通常尸僵在死后1h-3h出现。最早在死后10min出现，最晚的可延迟至死后7h-8h”。 无论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讲述，还是师大女附中师生们的讲述，都承认了下属事实：卞仲耘在校园时已经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瞳孔扩散、身体肌肉变硬等的症状。感谢师大女附中的师生和当年的红卫兵提供了有关卞仲耘死的证词。尤其是林莽老师，胡志涛老师，冯敬兰同学和刘沂伦同学，至今为止，只有她们四个人用第一人称撰文详尽描述和证实了死亡现场卞仲耘的遗体状态。 ——摘自郎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圣诞中年人》博客）
根据V9和秋晓的讨论，现在的分歧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刘宋当局是否组织了八五批斗会，王友琴说有新的证据表明八五是权力当局组织的，这个我们在等待；二是刘宋当局是否抢救了卞校长，这个我相信是将死人送进医院，当局处理的是死人的事情。 此前团队关于“权力真空”和“阻止打人”的说辞都是谎言，这两点我想我们目前应该已经达到一致和共识。
陈小鲁承认，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批斗会是四中、八中共同组织的。在这次批斗会上，多名校长和教育局的干部被打成重伤（网上可查到）。那天好像是8月19日，即《十六条》（“要文斗就、不要武斗”就在其中）发布已多日，以陈小鲁和孔丹的家庭背景，他们如果想制止会场暴力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十六条是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而宋彬彬面临85时《十六条》还没有出来。所以说，宋彬彬面临的局面要比孔丹“困难”得多。但是他们和她们们基本采取了一致的立场——袖手旁观（除了保护了杨滨）了。 所以，应该这样评价陈小鲁、孔丹、秦晓的“中山公园之举”：保护杨滨的行为固然值得称道。但是作为大会的组织者，他们应该对会场出现的暴力事件负责。人性的东西确实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兽性的东西控制了大脑。 小熊说的“李紫阳救张乃一”之事，让我想到很多很多。这件事揭示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事关人之生死之时。就是那么一瞬间，你的基因中有善良的成份，你就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你伸出的手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很赞成V9博友这样的思考：「每个人都可以主宰自己的行为。尤其是事关人之生死之时。就是那么一瞬间，你的基因中有善良的成份，你就一定会伸出救援之手，你伸出的手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是人性道德的底线，是文革能否横行10年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类似文革的暴虐就很难避免。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当年在场师生（遭批斗的除外）之一员，由于家庭背景优越获得出人头地的地位，仅此而已。她在出手救人方面与其他师生的自主权是同等的。当时绝大部分在场师生放弃了救人自主权，消极等待「上级」、「领导」、「权力者」作出决定，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惯有的「服从」与「盲从」？我真的是希望看到宋彬彬之后有更多的师大女附中同学能够对卞校长的去世说一声「对不起」。 张美音若想参与这个讨论，必须深入了解各方对此的描述，按照逻辑从中找到主线。我没下此功夫，只能充当看客。楼上水中月亮文中第四介绍刘进8.6讲话内容，让我感觉浑身发冷。这感觉似曾相识。当年的所谓红八月，北工大红卫兵按户口之图索黑五类之骥，深夜抽打我们院邻居家老者，即是此感觉。当年确实流行这句话：”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是毛说的么？这段话如果刘进承认曾经讲过，她为此向大家道歉了么？她给宋彬彬鞠躬致歉，在这段话面前，难道不滑稽么？
刘进在诸多场合承认自己在8月6日的广播中说过：“死了就死了！”宋彬彬在《王友琴强加给我的耻辱柱》文中指责王友琴不懂得“亡者为大”，因为王友琴在文章中提及了宋彬彬刚死不久的丈夫的名字。其实王友琴对宋彬彬丈夫的死并无不敬之词。而刘进说的的“死了就死了”、“好人打坏人活该”才是真实不尊亡者的典范。 如果真心道歉，刘进就应该就8月6日的讲话进行道歉。但是刘进居然向宋彬彬道歉。这是怎样一场不堪的道歉闹剧啊。
小熊，刘宋道歉不久，就看到金钟采访王友琴的文章，提到了新证据。 文中王友琴对宋道歉的态度：“後來看到例如紅衛兵領袖和高幹子弟陳小魯的道歉。沒有人迫使他們這樣做。因此這種道歉相當高尚，有助於認識文革歷史。但是宋彬彬的情况不一樣。和其他道歉的紅衛兵不同，在過去的十年裡，她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再有文中的新证据是这样的：“首先，八月五日「鬥爭」五名學校領導人，是該校革委會預先組織的，而非自發的。而革委會沒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劉進負責執掌學校，「鬥爭會」由她們決定並通知五名鬥爭對象。這一點很重要，沒有這個鬥爭會，也就不會有紅衛兵集體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我寫書時不知道。還以爲「鬥爭會」是有些人自發搞起來的。後來還知道了誰該進勞改隊，也是由革委會决定的。那麼，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責任，就很明顯了。”静等王友琴公布是刘宋决定并通知五位校领导斗争会的相关材料。
印红标，国内知名的“文革”研究者。对“八五”和“八一八”，他是原始数据的发掘者。1993年，他在北京市档案馆发现了一叠档案，被放在禁止浏览的“文革”档案之外，心头狂喜，摘抄了一个星期。目前海内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个数据：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数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小熊，我所说的「那时候宋彬彬她们还是孩子呀」，不是指宋彬彬一个人，而是泛指中学生。宋彬彬是中学生，不是能够担负起领导北京一个优秀女中的行政干部。我在前贴已经说过，关于宋彬彬道歉的讨论，涉及了三个问题：1，文革政治背景。2，打人刑事罪责。3，人性道德底线。请注意，那是个暴虐时代，7月30日女附中工作组宣布撤出学校，谁能指望几个中学生担负起女附中的正常领导工作？那时候整个中国已经极其不正常了，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统统混乱。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派工作组的刘少奇稍后陷入冤案，死前2天被命令「不准送医院抢救」，死后三天送火葬场使用的是代名「刘卫黄」，堂堂国家主席的身份是「无业、烈性传染病患者」。 宋彬彬没有打人，即使她参与组织了批斗会，那时候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学校都在组织批斗会，每个班级都在开批斗会，我被批斗过，我妈妈被批斗过，我爸爸被批斗过，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感情至上、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文革政治背景来谈问题，毕竟宋彬彬没有打过人，没有刑事罪责。毕竟她参与把卞校长送到了医院，没有对谁下过「不准送医院抢救」的命令。毕竟她公开道歉了。 宋彬彬道歉是人性道德层面的，面对13亿人民需要极大勇气。至于深刻不深刻、诚恳不诚恳，那是认识层面的。如果非要扯到政治罪责和刑事罪责，她就必须不停地为自己辩解——这是自我保护，也是人性范围的。她完全可以不道歉，忘记以往的一切，过她自己的平静生活。但她毕竟是选择了道歉，选择了不平静。反思那段历史，道歉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为了不忘却历史，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道歉，哪怕他们的道歉只有一句话！
流水：“宋彬彬道歉是人性道德层面的”，这句话是病句。在“是”字后面，被“人性道德层面的”修饰的词或句没有写出来啊。抑或在“是”和“人性道德层面的”之间丢掉了一个词，例如“属于”之类，英文叫做“belong to”什么的。还是请流水君予以更正。或者直接请教小熊教授。 下面谈正题： 宋彬彬这几年为道歉做足了铺垫，否认了与“八五事件”有关的全部责任。 在《40年一直想说的话》中，宋彬彬甚至承认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见过王晶垚，以此说法达到从根本上彻底否定王晶垚先生记录过的《与宋彬彬谈话纪要》内容的真实性的目的。 宋彬彬的道歉的虚伪性显而易见。她假装留下的鳄鱼泪让人作呕。宋彬彬的道歉是日本式的——日本人二战后也在一些场合说过一些不疼不痒的道歉话，但前提很明确：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征用慰安妇、否认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用秋水话说，日本人的道歉是属于“道德层面”的。
流水的话有一定道理，历史是可以原谅也需要原谅的，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原谅成长中别无选择的无知幼稚和荒唐错误，也许从来就不存在没有错误的历史和没有灾难的历史。不可原谅的是今天篡改历史、掩饰真相，抱残守缺，今天依然冷血傲慢，依然偏离正义和良心。
小熊说的对，关键是真相。王晶垚老先生要的就是宋彬彬能够说出真相——和历史记录相去不远的真相。 王晶垚先生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八五之夜在医院见到宋彬彬刘进时，她们的神态——傲慢、狂妄、轻浮——使他永生难忘。但是，48年后他们换了一副嘴脸，却没有办法换掉坏了的良心。 让历史做判别吧——在王晶垚和1772名死难者与宋彬彬和红卫兵之间。
流水提到文革政治环境，我赞同这个观点，评论那时的人和事不能离开大环境，否则如何理解人们的疯狂言行。看一段66年8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红卫兵致敬》：“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怵目惊心呐。
r我看到秋晓博客里转的一篇文章，谈到和解的前提，首先真相，这是最困难的。7人字条后又在为刘宋是不是斗黑帮的组织者展开较量，我只能存疑，等待新的证据。真相会不断浮出水面,有了真相，人们如何认识？就是正义的问题，同样困难，尤其是受害者和加害方能否达成共识，几乎不可能。无论怎样王晶垚老人绝不会原谅，换作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这个大家都懂。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宋彬彬刘进等人，要在48年后，给社会正义一个交代，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交代。
小熊，你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有一段话“第一真相、第二落实正义、第三和解。真相是无止境的，正义也不是彻底的，但是忘记了最后的和解，真相的解释、正义的落实很有可能产生一场更残酷的复仇，所以必须要改变这样的‘革命心态’”。文革中很多冤案惨案没有多少材料，而85事件拥有各方材料，材料越多越陷僵局。寄希望于未来吧。
秋晓的意思是：宋彬彬“是否打人”的真相是需要澄清的；但是，卞仲耘被打死的真相就不必澄清了。是这个意思吧？秋晓对文革环境的抱怨使人想起了文革中的一个辩题：“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 红卫兵持前一观点，所以他们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坚持后一观点，认为既然是“人的存在决定意识”，既然人的第一属性是人的社会性，那么就应该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结果呢？遇罗克被枪毙了。 其实，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完全割裂显然是不对的。在“反动”家庭中，两种影响的对抗性是会存在的。而在“红色家庭”这两者的同一性显然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社会影响是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的——传统、普世的观念的影响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又可做一些细致的区分，17年的教育固然有问题，文革的极左宣传固然有问题，但是，在人民日报上，在广播中，从来没有鼓动可以随意杀人，且打死人后还可以“死了就死了”。 现在，在讨论八五惨案的时候，红卫兵开始抱怨“社会影响”了。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曾和秋晓讨论过。辛德勒遭遇的官方“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坏，他本人就是纳粹军官。但是“辛德勒的名单”的出现说明宗教的影响，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超过了法西斯意识形态对辛的影响。这是问题的本质。流水以前发贴说，宋彬彬的家教不错，所以宋彬彬也坏不到哪里去。但是历史无法证明流水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宋彬彬的“家教”能和17年以及文革的大环境相脱离么？ 遇罗克死了。但是遇罗克之辩的真正内涵，也就是遇罗克被枪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他指明了“新的种姓制度”的存在吗？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下去的问题！
求全责备。。会吓退更多人站出来道歉。。毕竟。。那都是历史社会行为。。非个人品质问题。。红色后代。。与网络流氓痞子不同。
歹徒说：红色后代。。与网络流氓痞子不同。 现在网络上有两个名词出现频率很高：“红二代”和“富二代”。什么是“红二代”？四人帮的孩子算不算“红二代”？林彪黄吴叶李邱的后代算不算红二代？刘青山张子善的孩子算不算“红二代”？或者是像文革时期一样，画个等级，老爸13级或9级以上的算“红二代”，还是按入党时间算呢？无聊不？ “富二代”的定义好像比“红二代”略容易些，只要老子有钱，儿子就是富二代。但是有多少钱才算富呢？100万？1000万？10个亿？现在据说家资过1000亿的大有人在啊。有个几百万几千万只能算“小康”。所以笼统地说“红二代”“富二代”都是如何如何看来不太准确。但是有一条是靠谱的：老百姓对“红二代”和“富二代”有点烦。有点脱离小熊设置的主题了。不再谈了。 SHANE 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获名，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来越深，最后竟以自杀结束生命。自杀前她与身边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为真的当砍吗？ 用户v944ub9nxj 在王友琴的身上可以看到张纯如的影子。王友琴对文革研究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文革受难者”的概念。红卫兵希望卞仲耘案件可以像“女三中沙坪案件”、“女十五中梁光琪案件”那样，不但“水落石不出”，最好永远不被提及。王友琴是第一个在书刊报纸上提及“八五惨案”的女附中学生。为此，她遭到宋彬彬团队持续十年的攻击。尾随攻击者更是数不胜数。宋彬彬团队最恨“二王”——王晶垚和王友琴。 此“二王”，一个健康长寿；一个智商超人——很是让刘宋及尾随者头疼。我们是旁观者，我们的言论和网谈只有一个效果——凭自己的良心和认知分列于“刘宋”和“二王”之侧。 2014-04-6
《较量：道歉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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