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3（四）】：一个人卷入性解放漩涡·他们是谁浪漫的情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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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3（四）】：一个人卷入性解放漩涡·他们是谁浪漫的情人……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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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与公传——1963（四）】： 一个人卷入性解放漩涡 在语言贫乏、生活也贫乏的环境，我不得不多看些电影。我很清楚，我的大脑需要那些新鲜的、锐利的、有益的元素，却不管它们来自哪里。 昨天看的一部老电影，是1989年拍摄的，男主人公叫约翰，女主人公叫爱欣。爱欣有一段台词说：那晚约翰去倒垃圾，他不断让垃圾桶里的东西掉出来，我开始幻想，一个会制造垃圾的垃圾桶，它不停地制造垃圾，不停地溢出来，你会这样做去制止这件事情？她说这句话时，我看见她坐在心理医生旁边，目光忧伤，神态茫然，心情抑郁。 这让我想起1963年，我刚上小学的第一个学期，垃圾箱远在操场的那边。每个班级指定运送垃圾的同学，一路欢呼着飞过操场，到达的时候，桶里的垃圾已剩的不多。谁都不知道，我们是故意让垃圾掉出来的，掉的越多我们就越快乐。接着我又想起，有一次需要把作文写完才能放学回家，我的肚子已经饿了，就写了这样一个句子：要是有一个会制造粮食的口袋，不停地冒出来就好了。现在想来那句话也很好笑，粮食不停地冒出来，和电影里的垃圾不停地溢出来一样，一旦不能停止，都是灾难。那时候大饥荒虽然过去了，但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只想到让粮食冒出来，没有想到什么灾难不灾难。 我们能写出什么样的句子，老师们也料想不到。比如在我们城市里，有一个特别诚实的小学生，一直不会说假话，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老师要同学们写美丽的校园，他也写美丽的校园，但是作文里写的一句话，把老师的脸都吓白了：“操场上没有风，国旗耷拉在空中。”老师把门关紧了，声音放低但是严厉地说：把国旗写成耷拉在空中，那是阶级斗争，那是政治问题，以后决不能再这样写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有没有风，你们要记住，写到五星红旗，必须写它在蓝天上飘扬，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我看的那部电影叫《性、谎言、录像带》，索德伯格导演的。电影里还有一段比喻：说谎的恶习就像酗酒，很难戒掉。我就出生在贫困的工人住宅区，在那里长大，酗酒的事情可看得太多了。每到太阳落山以后，工人们陆续回到家里，屋顶上升起了炊烟。用不了多久，吵闹打骂的声音，摔碗砸瓶子的声音，都冲出房门，在街上飘荡。我的几个同学上学时经常鼻青脸肿，都是被爸爸喝酒以后打的。他们的爸爸不喝酒之前是个好人，是个正常人，但是喝了酒之后，暴躁凶狠，像一只狼。有的人家早做了准备，没等男人酒性发作，先把他绑在比较安全的地方，酒劲过去以后，再把绳子解开。在我们那片工人住宅区里，女人和孩子们们经常跪下来求男人们戒酒，男人们努力戒了一两天，过了一两天安宁平静的日子。接着，吵闹打骂的声音，摔碗砸瓶子的声音，又都冲出房门，在街上飘荡。在我们那里，戒酒和戒掉谎言可没有什么联系。像老师教我们怎样写国旗的那个例子，等于告诉我们，你们不需要戒掉谎言，需要的是像大人一样，学会用谎言生存。那是个很怪诞的年代，我们的四周，好像被神仙施展了法术一样，空气凝固了，真诚消失了，谁不说假话，谁就要倒霉。至于用谎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基础，用谎言作为一个新创社会的发展基础，带来的灾难会多么严重、多么长久，谁都来不及考虑，一切都匆匆忙忙地开始了。 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录像带》，几个主要人物加上几个主要场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剧本创作只用了两个星期，拍摄只用了一个星期，然后一鸣惊人，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成为独立影片打入主流社会的典范。评委会主席认为这是一部个性鲜明、令人兴奋的影片，它包含着未来电影的冲动与信心。 那一年，索德伯格二十六岁，第一部电影就获得巨大成功。 索德伯格出生的时候，是1963年的年初。我不知道他出生和长大的环境里，有多少谎言可以弥漫，但是从他的影片来看，让他很在意的，不过是男人女人生活中的一些掩饰，一些比较轻微的谎言。照这样推测，他的环境里可能也有像病毒一样厉害的政治谎言和社会谎言，但是也有制止和杀灭这种病毒的需要，于是达到一种平衡。举例来说，索德伯格如果写作文时，写到星条旗耷拉在空中，他的小学老师，可能不会吓得脸都白了。让索德伯格感触更深的是电影中另外的元素，比如通过录像带，表示出性的坦率，性的诚恳。他出生的1960年代，性解放正在掀起那个世纪里最大的浪潮，在欧洲国家泛滥的是不婚而居，在索德伯格的祖国泛滥的是婚前性行为。从社会意义来说，这是在法律框架内争取性权利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改变了几千年来清教主义的性观念和性风尚，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时候汽车非常普及，很多家庭都不止一辆，青年人在车里约会，躲开了父母的监视和邻里的议论，想做什么都方便多了。伴随他们的性解放，还有摇滚乐文化，还有上路去流浪，还有乌托邦实验，合成一个狂欢放纵、反对主流文化的嬉皮时代。到了索德伯格拍摄电影的1980年代，性解放转入低潮，人们重新强调回归家庭。在我看来，那是他们玩累了，需要休息一个年代。 1963年，中国好像在世界的外面，过着清教徒般的禁欲生活。据我知道的，好像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人卷入性解放的漩涡。他是我在工厂时的一位同事，比我的个子高一些，性情比我还要随和，从来没有见他与别人争吵。我在1975年到那个三百人的街办工厂，留在办公室做宣传。厂里安置了一些从监狱和劳改释放的人，没想到他也是其中一个。有人告诉我，他在监狱里关了七年，也在监狱里学会了技术，出来以后安置到我们工厂，定了一个七级工的标准。中国工人最高的技术级别是八级，他已经算是很高了。工厂领导也和我一样奇怪，这样的一个人为何判了七年徒刑，于是安排我去司法部门做了一次外调。他曾经是鞍钢的青年工人，赶上1960年代初期中国备战的需要，在南方偏僻之处新建钢铁厂，调他去了，正式的说法叫支援三线。不到一年，他因为水土不服，辞了工作回到鞍山。那时他和一个姑娘正谈恋爱，两人在结婚之前发生了性行为。那一次性行为的代价是巨大的：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将他逮捕，法院以流氓罪判了他七年，那姑娘等了他七年，刑满释放后才能与他结婚。那一次外调，不仅让我知道了他判刑的原因，还知道了另外两件事，一是那时候的中国法律之严格，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送进监狱，如果不送你进监狱那是对你的恩赐；二是在那禁欲年代里的人糟糕透顶，审问他的人变态地反复追问他性行为的所有细节，让你读那些案卷的感觉像是读最露骨的色情小说。 比如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的色情小说，比起来仅仅是具有一些色情因素的小说。对于他来说，性只是几种自我解放的手段之一。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小说被认为是污秽书籍，在法国以外遭到了几乎是全球性的禁止。到了1960年代，性解放运动不仅解放了数不清的青年男女，还解放了这位年过六旬的小说家。1963年，是让他非常满意的一年，美国出版了他的《像亨利一样疯狂》，英国出版了他的《北回归线》，使他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我又想到中国的事情，在1960年代的禁欲，可以从它数千年的农耕社会找到根源。农耕社会以家庭利益为支撑点，必然会推行那种严厉的性道德。等到迈进现代社会的门槛以后，传统的性道德会像春天里的积雪，融化成一道道流水，流过你的脚面，弄湿你的鞋子。
他们是谁浪漫的情人 忽然想到法国，它在许多性格上与亚洲国家相似，常常被欧洲人当做另类。我的《自传与公传》铺天盖地，写了很久，几乎没有写到法国和法国人，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显然不够公平。还有，《自传与公传》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容纳头上的每一片白云，脚下的每一棵绿草，以及世界上最远和最近的事情。是谁告诉我的，一个深刻的作家，要有宽阔的胸襟。用我的话说，对于真正的作家，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在你的视野之内，你可以假装看不见，不可以真的陌生。 其实，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刚刚提到法国。在写到亨利·米勒时，我写到他的小说“在法国以外遭到了几乎是全球性的禁止”，但仅仅是几个字，写得不够充分——允许他写作和出版情色小说，体现出法国人的洒脱和浪漫。我看过描述他与法国情人的一部情色电影，那是真正的情人，洒脱和浪漫，惊艳了整个世界。 1963年，法国新浪潮电影正在亢奋状态，再过不久会转入低潮，接下来还会把新浪潮的影响，扩张到全部的欧美。 很多年以后，我在看那些电影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新鲜之处，包括它们的创作理念，它们的表现形式。但我可以想象在它们之前，电影被它的说教化、庸俗化、商业化，牢固的嵌在叫做瓶颈的部分，上不去也下不来。这种内行人陷入的僵局，只能被外行人打破。于是，在资料室里搞电影评论的人坐不住了，他们出来当导演，带动了一批学者、作家都来加入电影，好像加入一场盛大的派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曾经说过，“在法国，当文人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他就搀合到电影圈里去了”。 这种搀合，包不包括她自己呢？我想起她担任编剧的第一部电影，1959年出品的《广岛之恋》。电影中的法国女子，二战时是一个德国男子的情人，战后又成了一个日本男子的情人，这种跨国情人的身份，恰恰是她一些著名小说中的人物类型。我看这部名满天下的电影时，好像不止一次皱紧了眉头：她是不是一种病态呢？为什么那德国男人和日本男人都是侵略别人国家的士兵？杜拉斯这位被法国共产党开除的曾经革命者，在价值取向上是不是出了问题？ 那部“作家电影”的导演阿伦·雷乃，和杜拉斯一样，都是新浪潮电影的重要人物。他酷爱在电影与文学之间穿梭游荡,宁可把剧情片和纪录片、拍摄和剪辑、声音和画面的界限完全消解与打破，也要维护杜拉斯剧本浓厚的文学气息。幸好他得到了成功，人们把《广岛之恋》当作西方现代电影的开山之作。后来杜拉斯又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再后来，因为她不能总是遇到阿伦·雷乃那样忠实于电影剧本的导演，就开始亲自担任导演，十多年里拍摄了十多部电影，也算是多产了。这让我想起前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小说作者，当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都觉得被导演加进若干的商业因素和弱智因素后，俗不可耐，惨不忍睹。但中国电影的生产受到严密控制，他们只能愤愤不平，却没有条件去担任电影导演。 说到杜拉斯的作品，我很容易想到另一位法国作家，让·科克托。她与他至少有一点相似——阅读杜拉斯的作品，阅读科克托的作品，那些警句般的语言片段，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比起真正的大师们深刻、隽永的名言警句，它们像是一些思维快餐，不用多想，张嘴就来，更适合在少年学生之间流传。 我们读这两位作家的语录，仿佛觉得我们的年龄，回到了少年学生时代，我们坐在快餐桌边，喝着剩下的一点汤，聊着俏皮、轻松、快乐的话题，感受着多愁善感、胡思乱想的岁月。那么，这是不是他们作品成功的秘密之一？ 杜拉斯语录：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我在想，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科克托语录： ——对于诗人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由于误解而受到钦佩。 ——我努力生，或者说，我努力教会我身内的死亡如何去生。 ——你从未见过死亡？每天看着镜子，你会看见它像蜜蜂在一个玻璃蜂巢里忙碌。 ——我决定自焚重生。我封闭自己。折磨自己。询问自己。侮辱自己。 ——一个年轻人的青春是美的，一个老人的苍老同样是美的。 ——我唯一的聪明，就是明白我并不聪明，尽管别人说我是聪明的。我的智慧是闪电式的、散点式的、一跳一跳的，于是智慧协调着闪电和点，直到产生光线，形状在光线里有了某种立体感。 就像他说的那样，那种闪电式的、散点式的、一跳一跳的智慧，让科克托在许多艺术领域都显露出才华。 他的文学写作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和电影剧本。他还擅长绘画，他的素描为自己的许多书籍作插图，他的线描从毕加索的风格出发最后自成一体。在舞蹈方面，他是最早与吉佳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合作的先锋艺术家。而在音乐方面，由于他的一本著作对法国音乐的影响，他被称为“没有写过一个音符的音乐家”。有的时候，他是个不错的雕刻家、设计师。他还是新浪潮电影中一位重要的导演，他导演的影片充满了诗意，我知道的就有三部：1930年拍摄的《诗人之血》，影片没有连贯的情节，充满随意的转折和怪诞的影像，是当时流行的法国先锋派与超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个代表作；1949年拍摄的《奥尔菲》，由他自己的舞台剧改编，以一位用诗歌唤醒自然万物的希腊神话人物为原型，那是他的创造性灵魂认同的对象；1960年拍摄的《奥尔菲的遗嘱》，他亲自饰演的诗人穿行在时间之中，也穿行在自己一生的作品之间，可以看作他对个人创作生涯的最后回顾和沉思。 1963年，是科克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在那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位重要的音乐家普朗克，他被称为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大师。我知道他，是因为几年前，他的一部独幕歌剧《人类的声音》，刚刚在中国首演。 那部独幕歌剧的编剧就是科克托。歌剧里只有一位人物，一位打电话的年轻女子，她绝望而徒劳地说服几天后将要和别人结婚的恋人，试图让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这个优雅的女子以各种手段：哭泣、撒谎、折磨来祈求失去的爱情。在普朗克的诠释下，情绪化的钢琴伴随人声，描述了人类情感脆弱的真实境况。那部歌剧，诞生与1959年，在巴黎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此后成为女高音最具有挑战性的作品之一。 想不到这部歌剧诞生的几年之后，编剧科克托和作曲普朗克，竟然在同一年去世，让法国失去了两位重量级艺术家。他们的去世，难道与那部歌剧有什么关联？《人类的声音》虽然写的是一个女人的绝望，但何尝不是在说每一个人的孤独，包括普朗克和科克托的孤独？他们因此要结伴而行，去遥远的、未知的另一个世界？ 其实，在那一年去世的法国艺术家，还有一位影响了法国几乎半个世纪的女歌手，叫伊迪丝·皮亚芙。她的父亲是杂耍艺人，她的母亲在街头卖唱，她出生在巴黎大街上的一盏煤气灯下，从此开始了传奇的一生。1940年，她刚刚在演艺界走红，那时候，科克托为她量身定做了一部戏剧，由她担任主角并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一年，科克托的年龄正好是皮亚芙年龄的二倍，从此把她视为亲人和知己，对她一往情深，而她依然像走马灯一样，与圈子中的一位又一位年轻人疯狂相恋。1963年10月11日，七十四岁的科克托正为巴黎郊外的一家小教堂画壁画，突然得到皮亚芙这位传奇女歌手的死讯，几个小时后，他的心脏病发作，“今天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日”，于是眼睛里消失了所有的光芒。 我知道他和她在同一天去世之后，感动了很久，叹息了很久。 在这一点上，我与他可能有相似之处，所以想象出他特别难过的心情。 我还想到，有一天如果我伫立在巴黎大街拐角，或者停留在巴黎爱墙旁边，看着迎面走来的法国男人和女人，就会禁不住暗地里猜想，他们都是谁洒脱浪漫的情人？
一位崇尚英雄的诗人 一个简单的信念，一些简单的推理，都可以影响人类的情绪。我看到很多世纪的末年，人类变得阴郁、浮躁，直到新世纪到来，心上的乌云散了，照进来温暖的阳光。没有办法。那种时候，人类像个不成熟的少年。 1900年，一个婴儿生在士麦那城，那里有风光秀丽的爱琴海滨，丰富多采的历史古迹，可以为他提供诗歌创作最早的营养。他是塞菲里斯，他的父母是侨居在那座古城的希腊人，生活在那里像生活在故乡——士麦那城，几千年前，曾经是古希腊的领地。朋友相聚时，他们唱的一首劝酒歌，就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 和我一起饮酒吧， 古希腊时，人们喝下大杯的葡萄酒，用面包片做纸巾擦嘴，然后投入热烈的爱恋，用语言，用肢体。不懂得狂欢的现代人，可没有那样潇洒。 他们在新世纪的生活安静而快乐，而且充满了希望。但这是一种假象，20世纪注定是人类多灾多难的世纪。在一部我非常欣赏的影片里，男主人公和塞菲里斯一样生在那个世纪第一年，并且名字就叫1900。他是遗弃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的婴儿，在船上长大，把大海当做故乡，不踏上陆地一步，后来伴着震撼人心的爆炸声，他和那废弃的船沉入海底。在那部意大利电影里，我看到人类内心深处，将所谓故乡的安全感放大了，放大到宗教式的信赖。 塞菲里斯的少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一家人迁回雅典，那里有更多的安全感。十八岁去法国读大学，然后到许多国家当外交官，最后的职务是希腊驻英国大使，六十二岁退休，七十一岁去世，他的一生谢幕。 在我和许多人眼里，职业外交官是一些使命感很强的人。 在我接近中年的一个夏夜，月明星稀，湖水荡漾，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们生来就有使命，那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还想，听到和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时间，需要历练，需要领悟。我知道耶稣三十以前是个木匠，过着犹太人的传统生活，三十岁以后确立了传布上帝福音的使命。释迦牟尼在十九岁时出家修行，三十五岁在菩提树下悟道，确立了开启佛教的使命。尼采描述的查拉斯图拉，三十岁时到山上去，十年之后悟到深刻的使命，然后下山。塞菲里斯从巴黎大学毕业时，已经是位有名气的诗人。但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划分出来，当诗人和写诗歌，并不是一个人的使命，在诗歌中坚定、长久地传递某种信念，才是使命。就像佛陀出家修行不是使命，建立和弘扬佛学才是使命一样。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那位与塞菲里斯同样出生在士麦那城的文学前辈，他的使命不是当一位诗人和写一些诗歌，而是做民族兴亡的见证者，做英雄主义的代言人。由此看来，有些诗人相当年轻就死了——比如欧洲的兰波和亚洲的海子，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确立。这很让我痛心。更让我痛心的是那些选择了错误使命的人，比如，比我年长的中国诗人，绝大多数都为错误的人和事物歌功颂德，乐此不疲，直到老死。 大约在二十二年前，我接到一份邮件，是大学同窗刘兴雨寄来的。打开邮件，里面是一本《英雄挽歌》，塞菲里斯与埃利蒂斯，两位获诺贝尔奖的希腊诗人的合集，也是他们最早的大陆中译本。那时我刚刚放弃诗歌写作，但诗歌阅读没有放弃，正在广泛和深入的状态。 记得读塞菲里斯读到一半的时候，他那沉重的使命感，把我强烈地感染了。 我在一首诗里，读到他的感觉： “我们找到了废墟。如今既然我们已一无所有，便只有重新发现我们的生活------一堆火光能记住什么？它稍一记不住它所需要记的东西，它就熄灭；如果它记得比需要记忆的稍多一点，它也会熄灭。要是它燃烧时能教我们正确地记忆，那就好了。” 然后我低头不语。 对我来说，希腊是我的精神祖国之一。塞菲里斯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我在想我放弃诗歌写作，是不是一个失误。但我身边的环境很差，有些人用罢笔不写的方式，表示一种微弱的抗议。 他的那个时代，在希腊写诗，比在中国写诗还难。他和他年纪仿佛的人，都知道古代的希腊，有一千年的文学辉煌时期，是世界文学的源头和第一座高峰。或者说，这个世界都在向古希腊诗歌学习，而你现代的希腊诗人，就得比别人学得更多，学得更深，学得更好。塞菲里斯是职业外交官，在国外的时间比在国内还长，当然知道希腊的现代诗人与全世界的现代诗人，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他们的语言虽然在延续，他们的历史无数次割裂，他们除了美丽风光和文化古迹，几乎一无所有。 在另外的中译本里，我读到的塞菲里斯再一次让我感动。他写到希腊乡下的一个古老习俗，圣约翰节，姑娘到午夜脱光衣服，站在镜子面前，会得到一个启示，她将嫁给哪个男人。 倘若你在深夜赤裸的站在镜前 我已经感觉到，古希腊文学特有的沉重和忧郁，特有的英雄主义情结，进入了塞菲里斯诗歌的灵魂。在众神主宰世间万物的时代，英雄被当作神和人所生的后代，是人们力量和智慧的代表。比如《荷马诗史》中的阿喀琉斯，据传神谕他有两种命运：或者默默无闻而长寿；或者在战场上光荣死亡。母亲当然希望他活得长久，将他乔装打扮成女孩儿，但阿喀琉斯终于走上了战场，建立了无数功勋。他知道他将葬身于特洛伊城下，依然挺身参战，体现了希腊人的勇敢、正义、无私和豪爽。塞菲里斯确立的使命，便是找回希腊文学中的英雄主义，重建人神之间的昔日荣光。一次又一次，英雄们的幻影在他的面前浮现，那一双双眼睛被咸涩的海水浸得通红，像恍惚中太阳的光芒。 写到这里，我想起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幕时，我正守在电视机旁。我看到一位身着黑衣的女演员，手捧一个希腊大理石头像上场。她朗诵的就是塞菲里斯的诗句：“我手拿这个大理石头像醒来，我的手臂酸累，不知放它在何地。我从梦中醒来的同时，这个头像进入我的梦乡，梦和生活连为一体，无法分离。”这个场景，让我又一次想起古希腊的文学精神，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地追问着宇宙、自然与人生。那时候，外部世界神秘莫测，大自然不可驾驭，人生变幻无常，但人又可以在命定的范围内发挥最大的才干与潜能，随心所欲的去做自己的事。于是，他们自由奔放，他们独立不羁，他们狂欢取乐，他们享受人生。于是，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成为古希腊文学的基本精神，以后也成了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基本内核。 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由观念，像那个大理石头像那样，被塞菲里斯长久的捧在手里，不分昼夜，不分寒暑，直到手臂酸累。 灵魂 就这样，忍辱负重的塞菲里斯，站在废墟的中央创作，将我们统统带进古希腊光荣的腹地，与他一起歌唱着赞美死去的英雄。按照塞菲里斯的解释，英雄们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介于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寓言。只有与那些在常春花草地上交谈的死者相沟通，才能给生者带来和平、信心和正义的希望。我们也与他一起，从1930年代起，有了现代希腊诗歌三四十年的荣耀。 1963年，他由于“在对希腊文化的深挚感情下创造出卓越的诗篇”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崇尚英雄的人，最终也成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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