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看到一些描写吉普赛人的故事，总是说他们载歌载舞四处行走，生活中充满了欢乐，这使得我对他们无限地向往。

稍大一点后，罩在吉普赛人身上的那层玫瑰色的轻纱就退去了，我体会到他们生活中那种深深的悲哀。他们一生永不停歇地流浪，是因为他们想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想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安心待下去的地方，但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似乎从有历史以来，这群人就在世界上四处流浪，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从何时、何地、又是被什么力量抛了出来，只知道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心中怀着关于家的永不熄灭的渴望，像一股流沙，四处流淌着、流淌着。

这多么像我们，我常想，当年我们这些人就像一堆沙子，当我们被一铲铲扬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我想讲两个关于沙子的故事，那么还让我们回到从前。

 
一、从前，有一座山……

那一年夏末秋初，我和陈楠决定到北边的山里去玩，在那大山之中的某一个村子里有我的同学。

几百里的路程，先从旗里坐每天一班的长途车到山脚下，进山还有一百多里就完全要靠自己想办法了。我们又联系到别村的几个男生，大家一起坐长途车到了山脚下的小镇，正好有一批人比我们早到一天，他们已听说我们要来，在一个小店里住了一夜等齐我们，十几个人也算是浩浩荡荡了。

我们商量怎么走，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搭森林警察回山的卡车，可是已打听到森警的卡车前两天刚刚回去，什么时候再下山就很难说了。商量的结果，他们准备徒步走，连夜进山。只有我和陈楠两个女生，他们问我们这么远的路能不能走，我们说能走，没问题。

他们中有走过这段山路的，就过来告诉我们一些鞋带系紧、衣服多穿一点之类的注意事项，同时还特别提到说山里有狼，如果听到狼叫不要怕，咱们人多，狼不敢过来等等。我看他们都带着五、六节电池的那种长长的大手电筒。已经是下午了，我们早早吃完晚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动身向山里走去。

打头和压阵的都是男生，我和陈楠走在中间。平生第一次走进天然的大山，心中禁不住一阵阵激动。这是小兴安岭的支脉，它们曾经象一条半透明的花边，精致美丽，柔和的淡蓝色，镶在东北方遥远的天边。我所在的村子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干活儿休息时，我曾无数次遥望着东北方向这条几乎要掉到地平线之外的纤美玲珑的淡蓝色影子，遐想联翩。

走进大山后才发现，原来大山是宁静的，神秘的。一开始我们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很快就沉静下来。大山无语，却以一种静默的威严慑服了我们。黑暗越来越浓重，没有月亮，只有星光，树木并不太多，山路是依稀可见的一条淡淡的白色。除了前面的人偶尔招呼大家跟上以外，再没人说话。

不知走了多久，却忽然发现原来大山里面并不宁静，有时会有些无声的身影在周围晃动，看他们的样子并不象是在赶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就是当时所说的“盲流”。即从关内各省来的“盲目流动人口”，反正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走到哪里，天黑了就找个地方睡下来，天亮再走。

后来几年，我们队里也来了几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白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儿，晚上睡在队部的大炕上，一天只管三顿饭，没有工钱。我们村在那里是最穷的，但是他们却非常满足，因为能吃饱饭。在他们的家乡，常年没有饱饭吃。

再往里走，林木渐密，再见不到别的身影，四周更加沉寂，只有我们一行人嘁嘁嚓嚓的脚步声。偶尔有手电筒的亮光无声地晃过来为我们照亮坑坑洼洼的地方。

又不知走了多久，两旁的树木忽然闪开，眼前是一大片空地，空地的中央，有一堆比房子还高的巨大黑影。原来是一个大土堆，再仔细看，不是土而是由一块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堆积而成。石堆上还插着一些小棍，上面系着长长短短的布条，随着夜风在那里飘摇，只是因为天黑，看不清颜色。

知道的人告诉我们，到这里山路已经走了一半。人们在进山前要捡一块石头拿着，到这里敬献给山神，求它保佑一路平安。这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规矩，谁也没捡，说的人也只是说说，一笑了之。

要是进山前我听到这种说法，也会和他们一样的态度。但现在置身在黑暗沉寂的大山之中，面对一个比暗夜还更深浓的巨大黑影，我觉得它的灵魂在向我窥视，使我第一次感到了敬畏。

他们说进山时没捡也没关系，在周围找一块就行了。虽然我觉得这似乎有些不够恭敬，但也没办法，只好转来转去摸索着找了块比较满意的，轻轻放上去。

在这里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继续上路。两旁的树木更加浓密高大，紧紧相连的树冠上聚集了所有的黑暗。不知是什么树，只见一株株的树顶都尖尖的直指夜空，像两排参差的黑色利齿，高矗着，路好像也窄了，压迫着呼吸。

这是黑夜的无底深渊，没有光，没有声，只有我们在其中潜行。忽然，传来了一种怪异的声音，短促，难听，是僵直的嚎叫，在很遥远的某个地方，一声，又一声……我的心紧缩，没一个人说话，我们无声地继续走着。好在只有几声，就消失了。

又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前面的人停下了脚步，等大家走拢后，有人抬手指着前方远远一处地方说：

“看，到了。”

这时我才发觉，天已亮了，我们正站在一处山口。在远远的大山脚下，浮动着的乳白色雾气下面，依稀可见一个小村庄，静谧安详，想来村里的人们还都在酣睡着吧？当时我真恨不得一下子就扑进那个小村。

进了村才发现，原来是个方圆很广阔的地方，人们住得很分散，一幢幢的屋子，有那种由一根根原木建成的、叫做木榼楞的房子，也有泥墙草顶的土房，全都依着地势东一处西一处地散布着。

这里那里，各种树木和灌木丛随意地生长着。村路枝蔓，似乎站在任何一点、向任何一个方向都有路可走。路旁还可以看到一些用粗粗的木条弯成的、直径约四、五尺的半圆，用铁丝之类的固定好，放在微微的炭火上烤着。原来这就是大轱辘车的半个轮子，两个半圆合起来，就做成了轱辘。这里的一切，和我们村子那种一条土路，两旁屋子挨着屋子的风貌完全不同，带有一种异域的色彩，这里居住着的是达斡尔人。

这个村子分成几个生产队，每队都有知青，翻过一个小山头，那边还有村子，那里也有知青。到了这里，我们就分头走向自己要去的地方，很快就找到了我的同学。这里各家的院子都非常大，同学这里也一样，加上有一点坡度，站在屋门口一眼望去，院子的大门只能看到上一半。

晚上，我们在柴垛旁坐着聊天。四周是黑色大山的剪影，头上星河灿灿，星星们又大又亮，清亮得像马上就要滴下来的水珠。我从没见过有这么大这么亮的星星。

人在平原上行走，越走越矮小，最后好像完全失去了高度，只是匍匐着在地面上蠕动。在这里却被大山托起来，高高在上，贴近天空。我靠在柴垛上久久地仰望着那一片璀灿的星光，忽然觉得像是在俯瞰一片不见底的深渊，一阵眩晕，马上要掉进去似的，于是赶快收拾起心神。

听同学说，村外两、三里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两岸水柳丛生，河水在绿荫下哗哗地奔流着。这是我向往已久的！我们村附近没有河，连条小水沟都没有，到农村几年，竟连一条像样的河都没见过。

在一个太阳火辣辣的中午，同学带着我和陈楠到了河边，我们高兴地跳了进去。游了不大一会儿，就被冻得嘴唇乌紫地赶紧爬上来晒太阳。河边的水柳丛中拴着一条小船，是村里公用的。我们想划着小船到对岸去玩，同学说河中央水流很急，很危险，只有村里几个棒小伙子敢划船过去。于是我们就在拴住的小船上坐着聊天。

回去时我们沿着河走，正碰见队里的牛群回来，站在一个小坡上望去，眼前是一片耸动着的犄角和脊背。牛群走到一片开阔的河滩上忽然停了下来，全体站在那里哀嚎。

原来前些日子在这河滩上杀了一头牛，所以牛们每次走到这里就停下来哭很久，怎么也赶不走，哭声悲壮而又凄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气势，真是惊心动魄！这是一种弱者的抗争啊，其中自有着一种撼天动地的力量！我忽然觉得心中很不好受，赶快走开了。

同学又带我们去爬山。站在高山之颠望去，四周群峰相叠、汹涌起伏出一片凝固的波涛。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流露出一种怒目争放之态，相比之下，我们长那么大仅见过的景山、香山与公园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就显得很有些温良恭俭让的了。

我们还采了许多榛子，晚上回到家才发现，衣服也划破了，手上脸上火辣辣的疼，全是不知什么时候划的口子。人家说我们采的那些榛子有一多半是空的，我们听了干脆哗的一下全倒在灶台边的地上，把它们当柴烧吧。但心里依旧非常高兴。

早就听说这里的南瓜又甜又面，像栗子一样，不过都是老乡家自己菜园子里种的。我跟同学商量，能不能从老乡那里买些来尝尝？同学说不用，有个大嫂与她关系最好，她事先打好招呼，第二天带我们去吃烀南瓜。有几个来玩的男生听说了，也要同去，于是我们一行五、六个人兴高采烈地跟着同学去了。

大嫂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说是只吃烀南瓜，但是大柴锅里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还有土豆和玉米。我们这群人中，除了同学以外全是第一次来的陌生人，一下子黑压压地坐满人家一炕，大家互相看看，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大嫂眉开眼笑、真心实意地招待着我们。金红色的南瓜，雪白的土豆，嫩黄和乳白色的玉米，满满地一大盆端上来，很快就被我们吃光，大嫂马上拿走，装满了又端上来。

桌子上放着一小罐雪白的猪油，还有一碗细细的白糖。大嫂一再让我们用土豆抹猪油蘸白糖吃。土豆抹猪油？从没听过这种吃法。看那猪油雪白坚实，想想一定很好吃。但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人家唯一一罐猪油，平常日子轻易舍不得吃的，糖在这里也一样宝贵，所以这两样东西我们谁也没动。

一会儿大嫂又捧来一个大大的罐子和几个碗，说是酸奶，让我们喝。我正觉得很干渴，端过碗一看，这个酸奶怎么像牛奶一样是液体的，和北京那种膏体凝固状的完全不同？我喝了一口，嘴被酸得半天张不开。

“这是酸奶吗？”能说话后，我小声问同学。

“是啊，这是酸奶啊。”同学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

“这与北京的酸奶根本不一样啊！”

“唉，北京那哪叫酸奶呀！”同学很不屑的说，“人家这儿的人下地干活儿都带着酸奶，当水喝，特别解渴。”

这下倒把我弄糊涂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酸奶呀？

不一会儿，大嫂的丈夫下工回来了，进屋看到我们满满一炕人，倒好像自己走错了地方似的站在门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忙不迭地说：

“都来啦！坐着，坐着，你们坐着！”

我们赶忙挤出地方让人家坐，与他聊了一会儿后觉得该走了。到灶间一看，那锅里竟然是空空的！我暗吃一惊，刚才那么一大锅都让我们吃完了？我们是不是把人家的晚饭都吃了？

虽然大嫂一再说那就是专门做给我们吃的，晚饭再做。还说今天下工早等等。但我们总觉得有些尴尬，很不好意思，一再的道了谢后，赶快溜走。

我们准备搭森林警察下山的卡车走，森警与这个队的知青关系很好，每次有车下山，都要绕到门前停一下，问有没有人下山，或有什么事要办。但是说不准他们的车什么时候来，相隔十天、半个月、二十天，都有可能，我们只好等。

 二、山里有两个人

等车的日子里，我们还去看了张丽英和秦淑艳。她们俩人都和当地的老乡生活在了一起，这情形在我们平原上的那些村子里还从来没有过。

那天游完泳坐在小船上晒太阳、聊天，我忽然看见不远处的岸边有一棵大树，树杆横着长，在一片疏密有致的树叶间形成了一个隐蔽舒适的天然靠椅，我提议到那里去看看。同学就给我们讲了张丽英的事。

张丽英是旁边那个队的知青，与她队里一个小伙子关系很好，那小伙子爱说爱笑，人很好，是个中学生。别看这一片村庄窝在大山里，这里的很多青年、尤其是男青年都上过中学，而且大多都是在海拉尔上的。这与我们所在村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那里的青年人很少有读过中学的。

那小伙子叫诺敏，已经结婚，听说他媳妇脑子有点毛病，身体也不好。

张丽英手很巧，毛衣织得又快又好。有一次诺敏求到张丽英，请她给织件毛衣，作为换工，他把自己十天的工分给她，还问十天够不够？张丽英说这是捎带手的事，哪用得着换工啊。很快就把毛衣织好了。

后来，人们就发现张丽英和诺敏常常在下工后悄悄去到河边，坐在那个树杆上吹口琴唱歌，有时还划船到对岸去玩。一开始他们还避着人，后来人们都知道了，他们仍照样到河边去。渐渐地张丽英那个队的同学开始疏远她，最后她干脆就搬到了诺敏的家。

诺敏虽是另一个队的，住的地方离我们同学这里却不远，张丽英搬过来后，同学他们常常能碰见她，见了面就打声招呼说句话。后来包括同学在内的几个女生也常去张丽英那里串门聊天。

张丽英的父母在她刚上初中那年就先后去世了，她也没有兄弟姐妹，在叔叔家上到了初三，后来学校号召插队，她就报了名。

那天我们去张丽英那里，进屋第一眼就看见满炕铺着白花花的棉絮，一个女生坐在炕里拿着针线在忙。我想这么大一片棉絮，肯定是在做被子。

她就是张丽英，她抱歉地对同学说：

“你看我这儿哪儿都是棉花，我也不下炕了，你们坐吧。”

同学向张丽英介绍我和陈楠，告诉她我们是从山外来这里玩的，她看了看我们，打了个招呼。那眼光里没有笑容，也没有冷淡，就好像是隔着厚厚的一层围墙看过来。她身边还堆着一些布和棉花，看她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出来。

第二天同学带我们去几个老乡家看看有没有木耳、榛子，陈楠想买些带走。我们绕来绕去又走到了诺敏家附近，我提议再进去坐坐。

昨天从张丽英那里一出来，同学就说张丽英肯定是在给诺敏做棉裤。因为上次聊天时张丽英就说过，说诺敏的那条棉裤棉花全烂了，已经不能要了，还说她自己正好有一条没穿过的新棉裤。现在肯定是拆了自己的，用那棉花给诺敏做棉裤呢。

我听了非常奇怪，问：

 “那是棉裤吗？铺了那么满满的一炕，是被子吧？”

同学肯定地说那是棉裤。当时我想：如果那是棉裤，那得肥成什么样了！还能穿吗？心下疑惑不已。正好今天又走到这儿，想起昨天张丽英说她今天就能做完，所以就很想去看看。

进屋第一眼就看到炕上干净利索，只有一条厚厚的蓝色棉裤，板板正正的、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正常，一点也不肥。我忍不住问：

“这就是你昨天做的棉裤？”

她看了我一眼说：

“是啊。”

炕边上放着一盆清水，她拿个短毛刷子，在盆里沾点水、甩一甩，然后在铺得平平整整的棉裤上刷一下；然后再沾水，再甩，再刷。我问这是在干什么？张丽英说棉裤上沾着一层棉花毛，这样就可以把那层毛刷掉。她一下一下很仔细地朝一个方向刷着，不紧不慢的，家常而又安闲。

那天我们在她那里坐了一会儿，她似乎从那层厚厚的围墙后面走了出来，神情中没有了那种戒备。她问我们从哪儿来，怎么进山的等等，正说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从那边大屋里过来，她们俩就走到一边小声地说着话，像是在商量什么事情，我想这就是诺敏的媳妇了。

张丽英这件事给我的感受是复杂的。在那个年代，吹口琴，唱歌，划船，这种做法真是非常浪漫又非常大胆，带有一种天然美好的形象，让我们听了也不由得暗暗向往。但是这事的性质却又让我们联想到许多不美好的东西，也是我们所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整件事就像个七楞八翘的怪异物体，无论如何也装不进我们头脑里的任何一个框框中。

那天在河边听同学讲完张丽英的事，我一时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不过我知道，在我自己心底，生出了那么一种冰冷和疏远的东西。可是从我刚才看到张丽英站在炕边认真地刷着棉裤的那一刻起，心里的那团冷冰冰的东西就熔化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从此以后，我就永远记住了这种方法。只要碰到衣服沾上细小的绒毛，尤其是深色的衣服，我一定张罗着打来一盆清水，找来短毛刷子，沾上水，甩一甩，再刷。每当我这样做着的时候，心里就想到张丽英，尤其想到她在做这些事时那种沉稳安适的神态。

秦淑艳是另一个队的知青，她所在的那个队离我同学这里更远些，在远远的山脚下。她嫁给了当地一个供销社长的儿子。

那天午后我们动身去看秦淑艳。还没看见他们家的屋子，眼前就先出现两行树木，枝叶交错地夹出一条长长的甬路。山里天黑得早，我们到时，天已快黑了，甬路尽头遥遥地亮着灯光。

那天同学把花花也带去了，花花是一只很壮实的狗。我们刚踏上甬路，从对面的树木中就窜出一只狗，花花很勇猛地迎了上去，但没几个回合就听它“嗷嗷”地叫着逃走了。我们都停下来，回头招呼着花花。

对面那只狗并不比花花大，但是态度很凶。我们一面护着花花往前走，一面不客气地轰赶着那只狗。快到大门前时，院里有人出来喝住了它。

山里没有电。屋里的油灯很亮，迎面靠墙放着漆成紫红色的方桌、高背椅。桌上有两个大磁掸瓶，闹钟，镜子，盛着茶杯、茶壶的茶盘和两只农村中罕见的热水瓶。

下乡这几年，见惯了老乡家只有一个炕桌，吃饭时放上，吃完饭拿开。像这种放在地上的桌椅，只是在我们大队书记家看到过，而书记家的桌椅油漆斑驳、桌上还是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因此进屋第一眼看到这样的陈设，竟有一种很奢华的感觉。

供销社长坐在椅子上，他媳妇靠着被垛坐在炕上，俩人都抽着烟卷。秦淑艳坐在靠门的炕沿上，穿一件水红色格子衣服，两条长辫子，是个很小巧的女孩。她旁边站着一个男青年，看来就是她丈夫了。屋里还有两、三个十几岁的男女孩子，手里抓着瓜子在吃，是他们的弟弟妹妹。想来我们进屋前，一家人正在闲谈。

同学照样介绍了我和陈楠，说是从山外到这里来玩的，来看看秦淑艳。供销社长就哈哈地笑着说：

“来看看同学，好哇，很好哇。”

然后又问了我们在哪里插队，队里工分多少，今年收成怎样等等一些问题，还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杯子拦腰有一条细细的金线，金线以下是磨砂的，上面印有几朵小小的红色花朵，非常漂亮。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磨砂玻璃杯。

他家的炕沿有一尺多宽，笔直平坦的一整条木头，漆得油亮。我从没见过这么宽平的炕沿，我们随手把杯子放在炕沿上。

他家的狗好像不准进屋，屋里只有花花在人们的腿边钻来钻去，还讨好地翘起尾巴不断摇着。忽然就听“啪”的一声，花花的尾巴把炕沿上的一个玻璃杯扫到地上摔碎了。同学赶紧叫住花花把它轰了出去，我们赶紧道歉。秦淑艳的公公、婆婆说：不碍事，不碍事。一个女孩过来把碎片扫干净。

这间正屋是秦淑艳的公公婆婆住着，后来我想，当时我们应该去秦淑艳他们自己的屋子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进了院子，理所当然地就被让到了这屋。与我们说话的，也主要是她的公公婆婆。秦淑艳一直没怎么和我们说话，倒好像我们不是来看她的。

后来我们站起来告辞，她似乎也没有要送我们的意思，还是她婆婆对她说：

“去送送你的同学呀。”

她才站起身送我们出门。我一直闹不清是她不愿和我们说话，还是这家的规矩大？但我想不可能是后者，前者也不准确。很有可能是她和我们太生疏了，在那种场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从秦淑艳家出来，明月当空，我们默默地走着。花花撒着欢地在我们腿前腿后猛跑，搅乱了我们的身影。同学说它：

“还美呢你！刚才摇什么尾巴？把人家玻璃杯都打碎了。”

又过了几天，卡车终于来了，但是这次不到山脚下，在中途的一个叉路上拐弯，从那里到山脚下的小镇还有二、三十里。我们一算，车到叉路口天还很亮，二、三十里很快就能走到的，于是就搭上了这辆卡车。

白天的山路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天有很好的阳光，车在山间走，一路风驰电掣，满目葱茏连绵不绝，大山雄伟而又明媚。转过一个山头，忽见迎面一座山峰光秃秃一片焦黄，寸草不生，还有许多裸露的焦黑的岩石散布其中。在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中忽然看到这样一种景象，显得特别狰狞可怖，森警告诉我们，那是山火烧过的地方。

到了叉路口，他们指给我们沿着山路一直走就行，再没有叉路了。我们道了谢，下车而去。

绿色的山路，阳光暖洋洋的，路边还有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花草，四处弥漫着山野间的清香。原来大山又是这样的和暖、美丽、安祥，我们边走边玩。

天快黑时到了小镇，找到一个小店，照例是两排大通铺，烟气腾腾挤满了人，大呼小叫的，全是男人，只有几个女人杂在其中，显然都是一家人或夫妻俩。我俩站在门口往里望了一眼就退了出来。

小店前有个门廊，我们在门廊一角的台阶上坐下来休息，商量着怎么办。人们在我们旁边出出进进。这个小店好像还兼饭馆，给住店的客人准备一些简单的饭食，点了菜的客人们不时地招呼快点上菜。女老板是个达斡尔人，我看她跑出跑进地张罗着，虽然忙乱，但没有一点高声大气和急躁的样子，不觉想道：看来这是个和婉温厚的人。

夜渐宁静，进出的人渐渐稀少，老板娘走过来问：

“你俩是不是要住店？”

我们刚进来时她已问过一次，我有些茫然地看着她说：

“你这里还有别的地方吗？”也只是顺口一问，并没抱任何希望。

没想到她看了看我们说:“跟我来吧。”

这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俩互相看看，满心惊喜地站起来跟着她走去。一路上她告诉我们，是她闺女的屋子，她闺女出去读书了，刚走没几天。要不，哪来的空房啊，算是我们赶巧了。

没走多远，来到一个院子，大门虚掩着，她推开门进去，朝中间屋子喊了一声，有个老太太答应着开一条门缝伸头看了一眼又进去了，听称呼是她母亲。她把我们领到旁边一间小屋，开门一看，果然是一间干净整洁的女孩家的屋子，老板娘麻利地拿出两床被子，说：

 “你俩就凑合着住一晚上吧。”然后又告诉我们早上的班车是几点开，在哪里上车，又问要不要叫我们，我们说不用叫。看着她一边带上门要走，一边嘴里说着：“那你俩就早点躺下歇着吧，明天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行了。”

我们俩赶紧问：“我们住一晚上要多少钱啊？”

她说：“不要钱，自己家里，要啥钱呀，赶紧歇着吧。”说完就走了。

剩我们俩楞楞地坐在那里。我在心里不住地想着：我们的运气可真好！我们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一人拿出两块钱压在桌上一个小纸盒下面。我记得那时住那个大通铺一晚才三、五毛。两块钱已经很多了，尽了我们最大的可能，但是我们心甘情愿。只有留下这钱，我们才能带走那一片珍贵的心意。

陈楠很快就睡着了。明亮的月光把印有小碎花的窗帘照成一片莹莹的光。大山就在我们背后，以一种神秘莫测的面容深锁住自己。“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我忽然觉得有些恍惚，觉得在大山里的那些日子竟有些虚幻飘渺，那条山沟和那片村庄，它们真的存在过吗？要是我回去还能再找到它们吗？而且，我还能回得去吗？

游泳、爬山、采榛子、吃南瓜，这些回忆就像是一个个五彩的小球，我一想到它们，它们就快快乐乐地蹦走了。还有一些记忆却沉沉地像烟雾一样缭绕在心底，比如，牛群那悲哀无助、撼天动地的哭声。

还有，张丽英和秦淑艳的身影。

张丽英站在炕前，穿一件自己织的紫红色毛衣，两条齐肩的短辫，正拿着刷子认真地刷着棉裤，神态安娴。

秦淑艳斜坐在靠门边的炕沿上，她丈夫站在旁边，屋里还有公公、婆婆，弟弟、妹妹。宽宽的炕沿上放着漂亮的磨砂玻璃杯，后来就是杯子摔到地上碎裂的声音。

一缕月光从窗帘上边泄漏进来，斜斜地划过整个屋子直落到那边的墙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那年北京慰问团来时的情景。

记得是下乡两年后的秋天，那天我有事到旗里去，远远地就看见“知青办”的门口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完全不似一年来那种冷清样子。我心里奇怪着正想转入一条小路，猛然记起这些日子一直在传说北京有慰问团要来，于是我想也没想，转过身加快脚步朝那里走去，要办的事早已被忘在一边。

果然是慰问团的人来了，他们三三两两地被知青们围着在说话，屋里一片嘈杂。我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听见旁边几个人在问一位三十岁左右女干部模样的人是哪个单位的，她回答了，我听了不由得心里一热，一下子站在那里就像被施了定身法。

她说的那个单位，就在我家附近。我上学放学，出去买东西，一天要两三次、三四次地经过那里，那个大门以及门里的景致已经成了我对“家”的记忆的一部份。

那以后的时间我就一直站在她旁边，也并没想要和她说什么，就只是那么站着，听她说话。后来来了两辆大卡车，他们要下到各公社去。我不假思索地就跟着她挤上了车，靠着车头站在她身旁。

很多知青也上了车。她问周围的人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北京家住哪里等等。后来她问到我，我仔细地说了我家住在什么地方，说完就看着她。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那么想和她说说我的家，说说我家的大门、院子，说说我家的屋子和家里的人。我甚至对她本人都有了一种依恋，只想站在她的身边。

她的单位离我家那么近，就在来这里之前、也就是两三天前，她可能还从我家门口经过呢！一想到这点我的心就激动地跳个不停。

没想到她听了我的回答只简单地说了句：

“离我们单位不远呀。”然后马上又问：“你穿得这么少，冷不冷？风这么大也不带个帽子？”还伸手理了理我的头发。

当时是九月中下旬，慰问团的人都穿着棉衣戴着棉帽子，我们这些知青还都穿着毛衣，更没戴帽子，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飘。

我感觉到她是在转移话题，非常失望，甚至很伤心，同时心里想：这哪里就冷了？在地里干活时比现在冷得多、风大得多呢。就随口说：

“不冷。都习惯了。”

她看了我一眼，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重复着说：

“呵呵，都习惯了、都习惯了。”那之后，我们就再没说话。

很多年以后，我觉得我理解了那位女干部当时的心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和我们大谈我们永远也回不去的家，又有什么意义呢？

车到公社后，我下了车就往回走，回到村里告诉他们北京慰问团来了，大家只淡淡问了几句，我也没告诉他们我跟着车一直到了公社。

后来，这件事连同当时的渴望与失望也都随着岁月渐渐地淡去了。

在后来那些匆匆的岁月中，我也再没见到过张丽英和秦淑艳，也再没听到有关她们的任何消息。

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在某一时刻相见了、相聚了，之后又擦肩而去，各自相忘。

但是，只有张丽英和秦淑艳，只有她们俩，我却一直忘不了，总像想起很熟识的朋友似的时时想起她们，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与秦淑艳甚至都没怎么说话。

但是我总觉得，在她们身上有些什么东西是我能够理解的。

我们就像一堆沙子，当年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抛了出来。从被抛出的那一刻起，来处已经没有了我们的位置，落下的地方也不属于我们。但这种集体的被扬弃并不是我们的愿望，也不是我们的选择，更抹煞了我们的个性，当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时，剩下的些许坚持与固守的热力也丧失殆尽。

对“家”的渴望与依恋深埋在我们心底，我们只渴望找到一个接纳自己，包容自己，能让自己安妥地投身其中的地方。

有首歌里唱道：

 “我是戈壁滩上的流沙，任凭风暴把我带到海角天涯。“

我们也曾是戈壁滩上的流沙，被风暴带到海角天涯。我们是那么小的一粒粒沙子，最终，我们靠着心中的那种渴望在漫漫长途上流淌，流淌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轨迹。

有些小沙子流不动了，就在那里停了下来。

 2003．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