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的效果（外一篇）
作者：笨人
|
|
|
|
| |
|
|
| |||
|
|
| |||
|
“改造”的效果（外一篇）
作者：笨人
|
|
| ||
|
| ||||
|
| ||||
|
“改造”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喘息未定，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而且持续三十年之久。按领袖的说法，终知识分子一生，“改造”好的可能性很小，或者说多数至死都“改造”不成好人，颇有些终身为奴的意味。“改造”是基于如下推理：人类最幸福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最先进最无私的思想；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简称“工农兵”）天然具有这种思想，而知识分子则天然具有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所以，要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工农兵”的思想，最幸福的社会才会实现。这是政治学上的推理，若翻译成通俗的解释就是：人都想奔向天堂，现在有一部分人掌握着通往天堂之路的途径并正奔向天堂；而另一部分人则不知道这途径并正走着弯路甚至南辕北辙迈向地狱还不自知哩；所以前一部分人要改造后一部分人的思想，使之掌握正确途径一齐起奔向幸福天堂。这样看，有智者为迷途者指点迷津，迷途者应当感激涕零的。 按那时的观点，从中学生以上的读书人都需要“改造”，只不过当时中国读过书的人比例太低，若现在，还真不好确定谁“改造”谁了。当然，“工农兵”也需要“改造”，但那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绝然两回事，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 说到“改造”的方法，堪称光怪陆离。有谈话法、诱导法、读书笔记法、封官许愿法、相互揭发法、斗争会法、劳动改造法、知青下乡法、离婚法、脱离父（母）子（女）关系法、大（小）字报法、检讨法、办学习班法、剥夺政治权力法、关牛棚法、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法、关监狱法、挨饿受冻法、戴“右派”或反革命帽子法、发配边疆法、开除公职法、撤销党团籍法、降职降薪法、“五七干校”法等等；对了，还有最近才披露的象“好人冯二哥”那样的“卧底”法。现在的年轻人只需读杨绛的《洗澡》、《干校六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顾准的《日记》、“好人冯二哥”的《日录》，就会明白，不过要当心读后做噩梦。 如此各式武器上阵，确乎大有效果，证据就是知识分子们都“服了”，而且心服口服。我工作后查过大量当年的档案，触目皆是痛哭流涕痛心疾首、感激涕零感恩戴德、狠挖灵魂深处肮脏、立志痛改前非做人。这种档案有的已公开，朋友们可在图书馆档案馆或网上读到。大者如冯友兰，铁杆孔老二信徒，文革时却转而批孔，对上高唱“善救人者无弃人”的谀词。小人物如我的父母，也是心悦诚服悔过，与亲属私人通信，前写领袖语录，尾祝万寿无疆，中间不忘叮嘱苦读马列毛，虚心学习“工农兵”。他们绝非虚情假意，而是发自内心，可见“改造”成果之一斑。 不料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后，几乎所有被“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都翻脸推倒当年的“悔罪”，重拾“改造”前的旧思想，且越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是何缘故？这要分类道来。一类是在高压下说假话，所谓“蒙混过关”。这种假话，你可以在郭沫若的“我以前写的书都是反动的，都应当烧掉”的宣言中看到；可以在改革领路人邓公的“永不翻案”的誓词中看到；可以在彭老总庐山会议上的检讨中看到。有洋记者问邓公，为何周总理文革时违心说话呢？邓公答，不那样，他连自己也保不住，更不必说保护老干部、维持国家秩序了。这回答算是给这类假话做了注解。说假话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内心在抗拒“改造”，如彭老总周公邓公；二是投机钻营如郭沫若，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还是藏起良心献诗吹捧江青。第二类是真的被“改造”成功，真的认为自己“反动”，誓做“驯服工具”，如冯友兰、“好人冯二哥”、我的父母。更多是介乎两类之间，既有假的成份也有真的表达，不必细说。 这样看，探究知识分子们为何翻案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还得分而论之。第一类简单，原本就是假话，现在环境变了，当然不必再说假话。所以邓公在粉碎四人帮后就急不可待地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给右派们“改正”、给“走资派”们平反。第二类需多说几句。世界不是透明体，想搞清本来就要费工夫，所以认识世界的千差万别是必然。“改造”的始作俑者企图类似阅兵式，把亿万人变成整齐划一，变各种思想为“舆论一律”。这幼稚的想法本来谁也不会相信，可事实上不但信了，且信得没商量。人在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的某些问题前往往会“姑且信之”。比如当年亩产万斤这惊天消息，多数人特别是城里人无法知道是真是假，见上面讲下面喊，东报喜西报捷，不妨就相信罢。又加上喋喋不休的鼓动、广播、谈话、威胁种种，更加宁信其有了。当上面异口同声咬定某某是特务、某某反党，下面人如何核实？姑且信之吧，因为“党和群众是伟大的”，怎能不信？“信”有时仿佛暗示，暗示多了，人的意识进入某种状态，说什么信什么。我小时见过跳大神，烟火蒙胧中，围观者噤若寒蝉，视为神明，巫婆本人也在自我暗示下真觉得自己神附体了。当年说亩产万斤，咱领导人多数是农民出身，按理不会相信，可自我暗示加上鼓动起来的民众再加上各怀心腹事的起哄，也不由得不信了。据说毛公开始也不信，询之于科学家钱学森，钱氏经一番科学推演信誓旦旦论证说完全可信。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成了理论，可以用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了。“大跃进“时，巴金还曾订下“跃进”计划：一年写一部长篇、三部中篇、多部短篇，结果是“亩产万斤”式的海市蜃楼。这种事多了，就渐演为宗教，宗教其实就是一种“姑且信之”，谁见过佛？没见过怎能信？但说多了，且说得生动形象、毛骨悚然，就先是“姑且信之”，继而是深信不疑了。 可问题是人最怕见到真实，纸里包火不会长久。近年有的县将秃山涂以绿色冒充森林，领导远观，深为感动，感动后就到酒店庆功。可涂色终会消失，山还是秃的，领导这时再来就不会上当了。这就是知识分子们翻案的原因。居高位者也知道这个，于是采取不让你见到真相的办法，计有蒙住眼、封住口、堵住耳三种。蒙住眼是不让看，比如过去国家《保密法》规定灾害和事故死亡人数是机密，这样，大跃进饿死人数至今就是谜，文革时云南某地震死一万多人、大跃进建的某水库崩塌淹死数千人就直到今天才知道、美国生活悲惨就一直是我们的印象、国家主席之死就直到十年后见报。封住口是不准讲，“因言获罪”成惯例，只好“莫谈国事”。还有一招，我发驳你的文章行，你不准发驳斥我的文章，百姓只见一人大骂却不见对方回骂，听多了，竟以为骂人者伟大正确了。像马寅初主张一对夫妻只准生两个孩被批判，马先生说批判我不怕，但请把我的反驳发在报上，结果是当然不许。所以那年代是只见批判“坏人”，不见“坏人”说了哪些“坏话”。堵住耳是不准听外面的声音。“文革”时我偶然听过台湾电台播的梅兰芳唱腔，发现“毒草”原来是白蛇变美女，很不错；还听台湾挑唆说：“同胞们，中秋节到了，你们发的肉票、月饼票够用吗？”我才知道，原来台湾吃肉和月饼是不用票随便吃的。如此三种方法用上，你若还不服，那就干脆杀掉你。斯大林就秘密杀掉大批偷看偷听和乱说的人，我们也杀过张志新、遇罗克。中国人讲士可杀不可辱，其实是吹牛，士不但可杀，也是可辱的；杀了辱了，你不还得山呼万岁？若侥幸开恩留你一条狗命，你就会“无悔”、“宽容”，这就是思想“改造”的后遗症。 真相大白很可怕。我们铁信林副主席最忠于领袖，可竟然在月黑风高时逃跑了；说贫下中农最好，知青接触后却发现不过是一般般；说我们生活越来越好，却越来越吃不饱；说某某是特务，后来发现不是特务；说亩产万斤，一落实只有几百斤。这种种终于使“改造”前功尽弃。领袖也一样，“万岁”喊久了，真以为自己法力无边了，其实是泥塑神像，当“副统帅”跑掉，意识到自己是肉体凡胎，不免大病一场了。我大学的一位老师在黑板上画个圆圈说，“文革”以打倒刘少奇开始，以给他平反结束，等于零。 所以我反对“思想改造”，因为“改造”是强迫于人。世界是复杂的，强迫人的人自以为搞清了世界，其实并没搞清，“改造”别人，当然是扯蛋。人思想会变，但只能是本人经过事实的验证来实现。这就是顾准为什么讨厌教条主义，鼓吹经验主义的原因。 也有始终眼看得真耳听得清嘴不说假话的人，所谓始终“抗拒”改造，表里如一者也，如梁漱暝、马寅初、陈寅恪、顾准。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依我说他们不能算，因为他们占中国知识分子万分之一都不到，体现不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应当是上文所举的三类。什么土壤只能产什么果子。 （此文是受不老松大哥在我的《谁都没事，事从哪来的？》后面写的评论启发而写的，算是回应不老松的疑问，也算是前文的续篇。他的评论是：“我也常思考这个问题，为什麽当年那麽多人不会思考？不会分析？思想任其摆布？我的最初结论是我们整个民族，还是有很重的封建思想在自己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不是一代或两代人能够迅速除掉的。伟人‘毛’就希望自己成为全国所有人都拥戴的皇帝，有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最终使很人效仿，形成中国的十年灾难。可以说文革中的人们也是有巨大的私欲的。”） 2009-05-05
谁都没事，事从哪来的？ 最近饱受磨难的章女士，就是五十年前那位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的女儿——为防被删本文不写人名——又揭出两幕悲剧。其实对那个年代的悲剧我已不再激动，而转为以理性探究内中根源了，因为悲剧太多，回归理性是必然。我所写《从红卫兵到知青：艰难的反思与忏悔》、《阉割的不仅是……》、《接见红卫兵值得怀念吗？》等，就是理性的结果。但这次还是被章女士的所揭震惊了。我总以为一个伟人、一个“民主”政权、一个闻名遐迩的文化大家，无论观点如何、人性的弱点有多少，总还是光明磊落为主流，虽免不了间些杂质，总是可以坦然面对的。所以在某些事过境迁表示“无悔”或“宽容”者，责怪求真相者“刻薄”、“狭隘”、“计较”，同时深深怜悯“落水狗”的种种叨唠下，连我也彷徨起来。可见坚强与彻底在流血时容易，花前月下时却更艰难的。 那位满够与第一代国家领导共商国是资格的聂公，被打成右派其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同类中，像他那样打入死牢险些送命的离奇灾难确属不多。他怎么会这样“福星高照”？他本人平反后对此心里明白却“难得糊涂”，真相也就不为人知。倒是当年负责此案的某省法院院长近日决然披露了当年的刑事档案，风吹雪融，黑幕终于见光了。原来是至今还风风光光活着，被公认为重量级的那位黄姓文化人，当年竟担任了精彩的无间道的主演，“卧底”于聂公身旁！想象力再丰富者也未必想得到，从聂公倒霉的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聂公平反又到死亡，聂公不多的知交中就有这位黄公，可正是这位黄公当年引逗聂公大放厥词，然后及时密报给国家某部。对倒霉蛋的同情、陋室的促膝、酒馆的臧否人事、对聂诗的阿谀，简直成了聂公生存的支柱。当政府掌握到聂公的“罪证”，令他饱偿牢狱之苦时，黄公正用奖赏他的政治待遇享受人生呢。 同样的事也“克隆”在章女士家。父亲被打入冷宫，门庭冷落，世态炎凉领受足了。此时“天下掉下个林妹妹”，那位“好人冯二哥”不避嫌疑频频登门示以同道。章先生明快慷慨，待以美酒佳肴，在冯的引诱下，酒酣耳热之际，坦露心扉自然水到渠成。当冯先生酒足饭饱辞别章府后，章公在客厅来回踱步慨叹“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时，岂料冯先生正在家中不漏一字地追记章先生的“反动言论”，以便隔日与某部官员“单线联系”，奉上邀功的“情报”呢。啊，所谓“风雨同舟”，所谓“长期共存”，就是如此“引蛇出洞”式的“阳谋”的把戏。章女士当时还年轻，一直以冯叔叔的患难与共友情加亲情为荣。所以当她事隔几十年的近日才知晓真相后，纸糊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成无耻的废墟，悲痛得几乎窒息，她不解人心之狠，何竟于此！ 与黄先生不同者，冯先生良知回归。现在他已驾鹤西去，我们无法知晓他当年和后来良心的自责与矛盾，就像我们至今不知道黄先生当年和今天的良心有无自责一样。但我们已知道，冯先生最终良心战胜了卑劣，临终决定将当年的《日录》公开出版！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而经过那几十年的黑暗后，有此勇气者百不有其一。 一个国家，倡明也好，暴政也罢，当然有主要责任者，但绝非某一人或几人所能为。日本侵略中国仅有一百万兵，怎么打得中国屁滚尿流？原因仅是汪精卫一个汉奸？当然不是。原来，为了“中日亲善”，有三百万同胞挺身而出慷慨出任了汉奸！自己人打自己人，同样可以彪炳青史。希特勒再有能力也打不了世界大战，当时的德国发生了狂热崇拜，是与中国文革一样的狂热，狂热的民众吹胀了希特勒。日本呢？只需看看那些自愿为帝国军人献身的女学生们的义无反顾就什么都明白了。再看中国，毛公当然是建国后专制的主要责任者，但亿万封建思想者不是他的土壤？文革时的民众，比如红卫兵们的狂热不是成全了毛？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因为有万民跪拜。中国的往事绝非是把责任推给毛一人就了之的事，每个人都在无意中“吃了我妹子的一片肉”。比如当年的红卫兵们一推了之，诉起苦来，仿佛国人都在谴责随地大小便，其实谁都曾经甚至正在随地大小便一样。一提忏悔就让这些人大怒，其实是心虚和胆怯。 可以理解，人在某些环境下性格会变态，骨头会变软，脊梁会变弯，良心会变质。我也知道人的复杂远远超出想象，即便是文革时打人者也未必就是丧尽天良。我们当然要追究那环境，但这不等于不忏悔，不等于我们不追寻历史真相和原因，因为造成这环境的，不管出了多大力，几乎人人都有份。这也就是巴金、周扬，还有上面说的冯先生忏悔的原因。可事实是，多数人的回忆都是一身的轻松和无辜，就象当年聂公写诗密赠黄公等几个老友，却立即到了专政机关手里，无疑这里出了犹大，可聂公平反公，那几位老友却坦坦然然与聂公继续来来往往，无一人承认此事，恐怕当年的地下党也没有如此高超的演技了。再如年轻人看了知青的回忆，会以为都是“战天斗地”呀，“公而忘私”呀，“勤劳勇敢”呀，因为知青们绝口不提当年“与天斗与地斗”还曾“与人斗”呢，就象红卫兵打得老舍满面流血、知青田间地头斗得“四类份子”灰头土脸，象博友“知青小屋”说的，当年为了回城，谁不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为虎作伥者都又有多少？ 所以，我总奇怪：谁都没事，事从哪来的？ 2009-04-1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