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人，不是魔，也不是神

               ——解读《中国的毛泽东困境》

吴迪读了茅于轼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不满茅将毛妖魔化，愤而写了《中国的毛泽东困境》（载2014年2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以下简称“吴文”）。我也读了茅文，也认为茅文确实有将毛妖魔化的倾向。确切说，茅文立论的基础是李锐所谓“（毛）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只不过重点放在后二者，而且往往采取简单化、脸谱化的处理方式，有意无意，便滑向了妖魔化。于是，就没有象文章题目所说的“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而是把建国后的毛说成魔，而建国前毛仍视为神（虽然没展开说）。于是，说起来就没道理了：毛如何就从神变成了魔呢？

其实，毛从来就不是与天下为敌的魔，也不是普度众生的神，而是终身热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于是就有了湖南农民运动，有了秋收起义，有了上井冈山，有了苏区肃反，有了延安整风，也有了反右阳谋，有了大跃进狂热，有了庐山会议及七千人大会的急转弯，有了文革的天下大乱。成王败寇。毛屡屡“成王”，却难保不会最终“败寇”。是魔，就不应该能“成王”；是神不应该会“败寇”；只有是人，才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毛的政治生命中，其“萧何”是“民心”。将建国前（尤其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有关民主、自由的言论，与建国后的言行比较便可知。怪不得韩寒抱怨：“你们泡妞时的承诺都做到了吗？”可见，毛的“成”，关键因素为“得民心”，其“败”，致命因素也终究在“失民心”。

从毛泽东的历史角色看，其“成”的合理因素确实是值得谨慎考究的。吴文告诉我们毛如何在主政后，只用了区区几年，就将“军阀割据、民族独立的丧失、土地被地主阶级垄断”这三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一扫而空”。吴文的描绘与时俱进地体现经济时代的特色：“军阀割据无限切割了一个本可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窒碍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域间的自由流动；民族独立的缺失，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金融主权和关税主权；土地被地主阶层的垄断，使农业的生产效率长期滞后，从而无法解放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来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源动力。”且不说毛自己也身先士卒参与“军阀割据”，就说毛扫除此山后，便使“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域间的自由流动”，这简直是将为“保证铁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而实施的户籍制度视之无物了，三年困难时期外出逃荒讨饭还得要证明信呢！“民族独立”是一笔糊涂账（哪个民族？如何独立？），不说也罢，就说那三个“主权”吧，好像跟平民百姓没什么关系，换言之，是主权在民？还是在党？在毛？“从此站起来了”豪言所指的，应该只是一人，其他都趴下了。区区几年，一个合作化高潮，全国土地由地主阶层垄断变为一个地主（国家）垄断，“解放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最大规模的一次投放就是大跃进的全民炼钢了，那可是毛式工业化的典范；至于说要将“市场经济”压到毛身上，那还真是霸王硬上弓。毛泽东九泉有知是不会认这个账的。

可以说，尽管毛泽东“成王”得天下，但“败寇”的命运早已如影随形了。

吴文以对毛的认知为界，断然将中国“分裂为泛蓝与泛绿的两大阵营”（缺乏创意，有侵犯台湾政坛版权之嫌）。作者爱憎分明：泛蓝阵营是“渴求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实现中国梦的理性爱国者”，是五毛党或红教徒；泛绿阵营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是公知群体。“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切的价值观与势力都是非黑即白，中间地带则被口水淹没。”于是就有了如此论断：“当下关于毛的社会思辨，正在被‘非正即邪’的绝对二元法主宰，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法西斯化的危险征兆。”这当然是吴文对“魔毛派”的批判，却又总令人觉得是在进行自我批评。

由于作者“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于是吴文用了一些“宏观的数据”。一是说，到了197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对GDP的占比增加了30%，这速度比产业时期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是的日本都快。这里怎么就不与时俱进了呢？跟那么久远的历史比，怎不跟当时的英国与日本比呢？就说日本吧，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吴文还强调“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也从东亚病夫时代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二战结束初始时，日本人口平均寿命刚及50岁，到70年代，增加到76岁。横向比才更有意义，对吧？

吴文指责，“对毛的评价被妖魔化的思潮引导”、“妖魔化毛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认为“公正诠释毛的功过是中国民族大和解的起点”。然而，作者不无混乱的当代史观使他一方面给毛定位为“民族救星”、“不折不扣的伟人”，一方面却也一再承认“毛确实是无数中国人最深的一道情感疤痕，内战的创伤，大跃进的惨痛，文革的炼狱，这一切都给无数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阴影和苦痛”，“毛的大跃进和文革很骇人”，“他的大跃进和文革也给无数中国人的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只不过在吴文中，大跃进和文革始终都只是含混的概念，倘若将大跃进与文革的历史进行细化梳理，将一切历史细节摊在阳光下，不知是否还能继续给毛维系着“救星”、“伟人”的冠冕？话说回来，“救星”、“伟人”与“妖魔”一样，都是“公正诠释”所忌讳的预设立场。

吴文一开始，作者就不无委屈诉说，年少轻狂时曾说毛泽东像秦始皇，挨了父亲狠狠一耳光，还让他跪下忏悔，说诋毁民族救星是忤逆不道。其实作者这一耳光挨得真够冤——毛泽东三番五次自诩当代秦始皇呢！

说到底，我跟吴文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共识的：魔化毛泽东，没有必要；解禁毛泽东，势在必行。

 

【附】：

中国的毛泽东困境

作者：吴迪

（载2014年2月1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晚饭时我难过地流下眼泪，我说没有邓我可能没有书读，我还说毛泽东像秦始皇，没有邓亲切。结果父亲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让我跪下，说我诋毁民族救星是忤逆不道，需要深刻地忏悔。从那以后很久我不敢谈毛泽东。

物换星移，到了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主流媒体上关于毛的纪念显得异常冷清，而铺天盖地的都是对刚刚去世的曼德拉的深情悼念。中国人厚此薄彼到了这步田地，是不是因为许多人和我的经历相仿，毛已成为一道情感上的伤疤，或者是一个祸福难料的潘朵拉的盒子，还是不要去揭为妙。

斯人已去，本不在乎世人蜚短流长，但可怕的是对毛的批判，已经越来越偏离理性的轨道，正在妖魔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确实是无数中国人最深的一道情感疤痕，内战的创伤，大跃进的惨痛，文革的炼狱，这一切都给无数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阴影和苦痛。事实上建国60年以来，中国有一项社会大工程一直没有完成，那就是民族大和解。

凡多灾多难之民族，不同的阶层之间往往经历过血与火的斗争，斗争的残酷往往在各阶层之间留下难以弥合的裂痕。这种裂痕如不适时适当地加以弥合，整个社会就埋下了再次走向暴力决裂的种子。处在社会重大转型期的中国，必须亡羊补牢的去完成这个民族大和解工程，当局既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去揭毛留下的伤疤，也不能任由对毛的评价被妖魔化的思潮引导，因为毛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中国民族大和解路上最大的障碍。

自从读过茅于轼为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之后，我就意识到妖魔化毛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那篇文章的言语之刻毒，竟出自于一个大学者之口，竟然受到公知群体如此热烈的反响和拥护，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社会离民族和解之路已经渐行渐远。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妖魔化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妖魔化中国的执政党。逝者已逝，投向毛的言论匕首并不足惜，但妖魔化毛背后所播撒的社会大撕裂的种子，却无法不让人警醒。

毛的问题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水岭，把中国分裂成泛蓝与泛绿的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尖锐对立。泛蓝的这边是渴求从个人和国家的层面，实现中国梦的理性爱国者；泛绿的这边，也就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中共”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人无法通过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团结，在他们的眼中，美式“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压倒一切，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在这样的结构中，一切的价值观与势力都是非黑即白，中间地带则被口水淹没。这种分裂反映在毛的问题上，就是你必须加入到妖魔化毛的洪流中来，否则你就自绝于公知群体，任何对毛有功有过的公正评价，都有可能被贴上五毛党或红教徒的标签。一个成熟的社会，哪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也应该是兼容并蓄的包容各种观点，可怕的是当下关于毛的社会思辨，正在被“非正即邪”的绝对二元法主宰，这是意识形态领域法西斯化的危险征兆。

对于文革和三年自然灾害，毛确实有过，但因此就妖魔化毛也有失偏颇。笔者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深知要求证事实的真相，绝不能仅凭情感的爱憎，更要凭借宏观的数据和事实，对毛的问题更应如此。在1949年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有几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军阀割据、民族独立的丧失、土地被地主阶级垄断。

军阀割据无限切割了一个本可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窒碍了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域间的自由流动；民族独立的缺失，使中国丧失了贸易主权、金融主权和关税主权；土地被地主阶层的垄断，使农业的生产效率长期滞后，从而无法解放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来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源动力。更可怕的是农业效率的低下，使广大农村人口无法在教育和医疗上进行充分的投入，使劳动力素质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腐朽的国民政府在大陆主政的近40年间，对这几座大山都无所作为且助纣为虐。毛在1949年之后只用了区区几年，就把它们一扫而空。在毛主政的初期，偌大中国的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都小，可到了1979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对GDP的占比增加了30%。这个工业化的速度，比产业革命时的英国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都快。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也从东亚病夫时代的35岁增加到了68岁。没有毛打下的基础，可以说邓的改革便无从改起。是的，毛的大跃进和文革很骇人，但革命除了回报之外，代价也往往不菲。印度没有革命的短期痛苦，却依然在土地的地主垄断，和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的桎梏中挣扎。细读大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著作，你就会明白，1949年和印度处在同一起跑线的中国，正是因为在毛的领导下挣脱了那些桎梏，才有机会把印度远远地甩在后面。

毛把一个腐烂透顶的中国通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一扫而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然他的大跃进和文革也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公正诠释毛的功过是中国民族大和解的起点，这便是中国无可回避的毛泽东困境。

（作者是中国的经济研究学者）

老例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