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审讯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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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审讯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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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审讯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夏天，我还在河南的一家医院工作，被抽调到医院政治处，参加“清理”工作。就是清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四人帮”在中央为政，地方就有一批追随者；北京把他们四个人抓起来，地方也要抓一批追随者，清理这些人的“罪行”，整理材料，然后上报，然后定性，最后处理。 什么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大概各地情况不同，定义也不同。在我们河南，说得具体点，就是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这些组织早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时，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造反派”，属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者。随后，在地方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党委时，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便进入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构，成为领导者和掌权者，与中央文革（其实就是“四人帮”的代名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在被清理、打倒之列。 我们医院据说造反派比较多，领导权基本被他们掌握。派到医院抓运动的工作组的领导说，医院是“重灾区”。 清理工作开始后，工作组挑灯夜战，一天吃四顿饭，加班加点的整理材料。很快，上面便传来揭发材料，说医院有三个医生牵扯到一桩人命案里。这三个人当时都是医学院的学生，都参加了一个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后来毕业分配参加工作；后来批林批孔时都入了党；后来还当了科室领导。揭发材料说，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群众围殴一名五类分子，他们跟着聒噪，呼喊，动手没有也难说清楚。我看了那份揭发材料，语焉不详，揭发者只说听别人说这三个人在场，不是亲眼所见。 工作组领导说，细节和证据都是审出来的，这三个人是造反派，肯定是凶手。又过了一天，领导说，明天下午公安来抓人。接着给各人分配了岗位和职责，守土有责，严防死守，不许走漏风声。 三个人中，有夫妻二人，另一个是妇产科医生，男，未婚。夫妻那对儿，女的是外科医生，与我关系不错，晚上急诊便叫我上台帮着拉钩，还可以动动刀剪；男的在内科，充当科室党支部书记。男妇产科对我很好，把念大学时的三十多本教科书全部借给我，说，死记硬背，无师自通。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计划提前来到内科病房。女外科因为发烧，这几天在病房输液。我便在她病房不远处的走廊假装等人，暗中监视病房动静。有护士来往，与我打招呼，也有大声咋呼，我不敢认真回话，哼哼唧唧的。 过了会儿，我看见内科主任进了女外科的病房，片刻又出来。我好奇，便擅离职守，悄悄在女外科病房门口探头，被她一眼看见，高声叫我，还说，听走廊里有护士叫你名字，怎么不来看我？我不好拒绝，只好进去。听她絮絮叨叨，数落自家男人的不是，送饭不及时，下班来看不及时，晚上有蚊子也不送蚊香，等等，没有完。 我看液体快完，就借口叫护士，几步跨出病房，钻进护士站，才喘口气。我的任务是监视女外科的丈夫，若看见他走近病房，就借口叫他，不让二人靠近。因为，据专案组分析，两人很可能已经得到点风声。 这时，只听走廊里一片喊声，我出来看时，几个男公安已经侧身抢进病房，喝斥声，咣当声接连响起。我忙在病房门口站好，表示坚守岗位的意思。公安进了病房就拔掉女外科胳膊上的输液针头，拿出一张纸晃了晃，说要逮捕。女外科面色刷白，闭着眼睛做休克状，不起来。公安上前就扯胳膊，要架人。女外科见不讲理了，连忙说，我走，我走。说要穿衣服。公安听了，也不回避，把定病床四个角，病房门大开。大热天，女外科里面只有一件胸罩，此时当着几个男人的面，也无奈，只好掀开被单，裸着身子翻出一件外衣，刚系了两个扣子，就被架着往外走。出了病房门，正好碰到她丈夫也被架着胳膊过来。女外科当即大哭，孩子咋办？孬蛋咋办？孬蛋是她儿子的小名，才3岁，在家姥姥带着。她丈夫低着头，也不说话。我是被人架过胳膊的，知道那滋味不好受，疼得厉害。只见男的汗水哗哗往下流，脸憋的通红。说话间两人被拖下楼。病房楼前早停了一辆吉普车，轰隆隆响着，男妇产科已经低头缩在车里了。夫妻两个被塞进车厢，车也不叫声喇叭，拐弯开走了。 第二天，公安来通知医院，明天下午开始审讯，医院可以派人去听，还可以记录。工作组觉得口供可为大批判使用，就派我和另外一个人去记录。每天下午两点，地点就在看守所。 我们拿着单位介绍信去看守所，办完进门手续，一个光头、穿大汗衫、胖圆的中年人接待我们，自称“所长”，姓赵。赵所长把我们领进审讯室，审讯已经开始了。 审讯室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进门就看见男妇产科蹲在窗户下的墙根，下巴夹在两块膝盖中间，蜷作一团。他对面是一张桌子，两个审问者。桌上有笔，纸，墨水瓶。 我赶紧蹲在一旁，打开笔记本，跟着记录。 两个审问者，一个问，一个速记。问者语气非常严厉、沉稳，显得很有经验。他不断喝斥，老实交代！坦白从宽！但是，他并没有亮出掌握的证据。听了半天我才明白，这桩打人致死案，确有其事，时间、地点，都有，人也死了，但是，因为是一窝蜂上，拳打脚踢，根本无法辨别谁先动手，致命一拳是谁打的。审讯者不断威胁男妇产科，他却装出一副冤枉的样子，一口咬定自己那天根本不在现场。 这些大学生都学过法医，拿不出证据，根本问不倒他们。 男妇产科带出去了，临出门，他回头看我一眼，可怜巴巴的，我赶紧低头，以免革命斗志受干扰。 女外科带进来，审讯仍然重复对男妇产科的那一套，又加上“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我们掌握大量证据”等话。她只是掉眼泪，也不说话。我觉得她是想孩子了。果然，带她出去时，她对我说，小乔，晚上去看看俺孬蛋，叫俺妈见天给他洗澡。我连忙点头，表示答应。——临来前领导说，若三个人有家务方面交代，可以当场答应下来。 接着又是女外科的丈夫，照例什么也问不出来。 审讯结束，我们两个人回到医院，向工作组领导汇报。领导指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有丝毫的麻痹，今天第一次审讯，三个人咬紧牙根不松口，正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只要我们穷追猛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心里暗笑领导没见过世面。这种群殴群斗的场面，我可是见过，你根本无法断定是谁致死，甚至你连有谁参加也很难确定。现在说这样的大话，看你收不了场，怎么办？ 我有时觉得奇怪，都是一样经过10年文革的人，怎么有的人就像过水面一样，寡淡无味，一片空白；有的人就什么招数都学会了，口诛笔伐，上纲上线，比姚文元还坏！ 有一天，我去听审讯，男妇产科对我说，想吃包子。他还没有结婚，和我们一块吃食堂。我就问看守所赵所长，能不能从医院食堂买包子带来。赵所长说，你给他带几个过来吧。 我回到医院，又向领导汇报此事。领导沉默片刻，说，你去买吧。 我在食堂买了10个肉包子，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带到审讯室。等审讯结束，我把包子交给审讯员。他掀开看了看，拿眼睛示意我给男妇产科。男妇产科接过包子，感激涕零，连连点头。 就在这里吃，不能带回去。审讯员说，口气很坚决。 男妇产科一愣。他已经将报纸包好，听审讯员说，马上诺诺称是，打开纸包，抓起一个包子就塞进嘴里…… 屋子里很安静，两个审讯员，一个押解的公安战士，我和另外一个同事，都看着男妇产科吃包子。只见他手忙脚乱，两手脏兮兮的，鸡爪子一般，一手抓着一个包子，用手掌顶着往嘴里塞，门诊排队挂号似的，一个挤着一个，噎得眼泪直流。 审讯员看着男妇产科饥慌的样子，脸色和缓些，说，你慢慢吃，我们等你。口气也不是那么严厉了。 喝点水吧。另一个速记推过去一只玻璃杯，里面还有半杯白水。 男妇产科两手都抓着包子，赶忙放下一个，在衣服上抹下油手，端起杯子喝水，“咕咚”咽了一大口。 包子是萝卜猪肉馅，肥多瘦少，又放了不少大葱、大料，闻起来比较香。男妇产科吃了八个，再也咽不下去，噎得直嗝儿，对审讯员不住点头，表示感谢。那一刻，我算看到一个人的尊严在权力面前消失殆尽的样子。为了一个简单的、起码的吃的欲望，一个医生都能做出点头哈腰的样子。 10个包子一斤粮票，两毛钱，每个包子加8分钱，一共一斤粮票、一块钱。我拿自己饭票垫的。公事公办，我找领导签字报销，都百般推脱，找这个，又找那个，谁都不愿意在报销单上签字，把我气的。我一个月27斤粮票，这一斤粮票是我一天的口粮啊！ 一直拖了半个多月，突然一天，老邓公开露面了，在北京看中国队的一场足球赛。过了几天，我拿着老邓看比赛的报纸，又去找领导签字报销。大概领导们也觉得华国锋坐稳江山，四人帮确实翻不过身来了，才给我签字。 后来又接连审讯若干日，仍然没有结果。领导也懒得听汇报了，有时候二缺一，只有我一个人去做记录。我也懈怠了，每次审问记录连一张纸都写不满。审讯者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老实交代，党和政府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等等。 我也发现，这次清理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其实还是两派争斗，翻烧饼一般。只不过这次翻到上面者以法律的形式整对手，不像过去，得胜者总是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借口整人。路线看似重要，其实伸缩性比较大。毛主席就说，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人说是路线问题，路线问题也是可以改的嘛！可见，以路线为借口整人，随意性比较大。这次以法律的名义，就不能太随意，大概要定性了。 看守所的赵所长就说，这次把这些人抓起来，不会轻易放出去。 他说，看守所是国家专政部门，进来了，要想出去，咋着也得带个小尾巴，塞到你的档案里，那会叫你干干净净出去？国家能白抓你？ 又说，塞到档案里，你就得带一辈子。 到了那年冬天，审讯不了了之，打人致死案也不了了之，三个人夹着铺盖卷又回到医院，还是不了了之。那时候，工作组已经撤了，清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运动，早已取得了伟大胜利。 2013-08-27
乔海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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