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四：1970年7月8月日记选：办学习班，写决心书·第二次参加双抢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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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四：1970年7月8月日记选：办学习班，写决心书·第二次参加双抢
作者：网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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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云庄】之十四： 1970年7月、8月日记选 办学习班，写决心书 1970. 7. 1 星期三 晴 今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九周年纪念。昨晚听了二报一刊重要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谈话，对每一个革命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新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回想自己一年多来的表现实在惭愧，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在党的生日里，我决心从今以后，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处处、时时要求自己，争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队里要建造水泥晒谷场。今天是捡石头。我和陆到？坑山顶上捡。因身体不好，体力不支，下山时跌了一跤。拣得85斤，扣篮盘4斤，为81斤。上午在短坑、水库下、树下耘禾。下午在路下。 晚上大食堂学习，由张主持，发言人甚少，匆匆结束。要求每人写一份总结。 【忆与议】 在几个重要的政治节日，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是不能不收听和学习的。如果说在学校里的时候还挺认真地参加政治学习，那么，在经过一年多“再教育”以后对这类政治学习的热情却是背道而驰。 文革开始以后“小红书”天天不离手，《语录》中许多片断背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能熟练地找到，其中早就公布的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源是1964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篇“战斗檄文”中《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时隔六载，1970年又发表伟人在“九大”的接班人谈话，又提出了五项标准！如今浏览一下这两个“五条”，发觉其中最大的“发展”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0. 7. 2 星期四 晴 天气很热，3点半出发，至少是4点半才开工，中间又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汗流如洗，浑身湿透。晚上班里学习，亦是无效。 1970. 7. 3 星期五 晴 5点钟即起身，吃了些饭，就与费、章去新干接沙。6点半左右到达新街上。到9点半才搭到拖拉机前去新干。客车因无汽油暂停。 【忆与议】 县境之内的客车因无油而停车似乎很少发生。 1970. 7. 4 星期六 多云转阵雨转阴 晚上开始举办学习班。队里实无诚意，大家深感不满。待布置完毕，就不耐烦听传达了，就草草结束。 1970. 7. 5 星期日 多云 早上起办学习班。早上和上午均是传达县五七大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下午讨论。效果不大。 1970. 7. 6 星期一 多云 早工分班办学习班。学习了程政委的有关指示。晚上分班办学习班，进行讨论。在“等待领导”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1970. 7. 7 星期二 晴 早工分班办学习班，进行讨论，谈对插队落户的认识。上午与刘、郭、屠去塘坑砍柴，乃队里副业。身体不佳，加上心境不好，很不顺利。郭不慎把脚砍伤，中途回家。我与刘合伙，刘爬树打杈，我在下整枝。刘、屠和我三人总共只有400多斤。却使人疲乏至极。 1970. 7. 8 星期三 多云转雷雨 早工仍办学习班。分班讨论。上午与刘在乌坑砍柴。11点半即回家。基本完成任务。中午睡了2个小时。下午我俩在船仔坑砍柴。5时许，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们把柴全部挑到路上，冒雨奔回家。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晚上的学习班因不少人挨了雨淋而暂停。 1970. 7. 9 星期四 多云转雨 早工仍是办学习班。同前几次一样，没有什么成果。上、下午均在拿埠口割稗草。上午收工后，与刘一起把昨天下午砍的柴打了箍。午后洗了衣服，还睡了一觉。傍晚又开始下雨，雷电交加。晚上的学习班刚开始，雷雨大作，电灯暗了几下，估计可能会熄灯而中止。后来因雨小，灯未熄。 1970. 7.10 星期五 雨 早工继续办学习班。仍是分班。还是谈不出什么来。大雨终日未止，全日未开工。午后2点半，继续办学习班。支书作了讲话。今年要奋战20天完成双抢，云庄三队有早禾1400亩，要栽连作800亩，任务艰巨。傍晚，学习班宣告结束。 1970. 7.11 星期六 雨 又下了一天雨，队里仍未开工。早上多睡了会儿。晚上队里开会布置双抢。今年的双抢有一个特点，即特别注重工分。 【忆与议】 拖沓不已、长达七天的学习班！也许对学习班缺乏兴趣，在日记中无从寻觅其中内容。倒是热衷于完成知青集体食堂的砍柴，关心即将开始的农忙不重政治重工分。这些才是不可须臾舍弃的生活必需。 如今许多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里常常提到，1970-7-9《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现在网上也不难查到原文。奇怪的是，我们当年正是在7-9前后连续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居然没有学习这篇社论！再想想，也不怪，7-9前后持续阴雨天，邮递员不会进山来，所以我们看不到报纸，自然也就不会把此内容列入学习班。而以后似乎也没有“补课”。 1970. 7.13 星期一 阴转雨 今天早工是掮竹子。因昨天下午劳累，今天醒得较迟，未出工。 队里是砍柴。除了桂一人外，几乎全部上海青年都未出工，砍食堂里的柴，以完成任务迎接双抢。刘、屠、郭、沙和我翻山越岭，跑到牛内田砍柴。一上午基本完成。把柴全部挑至山顶，挑了一担100斤回家。午饭后稍作休息，又挑了一担104斤回家。正值开始下雨。稍作休息，再去挑，随带又砍了若干，冒雨回来，71斤。总计275斤。超额25斤。 晚上较早睡觉，以恢复疲劳。班里开会讨论生活事宜。昨天晚上班长开会讨论决定，小评论出刊双抢专刊，要求每人写决心书。 1970. 7.14 星期二 多云 早工在牛门口割草籽。上、下午队里砍柴，未去。昨天砍柴时异物飞入左眼中，今天左眼充血，很不舒适。上午吃了2片苯海拉明。睡了一大觉。 1970. 7.15 星期三 多云 早工未去。上、下午在大园附件修马路。 1970. 7.16 星期四 多云到阴 早工未出。上午在短坑耘一晚。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根据上级指示，中午去水库游泳。 【忆与议】 当年不仅仅在大中城市，就连偏僻山村里也要举行庆祝伟人畅游长江的活动。1966-7-16的畅游长江实际上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时值文革伊始，《人民日报》在1966-7-26配发重要社论，“借题发挥”，号召亿万人民“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 1970. 7.17星期五阴雨因雨，早工和上午工未开工。早饭后写了一份决心书。后补衣。 【忆与议】 这年的“决心书”可能是插队期间我在这方面的唯一“杰作”。近日发现，1974-3，我把那份“决心书”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使之保留至今长达四十余年。其过程估计是这样的：1970-7-17留下了“决心书”的草稿，四年后的1974-3我开始寻觅“病退、离村”的途径（参见《改变命运的一跤》），逐步处理一些杂物，又不忍一概毁弃，遂抄录下来。 决心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十年代第一个夏收夏种双抢战斗已经来到。 我决心，在双抢战斗中，坚持革命统帅生产，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双抢战斗的火线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主动接受再教育。立足农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打粮食，多做贡献。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夺取双抢战斗的全胜，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忆与议】 把报刊上的时髦话语、豪言壮语收得多、编得妙，是当年这类“决心书”的通行特色。“夺取双抢全胜”属于年年必有的通用口号，并不稀罕；如今，觉得生疏的是“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也许它特别适用于“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然而，这一年恰恰是在体质上打了大败仗。后详。
重读四十年前的日记，许多储存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渐渐浮出水面，思绪万千。 1970. 7.19 星期日 多云 早工未出。上午在东边割禾。双抢战斗是今早打响的。现在还是前哨战，大战、苦战还在后头。我班男生六人加上SY、JL、RX、ZX共十人，半天割了五担谷。下午在塘坑割草籽。男生六人加上李、潘两人共带回六捆“筷子”。 【忆与议】 双抢前哨战还是有一些公私兼顾的余地，知青带回的六捆“筷子”是指在山上砍来的灌木柴禾，细细长长的，适用于引火，是灶头每次生火时不可或缺的。 1970. 7.20 星期一 晴 早工在东边门口割草籽。上午和下午在东边割禾。上午十人，男生三人、女生两人加上SM、QX、GC、ZJ、KS割谷六担。下午八人，QX、GC未到，ZJ换FX，割谷四担半。 【忆与议】 从半天割谷的数量来看，人均只有半担左右，说明确实还没有进入大战、苦战阶段。 1970. 7.21星期二晴早工在东边扯秧。上午在东边割禾。八人，男生五个、女生两人加上KS，割谷六担。下午2点半搞芋头地。近日某对打禾机“恨之入骨”，对这一新生事物彻底否定之，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能加40%的工分，竟可丢弃质量，浪费谷子？！ 【忆与议】 日记中的恩怨之词，乃起源于当时脚踩的打禾机（脱粒机）缺少润滑油等维修保养，使用者费劲无比，引来众怒。而“加40%的工分”一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工分簿。查查、看看、想想，回忆起当年的集体经济为了保护和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真是煞费苦心。 当时一日三工，早工、上午工、下午工，按2:4:4的比例计算一天的出勤率和应得工分数。1970年春插之前一度作了改动——早、上、下的比例改为1.5::4:4.5，原因是下午的劳动时间比较长，往往超过上午，于是一些村民觉得有机可乘，就想方设法不出下午工，这样一来早上与上午的六成就划算了。针对这样的现象，生产队决定，压低早工的比例，从原来的两成降低为一成半，从而把下午的比例提高到四成半。 对于农忙季节的工分，也作了调整。1969年的激励办法是，春插、双抢期间是统一增加工分，即在底分上增加20%。此法延续到1970年春插，发觉如此作为的效果并不好，仍然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差别。于是到双抢期间加大激励的力度，把加分幅度增加到40%。结果还是没有什么激励作用，1970年双抢结束后总结经验教训，不得不把在副业生产上已经初见成效的“多劳多得”扩展到主业生产上。时过境迁，返顾这样的变化过程，忒有感触，对“大锅饭”的明显弊端是切身的感受和反感，对“大锅饭”的点滴冲击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后详。 1970. 7.22 星期三 晴 昨晚分了组。经过摸彩，我、陆、李三人跟QG组。刘郭潘跟FX组，宋、沙、徐、屠跟QX、HD组。今天早晨在东边割禾。上午开始分组。QG组到榨边。李、陆和我及ZH组成一个禾戽组。铁骨矮没熟透，没有三百斤一日，一下午仅131斤。陆与ZH割，我与李打。一天下来，双臂很酸。 1970. 7.23 星期四 晴 今天在榨边。比昨天好不了多少。又打了一天禾，双臂更酸。左手手指也开始疼痛起来了。 干部到公社开双抢誓师大会。晚上开群众大会，宣布从明天起要完成任务。 1970. 7.24 星期五 晴 今天仍在榨边。有300、350两种不同的田。我们组割了近八百斤，超额十多斤。QG组超了一二百斤。FX组亦超了200斤左右。早上五点即起床，数第一。 晚上公社裴部长召开大队基干民兵会。宣读了中央7.21关于四届人大的文件。后又就双抢作了动员。 今天打禾一日。右手食指、无名指已破皮出血。 1970. 7.25 星期六 晴 仍在榨边。陆因割破了脚，去QG组踩打禾机。李、ZH和我三人一个组。除上午外，又打了半天多禾。今天更不行，双手痛得不行。左手食指被割了一刀，左手真是“伤痕累累”，咬着牙关挺了过来。臂酸已发展到痛了。早上五点多开始。完成任务，还超了三十多斤。明天可能无法完成，因田差又任务高。 1970. 7.26 星期日 晴 今天仍在榨边。ZH和李、我三人一个禾戽组。昨天吃完了“老本”，但今天早工与上午硬是完成了任务。下午本可完成，但没禾割了，还差四十几斤。榨边割禾基本完成。禾桶已回到仓库边听候新的分配了。手上用了昨晚费借予的指套，疼痛稍好些。 【忆与议】 记得当年推广矮杆品种，阻力之一是矮杆稻收割的时候弯腰的幅度大，几乎是紧挨地皮割稻，否则割下的稻杆太短，不便脱粒操作；阻力之二就是脱粒难，比高杆品种脱粒费劲得多，这是矮杆品种的特色之一。其中又以早熟的“铁骨矮”更为突出，稻杆又硬又矮。所以，人工甩稻更需要抓住稻杆使劲甩打，不要几天，手指皮肤就被磨破。插友中有家长具有先见之明，早早寄来保护手指皮肤的塑料指套，帮助大家度过难关。 这年7-24晚上传达中央7.21关于四届人大的文件。这在网络上一下子找不到相关资料。这也难怪，四届人大是十年文革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3开始筹备，到1975-1正式召开，历时近五年时间！而理论上却是人大每五年换届一次。所以这本身就是极其不正常的，还发生了1971-9-13的副统帅折戟沉沙！可以想见，有关的信息资料，翻来覆去，何其多也，全部解密遥遥无期乎？ 1970. 7.27 星期一 晴 因劳动力没有安排好，早工出得很迟。我们禾戽组四人把禾桶拖到牛门口下面。虫害极重，加上无心割禾，早工仅50余斤。上午在榨边栽禾。下午与陆两人在牛门口割禾，按任务还差二十斤左右。 1970. 7.28 星期二 晴 早工在东边栽禾。8:40收工。上午分配我们到扇的坑扯旱秧。天热心烦，上午仅扯90只，折1.5分。下午在乌坑扯，156只。某人应当问心有愧，暗中舞弊，少扯多数，以一作几，实在太不应当。早工扯了25只水秧，另挑了2担秧。 1970. 7.29 星期三 晴 早工在乌坑扯秧。心平气和，不紧不慢，扯了120只。某拼命加作弊，164只。从中作弊，这是什么作风？！ 上、下午在榨边栽禾。因上午李、陆和我三人是从乌坑到榨边，去得较迟，社员不愿与我们一起栽，于是三人干脆另起炉灶，一日栽禾近3亩，基本完成任务。上午到1:30收工，下午又到7点半收工。 【忆与议】 当年按底分规定任务，也是难以解决“积极性”问题。如7-24日记中所说，小地名“榨边”的田块也不能一个样，按照品种、生长情况等因素，分别制定了每10个底分300斤、350斤两种指标。但也只能是一种大体合理的办法，如果斤斤计较到每块田的情况也有不同、区别对待，那是无法操作的。 可以耍些花头的是那年双抢的拔秧（方言称“扯秧”），规定的指标是每个底分60只秧把，由自己点数、报数，无人稽核。于是有人作弊，且很快成为风气，生产队不得不每天指定“算秧”者（专人点数字），杜绝作弊。后详。这些小事情上又说明了什么？私心？人性？ 1970. 7.30 星期四 晴 早工和上午工仍在榨边栽禾。因任务不多，10:45就回到了家。下午到拿埠口割禾。陆、李、ZH和我4人，一下午割了三百多斤，超额完成任务。下午能超额完成是不简单的。但我感到身体开始有些无法支持了，下午打禾可谓有气无力矣。 1970. 7.31 星期五 晴 昨晚开了干部会议，班长们参加了。会上公社干部批评了云庄的低产，产量竟低于其他大队的最低产量；批评了没有发挥打谷机的作用，浪费严重；批评了在关键时刻犯了关键错误，虫灾严重，把责任竟归咎于QG（负责打虫药）一人身上。 早工我们四人在拿埠口割禾。公社柏主任、聂部长从云庄去拿埠检查生产，路经过们这儿，命令停止割禾，说无打谷机不准割禾，指出用禾桶打禾，每亩浪费达五十斤！我们执行了命令，挑谷回来，仅99斤！上、下午是灭虫。我与陆未去，休息在家。晚上队里开会，布置开夜工、增产节约等事宜。 【忆与议】 已经不记得那一年的水稻虫害是怎么一回事了。真是流年不利。1969年的早稻眼看就要收获，6-30一场山洪，损失惨重，减产四成！1970年又遇到虫灾，倒找到了替罪羊，负责打虫药的人！其实，那位副队长是个力大、听话、肯干的贫农子弟，然而缺乏文化知识，更难以胜任灭虫重担了。幸而没有深究责任。 现在想想，要把水稻产量搞上去，实在是个覆盖水稻生命全周期的“系统工程”，单单春季育秧插秧“早、小、密、矮”，再加上矮杆化，竭泽而渔式的施肥，就够了吗？防治病虫害方面的缺失，已经显现出来；收割环节的脱粒也没有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结果，能够帮助解决“脱粒难”的脱粒机没有配套跟上，面对人力甩打造成的严重浪费，公社干部的杀手锏是停工！没有脱粒机，不准割稻！ 1970. 8. 1 星期六 晴 今天在拿埠口割禾。根据前几天夜里开会的精神，打谷机人员作了调整。原来我们4人的禾戽组拆散了，陆、费和我以及志和参加七根等4人的打谷机组。我们终于从落后的禾桶中解放出来了。今天早饭是在拿埠口吃的。身体不好，社员照顾我，中午叫我挑了一担八九十斤的谷回来，一口气到家后，又到村口串了七根一担130斤左右的谷。下午收工，搬打谷机到门口，我挑了一付架子，上置打谷机盘、板等物，有六、七十斤。全天割禾2284斤，超了16斤，底分达64.8。风祥今创最高纪录，634斤（超额）。 【忆与议】 读到“社员照顾我……”，下文还有类似记录，犹如旧景再现，不禁感慨万千。时至今日，当年的小伙伴在长途电话中言及往事，每每对当年知青的“恰苦”（吃苦）也是感慨不已——你们知青正好赶上了我们那段艰苦的日子！ 日记中说“串”一担谷，使我想起当年挑长途重担的一种方法。假如某人在数里之外有百斤以上的重担，又不可能一次一担挑回家，就采用“串”（谐音，也接近“传”的发音）的办法：分作A、B两担；先挑A担，跑了一段路累了，卸下肩上的担子，但不停下休息，而是回头去挑留在田里的B担，也就是利用这段“回头路”喘了气接了力；把B担挑回家以后，再回过头去挑留置在路上的A担，又是利用“回头路”喘气接力。这样的办法可以用于两担以上的情况，也可以用在更长的距离上，即“中途的留置”可以不止一次；还适用于多人互助。日记中，我是感激社员对我的照顾，挑着较轻的担子，先行到家，然后回过头接了一重担，这种方式也可以称为“串”。 我在“69日记选”的《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续）》里含糊其辞地说——1969年夏天，云庄村首次“引入”了几台脚踏脱粒机，次年大面积推广。而《《1970日记选（31）第二次参加双抢》又有这样的记载——1970. 7.31，昨晚开了干部会议，班长们参加了。会上公社干部批评了云庄……没有发挥打谷机的作用，浪费严重；……。早工我们四人在拿埠口割禾。公社柏主任、聂部长从云庄去拿埠检查生产，路经我们这儿，命令停止割禾，说无打谷机不准割禾，指出用禾桶打禾，每亩浪费达五十斤！我们执行了命令，挑谷回来……。 由此可见，1970年的大面积推广脚踏式脱粒机，是在行政命令之下实现的。这是我们下乡插队的那么多年里最有感触的情况之一，所以在日记中会写“我们终于从落后的禾桶中解放出来了”！这不由得又一次想起了一位插友不止一次地带着诡秘的笑容悄悄地背诵“最高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闻者面面相觑，尽在不言中。我一次次听了，也一次次想过，可就是无法弄明白，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偏偏还要我们知青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知青究竟是什么呢？ 1970. 8. 2 星期日 晴 今天在门口割禾。全日底分有59.2，任务有2368斤。大约超了100多斤。上午起让我负责出谷，虽不太累，但腰也很酸。早工挑了138斤。下午大约挑了八、九十斤。晚上队里开会，主要干部今天去公社开会，晚上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是抓紧双抢。昨、今天早上4点3刻就起床了。 【忆与议】 上述“拿埠口”距离村子大约三里路，村民照顾我，挑得轻一些（90多斤），所以，次日在“门口”（即村口附近），我就主动挑了139斤。近日，正巧看到当年自己在1970-10-14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昨天下午称一称体重为93斤。7月份双抢前为101.5斤，8月份双抢期间为90斤。”以90斤体重屡屡与130多斤的担子PK，已经超过了1969年的记录（98PK110），见《首次参加双抢之三》1969. 8.12日记：昨天下午，收工时挑了一担110斤的谷子，是迄今为止我挑得最重的一次，且超过自己的体重（98斤）12斤呢！我确实是硬撑着，几乎是跌跌撞撞地挑到仓库的。 如今会有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及其变化来为那场运动高唱颂歌，“这是劳动锻炼的丰硕成果！”问题是，这样的成果的代价是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1970. 8. 3 星期一 晴、多云 今天起来也很早，5点都没到。早工在乌坑扯秧，扯了108只。上午扯了180只。下午因土湿，尽管手上起泡，才扯了84只。 1970. 8. 4 星期二 晴、多云 今天我班大部分人休息。男生仅费、宋出了一天，沙下午也未出工。李也休息了一天。 1970. 8. 5 星期三 晴 今天栽禾一天。费、陆和我，加上树茂（除上午打碌碡），很有劲，天也不热，时而有风，十分快慰。 【忆与议】 日记中“打碌碡”的“碌碡”并不是北方农村中那种用来轧谷物、平场地的石制圆柱形农具，而是我自己杜撰的写法，当地方言发音接近“lu du”，它是一种牛拉动的农具，用于水田里收完早稻以后把稻茬打压入泥。不知道应该用什么称呼在网上搜索资料或照片，若以纯文字描述其形状、结构与原理是太费劲了，留待再版更新吧。 1970. 8. 6 星期四 晴 早工在坑后扯（水）秧，60只。上、下午顶替陆的任务：点秧并挑秧。上午除点秧外，扯秧10只，并挑秧4担，约410只；下午扯秧30只，挑秧2担，约220只。天黑才回到家。一天下来很累。加龙的爱人、梅发的爱人等很感谢我，因我帮她们挑了不少秧。相形之下，×遭到许多社员的批评，说他像监工。而他今天却说我是傻瓜！ 1970. 8. 7 星期五 晴转阵雨 全天在尺仔背割禾。陆、费、李、我和树茂、春林、国栋，七人，超额完成了任务100多斤。下午一块1分多的田割谷220多斤。 天气极热。上午开工不久，身体极度不适，头昏脑胀，但也总算坚持到底了。中午下雷阵雨，下午凉快不少。下午，队里黑板报表扬先进。我班几乎全部受到表扬。仅三人未上报。晚上开大会，号召搞工效、树标兵，尽快完成收、种。 中午传出：昨晚干部会上，九生等对×点秧时凶如监工表示“看在五七大军面上，否则定揪出来斗”。确实×很不像话。但×不顾劝阻，与九生讲理。 【忆与议】 那一年种后季稻时拔秧也实行“量化管理”了，按工分底分定指标，指定专人点数核定工作量。这不是“好差事”。所以让“村外来的人”点秧，便于回避那些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关系，防止徇私，以求公平。无奈，知青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再教育”，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天真单纯了。日记中×与农民关系恶化，正是由于知青与农民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知青乘“掌握点秧大权”之机冲动泄愤。幸好这样的紧张没有进一步升级到揪斗知青的地步。 我之所以“傻”，是我对安排拔秧的体弱劳动力（若不是农忙季节，很少下田劳动）“予以优待”，帮助他们减轻一些翻山越岭挑秧的负担。如今看这些日记，回想起那些岁月，不禁想到“将心比心”的老话。村民看到我体弱，在挑谷回家时照顾我，让我少挑一些；而当我看到体弱劳动力也要挑几十斤的秧担翻山越岭，实在于心不忍……。或许现在有人会把这些上升到“水乳交融”之类的美好境界。我以为，这只是表明“良心互动”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回首往日的日记，唤醒了对当年“树标兵、高工效”的记忆。 1970. 8. 8 星期六 晴 今天又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坚持出了一天工。今天出工特别早。昨晚裴部长要七根今天树标兵。七根在三点半就吹了哨子。我们也起了床。七根、树茂、志和、陆四人组成战斗组，四点半开始战斗，直到七点半才收工，全天割谷2000斤以上，每人平均近六百斤。 春林、国栋、迎祥、润英、惠香、费、李和我，共割谷2000多斤，超额200多斤。 【忆与议】 从1968-11以来的日记中看到，1969冬天修水库开始出现“再来一次大跃进”的口号，同时也出现了“劳动竞赛”“挑战、应战”等形式（参见《亲历“新的大跃进”》），但在1970春插时则没有采用这类形式，到1970双抢时“劳动竞赛”复出，名称是“树标兵”。从无意之中留下的记录来看，这样的“竞赛”并非“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是来自公社干部的要求，尔后出现此伏彼起的热潮，表明“群众发动起来了”。 1970. 8. 9星期日晴又坚持出了一天工。上午精神还可以，下午就不行，无力割快了。今天由于QG安排不好，竟在下午加了三人，结果未能完成任务，还差80—90斤左右。今公布，昨天七根创纪录，平均每人割谷587斤，每十分底分为716.7斤，超产斤。刘、郭今天早上受FX的气，上、下午未出工。晚上只听得他们大发牢骚，什么“读书无用”，“前途渺茫”，实在刺耳。 【忆与议】 没有记住第一次“树标兵”的超产实绩，但是记下了知青难以发泄的愤懑，录下了知青对插队之路的迷茫。 1970. 8.10 星期一 晴、多云 陆、费两人昨晚决定今天搞栽禾高工效，胃口很大，要栽6.9亩。早上很早就起身了，我因太累，直到5点多才醒来。早工和李到乌坑扯水秧60只。上午到坑后点秧挑秧，挑了三担，秧完结束，三担有秧近500只。挑秧结束，陆身体不适，回家。我就接替了他。中午没休息多久，1点半就出工了。全日栽了4亩。工效不低。 四班除胡、夏外，今天晚上起搞高工效。加恒、高生两人昨晚至今通宵（仅睡两小时），平均每人割谷900多斤。沙、屠两人今搞打禾桶，累得要命，还差4斤。 【忆与议】 这一年的立秋日是8-8，不记得为什么到8-10还在起早摸黑插秧（后季稻）？日记中“高工效”的说法也就是“树标兵”之后的“群起而仿效”，在没有什么新技术新农具的情况下，“高工效”的实质就是延长劳作时间，拼体力。 1970. 8.11 星期二 晴、多云 今天费、陆、李和我四人加上国栋（5人）组成一个禾戽组，底分低，指标低（当然产量也不高），到中午即完成了近千斤，只剩165斤了。下午加了个志和，增加了98斤，但也无妨，从容得很，不紧不慢，还超额了100多斤。事实上，大家都很累了。费昨天栽禾，陆日前搞标兵，体力消耗很大。我则是在坚持又坚持，真可谓硬撑。 今公布，8月9日，正英、润祥栽禾，每人3.79亩。8月10日，加恒、菊孙割禾，平均每人割谷948.5斤，共割1891斤。8月10日，费、陆栽禾，平均每人2亩。在这以前，德才等5人栽禾，平均每人2.2亩，10分底分3.6亩。风祥禾戽组超产634斤。今天德才禾戽组又和四班竞赛。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轰轰烈烈，蓬勃开展。张因得疟疾，上午起不得不退出战斗。我和费、陆早工后帮四班各挑一担。我一担有137斤。 今公布的红榜中，仅写了陆、费两人的名字。开始我心里怏怏不乐，觉得委屈、懊恼、吃力不讨好。但后来渐渐感到这种思想不对头。我不应该为个人争荣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晚上吃新米饭、新米粥。大家都感到格外香甜和亲切。因为这是辛勤劳动的丰硕果实呀！ 【忆与议】 无论是叫“树标兵”还是“高工效”，这样的“竞赛”里面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名堂。 栽禾（插秧）以田亩数为“竞赛”的目标值。看起来很简单：一块块田的面积数字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恰恰相反！使我们知青不可思议、大惑不解的是，当年农村中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农田面积居然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就听村里人说，此事起源于民国时期，政府采用航拍的办法获得照片，并被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以这些照片为依据，对山沟里的梯田逐块确定面积。由于航拍的结果有一定误差，就出现田亩数或紧或宽的现象，即田块的实际大小与航拍照片给出的数字这二者之间不一致，所以，就把实际面积小于法定面积的称之为田亩紧，反之即为田亩宽。对于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又规定了只有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才有权更改数字。据称，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确定粮食征购任务有关，所以不能任意修改。而核准田亩数这一工作从来没有开展过，“名不副实”的田亩数也就一直延续下来。 另外，航拍之后几十年里还发生了不少实际变化，例如有的相邻的小田块合并成大田块，田埂减少了，耕作面积增加了，但是基层无权据实修改田块数量和面积数字；又如开挖了水沟或修筑了拖拉机机耕道这样的农田基本建设，减少了耕作面积，同样无权按实减少面积数字。这就造成了新的“名不副实”。但是，同样也不能由基层生产队自行修正田亩数。 在开始实行“多劳多得”的“计件记工制”以后，生产队的干部常常在晚上开会，讨论各小组之间在田亩数上合理搭配，防止明显的“合算”和“吃亏”。到了“竞赛”的时候就更加看重田亩数了。如果傻乎乎地自告奋勇地搞“高工效”、随心所欲下到田里就开始“竞赛”，那么十之八九会在田亩数上吃亏。总之，在“竞赛”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猫腻。 1970. 8.12 星期三 晴 今天休息一天。今公布，昨天，汤、毛、董、胡、徐、郜六人共割谷4002斤，超产2566斤，平均每人667斤，十底分千斤以上。另外，德才、年祥、永新、高英、当仔五人昨割谷4005斤，平均每人801斤，十底分925斤。 【忆与议】 这天的“竞赛”结果，知青并没有全盘皆输，“竞赛”对手在人均产量上取胜，但按十底分的计算结果则是知青占优。其原因在于知青的工分底分普遍较低。不过，知青从上述结果中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从对手的组成来看，他们五个人的底分是三个高、两个低，但是按照惯例，他们五人不可能大体平均地获得当天的工分所得，尽管在割禾的此时此事上大家的贡献并不像底分表现出来的那么大的差距，但是有一条是不可逾越的——底分是记工的依据，所以，“同工不同酬”，底分低的人必定吃亏。由此而想到了知青自己，觉得应该提出要求“独立”，即：农忙季节里由知青单独组成小组，就有希望在“计件记工制”的情况下打破知青底分偏低带来的不合理记工结果，这样，至少能使知青在最劳累的农忙季节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不能公开的说法就是，避免在“混合编组”的情况下知青“被剥削”。后来的情况也是这么发展的，次年（1971年）春插开始就出现插队知青季节性的“独立”成组，并且一度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1970. 8.13 星期四 晴 早工割禾，与费、陆、志和、七根等在一起。上午，××叫我去东岭背拔秧。接受了一次锻炼。中午回来时，挑了一担80斤以上的秧（100只水秧），翻山越岭，凯旋而归。这是生平第一次的挑担爬山锻炼，但体力不支，饭后有轻度中暑现象，头昏、恶心、无力。下午割禾。××这一决定，使费、志和、树茂三人仅剩的80余斤上又加了一倍。当然我也只能吃些苦，多出些力了。 【忆与议】 东岭背那个小山村与云庄之间，在卫星图上不足2公里直线距离，估计实际路程在三公里以上，山高坡陡，曾经徒手去过那里。这天到东岭背拔秧挑秧，挑担上坡下山确实不易。当年有九个知青在那里插队，为了碾米等日常生活的必需，不时挑担往来于山岭之间陡坡小道。若是我，很可能早就累得趴下了。 那个小村庄是偏僻之地，没有十户人家，直到现在仍不通汽车。曾经多次要求县政府列入规划，但每每遭到拒绝，理由是东岭背村的人口太少，投入几十万元修公路，效益差，所以，县政府希望那里的村民“下山”，迁移到几里路之外一个通汽车的村子。可是，村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政府也不修路，就这样僵持不下。有人说，也许是让那个村“自生自灭”吧。 日记中记下了那天下午我被安排去割禾的顾虑和压力，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当年生产安排中最大的忌讳。因为名义上是早工、上午工、下午工按2:4:4的比例计算，实际上，完成全天指标的主要精力与时间是在早上和上午，下午是全天的扫尾，可以相对轻松一些。所以，到下午再被安排到组里去，是很不受欢迎的。 1970. 8.14 星期五 晴 早工与李、树茂三人栽禾。上午起，七根又叫我改去割禾，与七根、志和、国栋和李五人一起。下午，七根又叫李及今休息的费去栽禾。我体力不支，但也只得拼命干，硬是拖着那几位老俵一下午完成了520斤以上！全天超了77斤。中午下了一阵雷雨。 1970. 8.15 星期六 晴 不知为何，××总不让我栽禾，而我是打算以栽禾来调节一下体力的。今天我又被分配去割禾。早工是与费、李、春林、树茂一起。头昏、脚软，故自上午工起休息在家。 昨天刘与队长就出工问题争了一次。据炳新说，队长就此向支书告了状。 1970. 8.16 星期日 晴 早工，费、李、我及七根、国栋、志和、树茂、迎祥全部栽禾。原来七根让我上午跟他及树茂、志和去水库下用禾幅割禾，其余栽禾。我很气愤××老是照顾地富分子YX，故到上午临出工前，自己体力不支，硬是让YX去割禾去了。于是上午我们是五个人栽禾。我们的栽禾也到此全部完成了。身体不好，头昏脚沉，浑身无力，下午没出工。看来得好好休息一二天，以恢复体力。 【忆与议】 如今觉得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年怎么会到立秋以后八天才完成后季稻插秧？翻翻当年十月份的日记，也找得到相应的秋收记载——“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既印证了“不栽立秋禾”的正确，更对那年的实况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双抢期间，无论知青还是村民，都渴望有机会被安排去栽禾以调节体力，因为栽禾相对而言要比割禾轻松一些。我真不记得当年自己曾经有胆量公然与副队长××对着干。但是，值得深思和忏悔的是，当年自己采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为自己争得一天“轻松”机会。现在想来，人的本性很难说是“性本善”的，而在“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社会生活、只谈阶级性、不谈人性的时候，出于保证自己生活必需也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号，这些说明了社会生活走向极端化是何等可怕，那种阶级斗争理论能够指导实现人类大同么？！ 1970. 8.17 星期一 晴 本准备出工，早工一起来就觉得头昏得很，就躺下了。干脆再歇上一天，为的是更好地投入新的战斗。 1970. 8.18 星期二 晴 早上4:45就起床了。因为昨晚干部会上批评了七根组进度慢。早工是七根、树茂、迎祥、春林、国栋、志和加上费、李和我三人在弓梅坑共一部打谷机，共割了5担。上、下午均在牛门口，分两张禾戽，七根、国栋和李、我四人一组，其余5人一组。我们组上午七根打禾，禾不好，虫害严重。下午我和李两人包打包挑，他们两人包割。 晚上队里开大会，批判斗争了地富子女志虎、当仔、康仔、康根。近10点半结束。 【忆与议】 日记中没有记录斗争大会的内容。其实，那样的斗争大会也是为了服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要求而开的，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具体事实依据，却苦了那些地富子女。他们的父辈因为是地主富农而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作为子女的也动辄挨斗，株连九族何其荒诞！ 1970. 8.19 星期三 多云，午后雷阵雨 今天到船仔背割禾。七根、春林、迎祥、志和、费和我，早工树茂上午换国栋。照顾我和志和，我俩较少，90斤左右。可也累得够呛，浑身湿透，汗如雨洗。右腿跟淋巴腺肿了起来，实在累极了。午后下起雷阵雨。因此下午未割禾，改耘禾。从身体考虑，下午未去。补了件汗衫。 今队里杀牛两头，一个脑壳半斤。 【忆与议】 如此酷热，如此大忙，直到临近结束之时，犒劳方才姗姗来迟，也不过是人均半斤牛肉而已！ 1970. 8.20 星期四 阴雨转晴 早晨刚巧开工，天下起雨来。早工、上午均是耘禾。未出工。午后转晴，下午牛门口割禾，没有去。体力已下降到最低点。右腿淋巴腺肿三天来一直未消失。昨去船仔背，今天两脚迈不开步，更不能小跑。 食堂至今已5个多月了。出勤高带来的是菜园荒芜。——这是生活上。思想上是工分挂帅的进一步滋长。今传干部会已决定，陆与汤去修井冈山铁路。汤得知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一来，工分没有加了”。 【忆与议】 当年“再教育”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工分挂帅”，“斤斤计较”，先谈活命再说革命。这恐怕是“再教育”的始作俑者也没有预料到的的结果。 1970. 8.21 星期五 多云 今天休息了一天。淋巴腺发炎逐渐消去。 想不到这儿对计件记工制是如此推广，耘禾也将实行分组，分片定任务。这几天为了劳动力分配、田亩分配、定指标，我组吵得不可开交。如此发展岂不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 【忆与议】 那时候的思想很混乱、很矛盾，实行“计件记工制”对插队知青来说也确有“实惠”，可以冲破压低知青工分的做法，但在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灌输下，又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计件记工、多劳多得，是不符合大寨精神的，属于修正主义的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了。 其实在这种纠缠不清的“理论”之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困难，“田亩分配”就是一个难以越过的坎。详见《1970日记选（33）第二次参加双抢（再续）》。如果说，农忙季节的“竞赛”涉及田亩数还是一种小范围的偶发事件（不会整个农忙季节天天定量化地“竞赛”），那么，农闲时节的耘禾也要“计件记工制”就不得不面对全范围的“田亩数难题”了。云庄村有1500亩田，分成大大小小的数百块，当中究竟有多少田块“名不副实”？“名不副实”的程度又如何？没有人说得清楚。在实行“多劳多得”之前，还可以回避这样的难题，到了“多劳多得”来真格的时候，为求得合理计量，就想出了“田亩分配”的办法，就是把田亩数宽与紧的田块予以搭配。想法是很好的，实际是很复杂的，怎么可能不吵翻天。 1970. 8.22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在乌坑割禾。四个老俵加上费与我两人。树茂上午换国栋，另加龙、春林、迎祥。上午回家时挑一担九十斤，下午整一百斤，均一口气到家。 1970. 8.23 星期日 阴转雷雨 早工和上午工把乌坑割完了。这六成共8个人（七根、国栋、春林、树茂、加龙、迎祥、费和我）。下午七根准备修路去，费休息。六个人把打谷机抬到让陂，才割了一担谷，下起倾盆大雨，到猪场躲雨，但也淋得浑身湿透，等了半个多小时，雨小，回家。 1970. 8.24 星期一 阴有阵雨 今天休息了一天。七根组割禾进度慢，刘、郭调至此组帮忙。 1970. 8.25 星期二 多云 割禾已近尾声。今天上午，春林、国栋、树茂、迎祥、加龙、刘和我七人的打禾机割完了让陂，打禾机、禾桶抬到大长坑。下午开镰收割大长坑。风祥已在上午全部完成，厚德组下午亦完成，均再帮七根组收割。今天与刘俩轮流踏，都是一个人打、五个人割，相当紧张。晚上开大会，布置生产——田间管理。会后三组分了耘禾小组。由风祥、启祥、厚德各带领一组。 1970. 8.26 星期三 晴 三组今天宣告双抢胜利结束，荣获第一。 【忆与议】 那一年的双抢是很有点诡异的，云庄村生产队的三个组中最快的也到8-26才结束，长达39天。据插友回忆，很可能是流行什么疾病了，记得不少村民有气无力地说“nin（第二声）nia（第二声）go（第一声）”，意为自己感觉乏力。 1970. 8.27 星期四 阴有雨 前晚大会上支书通知说，27日晚公社放映电视纪录片《智取威虎山》。并鼓动大家前去观看。可是事到临头却又变了卦。早上，我班包括我在内五个男生兴致勃勃走到村口，迎头遭到支书、风祥等干部的拦阻，他们说，公社来电话说“不准未完成双抢的大队去看电影”，只得折转来。刘、屠、金仍决定去，走村大门“溜”走了。我和郭折回宿舍。后听说拖拉机去二队装柴，并去新干。我决定乘机到新干去一次。下楼到村大门，恰拖拉机经过，便一直抵县城，时为十一时许。在路经裴家生产队见刘等三人在缓缓步行哩。到书店买了一部《马恩选集》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工农兵国际问题评论选》。下午1时乘客车于2时抵麦斜，见刘等三人。买了一刀信笺，书家信一封，告知《马恩选集》已购到。晚上冒着小雨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杨子荣等光辉形象给我们以极大教益，在他们鼓舞下，电影结束后，我与刘、屠急速行军，用2小时的时间赶回云庄，12:15回到家，时速12里/小时以上。 【忆与议】 那时候上海的机关与文教单位开始学习马列原著，一时间“洛阳纸贵”，上海的书店里买不到《马恩选集》（四卷八本），所以父亲让我有机会的话到相对偏远的小县城里看看。那天我到新干是顺利完成任务了。似乎也体现了“城乡差别”。 那晚看的电影是第一次把“样板戏”拍成的电影，不过，是黑白的电视纪录片！现在可能已经极少有人记得这个版本的影片了。1970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能力生产制造拍彩色故事片的胶卷。即使如此，它毕竟是文革开始四年多来首次新摄制的电影，所以，我们是饥不择食，到几近30里路之外的公社所在地“一睹为快”！如此“长途跋涉”去“享受”电影的乐趣，我是第一次，好像也是自己七年插队岁月中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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