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印记】：我的大学梦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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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印记】：我的大学梦
作者：赵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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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印记】： 我的大学梦 1956年8月，在襄阳到光化县的公路上，一位风尘仆仆略显矮胖的中年男子和一位拉着板车的青年在公路上挥汗如雨地走着。车上躺着一个生病的男孩，烧得脸色通红，眨动着的大眼中透射出调皮的眼神。这个男孩就是笔者。 在此之前，父亲在襄阳地区高中（现襄阳四中）教书。当时，襄阳地区就两所高中，襄高和襄阳五中，我在襄城东街小学读一年级。1956年秋，随州，枣阳，光化三个县开始办高中，父亲积极报名支援县办高中，调入光化一中。 我由于自幼体弱多病，当时高烧得不能坐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就是货车没座位），要在开学前赶到，只有雇了一辆板车，拉着我跋涉70千米来到了光化。 父亲是语文教师，40年代本科生。小时候每天早晨一觉醒来，就看见他靠在藤条椅上，双眸微闭。随着头部有节奏地晃动，嘴里发出我听不懂的韵律，好像在背诵什么。那时觉得调门怪怪的，一会上去，一会下来。桌上新沏茶水冒着缕缕白烟，被烟熏黄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的烟已有很长一段灰烬。很显然，他陶醉了，烟也忘了抽。 听他的学生们说，父亲讲古典文学，基本不看书本和教案，信手拈来，课文都是背诵下来。 从小我德智体爱好十分广泛，本来学文学很有条件，家里也有不少文学方面书籍，但父亲有意识把我的爱好朝数理方面引导。小时也不明白，大些了，才悟出其中缘由。原来在政治运动每隔几年都要来一次的年代，搞文科相对于搞理科来说更容易犯错误。 当时在一个县城本科毕业的人寥若晨星，再加上出身不好，父亲每次运动都处于风口浪尖上。1957年整风运动时，上面再怎么动员，对党说真心话，帮助党整风，我就是：对党没有意见。反右运动，虽未打成右派，但在思想灵魂深处，已被彻底征服了。 1961年，上初中二年级，我开始迷恋上收音机。当时，在一个小县城里，拥有收音机只有极少数干部，一般老百姓望尘莫及。那时流行装矿石（一种硫化锌矿相当于现在的半导体二极管）收音机，可光化买不到矿石。听老师说丹江有，就动员同班朋友顾吉光和我一块去，因他二哥在那里当兵。 到丹江后买了两个矿石，五角钱一个。所谓矿石就是一个小玻璃管，左端固定矿石，右端固定一个探针接触矿石。关键部件买到了，又找了一些废旧漆包线。按照《无线电》杂志上的介绍，在一截羽毛球筒上面，按照直径大小和漆包线粗细先计算绕线匝数再绕制。绕好后又在蜡里面煮了煮，主要起防潮和绝缘作用。 在五金公司花八块钱买了耳机及少数配件，在一个木板上按线路接好线，矿石收音机就装好了，又用几十米废旧电线爬上门前大树拉了天线。 晚上，我戴起了耳机，用手拨动矿石探针。不一会儿，耳机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因没有可变电容，所以二、三个台混在一起，无法选择。即使如此，也无比自豪。 从那儿开始，我便迷上了无线电，并逐步立下了一个志向，长大成为一个无线电工程师（那时还没有电子工程的概念）。初三，装直流单管、双管再生式收音机。高中，开始安装交流六管超外差收音机。 钱从哪里来？就利用暑假打短工。初中搓草绳（龙须草为原料）、割蚂蚁草（卖给养牛场），高中和顾吉光在他姐姐单位“土产公司”打工。一天，他姐姐看到我俩在二层楼的房上传瓦，吓得不行，第二天就不让他去了，我又坚持了半月。和好朋友许选润到他哥哥单位砖瓦厂运过土，挣的钱全部用在买零件和学习书籍上。 1966年6月，还有十天就要高考。报志愿时，我明明知道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最好结果是“限制录取”，很大可能是“不予录取”。明知道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号称华中地区的“小清华”），政审条件高不会录取我，但我第一志愿仍然是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 文革串联，我最喜爱跑工科大学。武汉，我首先去武昌关山脚下的华中工学院。一进大门，除欣赏毛主席巨幅雕像之外，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震耳欲聋的广播声，都未引起我太大兴趣。专一打听无线电系在那里，找到后足足逗留了近两个小时。参观了教室，在一个房间我隔着窗户看到了示波器，真恨不得上去摸一摸。仿佛自己穿着白大褂坐在示波器前调试设计的机器，呜呼！那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啊！ 文革中，半导体开始代替电子管。我不断地拆呀、装呀，整天捣弄。高一的胡全义，韩维香等同学经常去我那里请教，我还抽空给其他同学装了不少收音机。 莫说这无线电技术还真起了作用，各个组织的扩音机、喇叭，由于整天“勤奋”地工作，振动膜损坏很多。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各派组织修一次喇叭，或换电子管、变压器等。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扩音设备、灯光设备无论是下乡、到部队或是企业演出，都是我跟着安装和维护。 那时修电子管收、扩音机的技术已很熟练。一听声音或用一支试电笔，不用万用表，就能准确判断故障位置。在下乡几年里，无论在引丹大渠或生产队干活，帮人修了大量收、扩音机，有线广播。 因为有电烙铁，甚至塑料凉鞋坏了都拿来让我补。所以下乡后和农村各级干部、群众关系都处得相当好。搞“5406”菌肥的保温设备，电子知识也派上了用场。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千年的石佛像─—老石人（老实人），既谨慎又肯干，并且什么都能干好。 1973年6月，因在乡下搞科学种田成绩突出，我作为知青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典型推荐上华中农学院回河口准备考试，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我忍着悲痛参加完考试，自觉考的很好，很有把握，但七月份通知时还是没有我。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慢又遇顶头风，当时悲观到了极点。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十月份，我作为光化师范毕业生，参加教育战线。分到竹林桥区三同碑“五七大学”（学生和老师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了一名农业课教师。 “五七大学”大部分学生年龄比我还大，农业生产经验比我多。让我教他们农业课，还真是有点可笑。但同时我看到有好多同学还在农村。所以很感激给我这次工作机会的各级领导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虚心向学生们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共同搞好教学工作。 放假回河口，我总爱往无线电发烧友武必廉那儿跑。因他在邮电局革新室工作，每次看到他在革新室装配无线电仪器，真是又羡慕又嫉妒，回来只有火烧旗杆─—长炭（长叹）的份儿。 五七大学虽然劳动繁重，但毕竟环境好了很多。我又酝酿新的自学计划，打算系统地学习一些东西，继续圆满我的梦。我曾罗列了十多本大学无线电方面的书籍，请在武汉工作的朋友曹喜盛帮助购买，但大学的书市面也没有卖。只能从同事蔡老师那里借了一本《数学分析》，在曾搞过数学函授的程老师那里借了一本《立体解析几何》。因课余时间也没什么文化活动，我的精神寄托就是整天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几年时间里，做了几十本数学题，并且图、文都非常工整，每道数学证明题最后都写上“证毕句点”。多年后，我还把在五七大学和电大做的数学题拿给儿子做示范。 粉碎“四人帮”后，伯乐局长王官银调我到教育局从事电化教学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是否报名，内心斗争也很激烈。因1973年推荐上华中农学院那一次刺激太大，对上大学彻底失去希望。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把仅剩的几本高中书给了芦苇等同学，放弃了高考。 1978年，报纸刊登中央要开办广播电视大学的通知。开始办两个专业，电类专业和机械专业。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专业吗？并且不需政审，人人都可上。真是鹊上枝头唱好音，老天爷拉肚子——泄天泄地（谢天谢地），邓小平给了一次上大学机会。我告诫自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 那时，有些广播电台开始英语教学，我邮购了教材，从26个字母开始学起了英语。老河口社会上很流行“关系学”，对学习还未引起重视，好多人还有不同看法。我坚信知识和能力是立足根本，决心：“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 上电大首先要解决电视机问题，那时，已流行14吋黑白电视机。但一台14吋电视机要大几百元钱，我当时月薪仅仅27.5元，并且上有老下有小，超出经济能力。听说襄阳电视机厂已不生产9吋了，有部分9吋黑白显象管及零件正在处理。在家里算好了我手头的零件，赶去花了不到一百元买了显像管，偏转线圈，高压包、印刷线路版等主要零件。 回来后，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真是何家姑娘嫁到郑家——郑何氏（正合适），终于赶在1979年春节前看上了自装的电视。1978年底，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 录取第一届电大光化县就我一个人，另外还有在光化修建汉江大桥的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的三个老三届和江山厂职工大学几个人。江山厂条件好，但太远。大桥局有专门电视室，我在教育局楼顶有一间寝室，那时经常停电，我们四个人，大桥局有电，就在大桥局收看，教育局有电，就在我寝室看。基本没落下课。局长王官银也很支持我读电大，保证我收看和学习时间。 院内红梅迎旭日，门前绿柳舞春风。1979年2月份正式开课。教育部对第一届电大很重视，师资以清华、北大教师为主，一般是谁编的教材谁讲。《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英语》、《偏微分方程》、《矢量和映射》等课全部是北大教师。《摸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BASIC语言》、《理论力学》等课全部是清华教师。《普通物理》由中国物理教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老教授阎金铎主讲。阎教授讲课娴熟，为我以后从事物理教学起了很好的示范。《电工原理》、《化学原理》分别是北京工学院教授和北京化工学院教授主讲。 电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每门课10～30学分。学习时间3年，电大采取宽进（入学考试题简单）严出的政策，考试由中央电大统一命题，考试规范。美国各大学也承认中国电大学分（中国好多大学美国不承认学历）。 毕竟30岁了，上电大最大困难在于两个方面，学习方面就是英语，因为中学六年学的是俄语。第一学期，几乎大半时间都花在英语上。单词记不住，有半月就听不懂课了。所以每天5点起床就背英语，写个小单词本装在身上连走路也随时拿出来背。一年后，就达到了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熟练的全部记下来的程度。 由于没有老师在面前辅导，少数没听懂的课或不会做的习题，四个人就在一块讨论。我发现函授教材是不错的参考书，因为他讲的细便于自学。粉碎“四人帮”后，书店已有大学教材上市，能买到的各种版本大学教材我都买了，这样可以互相参考。电大毕业后我搬家时，光书籍就装了满满一辆板车。同志们都说：赵家扬真正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 再就是生活方面，儿子还不到一岁，爱人上班也很忙。母亲近70岁了，但身体好。照看孩子、做饭落在她身上，采买落在爱人身上。为了不打扰我学习，让她们娘仨住在街上一间破房子里，我一个人住在局里，每天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局里的寝室在楼顶，夏天中午的温度高达40多度，隔壁住的文化局干部徐兴发教育他的小孩说：“屋里蜡烛都烤软了，你赵叔叔任然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看书，你们要好好向赵叔叔学”。 每学期期末考试，除第一年英语外，都在80分以上。电类专业不要求学《理论力学》（是机械专业的课18学分），为适应物理教学的需要，也囊括在学习之列。到1982年5月，我以超出电类专业18学分的成绩，获得了由湖北省副省长李夫全签发的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证。 嗟呼！终于圆了我近二十年的大学梦。拿着毕业证我亲了又亲，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是光化县第一个电大毕业生，又是自装电视机读电大，所以原襄樊市电大在成立5周年之际还对我进行了专题采访。毕业后，在教研室任物理教研员。 高山上敲鼓——四面闻鸣（名），由于电大成绩优秀，刚毕业就受聘当上了老河口教育系统电大班、商业学校、职工学校辅导老师。这种天道酬勤的成功让我踌躇满志，雄厚的基础知识使我工作如虎添翼。 八十年代中期，当上分管中学的教研室副主任兼任物理教研。由于刚开始改革开放，老河口市教育质量很低，无论中、高考在襄阳市都是摆尾巴。当时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学随意性大。根据现实教学状况，我们在襄阳市第一个制定了老河口市《中学各科教学常规》，对教师的备、教、批、复、考都制定了详尽的硬性要求，印成小册子老师人手一本。教研室下学校视导，首先检查教学常规落实情况。 在抓了三年常规教学后，又要求教研员深入学校，和老师一块儿进行教改实验。在教委的领导下，到九十年代初，老河口市教学质量就名列襄阳市前茅。 我在全市中学开展的“中学物理教学系统工程研究”教学实验，在全国属领先水平，使老河口市物理教学质量大面积提高。以此总结的论文“‘目标、情景、测量、评价’的教学实验及效果分析”被多次选为全国物理教学研讨会优秀论文，被中国物理教学研究会会刊头版头条刊登。南昌市教育学会看到实验材料后，感觉很好，专门邀请我赴南昌介绍经验。老河口市教育志也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毕业后，为了不使费力学得的英语“马放南山”，我订了一份美国原版杂志《The Physics Teacher》（物理教师）。经常浏览借鉴一下美国的物理教学情况，并不时有译文发表。 秋至满山皆秀色，春来无处不花香。工作以来，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教育论文、教学经验文章及译文五十余篇。我主编图书《教材精析精练高二物理》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萘的溶解演示实验的改进与研究”一文，在全国一级杂志发表后，作为写作示范论文，被选入《中学物理论文写作教程》（原开封师院教授现首都师院研究生导师邢红军著、河南科技出版社93年出版）一书。“中学生物理学习困难的心理研究”在《上海教育科研》发表。 曾任中国物理教学研究会会员，湖北省物理教学研究会会员，襄阳市物理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在百度网输入“赵家扬”三个字，就可搜索到部分我出的书和发表的文章。这些成绩，也是支撑我一生自信、充实、快乐生活的牢靠根基。 2006年，我查出患直肠癌，全家人哭成一团，唯我淡定。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安排完后事说：“吾儿在京立足已稳，勿需操心，现全家团圆并定居北京。回顾一生，余自幼至今，无论环境优劣，岗位轮变，奋斗四十余载。政治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业务上高级职称，取得了符合岗位的较突出成绩，一生没有虚度，我很满足，死而无憾矣”。 在医院临上手术台，我幽默地唱起了文革歌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引来同室病友哄堂大笑，赢得一片掌声。 这正是： 命途多舛兮，岁月蹉跎， 相关图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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