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9:张剑秋与王聪美…… 作者:庄生


 

【消逝的大院】:

(二十九)

看了龙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匡沛兴纪念文集》,我才知道,当年我在沈丘,因为“反标案”关了九天,实在算不上什么。父亲当时的部下,为滇西解放出过大力的人,后来蒙冤受屈者,大有人在。像朱家祥,在领导晓东中学时,为保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关系,假设了一块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挂在学校门口。解放后却为此被打成反革命,送到安宁农场劳改。后虽经甄别宣判无罪,但为时已晚,判决50天后,他在农场永远“安宁”了。朱家祥的冤案在82年得以平反,但在一些地区,他的名誉并未恢复。一天,父亲看到一篇写晓东中学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朱家祥的名字。他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向创办晓东中学的先行者朱家祥同志学习》一文,寄给龙陵县党史研究室,为朱家祥正名。像受父亲派遣打入县常备队的蒋振华,瘟哥中以其“任过伪县常备队分队长”为主要罪行,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九年。父亲为此屡屡向地方党组织说明情况。经父亲和云南老友们的多方努力,十多年后他的冤案才彻底平反。我想,父亲一定从中深深体会到,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如果他们这些当事人不写出真实情况,后人肯定是一头雾水!

龙陵革命史的风云人物中,有一个人在父亲自传中没有提及。

为了解滇西解放的历史,我在百度搜索“边纵36团”和“晓东中学”等关键字,无意中读到一个凄楚的故事,故事中有一对夫妻,丈夫张剑秋,象达人,在昆明读书时参加过罗自昌组织的读书会,抗战时参加过朱家锡组织的龙潞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当过晓东中学副校长,滇西解放过程中曾任边纵36团副团长。按说父亲应该认识他,不知为何自传中没提到他。我从网上读到好几篇写他的故事,把一段望断秋水的爱情演绎得哀婉凄绝。为了验证史实,我在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保山新闻网”上,搜到一篇《象达,田园与人文的和谐之美》的文章,其中对张剑秋有如下介绍:

张剑秋。日军侵入龙陵后,他随朱家锡司令回乡抗日,任象达镇副镇长、龙潞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滇西抗战胜利后,参与创办晓东中学,任副校长。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被迫离开象达到缅甸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11月,张剑秋与晓东中学部分师生参加“边纵”,任“边纵”第七支队三十六团副团长,参加了解放龙陵、腾冲的战役。滇西解放后,他参加了著名的滇南解放战役,任马龙县县长,云南解放后调昆明任“边纵”办公室主任、秘书等职。张剑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特殊的政治原因逝世。

以上文字证实了张剑秋的经历。由此参照网上那几篇动人的故事,情节大体相同,我想应该不是虚构。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嘘唏不已的悲哀往事,其中感动我的并不是张剑秋,而是一个美丽、善良和坚韧的女子,张剑秋的妻子王聪美。

初看这名字,眼前就婷婷玉立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象达姑娘,龙陵雨;芒市谷子,蔗放米”;古老的民谣带着我的思绪飞向高黎贡山深处,那有一块山间小盆地,田野边缘,几簇重重叠叠的小丘陵,圈着些高低错落的老屋。屋顶的灰瓦,院中的青石板,无不裸露着岁月苍桑。它就是张家坡村的张家大院,一个跨世纪的悲喜剧,在这里上演。故事情节可以浓缩如下:

王聪美生在象达街南海寨,父亲王开达在私塾教书,很有名气。朱氏三杰中的朱晓东、朱家璧,都在王家私塾里读过书。王聪美自幼聪慧伶俐,深得父亲宠爱。1927年,朱晓东举荐王开达到腾冲任县佐(相当于副县长),,王聪美随父一同到腾冲,入女子学校读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王聪美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待人接物大方得体。聪美12岁时,父亲卸任返乡,她回家随母亲学织布、秀花,练就一手好女红。17岁时,出落得端庄秀丽,是象达街出名的大家闺秀,求亲者络绎不绝。王老先生挑来选去,为女儿选择了张德明老人的次子张剑秋。

象达张氏亦是名门后裔。祖先曾在明朝初年当过户部侍郎,后来家道式微。到了张德明的爷爷那辈,只能依靠在永昌至缅甸的古道上贩运行商为生。爷爷不到四十就死于瘴气,父亲刚三十岁就累死途中,16岁的张德明接过父亲的担子,继续到“夷方”闯荡,挑洋纱进内地、搬盐巴出夷方,生意逐步做大,渐渐将挑运变成驮运,一直发展到由做洋纱盐巴变成做玉石金矿,成为大户人家,在张家坡盖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四合院,人称张家大院。张剑秋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王聪美与张剑秋结婚时,16岁的张剑秋正在昆明读书。他匆匆赶回完婚,又匆匆返昆。他在昆明读书时加入了罗自昌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参加了出版《新文学月刊》、《警钟》等进步刊物。大概是把时间精力都花在政治活动上,他好长时间没有跟家里通信。聪美写信去询问,对新郎“黄鹤一去不复还”有些抱怨。张剑秋回了信,那信王聪美一直珍藏着,抬头那句“若冰妹妹”,让望断秋水的新娘热泪盈眶。张剑秋在信中说:“我经常听人说过‘人生如梦’这句话,可我的梦却被那‘洪钟’的响声敲醒了。我是变了。不仅我在变,一切都在变。我曾经说过,昨天的我已经死了,今天的我,要重生。我所身处的社会是个黑暗的社会,整个人类正处在黑暗的前夜。说实话,我时时都在渴望着团聚、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这个社会里,幸福只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了使没有幸福的人获得幸福,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1942年5月,日军入侵龙陵。正在读书的张剑秋返回家乡抗日,参加了由朱家锡领导的龙潞游击队,并把张家大院提供给游击队作司令部。王聪美积极支持丈夫抗日,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张家大院是日寇袭击的重要目标。遇到鬼子扫荡,王聪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公公死时交待给她的三个婆婆东躲西藏,流浪山野。抗战胜利后,王聪美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张剑秋也总算与家人团聚了。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刚刚入党的张剑秋被安排到晓东中学任副校长。由于晓东中学革命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张剑秋被迫离开象达辗转缅甸、越南到滇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从此与家里断了音信。直到张剑秋随边纵进军昆明时,才与家里联系上。王聪美一直记得丈夫出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隆冬深夜,已离家躲避国民党追捕多日的张剑秋突然回到家中,轻声叫醒熟睡的聪美,告诉她自己可能要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要她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聪美为丈夫找出几件衣物,送夫出门。她不曾想到,丈夫一去竟成永别。

1952年,正当王聪美为与丈夫恢复联系而高兴时,土地改革开始了。张剑秋来信询问“家里评没评上地主”,王聪美虽知书达礼,却不懂政治。她不知道“地主”二字意味着什么,以为不过是给这个老屋起了个名字。她回信高兴地告诉丈夫“地主已经评上了”。其实,张家的家产在抗日时期已被张剑秋完全投入到抗日活动中,到解放初期,除了数十亩田地和这所老屋外,家里已经空空如也。1953年春天,张剑秋的一封来信打破了老屋的平静。

信由人从昆明带来,那天聪美正从山里挖来草药煨给生病的大婆婆。送信的是昆明第四区法院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带来的除了张剑秋的最后一封信外,竟是一张离婚证书!看到聪美一脸茫然,来人叫她仔细看一下张剑秋的信。张剑秋在信上说,“我长年在外,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家庭,你我没有任何‘夫妻关系’可言;从我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来看,我们双方无法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看来,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唯一理智的选择!”看完信,聪美眼前一阵发黑。她想不明白,一直与自己柔情似水的丈夫,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呢?

此后王聪美几次去信,要张剑秋说个明白,但都石沉大海。万般无奈,聪美只好认命。她只向张剑秋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她逐出这座老院,这里有她3个年老体衰的婆婆和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她不曾去想:一旦离婚,婆婆与她便无关系;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走了之。大概是那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让她把给三位婆婆养老送终当作了不可推却的责任。

王聪美始终不相信“没有共同的语言”是剑秋离婚的理由。村里人说张剑秋是陈世美,是“戴上红顶帽,忘了糟糠妻”,聪美却一直相信丈夫另有苦衷。她的绣花箱里保存了50多年间与丈夫的书信,丈夫那句“我在梦里都在时时想着你们啊”的肺腑之语,每每让聪美泪流满面。

1955年10月3日,浓浓的国庆气氛笼罩着春城。这一天,张剑秋在因家庭问题被审查当中,自杀身亡。听到噩耗,王聪美顿觉天塌地陷。已不是丈夫的丈夫走了,原来按月寄来的40元生活费断绝了;她上有3位老人,下有3个幼子,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张剑秋的死,不但把沉重的生活负担丢给已不是妻子的妻子,还把“地主”这顶沉重的帽子也丢给了已不是妻子的妻子。王聪美虽然已成为张德明的“离婚儿媳”,但张家地主的帽子还得给她戴上。除了平时没完没了的批斗之外,还要替张家交待过去是怎么“剥削人民”的。张家大院被生产队占为公房,王聪美就在自己的老院里挨斗。她一次次地跪在老院里低头认罪,直斗到精神恍惚,似乎看到老公公站在面前;最后连自己都有些糊涂——是她因剥削之事在代老公公认罪呢,还是她因离婚之事在向老公公认罪呢?

一旦戴上地主婆的帽子,就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也失去了做女人的权力。吃的是全村人最低的标准,与男劳动力一同到野外修沟挖渠是经常的事,二儿子在她被派到小瓢水库修筑堤坝时,患病医治不及,落下了小儿麻痹,后来不堪残疾与家庭出身的双重压力,于1958年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三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为了继承张家的香火,她去哀求一个富农家的姑娘来做自己的儿媳。为了给儿子办婚事,她做鞋子偷偷卖给傣族村寨,割回5斤肉。人还没到家,就被生产队逮住,将5斤肉挂在她脖子上批斗,说她故意抬高黑市价,破坏社会主义市场;大儿子在家等不来母亲,饥饿难挨,当晚逃往缅甸。队上说她放儿子到那边去当特务,逼她抓回儿子。她走到中缅边界,遥对大山拼命呼喊:“儿子,你回来呀……”,那凄楚的呼声令漫山的大树杜鹃血色殷红。她在丛林边上苦苦守候了七天七夜,最终孤身而返。

终于挨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一份从云南省委送来的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为张剑秋平了反。文件澄清了张剑秋的所谓历史问题,肯定了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贡献。落实政策后,王聪美得到三百元抚恤金。丈夫为了抗日,献出了万贯家财,却抛不掉那顶地主帽子;她为了抚老哺幼,耗尽了一世芳华,最终得到了一纸证书和三百恤金。她独守空房四十载,送走了三个婆婆,失去了两个儿子,当年的大家闺秀,已变成乡村老妪,其中的苦涩艰辛,谁能说清?

看完王聪美的故事,不禁让我想到笔友林子写的一篇散文。林子有一组“怀念一个老城市”的散文,第一篇名为《旧花园》,其中说到云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夜晚。那是49年12月9日的晚上,“云南王”卢汉在其公馆举办舞会,邀集国民党在昆军政要员赴会,乘机全数扣押,同时宣告起义。林子接着写到:

于是,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开始说,这城市里有着太多的寡妇。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深深地震撼。急切着问,为什么要叫寡妇?他们的丈夫不是还活着吗?你们对那些被叫做寡妇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印象呢?她们是不是都很漂亮,很摩登,很有风韵也很忧伤的样子?我这样说的时候,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出一些电影里和一些小说中的镜头和场面。每一个被我一连串追问的人都奇怪地盯着我,通常回答得言辞闪烁。

无论如何,那个重要的夜晚是一个分界线。白天到来时,这个城市的飞机场已经沉寂下来了。走了的就走了,走不了的就再也走不了了。而走了的通常是男人,留下的通常是女人和孩子。于是,那些被人称做寡妇的女人,她们的丈夫仍然活着,但都离开了她们的身边,在了海峡的另一边的那个孤岛上,或者,就在了这近在咫尺的监狱里。她们与她们的儿女们,从此如尘埃一样沉进了这个城市的底层,若不是熟悉的人,是不会再注意到她们了。也许,有的时候在了什么场合,有年老妇人会突然提起那当年谁谁的家眷,是如何的如花似玉风采照人。这当儿,或许她就正从身边走过,那衣服旧了,头发乱了,腰也弯了下来,但你仍然能从她偶然抬起来的眼神里,隐隐看到那种熟悉的逼人气度。……

也许都是这样,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男人们退出了舞台,就得由女人们来承担那些无人可知的更长久的屈辱和负重。而在这里,还有他们幼小的儿女。

“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男人们退出了舞台,就得由女人们来承担那些无人可知的更长久的屈辱和负重”;这真是历史的悲哀!更悲哀的是,这种事不单发生在战败者,而且也发生在战胜者!像王聪美这样的妻子,战争年代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好容易盼来革命胜利,接到的却是一纸离婚证书;她们的男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许多人甚至位高权重;只因那些不可明言的政治理由(“没有共同语言”成为最好的感情托词),竟不惜----也有人是不得不----斩断亲情。切莫归罪于个人的品德操守,那是时代使然。时过境迁,如今年逾九十的王聪美老人,以及和她有同样遭遇的那些老人们,滞留人生的岁月已经不多;张家大院,以及与张家大院相同的其它那些大院,随着时光的消逝正走向尾声。我们终于走入一个提倡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时代。

以德治国,则需德不仅在君,亦应在民;那么,普世遵守的“德”字,究竟包含些什么?

张家大院图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1467b0100zjri.html

 

(三十)

再回到卞仲耘。

卞仲耘在自传中说,父亲出身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略有积蓄后,自己开了家小钱庄,后来逐步做大,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她参加革命的经历,与我父亲有些相似。她在1938年春天,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并填写了表格。但她没有立即成行,而是来到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抗日,由此阴差阳错,没到延安。我想,如果她去了延安,上了抗大,命运可能两样。可惜她不但没去,还进了国军。当年我们只知有八路军抗战,不知有中央军抗战;一个地主小姐,国难当头,不参加八路军而参加国民党军队,仅此一条,在那时便“死有余辜”。

我看到斗争卞仲耘的老照片。她家墙上,贴满女生们写的污言秽语。一张标语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我为学姐们感到羞愧,但并不奇怪。我们打小就被教育,对坏人要恨、要狠。我相信,卞校长对她的学生,也是这样谆谆教诲的。当善良的光辉照耀我们心灵时,残暴的乌云也在心头涌动。卞校长们不曾想到,某一天她们也会变成“坏人”。当她们像被剔牙一样,从“好人”堆中剔出,就难逃“共诛之”、“共讨之”的厄运。国家主席亦如此,何况校长乎?建国以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坏人”的黑名单越拉越长,谁都不能免于恐惧,那怕你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作家梁晓声曾描写过这种恐惧心理:

你正在摩肩接踵的马路上走着,或者你正在许多人中间看大字报,猛然听到有人高喝你的名字,随后是一句极其威严的话----“你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仿佛你身带十二万伏的高压电,你周围的一切人,刷地一齐四散开去,先是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将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继而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束束目光投射在你身上,视你为披着人皮混迹人群的妖魔鬼怪。

你明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你对自己出身的怀疑却从此产生了。你心里从此有了一个“鬼”。你反复盘问你的父母是否历史清白无暇。并由你的父母盘问及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诅天咒地向你发誓,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地道的无产阶级的血液,绝不会有一滴非无产阶级的血液掺杂其中,你也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怀疑必定大影响了他们,大动摇了他们一贯对自己历史和出身的良好性的自信。使他们也像你一样,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怀疑。即便他们不怀疑他们自己,也会像你怀疑他们一样,怀疑起他们的父亲母亲来。于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怀疑,从此弥漫在你们家的成员之间,扩展至一切亲朋好友。于是你再也不敢出门,生怕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重演前一天的遭遇。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你也惶惶不可终日。你害怕你听到过的那声音,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猝不及防地又震动了你的耳膜。

我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乃至曾祖父的父亲祖父,肯定都是劳动人民么?

这样人人自危的心境,甚至可以上溯到42年的那场整风运动。

父亲向我们隐瞒家史,可能是希望那顶“革干”的光环,能使我们免于恐惧?不知有多少大院父母像他一样?如果我们早知真相,或许就没有八一八的疯狂!

我甚至相信,卞校长对她的儿女们也一直隐瞒着家史。她的悲剧是两代人共同的悲哀!

生命已逝。除了忏悔和追忆,我们最需反躬自问:校长的悲剧是否还会上演?

三十年前,我曾坚信文革不可能再发生,因为领袖已经不在。

三十年后,我开始担心历史重演;虽然领袖不在,但是暴力的幽灵仍在徘徊。

“为富不仁”的说法始自孟子。两千多年来,“为富”必“不仁”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为富”似乎成了一件邪恶之事。历朝农民起义,都以“均贫富,等贵贱”号召天下,都以“杀富济贫”换取民心。然而每一次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征战,都不过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历史对穷人来说只是两笔记录: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录的时代。直到新中国诞生,领袖们是真心要实行均贫富了,我的父辈也是真心跟着领袖们均贫富了,可均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遍贫困。最终邓大人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根据总设计师的蓝图,“均贫富”被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少数能人先富,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策一出,能人雀跃。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我们贡献给世界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贡献给世界一个富豪大国。09年专家统计,我国百万美元以上富豪已有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而现在中国的穷人有多少呢?按照联合国标准,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二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都属于穷人。据专家估计,我国有1.5亿人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处于绝对贫困;有4亿多人日收入在二美元以下,也都是穷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25,到1992年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到2009年世行估计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应在0.5以上,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伴随着富人群体的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商养黑”、“以黑富商”的丑恶现象滋生漫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景,似乎越来越多地映入人们眼帘;“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口号,似乎正被某些有领袖欲望的人重新拾起,用以号召天下的弱势群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唱遍神州的红歌背后,似乎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噪动;灯红酒绿的城池下面,似乎处处潜伏着民怨的地火,有个裂缝就能沸腾而出;富人们全家办绿卡,改国籍,钱存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因为他们闻到了当年的血腥……

一个人民共和国,“维稳”成了重中之重,人民共和之路在哪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面的路我不很清晰,但我知道,走回头路,重拾阶级斗争的滥觞,再来一场杀富济贫,肯定是一场浩劫!

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无不伴随流血,若能不流血而变革,请从今日始。

曾看过一部国外电影,里面有一个民族叫阿曼族,这个民族崇信非暴力。一天,一个逃避追捕的外人被一位阿曼姑娘解救,他带着一把手枪。小孙子好奇地拿起手枪看,爷爷从他手里拿过枪放在桌上,指着枪问他:“你会用它杀人吗?”孙子说:“我会用它杀坏人”;爷爷问:“你用眼睛分辨坏人?你能看透别人的心吗?”孙子说:“我能看见别人的行为;”爷爷说:“看完后你会变成他们,拿在手里的,会进到心里;看在眼里的,也会进到心里!”这和我们崇拜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信条,真是天壤之别。如果三十年前看这部电影,我一定会对这个阿曼老人嗤之以鼻;可今天我知道,他是对的,杀戮不但会消灭肉体,还会毁灭心灵;我们这代人正是在瘟哥那场杀戮中毁灭了心灵,至今还在苦苦找寻救赎之路。我们就像大院那尊乌龟驮石碑,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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