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9：张剑秋与王聪美……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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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大院】连载9：张剑秋与王聪美……
作者：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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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大院】： （二十九） 看了龙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匡沛兴纪念文集》，我才知道，当年我在沈丘，因为“反标案”关了九天，实在算不上什么。父亲当时的部下，为滇西解放出过大力的人，后来蒙冤受屈者，大有人在。像朱家祥，在领导晓东中学时，为保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关系，假设了一块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挂在学校门口。解放后却为此被打成反革命，送到安宁农场劳改。后虽经甄别宣判无罪，但为时已晚，判决50天后，他在农场永远“安宁”了。朱家祥的冤案在82年得以平反，但在一些地区，他的名誉并未恢复。一天，父亲看到一篇写晓东中学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朱家祥的名字。他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向创办晓东中学的先行者朱家祥同志学习》一文，寄给龙陵县党史研究室，为朱家祥正名。像受父亲派遣打入县常备队的蒋振华，瘟哥中以其“任过伪县常备队分队长”为主要罪行，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九年。父亲为此屡屡向地方党组织说明情况。经父亲和云南老友们的多方努力，十多年后他的冤案才彻底平反。我想，父亲一定从中深深体会到，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如果他们这些当事人不写出真实情况，后人肯定是一头雾水！ 龙陵革命史的风云人物中，有一个人在父亲自传中没有提及。 为了解滇西解放的历史，我在百度搜索“边纵36团”和“晓东中学”等关键字，无意中读到一个凄楚的故事，故事中有一对夫妻，丈夫张剑秋，象达人，在昆明读书时参加过罗自昌组织的读书会，抗战时参加过朱家锡组织的龙潞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当过晓东中学副校长，滇西解放过程中曾任边纵36团副团长。按说父亲应该认识他，不知为何自传中没提到他。我从网上读到好几篇写他的故事，把一段望断秋水的爱情演绎得哀婉凄绝。为了验证史实，我在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保山新闻网”上，搜到一篇《象达，田园与人文的和谐之美》的文章，其中对张剑秋有如下介绍： 张剑秋。日军侵入龙陵后，他随朱家锡司令回乡抗日，任象达镇副镇长、龙潞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滇西抗战胜利后，参与创办晓东中学，任副校长。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被迫离开象达到缅甸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11月，张剑秋与晓东中学部分师生参加“边纵”，任“边纵”第七支队三十六团副团长，参加了解放龙陵、腾冲的战役。滇西解放后，他参加了著名的滇南解放战役，任马龙县县长，云南解放后调昆明任“边纵”办公室主任、秘书等职。张剑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特殊的政治原因逝世。 以上文字证实了张剑秋的经历。由此参照网上那几篇动人的故事，情节大体相同，我想应该不是虚构。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嘘唏不已的悲哀往事，其中感动我的并不是张剑秋，而是一个美丽、善良和坚韧的女子，张剑秋的妻子王聪美。 初看这名字，眼前就婷婷玉立一个美丽聪慧的少女。“象达姑娘，龙陵雨；芒市谷子，蔗放米”；古老的民谣带着我的思绪飞向高黎贡山深处，那有一块山间小盆地，田野边缘，几簇重重叠叠的小丘陵，圈着些高低错落的老屋。屋顶的灰瓦，院中的青石板，无不裸露着岁月苍桑。它就是张家坡村的张家大院，一个跨世纪的悲喜剧，在这里上演。故事情节可以浓缩如下： 王聪美生在象达街南海寨，父亲王开达在私塾教书，很有名气。朱氏三杰中的朱晓东、朱家璧，都在王家私塾里读过书。王聪美自幼聪慧伶俐，深得父亲宠爱。1927年，朱晓东举荐王开达到腾冲任县佐（相当于副县长），，王聪美随父一同到腾冲，入女子学校读书。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王聪美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待人接物大方得体。聪美12岁时，父亲卸任返乡，她回家随母亲学织布、秀花，练就一手好女红。17岁时，出落得端庄秀丽，是象达街出名的大家闺秀，求亲者络绎不绝。王老先生挑来选去，为女儿选择了张德明老人的次子张剑秋。 象达张氏亦是名门后裔。祖先曾在明朝初年当过户部侍郎，后来家道式微。到了张德明的爷爷那辈，只能依靠在永昌至缅甸的古道上贩运行商为生。爷爷不到四十就死于瘴气，父亲刚三十岁就累死途中，16岁的张德明接过父亲的担子，继续到“夷方”闯荡，挑洋纱进内地、搬盐巴出夷方，生意逐步做大，渐渐将挑运变成驮运，一直发展到由做洋纱盐巴变成做玉石金矿，成为大户人家，在张家坡盖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四合院，人称张家大院。张剑秋就出生在这个大院里。 王聪美与张剑秋结婚时，16岁的张剑秋正在昆明读书。他匆匆赶回完婚，又匆匆返昆。他在昆明读书时加入了罗自昌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参加了出版《新文学月刊》、《警钟》等进步刊物。大概是把时间精力都花在政治活动上，他好长时间没有跟家里通信。聪美写信去询问，对新郎“黄鹤一去不复还”有些抱怨。张剑秋回了信，那信王聪美一直珍藏着，抬头那句“若冰妹妹”，让望断秋水的新娘热泪盈眶。张剑秋在信中说：“我经常听人说过‘人生如梦’这句话，可我的梦却被那‘洪钟’的响声敲醒了。我是变了。不仅我在变，一切都在变。我曾经说过，昨天的我已经死了，今天的我，要重生。我所身处的社会是个黑暗的社会，整个人类正处在黑暗的前夜。说实话，我时时都在渴望着团聚、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这个社会里，幸福只在少数人的手里。为了使没有幸福的人获得幸福，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1942年5月，日军入侵龙陵。正在读书的张剑秋返回家乡抗日，参加了由朱家锡领导的龙潞游击队，并把张家大院提供给游击队作司令部。王聪美积极支持丈夫抗日，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张家大院是日寇袭击的重要目标。遇到鬼子扫荡，王聪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公公死时交待给她的三个婆婆东躲西藏，流浪山野。抗战胜利后，王聪美终于能过上安稳日子，张剑秋也总算与家人团聚了。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刚刚入党的张剑秋被安排到晓东中学任副校长。由于晓东中学革命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张剑秋被迫离开象达辗转缅甸、越南到滇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从此与家里断了音信。直到张剑秋随边纵进军昆明时，才与家里联系上。王聪美一直记得丈夫出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隆冬深夜，已离家躲避国民党追捕多日的张剑秋突然回到家中，轻声叫醒熟睡的聪美，告诉她自己可能要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要她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聪美为丈夫找出几件衣物，送夫出门。她不曾想到，丈夫一去竟成永别。 1952年，正当王聪美为与丈夫恢复联系而高兴时，土地改革开始了。张剑秋来信询问“家里评没评上地主”，王聪美虽知书达礼，却不懂政治。她不知道“地主”二字意味着什么，以为不过是给这个老屋起了个名字。她回信高兴地告诉丈夫“地主已经评上了”。其实，张家的家产在抗日时期已被张剑秋完全投入到抗日活动中，到解放初期，除了数十亩田地和这所老屋外，家里已经空空如也。1953年春天，张剑秋的一封来信打破了老屋的平静。 信由人从昆明带来，那天聪美正从山里挖来草药煨给生病的大婆婆。送信的是昆明第四区法院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带来的除了张剑秋的最后一封信外，竟是一张离婚证书！看到聪美一脸茫然，来人叫她仔细看一下张剑秋的信。张剑秋在信上说，“我长年在外，已经事实上脱离了家庭，你我没有任何‘夫妻关系’可言；从我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来看，我们双方无法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离婚。看来，这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唯一理智的选择！”看完信，聪美眼前一阵发黑。她想不明白，一直与自己柔情似水的丈夫，怎么一下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呢？ 此后王聪美几次去信，要张剑秋说个明白，但都石沉大海。万般无奈，聪美只好认命。她只向张剑秋提了一个要求：不要把她逐出这座老院，这里有她3个年老体衰的婆婆和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啊。她不曾去想：一旦离婚，婆婆与她便无关系；她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走了之。大概是那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让她把给三位婆婆养老送终当作了不可推却的责任。 王聪美始终不相信“没有共同的语言”是剑秋离婚的理由。村里人说张剑秋是陈世美，是“戴上红顶帽，忘了糟糠妻”，聪美却一直相信丈夫另有苦衷。她的绣花箱里保存了50多年间与丈夫的书信，丈夫那句“我在梦里都在时时想着你们啊”的肺腑之语，每每让聪美泪流满面。 1955年10月3日，浓浓的国庆气氛笼罩着春城。这一天，张剑秋在因家庭问题被审查当中，自杀身亡。听到噩耗，王聪美顿觉天塌地陷。已不是丈夫的丈夫走了，原来按月寄来的40元生活费断绝了；她上有3位老人，下有3个幼子，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张剑秋的死，不但把沉重的生活负担丢给已不是妻子的妻子，还把“地主”这顶沉重的帽子也丢给了已不是妻子的妻子。王聪美虽然已成为张德明的“离婚儿媳”，但张家地主的帽子还得给她戴上。除了平时没完没了的批斗之外，还要替张家交待过去是怎么“剥削人民”的。张家大院被生产队占为公房，王聪美就在自己的老院里挨斗。她一次次地跪在老院里低头认罪，直斗到精神恍惚，似乎看到老公公站在面前；最后连自己都有些糊涂——是她因剥削之事在代老公公认罪呢，还是她因离婚之事在向老公公认罪呢？ 一旦戴上地主婆的帽子，就失去了做人的自由，也失去了做女人的权力。吃的是全村人最低的标准，与男劳动力一同到野外修沟挖渠是经常的事，二儿子在她被派到小瓢水库修筑堤坝时，患病医治不及，落下了小儿麻痹，后来不堪残疾与家庭出身的双重压力，于1958年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三儿子到了结婚的年龄，为了继承张家的香火，她去哀求一个富农家的姑娘来做自己的儿媳。为了给儿子办婚事，她做鞋子偷偷卖给傣族村寨，割回5斤肉。人还没到家，就被生产队逮住，将5斤肉挂在她脖子上批斗，说她故意抬高黑市价，破坏社会主义市场；大儿子在家等不来母亲，饥饿难挨，当晚逃往缅甸。队上说她放儿子到那边去当特务，逼她抓回儿子。她走到中缅边界，遥对大山拼命呼喊：“儿子，你回来呀……”，那凄楚的呼声令漫山的大树杜鹃血色殷红。她在丛林边上苦苦守候了七天七夜，最终孤身而返。 终于挨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一份从云南省委送来的盖着大印的红头文件，为张剑秋平了反。文件澄清了张剑秋的所谓历史问题，肯定了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贡献。落实政策后，王聪美得到三百元抚恤金。丈夫为了抗日，献出了万贯家财，却抛不掉那顶地主帽子；她为了抚老哺幼，耗尽了一世芳华，最终得到了一纸证书和三百恤金。她独守空房四十载，送走了三个婆婆，失去了两个儿子，当年的大家闺秀，已变成乡村老妪，其中的苦涩艰辛，谁能说清？ 看完王聪美的故事，不禁让我想到笔友林子写的一篇散文。林子有一组“怀念一个老城市”的散文，第一篇名为《旧花园》，其中说到云南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夜晚。那是49年12月9日的晚上，“云南王”卢汉在其公馆举办舞会，邀集国民党在昆军政要员赴会，乘机全数扣押，同时宣告起义。林子接着写到： 于是，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开始说，这城市里有着太多的寡妇。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深深地震撼。急切着问，为什么要叫寡妇？他们的丈夫不是还活着吗？你们对那些被叫做寡妇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印象呢？她们是不是都很漂亮，很摩登，很有风韵也很忧伤的样子？我这样说的时候，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出一些电影里和一些小说中的镜头和场面。每一个被我一连串追问的人都奇怪地盯着我，通常回答得言辞闪烁。 无论如何，那个重要的夜晚是一个分界线。白天到来时，这个城市的飞机场已经沉寂下来了。走了的就走了，走不了的就再也走不了了。而走了的通常是男人，留下的通常是女人和孩子。于是，那些被人称做寡妇的女人，她们的丈夫仍然活着，但都离开了她们的身边，在了海峡的另一边的那个孤岛上，或者，就在了这近在咫尺的监狱里。她们与她们的儿女们，从此如尘埃一样沉进了这个城市的底层，若不是熟悉的人，是不会再注意到她们了。也许，有的时候在了什么场合，有年老妇人会突然提起那当年谁谁的家眷，是如何的如花似玉风采照人。这当儿，或许她就正从身边走过，那衣服旧了，头发乱了，腰也弯了下来，但你仍然能从她偶然抬起来的眼神里，隐隐看到那种熟悉的逼人气度。…… 也许都是这样，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男人们退出了舞台，就得由女人们来承担那些无人可知的更长久的屈辱和负重。而在这里，还有他们幼小的儿女。 “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男人们退出了舞台，就得由女人们来承担那些无人可知的更长久的屈辱和负重”；这真是历史的悲哀！更悲哀的是，这种事不单发生在战败者，而且也发生在战胜者！像王聪美这样的妻子，战争年代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好容易盼来革命胜利，接到的却是一纸离婚证书；她们的男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许多人甚至位高权重；只因那些不可明言的政治理由（“没有共同语言”成为最好的感情托词），竟不惜----也有人是不得不----斩断亲情。切莫归罪于个人的品德操守，那是时代使然。时过境迁，如今年逾九十的王聪美老人，以及和她有同样遭遇的那些老人们，滞留人生的岁月已经不多；张家大院，以及与张家大院相同的其它那些大院，随着时光的消逝正走向尾声。我们终于走入一个提倡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时代。 以德治国，则需德不仅在君，亦应在民；那么，普世遵守的“德”字，究竟包含些什么？ 张家大院图片链接：
（三十） 再回到卞仲耘。 卞仲耘在自传中说，父亲出身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略有积蓄后，自己开了家小钱庄，后来逐步做大，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她参加革命的经历，与我父亲有些相似。她在1938年春天，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并填写了表格。但她没有立即成行，而是来到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宣传抗日，由此阴差阳错，没到延安。我想，如果她去了延安，上了抗大，命运可能两样。可惜她不但没去，还进了国军。当年我们只知有八路军抗战，不知有中央军抗战；一个地主小姐，国难当头，不参加八路军而参加国民党军队，仅此一条，在那时便“死有余辜”。 我看到斗争卞仲耘的老照片。她家墙上，贴满女生们写的污言秽语。一张标语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我为学姐们感到羞愧，但并不奇怪。我们打小就被教育，对坏人要恨、要狠。我相信，卞校长对她的学生，也是这样谆谆教诲的。当善良的光辉照耀我们心灵时，残暴的乌云也在心头涌动。卞校长们不曾想到，某一天她们也会变成“坏人”。当她们像被剔牙一样，从“好人”堆中剔出，就难逃“共诛之”、“共讨之”的厄运。国家主席亦如此，何况校长乎？建国以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坏人”的黑名单越拉越长，谁都不能免于恐惧，那怕你是货真价实的“红五类”。作家梁晓声曾描写过这种恐惧心理： 你正在摩肩接踵的马路上走着，或者你正在许多人中间看大字报，猛然听到有人高喝你的名字，随后是一句极其威严的话----“你这个资产阶级的狗崽子！”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于是仿佛你身带十二万伏的高压电，你周围的一切人，刷地一齐四散开去，先是对你唯恐避之不及，将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继而渐渐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束束目光投射在你身上，视你为披着人皮混迹人群的妖魔鬼怪。 你明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你对自己出身的怀疑却从此产生了。你心里从此有了一个“鬼”。你反复盘问你的父母是否历史清白无暇。并由你的父母盘问及你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他们诅天咒地向你发誓，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地道的无产阶级的血液，绝不会有一滴非无产阶级的血液掺杂其中，你也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怀疑必定大影响了他们，大动摇了他们一贯对自己历史和出身的良好性的自信。使他们也像你一样，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怀疑。即便他们不怀疑他们自己，也会像你怀疑他们一样，怀疑起他们的父亲母亲来。于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怀疑，从此弥漫在你们家的成员之间，扩展至一切亲朋好友。于是你再也不敢出门，生怕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重演前一天的遭遇。躲在家里足不出户你也惶惶不可终日。你害怕你听到过的那声音，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猝不及防地又震动了你的耳膜。 我是万无一失的“红五类”么？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乃至曾祖父的父亲祖父，肯定都是劳动人民么？ 这样人人自危的心境，甚至可以上溯到42年的那场整风运动。 父亲向我们隐瞒家史，可能是希望那顶“革干”的光环，能使我们免于恐惧？不知有多少大院父母像他一样？如果我们早知真相，或许就没有八一八的疯狂！ 我甚至相信，卞校长对她的儿女们也一直隐瞒着家史。她的悲剧是两代人共同的悲哀！ 生命已逝。除了忏悔和追忆，我们最需反躬自问：校长的悲剧是否还会上演？ 三十年前，我曾坚信文革不可能再发生，因为领袖已经不在。 三十年后，我开始担心历史重演；虽然领袖不在，但是暴力的幽灵仍在徘徊。 “为富不仁”的说法始自孟子。两千多年来，“为富”必“不仁”的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为富”似乎成了一件邪恶之事。历朝农民起义，都以“均贫富，等贵贱”号召天下，都以“杀富济贫”换取民心。然而每一次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的征战，都不过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历史对穷人来说只是两笔记录：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录的时代。直到新中国诞生，领袖们是真心要实行均贫富了，我的父辈也是真心跟着领袖们均贫富了，可均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普遍贫困。最终邓大人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根据总设计师的蓝图，“均贫富”被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少数能人先富，第二步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策一出，能人雀跃。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发展速度有目共睹。我们贡献给世界一个经济大国，同时也贡献给世界一个富豪大国。09年专家统计，我国百万美元以上富豪已有67万户，居世界第三；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列全球第二。而现在中国的穷人有多少呢？按照联合国标准，每日收入一美元以下为绝对贫困，二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都属于穷人。据专家估计，我国有1.5亿人日收入不足一美元，处于绝对贫困；有4亿多人日收入在二美元以下，也都是穷人。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前的0.25，到1992年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到2009年世行估计已达0.47，如果加上漏计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估计应在0.5以上，远远超出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世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伴随着富人群体的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以商养黑”、“以黑富商”的丑恶现象滋生漫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景，似乎越来越多地映入人们眼帘；“为富不仁”、“杀富济贫”的口号，似乎正被某些有领袖欲望的人重新拾起，用以号召天下的弱势群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唱遍神州的红歌背后，似乎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噪动；灯红酒绿的城池下面，似乎处处潜伏着民怨的地火，有个裂缝就能沸腾而出；富人们全家办绿卡，改国籍，钱存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因为他们闻到了当年的血腥…… 一个人民共和国，“维稳”成了重中之重，人民共和之路在哪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面的路我不很清晰，但我知道，走回头路，重拾阶级斗争的滥觞，再来一场杀富济贫，肯定是一场浩劫！ 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无不伴随流血，若能不流血而变革，请从今日始。 曾看过一部国外电影，里面有一个民族叫阿曼族，这个民族崇信非暴力。一天，一个逃避追捕的外人被一位阿曼姑娘解救，他带着一把手枪。小孙子好奇地拿起手枪看，爷爷从他手里拿过枪放在桌上，指着枪问他：“你会用它杀人吗？”孙子说：“我会用它杀坏人”；爷爷问：“你用眼睛分辨坏人？你能看透别人的心吗？”孙子说：“我能看见别人的行为；”爷爷说：“看完后你会变成他们，拿在手里的，会进到心里；看在眼里的，也会进到心里！”这和我们崇拜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信条，真是天壤之别。如果三十年前看这部电影，我一定会对这个阿曼老人嗤之以鼻；可今天我知道，他是对的，杀戮不但会消灭肉体，还会毁灭心灵；我们这代人正是在瘟哥那场杀戮中毁灭了心灵，至今还在苦苦找寻救赎之路。我们就像大院那尊乌龟驮石碑，永远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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