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

插队生活片段

作者：开新河

来源：梦溪论坛 http://bbs.my0511.com/f761b-t4156452z-1

一九六八年，我们十名知识青年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开鲁县插队落户。三年的农村生活有很多有趣而难忘的事，随便讲几个片断。

离开北京

67年底和68年五、六月，我们学校有两批同学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8年六月一批去了内蒙牧区。报纸广播上陆陆续续地刊登播放一些介绍知青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文章。那时的年轻人对报纸广播非常相信，持续的宣传给我的印象就是只有下乡一条路了。既然是此路一条，晚下不如早下。

当内蒙牧区的报名时，我去试了一试，没有遂愿。原由虽然没告诉我，但我心里很清楚，牧区靠近中蒙边境，政治上要求可靠，属于基干民兵（有持枪的资格，政审条件很高）的标准。我父亲这时候正关在“牛棚”里受审查批判，我充其量只够普通民兵（只有排队喊口号的份，不能摸枪）的格。当听到内蒙农区报名的消息时，我就去报了名。回到家向妈妈说起，才从妈妈那儿知道，妹妹也报了名。

没多久，我和妹妹被批准了。在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后，发给我们每人十六块钱，和够买一床棉被的棉花票。拿到钱和棉花票，我心头一酸，不知怎么的，有一种被……的感觉。到农村后，又发给我们每人一身深蓝色制服式棉衣和棉裤。听说，因为我们下乡比较早，发的东西还稍稍多些，后来大批知青下乡，东西发的就更少了。

行前，学校还为我们被批准下乡的同学办了学习班。许多一同下乡的同学，还是在这次学习班上才刚刚认识，虽说都是一个学校的，但平时主要是和本班同学相处，其他班和年级的很少来往，不要说初中的同学，就连高二其他班的几个，我也是脸熟但叫不出名。我们这批人分了三个组，每组十个人左右。学习班上，还请来了开鲁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将要下乡的地方）知青办的两位同志介绍情况。他们（有一位女同志）说了一连串的数据，什么土地面积、人口、工业、农业、牧业等等，我只记得全县人均年收入是六十几元。

学习班上让大家座谈感想，记得WH即兴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滚滚西辽河水，巍巍开鲁城……”，一听就知道来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朗诵词，但那年月盛行抄袭，还没有“著作权”之说，所以谁也没吱声。回到家，我查了查地图，找到了开鲁县和西辽河。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将要生活的地方在什么位置。

出发的前一天，我全家到天安门。父亲还关在“牛棚”里，不让出来。在清华教书的叔叔听到消息赶来，因为他有一架照相机，总算在下乡前留下一些照片，但是只有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人，没有父亲。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

那天一早，我到了学校。我在这所学校呆了七年，就要离开，多少还是有些留恋。我在学校里到处转转。音乐教室里，看到几位所谓的“牛鬼蛇神”老师和校领导在几个学生的监督下，弯腰曲背地向领袖像“请罪”，其中有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女儿黄小同老师。这就是学校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八点钟，我们三四十个人集合，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后，排队出发步行前往北京站。这段路大约有十公里，我们在校时常参加下乡劳动和集会游行，这点路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学校和北京站都在天安门东侧，就没有绕路去天安门告别。一路上，已经确定留校当教师的高三同学X陪着我们。地处朝阳区日坛地区的使馆区是我们的必经之地，就在前几天，前苏联出兵波兰，当我们从波兰大使馆门前经过时，有同学开玩笑说：“波兰已经被人灭了，咱们也进大使馆瞧瞧。”

火车站打开了东侧的一个铁栅栏门，我们的专列就停在一站台，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几个月前，我曾在这里送走去兵团和牧区的同学，今天我也成了被送的对象。再往后想远一点，今天送人的人，不知哪一天也会被其他人送上远行的列车。

快开车了，我走进车厢坐到自己的坐位上。紧跟着上来几个女生，她们显得很激动，一上车就急切地占据了靠站台的窗口，探出身子和站台上的人握手告别，四五个人把窗口塞得严严实实。我只好退后一步，从上半个窗口看站台上的情景。

“哐当”一声，车身动了，就像平地里刮起一股风暴，只听见站台上“哇!……”地响起一片哭声。一个五大三粗的黑不溜秋的壮小伙子（看模样平日里是个打架斗殴，头破血流不眨眼的角色），不知送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咧着大嘴，哭得俩眼通红，鼻涕眼泪流得满脸也顾不得擦，像个三四岁的孩子。有个妇女大概是不忍目睹离别的一幕，捂着脸背转过身子……

不一会儿，列车开出了车站，H从窗口转过身来，我看见他脸涨得通红，脸上挂着两行泪珠。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尽管过去大家都不熟悉甚至陌生，但是共同的道路共同的命运迅速地缩短了感情上的距离，大家不声不响地拿出家里亲人准备的零食水果，不用请，也不用让，大家不约而同地不分你我。吃了东西，大家渐渐熟悉，开始说笑，车厢里气氛逐渐活跃起来。话多了大家发现小LW挺有意思，问她：“你今年几岁了？”“十六。”“虚岁呢？”“十四。”“哈哈……实岁十六，虚岁十四，你怎么算的？”“不是虚岁小两岁吗，十六减二，正好是十四。”回答得很肯定，引来一阵更大的笑声。

火车上过了一夜，天亮后看看窗外，景色已经和关内大不一样。树少了，连绵不断的庄稼地不见了，地面高低起伏，光秃秃的，虽然有点草，但又稀疏又矮小，沙土的黄色反而成了大地的主调。远处不时地出现小群的牛羊马群，但是距离古诗中描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似乎相去甚远。大家感觉有些失望，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们的失望，车窗外土路上出现一位乡村邮递员，他稳稳地骑坐在一头高大骆驼的驼峰间，骆驼慢悠悠地走着。我们见了异常兴奋，纷纷拿出《毛主席语录》向他挥动，他见了也向我们招手，并且驱赶骆驼追赶火车。骆驼奔跑起来和马不一样，昂首阔步一步一步显得从容不迫很是优雅，由于步幅很大，跑的速度并不慢，跟着火车跑了十几分钟竟然没落后多少。

第二天早上到通辽，马上换汽车。我们这一列车共约一千人，五百多人是朝阳区的，分到开鲁县。另外五百多人是西城区的，分到扎鲁特旗（在通辽西北一两百公里，牧业为主）。车子是解放卡车，谁也没有计较，反倒有些自豪感，解放军不就是经常坐敞篷车吗。

汽车向西开出通辽不久，要过西辽河，河上有座木桥，此时正在大修，来往车辆都得从河床里走。河床里全是沙子，只有河床中间有一个房子大小的坑里还有一点水。车走到一半陷在松软的沙窝里，大家只好跳下车来推。我不由得想起了WH的诗，难道这就是那“滚滚西辽河水”吗。

 

针灸

那时，报纸上把针灸宣传的神乎其神，几乎是无病不治，就连聋哑、半身不遂、偏瘫之类的疑难杂症也可以治愈。所取的穴位，有不少是很要命的地方，什么脑瓜顶上，太阳穴附近，紧贴眼球下边……宣传材料中把这些穴位的危险性讲得玄乎其玄险之又险，可是到了那些“英雄”手中，经过学习“毛选”又“斗私批修”，最后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至于各种失败的例子，对不起，于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利，一概只字不见。

在这些宣传材料中针灸也是简单易学，不需要经过科学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就可以行医。在一些介绍优秀知青的先进经验材料中，也有不少用针灸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例子。

知青权冰看了，渐渐动了心，托北京家里人买了一套针灸针寄来，自己抱着本讲针灸的书（那时别的书没有，这方面的书倒是不少）啃，还不时比比划划地在自己身上找穴位试针，体会针感。

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一天一位社员来找权冰，说他老娘牙疼，请“老权”去看看。权冰让他先回去，自己马上就到。那社员前脚走了，权冰马上找出针灸教材来，找要紧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才念念有词（大概还在背扎针要领）地出发。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权冰回来了，问他疗效如何，他说不错。

第二天，那位社员说有效，权冰非常高兴。没几天，好多社员都知道了权冰会针灸治病，于是陆陆续续的有人来找他（看来这第一次的疗效真的不错），他是一律热情服务，不过扎针前总得先翻翻书。正巧这时我因过度劳累后又烟酒过度，患上了咽炎，嗓子里喉咙下面老是好像有一根鸡毛，痒得难过，咳嗽咳得连晚上睡觉也不得安宁，于是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让权冰给我“扎估扎估（当地方言，治病的意思）”。权冰照例先翻书，看要扎哪几个穴位。记得一个穴位在左右手虎口里边一点的地方（好像叫“合谷”），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扎下去，从手心下穿过几乎横贯手掌，倒也没什么感觉。最要命的是喉头结下面二寸多，两根肩岬骨之间的三角区中间，正对着气管的一个穴位，扎下去一根一寸多长的针。开始还好，过了几分钟，就觉得气管上下一抽一抽的动，我害怕了，担心这根银针会断在里面，可是又不敢出气说话，只好在脸上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两只手示意“赶快拔针！”权冰见状赶紧把针拔出来，我的抽搐也停止了。这次治疗也就到此为止。大概是功底太浅，过了两、三个月，就再没什么人来找权冰治病了。

多少年后，想起这次扎针，真的后怕，万一出点差错，或是深了或是偏了，轻了落下个终身缺陷或是残疾，重了小命归西呜乎哀哉。文革后，权冰考上中医学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医。此是后话。

 

土法疗伤

有一年开春队里全体男劳力干“攒（cuan）树”。所谓“攒树”就是给树修枝，把树上多余的枝条砍掉，让树生长得更直更粗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干活数量多速度快质量好省力气，大家把自己的小斧子磨得非常锋利，有的人还弄了块巴掌大小的“袖珍”磨刀石带在身边，趁休息时再磨磨。我们知青干了一年多农活，也深得其中奥妙，非常注意自己的农具。我的一把小斧子也磨得飞快，虽然到不了“吹毛过”的水平，切菜、割肉、削铅笔还是轻而易举。这一天大家在一片老树林里干，林里的树有十几、二十几米高，树干有大腿粗细，要干活必须爬到树上去。

分给我的一棵树，树干上毛毛剌剌地长了好些筷子粗细的小枝条。我一面像剃胡子似的削这些小枝条，一面一步步地往上爬。爬到离地大约三米高时，一个不留神一斧子砍到自己左手中指指尖上。到底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锻炼，虽说是十指连心，我还算镇静，没有从树上一个倒栽葱掉下来。

我先把斧子扔到离树较远的地方（以防跳下落地时伤了自己），再纵身跳下树。附近干活的几个社员听到我的喊叫声，马上跳下树围了过来。

中年社员叶富稍稍看看我的伤情，毫不迟疑地从自己棉衣下摆里扯出一团棉花，用火柴点燃，待棉花烧成灰后把灰按在我还在冒血的手指上，然后从棉衣上扯下半寸来宽的一条布条，把伤处包扎好。看看血止住了，他们才让我去找医生。

找到医生，为我重新清洗了伤口，撒了点消炎粉，包包好就算完事。这一斧是从中指指甲下面一毫米处斜着切下去，刚好擦着骨头但是没有伤着骨头，中指手指肚差一点儿被切下来。

过了十天，伤就完全长好了。现在中指上只留下不易觉察的细细的一条疤痕，不疼不痒，阴天下雨也毫无感觉。看来叶富采取的应急措施虽然原始而简陋，但却相当有效，既很快地止了血，又有效地防止了伤口感染。

这次受伤几乎没花什么医药费，唯一的经济损失是少挣了十个工日，估计有十二、三元钱，令我心疼了好些日子。

 

看电影

我们公社有七个大队，几万人口，在全县是个中等大小的公社，可是没有一座正规或半正规的影剧院。听说临近的大榆树公社所在地大榆树镇过去有座简易影剧院，文革开始后就不知派什么用场了。

没有剧院，一切文艺演出，放电影都是在露天。在农村，什么地方放电影或是县剧团来演戏，一二十里外都会知道。有一年夏天，县电影队到农村巡回放映电影，带了两部片子，片名记不住了。我们听到消息，兴奋异常，就跑去看。明明知道电影队最后肯定会转到自己队里来的，可是心里像是有只小猫在抓，怎么也等不及，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欲望和感觉。当电影队转到十二里外的一个村子时，一下工就跑去看。东北夏天天黑得晚，总得八点多钟才可以放电影，一放就是两部，看完了再跑十二里路回村，到家已经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一早四、五点钟起来上早工，晚上再跑到另一个村子去看。虽然总是那么两个片子，可是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这样连续跑了几天，好不容易转到离我们队一、二里的一个村子，我照例赶去看。毕竟几天睡眠不足，白天又要干重体力活，一个电影才放了一小半，眼皮就一个劲儿地往一块儿粘，头也昏昏沉沉的，银幕上演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几次强打起精神来硬撑着想继续看下去，可是过不了几分钟又是昏昏欲睡。实在挺不住了，只好打道回府。走着走着，只见前面一个又高又壮的黑大个子摇摇晃晃地向我迎面走来，吓得我打了个冷战。这一吓，脑子清醒了，定睛一看，哪里有什么黑大个子，原来是电影发电机的灯光把我的影子照在迎面的一堵墙上。我一边走路一边打磕睡，迷迷糊糊地离开大路，朝一堵墙走去，如果不是被自己的影子吓醒，保不准要一头撞到墙上。第二天，电影队终于转到了我们队，但是我们几个知青谁也没有精神再去看了，一个个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激烈火爆的枪炮声和观众的热烈喝彩声中，呼呼大睡。后来，回想起这场电影没看成，还是后悔不已。

七一年，我到公路上当民工，驻地就在县城边上，上县城的机会多了，几乎天天晚上到县城里转。其实也没什么好去处，统共只有一横一竖成十字形的两条柏油马路像点样，商店只有三、四家。文化场所只有一家县剧团，一家电影院，还是经常没有活动，既没有电影也没有戏剧。

为了普及样板戏，样板戏被拍成电影，慢慢地传到了开鲁县。记得是《红色娘子军》。其实六七年时，在人称“老莫”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我还真的看过一回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原汁原味的正宗货，中国芭蕾舞剧团，白淑湘主演。不过在这文化的沙漠里渴了二年多，要看的欲望仍然很强烈。电影公开放映时，观众非常踊跃，抢着买票。我和修路的民工们一起去买票。说到买票，我们有很多优势。首先，民工们个个年轻力壮且精力过剩；第二，我们当时修的是渣油路，每天和类似沥青但比沥青粘得多的渣油打交道，身上的脏样可想而知。为了排除干扰，民工们故意穿上油渍麻花的工作服往买票的人群里挤，一边挤一边学着饭馆跑堂的腔调叫：“靠边蹭油了您呐！”县城地方虽小，城里人毕竟比乡下人爱干净，又是难得的去一次公共场合，谁不挑一身最好的衣服穿上。见我们这些“油黑子”来了，心里虽然腻味厌恶，为了衣服，只好乖乖地让开一条路，于是我们在公映的第二天（第一天全是招待票）就顺利地买到了票。

芭蕾舞是哑剧的发展，靠动作表现剧情，原产于外国。引进中国后，也仅限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剧场演出，普及程度远远比不上一些省级的地方剧种。县电影院怕中国老百姓看不懂这引进的剧种，就在放电影时，利用放映机的扩音器，同步解释剧情。

解说词也不是他们自己编的，完全照本宣科。本，是当时公开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可惜解说人的欣赏水平和理解能力实在有限，照着书念，还常常念错。倒不是念了错字、白字，而是把解说词和剧情张冠李戴。比如“序幕”一场有一段，洪常青唤醒遭打昏迷的吴青华，伸出手做出询问的样子，问她家在哪里，吴青华痛苦地拼命摇头，表示“我没有家！”解说员也许是过于紧张，灯光又暗，竟然念到下面一段去了“洪常青指引吴青华去参加红军。”话音刚落，正巧是吴青华作大幅度的摇头动作，似乎是说：“我不去！我不去！”正应了中国一句俏皮话“猴吃麻花——满拧”。幸好小地方民风淳朴，又是第一次看芭蕾舞，观众们对芭蕾舞的新奇感，超过了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革命警惕性，全场上千人没人提出“革命抗议”，电影一直顺利地演下去。

《红》剧的舞蹈是美的，舞美是美的，音乐也是美的。在听了几年杀声震天的“革命”音乐，看了几年伸胳膊踢腿的“革命”舞蹈后，欣赏到这样的舞剧，无疑像在荒漠中遇到一眼甘泉。尽管被人为地加进了这些不伦不类的解说，仍然觉得是一种真正的美的艺术享受。

第二天，民工聚在一起议论。人们感兴趣的是女演员掂起脚尖跳舞，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说一句话。个别人还说出了“这些女兵怎么穿裤衩子（即短裤）？”的问题。开鲁县地处东北地区，海拔二百多米，夏天再热也热得有限，男人都不穿短裤，更何况女人。

电影是农民了解外界的唯一窗口，但他们对电影反映的内容半信半疑。我们队有个青年叫叶丛，因为父亲是地主，所以平时不太爱说话，说话有点儿结巴。小伙子长得不错，人也老实，干活扎扎实实，从不偷奸耍滑头。有一次干活休息，一群青年社员和知青围在一起聊天，内容是城市里的各种情况，叶丛坐在一边静静听。当我们谈到坐火车从北京来到此地时，他忍不住了，突然问：“老任，你说火车真的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大吗？”

 

民兵

69年深秋的一天，大队民兵张营长接到公社武装部的紧急通知：全体民兵参加当晚的一次战备行动。

下午四、五点钟，全体民兵准时集合。在张营长的率领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时，张营长才向大家交待任务：一名在押罪犯越狱逃窜，我们目前站立的地方是他可能的逃窜方向；罪犯随身携带的凶器有手枪一支，几颗子弹，还有一把“电刀”。据张营长解释，这“电刀”不用扎不用捅，只要往你身上一挨，你就立马完蛋。

张营长这么一解释，平白地给大家增添了不少的恐怖：对那支手枪的惧怕还有限，即使是被他打上一枪，死了也是有声有色（血）、轰轰烈烈。怕就怕那把“电刀”，无声无色地就是当了烈士也不太光彩。我倒是不怎么怕这“电刀”，因为我知道肯定是张营长把“电工刀”听错了，况且电工刀只有单刃没有尖，只能割、切、削，不能捅、扎，其威力远远低于一尖两刃的匕首。其他的人，特别是众乡亲们，可是被这“电刀”吓得不轻。

我们这地方离国境线还有几百里地，民兵也是徒有虚名，平时几乎没什么训练，战备叫得这么紧，我们连根枪毛也没摸过。全大队一百多民兵，把营长算在内，只有两、三个真正扛过枪打过仗的复转军人，还是五十年代初的，一晃十多年，大概也忘得差不多了；其余的人，除了我们知青参观军营和军事博物馆时见过一些武器，多少有点武器常识，其他人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按照营长的命令，我们从东向西拉成一条线布下了岗，每个岗一人，岗与岗间距十米左右，要求坚守岗位，不得走动，不得有声响，不许吸烟。由于没有讲要求什么姿势，所以也没采取什么蹲姿、跪姿、卧姿，大部分人就是那么直挺挺地站着。等到我们把防线布置就绪，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半流沙岗子，周围光秃秃的，几乎什么也没长，我们就像篱笆桩似的排在沙岗上。天越来越黑，似乎有许多云，没有月亮，只有稀稀拉拉的几颗星星。慢慢地起了风，风虽不大，但是在这黑呼呼光秃秃的地方，有股子阴风的感觉。就这么过了两、三个，也许是三、四个小时，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左右相邻的几个岗哨三个两个地往一堆凑，聚到一块还嘁嘁碴碴地说话：“真害怕！……”“吓死我了！……”“什么时候才完呀？……”有的人堆里还一闪一闪的亮起了火星——肯定是哪一位青年烟民的瘾头又上来了。

忽然听得一声令下：“全体集合！”大家早等着这一声呢，忙不迭地都聚集到一起。然后又被带到一个地方，只见那里已经集合了很多人，大概是其他大队的民兵吧。等人都到齐了，公社武装部长走到队前，气势汹汹声嘶力竭地训起话来，大意是：一个人已经走近了我们公社的防线，不知是哪个大队的一名“不爱红装”（指女民兵，源于毛泽东颂女民兵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突然尖声大叫起来，那名险些落网者闻声马上转身逃得无影无踪。罪犯是肯定抓不到了，还守在这里作什么！……随着部长一声令下“解散！”，众人拔起脚一窝蜂似地往回奔。来的时候，大家还能保持队形从从容容地走。这下子根本就没了队形，也不管天黑路狭，以小跑的速度向家的方向狂奔——既然不能“得胜班师”，那就只好“兵败如山倒”了。

很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弄不明白，这次行动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一次煞有介事的演习。说是真的吧，有几处明显的漏洞：第一，没让大家带任何武器，不要说步枪刺刀手榴弹之类的真家伙，哪怕让大家带一件自家常用可以自卫的农具，像镰刀斧子铁锨镐头什么的也可以给人防防身、壮壮胆呀；第二，既然是要围捕逃犯，就应该适当隐蔽，那么直挺挺地像电线杆子似的戳着，傻冒儿才会往你网里钻呢。说是演习吧，公社武装部长的那篇声嘶力竭声色俱厉的训话又太令人心惊胆战，由不得你不信。

一天晚上我们和队里一些青年在生产队队部说笑聊天，正说得热闹，两名女知青神色慌张气喘嘘嘘地闯进来：“信号弹！信号弹！！”正巧民兵排长也在，她俩就向民兵排长如实汇报：发现北边有信号弹飞起。民兵排长马上带上一群人随着她俩跑到村子北边察看敌情。

顺着她俩指的方向望去，果然有几颗小亮点从离地平线不远的地方向上升起，可是它们和电影里看到的信号弹不大一样：第一，飞得不太高，也就是远方的树梢那么高；第二，颜色单一，和天上的星星一般无二，既没有红色的，也没有绿色、紫色、黄色等等，没有哪一部电影里的信号弹是这个颜色；第三，几颗小亮点有起有落，落下去又升起来，升起来又落下去，此起彼伏无休无止。

我们本来是满腔热血，准备和“帝修反”、“潜伏特务分子”拼个你死我活的，见到这么几颗不伦不类不争气不起眼的“信号弹”，都不知该怎么办好了：想到伟大统帅“提高警惕，备战备荒”的最最最高指示（当时正是备战时期，“战备”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所以冠以“最最最高”），谁也不敢说甚至连想也不敢想“它们不是信号弹”。

还是民兵排长斗争经验丰富，当机立断果断安排：“老H、老R，你俩今晚守夜打更，巡逻观察，有情况立即向我报告，其他人回家待命！”所谓“待命”其实就是“睡觉”。我俩遵照排长的命令绕着村子东南西北转了好几圈，一直转到东方发白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而那几颗“信号弹”，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地依然故我地跳着，让人越看越失望。

多少年后，我读了一些科普读物，才知道那天看到的“信号弹”实际上就是天上的星星。大气底层的空气由于受地表面温度的影响，上下波动比较激烈，当人们的视线穿过厚厚的大气底层去观察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星光受到这层空气的扰动，在人们的眼睛里一向安安稳稳的星星就会一上一下地跳起舞来。这简单的自然现象在经常观察天象（判断方向，时间）的农民眼里是太司空见惯了，民兵排长为了不给知青的满腔热情泼冷水，才没有当面捅破这层窗户纸，并且安排两名知青巡夜，大概是给我们一个好好看看、冷静想想的机会吧。

 

吃瓜

文革中有一段语录被人们引用得最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初时，人们大多把这段语录用于和自然界的艰难困苦作斗争时鼓舞斗志。后来延伸到派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斗中，被这段话激励起来的斗志加剧了人们无谓的伤亡牺牲和国家财产的损失破坏。农民是天生的乐天派，他们和这段语录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下定决心——去偷瓜（注解：要偷东西当然得下死决心），不怕牺牲——往里爬（拿出不怕死的劲头来），排除万难——挑大的（黑灯瞎火的要找大瓜，还得防备看瓜人，确实万分困难），去争取胜利——别挨抓（被抓住了还叫什么胜利呀）！”

六九年秋天雨水特别多，一些沟渠和低洼地都积上了水。于是，蚊子们有了繁殖发展的大好天地。蚊子多得大白天也出来活动，并且是一种花脚蚊子，腿上一段黑一段白，就跟铁岔道口的栏杆似的。农民们下地干活，为了防蚊咬，只好把全身尽可能地全包起来，长袖子长裤管不说，还得把袖口裤脚用绳扎起来。不分男女，不管好看难看，全用一块布把头包起来。有的女知青用那种透明的薄纱巾把头全包住，满想着又可以防蚊子又好看，没想到纱巾太薄，蚊子的长嘴扎透纱巾照叮不误。只有脸最倒霉，没什么办法好包（戴口罩呼吸困难，没法干活），只好豁出去让蚊子咬去。一天休息，有人告诉我说旁边一片荒地里有些野生西瓜，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好瓜，我就和他一起进去了。找了找，没一会儿就找到一个相当甜的瓜，这下我可来劲了，也顾不得成群的蚊子向我轮番攻击，低着头只管找瓜挑瓜，蚊子实在太猖狂了就用手赶赶。工夫不负有心人，休息结束时，我找到了三个瓜。问题跟着也来了，我没带任何袋子可以用来装瓜，这三个人头大小的瓜只好用两只手抱着。手被瓜占住了，就没法对猖狂进攻的蚊子实行自卫反击，可是让我放弃来之不易的瓜又有点于心不甘。等我满载胜利果实走出战场时，遇到一位社员，他满脸惊奇的辨认了一会儿说：“是你呀老任，怎么一会儿不见你就长胖了？”再仔细一看，原来脸上布满了蚊子咬的包。

 

喝酒

人喝醉酒后表现千奇百怪，我们见过一些，还听说的一些。有的人醉酒后闷头大睡，这是最文明的。有的人喝多了酒话特别多，陈芝麻烂谷子或是平时不敢说不便说的话借着酒劲全说出来，正应了俗话说的“酒后吐真言”、“酒壮怂人胆”。还有的喝醉了打人，有的是打自己，抽自己的嘴巴。有的是打别人，大多是打自己老婆，拳脚相交，厉害的还动家伙，镰刀锄头，抄到手里就乱抡乱砍一气。

一年秋天，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喝醉了，我们去看，他自己把全身的衣服脱得只剩一件内衣，满村子到处乱跑。有人想把他拉回家，无奈他身强力壮，再加上酒劲，几乎是力大无比，没人能拉的动他，也没人敢靠近他身边。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村里一些低洼处积了水。他跑了一阵口渴了，就趴在一个水洼边大口大口地喝水。见他这个样子，老父亲急的摇头叹气，怀孕的老婆只能躲在婆婆屋里自己偷着哭。又跑了一阵，不知怎么他想起回家，跌跌撞撞地往家了走来，望风的人回来报信，一家人和来帮忙的吓得躲进屋里，支起耳朵听院里的动静。一会儿，听见他进了院，接着又进了他自己的屋，就再也没有声音。大家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外间屋门外，透过窗子向里看，没人。又往他里间屋看，还是不见人影。怪了，明明听见他进了屋，怎么会没了呢。又等了大概半小时，还是没一点动静，老父亲决定，进屋查看。几个小伙子推开他家外屋的门，又去推他里屋的门，怎么也推不开。大家只好打开他里屋的窗子，三个小伙子从窗子爬进去，为防万一，还带上一根短木棍。慢慢地走到炕边，才看见他就躺在炕下呼呼大睡。原来他进了里屋后，顺手把里屋门关上，接着一头栽倒在门前，就睡着了。可巧一只脚把里屋门顶住，所以从外面推不开门。他家里屋一间屋子半间炕，炕就在窗前门边，他倒下后正好躺在门边炕沿下，怪不得我们从窗外看不见他。这时的他可以用“烂醉如泥”形容，任人摆布。所幸有惊无险，他本人和旁人都没受伤，只是把大家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子气得半死。

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男知青不久也学着喝上几盅，不过不像酒鬼似的天天喝顿顿喝，只是偶尔为之。有一次，给我们作过饭的魏三大爷的儿子结婚，请我们去喝喜酒。那时我们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魏三大爷亲自找上门来，情面难却，只好赴席。农村吃席习惯“流水席”，一桌人吃完了，换一桌人添上菜继续吃。我入席时正好碰上和大队贫协主席一桌。我因为经常上大队搞些宣传之类的工作，对他有些了解，对他光动嘴不动手的作风看不惯，心里有些看不起他。过去听说他很能喝，许多人曾败在他手下，今天我不知怎么冒出一个怪念头，忽然想在酒席上和他比个高低。

寒喧了几句后，我主动挑战：“尹主席，今天咱俩看谁喝的多。”老尹欣然应战。东北人喝酒讲究猜拳赌酒，猜拳本事差的往往一开战就输，输了罚喝酒，几盅酒下肚头昏眼花手指不听使唤，输得更多，喝得也更多，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烂醉如泥。我知道老尹精于此道，索性把丑话说在前面：“猜拳我猜不过你，今天咱俩不猜拳，你一盅我一盅，一对一的干，谁也不许偷奸耍滑头。”同桌的几位齐声叫好帮腔，老尹只好答应我的条件。

农村不喝品牌瓶装酒，一般是一元钱一斤的散装酒。第一口下去，感觉热烘烘火辣辣的，几盅下肚，就不怎么觉得辣了。喝到后来，一盅酒倒进嘴里，反而觉得有些甜了。开始时，一盅酒要分两三口，到后来，是一口一盅。最后，老尹举手投降公开认输。虽说是赢了，我也够呛，一路脚下拌蒜东倒西歪地走回了家，几个胆小的女生见我这样子，赶紧远远躲开。这一夜，可是真够难受的，也不知吐了几回，心里胃里好像有火在烧，再加上头疼，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还觉得两条腿发软。几天后才完全缓过劲来。

有一次，队里放马的人捡着一匹马，大伙看了，说是蒙古族人的，就把那马和自己队的马圈在一起，等马主人来找。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两三天，一个穿蒙古袍骑马的人找到我们队。我也去看热闹，只见那人的马上带了好几大瓶的白酒。听社员们说，蒙族人特别好喝酒，只要喝酒到了位，什么事都好商量。蒙族牧民每年秋天要打很多草，准备牲畜过冬时吃。打草的活一般是请汉族农民干，结算办法是划一块草地，事先讲好多少钱。汉人们摸准了蒙族人的脾气，谈判前先请蒙族人喝酒。喝到八九成时（但是不能喝到十分，醉到连步也迈不开时，什么事也谈不成），再到外面划地块。

69年，因“战备”的需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那年冬天，吉林省从哲里木盟调走了大量白酒。内蒙人向来爱喝白酒，冬天还习惯将酒烫热了喝。为了填补白酒的空白，吉林省向哲盟调进了大批啤酒。那时候啤酒可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特别是北方农牧民听也没听过。他们以为啤酒和白酒差不多，喝酒时也用小酒盅盛酒，喝之前先用热水把酒烫热。孰不知这么一烫，就把最能体现啤酒风味的气和味全都烫飞了，剩下的除了被他们称为“马尿味”的一股异味外，就只有淡水一盅了。喝完酒，他们唯一的感慨是“这酒没劲！”啤酒虽没劲，但也有好处，这年过年酗酒闹事撒酒疯的人大大减少。

我们恰好这年回家探亲，我特地从湖南邵阳带了两瓶“邵阳大曲”回乡。曲酒虽说比白酒酒劲小点，但也有五十几度，比啤酒可是强得多了，况且还有一股曲酒所特有的香气，在当前那种形势下，其魅力可想而知。我那时也够单纯的，居然没想到拿这“稀世珍酒”去孝敬当权者，只想到：与其大家喝每人只喝一点点，不如人少点喝个痛快。于是我和一同回队的H两个人独享了这两瓶酒。这天夜深人静时，把来知青户玩的社员都送走后，我俩把门关好。想把窗户遮挡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布，只好用根绳子把一块黑布吊在半空中，遮住射向窗外的灯光，我俩就躲在这块黑布后面喝起来。下酒菜也是现成的，各人都从自家带来不少“好吃的”，本来离家时家人一再叮嘱这些东西要“备战备荒”、准备打“持久战”的，今天为了对得起这瓶酒，也顾不得那许多以后的事了。

 

吃肉

我们刚到村的几天，还能天天有肉吃，只是菜里的肉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觉得肉的味也有点不对劲儿。男生们粗心，没怎么在意，细心的女生们可看出问题了。一天，和我一起插队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哥，你知道吗，给咱们吃的肉已经坏了，她们（指某女知青）看见大爷从那块肉上挑蛆。”第二天，我从挂那块肉的地方路过时，用眼角瞟了一眼，果然有些白白的小东西在那块肉上蠕动。后来才知道，这块肉是因为我们要来才特意买的。大约一个星期，这块肉吃完，我们就彻底没得肉吃了。直到第二个月，我们进县城拉粮食，才买了几斤肉解解谗。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按上级规定生产队给知青户安排了一名大师傅做饭，大师傅的工分由队里给。我们队的大师傅人很老实，不像有些队的大师傅把知青的粮食往自家拿。我们也很尊重他，口口声声喊他“魏大爷”。有些队的知青与大师傅关系紧张，就辞了大师傅自己做饭，还可以拿到大师傅的那一份工分。我们看魏大爷年纪大了，到队里干活确实很吃力，就让他干满了一年整。到满了整一年这一天，我们说：“大爷，您辛苦一年了，今天我们作顿饭，让您也尝尝我们的手艺。”魏大爷兴致勃勃地在旁边看我们准备菜，切肉片、肉丝、肉丁、肉末。看着看着大爷不明白了：“吃肉就吃肉呗，干嘛还费那么大劲，一点点儿肉还整得那么精细！”一边说一边摇头，表示很不理解。等到端上桌吃到嘴里，魏大爷彻底服了：“嘿，味道还真不赖！”

当地人吃肉可没有我们这么讲究，比较粗放。他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吃一次肉就要吃个痛快过瘾。一般是秋后春节前，劳碌了一年，该干的活计都干的差不多了；养了一年的猪也长的差不多了，天气越来越冷，那猪再养下去可是光吃食不长膘，闹不好还往下掉膘，亏本的买卖不能作，此时不杀，更待何时。于是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磨刀霍霍向肥猪”。农民们评价一头猪的好坏，全看肥不肥，具体地说就是看肥膘有多厚。衡量的尺度是几指膘，也就是相当于几根手指并排的宽度。到了杀猪的季节，互相之间就要夸耀较量谁家猪养得好养的肥。如果谁说自家的猪只有三指膘，别人会向他斜着眼撇撇嘴，表示轻蔑。如果是四指膘，定会引来他人的羡慕。最牛气的是伸出五指并拢的手掌：“我家的杀了五指膘！”那付神气活像刚刚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凯旋归来。要知道，农民们终年劳作，手指粗壮手掌宽厚，伸出巴掌来像把小蒲扇。猪长了这么厚的肥膘，城里人见了恐怕得吓个跟头。

七〇年底到七一年初的这个冬天，组里的大部分同学没在队里，有的回家过年，有的回家养病。只剩我一个人守着五大间空房。我所以没有回家过年，倒不是思想怎么好，主要还是从经济上考虑：妹妹生肝炎少挣了许多工分（也不怕现在的小青年笑话，那时的我们个个都变成了“工分脑壳”，事事时时从工分出发考虑问题），回家路费、治病、营养（肝炎可是富贵病，光吃药营养跟不上也好不利索）都要用钱；我家在湖南邵阳，路程比北京远两倍多，我若回家又要多花不少冤枉钱送给铁路局；我留在队里，多少还能挣它几十个工，到秋后又是几十块钱，一进一出，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来去。这年开春时我们买了两只小猪崽儿，养到秋收完大小正好，我们就把它们杀了。猪肉我们自己吃了一部分，卖了一些，剩下一些给留在队里的同学过年吃。过完年，猪肉也吃得差不多没了，只剩下零零碎碎的一些猪皮。为了“物尽其用”，我把这些猪皮切成指甲盖大小，放到锅里和黄豆一起用小火煮，一直到把猪皮煮烂，再加上盐和能搞到的作料——葱、姜、蒜、酱之类的东西。最后把这一大锅猪皮黄豆汤盛到一个瓦盆里，在灶间里一冻，就成了一盆猪皮冻。要吃的时候，到盆里挖出来一块，切成片就可以了。在那些整天与高梁米酸白菜为伴的日子里，虽比不上山珍海味，也算得上美味佳肴。自己吃得高兴了，还拿出来卖弄，打上一斤酒，邀上两位要好的青年社员，然后端出来一盘切得方方正正摆得整整齐齐的肉皮冻来请大家品尝。二位吃了几片竟然品不出是什么东西，一个劲儿地向我求教烹饪方法。为了脸面增光，我吹牛说是“祖传秘方，恕不外传（请老祖宗在天之灵见谅）！”

刚到队里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造好，我们都借住在社员家里。一天晚上，房东大爷神神秘秘地对我们说：“昨天我们家一点猪肉让狗叼了，今天我下了铗子打狗。铗着狗的时候一块起来打狗。”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房东大爷从梦中叫醒：“铗着了，快抄家伙打！”我们穿上衣服，每人抓上一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农具冲到院子里，不知谁还没忘拿了一个手电筒。到院里一看，果然一只大狗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用手电一照，两只蓝汪汪绿荧荧的眼睛像两只小灯泡。见有人出来，那狗狂吠着一窜一窜地似乎要扑上来咬人，无奈被铗子夹住脚，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见到狗这副架势，我们四个不由自主地紧紧靠在一起，嘴里还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手里的家伙举得老高，落下去却是软弱无力。

那狗受到攻击，跳得更高、叫得更凶，如果不是房东父子参战，凭我们四个，这只馋嘴的倒霉狗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一命归西。打完狗，房东大爷说：“你们歇着去吧，等狗收拾好了叫你们起来吃狗肉。”这些天在队里干活，我们累得疲惫不堪，一门心思只想睡觉。又是不知什么时候，房东大爷再次叫醒我们吃狗肉，我的睡意正浓，但是盛情难却，胡乱吃了几口狗肉，爬上炕倒头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出工，房东大爷用大号饭盒装了满满一盒狗肉，让我们带给女生们品尝。三十年后插队同学聚会，众女士们仍然不忘那次狗肉的美味。我对那次狗肉的味道毫无印象，倒是“痛打落水狗”的场面和狗的两只闪亮的眼睛印象极其深刻。

 

缺粮

那时农民们总是喊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呢？我们开始时也感到奇怪，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宣传教育都说“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多少有了一些感性认识。那时候虽说是口口声声地批判、反对一个“包”字，可是一个生产队每年上缴、出售给国家的粮食却是定得死死的，并且是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如果完不成，就扣减当年的社员口粮指标。

社员口粮指标一年四百斤，还是原粮，加工后只有三百六七十斤。即使是完成了任务，余粮也不能随便自己留下作口粮，更不用说自由上市，还是得卖给国家，然后按超额完成的数量提成百分之多少作为口粮。说来说去还不是个变相的“包”字，“物质刺激”，说句难听的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上缴征购粮的指标或是定额就成了社员们吃粮多少的关键，一般是以连续三年的平均产量为准。正巧，核定指标的这三年是当地收成最好的三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年成。

后来，文革来了，一切都砸烂了，唯有这个上缴粮食指标纹丝不动丝毫不变。管生产的干部没了权威，干活的社员没了干劲，粮食产量总是在那个水平上波动、徘徊。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增长，人口却逐年上升（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是常事），人均口粮只得逐年下降。

下乡一年多，我们知青的干活速度可以一般社员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的体力和技术提高不少；二是社员给集体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得混且混；三是肚里没食身上无力。一般社员家里到开春种地时就陆续断粮，到夏锄时基本上都没粮了。没的吃，只能向队里借，队里每天借八九两，不下地干活的小孩和老人还要少些。这点粮食只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是根本不可能。有些社员发牢骚：“过去给地主老财耪地干活还给管饱呢。”这话要是在城里说，准得批你是“散布‘今不如夕’的反动言论”，戴上一顶右派坏分子的帽子。敢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成分差的，大多数是正经八百祖传几代绝对正宗的贫下中农，他们说：“怕啥，三百六十行，咱农民是最后一行了，还能让咱去干啥。”细分析一下，给雇工吃饱饭也是地主老财们为了抢农时想出的办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财主们这笔帐算得门儿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大批特批“经济主义”，流行的一句口号叫“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最后发展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却填不饱农民的肚子。这口号那“主义”，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

一年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几个知青到魏三大爷家串门，闲谈中说到吃粮，魏三大爷指着墙角边的几个口袋说：“这就是我家今年的口粮了。”可怜，每个口袋里最多不过十几斤粮。大爷家除老两口外，还有一个二十上下的儿子，和正在上学的一儿一女，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这点粮不用一个月就得吃光。

 

一次流产的“造反”

我们下乡那年十月底十一月初，队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运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下一步就该脱粒了。不同的庄稼，脱粒的工序不一样。以谷子为例：谷子是谷穗和秸杆一起割下来，打成捆运回场院，然后用镰刀把谷穗从秸杆上削下来，叫“梢谷子”。

往年梢谷子都是采取定额管理、计件工分的办法。我们从报纸、广播、大字报中知道“修正主义者”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一听说这个办法，不正有个“包”字吗，于是就在一帮青年社员中煽动起来，说这是“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批判、要抵制、要造反……社员们一下子分成了“赞成”（主要是青年社员）和“反对”（中老年）界线分明的两大阵营，争论得十分激烈，生产当然全部停了下来。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天气一天天地冷下来，已经下了一场小雨加雪，时间不等人。农民不象城里人停产闹革命照样有工资拿有饭吃，再这样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全队人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真的就要“北风那个吹”了。如果不实行计件，社员积极性不高，干活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产队邵队长当晚亲自找到知青住处，与我们四个男生（可能是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支配）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既不叫包工，也不叫计件，先派人把每个人干的工作量记录下来，具体怎么算工分，等完事后再讨论决定。邵队长特意安排男两名知青作登记工作。

我们几个一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二是本来在学校里也不是什么翻江倒海的“造反”人物，都是温和派，见邵队长亲自出马，态度也很诚恳，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办法立即传达到社员中，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还是老一套，所以社员们的干劲十足。梢谷子的进度很快，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当然，工分还是按计件算了。算下来的结果，女知青们（梢谷子都是妇女干的）得的工分最少。社员们体力强，技术熟练，又有家人（丈夫、老人、小孩）的协助，都挣得不少，有的一天能挣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分的。女知青们体力、技术都不如人，又没人帮忙，一天也就挣个七、八分，还累个贼死，外加从头到脚一身土，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累得连炕也爬不上去，恨得个别女生背后骂我们男生“个个是叛徒”。

这件事后，我们处事就比较实际一些了。农村的事，不是喊几句漂亮空洞的革命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干农活越来越熟练，体力越来越强，我们也成了计件包干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

 

铡草

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全队骡、马、驴、牛等大牲畜共有一二百头，冬、春两季全靠吃谷草（即谷子削去谷穗的秸杆）活命，所以铡草的工作量相当大，几乎要干一冬。

这时，已经不再使用包公铡陈士美的那种老式铡刀，普遍使用一种初级机械化的铡草机。所谓“初级机械化”是因为它的主要动力还是靠人力。铡草时四人一组，两个人当“肉马达”，一左一右站在铡草机两边，用手拼命转动铡草机的一对飞轮，飞轮带着三把铡草刀把草铡成一段段的；第三个人往机器里喂谷草；第四个人清理机器出口铡好的碎草。这种铡草机比老式铡刀效率高，安全，不容易切到手，铡出的草长短均匀。它也可以不用人力，而用一台柴油机通过长轴——皮带轮同时带动四、五台铡草机，由于速度快，全队的草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铡完。六八年冬，队领导怕扣上“三自一包”的帽子，就是用柴油机铡的草。柴油机是大队的，油料费、机械设备的维修折旧费、农机手的人工费等等都要付钱。最后一算帐，如果本队社员自己干，付给社员的工分钱，和花在柴油机的钱上下差不了多少。

过了一两年，大批判的风声不那么紧了，邵队长把这笔账算给全队人听，让大家决定是用柴油机还是用人力，大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人力铡草，当然工分计算方式是“计件制”。七〇年冬我在队里过冬，为了多挣点工分也报名参加了铡草。

铡草这活计看起来简单，但要四个人配合默契，才能干得又快又省力。比如摇飞轮的两个人就得齐心协力，谁也不能偷奸耍滑头。

有个中年社员叶昌，和一个小青年配合摇飞轮。摇了十几圈，小青年说：“叶大叔，您多用点劲好不好！”叶昌嘻皮笑脸地说：“我怎么没用劲，难道你比我多转半圈了？”噎得小青年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最后堵气不和他搭伙了。

喂谷草的也得配合好，否则，喂的多了铡起来很吃力，甚至铡不动而停下来。喂的少了，谷草松松散散，铡草刀吃不上力，铡不断草，出来的草藕断丝连，似断非断，质量不合格扣了工分还得返工。搭组的原则是自由结合，一般是体力强的找体力强的，体力弱的找体力弱的，基本作到上大家不吃亏。由于铡草机和场地有限，不能安排所有的人同时铡草，也为了让大家都有挣工分的机会，规定每个组干十天。时间虽然限死了，工作量却不受限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十天）内多干了，一样可以多挣工分，并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工分和铡草的产量成正比。

我们四个男生，H临时抽调到公社去工作，Q生肝炎回北京治疗休养，W回京探亲。我虽体力不算很强，但平时干活肯卖力气，有十分劲绝不使九分九，按当地说法叫“干活实诚”，于是有两个青年社员来找我搭伙。一个叫叶景德，年龄、体力都和我差不多，平时和我关系不错，麦收时曾和我一起守过三天夜。还有一个叫董玉柱，比我小四、五岁，是当地农业中学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回队参加农业生产，人长得又黑又壮，演戏时总扮演狗腿子、日本兵，就是曾和叶昌配合的那个小青年，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最后拉上一个别的组不愿要的叶强（叶昌的四弟，此人懒虽懒点，但是天生好脾气），凑成一个组。我们的目标是能挣到基本分（冬天天短，每天基本分只有八分）就成。干到最后三天，我们感觉不算太累，还可以多干些，于是干到了十分工。

最后一天，我们拼到了十二分。这十二分真不容易，硬是咬着牙挺下来的，回到家就觉得两条胳膊全麻木了，倒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饭也懒得吃。

 

住旅店

人在旅途中，交通工具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住宿，这关系到能否休息得好。插队三年因公出差在开鲁附近两、三个县旗跑了不少地方，形形色色的旅店、客栈住过不少，现在捡几个比较典型的说说。

一次出差到通辽，得知本队知青H和大队武主任参加一个会议也在通辽，于是找到他们的住处。与会的代表都是些农村干部，于是会议组织者就把他们安排在大车店里住。

这大车店是极具北方农村特色的一种旅店。客房是一间很长的房间，沿长的方向面对面设了两铺土炕，炕与炕之间有大约两米宽的走道。每铺炕可以躺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这样一间屋子可以住三、四十人，俗称“大通铺”。新版的电视剧《林海雪原》中不少镜头就是在这样的大车店里。

我找到武、H的住处时，已是晚饭后休息时间。农民习惯早睡，有的已经钻进了被窝，有的在聊天。我就和武、H一起瞎吹一气。武主任是位“老四野”，当年跟着林彪从辽沈战场南下，一直打到广州，官至营级，后来复原回乡务农。他人很好，很实在，对我们知青很亲热，从不摆什么“老革命”、“老贫农”的架子，知青们也愿意和他接近交往。

我们聊得正热闹，永兴大队的知青YGD从外面回来。此人一向“左”得出奇，爱表现自己，时常作出些“惊人之举”。此刻他一进屋，看见有人已经睡下，十分生气。但是面前的都是贫下中农中的骨干，不象对学校里的老师可以随便发威风。只见这小子眼珠一转，掏出随身带的“红宝书”举在胸前，吊起嗓门叫：“贫下中农同志们，现在，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让我们向毛主席作‘晚汇报’！”农村干部不象学校老师那么听话，对这套形式主义的作法既不习惯也不买账，他们有的反应冷淡，有的把反感和厌恶放在脸上，有的小声嘟囔……弄得YGD很尴尬。武主任看他下不来台，大概怕我们俩脸上挂不住（Y也是八十中的，也在新华公社插队），就站出来替他打圆场：“同志们，我们应该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大家看有人帮他说话，就没人再坚持反对了。坐在炕沿的跳下地，坐在炕里的就站立在炕上。几位已经钻进被窝的可为难了，东北人习惯一丝不挂地光身子睡觉，出门在外也是习惯不改，现在要“晚汇报”可怎么办呢？不“汇报”吧，是对伟大领袖不忠，“汇报”吧，现穿衣服一时来不及……他们几位还在犹豫不决，刚刚摆脱困境的YGD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晚汇报”的隆重仪式：“让我们敬祝伟大领袖……！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被窝里的几位“情急生”不出“智”来，迫于形势只好慌慌张张地爬出被窝，挺身立正跟着众人一起挥手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至于他们的“仪容”对被祝福的人是否恭敬，只好去问Y某人了。

有一次，也是到通辽，住进一家“准大车店”，就是大车店稍加改造的旅店。大通铺按照每四人一格用木板隔开，因为仅仅是把炕隔开，两铺对面炕之间的通道还是公共的，人走来走去，躺在炕上的人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如此，有了这隔板，毕竟感觉安静舒适多了。大车店的规矩，店方收住店人的宿费，只提供睡觉的地方，不提供被褥（因为车老板们都是自带行李），要用被褥得另外交被褥租用费。那天有两位广东人住进店来，看见这半开放式的卧室就使劲摇头，苦于旅店难找只得勉强住下。听说用被褥还得交费十分不理解，和店里服务员吵了一架。等领到被褥打开一看，又嫌太脏怀疑有虱子臭虫要求退被褥。这次吵得更利害了，店方坚持不肯退被褥租用费，其他旅客也帮着店方嘲笑广东人。最后广东人大败，被褥没退成，又嫌脏不敢盖，只得气呼呼地和衣而卧，直挺挺地过了一夜。

当时我和同去的社员还在一边笑话广东人要求太苛刻，一点苦也吃不得。谁知我们后来的遭遇比他俩还惨。我俩到了一个相当穷的大队，当晚就在大队部过夜。队里负责接待的人抱出两副铺盖来给我俩用。这铺盖也许从做好以后就没拆洗过，被里脏得根本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被子也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潮呼呼的似乎能拧出水来。轻轻一抖，一股又湿又霉的气味扑鼻而来。睡的时候，只把大衣和棉衣棉裤脱下，穿着里面的毛衣裤钻进被子。那股子霉气味熏得人实在难以入睡，只好把被子往下拉到腰部，用自己的大衣盖住上半身，勉勉强强地睡了一夜。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大队，条件更差，大队部没有住的地方，介绍我俩去一家大车店。这家大车店是村里办的，非常简陋，除了一间房子两铺炕，几乎什么也没有，就连铺在炕上的炕席也是破的，露出泥抹的炕皮。由于没有铺盖，我们俩只好捡两块砖头当枕头，裹紧大衣，蜷起身子，当了一夜“团长”。所幸炕还是热的，帮我俩熬过了漫漫寒夜。

 

住

按规定，国家有一笔建房费拨到队里，用作给知青建房。过去公社医院在二队有一个医疗点，有三间房。文革开始形势一乱，这个点就撤了，留下空房。生产队征得上级同意，就以这三间房为基础，加建两间，作为我们的住房。因为老房子是公用房，比一般民房高、大。加建的两间也必须与老房相同规格，所以我们组的房子比其他知青的房子又大又高。

房子造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不管怎么说，下乡两个多月一直借住在老乡家，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有“女士优先”这句话，我们男生还是让女生住了西边两间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干燥，冬天暖和一些。女生分住西边两间房，男生住最东边的一间。谁知好景不长，住进去没几天，连下了几天大雨。一天夜里房子漏了。开始还好，漏的地方不在炕的上空，不影响睡觉，我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后来炕沿放枕头的地方也漏了，我们就把枕头往炕里缩一缩，继续睡。再后来脚下位置也漏了，就把脚收起来蜷缩着身子睡。就这样“敌（就是雨）进我退”，“步步为营”地撤退，到最后可以睡觉的地盘被漏雨蚕食得无法再睡下去了。我们只好卷起铺盖，坐在铺盖卷上聊天、唱歌。想到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如今受此磨难，真有点悲壮的感觉，于是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先是小声哼，后来就扯着喉咙唱：“起来（睡觉的地方没了，能不起来吗），饥寒交迫（后半夜了，确实又冷又饿）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了一遍又一遍，W还站到窗台上，对着窗外开玩笑似地大喊：“乡亲们，老少爷们儿，我们的房子漏了，救救我们吧！……”。我们的房子在村子的最北边，北方农村住房为保暖北墙不开窗户，所以村里人没人听见。就连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的女士们也毫不知晓。

雨势并不因为听了我们的歌声和呼喊而有丝毫减弱，反而步步紧逼，最后整间房子漏得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我们四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统统搬到中间的灶间（因为是老房子没漏雨）。坐在灶台上眼巴巴地等天亮，这次既不说也不唱了，因为享受“优先”待遇的女士们就在隔壁。实在闲得难受，就找出一副象棋，摆在灶台上，两个对阵，两个观战。直到有个女生起来做饭，才发现这四个狼狈不堪的“难民”。

天亮后，邵队长听说了，马上来查看。好玄，东山墙已经稍稍有点向外倾斜，与南、北墙结合的地方裂开缝，宽的地方可以伸进拳头。队长马上安排人抢修，总算保住了房子。从这以后，我们的房子一直太太平平。

冬天到了，我们的新房子因为墙壁尚未干透，屋子成了“冰雪屋”。每天早起，北墙墙壁上结了白花花的一层霜，与南边玻璃窗上的冰花遥相呼应。起床后想把尿盆端出去，奇怪怎么端不起来，细一看，尿冻成了冰，捎带着把盛尿的瓦盆也冻在地上。再使劲一拔，瓦盆成了碎瓦片，那盆尿也真对得起我们，完完整整地保持着瓦盆的形状，一点也没洒出来，原来已经彻里彻外地冻透了。

人呆在屋里，要“全副武装”：头带皮帽，还得把护耳放下来；身穿棉大衣，脚登棉鞋。穿得这么多，坐的时间长了，还是冷得受不了得起来活动活动。晚上睡觉，虽然盖了两床棉被，还是冷，就把所有的棉衣棉裤统统压在身上。剩下光秃秃的头露在被子外面，夜里时头只能原地打转，因为枕头面上只有和头接触的一小部分被头焐热了，其它部位还是冰凉的。后来实在冷得吃不消了，只好戴上皮帽子睡觉。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一直不信。我们房子的墙厚三十到五十厘米，是用土夯实建成的，怎么会透风。后来我按社员教我的方法作试验：拿一盏点亮的不带灯罩的油灯靠近北墙，果然原来直立向上的火苗歪向南方。第二年，我们照社员教的法子在四周墙壁上糊上一层废报纸，又吊上顶棚，这一年的冬天屋子里就不那么冷了。

 

厕所

我们刚到生产队时，住房还没有建造，男女生分别借住在两户社员家里。女生住在王会计（其妻就是妇女队长）家，全组人吃饭也在王家。

第一天，王会计就向我们男生介绍当地厕所的习俗（向女生介绍的任务肯定由妇女队长负责了）：庄户人家的厕所每户一座，一般都建在院子外，并且不分男女。进厕所前要先看看厕所门，门关着表示里面没有人；如果门开着说明里面有人。

对于这种习俗，我们想不通，可是初来乍到，也不好意思多问，正好用上林彪的那句名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日子久了，我们也理解了其中的道理。此地的厕所门只有不足一米高，做成栅栏状，厕所装门的目的也是防猪不防人（可见民风淳朴，不怕有人趁妇女上厕所时耍流氓）。当地养猪方式是半牧半圈，就是白天像放牛放羊一样在村外野地里找食吃，晚上才关进圈里，结果把猪惯得性子很野，喜欢到处乱钻。大概平时的伙食太差，没什么滋味，所以对吃粮食的人类排出的大便特别感兴趣。可巧当地的狗也爱吃人屎（古云“狗走千里吃屎”，下乡后我才真正懂了），成了猪的天然“竞争者”。有几次我上厕所，人刚蹲下，这一对“竞争者”就来了，不过还算有礼貌，一猪一狗就堵在厕所门口等。为了抢占有利的起跑位置，猪狗间不时的搞点小动作，你挤挤我，我拱拱你，总想把对方排斥出局。慢慢地小动作变成了大动作，互相动起嘴来，一时间狗吠猪叫“汪、汪、汪……”“哼、哼、哼……”，令人非常恐怖。可是又不能劝架，只好使劲憋气，尽快解决问题逃离现场。

人粪是优质农家肥料（那时几乎不用化肥），让猪吃了岂不可惜。都说“猴精猴精”，没想到猪也精得可以，日子长了，猪不知怎么学会了用它那长嘴把门拱开。人们只好给门装上门闩，可是那猪又学会了用嘴拉门闩，开了门再进去照吃不误，比起它们那位去西天取经功满成佛的老祖宗似乎还聪明几分。都说狗怎么怎么聪明，我可是从来没看见过狗会开门闩的。我们知青的房子建成时，队里同时给建了厕所，并且男女分开。忘了出于什么想法，我们没像老乡们那样给厕所装门，于是我们的厕所成了“众猪周知”的“觅食胜地”，大小猪儿们只要看见哪一个知青向厕所走去，马上屁颠屁颠地跟上去，坐在门前静候佳肴。

队里有规定，各家各户厕所的粪便由队里统一收集，不准用到自留地里去，如果哪户收不到，扣罚工分。这一条规定对我们知青就睁一眼闭一眼，社员们也没人在这事上和我们攀比。

六九年初，我被大队安排到一队搞“清队”工作，住在一户社员家里。这家人的房子建在村外一片荒地上，四周空空旷旷的几百米之内没有人家，连树也没一棵。大概是离村远的缘故，这家人没建厕所。没有厕所，他们自家人倒是没什么，我可就麻烦了，小便还好说，不管怎么着总归可以凑合着解决了。大便可不好凑合，白天时能憋就憋，憋不住了就往村里跑。晚上就往野地跑，离开房子一百多米随便哪儿都行。内蒙的冬天天一黑就是零下二、三十度，要大便就得速战速决，慢一点冻得屁股生疼。

我在这家住了没几天，他家养的猪和狗就知道了我这“拉黑屎”的习惯，晚上只要我一出屋往野地里跑，猪和狗就哼哼哈哈地跟上来了，我蹲下，它们也蹲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猪眼还好，那狗眼像两只小灯泡发出阴森森的绿光，令人不由得头皮发麻寒毛立正。此时它们可没有守在厕所门口时那么斯文，我的一条屎刚刚落地，它们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来拼抢，我只得立即转移阵地。就这样，拉一泡屎得转移五、六个阵地才能结束战斗。

 

演戏

知识青年下农村，从经济利益出发，农民们有看法，有抵触。但从文化角度着想，他们也想听听城里的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特别是队里的一群青年人，盼着我们能给他们枯燥的文化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空气。我们进队没几天，与社员刚刚有一点接触、认识，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希望和我们一起开展业余文化活动。

那时我们刚参加体力劳动没几天，尽管队里照顾，只安排我们干一些轻活儿，我们仍然感到十分累，一休息就想躺下不动。一天中午，我们刚吃完饭，想躺在炕上放松放松筋骨，几个青年社员进来了。出于礼貌，我们坐起来与他们打招呼。谈了没几句，就扯到演戏上，原来是想拉我们和他们一起演。我们四个男生在学校里都没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只是有点业余爱好。倒是组长H会点小提琴，还带了一把下来，不知怎么被他们发现，于是今天就找上门来了。H打开琴盒，给他们拉了几个曲子。他们既为那“歪脖拉”的拉琴姿式感到滑稽，又为小提琴那纯正优雅的音色所倾倒。于是他们的热情更高了，立即向我们介绍村里的几位戏剧尖子和他们的特长。

东北地区冬天昼短夜长。为减少吃饭占用白天时间和节省粮食，人们冬季普遍吃两顿饭。晚饭（下午四、五点钟）后不久，天就全黑了。晚上没事干，年轻人精力过剩，就凑在一起排戏。既是一种消遣，也可以避免年轻人聚众赌博，所以队领导相当支持，特别安排民兵排长具体负责组织。

其实我们十个知青说不上有什么文艺才干，只有个别人在学校里参加过当时流行的“文艺宣传队”，其他人基本上是门外汉。可是社员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从北京来的学生演节目理所当然的个个是能手。有一次一群社员起哄叫我跳舞，我说不会跳五（舞），只会跳六。大家说跳六也行，于是我就倒背着手，在地上一圈一圈地转。大家叫起来：“这不是跳六！”我说：“不是遛（六）是什么？！”

刚开始排节目社员和知青互相不了解，不摸底，就排些小节目。记得有个小节目二重唱《老两口学毛选》，歌词都是些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但男、女声对唱时要互相称呼“老头子”、“老婆子”，生活气息比较浓厚也很逗人笑，所以社员们很欢迎这个节目。“老头子”由知青组长H扮演，就地取材弄点老玉米的须须粘在鼻子和下巴下边，再用墨笔在脑门上勾画几条皱纹，找个旧皮帽子一戴就行了。“老婆子”就是妇女队长。演出后第二天，几乎全村的孩子都跟在H屁股后面叫“老头子！”、“老婆子！”，赶也赶不散，越赶叫得越起劲。

还有个节目叫《不忘阶级苦》，是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节目。剧情无非是贫苦人家穷，地主老财上门逼债，把穷人家的女儿抢走抵债，还打死了老父亲。表演时有说有唱，有武打有舞蹈，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只要不离开剧情就行。上场的人物比较多，正面的有老贫农、老大娘、小女孩，反面有老地主、账房先生、众狗腿子。知青和社员都扮了角色，社员赵玉演老贫农，知青YY演老大娘，JS演小女孩，我演老地主，H扮账房先生，几个青年社员（共同特点是脸都相当黑，身体相当壮）演狗腿子。化妆也是就地取材。化妆品就用黑墨汁和红、白广告色，社员们就是化妆师。化的妆相当夸张，但效果不错。比如说画狗腿子，用墨汁在嘴的四周画一个比真嘴大四、五倍的大张着的嘴，两个嘴角咧到了耳朵边，并且是一高一低。再在黑色里面用红色勾一圈，就是一张血盆大口，似乎要把人活活吞下去，倒也怪吓人的。

有的化妆方法令人难以忍受。比如画大胡子，用墨汁把整个下半个脸全部涂黑。等墨汁干了一收缩，皮肤被收得紧紧巴巴的，张嘴都吃力。后来我们想办法改了，不再连成一片地涂，用毛笔密密麻麻地点，点得密了，就象胡子，但皮肤不再有被拉紧的感觉。

伴奏音乐用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不忘阶级苦》的调子。排了几天，就在本队公演，一炮打响，社员反应强烈，不少中老年妇女还真的流了泪。不久大队开干部会，还特意让我们这个节目去演。演到狗腿子打死老贫农、抢走小女孩时，YY演的老大娘突然凄厉地一声尖叫“我的老头子……”，接着扑倒在地。排练和以前的演出时没有这个情节，可能是她演得太投入了。演出场地很狭窄，又挤了近十个人，YY这一扑，正好扑倒在我脚前，这下我可为难了，如果绕过去，与剧中人物不符。也是情急生智，我从她身上迈过去，又用后脚象征性地踹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

小节目演出成功，知青和社员们的劲头就更足了，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排大的节目，即演成本的戏。

当地人对看评剧的兴趣极大，对演评剧的兴趣就更大了。当时“全国八个戏”，实际上只有《沙家浜》、《红灯记》和《海港》三个适合于社员演。《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中武打场面多，没有相当的武功演不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乐《沙家浜》想也不要想。其它的剧目不让演。只能在这三个中选了。剧本就用当时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样板戏剧本，台词、唱词全面照念照唱。唱腔是“因地制宜”。几个常演主角的社员肚子里都有几套常用的唱腔。告诉他（她）剧情、台词，他可以根据剧情，角色感情和台词，选用一种或悲或喜，或急或缓的唱腔配合台词，慷慨激昂，有板有眼地唱起来。伴奏的也不含糊，演员一开口唱出几个音，他们就会配上音乐，拉弦的、吹笛的、打板的全都跟了上来，一台戏就象模象样地唱开了。

第一个排的是《沙家浜》，用评剧唱腔，演出后很受欢迎。于是又排《红灯记》。这时京剧已经比较普及，很多人能听懂京剧，不少人会哼唱其中不少唱段。大家决定这次改一改，唱腔或京或评，由演员自己选择，会什么腔就唱什么腔。这么一改为知青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不但可以演只说话不唱的角色，也可以演需要唱的角色。正面第一主角李玉和由本队青年高玉明扮演，YY演李奶奶，青年社员贺玉珍演李铁梅，H演喝粥人。我演反面第一主角鸠山，鬼子兵由过去的狗腿子们扮。服装道具就地取材：用柳条枝扎一个大盖帽的框子，外面蒙上一层纸，刷上墨汁，就是李玉和的铁路大盖帽；桅灯，又称风灯，把玻璃罩四周涂上黑色，只留下前面涂上红颜色，就成了李玉和的红灯，平时把灯光拧到最小，需要时把灯光拧大，马上可以大放红光。

当时演样板戏有个理论，叫“三突出”，就是要极力突出第一号正面人物。我比高玉明高出大半个头，为了突出他，到了台上我只好弯腰、驼背、曲腿，整个一只大虾米满台乱转。

排练多日，《红灯记》上演了。临上场时有人提出鸠山应该戴眼镜，全村只有高玉明一个人戴眼镜，就把他的眼镜给了我。高玉明本来是高度近视，大约一千多度，在以戴眼镜为耻的农村，他也不得不戴一副大圈套小圈的酒瓶子底似的眼镜，否则不要说干农活，连走路也成问题，人称“高瞎子”。他的眼镜给了我，他成了真瞎。我戴上这一千多度的眼镜，也跟瞎子差不多了，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影影绰绰只见人影晃动，鼻子眼睛全分不清。这倒好，两个正、反面主角瞎了一对。《斗鸠山》一场，我有个打电话的情节（电话是从大队借来的真家伙）。我走到放电话的桌旁，还不错，不用摸，一把就把电话抓到手里，可惜耳机拿反了，电话线朝上，话筒贴到耳朵上听筒对着嘴。我们的观众真不错，既不起哄也不笑，于是我在毫无知觉中煞有介事地对着听筒又下命令又骂人。高玉明也不比我强多少。李玉和与鸠山斗智斗勇后，黔驴技穷而气急败坏的鸠山下令对李玉和用刑。这时候按剧情规定李玉和应该有个动作：摘下铁路大盖帽，用手指轻轻弹去帽上的灰尘，又吹吹，表示对鸠山的极大蔑视，然后再戴到头上，昂首挺胸从容下场。高玉明也是这样演的，只是到了弹灰时，不知是首次公演心情紧张忘了那帽子是纸糊的，还是眼神不济距离判断不准，弹的劲儿略微大了点儿，把纸糊的帽子顶弹了个洞，他也不知道，就戴着开了个小天窗的帽子从容下场。睁眼瞎的我当然也不知道，只顾着站在台角呼哧呼哧生闷气。

事后，大家告诉了我俩，我俩自己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这次演出虽然闹了点小笑话，但演员们演得认真，观众们看得满意，大家都觉得过了把戏瘾。

在本队演出成功，消息马上不胫而走，邻村也来邀请我们去演出。这当然与现在的“走穴”不同，邀请方没有任何招待，最好的待遇就是套辆马车接送。演出方也不提任何要求。没有车时就自己步行，化好桩，带上乐器道具，走几里地到演出地点，演出完再走回来。

这些农民观众也真可怜，为了看这场业余水平的演出，得在露天忍受零下二十几到三十几度的严寒。因为演戏只能在冬季农闲时排排、演演，开春后农活一忙，谁还有精神和时间去排戏演戏看戏呀。有一次到四、五队演出，原来准备演一个《红灯记》一个《海港》。那天晚上天气奇冷，演员一下场，就跑到屋子里烤火。乐队的可苦了，只好戴上手套演奏。演完《红灯记》后，演员、乐队都喊冻得受不了了，就去和观众商量，少演一个算了。这时观众们也冻得够呛，不少人脸皮发青，嘴唇发紫，有的小孩子青鼻涕拖了一两寸长，用“惨不忍睹”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听了我们的“安民告示”，观众们一致反对，大叫：“不行，不行，再演下去！再演下去！”没办法只好继续演下去。演的时候采取压缩，也就是偷工减料的办法，少演了一场。完戏后，观众们围着我们不肯离去，嘴里还念叨着：“少演了一场，少演了一场！”似乎吃了天大的亏。

除了演戏，农民还非常喜爱和擅长扭秧歌。演戏是少数人演给多数人看，扭秧歌人人可以参加。听说文革前农村里扭秧歌很红火，逢年过节时各村都要扭，男女老少齐上阵。各村之间还要比着扭，各村的秧歌队到临近的几个村去表演亮相，比试高低。扭秧歌时还要穿上彩色戏装，扮成古装戏中的各种人物。文革一来，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扭秧歌被批判成“四旧”，不敢再扭。扭秧歌的戏装有的被藏起来，有的被变卖。六九年初，“九大（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上面要求要有“举国欢腾，全民同庆”的场面，农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扭秧歌，这可是个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的最佳形式，不知是谁提出来的，马上得到领导们的首肯。我们过去只是天安门广场、舞台和电影银幕上见过扭秧歌，实实在在的扭秧歌这时候才算第一次见识。农民们非常积极踊跃地加入扭秧歌的队伍，场面非常热烈，也不知是真的在庆祝“九大”的胜利召开，还是想找回过去（指文革前）生活的感觉。我们知青也加入扭秧歌。女生还好，多少有些舞蹈细胞，跟在别人后面扭几下就学得象模象样了。男生可惨了，顾了手顾不上脚，好不容易脚踩上了鼓点，又忘了舞动胳膊，幸好是黑天，没几个人看见。扭秧歌和耍龙灯一样，很讲究队形变化。譬如把所有人分成长龙形的两队，两条龙或合或分，左右盘旋，有时还要相互穿插，不管怎么变化，两条龙丝毫不乱。我们几个在队伍里只能添乱，特别是两队穿插的时候，看着别人从容不迫地钻过去，我就是不敢向队里穿插，好不容易下决心往里钻过去，又和另一队的人撞个正着。我这里一停顿，跟在我后面的队形就全乱套没了模样。没办法，只好自觉地排到队尾，再怎么捣乱也不会影响大局。

 

听广播

那时农村唯一的新闻媒介是有线广播。广播站设在公社，通过广播线接到大队，再从大队接到生产队各家各户。公社到大队的广播线是广播、电话一线二用。每天早、中、晚社员休息时广播三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通电话。

那时的有线广播和今天的有线电视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要说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画面，就连选择节目的自由也没有，全公社甚至全县都听同一个节目。广播内容有新闻、文艺。有的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的是自治区、县、社自编节目。尽管每天广播时间有限，内容也有限，但在天地广阔、信息闭塞的农村，它毕竟缩短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消息，和这颗卫星从太空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声，就是从有线广播中收听到的。

大队装了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开关进线接公社来的广播线，出线一根接电话机，另一根出线接本大队所属六个生产队的广播线。到了规定的广播时间，把开关打到广播一边，全大队就听广播了。广播结束，再把开关打到电话一边，就可以通电话了。

我们的家在村子北面，从我们家引广播线到村子里，大约要几十米将近一百米。有线广播线不一定要铜线，只要一根镀锌铁线就可以，但我们一问价也要花不少钱。幸好公社通大队的广播线就从我们家院前十几米的地方路过，我们就把我们的喇叭线接到这根线上。这样一来我们家的喇叭可热闹了，又有广播又有电话。当时农村使用电话的主要是社队干部，通话内容也以公事为主。也有少量用于民事，不过还得靠大队接电话的人传话。有线广播用的是舌簧喇叭，这种喇叭价钱便宜，灵敏度高。这玩意不但可以当喇叭用，还可以当话筒（又称麦克风）用。这样我们可以从大队往家打电话了：拿起电话听筒，但不能摇，一摇公社总机就知道了，只要对着话筒喊在家同学的名字，家里的同学就能从喇叭里听到声音，他们再对着喇叭回话，我们也可以从大队的电话耳机里听到。再后来农闲时在家闲得无聊，利用这个喇叭恶作剧：听到电话中有人交谈，冷不防的对着喇叭发出几个毫无意义、互不相干、断断续续的语气词、感叹词：“哦！啊？嗯！喂！咳！……是！……不！……好好好！”闹的通话人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农村没有什么机密要通过电话传达，于是也没人来抓我们的“特务分子”。

那时候半导体收音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一般的几十元钱，稍好些的要上百元，还都是国产货。农民们饭也吃不饱，零花钱几乎没有，买一个收音机的钱够一个人过一两年日子了。全村只有高玉明家有一台上海产《春雷》牌的七管半导体收音机，他父亲当过公社社长，每月有五六十块的工资收入。他家老太太特别爱干净，脾气也不太好，一般社员不乐意去他家。

下乡前在北京时，我自己做了一个七管半导体，下乡时没想到乡下条件这么差，也是怕人说闲话扣帽子，就没带下来。到乡下呆了几个月实在闷得慌，就让妈妈托人给我带来。刚开始时还可以听，能收不少台，后来灵敏度越来越低，最后干脆什么也收不到了。我修了几次，无奈什么条件也没有，连把电烙铁也找不到（当然也没电），彻底没戏，大概是因为我用的零件全是处理品的缘故。

七〇年秋后结帐，我分了大概两百元钱，实在抵挡不住收音机的诱惑，跑到县城里，先是考察一番，跑遍了县城里有收音机出售的所有商店，反复研究比较的结果，最后选中了一种台式六管半导体收音机，带短波，六十几块钱。选中这个型式的有几个考虑，第一，台式机体积大，可以用一号干电池，使用时间比较长；第二，体积大选用的磁性天线比较长，调谐电台用的双联可变电容器是空气式的，这两样东西对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有好处；第三，我们村距大城市远，中波信号弱，有短波段可以多收些电台。第四，体积大喇叭也大，音量大音质好。拿回村里，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听收音机，要不是怕费电，恨不得睡觉也开着收音机。

我们知青的家平时就和青年俱乐部差不多，现在添了台收音机，每天来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晚上，经常听到半夜社员们才陆续回家，有两位青年社员借口和我做伴，干脆把铺盖搬来住了几天。我们听的主要是文艺节目。那时的新闻几乎全是“大好形势”，“大批判”的老一套，令人生厌。文艺节目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东西，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几首经过严格筛选的革命歌曲。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爱听，高兴了就跟着收音机扯开嗓子喊上一阵。如果触动了哪根创作神经，改几个字，变变唱腔，倒也是一种乐事。

开鲁远离大城市，无线电干扰比北京弱多了，短波段能收听到的“敌台”很多，稍微调调就是一个。“敌台”是指敌方设置的广播电台，文革前主要指国民党台湾的，美国的例如《美国之音》，文革开始后又加上苏联和东欧电台。到底哪些台算“敌台”，官方也没个明确说法，反正只要是境外（包括港澳台）的一律“格杀勿论”。如果收听了“敌台”被人告发，轻的开你的批斗会，重则判刑入狱。我们听收音机换台时常常能收到世界各地的“外台”。“外台”虽然也说中文汉语，但语气语调不一样，大多是软绵绵的似乎底气不足，一听就可以分辩出来。“外台”有的很明显的是攻击中国的，碰到这种，我们马上转开。有些只是播报新闻，没什么政治倾向，碰到这种，我们可能稍停一停听上几句。回城进厂后，经常开会，今天是革命大批判，明天是传达中央文件，后天去参加宣判大会，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搞得人人谨小慎微，不敢多说一句话。有时我想起在农村听收音机的事，那时如果哪个稍微“左”点的人到上面告我一状，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真有些后怕。

有些社员在我这里听了收音机，听得心里痒痒的，回到家里找老婆软磨硬泡的商量着要买。五六十块钱在农家毕竟不是个小数，得好好计划。后来，有几个妇女特意跑到我这里考察调研收音机，我知道她们的来意，给她们把收音机的好处仔仔细细地介绍表演一番。看得出，她们都心动了，妇女队长心直口快，当场表态：“等年底给他买一个。”这年九月，我接到回城进厂的调令。妇女队长的丈夫听到消息，跑来找我，愿意原价买我的。我只要了他半价，当时没有现钱，说好了年终分红后给。我走后，他如约付了钱。

 

耪地

“耪地”这个词是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的叫法，就是“锄地”、“锄苗”的意思，有的时候还叫“铲地”。

农民中流传一句话“夜里下雨白天晴，累得‘耪青’人乱哼哼”。“耪青”和“耪地”的意思差不多，一年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活就是耪地。从庄稼苗长出来一寸来高，一直到庄稼成熟前一个月，按日子算，大概三个月左右。按季节看，正是一年中最热也是白昼天最长的时候。农村干活不像工厂按钟点上下班，每天看太阳出工收工。开鲁地区夏季早上三点多天亮，四点多太阳就露头；下午七八点太阳才落地，九点多才全黑。所以，这时候干一天活，除去中午吃饭和午歇两个小时，总共得干十二、三，十三、四个小时。耪地的劳动强度虽然没有春耕和秋收时那么大，但是因为天热时间长，所以也很累人。由于气温高，光照充足，这段时间也是庄稼生长最旺盛的时候。如果每天夜里下一场雨，第二天白天又是万里无云晌晴白日地使劲那么一晒，庄稼长起来才叫欢呢。但是，地里有庄稼也有草，庄稼长得快了，草自然也不会费心甘情愿地落后，并且比庄稼还略胜一筹。队里一千六、七百亩地，锄一遍要几天到十几天。草长得快的时候，后边的还没有来得及去锄，前边锄过的已经又冒出头来蠢蠢欲动了。要想庄稼长得好多打粮食，只好让“耪青”人——庄稼汉多多辛苦辛苦了。

“热在三伏”，耪地的季节，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一天中，除了吃午饭的大约两个小时，可以说是终日与太阳为伴。头顶火辣辣的太阳，脚踩热呼呼的沙土地，周围的空气同样也是热烘烘的。内蒙的风冬天时像刀子一样，可是到了夏天，是一丝也没有了，真应了那句农谚“‘立夏’鹅毛住。”鹅毛都吹不动的风，哪里有力气驱散灼人的热气。

耪地累人，还要有相当的技术。技术好，干起活来轻松些；技术差的，干起来格外觉的累。我们第一次耪地那天，是在村东头的一块地。下乡半年多了，总是听社员们说耪地怎么难怎么累，一直想着尝尝这耪地的滋味。两个多小时干下来，才知道这滋味确实不好受，首先是腰疼。上午第一次休息时，因为离村子近，社员们全都回家了。我们四个知青是一点儿也不想动了，就地仰面躺下。这块地含沙子比较多，太阳晒了半上午，沙子变得热乎乎的。我们把腰搁在垄背上，呵，那滋味别提多舒坦了。腰脊里那又酸又疼的感觉像冰块一样慢慢地熔化消失。一个地方的沙子不热了，就地翻个身，换块地方再继续烙腰。可惜，休息的时间总是比干活的时间过得快，我们的腰疼还没有完全消失，又该干活了。说实在的，这土法沙疗确实管用，腰的感觉好多了。

文革前，有个反映下乡知青生活的豫剧《朝阳沟》曾流行一时，剧中有段唱词：“前腿弓，后腿绷……”，形容的就是耪地的姿势。一队知青WH初学耪地时想起了这句，随口唱了出来，社员们听见，还以为是他的发明创作，直个劲儿地夸他聪明，哪里知道是他的盗版。三十年后我们回村探望，有的农民还是赞不绝口。

第一年耪地，我技术体力都跟不上，又不愿意马虎从事，所以常常被远远地落在最面。那时报纸、宣传材料上流行的说法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想想伟大领袖的教导，默念甚至大声朗读伟大导师的语录警句，比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或者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和半年多农村生活的磨练，我的思想境界是大大地倒退，不再用这种办法鼓舞士气。为了有点精神激励，我就一边挥动锄头，一边在心里算帐：在我们队干一天可以评十分工，这十分工到年底可以分到一块二毛钱，也就是说干一天就有了一块二毛钱的收入。一天大约干活十二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就是一毛钱，平均一分钟是一点儿六厘钱。我这一分钟大概可以挥三下锄头，每一锄头大约是零点儿五厘钱。算出了一锄头的单价，我再一下一下地数锄头。一下零点儿五厘，两下一厘……十下五厘……二十下一分钱……二百下一毛钱……数着数着，碰点儿什么事，像热得头昏脑涨，直起身子捶捶腰，或者和旁的人说两句话，就可能数忘了，只好从头再数。反正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收入，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这法子还挺灵，把沮丧、烦躁的情绪赶得远远的，支撑着我度过了最困难的学干农活的第一年。

在当地农村，高杆庄稼像高梁苞米之类的间苗工作都是男人们干，这些庄稼个头高，苗距大，间苗时用的锄头杆长，竖起来有一人高，干活时人基本上是直立，稍微有点弯腰曲背。虽然弯腰程度并不很大，但总是一个姿势时间干长了还是腰酸背疼。而谷子之类的矮杆庄稼的间苗就是妇女们干了。谷子的苗距只有一寸左右，这么小的间距几乎没法用什么工具，只能用十个手指头把多余的苗薅（就是拔的意思）去，所以这活儿又叫“薅谷子”。薅谷子还用一把一尺来长的小锄头，把谷苗周围的土刨松。干这活儿只能蹲着干，所以腰疼的更厉害。

男社员们说起薅谷子，都有点“谈虎色变”的味道。有一次，大概是妇女实在干不过来，队里安派男社员去薅谷子。我曾多次听人说起薅谷子的利害，心里已有几分发怵。干了没一个钟头，腰和腿都疼起来，腿疼就跪在地上。腰疼，就用左手支在地上，替腰分担一点力量。这样一来，只剩右手干活，速度自然慢得多了，被妇女们落下一两倍的距离。又干了一个钟头，我实在受不了了，东倒西歪地找到队长，说宁愿不要今天的工分也不干这活了，这是我插队三年仅有的一次当“逃兵”。男社员薅谷子毕竟是突击性质的，第二天，男社员又回去耪高梁了。一队的知青们可没有我们幸运，他们经常被安排薅谷子。由于长时间蹲着干活，BGL右脚上一块肌肉因为长时间受压迫而不再听大脑指挥，无法抬起脚尖。走路时只好高高抬起大腿，以大腿带动小腿，然后再把脚向前迈出去，有点像小儿麻痹症患者。后来回北京找了许多医院才治愈，幸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剥麻

到队里没两天，我们就要求干活，队里安排我们干些检瓜割豆子之类的老弱妇孺的轻松活。干了两三天，我们又找队长要求干正式劳动力干的活，队长答应说让我们跟着去剥麻，还特意叮嘱一句“那活计可是挺臭的，你们受得了吗？”我们说在北京时每年要下乡劳动，什么活都干过，受得了。女生们听说了，也吵着要去，队长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社员们坐着两辆大车出发。走约半小时，隐隐约约闻到一股子臭味，并且臭味越来越浓，社员说：“快到地方了。”我们伸长脖子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又走了几分钟，车子停在一个几间房子大小的水坑边，坑里的水黑的像墨汁，臭味正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我们要剥的麻就浸泡在这又黑又臭的水里。队长指派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下水捞麻，我们也要求下水，队长说什么也不答应。麻捞上来了，队长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干。这活不累，也没有什么技术，我们很快就学会了。中午时，队里派车送来午饭。干活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洗手只有浸泡麻的臭水，没办法，只好“秃子敲木鱼——将就材料”。中午是将就过去了，满心以为晚上回到家里总可以痛痛快快地洗干净。谁知没那么容易，我们用水洗，用肥皂（那时香皂是奢侈品，没人带下乡）搓，手上和衣服上的那股子臭味怎么也洗不掉。后来发现，这臭味根本不用洗，放到太阳底下晒上半天就全没了。那时候宣传上常说知识分子下乡要过“劳动，生活，思想”三关，我们这就算是过“臭味关”吧。

 

秋收

秋收大致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把站立着的庄稼放倒在地。第二步把高粱穗割下来，把玉米棒扒下来，然后马上拉回场院。第三步打场脱粒。九月下旬，队长安派我们四个男生跟车运粮。男社员干活分工种类比较多，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队长想适当照顾知青，就可以安排比较轻些的活计。女知青可没这么幸运，女社员干活有活干时全体干一样的活，没活干就全体歇工在家呆着。“三春不如一秋忙”，一年四季里干的活，数秋收最累最苦。可是忙过了，马上又闲了下来。队里的活总是尽着男人干，男人忙不过来了才让妇女上阵。忙的时候男女知青们个个胃口大开饭量大增，一旦闲下来饭量不会马上掉下来，女知青们在家里蹲上几天，眼见着发起福来。当时知青们用一句几何作图的术语形容她们的脸：“以鼻子尖为圆心，以鼻尖到耳朵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其实一点也不过分，个别原来就比较胖的女生那脸横向比竖向还宽。男生们笑她们：“像气吹的一样。”如果现在追求“骨感”的少女见到她们，准得吓晕过去。那时候吃饭是为了能干活，干活是为了生存。在生存和外表美之间，生存当然是首选。

割玉米照例是妇女干的活。我见过她们干活，那架势真跟拼命差不多。左手抓住玉米杆的上半部，右手挥动镰刀贴着地皮向玉米杆砍去，然后顺势用右脚横着一蹬，左手一甩，玉米杆就飞出一米多远。头一棵玉米还没有落地，人已经跨前一步，左手伸向下一棵玉米。用“风卷残云”或“秋风扫落叶”形容真是恰如其分。

第一年秋收，地里的庄稼全放躺下了，下一步就该“钎高粱”，这活要有相当技术，弄不好还会伤手指，队长就安排我们四个男生跟车拉苞米。我们的车是牛车，每辆车一位车老板赶车，一个跟车帮忙。牛的脾气好，但是拉车速度慢。驴骡马拉的粪是一球一蛋的，牛拉的粪是稀的，拉到地上是一滩一滩不成形。知青H那辆车的牛拉的粪不知怎么特别稀。牛拉粪时可以边走边拉，有的还边拉边左右甩尾巴。H和车老板坐的位置就在牛屁股的旁边，牛一甩尾巴沾在尾巴上的牛粪正好涂抹在他俩的胳膊上，躲也躲不开。干一天下来，H蓝色制服左手袖筒子上除了胳肢窝底下全是黄黄的牛粪，所幸牛粪干了以后一揭就下来了，不必下水洗。

第二年秋收时，我们干各种农活基本上有个样子了，队长安排男知青“钎高粱（即把高粱穗从高粱杆上割下）”。钎高粱要用一种刀，比手掌小一些，基本上是方形，一条边是刀刃，略带弧形。刀背位置打了两个孔，穿上绳子。这种刀都是社员们自制的，买不到。我们不会做，向社员借来用。把刀子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刀上的绳子就套在大拇指上。干活时用其他四个手指抓住高粱杆，大拇指带着刀子用力一切，高粱就切下来了。钎高粱刀磨得飞快，稍不小心就会伤了食指，即使干了十几年的社员也在所难免，有的人“预防为主”事先就找点布把食指包上。“钎高粱”都是计件工分，我们是初学乍练，能保住基本分（十分），还得随时注意不能刀切自家肉，已经是相当吃力了。高粱杆又细又长，根部比大拇指粗些，梢上只有小手指粗细，正好可以用来做“盖帘”（可以用来盖水缸，放生饺子馒头等，是北方人家的必备炊具）。“钎高粱”正是收集“盖帘”材料的好机会，看到合适的高粱杆，多切一刀就是一根，男社员们都是趁这个机会，把家里一年所需准备下来。初干的几天，我为了完成产量，一心不敢二用。最后一天，我自觉相当熟练了，也分心收集“盖帘”材料。一天下来，工分挣到了，材料也收足了，代价是手指上多了一到口子，外带几滴热血。至于怎么用高粱杆做成盖帘，那是女同胞的事，我就不管了。

秋收虽然很累，但可以借机解解嘴馋。印象深的是吃黄豆，把割倒的带着豆荚的豆秧堆成一堆，用火柴把豆秧点着。这时的豆秧已经干枯，见火就着，根本不用在添加其它的柴草。望着汹汹的大火，不知是谁浮想连翩：“煮豆燃豆箕，豆在斧中泣……”，旁边一位忙更正“不对，应该是‘烧豆燃豆箕，豆在火中泣……’”。没等二位争论完，火已经熄灭。一个社员脱下外衣当扇子，对着灰烬使劲扇上几下子，把豆秧和豆荚燃尽后的灰烬扇掉，剩下的几乎全是烧熟的黄豆。大伙围上来，蹲在地上检豆子吃。大概是年复一年检豆子吃练成的熟练本领，社员们不是把黄豆往嘴里送，而是离嘴半尺多的距离往嘴里扔。这样干有两个好处，一是速度块；二是手上的灰不会沾到嘴上。我们也想学着扔，无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豆子不是砸到脸上，就是飞到鼻子上，好不容易有一颗进了嘴，嘴吧反应稍慢，豆子又“虎口脱险”。十颗豆子能吃到两三粒就算是万幸。再这么扔下去，我们恐怕要“颗粒无收”，经不住烧黄豆香味的引诱，只好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式。豆子吃完了，社员们脸上干净利落，我们四个一脸的“贼像”，嘴巴四周沾满了黑灰，不用包公狄仁杰福尔摩斯，三岁的孩子也看得出我们曾经吃过烧黄豆。

 

看场院

七〇年底秋末冬初，全队所有的粮食全部收到了场院里。

内蒙的冬夜，最低温度有零下三十几度。冷虽冷，但是很干燥，不像南方冬天那么又湿又冷。只要穿得暖和，还能挺得过去。我几乎是穿上我所有的家当，里面是毛衣毛裤，外面是棉衣棉裤，最外面套上皮大衣，头顶狗皮帽，脖绕毛围巾，脚穿毛袜，再蹬上大头鞋。这么打扮，前半夜还没事，后半夜可能是困了的缘故，还是感觉到冷。一起看场的农民老范劝我到场院屋里取暖房，我不愿意，那时思想比较单纯，躲在屋子里还叫什么看场院，我坚持在场院转来转去。转到一个角落时，看到堆在那里的一大堆茅草，忽然来了灵感，书上常说草堆里也可以保暖，从来没试过，今天何不试试。说干就干，我先在草堆上扒开一个大洞，然后整个人钻进去，再设法用周围的草把身体尽可能地盖严实，只露出头。这个位置不错，整个场院一览无余。草堆里果然暖和，身上的寒气逐渐散去。坐在草堆里，头顶漆黑的夜空，场院几十万斤粮食与我为伴，我忽然觉得我多么像一只熊瞎子，不同的是，狗熊躲进草堆是为了睡觉，我可不行。隔不多久，我就得在场院里转转看看，一是为完成任务，二为活动活动，怕一不留神睡着了。

看场院的任务除了保护场院里的粮食不受损失，还要按时去叫醒进城送粮的人。我们村离县城12公里（24华里），马车走要一个多小时，牛车慢得出奇，要四、五个小时。县粮库早8点开门收粮，为了早点卸完粮好赶回队里装上第二天的粮，必须早早地到粮库门口排队，所以就得早早出发，马车要快天亮时动身，牛车更早，半夜时分就要动身。这叫醒车老板和押车人的任务就落到守夜人的肩上。守夜人没有钟表，队里也没有，全靠看星星定时间。这时正是阳历十一、二月，我们就看“三星”（“猎户座”腰部的三颗排成一条线的星星）的位置。“三星”到了正南方时，就是大约半夜了，该去叫牛车的伙计们了。牛车的伙计们到齐了，再帮他们把车套好，送他们一辆辆上路，再呆会儿，就该喊马车的伙计们了。

有人向我们建议买两口猪，理由是两只猪争食，长得快。一只养到中秋杀，另一只过年杀，岂不美哉。我们真的同时买了两只小猪崽。那人说的一点儿不假，两只小猪崽虽说是一奶同胞嫡嫡亲亲的亲兄弟，争起食来可是一点儿不讲亲兄弟的骨肉情，一只力气稍大一点（暂且称它哥哥，尽管它并不称职），就是不让弟弟吃。其实猪食槽很大，两只小猪崽站在猪槽里也有余，但是哥哥死也不同意和弟弟“共进三餐”。直到自己吃饱喝足，才让弟弟吃点残汤剩饭。刚开始我们没在意，想想无非是晚吃一会儿，饿不着就行了。养了些日子发现不对了，哥哥的身材明显地比弟弟大。我们有意识地优待弟弟，让弟弟先吃。可是哥哥力气大，我们不能到猪圈里把它拉开，只能用根木棍隔着圈墙驱赶，哥哥把弟弟连咬带拱地赶到一边，自己照吃不误。两只小猪吃饭时打得你死我活，平时还是亲密无间。晚上睡觉，弟弟紧紧地依偎在哥哥身边，仿佛是躺在母亲怀里。长到后来，哥哥始终发育正常，弟弟却像被冻僵了似的，几乎就不长了，哥俩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会以为是爷孙俩。

这年秋后，队里安排我看场院，白天睡觉，晚上上工。活儿不累，我就把烧猪食喂猪的任务揽了下来。喂了些日子，猪兄弟对我渐渐地熟悉起来，只要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立即跑到食槽边，仰起头来眼巴巴地望着圈外。我每天后半夜要喊醒往县里送粮的人，每次经过我们家门口，两只猪就一跳而起，等了一会，见我不理它，就一跃跳过猪圈墙，跟在我身后。我要喊的人分散在村子各处，它俩就像旧社会跟班的跟着我在村里跑一圈，最后知道乞食无望，又自动地回到自家圈里继续睡觉。每天如此，直到送粮结束我不再看场。过去看电影，常见威武的猎人头带皮帽，身着皮大衣，手持猎枪，身后跟着一只或者两只威猛的猎犬。我和他们有几分相像，头带皮帽，身着皮大衣，手持木棍（打狗用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跟着一大一小两只黑猪。这猪一边跑，一边还“吭吃吭吃”地哼个不停。幸好是深更半夜的，如果是白天遇到人，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政治队长

“政治队长”是文革的产物，取“突出政治”之意，实际上就是正队长，是这个生产队的一把手，一切大权都在他一人之手。当时就任的叫邵才，邵才是个地道的老农，下地干活，套马赶车，扶犁扬场，无论干什么都是像模像样。邵队长治队有方，队里一年四季的农活，什么节气干什么活，哪块地种什么庄稼，样样事事安排得井井有条。

邵才文化不高，识不了几个字，到上级（公社、大队）开会、听文件，不记笔记全凭脑子，能把精神基本掌握。回来传达，虽然是满口的庄稼话，倒也能传达得八九不离十。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政策水平挺高。在对待知青的问题上，既体现了党性原则，又表现出中国农民朴实的真挚感情。

和平二队有六十几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一百多男女全劳动力。我们十个无亲无故的知青插到队里，在经济上不能说不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这十个人要吃，要住，要生活，并且还要生活得比社员的平均水平略高，对本队社员的生活水平肯定会有影响。要处理好这个矛盾，邵才是个关键性人物。

我们是68年秋初进的村。当时已经开始秋收，北方农村有句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说的是秋收时节的繁忙和劳累。我们会干什么，不帮倒忙就不错了。我们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差得很多，但队里基本上都是给我们记满分——十分。按照当时的工分分配水平，十分工到年底可以分到一元二角左右。说实话，如果不是邵队长关照，实事求是地评，给三、四分就算有面子了。到年终决算，要分红了。按常规，要把口粮款、菜柴款、预支款等款项全部扣除，才是本人一年的实际分配款。照这样一算，许多社员只能分到几十元，十几元，几元钱现金。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不但分文不得，反而欠着队里一笔钱。怎么给知青分配，全队人包括知青都眼看着邵队长。

邵队长说：“这些孩子们从北京到咱这地场，不容易，没亲没故的手里没钱怎么过。他们不比咱们土生土长，亲戚朋友多，东抓点儿，西挠点儿，日子就打发了。”他决定，对知青，所有款项都暂时不扣（记在帐上），按所得工分算，全部分现金。这样一来我们十个人（四男六女）就分得现金六百多元。我和妹妹两人分了一百八、九十元。

想想看这六百多元在这个生产队里是什么份量。全队全年收入仅八万多元，扣除维持再生产的必需费用，参加分配的大约四万元。再扣除上面提到的粮柴菜预支等款项，实际用于分配的现金只有几千元。我们十个学生，仅仅干了一秋，却拿去了全队大约十分之一的现金，如果不是邵队长作主，作梦去吧。离开北京前，听开鲁县知青办的介绍，开鲁县人平均年收入约六十四元，这是个平均数，城镇人口也包括在内。如果只算农村，恐怕只有四五十元甚至更少。

分钱那天，当我从会计手中接过一百多元钱时，不用说，心情是十分激动的，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劳动所得，我的手不由得抖起来。但当我收好钱，抬起头来看到周围社员的眼睛时，感到那些眼睛里有一股火。一股什么火，我也说不清，但绝不是嫉妒的火、贪婪的火、愤怒的火，似乎是一种对幸福富裕生活渴望的火。他们家里有老人、孩子，一家人要穿衣，儿子要娶媳妇，女儿要出嫁，小孩一年也吃不上一粒水果糖、看不上一本小人书。他们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还没有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娃拿得多，他们能没有想法吗！但是他们平静地认可了。

我们的住房也是个大问题。当地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的墙壁不用砖，不用石，就用土。土，就地取材，只要花些力气，五间房子的墙就立起来了。屋顶材料用的是高粱杆。成捆的高粱杆密密实实地在屋顶上厚厚地铺一层，上面再抹上一两寸厚的一层泥，就成了防雨保温的屋顶了。要知道，高粱杆不仅是作屋顶的好材料，还是烧火的好柴火。但是铺屋顶用高粱杆极费。给我们造的房子比一般社员的房子要高而且深（指南北方向），邵队长还特别关照，为了保暖，屋顶要加厚。于是高粱杆用得格外地多，全队大约百分之二、三十的高粱杆上了我们的屋顶。由于为我们造房子，当年社员们少分了不少烧柴。

第二年开春，作为春耕生产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刨茬（zhá）子”。所谓“茬子”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面下的根连同地面上一二寸残留的茎。茬子在地里经过一冬的日晒风吹，水分几乎全没了。到春耕前用镐头把茬子一个一个地刨出来就叫“刨茬子”。刨出来的茬子去掉土就是十分好用的烧火柴。一般社员经过漫长又寒冷的冬天，烧柴已经所剩无几，都盼着开春后能分到一些茬子。这次邵队长的天平又倾向了我们知青，全队收回的茬子，除了分给几户特困户（军属、五保户）外，全运到了我们的家里。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12个月）的口粮仍由国家负担，定量和当地城里人的工人一样——每月四十斤。这个定量对于生活在北京的学生来说是富富有余了，可是我们每天要干重体力活，伙食又几乎没有油水，所以吃得特别多。一年吃下来，还差一个多月粮食就没了。和邵队长一说，邵队长批给我们几百斤玉米。虽说不那么好吃，可是能吃饱。与社员相比好得多了，社员家里断粮，队里只借给每人每天九两，还是原粮，碾成米只剩七、八两了。我们的玉米吃了一半，碰上连下了几天秋雨。我们的房子漏雨，人睡觉的地方都成了问题，只好借宿到社员家。尽顾着搬铺盖运箱子，把玉米给忘了。等到发现时，受潮的玉米粒上已经长出了绿毛。碾成面烙成贴饼子，也是黄绿色的。吃到嘴里，没有了玉米的香甜，反而觉得带点辣味。咽到喉咙口，像是粗砂纸在磨。

由于邵队长的照顾，使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生活上没有遇到什么大困难。与其他队相比，我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日子好过多了。有一个队，知青们干一天活回到家里，不要说现成的热水热饭，连烧火的柴也没有，只好全体出动到野外拾柴，拾够了柴再点火做饭。有的地方，知青粮食吃亏了，没米下锅，只好到处借粮度日。有的地方，知青男生一天只能挣七、八分工，甚至五、六分（十分满分），女生就更低了。

邵队长从不在我们面前吹嘘、夸耀自己为我们所作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受当时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反倒给邵队长添了不少麻烦。68年秋收，受知青的影响，队里爆发了一场“反包工”事件。关于这件事，请看《一次流产的“造反”》。这以后，邵队长对我们的态度并没有因为我们曾与他为难而有丝毫改变。

 

生产队长

生产队长王江是队里的第二把手。队里的大事，例如什么时候，那块地种什么庄稼，都是邵队长说了算。但是具体多少人干什么活，具体哪个人干什么活就由王队长安排。

王队长小时候家里很苦，和我们相处得熟了以后，陆陆续续给我们讲了一些他家过去受的苦。六八年冬，大队还特意安排了几天时间让他忆苦，由知青们整理出来宣传。

王队长有个堂兄叫王河，家里也像王江家一样穷。有一年冬天，王河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办事，事情办完已经是日落西山。那天天气奇冷，王河衣着单薄，肚里没食，越走越冷，越走越饿，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没了知觉。不久一位老农赶着一辆小驴车也从这条路上走，忽然看见路边土堆旁蹲着一个人，面前摆着几块土坷砬（土块），两只手伸在土坷砬上，好像在烤火。老农经验丰富，知道此人是冻迷糊了，赶紧上前试探，见人还有救，就把他拉起来，拉着他走，再拉着他跑，最后终于把他从阎王殿门口拉回阳世间。事后人们问起王河当时的感觉，他说：他觉得很冷，非常想烤烤火，就拾了些柴草烤起来……听到这段叙说，我马上联想起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女孩》，多么相似的情节啊！我坚信，王队长讲的绝对是真实的，他为人老实，大字不识，绝对不会知道那个外国人写的故事。过去，我一直以为《卖火柴的女孩》只不过是作家笔下的童话人物，听了王队长的讲述，震动很大，人世间真有这么悲惨的童年。

王江为人很老实，不怎么会说。大概是从小给地主抗活的缘故，闲不住，他的脾气是，宁愿干活，也不愿一动不动地呆着。给集体干活，一般人的思想是能少干就少干，能歇就歇。所以，每次休息的时间相当长，如果干活的地点离村近些，不少人干脆回家，给自家干些活。可是对于王江，休息反倒成了他最难受的时候。他身子虽坐在地上，两只手却闲不住，不停地拔地上的草，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68年冬，农村掀起“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不知什么原由，王江的岳母成了清理对象。这位老太太六十多岁了，小脚，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思想不通，就跑到通辽亲戚家打算避避风。谁知这一举动犯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忌，队里马上派两个人专程到通辽“揪”老太太。大概是要锻炼、考验知青，知青H是其中之一。老太太一回到家，马上开会轮番审问，知青们也参加。我因为会画两笔漫画而在大队里小有名气，就让我到审问现场收集素材。大概是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审问会比较文明，没人动武，只是让老太太站着。我从正面、侧面，画了几幅写生速写。其实水平很差，只是抓住老太太鹰钩鼻的相貌特征。审了两天，没有审出什么结果，于是组织全队社员开展大批判。让我画了几幅漫画批判老太太。所谓漫画，其实没有任何技法可言，无非是“文革”中流行的那一套，搞点变形，夸张，丑化。漫画张贴出来后，引起了社员们极大的兴趣和一片赞扬声，我也有点儿晕乎乎的，至于王江是什么感觉，我没有考虑，只是发现他总是躲着那些大字报和漫画。过了几天，大概是没闹出什么名堂，并且又有了新的审查批判对象，老太太被撂在一边，渐渐被遗忘，继续过她平民百姓的日子。王江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带领大家出工干活。

耪第一遍苞米，主要目的是间苗。这时候的苞米苗，棵与棵之间的距离不到一厘米，有不少干脆就紧紧地挨在一起。要想一锄头下去正好把需要的留下，多余的铲掉，得要点真工夫。干的漂亮的，先认准目标，然后前一下后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再找补一两下，就间完了一棵苗。需要留下的，毫发无损，亭亭玉立，不需要留下的，东倒西歪。如果碰到两棵苗紧紧挨在一起，把锄板子立起来，用锄板尖插到两棵苗之间，再一切一推，两棵苗一留一除，赏罚分明。苗与苗的间距，有比较严的要求，大约一尺二，太多太少都要扣工分。

我刚学耪地时，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尺度。间第一棵苗时，用手比划好尺寸，把多余的苗铲去。第二棵苗就参考第一棵苗，第三棵苗再参考第二棵苗，……理论上讲这种作法没什么问题。实际干起来，就出问题了。我看着几棵长在一起小苗，总是偏向于把较远的苗铲去。这样下来，苗的间距越来越小，用工程技术术语就是“误差累积”。干了一个多小时，王队长不放心我们几个知青，特意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质量，一下就把我查出来，并且当场宣布扣我一分工。宣布完，又教我怎么控制苗距：利用手中的锄头作尺度，从锄的最前端往后量一尺二，确定个标志点。锄下一棵苗时，锄头伸出去，当前一棵苗和锄头上的标志对齐时，锄的最前端就是下一棵苗的位置。嘿，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照王队长的办法干，果然有效。以后，干得熟练了，眼睛也有了准头，不再靠锄杆定距离。但这种办法在初学阶段，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

一次干活，因为天热，我赤膊上阵。休息时，王江发现了我胸脯上横贯左右二尺多长的刀疤，关切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把作过心脏手术的事如实相告。听了我的话，王江当时没说什么，只是低头想了一阵儿。我那时年轻气盛，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手术后的心脏已经恢复得与常人一样，可以承受与正常人相同的任何繁重体力劳动。我能产生这种感觉，有些根据，下乡前，曾经参加过身体检查，没有哪个医生提出过任何疑问（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高考体检，这一条反而成了淘汰我的最充分理由），也没有哪一级领导说过半个不字。受党的教育十几年，我对“组织”的决定深信不疑。谁想到王队长会把这事深深地记在心里，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给我以帮助和照顾。夏天麦收，我才拔了半天麦子，就接到通知，让我夜里护麦。秋后打场，我被安排看守场院。

队里在县北牧区（俗称“北沼”）有一块草场，每年秋季，都要派人去那里打草，然后把草运回来，作为大牲畜过冬草料。打草就是割草，不过用镰刀特别大，刀柄有一人多长，镰刀头有二尺多长，所以很费体力。北沼的生活条件很差，到处是盐碱地，有时连一口淡水也喝不上。我们一到队，就常听社员说起北沼打草，心里很憧憬，总想着能到那里一试身手。我们几个男生多次向队里领导要求，知青H有了一次体验的机会，我却始终未能如愿。下乡三年，我对北沼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口头文学”的水平。

出民工修水利工程，也是个重体力活。就是把淤积在河道沟渠里的泥沙挖出来。工作报酬是包工制，干得快的人，一天可以挣两三个工甚至更多，早干完早回家，还可以到队里再挣工分，多一个工到年底就是一块多钱。所以社员们只要体力好的，都争着抢着想干这活。我们男知青受工分的诱惑，也一再向队里请战。知青H和W如了愿，可也把人累得够戗。H的两个肩膀被扁担压起了两个大包。W完工后回到家在炕上睡了几天，差点把多挣的那几个工全赔进去。我几次当面找王队长要求，王队长摇摇头：“不行，那活计你干不了！”态度很坚决，没半点商量的余地。七一年，下来一个修路的工程，虽说不是包工制，但活计轻松，工分多少也可以比在队里多些，听说还有营养补助，大家都说是一次难得的美差好机会。没想到，这一次命运之星反倒降到了我的头上。并且一干就是多半年，直到我接到调令回城。

三十多年后，我们回第二故乡探望。邵队长已经作古。王队长依然健在，八十多了，还是闲不住，我们去他家看望，他去村外放驴去了。没能见到邵队长，只能到他的坟上祭奠。

 

抽烟

俗话说：东北三大怪。这三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烟袋”。青年妇女尚且如此，抽烟的普及程度可想而知。

六九年底七〇年初，我作为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成员被派驻和平一队。那些日子成天开会，不光白天开，晚上一开就是小半夜，开得人脑袋混混沉沉的。有一天，又是晚上开会。农村冬季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后开始开会也就是五、六点钟。这天大约是八、九点的时候，会开了有三、四个小时。会场屋子不大，炕上地下坐满了人，几乎个个抽烟，弄得烟雾弥漫。我本来就有点头疼，被这污浊的空气熏得更疼了。常听老烟鬼们说吸烟的好处，说吸烟可以提神，又说抽了烟才不觉得别人的烟呛。我想不妨试试，于是向临座的老乡要了一支烟。眼看着一支烟抽下去了，几乎没什么作用，就又要了一支烟。第二支才烟抽了一半，就觉得心里恶心，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头疼得更利害了，像是套上了孙猴子的紧箍咒。心想大概是空气太差所致，到外面换换气就会好些，于是跑到屋外。这时室外气温零下二十几度，风也不小，我在屋前空地上遛了几圈，大口大口地吸了几口冷气，脑子觉得清醒了一点儿，可是头疼和恶心的感觉却没有减轻多少，实在没辙，只有最后一条路，回去睡觉。也别说，只有这招还灵，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昨晚那些难受的感觉一扫而光。

后来我对老乡谈起这件事，他们解释说，当时我是抽烟抽醉了。只见过喝酒醉人，还真没听说过抽烟也会醉人。信不信的没什么，接受教训倒是真的，我是再也不信什么吸烟可以提神醒脑之类的怪论了。

有一次，队里开会，我和迟学良等几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坐了一会儿，迟学良习惯性地掏出烟荷包来卷烟，还把烟荷包向我递过来，意思是让我也卷一颗烟抽。我抽烟本来是可抽可不抽的，没接烟荷包还摇了摇头。“怎么啦？”迟问。“不抽了。”“为什么？”迟学良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倒不好解释，不如跟他开个玩笑，“我‘改邪归正’，戒烟了！”“改邪归正？！”迟学良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回乡知青，肚子里有点文化水，自然懂这个词的含义和矛头所向。“你‘改邪归正’，那我们成什么人了？兄弟们，给我收拾这个‘改邪归正’的家伙！”一声号令，七、八个小伙子围上来，嘻嘻哈哈地把我按在地下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有一年夏天，公社召开知青工作会议，这种会，无非是介绍经验，树立先进典型。我们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会没什么兴趣，但是开会可以照记工分，还有一顿好饭吃，我们还是如期参加。会上，遇到好久不见的老同学（兼北京同乡），自然话少不了，成了“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的局面，会议组织者见多不怪，并不干预。

不知什么时候，永兴大队的知青YGD坐到了发言席上，这小子一向“左”得出奇，常爱闹点新花样出风头，大家不约而同地支起一只耳朵来（另一只留着开小会）听他说。果不其然，他讲起了吸烟的“危害性”。其实，从健康卫生角度看，吸烟确实有害，可是他却把小小的吸烟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上线上大批特批，什么“灵魂腐蚀剂”、“糖衣炮弹”，什么“斗私批修”、“防修反修”，骇人听闻的棍子胡抡帽子乱扣。下面的听众听到这里不高兴了，有心大闹一场。公社主管知青的任副书记就坐在台上，这人平时对知青还不错，大家还不想伤他的面子。可是就这么不吭不哈的似乎太便宜了YGD这小子。大家不开小会了，会场静得出奇。不知是谁“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接着点上一支烟，其他人受到启发，纷纷点起了烟（香烟抽不起，绝大多数是喇叭筒式的自卷烟），就连平素烟瘾不大或是根本没有烟瘾的同学也向带了烟的同学要来烟点上。平日里女同学们是立场坚定的“禁烟派”，见到男生吸烟，不是半真半假地骂上几句就是捂起鼻子躲得远远的，今天她们一声不响，看着吞云吐雾的男生们偷偷地笑，实在呛得受不了就拿块手绢捂上自家的鼻子，但绝不干涉吸烟的男生，有个女生还主动为她的男朋友点烟。一时间，会场里烟雾腾腾，“反修战士”Y某也变得“不识庐山真面目”。

下乡几个月后，我发现当地人对止痛片“情有独钟”，一般的头疼脑热或是哪里不舒服，都爱吃止痛片，就连劳累过度引起的腰酸腿疼也喜欢吃两片止痛片。每当听说公社卫生院进了止痛片，总要想方设法弄一些回来，即使一次吃不了许多，也要尽可能地存一些。有一次我到大队办事，看到某大队会计正坐在火炉旁边似乎在烤火。我也习惯性地凑上去烤火，这才发现，他不是在烤火，而是在吸烟。不过他的吸法有点特别，我从没见过：他把一种小白药片碾成粉末，把这粉末放在一把火铲上，再用张纸卷成个喇叭筒叼在嘴上。一切准备就序，就用一根烧红的铁通条去烫那些药粉，药粉冒出一缕蓝烟，他立即通过喇叭筒把烟一丝不漏地吸进肚子里。出于对他的身份的尊重，我没好意思问。他大概是看出了我满脸的问号，主动给我解释，药是止痛片，主要成分是麻黄素，用这种办法吸食比普通的口服“有劲”。

原来，他们那么偏爱止痛片，是冲着里面的麻黄素去的。

 

人与寄生虫

六十年代初，一批军队转业干部被安排到北京各中学当党支部书记。一次书记作报告，讲着讲着讲起了他当年打游击的往事，所有的人身上都长了虱子。照他的说法，“虱子是革命虫，不干革命就不会长虱子。”可能是多少受了他这种“革命理论”的影响，下乡后面对着虱子的威胁，我们表现得比较镇定自若，泰然处之。

虱子是一种较小型的人体寄生虫，以吸食人血为生。一般生活在贴近人体表皮的地方，象毛发的根部，贴身衣服的衣缝处。据在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的姨夫说：虱子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几餐不到时候不吃，吃饱喝足就睡觉休息。一般白天人活动时虱子不吃不动，到了人休息时，虱子就该活动了，并且是越暖和它们越欢势，把人的身体当成了跑马场，非常的痒，往往折腾得人难以入睡。虱子不但吃喝玩乐在人身上，就连生儿育女也不挪挪地方，所以凡是有虱子的地方，总可以发现虱子的儿子——叽子（实际是虫卵）。

至于虱子是从哪里来的，说法不一。城里人认为雨点落到头发里就会变成虱子，其实毫无科学道理。我们知青的家是村里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地方，午间休息或是晚上下工后，常有一些年轻人聚到我们这儿海阔天空地胡聊。有时在村子北面的地里干活，休息时有些人懒得回家，干脆到我们这儿来。东北农村接待客人礼貌的作法是请人上炕。队里的人到我们家，开始还客气，后来熟了就不请自上（炕），往往坐满了一炕的人。东北农村习惯，早上起床后，睡觉用的铺盖迭好后放到被柜（一种卧式柜）里，家里显得很整洁。我们知青没有被柜，就把铺盖卷起来堆在炕里角，睡觉时一拉开就行了。平时累了，还可以靠着或枕着铺盖卷休息。社员们到了我们家，随便的人干脆就靠在我们的铺盖卷上，虱子大军大概就是这时候转移搬家开辟的新根据地。据知青WBG说，他曾看见一个经常和我们打打闹闹的社员躺在炕上，从身上摸出个虱子来，随手一弹，虱子没了踪影，就此卧底潜伏下来。

男生长虱子似乎毫不奇怪，女生一向爱干净，好象不会长虱子。其实不然，到了那个环境，谁要是不长虱子倒是有点奇怪了。只不过女生爱面子，长了虱子不声张，“打掉牙往肚里咽”罢了。“纸包不住火”，一天早上刚起床就听见女生屋里SL在大喊大叫，向女生一打听，原来是这位S小姐在自己的被褥里发现了虱子，正在追根寻源，穷追猛打。她发作了一阵儿，见没人理她，更没人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自知没趣，一个人坐在炕上生了会儿闷气，只好把虱子和烦恼一起丢到爪哇国了事。

俗话说“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世界上哪有不咬人的虱子，只不过多了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而已。我们虽然不怪了，北京城里人还是要“少见多怪”的，所以我们每次从乡下回到北京，进家（应该说是大舅家，我自己家已经迁到邵阳）第一件事就是把里里外外所有的衣服都换了。换下的衣服还不能随便乱放，得赶紧塞进一个尼龙网兜里，然后把这个网兜挂到窗子外面去，一边挂一边嘴里还不闲着：“你们（指众虱子们）这些乡巴佬，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吗？！快交代，怎么混进北京的？”众虱子们不出声。“不交代，就到外面喝点西北风凉快凉快。”等一锅水烧开了，再把这些衣服用开水彻底烫一遍。有一年大舅的儿子XB从内蒙临河回京，匆忙之间忘了把深色浅色衣服分开，开水烫过以后，虱子倒是断子绝孙，一件天蓝色的棉毛衫变成了花的，布满了虎不象虎、豹不象豹，黑不黑蓝不蓝的花纹。那年头不要说没钱，就是有钱没有票券也买不到东西，XB只好忍气吞声，穿着这件自制花衣服窝窝囔囔地过了好几年。

六九年春末夏初，妈妈托回京探亲的知青带一个小皮箱给我，为客气就打电报叫我到火车站去接。那时电报只传到县城邮电局，县邮局再通过电话通知到我们所在的大队，大队接电话的是位没文化的老农，再通过便人转告我。消息几经周折传到我这里，只知道要我到火车站接人，什么时间，什么车次全然不知。考虑再三，赶早不赶晚，宁可我等人不可人等我。第二天，我赶到通辽，先到火车站看车次。那时通辽还是个小站，每天只有三四班从南向北的客车，我记住几次车到站的时间，到时候就去车站等，其余时间就在通辽市瞎逛。三顿饭就去饭馆，不敢叫什么菜，每次半斤面条（粮票最小半斤，少了不卖），早饭是半斤油饼，一碗豆浆。那时候住旅店要凭介绍信，就像现在要查身份证一样。我一个知青为私事外出哪里来的介绍信，就算是有介绍信，一天几毛钱的店钱我也出不起。晚上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找个长条椅，能躺就躺，不能躺就坐着，胡乱混那么一宿。好在那时的人适应能力特强，只要不是站着就可以睡得着。有一天晚上运气不错，候车的旅客少，我一个人占了个长条椅。睡到半夜不知几点，忽然梦中惊醒，低头一看，看见身上爬满了黄豆大小的虫子，我急忙坐起身来，用双手使劲在身上划拉，那些虫子动作很快，飞快地钻进椅子缝隙里不见了。几只动作稍慢的被我弄死，在衣服上留下六七条红褐色的血迹。细想一想，肯定是臭虫趁我熟睡时来偷袭我。再找别的臭虫，早已是踪影全无，我实在困得利害，想想没法可想无处可以安身，只得倒下头继续睡。

 

蔬菜

东北的冬天长达四、五个月，这段时间只有一种蔬菜——酸白菜。现在关内城市里东北风味菜馆里几乎都有酸白菜炒肉这个菜。这个菜偶尔尝尝还不错，长时间天天吃顿顿吃可就不是滋味了。但是东北的冬季天寒地冻，无论什么新鲜蔬菜也无法完好无损地保存几个月。只有酸白菜可以长期保存基本不坏，满足人们对蔬菜和维生素的基本需求。酸白菜的原料是大白菜。新鲜大白菜先晒晒，然后放在开水里烫一烫。烫过的大白菜变得软不拉塌的，可以放进腌制的大水缸了。为了使白菜在水缸里摆放得紧密，摆上几层就得上去个人用脚使劲踩踏。有俩女生瞧见了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劲地问踩白菜的男生：“你那俩臭脚丫子洗干净了吗？”缸上的男生一边使劲踩一边说俏皮风凉话：“嗨，您还别嫌我的脚臭，听说北京糕点厂做鸡蛋糕都是人踩的。这脚汗还是一味必不可少的作料呢！”等摆满了一缸，在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过上大概一个多月，慢慢地缸里的水味道变酸颜色变绿，就算腌好了。最上面一层因为和空气接触，已经腐烂，丢掉不要。下面泡在酸水里的就是酸白菜了。当地人很多牙齿变黑，有人说跟长期吃酸白菜有一定关系，不知有没有科学依据。

除了酸白菜，农民们常吃的就是大酱。这是用黄豆做的，也就是黄酱。做酱是妇女的专业。刚去的半年，我们吃的酱都是村里各家各户送的。第二年开春，我们组的女生自己做了一大缸，以后就吃自己的酱了。七一年出民工，全公社有个伙食灶，但灶上只管烧饭（米是自己带去的），就饭的菜得自己解决，我们大多是带酱。在家把生酱烧熟，适当放点葱末姜末。如果能加点肉末就算得上美味佳肴了。没有肉，我试着往里加炒鸡蛋，味道也挺好，只是放不了一个星期，酱就变酸，以后再不敢往酱里加鸡蛋了。民工们虽然住在县城边上，可以买到些蔬菜，但是没法做熟，大家只好买些大葱蘸酱吃。那年春天，几乎是天天吃大葱蘸酱，吃得我火气上升嘴里长泡，还得去医院看病，花了五块多钱打针吃药才治好。

改革开放以后，一次吃西餐，发现西餐中的“生菜”其实在开鲁时经常吃。当地人也叫生菜，主要是夏季吃。生菜没有什么味，大家习惯蘸大酱吃。吃了几次，细心的女同学发现生菜的直直的根部有点像在北京时常吃的莴苣，只是比莴苣细得多，只有手指头粗细。把根部外面的皮剥去，里面的芯和莴苣一样。她们收集了许多生菜根，再一根根地剥去皮，做了一大碗炒生菜根，味道挺好，和莴苣差不多。这个发现使我们的餐桌上又多了一样蔬菜。男生们吃完了炒生菜根，开始讨论研究这生菜和莴苣的关系。研究的结果是，生菜和莴苣肯定有亲缘关系，几百年前是一家人，只是在进化的过程中，生菜的叶子得到发展，长得又宽又厚，营养物质都集中到叶子，叶子变得很好吃。而莴苣重点发展根部，营养物质都集中到根部，把根涨得又粗又壮，叶子反倒又窄又薄淡而无味。

生产队有一个不大的菜园子，安排两个老年人种点菜，收了分给社员，多少扣点钱。社员家吃菜一部分靠队里菜园子，其余的就利用自家院墙内屋前的一小块地（也就是宅基地）种点菜吃。六八年我们刚下乡，住房才刚解决，根本想不到种菜。六九年我们到队里干活，干得特别累，没精力去种菜。七〇年我们体力上已经适应队里的活，有余力干些家里的事了。这时我们的院墙已经围好，我们四个男生商量着种自己的菜地。种菜这个大方向大家是一致通过，具体种什么菜，四个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来争去出了四种方案，最后决定，把地平均分成四份，每人包一块，随便种什么，但是不许撂荒。女生们听说了，大笑男生是“搞‘单干’、‘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说“是‘土改平分土地’”。

地分了，下一步就该考虑菜的种籽。我们嫌本地菜品种不好，纷纷写信向北京求援。我家那时已经下放湖南，我请住在北京的舅妈帮我买了点北京的四季豆种。QBQ买的是香菜籽，HJY和WBG买的是什么记不清了，反正每个人和别人都不重样。为了有理论指导，我们还跑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讲蔬菜种植的书，一副要大干一番的架势。为了增加地的肥力，我们还特地把自家厕所和猪圈里的粪掏出来下到地里做底肥。

种下种籽后，天天盼着出苗。苗出来了，又忙着除草，松土，浇水。看着菜苗一天天地长大，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下工以后的休息时间几乎全泡在菜地里，有时中午也不休息。QBQ的香菜长得最快，也许是他播种时下得太密，密密麻麻的，他赶紧间苗。虽然只种了一平方米不到，稍稍间一点就是一菜篮子。因为香菜长快，那段时间我们的伙食几乎天天吃香菜。香菜本来只不过是用来做调料的，我们拿它当主菜吃了。我种的四季豆长得慢些，也比较费工，还得搭架。等到豆角熟了摘下来，到底是北京的种籽，比当地的种好，吃口更好。可惜我没有及时留种，等到豆秧快枯黄了才想起来，于是留下一些豆角不摘，让它们长到完全成熟准备留种。后来一查书，说是要用第一批豆角留种，才能保持它的品种优势。只好把那些老豆角扔掉。

队里每年麦收后都要在麦地种大白菜，作为腌酸白菜的原料。但是当地白菜可能是常年不更换品种逐年退化的缘故，品质比较差，体形小不说，并且菜芯包得不紧。QBQ让家里寄来些北京的大白菜种子，推荐给队里。农民们将信将疑，只用一小部分地种北京大白菜。长到一半时，北京大白菜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到收割时，北京大白菜的个头几乎比当地菜大一倍，并且菜芯包得紧紧的，其实这时才长了八成熟，如果长到全熟，还可以更大更紧。社员们都抢着要北京菜，队里只好按比例搭配分菜。临近几个村子的人听说了，纷纷跑到我们队托人要北京大白菜。第二年，就用这批菜留的种子种的，不知是栽培技术不到位，还是自然环境不适应引起品种退化，长出的菜不如第一年好，但也比当地菜好多了。

要种菜，浇灌用水是个大问题。我们日常用水是到几百米外的小学校挑水。挑水浇菜未免太吃力。有人建议我们在院子里打一口井，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四处打听打井的方法。因为地下水相当浅，所以打井不怎么困难，关键是要防止井壁坍塌。社员们教我们一个土法，用柳条扎成碗口粗细的长条，再弯曲围成直径一米多的圆筒，一圈圈地往上盘，就成了一个圆筒形。把这个圆筒放在准备打井的位置，人站在圆筒里挖土，挖下一尺多，就站在圆筒上向下压。沙土被挡在柳条圆筒外面，自然不会坍塌。我们四个男生利用中午休息时间照着社员们教的法子干了起来。挖到地面下一米多，就开始见水，但这时不能停下，听社员说井太浅了出水少，容易干井，井水容易变臭，总之越深越好。我们继续往下挖，这时候虽然已经是六七月，太阳光照到身上火辣辣的，可是井里的水还是冰冷刺骨。幸好有QBQ父亲给他寄来一双高统水靴，我们就穿着靴子站在井水里挖。

又挖下去一段，水深已经没过高统水靴，我们只好光着脚挖。那水可真凉，好像有无数细小的针往骨头里扎，挖不了几锹就冻得吃不消，赶紧爬出来在太阳下晒脚取暖，换一个人下去挖。最后挖到水深没过膝盖，腿脚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就此罢手。以后，我们吃喝洗涮用的水还是到学校去挑，浇菜就用这口井的水。

 

馋肉

由于难得一见荤腥，平时见到长点儿肉的活东西就琢磨着怎么用它解解馋。一年刚开春，我们和几个社员下地干活，休息时抓到一只小鸟，是什么鸟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大约有两只麻雀大小，用手摸摸，可怜呀几乎是一把骨头，特别是胸骨，简直就像一把刀，只剩下胸脯和两条大腿上多少还有点儿肉。有人提议架在火上烧了吃，想想实在不合算：统共那么点儿肉，上火一烧，不得烧焦一层皮，那样还能剩下多少肉呀。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裹上一层泥再烧，保证烧不焦，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去找泥。可是这会儿正是“春雨贵如油”的季节，哪里去找现成的泥。

古人云：“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对！主意就出在这个“尿”字上，哥儿几个撒泡尿和了把泥，把那只小鸟裹得严严实实，再放到火上烧。等泥被火烧干又裂开一条条缝，就见一缕白色的气从泥里钻出来，使劲一闻，真香啊！我们迫不及待地剥掉泥，嘿，还真行，连泥带毛轻而易举地就剥得干干净净，而小鸟的皮却是完好无损。几位社员也不知忌讳什么，蹲在一边看我们知青狼吞虎咽地把这只可怜的小鸟吃得净光。有人还问：“这没油没盐的，能好吃吗?”我们抹抹嘴说：“怎么没盐？这和泥的水里不就有嘛！”“你们不懂，广东馆子里有道名菜叫‘叫花子鸡’，就是这么做的！”反正除了QBQ家是广东人，别人谁也没去过广东，随便我们怎么吹。

还有一次是夏天，我们在一个小水洼里抓到几只青蛙，当场剥皮开膛，弄弄干净就烧烧吃了，几个社员看着奇怪：“这青年（社员们把知识青年简称作‘青年’）咋啥都吃，那蛤蟆小胳膊小腿儿的能有多点肉，他们也吃得那么香。”更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有一次HJY抓到一条蛇（当地人叫‘长虫’，迷信的人还奉之为神灵），居然也津津有味地给吃了。

从乡下回家，坐火车要上十个钟头，再怎么节省，火车上的一顿饭是非吃不可，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只好上餐车。不过那时餐车供应的饭菜非常大众化，又便宜又可口，关内一般三角钱一份，关外虽说稍贵些，五角钱一份，但是份量足，油水大，一盘炒菜，一碗大米饭。我把炒菜吃完，看着盘子里剩下的油，觉得白白放弃实在可惜，倒不是心疼我那五角钱，而是长期缺油的肠胃禁不起那些油的诱惑。我也顾不得脸面了，把饭倒到盘子里，使劲地用饭粒去蹭那些油，直到确认残油全部转移到米饭上，才香喷喷地把饭吃下。吃完了，还自我安慰：“这下餐车服务员洗盘子可就省劲了！”

七一年九月中，我上调进厂回邵阳，路过北京时暂住在大舅家。到北京时，正赶上表姐的二儿子刚满月。这事要是放在现在，这顿满月酒我是吃定了，不下馆子也得在家里摆一桌。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办酒，一办，马上有人告你“复辟四旧”，轻则开你的批斗会，重了找个“牛棚”关你几天。再说经济上也办不到。

大舅正在受“审查”，工资扣减只发生活费。他两个儿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地方比我们那儿还苦还穷。大舅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丈夫都是当时比狗屎还臭的大学毕业生，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还不到一百元，男方还有老母要抚养接济。当时市面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特别是老百姓过日子天天离不开的粮食、副食、日用品，几乎样样都要凭票供应。粮要粮票，面要面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回民不吃猪肉，另有牛羊肉票）。体弱有病孕妇生孩子需要增加点营养品也要鸡票、蛋票、牛奶卡……，除了西北风不要票，什么都要票。好多老太太被这个票那个票给闹糊涂了，买东西时只好抓出一大把票让售货员自己挑。

中国人坐月子讲究喝鸡汤补身子，表姐凭着医院的证明才买到一只鸡，胃口不好，只喝汤没吃肉，正巧这时候我到了北京，这鸡肉就便宜了我。这只鸡经过多次熬汤，香味鲜味大部分已经随着鸡汤走了，可我吃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好吃，狼吞虎咽地一顿饭就把这只鸡全解决了，活脱脱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

 

细粮

面粉是我们唯一的细粮。最多的年份每人每年可以分三十五斤麦子，最少的年份才十二斤。这里说的是麦子，磨成面粉还要打折扣。折扣的多少决定于面粉的质量，一般标准粉是八一折的。所以十二斤麦子实际上只有十斤左右面粉。这么少的面粉哪敢放开肚子当饭吃，只有逢年过节或是碰到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才吃。白面的价格只不过一毛多两毛钱，比猪肉便宜多了。可是“物以稀为贵”，有时，因为要吃顿白面，即使没肉，也要特意去打一斤白酒，以示隆重。自家的不够吃就想办法到外面吃。一个办法是到县城的饭馆里吃，饭馆里可以吃到面条和饺子。内蒙的粮票最小面值是半斤，不象上海最小是半两，所以一顿最少得吃半斤。这个份量男生嫌少女生嫌多，饭量小的女生就两个人合吃一份，宁缺勿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吃会议”，那时的会议会餐不象现在大鱼大肉，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就是皆大欢喜。

有一年夏天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我们一到公社就四处打听会餐吃什么，传出消息说最后一天吃白面馒头，大家一边开会一边咽着口水想这顿馒头。好容易熬到了这天的午饭前，大会主持人忽然宣布：由于白面很难搞，所以不能敞开供应，限量每人一斤。一斤馒头到手，男生们三下五除二，头也不抬一口气全部消灭，抹抹嘴摸摸肚子，似乎意犹未尽。看看女生，她们已经吃饱，正在用小手帕包着她们的剩余物资——两个或三个圆圆胖胖的白馒头。有两个男生实在抵挡不住馒头的诱惑，恬着脸向女生求援。女同胞们包好馒头，有的笑笑，有的摇摇头，有的干脆翻翻白眼，抱着那珍贵的馒头走回宿舍去了。饭后照例有一个半小时的午睡，我们一觉醒来，只觉得胃里已经空空荡荡。大概我们的胃天天对付高梁米，久经锻炼后变得威力无比，一斤白面馒头经不住三磨两磨早已被消化得不见了踪影。

六八年秋末，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两个人（一个是学院教工，一个是驻校解放军）到和平学校外调。按规矩，这两个人的伙食应该由和平学校解决，或是到社员家吃“派饭（队里照顾知青，从不安排到知青家吃）”。我们和这两个人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共同点是北京。听到他俩的消息，几个女生跑到学校，硬把他们拉回我们家，又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和食油，烙白面饼招待。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四个男生上桌着陪客人吃，众女生站在旁边陪着聊天。

七〇年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管辖。吉林省大搞平调，从哲盟抽调小麦、白酒和白条狗（就是宰杀后剥去皮毛的狗，据说朝鲜族人最爱吃）。这一调，调得哲盟白面、白酒奇缺。开鲁是农业县，小麦本来自给自足略略有余，市面上、饭馆里供应的面粉质量还是不错的，七五粉作不到，八一粉还能保证。现在小麦调走了，为了支撑市面，只好供应“全货面”——一斤麦子磨一斤面，连麸子也磨成粉。用这种面粉作面条比竹筷子还粗，细了容易断。面条呈暗红色，吃到嘴里还粘牙。

这年过年，吉林省不知从哪里调来些大米供应农村，每个人几斤。社员们以为大米饭的做法和高梁米一样，也是先用水煮，八九成熟后捞起来再焖熟。我们舍不得那些米汤，干脆把掏洗干净的大米放到一个洗脸盆里，再加上适量的水，然后放到铁锅里蒸，虽然多用了些柴禾，蒸出来的大米饭原汤原汁，就是香。

 

主食

当地生产的粮食主要的有三种，玉米、高粱和谷子；次要的有小麦、黄豆、绿豆、江豆等等。

玉米产量高，最好的亩产可达八百多斤，所以种植量最多。虽然价钱不贵，国家收购价一等品八分八厘一斤，但是农民一般都不愿吃玉米，好多人说玉米吃多了胃里冒酸水，所以农民很少用玉米作主食，只在新鲜玉米刚下来时摘些嫩的尝尝鲜。队里种的玉米绝大部分作为公粮和定购粮卖给国家粮库。一个生产队每年要卖玉米几十万斤。

高粱产量不如玉米，但也不低，亩产可达四、五百斤，所以队里种了不少。高粱价格略高于玉米，大约九分多一斤。农民主食就是高粱。高粱还可以作牲畜的食料。队里种高粱，主要目的就是这两项。

高粱米做饭比较费火。做高粱米饭时先在锅里放一锅水，高粱米和水一起煮四十分钟左右，然后把米捞出来，把米汤舀出来（可以当汤喝或是喂猪），再把米放在锅里，利用灶膛里柴火的余烬焖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如果高粱加工时碾得仔细些，做饭前用热水淘淘高粱米，做出来的高粱米饭还是比较白，否则就是通红的。有一次男生下地干活，女生在家休息。也不知是男生提前收工，还是女生忘了时间（谁也没有手表，全组连个闹钟也没有），男生到家时午饭还没作。因为下午还要干活，女生ZYH为了快点作好饭，煮高粱米时往里加了点食用硷。煮了才二十分钟就捞起来焖，焖了一会儿尝尝没熟，再添点柴火炒。这么来回一折腾，高粱米变得又红又硬还夹生。我们男生一边费力地嚼着小石子般硬的高粱米，一边大声抱怨：“这人的手指头比脚趾头还笨！”ZYH心知理亏不敢大声回嘴，只好小声嘟囔：“你们的脚趾头就那么灵，用脚趾头作顿饭试试。”

高粱米比较难煮熟，到了肚子里也比较难消化，所以吃饭后能坚持相当长时间不感到肚子饿，农民们称“耐饥”，这也是农民大都愿吃高粱米的主要原由。我们下乡一年后，慢慢体会到这一点，就改吃高粱米了。到第三年，我一顿饭最多可以白口（即只吃饭不吃菜）吃八两高粱米饭。二〇〇二年，我们回开鲁，真想再尝尝久违的高粱米饭，可是这时农民生活提高了，没有人再吃高粱米饭。

高粱米虽然耐饥，但天天吃毕竟乏味，于是想方设法提高食欲。WBG祖籍辽宁，献出一个秘方：高梁米饭拌猪油加白糖。我们依方炮制，果然，用“香甜可口”一词形容恰如其分。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猪油和白糖，只好偶尔尝尝解馋。

谷子，加工成粮后称小米，就是革命回忆录中常提到的“小米加步枪”中的小米。小米饭很香，口感比高粱米好得多，且容易消化。但是谷子贵，一斤一角二分左右。再就是不耐饥，所以农民一般不吃小米，只有产妇坐月子时才吃些小米，并且是熬粥喝。小米做饭很容易熟，小米放到水里煮，水一开就得赶快捞起来，动作稍慢一点，就烂在米汤里捞不起来了。我们第一年做饭图省事，口粮几乎全要的是谷子，队里也满足了我们。吃了一年小米饭后，我们慢慢地改吃高粱米了，原由有两条：耐饥和便宜，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经济实惠”。

 

吃饭的策略

有政策的规定和队里的照顾，我们知青虽然没有像社员们那么缺粮，但也不能总是敞开肚皮吃饭。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实行“定量下锅”，每顿饭下锅的米有个定量限制，不能超过。虽然是定量，每个人吃一大碗饭还是有保障的，关键是第二碗饭。每人一碗饭盛过之后，锅里已经所剩不多。吃饭动作快的还可以再盛一碗，慢的就只能望锅兴叹了。狗急了跳墙，情急了生智，饿急了出歪招。有人想出了类似“田忌赛马”的策略，第一碗不盛太满，然后赶紧吃，为了快，甚至不吃菜。吃完第一碗，第二碗满满的盛一大碗，再从从容容地吃菜吃饭。当然这个办法也不能多用常用，大家都会了，还不是老样子。

我们队还不错，没有因为伙食问题发生什么大矛盾，有不少队的知青，因为吃粮甚至影响到组里的团结。有的实行饭票制，有的干脆分灶分伙。

 

吃派饭

有一次我和一个社员到奈曼旗外调，去的地方在奈曼最南边，靠近辽宁省的朝阳，在大山里。此地就是“麦饭石（改革开放后闻名全国）”的产地，但因为不允许农村搞副业，所以相当穷。一天正好是阴历二月初二，按当地习俗这天的早饭要吃饺子，被安排我们俩吃派饭的人家没有白面，更没有肉（即使是曾经有过肉和白面，过年时也吃光了），只好用荞麦面包酸菜馅饺子。荞麦面粘性差，饺子皮擀薄了容易破，煮熟的饺子呈暗红色，吃到嘴里，几乎全是面，没多少馅。三十几年后一次到商店买白面，发现荞麦面的价格竟然比白面还贵三分之二，不由得心生感慨，想不到当年上不得台面的荞麦面会身价倍增，甚至超过白面。

还有一次我们到开鲁县东边的东风公社外调，这个公社在开鲁县过去算是比较富的，但是受大形势的影响，不少生产队越干越穷。这天的早饭我俩被派到一家吃饭，不知为什么，这家人只有三个女人，母亲和两个女儿。饭端上桌，女主人照例在一旁张罗，两个女儿坐在炕角落里看我俩吃。还没吃上几口，那个大约四无岁的女孩哭叫起来：“妈妈，我的包破了！”一边说一边拉起袖管给她妈妈看，我用眼角瞄了一下，果然，黄绿色带着血丝的脓水正在往外流淌。我不敢有什么反应，可那位社员受不了了，他“叭”地撂下饭碗，虎着脸掏出粮票和钱（按规定，在社员家吃派饭每顿半斤粮票三角钱）拍在桌子上，“吃好了，咱赶路吧。”  

参加“清队工作队”期间，每天两顿饭都是到社员家吃“派饭”。当时正是春节前后，队干部安排时，总是派到已经杀过猪的人家，所以我们工作队员几乎是顿顿有肉吃。吃了几家，我发现他们做菜的手艺都差不多，端上来的菜味道没什么区别。我最喜欢吃的是一种白切肉片，半寸多宽，两三寸长，两三分厚，肥瘦全有，还带点皮。不知怎么弄的，似乎只有八成熟，咬起来还咯吱咯吱的，有嚼头，味道很好，别看白花花三指多宽的肥膘，可是一点也不腻，吃了还想吃。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特别喜欢吃肥肉，无论是红烧还是白烧，看见就想流口水，吃到嘴里感觉比奶油蛋糕还美。二〇〇二年回开鲁，真想再尝尝这白切肉片的美味。可能是当地人的吃肉习惯也变了，竟然没有一家上这菜，未能如愿。事后和同学们说起，有几位也有同感。

开鲁农村和北方农村一样，土炕除了晚上睡觉外，日间是一家人室内活动的主要场地。男人干活回家喝茶吸烟，女人飞针走线缝衣裳，包括一日三餐，都是在炕上。倘若家里来了客人，为表示礼貌，也是热情地往炕上让“上炕，上炕！”。对于尊贵的客人，还要加上一句“炕里坐！”让到炕中央靠近窗口的位置。

到农民家吃饭，盘腿坐成了我的困难。我家是南方人，虽然一直生活在北方，也住过北京最典型的四合院，但从没睡过炕（下乡劳动除外），也没有盘腿而坐的习惯，吃饭一向是坐椅子或是板凳。在我们知青家里，队里特意给做了桌子和凳子，我们平时吃饭看书都是在桌子上。盘腿坐的时间长了，两条腿又酸又麻，吃完饭跳下炕来，两条腿几乎不听使唤，要活动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还有一样，我盘腿一坐，就像有一口气憋在心口窝，堵在那里咽不下饭。如果硬往下咽，吃不了几口饭就堵到了嗓子眼，噎得我直翻白眼。拍胸、灌米汤地折腾好一阵子才能把饭送下去。噎了两次，我再也不敢坐炕里边了，只能坐在炕沿上，一条腿盘在炕上，一条腿垂在地上。

 

衣

我们知青穿的衣服绝大部分是从北京带来的，后来在劳动中，衣服陆续损坏，就在当地添置了一些衣服。

农民穿衣受经济条件限制，很简单，基本上只有单衣和棉衣二种。不过棉衣有大小两种。这里的大小不是指尺寸大小，实际是棉花厚薄有所区别，以适应冬季和春秋不同的气候。他们穿棉衣时，贴肉只穿一件单衣，外面就是一件棉衣。有的人干脆连单衣也不穿，也就是光膀子穿棉衣。棉衣外面大部分人不加罩衣，小部分比较富裕的罩件单衣。如果能套一件条绒（灯芯绒）的罩衣，就是相当豪华的了。在定亲或结婚时女方向男方提出的财礼，绝大多数都要提出条绒的罩衣。所谓“里外三新”，就是这三件衣服。我曾见过一个退婚的女青年，因为退亲解除婚约是女方提出来的，根据当地习俗，女方必须退还男方赠送的一切财礼。退礼之前，女青年穿的一身新条绒。讲完条件退完礼后，因女方身上穿的也是男方送的，所以也得脱下来。女方走时，只剩一身破旧的老棉袄，与来时相比，判若二人。

有年冬天，我和一个社员到开鲁以南百多公里的奈曼旗办事。那个地方比开鲁穷，农民几乎都是单穿一件棉衣，既无内衣也无外衣。同去的社员穿了一身黑条绒的外衣外裤，令当地人羡慕不已，连声称赞之后，有的人禁不住伸出手摸摸，仿佛他穿的是绫罗绸缎，高级毛料。

由于当地冬天气温很低，风又大，所以再厚的棉衣，也只能在家里、村里或干活的时候穿。如果要外出，一定要穿大衣。刚去的那年冬天，我们都没有棉大衣，除了自带的棉衣外，还有上级发的一身棉衣裤（从安置费里开支）。发的棉衣实际上是一件棉制服，比一般棉衣稍大稍厚一些，长短差不多。因为是棉的，所以保暖不抗风，冬天的凛冽寒风一吹就透。而且因为太短，只能包住上身，两条腿一点儿也遮不住。有一次我进城，里面穿了自家的棉衣，外面又套上棉制服。进县城二十几里路，一路就坐马车，一动不动地坐在没遮没盖的马车上，任凭风吹。只觉得一股股寒风像锥子一样吹透两层棉衣直往身上扎，厚厚的棉衣好似一层薄薄的纸，迎风的半边身子一片冰凉。二十几里路马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地方跳下车来，只觉得两只脚全麻木了，踩到地上好像是两只不听话的木头脚，几乎站立不稳。活动了好半天才恢复知觉。

下乡临行前，我特地跑到北京天桥旧货市场买了一双旧军用大头鞋。这是当时解放军关外部队普遍使用的一种鞋，里面有一层带毛狗皮，又结实又暖和。带到乡下后，冬天我就穿这双鞋。不过大头鞋太重，干活、走路时比较吃力，而且爱出脚汗。所以后来又买了一双胶底棉鞋，干活、走路时穿，很轻便，出汗也少多了。有一次，也是坐马车走远路，我穿了大头鞋去。到地方后办事走了好多路，结果出了不少脚汗。再坐一个多小时的马车回到家后，鞋怎么也脱不下来，原来是汗水结冰把袜子、鞋垫和鞋底全冻在一起了。没办法，只好拼命地跑、跳，蹦哒了大约有半小时脚暖和过来，才把鞋脱下来，又费了好大劲，把鞋垫扯下来一看，鞋垫上还结着厚厚一层霜呢。七一年我被招工回城，收拾行李时，曾和我一起看过场的老范来找我，想要我这双大头鞋，我满足了他。

当地夏天不算太热，所以农民无论男女都不穿短裤，当然也有风俗的关系。见知青穿短裤，开始觉得奇怪。见多了也觉得很实惠，有的中青年社员就学。他们以为短裤无非是裤腿短一点儿，于是回家让老婆把长裤裤脚剪去一截，当作短裤穿出来。

棉大衣不抗风，要抵御塞外的凛冽寒风，必须穿带皮板的毛皮大衣。农民们说，皮板可以抗风，毛、绒可以保暖。我写信给父母，请他们想办法。父亲拿出一件皮大衣，是短大衣，衣长刚到臀部。皮统是绵羊毛的，毛很好，绒又密又软。此时父亲要下放到湖南，料想一是用不上，二是新家未定，连个存放的地方也没有。于是就托人在北京大栅栏瑞芙祥改成一件皮大衣。不够长，让店里接了一块黑色山羊皮作下摆。一时没有合适的大衣领，只好配了一条黑色山羊皮的领子。这新领子别的倒没什么，只是山羊毛又长又直，且是黑色的，作成大衣领子披在肩上，不仔细看，和长头发一般无二。六九年末七〇年初回湖南探亲过春节，我用胳膊夹着这件皮大衣走在长沙大街上，有个十几岁的小男孩看见了不知是何物，特地从马路对面跑过来，伸手摸摸、捏捏大衣的毛领，才放心地跑开了。大概他把我当成了杀人犯，那件大衣是不幸的被害者，而大衣领正是被害者的头和头发。

帽子也是一样，非皮的不可，并且薄了还不行。下乡时，我们四个男生都带了棉帽来。他们三个带下来的是棉帽，我比他们略强些，算得上是顶皮帽子。这些帽子只配在北京混混，到了东北农村，戴在头上，让寒风一吹，感觉和戴顶纸帽子差不多。于是我们向农民们了解关于各种皮帽子的性能和价格。最便宜的是绵羊皮的，一般做成与解放军军帽的样子差不多，就是雷锋着冬装照片上戴的那种样子。但是羊皮的不很暖和，也不太牢。再稍贵一些是狗皮的。最贵的是狐皮的。狐皮又分草狐和火狐。火狐，顾名思义其毛色像火一样红，既好看又暖和，据说雪花落在火狐皮上都要融化。但是狐皮不如狗皮的牢，使用保管都得格外小心谨慎才行，否则一撮一撮地掉起毛来比癞皮狗还难看。狗皮帽比羊皮的暖和，几种皮帽子中狗皮帽最牢最耐用，使用保管几乎不要费什么心。狗皮帽外形与狐皮相同，仅毛色不同。好的狗皮帽不仔细看，还会当成是狐皮的。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我们四名男生每人买了一顶狗皮帽。狗皮帽子确实暖和，有时还觉得太热了一点。寒冬腊月，四五级的西北风是常事，戴着狗皮帽子干活，凡是皮毛能护住的地方，都是暖呼呼的，再一干活，甚至能热出汗来。皮毛护不住的地方，被西北风一吹，像被刀子割一样生疼。过了一年，我又买了一顶羊皮帽子，用于干活时或不特别冷时戴。

一年之中，以秋收时最费衣服。成熟的庄稼此时又高又壮，高杆的如高粱、玉米比人还高；矮杆的谷子也有半人多高。要把这些庄稼割倒、打捆、装车，光靠两只手抓抓应付不了，还得要伸出胳膊又搂又抱又夹，有时还得靠脚蹬膝盖顶。所以衣服磨损的特别快，一件新衣服过一秋就破了。这时候供销社进了一批细帆布，黄颜色的。我买了一些，请人做了一件军便服式的上衣。这一着真灵，这件衣服经过一秋拼下来，居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破损。帆布还有一样好处，下雨时布料吃了水份由于纤维膨胀会变得更加密实，反而不透雨，可以当雨衣穿。秋收大忙季节，为了抢进度，下小雨不会停工，当别人的衣服被雨淋透紧贴在身上时，我的衣服还和没事一样，只不过重了点儿而已。秋后冬闲排练《红灯记》，正当大家为鸠山的那件呢子军装找不到发愁时，有人提醒我：“你那件细帆布衣裳不是挺合适吗！”赶紧取来一试，嘿，笔挺的。秋收时经过和庄稼杆的反复磨擦，布面上还竖起了短短的绒毛，真有点将校呢的效果。于是我这件衣服在秋收中出了大力后，又为活跃社员业余文化生活继续作贡献。后来回城前收拾衣服，想到进工厂干活还能用得上，就把它带进了城。五弟在铸工车间当气割工，整天跟钢铁和沙土打交道，穿衣服很费，见到这件衣服比厂里发的工作服结实，挺实用，就拿去穿。但他嫌那黄色像狗屎的颜色太难看，弄点染料给染黑了。

临下乡前一年，一次去颐和园游泳，一口气游了快两小时，上岸后西瓜汽水加油饼一通猛吃。没多久，胃疼得不得了。虽说打了一针很快就不疼了，但从此落下了胃惊挛的病根。遇到暴饮饱食，饮食冷热不均，就会重犯。下乡后一个月，我们四个男生到一队去看同学，回家时天色已晚，为了赶上晚饭，路上走得很急。到家时正赶上开饭，包饺子。大概是路上喝了凉风，吃得又猛了些，饭后没多久，胃就开始作疼。幸好我们都是睡的热炕，热呼呼地捂几个钟头就好了。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我认为主要是不能让胃受凉，保温是第一要点。我给妈妈写了封信，请妈妈帮我作一个棉肚兜。不久，妈妈寄来两个肚兜，我一个，妹妹一个。人造面的面子，里面絮的是驼毛。妹妹嫌难看，怕别人笑话，不肯戴。我顾不得那么许多，舒服第一。穿戴上这棉肚兜果然舒坦，不管天有多冷，胃部总是暖呼呼的。以后秋冬春季我总是戴着，下地干活，出差外调也不离身。听人说：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我是服了。插队三年，胃惊挛没犯过几次，这棉肚兜应该记头功。

 

缝缝补补

俗话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实际上当地农民已经不怎么穿缝补过的衣服。除了少数生活特别困难户外，一般人家都是过年时作一身新衣服，穿一年后再做新的，旧衣服拆开打袼褙作鞋子。知青们一是不需要自己作鞋子穿；二是受党“艰苦朴素”的多年教育，念念不忘自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历史使命，潜意识里总有一种“衣服越破越朴素，也就越革命”的想法；三是有好衣服还要留着回北京时穿。所以一年四季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不但旧，而且不整齐，少一两粒扣子是经常事，有的人上衣的扣子全掉了，干脆用根麻绳往腰里一勒了事。至于东破个口子，西挂块布片，也是司空见惯，只要能遮丑就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农村辨别一个人是不是知青，除了看眼镜外，就是看衣服，破衣拉撒的年轻人九成是知青。农民不信邪，特别是女社员们经常说：“你们知青都是装穷，有好衣服都藏在箱子里不亮出来。”她们固执地认定，知青们就像出嫁到了婆家的新媳妇，好衣服和值钱的东西都深藏在箱子里，不肯轻易示众。时间越长，她们的好奇心越重，一些未出嫁的女青年有事没事总爱泡在女知青屋里，凑巧碰到哪个女知青翻箱子找衣物，就赶紧挤上去伸长了脖子看个究竟。

我发现，夏季常穿的汗背心后半片比前半片坏得快，往往前半片还是完好无损，后半片已经千疮百孔，如满天繁星了。看看后半片，实在是不可救药，几乎是一碰一个窟窿，想用针线缝缝连连都办不到。再瞧瞧前半片，完完好好半个洞也没有，用手拽拽，还挺结实，扔掉实在可惜……。忽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学学杨献珍（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曾因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文革一开始就受到猛烈批判）的哲学，来它个“合二而一”，说干就干……。第二天，我穿着这件“哲学”背心大摇大摆地上工去了。走着走着，后面一位社员郑学斌叫：“哎！老R，你的背心穿反了！”知青们平时穿着马虎，衣服前后穿反，穿得歪歪扭扭而被社员取笑是经常的事，郑学斌平时常和我们知青开玩笑。我知道他今天“少见多怪”了，故意慢慢地转过身来说：“你再看看这边。”他一下子傻眼了，跑前跑后地看了几遍，才大笑出来：“哈哈，你这是哪儿买来的背心，前后一般长？！”

下乡前看一些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时，常可以看到那些大娘大婶大嫂子们做针线活时总把针在头发上蹭几下，那时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看过就忘了，从没想想为什么。现在自己动手缝补衣服，也体会到了这个动作的作用，从头发上蹭点油，扎针时减小针与布之间的摩擦力，可以省点力。HJY不想放过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机会，一次缝补衣服时也打算露一手。可惜他太粗心，只知其一，不只其二，大娘们蹭油时都是从上到下单方向的蹭，他先生却上下来回蹭。这下可好，油没蹭到，一针扎下去把血给放出来了，捎带着又赔上一身冷汗。

当时姑娘出嫁，缝纫机是必备品，所以多数人家都有缝纫机。我有时想补一补裤子，和别的女社员不太熟，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妇女队长，她丈夫和我们男生很熟。我去了一说，她虽然答应了，但口气上似乎不太放心，带出“你会用缝纫机？”的疑问。我大模大样地坐在缝纫机前，装机头，穿针引线，然后就“咔嗒咔嗒”地踩起来，不多一会儿，一大块补丁补在膝盖上，针脚均匀，补丁平平展展。妇女队长在一边看得彻底心服口服，“过去听说老八路才会补衣裳，现在的知青也会。”拿我和八路军相提并论，我心里别提多美了。

 

交通工具

当地农村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畜力车，包括马车、牛车、驴车。

有一次秋后，到一块地里去砍柴禾，去了一、二十人和两辆大车。干了一天，装了满满两大车。同去的人分坐在两辆大车上。回家的路都是田间小路，坑坑洼洼的很难走，大车左右摇摆得十分利害，人坐在柴草垛上，只好用手紧紧拉住捆绑柴草的绳索。走着走着，大车猛地向左倾斜过去，坐在柴草垛上的人们纷纷滚下车来，紧跟着大车也倒在地上。我当时坐在大车左侧，掉下来落地时正好在地上，左脸贴着地面。我从地上爬起来，只觉得左耳朵眼里深处疼，用手摸摸，耳朵眼里有一根什么东西，轻轻抽出来看是一根草棍。我马上想到耳膜会不会捅破，仔细看那草棍，没有血迹，用手掏掏耳朵眼，也没血。用手揉揉耳朵，疼的感觉慢慢消失。在左耳朵边拍巴掌，也听的清清楚楚，想必没什么问题。大概草棍刚好触到耳膜，如果草棍再长上哪怕是半个毫米，我这只耳朵就得变成摆设装饰品了。回头看看其他社员，没有受伤的，架辕的马也随着大车倒在地上，大家忙把辕马解下来细看，也没受伤。赶紧把车扶正，把柴禾重新装上车绑扎好，继续上路。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地述说刚才的险情，有的说掉下来时谁谁砸到自己身上，有的说后边掉下来的人正好骑到他脖子上，还有的说一把砍柴刀从他的脑后嗖地飞过，几乎削掉头皮。

通辽市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市内交通大多靠步行。出租汽车也没有，只有一种毛驴拉的小车。有同学说：“咱通辽够上十九世纪英国伦敦了，出门可已坐‘公共马车’，只是多了个‘户’，驴乃‘马’旁加‘户’也。”七〇年初，我和HJY兄弟俩从北京回开鲁，在通辽下火车后要到长途汽车站坐长途汽车，路比较远，我们带的东西多，就坐上‘公共驴车’。HJY弟弟是个急脾气，嫌驴车走的慢，从车老板手里夺过鞭子拼命地抽那驴，把车老板心痛得直个劲地叫唤。

那时候公路上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农村里凡是粮食生产以外的副业生产统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那个年代一旦与带“资”的沾了边，就和现在说的“违法行为”性质差不多，甚至还要严重。生产队的马车、牛车只能用于本队的运输，不能干营业性运输。生产队除了在秋收季节有东西可运，其它季节几乎没有什么可运的。所以公路上经常是冷冷清清的，有时在公路上走一、两个小时也遇不上一辆大车。因此，我们上县城去公社，主要还是靠自己的两条腿。有一天，我和HJY到公社附近的一个知青点去玩，回家时天已经全黑了，虽说是晴天，但没有月亮，只能凭着点点星光辨认路途。路过公社时遇到一位复员军人，一聊起来原来是本队青年迟学良的大哥迟学文。迟学良是我们的好朋友，和他大哥在一起，话自然格外的多。一路走一路说，迟学文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岔路，我俩对他说走错了，他还不信，仔细辨认才相信确实是我们对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想不到我土生土长的，还没有你们才来一年多的知青认路啊！”我俩套用了一句鲁迅的名言：“走得多了，自然就熟了！”

二、三十里的短途可以靠两条腿或是牛马车，成百里的长途还得坐汽车。有一次我和一位社员从通辽坐去奈曼旗，途中三、四百里，汽车得跑近十个小时。由于缺乏客车，长途汽车公司就用卡车运人。卡车就卡车吧，只要比马车快就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坐了。卡车上既没有车篷可以遮风挡雨，也没有任何东西可已垫在屁股下面，坐这样的车真是“坐立不安”，一路上全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子开起来颠簸的很厉害，坐在硬梆梆的车厢板上时间长了颠得屁股生疼；站着，凛冽的寒风穿透我的两件棉衣，一件毛衣，没半个小时，迎风的半边身子就变得冰凉。只好蹲下来指望躲在别人身后避避风，可是哪个人也不是铁打的，站的时间长了谁也抗不住，于是大家都低头蹲着挤作一堆。这样过了大约两三个小时，就听见车尾有个人高声叫：“停车！停车！我要撒尿。”大家都盼着早一点到达目的地，谁也不愿意在这车上多受一分钟罪，没有人搭理他。那人还是叫，最后看没人理，就想走到前面来喊司机，于是有人出主意：“你就站在边上往车下撒吧！”那人没办法，只好挤到车帮边，解开裤子小便。过了一会儿他又叫：“不行啊，车太颠了，撒不出来。”引得众人大笑，算是寂寞旅中的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妈妈托一个回北京探亲的同学给我们带了些东西。这个同学所在的地方属于黑龙垻公社，在我们西边，与我们的新华公社中间还隔着一个大榆树公社。所幸的是，我们是新华公社最西的大队，而她们是黑龙垻最东边的大队。这年冬天清队时我外调去过这个大队，当时她们知青全回北京了，没有碰到。粗算起来，两地的距离大概有三十几里，但都在一条大路旁边。那时候农民没人有自行车，全村只有高玉明的父亲因为工作需要有一辆自行车，我向高家借，老高挺不乐意，可是碍着高玉明的面子，还是借给了我。乡间公路虽然比较宽，但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在这样的路上骑车，颠得很。有的地方简直就是沙滩，自行车轮子陷在沙子里，根本没法骑，只好下车推着走。这点路，在北京骑车两个钟头可以打个来回，这次我用了大半天时间。

 

邮电

大概是受牧区的影响，当地的乡间邮递员不骑自行车，骑马。一个邮递员负责方圆几十里上百里范围，但是农村没有多少邮件可送，主要是送送报纸。报纸也没多少，农民不会订，生产队也不订，只有大队才订少数几份，如果不是上级规定，恐怕也不会订报。自从知青到农村后，邮递员的投递量大增。邮递员成了我们的常客，也是我们这受欢迎的人。记得邮递员第一次送信到我们的家，我们个个兴奋异常，把他请进屋里，让坐端水，有的女生还拿出了密藏的水果糖招待。骑马送信，让城里人看见，觉得非常富有诗意，可是骑马也有危险的一面。有一次，我们队在一片树林里干活。正干着，忽然听见远处有吆喝牲口的声音，顺着声音看去，原来是邮递员的马在狂奔，而邮递员跟在后面拼命追，邮包驮在马背上，邮件被颠出来不少。要不是社员们围上去帮助把惊马拦住，这位邮递员不知要追到何时是个头儿。

 

骑驴

毛驴，是一种很不起眼的牲畜。与马相比它个头儿小，性情温和，跑起来基本上是小碎步。要气派没气派，要威风没威风，所以在小说电影里，它几乎与英雄无缘，没听说哪位英雄好汉骑毛驴上阵拼杀，或是飞驴救美女的。倒是一些喜剧人物如阿凡提、唐．吉珂德的随从巴桑等等，因为有了条毛驴作陪衬，更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在农民（主要是北方农民）眼中，毛驴是最经济实惠的役用牲畜。毛驴个儿头小，食量也就小，并且几乎只吃草不吃料，这点对于吃粮紧张的农户，是很重要的。性情温和，就容易驾驭，可以说是妇孺不欺（知青除外）。它奔跑起来虽不如马快，可是它有股子韧劲、长劲，就象长跑运动员，短时间内虽然不是很快，距离长了就显得快了。最重要的是能干活儿，马牛能干的毛驴几乎都能干。套上小车，可以装几百上千斤。进碾房可以拉碾子，碾米磨面。出门进城串门走亲戚可以当坐骑，颠颠颠儿的还挺带劲。还有一条，毛驴不算大牲畜。当时，马牛等大牲畜算是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农民个人饲养，但允许每户人家养一条毛驴。所以多数农民家养了毛驴，毛驴已经成了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孩子几乎个个会骑驴。

六八年刚到开鲁的第三天，我们分乘各队的马车奔赴即将落户的生产队。马车刚出县城不远，就见到一个农民打扮的人骑着条小毛驴一颠一颠地在我们的马车旁边走。这条毛驴那么矮小，那个人骑在驴背上，两条腿垂在两边，几乎要碰到地面了。这人一身农民打扮，但戴着一伏老式眼镜（即圆形黑镜框的那种），大概是个教师或会计之类的人物。我们看着，觉得非常滑稽，就哈哈大笑起来。那人见我们笑，就一个劲儿地解释，大意是骑驴在农村很普遍，日后可以见到很多，……。我们还是笑，直笑得他心里发毛，跳下驴背，牵着毛驴走上一条岔路才算了结。

到队里以后，与毛驴打交道的机会多了，慢慢地产生了要骑一骑的想法。有一天，大概是到队一星期吧，我们跟社员在一片瓜地干活。种瓜一般不用好地，大多种在半沙半壤的地方，并且种下去就不怎么管理，所以地里野草不少。休息时，一位社员牵来一条驴，不知是不是有意看我们出洋相，我们一提出想骑驴，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骑驴也有讲究，俗话说：“驴骑屁股马骑腰，骆驼骑个大鼓包。”驴站立不动的时候，腰是蹋下去的，可是一迈步走起来，腰就拱起来，当然也就坐不住了。倒是靠近屁股的地方有一片三角形的区域平平坦坦的，坐上去又稳当又舒服。我哪里懂得这些，仗着自己个子高腿长，心想：这么矮的驴，一跨腿不就上去了吗。于是我跨上去，刚直起腰来想摆个姿势亮亮相，也不知是坐的位置错了，还是那毛驴欺负生人，或是兼而有之，反正只觉得那驴把后腿一弹（俗称尥蹶子），向前一蹿。驴跑了，我遵循物理学的“惯性定律”没有跟着驴向前运动，受地心引力的作用，只得自由落体，一屁股跌坐在沙地上。

过了几天，我们二队的知青到一队去，想看看一队的同学。刚进村，就听见一阵喊叫声，顺着喊声看去，原来是一队的知青王洪骑在一条驴上神气十足地冲了过来。那驴也真怪，一路飞快地跑来，跑到一堆沙子前，突然把两条前腿一岔，就马上停了下来。同时把头一低，驴背上的HW大概正准备向我们显摆他的骑术，冷不防被驴来了这么一手，一家伙从驴背上冲向前方，越过驴头一脑袋扎进沙堆里。那驴倒在一边悠闲地摇起尾巴来。

后来，女生们也受了感染，想骑驴“潇洒走一回”。一天，XM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驴，请别人扶着上了驴背。驴开始还算老实，慢悠悠地走，后来就跑起来了。XM慌了，想让驴停住，又不知道怎么吆喝，只好叫“站住！”那驴也不知是误会了她的意思，还是发起了驴脾气，反正是越跑越快。XM脸色煞白，只会叫：“站住！你给我站住！”……最后从一家走出一位老太太，一看这情景就全明白了。只听她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吆喝一声：“吁——”，那驴就乖乖地站住了。XM爬下驴背，喘了喘气，定下神来，回想起刚才的惊险场面，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差点儿没把老太太气晕过去：“这老太太会说驴话。”

有一次，我到县城办事，碰到邻村的一个北京知青。他在队里借了一头毛驴，一路骑到县城，因为当天有事要在县城住一夜，这头毛驴不好安排，托我把毛驴骑回去，我正发愁回队要步行呢，一口答应下来。这毛驴相当老实听话，不欺生。就是路过村子时老要往村里钻，我只好跳下驴背，使劲拉住缰绳拖着毛驴往前走。出了村子，它又痛痛快快的走路。骑毛驴不像骑马，没有脚镫，两条腿悬在驴背两边，时间长了又酸又麻，只得下来牵着毛驴走一段。

 

看火车

我们开鲁县当时不通火车，最近的火车站在大约90公里以外的通辽市。通辽是哲里木盟的首府，比开鲁大多了。火车站规模不大，只有一个候车室，二、三十条长椅供候车之用。但就这么一个小站，在当地也算是个大建筑了。七〇年春节后，我和一个姓赵的社员因公到了通辽，准备乘火车到通辽北的一个小站去。这位老赵四十几岁了，从没到过通辽，火车连看也没看过。因为要坐火车，我们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下了。这次运气不错，居然住上了二人一间的客房，比起住大车店睡统铺真是天壤之别了。

找好住处，吃过午饭，没什么事干，就上街去逛。老赵提出去看看火车站，就走到了火车站。火车站没什么人管，我们从货站进去了。一进站，老赵就被一节正在装货的棚车吸引住了，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了有半个多小时，发出一句感慨：“我们队干上一年怕也买不起这么一个大家伙吧？”我们大队有六个生产队，三、四百户一千七、八百口人，机动车辆只有一台五十五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机和一台二十马力的四轮拖拉机（还是七〇年买的），连一辆解放牌卡车也没有。据说全县最富的和平公社才有解放卡车。难怪他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了。正看得起劲，一个火车头拉着一列车开过来，“呜——”的一声汽笛，惊得他浑身一抖，赶紧往站台边上躲。

在火车站里看了足有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晚上，我躺上炕准备睡觉，老赵却说：“睡不着，到外面转转！”等我一觉醒来，见他满面春风地从外面回来，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又到火车站看了看。好家伙，那里的灯真多，真亮，好些还是带色的呢！”

第二天一早，他老早地就把我叫起来，说是别误了火车，其实是十点多的车，根本没事。匆匆吃完早饭，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买好票，又干等了两个多小时才上车。到了车上，这位老兄的眼睛不够使唤了。平时他比较狂妄，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光是心里瞧不起就算了，不行，他还得带到嘴上，摆在脸上。有一次我俩走远路想搭辆马车，就到大车店里找。可巧有辆顺路车，车老板挺好说话，一说就答应了。求人的事，总得赔笑脸说好话。他可好，看人家在套车，不说帮一把手，反而车前车后地挑毛病。拎起套绳：“瞧瞧，这套绳是草的，我们那儿全是皮的……”摸摸车辕：“这大辕是两根木接的，我们那儿全是独根木的……！”一边说一边撇嘴，满脸的瞧不起。幸亏那位车老板老实本分，没赶我们滚蛋。这次上了火车，他可是彻底老实了，规规矩矩地坐在位子上动也不敢动，一句话没有，满脸的紧张，就是两个眼珠左右转个不停，忙得不得了。由于只有两小站的路，所以坐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就下车了。等到两脚踩到土地上，老兄才算魂魄归身，又恢复了往日的神气。

 

照相

据我所知，开鲁县全县只有一家照相馆，位于县城里同样也可以冠以“唯一”的新华书店隔壁。一般照相馆的摄影室内出于人工布光采光的考虑，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开鲁照相馆的摄影室可是与众不同，整个房顶都是玻璃的，就象植物园花圃的暖房或是现代化的博物馆图书馆一样。这倒不是照相馆的领导已经懂得了节约能源或是追求“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原来开鲁县城里白天没电，没法采用人工布光采用，只好向太阳公公“借光”。好在开鲁处于半干旱地区，一年中晴天大大多于阴雨天，照相馆倒不必为太阳光而操太多的心。为了避免过分的强烈的阳光影响照相的效果，玻璃房顶下悬挂着几幅白色和天蓝色的天幕。这样的采光方式只能满足照相时光照亮度的基本需要，其它为了提高艺术效果而采用的侧光、逆光、顶光、底光就统统省略不用，所以，照出来的相片平淡得很，要不是相中人物睁着两只眼，就跟遗像差不多。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照片上不能有一点儿带人情味和温情脉脉的东西。我见过一些农村青年的结婚合影，小夫妻俩坐得端端正正，二人之间的距离起码可以放下一个拳头，面部表情严肃认真，没一点儿喜庆的气氛，这种照片说它是离婚照准有人信。

一次，我坐大车到县城去，同车的还有同村的一位大娘和她的儿子及未过门的媳妇。问起她们到县城作什么，老太太告诉我：前些日子，她儿子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定婚照，没想到取回来一看，一个陌生小伙子横躺在媳妇的怀里，“唉，要多丢人有多丢人哪！”这次是上县城补拍。我在下乡前曾经玩过照相、印相，不用看那张照片也可以知道，这是一次疏忽大意造成的质量事故——在一张底片上曝了两次光，并且正巧把一个小伙子迭印到那小媳妇的胸前。

要想真实反映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必须到队里来照。可是我们十个人谁也没有照相机（包括家里也没有）。在这贫穷偏远的农村，吃饱穿暖都成问题，谁家会添置这种奢侈品呀。也是“天无绝人之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队就有一架照相机。我们公社有位姓高的副社长，还兼着一家地方报社的记者，所以有一架120双镜头照相机，他家就住在我们队，他的大儿子就是演过李玉和的高玉明。凭着小高的“哥们儿”关系，老高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有个附加条件，由他给我们照。老高前后帮我们照了两三个胶卷的照片，120十二张的。到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有点水平，光圈、焦距、快门都掌握得相当准确，构图也比较讲究。照片大多是合影，有的是知青们合影，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男生和女生；有的是知青和社员们；到后来，还有单人照的。有一张是我们全组知青的合影，地点选在我们家院前的小树林边，背景就是我们的五间住房。照的时候我们没注意，等到照片印出来才发现，我们养的那只大肥猪当了这张照片的不速之客，原来它正懒洋洋地躺在我们房子的窗下晒太阳，无意中成了背景的组成部分。

六八年秋，老高帮我们照了几张合影。拿到北京去印，有一张被照相馆拒绝了，理由是作为背景的主席像被遮住了小半边。店里的人还算客气，既没有抓人也没有扣底片，给我们留下了这宝贵的历史记忆。

 

我变土了

六九年春，接到家里电报，让我到通辽接一个同学，有东西带给我。我赶到通辽，因为火车还没有到，就一个人在大街上逛。走着走着，就听后边“笛笛笛……”一串喇叭长鸣，惊得我浑身乱抖。回头一看，是一辆解放卡在发脾气。低头再看，我正走在马路中间。我马上跳到路边。吃了那司机甩下的一串骂声和汽车扬起的一团尘土后，我才慢慢地醒过味儿来，我变土了，忘了作为城里人都懂的交通规则——行人走便道。

在乡下，从来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虽然就有一条县级公路从我们队穿村而过，但由于路上很少有车行走，即使有车也是以驴马牛车为多，难得见到一辆汽车驶过。所以农民们习惯成自然，一走上公路就走路当中。我下乡才一年不到，连这点常识也忘了，土得够可以的。

变土的例子还不只这一件。

六九年底，我探亲回到北京，住在亲戚家。一天，想给同学打个电话，让表妹带我找到单位传达室的电话。面对着电话机拨盘，我忽然慌了神，一时想不起应该先摘耳机再拨号，还是先拨号再摘耳机。这种事在现在简直是丝毫不成问题，可是那时候对我倒真的成了问题。当时我们县农村普遍使用的是磁石式电话机，电话机上有一个摇把（实际上是一个手摇发电机）。打电话时要先把摇把摇上几圈，再拿起耳机来，向总机话务员说明要接的地方，等话务员接通后再说话。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有个本单位的人也要打电话，站在旁边等，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我就慌了，身不由己地一手按着耳机，一手去拨号盘。表妹在一边也看着好笑：“你怎么不拿起耳机就拨号呀？！”我更慌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好让位，站在一边先凉快凉快，定定神。心里还不服气：“你先别笑我，等你姐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回来，还不知道怎么露怯呢！”

六九年底七〇年初在北京知青中流传一句话，“内蒙（知青）土，山西洋，陕西都是……（隐去的几个字有点伤人，打击面太宽）。”虽说不是很恰当，但也有点意思。北京赴内蒙的知青大多是六八年五、六月份到九月份之间下乡的。这时候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喊出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没有到达高潮，这期间下乡的知青大部分是自愿报名的，每个班一、两个人，到农村后也比较老实。老老实实地干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从衣着到言谈举止都多多少少地被当地人同化了。就是回到北京，不少人仍然穿戴着毛茸茸的狗皮帽子和羊皮大衣，牧区的知青甚至有人把蒙古袍和毡靴穿到了王府井，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子羊嬗气。不少男生还佩上了烟荷包（都是请村里大娘大嫂们做的）和旱烟叶，并且能非常熟练地用纸条自卷喇叭筒。

在城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感到门框对人有什么威胁。真没想到，来到农村受到的第一个威胁竟然是门框。原来农村的门框普遍比较低，只有五尺到五尺五，也就是1米67到1米77高。我身高1米80，再加上鞋底和门槛的几厘米，门框所提供的净空高度是绝对不允许我昂首挺胸走过去的。在县城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县中学里，我兴冲冲地跟在同学后面想走进临时用作宿舍的教室，刚到门口，就觉得头顶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顿时眼前漆黑一团，外加金星飞舞，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这是第一次领教门框的利害。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每逢进门我总是早早的先把头低下。可是遇上有急事，还难免重蹈覆辙。这样过了一两个月，才算基本过了这“进门关”。关是过了，却养成了进门先低头哈腰的毛病，以后回了城，还改不了这毛病，令城里人见笑。

七一年，我被招工进了厂。第一次领工资那天，我兴奋地向妈妈说：“我们今天分钱！”爸爸在一旁听见了纠正我：“农村集体经济才叫‘分红’、‘分钱’。你现在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应该说是‘发工资’。”这是我又一次犯土。

 

当民工

现在一提起“民工”，就会想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时的民工是给国家（县、地区、省、国家）干活，是尽义务，没有报酬，由生产队记工分，例如修公路、铁路、修水利。按中国古时候叫法是“徭役”，像修长城的范杞良之辈。当地的叫法是“建勤”，我们也是听老乡们这么叫，到底是哪两个字，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后来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才知道伪满时有“建设勤务”一词，可能是它的简称，不知怎么会流传至今。

当时大家都抢着干民工，原因有三：一是民工干的活大多是实行计件包干，只要身强力壮能吃苦肯出大力，想多挣工分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在家挣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寨分”要合算得多。例如每年的疏浚河道，就是年轻人争着抢着要干的好差使。北方的河道大多是季节性河，不下雨时都是干枯的。由于内蒙土质以半沙半壤为主，一遇下雨，地表土流失严重，河道淤塞也就严重。为了保证过水顺畅，过水前或过水后都要疏浚河道，必要时一年得两、三次。除了天然河道外，农田灌溉用的水利工程也要定期疏浚。疏浚河道都是按土方计件包干，早完工早回家。这种工程总是安排在相对农闲的时候。在队里干一天顶多挣十分工，到河工上只要有力气能吃苦，一天挣二、三十分没问题，有些人还能挣得更多。第二，即使是干些不能包干的活，只要跟工头或领队的搞好关系，完工时工头多开些工分，就比在队里挣得多。第三，在队里一天只有八、九两粮，出民工因为顶着“国家工程”的旗号，可以吃一斤多到二斤，有时国家还有补贴粮。第四，有的特殊的工程，还会有营养费，虽然只有每月几块钱，但是对于年底才有可能分钱还不一定分得到的农民来说，无异于一笔飞来的横财。

内蒙古自治区号称中国东西跨度最大的省份，当时不要说没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就连一条像样的东西向公路也没有，这对于巩固“反修第一线”十分不利。七一年，国家要修一条横贯内蒙东西的国道，代号“零八五工程”，正好从我们公社穿过，于是我们公社分到了几十个民工名额。我们大队有五、六人，我们生产队有二人。听说我们公社的领工头和工程负责人很熟，所以把最好的工种安排给了我们公社。社员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早早地就打听到修路的消息，纷纷找队长活动，等我们知青听到信，早已是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了。我和WBG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次王队长，谁想到一说即灵，我俩的高兴劲，不亚于买彩票中头奖。

当时，全哲里木盟只有一条沥青路面的公路，就是从通辽到开鲁的路，不到一百公里，从开鲁再往西都是土路了。当地土质是半沙半壤，没有多大粘性，所以修出来的路面很不耐用。不要说车轮碾马蹄刨的人为损伤，光是老天爷的破坏就吃不消。夏天一场大雨或是暴雨过后，路面上就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小的浅的给过往车辆增加点颠簸的乐趣，大的深的就毫不客气地把路拦腰截断。冬天的凛冽寒风的威力虽然没有夏日的暴雨那么大，可以立竿见影，可是它们持续时间长，有点“铁杵磨针”、“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条路冬前还是平平整整的，过了一冬就变得高低不平了。就是相对比较高级一点的沙石路面，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粘合剂把沙子和碎石牢牢地粘在一起，所以寿命也比土路长不了多少。这时有人提出用渣油代替沥青铺路。渣油和沥青外表上看差不多，都是黑乎乎粘糊糊的，也是石油开采和提炼中的副产品，只是凝固点的温度比沥青低，所以在一般的温度下它就会变软融化，就像三伏天毒日头暴晒下的柏油路面被热化一样。据说大庆油田里这种渣油多得很，要多少有多少，并且不要钱，随便拉。我们公社的任务就是把渣油烧热，使粘稠的渣油变稀，直到可以用喷洒机喷出去。因为沥青受热会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我们每人每月有几块钱的营养费。发钱时，工程领导一再嘱咐要贴补到自己伙食里，可是一般社员特别是拖家带口的，发下钱马上送回家。有的人刚开工时还是面色红润，几个月下来，脸上就透出点菜青色来。

参加工程的除了我和WBG外，还有几个知青，如东兴大队吴家堡的侯寿荣和FXL，永兴大队的BGY等等。我们几个的营养费差不多全都交给了自己的胃。每次发下营养费，我们几个马上跑到开鲁城里的工农食堂（就是饭店，文革时改的革命化名字），叫上两三个菜，几两酒，美美地解他一次馋。吃菜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喝酒。酒不是瓶装的，就是本县酒厂生产的散装货，好点的一元钱一斤，但不一定能买到，就喝几毛钱一斤的。这种酒除了辣，几乎没什么酒香，更谈不上回味，特别容易上头，喝下去没一会儿脑袋就晕。有一次店里说是果子酒，倒在碗里看，带点淡淡的桔黄色，喝到嘴里，没有一点儿水果味，反倒觉着有那么点红薯味，大概是红薯酒精（红薯制的）加食品色素和香精勾兑的。永兴大队的知青BGY，老初中的，是个高干子弟（其父是个副部级干部，此时已被揪出，没了权力），人挺老实，书生气比较足，干活踏实。有一次喝酒，大家在他钱包里发现一张姑娘的照片，大约十八九岁。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有点钱就放在兜里，嫌带钱包累赘。把姑娘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可见重视的程度。于是大家有了取笑的对象，借着酒劲儿逼问他，是不是女朋友。BGY本来就腼腆，又有点口吃，喝了酒，脸涨得像块红布，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大家一边笑，一边继续灌他酒……那天喝了有两个多钟头，始终没问出个究竟来。后来FXL旁敲侧击问了出来，那姑娘是他异父异母的妹妹。文革中，一家的父亲和另一家的母亲不幸被迫害致死，两家过去的关系不错，于是合为一家。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妹妹当时在山西插队，知青小组里过的是“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即所有个人的财物收入归小组集体所有。BGY略带愤恨地评论她们：“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共产共妻’！”不知是对她们幼稚行为的蔑视，还是带点醋意。

熬渣油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大锅，呈立方体形，锅底略有点向下的圆弧，一锅大约可以装一吨多的渣油。熬渣油不像烧水，要有点技术。渣油在生产运输保存的过程中难免会掺进一些液态水，虽说是“油水不相溶”，但是因为渣油比水黏稠的多，所以一般的办法不能除去油中的水，只能靠加热，使液体水变成水蒸汽。加热的时候不能着急，火太猛了，短时间产生的大量蒸汽来不及浮出油面，就和渣油搀和在一起变成油泡沫，油泡沫的体积比油大很多倍，油锅里盛不下，就从锅边冒出来，流淌得到处都是，大伙称作“跑锅”。要想不跑锅，烧火的时候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和油温，等到估摸着水份蒸发得差不多了，再逐渐加大火力，油温就可以很快达到要求了。这个道理技术员专门给民工们讲过，具体操作和掌握火候，就要靠自己体会和摸索了。干力气活是农民的强项，这种带点技术的活儿，知青们有了展示的机会。凡知青负责的锅，升温快，“跑锅”少。一些农民常为烧不好火而挨技术员的骂。

熬渣油的活干长了感觉有些单调，于是想方设法地搞点小小的恶作剧。为了运渣油方便，熬渣油的工地就安排在公路边四五十米的地方，每天几班西行的长途客车都要从工地旁路过。高兴劲来了，事先准备好一大勺渣油放在炉门口，看好风向。等到客车离得近了，掌握好时机，猛的把一勺渣油泼进炉火汹汹的炉膛，立马有一条又黑又浓的烟龙从烟囱钻出来，随着风直扑客车，瞬间，客车就被黑烟所吞没。幸好草原上的公路相当直，暂时的昏天黑地没有对司机的驾驶造成什么影响。

为了便于技术管理和指导，公路局安排了三位技术工人和我们民工一起工作。其中一位姓孙，一米八的大个子，大头，方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脾气耿直，比较爱发火。但是对我们几个知青很好（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火烧得好的缘故），从不发火。没事很愿意和我们聊天，谈在学校的生活，谈农村的生活，有时还开开玩笑，譬如找对象娶媳妇之类。我们也视他为朋友，无话不谈。这年九月，我接到上调进厂的通知，临行前向他告别，他送给我一句话：“到了厂子里，干活悠着点！”悠着点的意思是有所保留。别看他样子粗旷，心思倒是挺细，看出来我身体不是很强壮，干活不惜力，担心我进工厂长久如此，对身体健康不利。

FXL、BGY，你们现在好吗？

 

书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与书相伴十一二年，一旦离开书，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们每次进城必定要去的地方，但是失望的次数比如愿的次数多。究其原因，是书店经常不开门。我们难得进城一次，去了十次，倒有五次书店大门紧闭。就是运气好遇上开门，也没有什么书。柜台里，书架上，几乎全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之类的书。后来普及样板戏的时候，有一些样板戏的剧本上柜，我们就各买了一本回来。由于书的品种极少，尽管我们的财力有限，倒也把书店里的几种书几乎收齐了。再后来，政策又松动了一点，允许科技书籍出版发行，于是，几种文革前版本的书逐渐露面。县城书店，比较多的当然是农业科技书。于是我们又买了些蔬菜、气象的书回来。男生WBG手挺巧，自己做了个木制小书架。渐渐地，小书架上的“藏书”多了起来。

我们白天要下地干活，看书只能在午间休息时看，晚上下工后看。有时吃饭时也看，边吃边看，多少弥补了菜肴的贫乏，倒也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就围着一盏小煤油灯看。现在电影电视里的煤油灯都有一个玻璃罩，这种灯的灯光比较亮，还没有油烟，在农村，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只有队里开会或是会计算帐时才用。一般人家嫌它费油，一斤煤油点不了几天就没了。当时煤油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何况我们根本就没几个钱。于是就用小玻璃瓶自制煤油灯，火苗不大，亮度有限，烟挺大。围着它看一、二个小时的书，鼻孔就熏黑了。天冷了，冻得人坐不住，就躺在炕上被窝里看。这样一来离灯的距离更远了，仗着年青眼神好，居然也看得见，并且一看三年，四个人没一个近视的。

我们的房子建成后非常冷，需要用吊顶棚和把墙壁糊上（见《书》）。糊壁需要大量的废纸，这事在北京根本不成问题，谁家没点儿废书废本废报纸的。整个生产大队六个小队三四百户人家，好象只有大队订了报纸，可也存不下。当地农民抽烟除了用烟锅的，大部分人是自卷喇叭筒。卷喇叭筒需要纸，农民们想方设法到处找纸。日历（指每天一张的那种）纸好。为防止烟民乱撕日历，一本新日历在挂出来之前，先密密麻麻地扎上好多窟窿眼，让你漏气卷不成烟卷。报纸与日历纸相比，差了一等，但也可以用。所以大队的报纸也没指望。我在信中对妈妈谈了这个情况，妈妈马上给我寄来了一大卷报纸。同学们如获至宝，每天一下工就看。看了一两个月，才把报纸糊上墙。

 

国庆

我们到村后一个月，就是建国十九周年的国庆节。这时正是秋收大忙时节，我们也被累得筋疲力尽，但是按照城里人规矩，国庆节要放假两天（那时的法定假是两天），隆重庆祝一番。干活时我们私下问社员国庆怎么庆祝，他们似乎闻所未闻：国庆节还要搞什么庆祝活动。我们一听感觉问题严重了：新中国的诞生日怎么可以不纪念呢。于是我们一本正经地去找邵队长，邵队长把民兵排长推出来，民兵排长被我们上纲上线地一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答应国庆晚上组织个纪念活动。国庆这天，照常上工干活，照常下工休息。晚饭后进入会场，一点儿气氛没有，连条横幅标语也没有。纪念会开始，民兵排长首先发言致辞：“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几个听见几乎呆住了：怎么这位民兵排长水平这么低？……可是想到我们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对贫下中农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装糊涂，社员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只好唱几个歌，草草收场。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些回忆建国过程的文章，政协会上提到讨论即将成立的国家国名时，大家同意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有些民主人士建议，在正式国名后加上带括号的“中华民国”作为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让老百姓有个适应过渡的过程，待时机成熟再把这个简称去掉。现在看来，老先生的顾虑很有些道理，如今已是建国十九周年，我们这个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边疆偏远地区算是开化的了，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还这么称呼我们的国名，只好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年，我们再也不提此事。

 

过年

六九年初，是我们下乡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概是节前的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没事散步，走到村边的羊圈边，正赶上队里的羊倌赶着队里的羊群回来。老远的，就看见好多只羊急急忙忙地往羊圈拼命地跑，一边跑一边“咩……咩……”地叫着。大概是听到了母羊的召唤，圈里的小羊跌跌撞撞的奔出来，一边跑一边也“咩……咩……”地回应着。小羊的叫声有尖又细，带着点颤音，就象是个幼儿在叫“妈妈……妈妈……！”一声声叫得令人心酸，两眼模糊，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我从小崇拜“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英雄好汉，这时候发现自己差得太远了。一忍再忍，好不容易才把眼泪咽下去。四十年过去了，这事还是忘不了。

 

中秋节

每年逢到过中秋节，总是秋收最忙的时候，所以农民们基本上不怎么过这个节。不过，中秋这一天的午饭总是要弄得丰盛些，吃肉是最低要求，大部分人还要打点酒助兴。因为有中午这顿饭牵挂，大家一上午干活都没有精神。开始干活才一个多钟头，就有调皮的小青年怪声怪气地叫：“队长，是时候了！”队长当然不理他，闷着头只管干活。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叫起来，并且独唱变成二重唱，有腔有调地一唱一和。慢慢的，又变成了四重唱，小合唱，只听人群里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队长硬挺着脖子坚持了一阵，想想再这么拖下去也干不出好活儿来，索性作个顺水人情，一声令下：“散了吧！”众人们一声欢呼，扛起干活的家伙飞奔回家。这顿饭一吃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再开始干活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满嘴的酒气，有的几乎是摇摇晃晃的。这一下午，自然也干不了多少活计。

中秋节吃肉，农民们自有苦中作乐的理论依据，说是要“抓秋膘”。在牧区，到了秋天就要尽可能地让马牛羊多吃食物，使它们尽可能地多长些肉（当然也包括肥肉）。牲畜肥了秋后可以多杀肉，即使不杀，肥壮的牲畜也有充足的体力过冬。这是“抓秋膘”的原意。其实农民们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秋收大忙在即，吃些营养丰富的肉食，补充点体力，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光吃这么一顿能补充多少营养，值得切磋。反正心理上能满足一下也是好的，要知道，一般的农民自五月五到八月十五，几乎是与肉无缘的，个别的大概还是过春节时才吃过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