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柱 ：难忘的日子——我的插队生活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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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柱 ：难忘的日子——我的插队生活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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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日子——我的插队生活 作者：李铁柱 来源：广西法制网http://www.gxfzw.com.cn/news/news_show.asp?id=69685 插队时，最苦的活是砍柴火。 插队时，最乐的事是吹笛子。 插队时，感受最深的是贫下中农的淳朴。 在此之前，我从来未到过，甚至未听说过河池。临出发那几天，在我耳边萦绕的只是一句话：河池是个大山沟，是个原始森林…… 往河池去的大卡车开了，往柳城去的大卡车也开了，弟弟去了柳城。我望着地上的行李和那个小小的肥皂箱，还是决定去河池，因为我的同学都去了河池。河池县知青办的人很热情，问我想去哪个公社，我看了看名单，说：就去这——六圩公社同进大队。 一位工作人员挑着我的所有行李，踏上了去同进大队的路程。他说，这里交通不便，汽车不通，火车到晚上才有，我们只能沿着铁路步行了。这位工作人员姓刘，大学毕业分到县农业局工作，现在借到知青办帮忙。两人边走边聊，几公里的路程很快到了尽头。 进了大队办公室，哇，好热闹，比我早到一天的知青们正在开会。 我的房东叫韦天防，生产小队长，后来才知道他是大队长的同胞弟，天防嫂叫韦花银，是妇女主任。两口子都是老实人，淳朴、善良、勤俭、好客……一口一个“你是毛主席派来的！一定要安排好、照顾好。” 我的卧室非常简单，几张竹篱笆一围，上无天花板，脚下是牛栏，连个最简易的门都没有。一天24小时不是猪哼就是牛叫，充斥鼻腔的是源源不断的牲畜的尿臊味。你可千万别以为贫下中农虐待我们，人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一天晚上，我的钢笔不慎掉下了“楼”，我想，第二天再去找吧。天一亮，我赶紧钻进了牛栏，找到是一个被咬扁了的钢笔胆。知青没有了钢笔，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 4月初，绿油油的早稻已有尺把高了，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光着脚板，戴着“柳江帽”，扛着农具，我们几个知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还挺自豪的，望着对面的高山，我忍不住喊到“喂，大山你好！”，大山答道：你好……你好……你好…… 走完了小路，上了田埂，就没有刚才那么浪漫了。田埂宽不足8寸，滑溜溜的，我们走钢丝似的，好不容易扭到了田头，早已是虚汗满头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的是“很有必要”啊！ 我们的第一次农活是为玉米除草、间苗，农话叫“刮玉米”。刮玉米的农具是月牙锄，把子不粗，但头很重。我照着社员的动作，左一棵，右一棵，刮起来也还顺手。但刮着刮着，我的四周传来了笑声。我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被包围了。有个社员对我讲，刮玉米是一人刮一垄，一直往前刮，到了地头再返回。我却忽左忽右横着走，结果被大家围在了中间。我一脸红，找了一垄地，唰唰唰地埋头往前刮，离地头还有一段距离，感到手掌辣乎乎的，抬手一看，右掌上的四个大水泡已经开始流血了…… 又有社员说话了：“老李呀，你的手掌抓锄头时不要握得太紧了。”我茫然地点着头，心里却想：不握紧？不握紧能行吗？锄头还不飞出去！ 房东大嫂心疼地为我涂了些自己泡的土药，后半夜水泡就结痂了。（说到房东大嫂，她是个好心人，但也是个命苦的人。我插队一年多，自己基本没洗过衣服，每天劳动换下来的脏衣裤，转眼就不见了，大嫂的动作非常快。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上街买菜，忽见大嫂在摆地摊，卖的是耗子药之类的，一细问，天防大哥已去世多年，大嫂也改嫁到城里……终身无后。）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通知我不要出工了，说是要保护好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来享福的。队长说不过我，只好派个轻活，叫我去放牛。 当个牛倌挺有意思，鞭子一挥，牛儿乖乖地听我调遣……我学着另一个放牛的小社员，噌地一下跨上牛背，没想到屁股还没坐稳，牛就不干了。它前脚刨地，牛角来回甩动，哞哞地叫个不停。我还没回过神来，已经莫名其妙地躺在了山坡上，等我清醒过来一看，那头牛早没影了。 我的手臂虽然没有断，但痛得钻心，房东找了些草药，用芭蕉叶替我包上。一声不响地出去了，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外面找牛。第二天，有人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涧洞里（四周是竹子，中间是个很深的溶洞，洞里通常有水，我们挑水、洗澡、洗衣都是去这些地方。这种洞在生产队范围内有数十个。）发现了他的牛。 跌进涧洞的牛是没办法活着出来的，社员们就地宰杀，挑上来的已经是牛肉、牛杂碎了。 农民失去了牛，就好像失去了半边天。那晚房东炖的牛肉好香，这对于好久未沾荤腥的我来说，是个好大的诱惑。但我没有勇气伸筷子，在我的耳边，仍然回荡着“哞哞”的牛叫声…… 分到这个大队的都是柳铁知青，一共12人，其中柳铁一中的知青9人，男知青是熊传朴、杨积诒、刘洲林和我，女知青是韦克娜、黄俊娣、黄萍萍、郑芝媛（后来韦克娜的哥哥、妹妹以及柳州市5中的学生先后来到了我们大队。还有一个叫李晏的女知青，当初还是我们的小组长，不知为了啥，一夜之间蒸发了，至今杳无音信。）车辆厂子弟是廉林、王凤纯、严敬东等。 头三个月，国家对知青实行钱粮补助，于是我们9个人一致决定集体开伙。那一天，我们步行去公社赶集。买了一口大缸，一口大锅，一对水桶，除了油盐酱醋外，还买回一头小猪崽，一行人抬着缸和锅，小猪崽在缸里也叫得挺欢，大家有说有笑，不知不觉走了10几里路。这一晚，大家吃得特别香，是赶圩累了、饿了？还是人多吃饭热闹，反正一大鼎锅饭吃了个底朝天。半夜三更，我提着裤子跑茅房，（在粪池上架块木板，不分男女，先到为王）谁知刘洲林已捷足先登，还说自己已是“二进宫”了。正说着，那边老熊光着脚跑来了…… 第二天，杨积诒找桐油油水桶，却发现了一个空油瓶，原来是黄俊娣炒菜时没戴眼镜，错把桐油当成了茶油，难怪炒的菜那么香。只是把我们这些贪吃者害苦了。这种苦中有乐，乐在其中的日子可惜不长，由于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我们散伙了，各自回到房东家继续“三同”。 由于受“多子多福”的影响，加上恶劣、落后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我们生产队每天的劳动工分仅值8分钱。因此，大部分家庭只能餐餐喝稀饭，稀饭相当稀，能照见人影，玉米做的，可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到了午后，稀饭就发锼了。为了填饱肚子，为了活下去，硬着头皮也要喝…… 我家房东没子女，生活条件较好，每天晚上都能吃上干饭，还有自酿的糖泡酒（甘蔗榨糖后……度数虽不高，但上头，我就是这个时候，在饮酒方面，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豆腐肴（黄豆冲成粉，缓缓倒入滚水，不停地搅动，再加以佐料，味道不错。）然而，这一规律被另一位知青摸到了。于是，每当吃晚饭时，这位老兄都会不请自到。房东很好客，一句“老X吃饭”，正中其下怀，于是，他也就狼吞虎咽起来，而我却只能吃上个三分饱，更不用说第二天的早餐了。有什么法子呢？谁都是为了生存……况且，大家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5月份的农活主要是护理、摘收玉米，而这个时候也是“青黄不接”的难关，去年的口粮所剩无几，今年的粮食还在地里，家家都紧紧巴巴，那位“老X”也很少光顾了。 农村最紧张、最繁忙、最劳累的当属“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干起活来两头不见太阳，为了增加劳动力，大队学校放了“农忙假”。我没有手表，每天晚上在田里看见柳州到贵阳的203次列车从村头缓缓而过，才知道已经是9点半钟了。 为了不误农时，我们凌晨出工——摸黑；晚上收工——还是摸黑。天一放亮，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眼皮是肿的，手腕也是肿的。小队的农具很原始，人力打谷机，甚至还有“板桶”。我很喜欢在打谷机上打谷子，一只脚不停地踩踏板，以增加动力，双手抱着禾谷在滚桶上来回翻动，谷粒掉在桶里，禾草丢在一边。不知为什么，只要我一上打谷机，总有几个村姑也抢着上来，一帮人说说笑笑，嘻嘻哈哈，倒也不觉得累了。这就是“异性相吸”？反正我觉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插秧是个极辛苦，但却有趣的活。腰酸、背痛、手肿、脚胀……头顶一个太阳，水里一个太阳，水是暖的，时不时有蚂蝗侵扰。这里的蚂蝗又大又肥，还镶着两条金边，喝你的血没商量，个个喝得肚子滚圆还不罢休。 插秧又是个讲究配合的活。左手与右手的配合，手与脚的配合，手与眼的配合，眼与水田的配合……配合不协调，则手忙脚乱；配合不协调，则效率、质量、速度都打折扣。 在队里，插秧我还算一流，操作时，左手抓着一把秧，左手拇指不停地分秧，很匀称地一次分5、6篼，右手很快地把秧接过去，插进泥里。在右手插秧的同时，左手拇指又在分秧……像个机器，不停地、机械地、有节奏地高速运转。 说插秧是个苦活，那是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说插秧是个趣活，那是因为“退后原来是向前”。 最有意义的农活是秋收。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满目是黄澄澄的稻谷，至此，我们完成了从播种、插秧、护理、收获的全过程。一镰割下去，扑鼻稻谷香！由于晚稻生长期长，煮出饭来特别好吃。社员们在留足了口粮和种子后，还有个重大任务——送公粮。 第一次送公粮，我跟社员们一起肩挑步行，从小队仓库一直挑到金城江，7公里的羊肠小道，100余斤的粮食担子，20来人的送粮队伍鱼贯而行。累了，那是不能停步的，只能将担子从左肩换到右肩；又累了，再将担子从右肩换到左肩……有诗曰：壮家山乡坡连坡，我挑公粮一百多，喝口山泉心头爽，一路公粮一路歌。 第二次送公粮，我花了2角钱，从北崖火车站坐火车到了金城江火车站，前后不过半个小时。而大队人马，依然是鱼贯而行。又有诗曰：妹送公粮用肩挑，两座小山上下飘，光着脚板巴达响，转眼又过一道坳。哥送公粮坐火车，省得费劲出汗多；哥已返家到村口，不知妹在哪座坡？ 金城江粮库的保管员，我看不是个东西。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整个一个酷吏。一下说谷子不够干，水份大，要降等级；一下又说谷子不够饱满，瘪谷多，要杀价钱。弄得社员们手忙脚乱，又是风，又是晒，还赔尽了笑脸。再有诗曰：脸难看——似青面獠牙；话难听——像老树昏鸦；“不干——再晒！”“不净——再筛！”“不饱满——算等外！”验收员动动嘴，社员们跑断腿。七折八扣九过磅——哎，亏了亏！ 交完了公粮，算是农闲了。农活暂时没了，但农民却每天都没闲着。一部分人扛着行李卷，远离家门，到六甲火车站那边修水利；另一部分人在村里收甘蔗榨糖。 为了更好地接受再教育，这几样工作我都参加了。先说修水利。就是这个大队修一段水渠，那个大队修一段水渠，统一标准，最后连接起来，就是一条“红旗渠”了。这些农民也真有本事，没有片石，他们炸山取石；没有石灰，他们建窑自己烧，泥瓦匠，炉前工，一个都不少。我抡过大锤，凿过炮眼，点过导火索，一样都没缺。特别是点导火索的一刹那，很有点悲壮的样子。 榨糖最好玩。冬季的阳光很暖和，男女老少都围在糖机前凑热闹。有的纳鞋底，有的缝衣裳，有的嘻笑打闹……说是榨糖机，其实既原始又简单，两根大圆木紧紧相靠作为榨辊，将甘蔗整根地插入辊间，通过挤压，蔗汁源源不断地通过地沟流入桶内，再倒入大锅熬制。听老农说，熬糖时火候是关键，糖的质地在此一举。燃料只能用草，而且由专人在灶口，一边不停地轻轻地上下（摇动、晃动、抖动，不知哪个词更准确）。榨辊的动力全靠牛牵引，这又是一个有趣的事。牛牵引就像驴拉磨似的，但牛的安排很微妙，先用谁家的牛，再用谁家的牛，都是有文章的。牛上套后，其主人一直盯着自己的牛，生怕它多拉了一圈，还时不时地偷偷拿队里的甘蔗给自己的牛加餐。 出糖是最引人注目的。锅盖一掀开，全村都能闻到浓浓的香味。正是：老奶笑掉牙，小娃口水淌，啃一口余热尚留的黄糖——甜透五腑六脏。 插队的这段日子，最难忘的事很多。 第一件事是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成员一半是知青，一半是村里的女孩子，文艺辅导员是韦克娜、黄俊娣，我是队长兼策划、创作。队员们热情高，干劲大，203次列车过后才集中排练，往往到后半夜才结束，而且总是依依不舍地离去。韦克娜、黄俊娣工作非常认真，非常耐心，水平也很高，每一个动作都是手把手地，一个一个地教。大队对我们的活动非常支持，非常重视，大队文书亲自领导宣传队，还派了一位叫康林的社员帮助我们制作道具。康林的手艺巧得出奇，他做的步枪除了拉不动枪栓外，跟真枪没什么两样，而且就是用一根木头做成的。第一次在大队演出，观众还真不少，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也想法子来了。（在农村，啥时候能看到戏呀！）大队长亲自挂马灯，文书张罗人敲锣打鼓。演出时，一位小社员的服装穿反了，为了救场，我抓起快板就上了台。上了台才知道没有词，于是我现编现打，现打现编，对付了好几分钟，还赢得满堂喝彩。我们的宣传队名气渐大，公社挂上了号，还到临近大队巡回演出过。有一次，公社半夜三更来电话，说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能过夜，文书不敢怠慢，把我们都叫了起来，点着火把，打着手电，敲锣打鼓地直奔洞场（深山里面的小村子）而去。前面的队员挥舞着竹竿“打草惊蛇”，后面的队员敲锣打鼓“接踵而来”，一口气连翻“三座大山”竟毫无倦意，奇了！到现在我还常想，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给了我们力量。 第二件事是为大队引来了光明。 多少年来，同进大队不知道电灯是什么，晚上行路，都是靠点燃一根榨过糖的甘蔗条引路，路途稍远的，还要备上几根，不然就得摸黑了。 说到光明，一位叫廉林的知青功不可没，廉林是车辆厂的子弟，南京人，虽然公社和大队一些人对他有偏见，但在这件事上，廉林应该是头等功。廉林充分运用了他的口才，感动了厂里有关部门和人员，“连蒙带骗”地无偿弄来了足够的“废旧”高压电线。随后，我们与村里的“知识青年”一起，搞测量、竖电杆、架电线……从5公里外，挨家挨户地把光明送到贫下中农的心窝里，其场面颇有点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味道。合闸送电时，全村像过节一样，一位老妇抓着灯绳，一拉一放，一放一拉，看着电灯忽闪忽闪的，高兴得直抹眼泪…… 由于有了电，村里彻底变了样。 第三件事是爬火车。 我们村头便是铁路线，5公里外就是北崖火车站。加上我们都是铁路子弟，与火车的故事便多了一些。每天清早，六甲机务段总会有一辆火车头路过北崖，前往金城江火车站执行调车作业，傍晚又准时返回，我们把它称作“调车机”。调车机的师傅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的女知青一挥手，司机便撂一把闸（减速）。一回生，二回熟，以后我们男知青单独挥手，司机也会撂闸减速，我们方便了不少。 有一次，我们进城办事，赶到车站时，调车机已开走。那时金城江火车站线路维修，所有火车通过时都要减速。也巧，一列货车轰隆隆地过来了。知青熊传朴做好准备，看准时机，抓住拉手就往车上攀。不知什么原因，他一下子滚进了车底……我惊呆了，吓坏了，可一睁眼，他竟从车车底下钻了出来，神啊！（不服输的老熊第二次爬车，终于成功）我哪里还敢爬，乖乖地坐上203次客车回到村里。 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知青也想回家团聚，没钱买票，只好爬火车。我爬的那辆货车在东江车站交会，车长检查时发现了我，说，“你坐这里不安全，跟我到守车去吧！”我想也是，外面太冷，也不安全，今天碰到好人了…… 我有点近视，又是半夜，走得较慢；车长却疾步如飞，我以为他是工作需要，也没在意，看见他在不停地朝我摇晃绿灯，心理还感激不尽呢！直到火车呜呜地从我身边开走，我才明白，车长摇晃绿灯，是在给司机发车信号……大冷天，在野外，一个人，好悲哀！车长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怎么能这样戏弄毛主席派来的革命知识青年啊！ 还好，不久又来了一趟车，车长看了看我，叫我跟他走，我能那么傻吗？再上一次当！趁他不注意，我偷偷爬上了一辆高边车。借着月光一看，车上装的全是圆木，挺干净。 车开了，朝柳州方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明月当空，浮想连翩。我不禁唱起了《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喲，为什么……
第二天，我去柳州铁路医院检查，医生问我缝不缝针，我才真正知道伤口的厉害。医生还说，算你运气好，伤口在眉毛里藏着，长大后，疤痕也就看不见了。要是圆木撞到你的鼻梁骨，你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两个车长两种人。从此，“与人为善”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做过专业摄影师，做过中学教师，直至进入公安队伍，成为高级警官，一直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作为自己的做人原则。 最后一件事是抗洪救灾。 1970年初夏，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瞬间使同进大队成为汪洋大海。土垒的房屋冲塌了，到手的玉米淹没了，仓库的化肥泡汤了…… 我是知识青年，还是基干民兵排长，在抗洪救灾中，站在了最前列。 我们划着竹排，在玉米地里抢收。洪水都是从山涧里冒出来的地下水，凉的透骨。我们喝一口酒，扎一个猛子，潜入水底掰玉米，几万斤的口粮，就这样一个一个地从龙王口里夺了回来，而我们，却一个个冻得嘴唇乌黑，浑身发抖。就在这一年，我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们小队地势最高，但到了傍晚，洪水依然上涨。小队仓库（就是我常吹笛子的地方）岌岌可危，队长一声令下，我们挑灯夜战。知青黄俊娣眼睛不太好，但一直打着火把为大家照亮。直至所有的物资都安全地转移到山洞里。 后来，我们才得知，这场大水，毁掉了半个金城江。 插队时，最苦的活是砍柴火。 插队时，最乐的事是吹笛子。 插队时，感受最深的是贫下中农的淳朴。 先说砍柴火。路途遥远，要翻几座大山；孤身一人，心理恐惧、紧张；环境艰苦、恶劣；山虻、野蚊叮咬…… 有一次，我只身进到深山老林，老林里寂静得令人窒息。为了省事，我爬上一棵大树，想砍一截大树枝，人骑在树干上，重心不稳，身体不平衡，更不好使劲。费了好大的力，当我最后一刀劈下去的时候，我也差点随着树枝掉下去…… 柴砍够了，捆成一大捆，扛回家是最累、最险的。一捆柴一百二、三十斤，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一边是灌木丛生的峭壁，近百米的高山……途中不能、也不敢休息。如果在半山腰停息，就很难再爬起来继续前进，必须咬紧牙关，像拉风箱似地“呼哧呼哧”喘气，到了山顶，才能歇歇。喝口泉水，打开芭蕉叶，啃个冷饭团……然后，下山，再上山，再…… 有一次，我试着在半山腰换换肩，谁知道柴火的一头被灌木挂着了，真是要了命了。左右为难之际，我猛地一扭腰，羁绊是甩脱了，可柴火的巨大惯性，差点把我带下万丈深渊。我双脚直打飘，破例在半山要放下了柴扛。这一回，我空着手回到了家。房东问我，我哭了。 吹笛子，是我感到最快乐的事。 劳累了一天，吃罢晚饭，挂完了工，一个人来到生产队仓库前面的晒谷场上，在月光下，尽情地吹，忘情地吹，想怎么吹，就怎么吹；想吹什么歌，就吹什么歌。是那么舒心，那么惬意。什么烦恼，什么困苦，什么疲劳都跑到爪洼国去了。 我常吹的曲调有“我是一个兵”、“洗衣歌”、“扬鞭催马送粮忙”等。在幽静的乡村之夜，悠悠的笛声传得很远很远，几公里外的第5、6生产队也听到了我的笛声。有一天，大队文书对我说：“你的笛子吹得太好听了，今晚你到大队部来，我把喇叭让给你。” 从此，我经常在大队广播室里对着麦克风吹笛子，全大队10个生产队都能听到我的笛声了。 参加工作后，我是公司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常常用自己的笛子为文艺演出伴奏。大学以后，我很少接触笛子了，后来，把它送给了我的外甥。 说起这支笛子，还有一段小插曲。 有一次，我从农村回城，准备返乡的那一天，妈妈给了我50元钱，我拿上钱，立即跑到“五角星”文化用品店，在笛子柜台前犹豫、徘徊，我看准了一支套笛，音色，音调、外观都不错，但要30元钱。我三进三出文化用品店，最后还是咬牙把它买了下来。其实，我早就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较为高档的笛子了。还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是柳州铁路局红领巾歌舞团乐队队长，到了中学，课间时经常与刘凤弟一起吹，有时独奏，有时齐奏，互相学习，进步蛮快，同学们也喜欢围过来听，直到上课铃响。那个时候，能有一根竹子做的管笛也就心满意足了。 农村生活几百天，淳朴的农民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是公正。对我们知青劳动力的价值和等级定位，个别社员有偏见，说我们，尤其是女知青，农活又不会，力气又不大，只能与放农忙假的小学生一个档次。挂工会上，老贫协主席主持了公道，他的一番话，感人肺腑。“知识青年不分男女，都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贫下中农，要爱护好每一个知识青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村受到委屈，如果他们什么农活都会干了，还来农村干什么？他们受到委屈，我们对不起毛主席！”从此，女知青与女社员一样，都挂上了二等劳力，我们几个男知青都属于强劳动力。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趣。那就是开春送牛粪下田。为了体现公正，队委会在上工前才临时决定开哪家的牛栏，送哪家的牛粪，以保证牛粪的质量。由于本生产队沾亲带故的太多，每次送牛粪下田，队长都安排我掌秤过磅。刚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老给我派轻活？后来才明白，这个轻活份量还挺重。 二是好客。这里的农民待人非常热情、大方。我插队的这些日子里，几乎“吃”遍了所有的村户。你帮他小孩理个发，他请你喝酒吃饭；你帮他换个电灯泡，他也请你喝酒吃饭。有一年春节我没回家，在农村过的。三十晚上，房东家门口排了七、八个人，请我到他们家过年。结果，我去了一家，这家门口排了六、七个人，再去一家，门外依然等着五、六个人……家家都有糖泡酒，家家都有豆腐肴，家家锅里都漂着一块一块，巴掌大的猪肉…… 我的插队时间虽然不长，但历经了农活的全过程，更有我的初恋，还评上了河池县、河池地区先进知青（全公社仅我一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1977年高考作文题《难忘的日子》，我写的就是插队生活。 ( 2007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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