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忆文革】：

说说1968年8月“批判多中心论”

我在《我的一年间19.报喜不报忧》里，说到1968-8-12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大批判专栏”又紧跟形势更新了。通栏口号是“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转抄了“上海红卫战报”（忠23号）社论：“多中心论”见鬼去吧！另外，发表了三篇“原创”：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洪湃）；“红旗”“立新功”们，该还账啦！（飞鸣镝）；看！“多中心论”在东风中学的几种表现（征腐恶）。或许这也叫“结合本校实际”吧。记得我一直搞不明白“多中心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也无须弄明白了，到下一次更新“专栏”的时候，已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平心而论，我的回忆录在这个节点上是借着67届中学生面临毕业分配以及工宣队进驻学校等重要变化（“城头变幻大王旗”），避开了对当年批判“多中心论”的回忆，因为我发现那是一个难以迅速破解的历史之谜，短时间里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然而，写完《我的一年间》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了，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来解开这个谜团。前不久，追溯“1968年红旗杂志之谜”的时候（其结果见《想起了1968年的红旗杂志》），顺便理出了“批判多中心论”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此番查阅当年人民日报的最大收获是，那个过程短暂而神秘。

〖一〗来自人民日报的信息首次提出批判“多中心论”，是在1968-8-5人民日报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及时识破阶级敌人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阴谋，粉碎穷途末路的一小撮无产阶级的敌人的垂死挣扎。

一星期后。8-13，人民日报第1版转载8-7上海解放日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其中使用了“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说法。见之于人民日报的“编者的话”——下面转载的这篇题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社论，原载八月七日上海《解放日报》。自本报八月五日社论提出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以来，引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重视，但也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不理解。这篇社论进一步分析了批判“多中心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这是一篇有战斗性的好文章，故转载于此。我们一定要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一定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全党、全军、全国各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

上述“编者的话”不仅剑指“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又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高度，还抛出了一大堆帽子“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可谓火药味十足，刀光剑影。

现在看来，虽然“批判多中心论”成为一个热词，但对那个术语再也没有出现新的阐释，更没有专门的“大批判文章”，都是一笔带过。

例如，8-16，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8-15电讯，毛泽东、林彪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的代表及部队革命战士。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被接见的首都工人和革命战士说，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最高指挥部。我们一定要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坚定不移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又如，8-21，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联合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说——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彻底粉碎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坚决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的坏作风。

再如，8-26，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中说——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旧北京市委那种抗拒毛主席指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中国赫鲁晓夫等一伙大阴谋家对抗工人阶级领导、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查阅当年的人民日报，发现当年9月中旬以后，有关“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字眼渐渐减少，而极为重要的“两报一刊”国庆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居然对此闭口不谈！

自此以后，人民日报上有关这方面的说法几乎绝迹了。仅在10-14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过一次“多中心论”，10-21转载红旗杂志的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到过“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直到1969年4月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才再次出现，但也是一笔带过——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二〗来自《文稿》的信息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简称《文稿》），有两处涉及“批判多中心论”。

一处是“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八年八月）”。从中得知，那篇四千余字的文章不仅公布了两条毛泽东的讲话，而且还包含了不少没有公开标明“最新指示”的“最新指示”，因为毛泽东在8-22～24对该文留下了十五处批语和修改。其中有一处涉及“多中心论”——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根据《文稿》的体例，除了楷体字之外均为毛添加的内容。所以，这是一段二三百字、但又未公开的“最新最高指示”。从字里行间来看，毛泽东添加的那段话似乎与1968-7-27“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并发生伤亡的事件有关。

另一处是“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军组织纪律性指示稿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八月）”，注释里有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的内容提要，其中提到——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

〖三〗一点感想由此看来，当年“批判多中心论”是兀然兴起、旋即偃旗息鼓，大体上只热闹了一个月（8月5日～9月上旬）。尽管官方报纸和各种小报传单，众口一词，口诛笔伐、但它究竟是针对什么事、什么人，却一直蒙在鼓里。不可思议的是，“批判多中心论”真到如今依然是云里雾里。到底是不值得一提，还是存在难言之隐，抑或选择性失忆，不得而知。

但是，冷静想想《文稿》中披露的那段毛泽东批语，是值得仔细品味的。它出现在一个颇为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前有1968-7-12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谈话，即1968-7-21正式公布的“七二一指示”，有7-27的清华事件和7-28“红司令”召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

接着就有了8-5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了“批判多中心论”。同一天，伟大导师向工宣队赠送芒果，8-7报道此消息，“工宣队”在正式媒体上登台亮相，8-15发表“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最新指示。

后有8-26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以及姚文元的文章，9-3开始了“再教育”逐步出台的过程（9-3～12），参见《且说当年“再教育”的登台亮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批判多中心论”走向偃旗息鼓。

把现有的信息“碎片”收集起来尝试“拼图”，对那个四十余年迷惑不解的疑团似乎找到了破解的希望。

                                                                    2013-08-18

 

且看当年的“青工学农”

曾经显赫一时的“五七指示”（即毛泽东1966-5-7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其主要内容第一次与老百姓见面是在1966-8-1的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从此以后，“学工““学农”“学军”的说法和做法流行了十来年。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听说上海有过“工人学农”，即组织工厂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到农村去“学农”，作为贯彻落实“五七指示”的具体行动，至于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最近看到一家国有单位的小报上刊载了一篇当年参加“学农”青工写的回忆录，转录如下，忍不住插入了少许“点评”。

【原文】：一九七六年，根据“上面”的精神，上海各企业单位掀起了一股青工学农的热潮。我们院里也组织了不少团员青年到横沙岛农场里去学农，每一批大约去一个月左右。正好化工局团委组织一批团干部到安徽东至三线厂农场去学农。经过积极争取，我和食堂的刘洪广两人参加这次学农活动，时间是两个月。说实话，能有这么个机会出去见识见识、锻炼锻炼自己是很兴奋、也很期待的。

【点评】：

也许如今仍然会有城市小青年对那样的“学农”活动感到“兴奋”而“期待”，这似乎也正常。仅仅离开城市一两个月，又不会影响工作和收入，何乐而不为？不过，如今企业经营者、活动组织者都会考虑，这样的活动会有什么效果？投入之后的产出是什么？抚今思昔，切不可忘记大环境的迥然相异——当年此类活动是为了“反修防修、政治账第一”！

【原文】：行期定在七月二十八日，前一天到化工局团委开会，取船票。会上突然说，因当地山洪暴发，道路冲坏，房子倒塌，庄稼被淹，考虑到条件会很艰苦，临时决定，去不去自己决定。原定七十余人，后来去了五十个左右，有二十多人打了退堂鼓。

第一次坐船在长江上航行，很新奇。三十几个小时的行程，让我第一次领略了长江的壮美。我们在安庆下了船，三线厂后方基地派了交通艇来接我们到江的对面一个叫山口的地方，又坐上大卡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山路崎岖难行，很多地方的路还没有修好，我们便下车走过去，让空车慢慢地开过去，再上车。好在山区的风光很好，人又多，大家说说笑笑，也不觉得有什么苦，只是看到路边冲毁的房子、被水淹的田地，心里便有些担心。

到了农场驻地，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幢二层楼的砖房，上下大约二十多间房子，三线厂职工家属住了一部分，我们住在楼上的十多间房间。五、六个人一间，一人一张床，便什么也没有了。农场在东至县城西面三十里左右一片丘陵中间的小平原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湖，风景倒是不错，但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对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考验。当时正值酷暑，农场里连厕所、食堂什么设施都没有。我们自己动手，用山上的竹子搭伙房、厕所，当然，是极其简陋的，三线厂后方基地给我们送了油毛毡、铁丝、工具等。好在我们去的人中不少人本来就是干活出身，干这些活也不是什么难事，倒也干得很开心，真正体会到了自己动手的乐趣。

在农场里，因天太热，每天出工两次，早上五点多就下地干活，九点钟收工，下午三点钟再出工，六点收工。干的农活就是收稻子，稻子收完了再忙着插秧。没有干过农活的我们，真是累坏了，但大家的精神却很好，没有人叫什么苦。每天收工回来，用井水冲洗完毕，坐在宿舍楼前的空地上，周围青山葱茏，晚霞绚丽，十分寂静。山区的风很凉爽，大家开会学习、谈论谈天说地。因为这里没有电，外面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有点与世隔绝，也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了。特别是夜幕降临，山区的夜空十分清朗，繁星点点，各种虫子的鸣叫，此起彼伏，让人心旷神怡，一天的疲劳，也会烟消云散。

农场因在山里，供应十分差，什么也买不到。我们每天早上一分钱，中午三分钱，晚上五分钱，吃的就是萝卜干、冬瓜、四季豆、青菜，几乎没有肉食等。大家都是青年人，每天又这么劳累，说实话，实在有点受不了，反映上去，后来三线厂每星期一、三、五派车来接我们到厂里“休整”。每人付两毛钱，放开吃。第一次去，我吃了五个鸡蛋、两块大排。但在我们那么多的人里面，这还算是少的。当然，这种“特权”的享受还是让我们很高兴的。每次去，厂里都当成一件大事，各方面招待都很热情，至今令人难忘。

当然，除了日常的干农活外，我们还有不少活动，如参观三线厂、到县城去玩、到当地的风景名胜去看看等。两个月的生活，可以说是艰苦而快乐的。本来，我们应该在农场锻炼两个月的，因为中国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们提前半个多月回沪了。

【点评】：

如此下乡、那样“学农”，的的确确“心旷神怡”，别说拿工分的插队知青，就是拿工资的“兵团战士”也会羡慕不已。这正是当年“工农差别”在“新一代”身上的延续与扩大。反之，如此蜻蜓点水、百般呵护下的“学农”又能够真正学懂什么？

【原文】：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同志逝世的日子，而那一天，我正在安徽东至三线后方基地的农场里“学农”。时隔三十几年了，因为所处环境特别，至今那难忘的经历依然清晰如昨日。

因地处大山深处，听不到广播，没有报纸，我们在农场里几乎听不到什么外面的事，除了到三线厂来的卡车已停在农场边的路上，部分学员已上了车。我们随队的杨医生（化工局职防所医生，为人极好）带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时，这还是很稀奇的玩意。因为没有电池，也不大开机。大概想试试电池有无电，就去厂里想办法弄两节电池，就随意地开了机器。突然听到收音机里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而且广播员的声音不同以往。他在楼上大声叫我们下车听广播，他也下了楼。等到广播里传出是怎么回事后，我们哪里还有心思去厂里改善生活，几十号人，男男女女，坐在楼下的空地上，号啕大哭，十几个女学员，抱在一起，哭得拉也拉不开。这场景，今天想来还让人泪下。周围村子里的农民，听见了都过来围观，觉得十分好奇，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讲给他们听，见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此事与他们无关。也许山里的贫困生活以及闭塞的环境已经让他们变得麻木了。当时，对此我们是有点不可理解的。

我此时的脑子里面也是一片混乱，就是想，这下子天下要打乱了，我们在这里回不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杨医生毕竟岁数大，经历的事多，他和带队的几位团干部商量了一下，派了几个人跟卡车到后方基地指挥部去，到了那里和上海联系怎么办。晚上十点多钟，来了两台卡车，说让我们立即回上海。这时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一会儿就准备好了行李。说实话，天热本来也没有什么行李。上了卡车，山里的路，伸手不见五指，仅靠车灯照明。来时开了一个多小时，回去时开得慢，大概开了三个小时。三线厂后方基地的同志一直护送我们到了安庆。上了回上海的船，大家的心才踏实下来，我们的“学农”生活也因为这一件大事而提前结束了。

在院里生活、工作的几十个年头里，这一“学农”的经历，说实话，很值得，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出去过一段完全不同的生活，会给人不少新的感觉、体会、认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碰上了这样一件大事，那就更不寻常。现在想想我们当时对国家命运的认识，实在有点幼稚。但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你的思想认识也无法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一个人的命运，实实在在，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不说大的方面，某一件很具体的小事的发展也会改变你的生活。

【点评】：

那样“很值得”的“学农”活动，却因为一个人的离世就草草了之、半途而归了。其实，真正“值得”的是，深入研究和思考那个“五七指示”以及在此基础上用“再教育”的“理论”指导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有什么意义，留下什么后果？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面对“那个时代的烙印”是不是更需要深刻的反思？

【原文】：在安徽东至县“三线”厂后方基地农场学农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然而，除了繁重的农活外，上级团组织对我们也是很关心的，并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曾派了慰问团来农场里慰问。带队的人是原国家名誉主席荣毅仁同志的侄女，她好像是在团市委工作的吧。

【点评】：

此处有误，荣于1993～1998任国家副主席。他作为曾经的大资本家，文革期间的境遇如何？还能恩泽侄女？不得而知。如今看到当年的“青工学农”，时间不过个把月，所在地距离上海又不过区区五百公里，就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慰问团”，真是十足的作秀。就在那个时候，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跨省下乡的“知青”尚在长达三五年甚至十来年的“蹉跎岁月”之中苦熬挣扎，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从未见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慰问团”啊！

【原文】：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参观化工局“三线”工厂。共有四座厂：“金星”、“卫星”、“红星”及“自强化工机械厂”。机械厂是为其他三座工厂提供保障服务的。在参观前，领导并没有告诉我们参观的内容。“三线”厂的大卡车将我们一直拉到深山里面，七拐八拐，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了工厂前，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厂房。厂房都建在山谷里面、森林之中。如果从山上往下看，也很难看出这里着工厂，因为“三线”厂都是为了一旦战争爆发，沿海大城市被毁，此地就可以发挥生产作用了。对生产过程，我们似懂非懂；倒是实地参观让人倍感新奇。因为有些车间就是在山洞里面的，而且，进车间的路也都很隐蔽；走到山洞前，才发现里面很大，生产设备齐全。只是当时还没有正常生产，看不到什么人。在参观时，我们看到车间的空地上堆了不少如筷子粗细、长约二三厘米的黄色的小块，觉得很好奇，有个别人还用脚去踩两下。厂里的陪同人员说：这就是炸药，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连忙离得远远的。这才知道，“金、卫、红”三家工厂都是生产各种炸药的，主要是给军工厂生产子弹、炮弹所用。后来，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缓和，这些“三线”厂听说都转送给当地政府了，不知道现在这些厂还在不在。又听说这些厂里的上海籍工人都回了上海。我有几位同学技校毕业后，也分配到“自强化工机械厂”。回沪后则进了其他单位，当然这是后话了。

参观了几个工厂，花了一天时间，因为厂和厂距离都很远，又都是山路，车子不好开。不过，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山里风景很美。而且每到一个工厂，招待又很好，有吃有喝。厂里的师傅对我们十分热情，有些人还碰到和自己原来在上海是一个单位的，那更是亲热得不得了。可惜，因时间关系，“自强化工机械厂”未去，我也没有机会见到我的技校同学，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点评】：

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当初短短四五十天的“学农”还让那些团干部直到今天还难以忘怀，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当年“知青”生涯中，同样是七八月份四五十天，正是让祖祖辈辈的农民以及“新一代新农民”们为了“双抢”大忙掉肉一二十斤的“关键时刻”，哪有“青工学农”那样的闲情逸致去参观访问、游山玩水？所以，名义上都是“农业劳动”，而实际上的含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原文】：在一个半月的“青工学农”日子里，对于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也确实长了不少眼界，得到了不少锻炼。不少事情，至今难忘。

（一）挑砖。

我们住的后方基地农场要扩建，而所要的砖块必须从深山里的砖窑挑到大马路上搬上卡车再送到农场里。

早上天未亮，便坐上大卡车往砖窑所在地，大约离大路还有二三里地，要爬二个大山坡，四五十个团干部，都年轻气盛，大家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但两个来回，差不多都趴下了，肩也肿了，脚也起泡了。八月的山间太阳火辣辣的，每个人都浑身上下无一块干的地方，但却无一人叫苦，也无一人退缩，大家都咬牙坚持，直到把任务完成。只是，上卡车回来时，不少人都是靠别人下推上拉才上去，回到农场里，很多人躺在水泥地上再也不想爬起来了。

因此，放了两天假，什么活也不干，年轻人恢复得快，第三天便漫山遍野地出去玩了，真是开心得不得了。

【点评】：

如此这般的干劲冲天，恍如注射了鸡血那样兴奋不已，也只有在不必“靠天吃饭”的青工团干部之类的“非农人群”中才会有市场。真正的农民即挣工分的“人民公社社员”，没有半点“劳保”“公费”，唯有“悠着点”“细水长流”。下乡插队的“知青”正是在实际生活的“再教育”之下，懂得了长年累月离不开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工分收入者”是玩不得那种“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也知道了为什么“可靠的同盟军”不在干部眼皮底下时会“觉悟不高”地“磨洋工”。

【原文】：（二）逛东至县城。农场离东至县城有三十里地，一直想去，苦于无机会。因挑砖一事，放假两天，我们几个便想偷偷去逛一逛县城，开开眼界。当然，不能和带队的人讲（带队者是上染十厂党支部书记，女，三十多岁，较严肃，我们背地里称她马列主义老太）。早上二、三点钟，几个人悄悄地溜出宿舍，走到公路上拦下三线厂去县城的大卡车搭车，走是不可能的，司机一听上海口音，又闻是团干部青工学农的，早已耳有所闻，极热情。到了县城，天还没有亮，街上无一个人，极寂静，几个人坐在一家饭馆面前等天亮。东至县城仅一条又破又烂的街，大约二三百米，街上没有多少商店，人也不多，大约不是赶集的日子吧。在饭店里，吃了一碗面，要全国粮票半斤。人在吃面，猪就在桌子下钻来钻去。吃完了逛街去，半个小时打了两个来回，也实在是没什么可逛的，便打道回府，买了不少油条，炸得又黑又小，味道不敢恭维，但对我们来说，已是美味了。回到农场，队长知道了，倒也没说什么，给了她一根油条，倒也笑纳了。

【点评】：

想当年，刚刚下乡插队的时候对于几十里路之外的县城也是“向往”的，但是真正有过一次逛县城（几乎与东至县城是一个模式，其实，那个时代的县城都差不多的贫穷落后模样）就倒了胃口，不仅所在山村距离公共汽车站有十多里路，而且每天上下午只有一班客车，倘若到县城买猪崽回来，还不能上车，必须步行六十里路挑回家……。诸如此类的亲身经历，很快就把去县城视为畏途，绝非美差。记得有一年我就没有去过一次县城！

（三）抗旱。

东至这地方大水之后，接着就是干旱，这也是水利建设不到位造成的。农场附近有一个湖很大，水也很干净，但无人去游泳，当地人也不用湖水，很是奇怪。后来才知道湖中钉螺多，血吸虫多。那是无人敢碰了，农场里的山坡上，种了不少四季豆，没水豆苗都快死了。每天我们从池塘里挑水浇豆苗，土太干，一勺水浇下去，就不见有什么湿，一大桶水浇不了几棵苗，好在人多。豆苗也越长越好，农场里的人感激得不得了。他们说，没有你们帮忙，这些四季豆肯定完蛋了。想想种地的人真不容易啊！

因一直不下雨，池塘里的水差不多都干了，没想到里面的鱼虾却不少，农场职工把鱼都抓了，两角钱一斤，我们买了不少，都是鲫鱼、扁鱼、青鱼等，绝对野生的。那一天，每人一大碗，吃足了瘾。池塘里的螺蛳不少，可以拿铁锹去铲，当地人不吃，也不要，我们烧了一大锅，一人一碗，吃得有滋有味，他们看得发呆，这上海人怎么连这种东西也吃？

学农生活，真可以说是很艰苦，但却有不少快乐。这世上的事真说不准。

【点评】：

所谓艰苦，是相对而言的一种经历、体会、感受。但是大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可能。

当年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在高叫“紧跟伟大领袖干一辈子革命”、狂呼“做一颗螺丝钉、做一头老黄牛”的大环境中，远走他乡，“自愿”从现代都市人“返祖”为原始农耕者，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成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低微“工分收入者”也即“人民公社社员”。

这样的处境是留城的同龄人很难真正体会和理解的。有幸留城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青工们偶尔有一两个月的农场生活，毫无生存压力，既不少分文工资，还备受呵护关照，难得一次的“干劲冲天”，就能有两天假期，似乎还胜过了某些“文艺作品”中的虚构情节，何等温情，何其幸福！至于因巨星陨落而提前结束“非常艰苦”的“学农”生活，这种“一人离世，万人停工”的事情在农村更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感到“很艰苦，但却有不少快乐”。

而那句“世上的事真说不准”，也许还隐含着更多的意思。因为，按照某些人的经历，会觉得难以想象，云南兵团“农场职工”曾经有过集体下跪、请愿回城的惊天地泣鬼神之举；按照某些人的体会，会觉得难以理解，无数“知青”在招工、招生、招兵无望的情况下挖空心思“病退”回城的心酸与坎坷；按照某些人的感受，会觉得难以解释，曾经豪情万丈的“知青”大军为何会无需“一声令下”就犹如残兵败将地蜂拥回城。

看了这样的回忆录，很自然联想到一些描写“知青”的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它们之所以遭到“知青”的“拍砖”，根源也是在于各自的经历大不相同。曾经在网上看到“知青三定律”——定律之一：下乡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定律之二：回城后的状况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好恶成正比。定律之三：执有任何态度的知青都不肯扎根农村。这是对“知青”的一种分析与归纳，有一定的道理。

当年“学农”的“青工”们不属于“知青”行列，他们“蜻蜓点水”式的下乡“学农”是绝对无法与“一代知青”同日而语的。但是，对于祸国殃民的乌托邦“左祸”的彻底否定是无可置疑的，没有“说不准”的道理。

                                                                  201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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