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知青的新领导能否认同我的政改新思维？（外一篇）
作者：知青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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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知青的新领导能否认同我的政改新思维？（外一篇）
作者：知青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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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知青的新领导能否认同我的政改新思维？ 这是我2010年10月提出的政改新思维，即把G党分为四个派别进行去意识形态的竞选，这样必不至于触碰四个坚持的高压线。当时的领导不理睬，不接受，我能理解，因为他们不是知青，似乎也没有读过岐山和我都读过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尽管理解不同）。我天真地想，现在的领导该能接受这个方案了。 下面就是我的政改新思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争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后来，一些了解世界局势的人又在争论：搞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脱胎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北欧、西欧、巨变后的东欧取得很大的胜利，传统的资本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也在互相交融，赫鲁晓夫预言的“和平竞赛、和平进入共产主义”，正在那些地方成为现实。但是，中国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坚决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非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领导党高层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体制怎么改都行，唯独不能放弃“四个坚持”。 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派——不论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各有一种误会。体制内政改派的误会是，借鉴西方的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要放弃“四个坚持”，所以，一定不能借鉴西方的制度。体制外政改派的误会是，不放弃“四个坚持”，怎么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出现了僵局——所有像样的政改方案都不能为领导党接受，领导党自己又提不出任何像样的政改方案。 领导党也为这件事焦虑，因为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不好走，而且，他们估计，等不到撞南墙，内部就可能发生变故。 打个比方说明领导党的焦虑：中国已是一列难以控制的火车，正在朝悬崖上冲，眼看就要车毁人亡，而正驾驶座上的人（当权者）和副驾驶座上的人（党内外反对人士）还在为如何脱险争论不休——正驾驶座上的人着急啊！ 有鉴于此，我想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估计当权者和党内外反对人士都能接受的思路—— 请领导党GCD将7个常委压缩到4个，请他们提出各自的治国纲领，再请全体党员自愿站队。这样，GCD党就有了四个派别——GCD甲、GCD乙、GCD丙、GCD丁（不要使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名字）。 然后大修宪法。新宪法规定，四个派别提出的治国纲领都必须写上“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接下来，就可以套用美国的游戏规则了，譬如，请GCD甲、GCD乙、GCD丙、GCD丁分别选出总统候选人。选出的总统候选人环游全国，发表竞选演说，宣传治国纲领以及具体的方略。全体公民从这四位总统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总统再组阁…… 与之配套的，还有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再把人大、政协改造为参议员、众议院…… 可见，这样的政改方案未放弃也不违反“四个坚持”，而又引进了竞争机制、监督机制，满足了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权力就不会腐败，国家就会有希望。 也许有人会说，非要从领导党内部选择总统，这并不尽如人意。 但我认为，正是这样的不尽如人意，可以换取已成气候的党内腐败分子的合作，因为他们不会再有“政改后会不会遭到清算”的顾虑。不错，这就是妥协。但是，没有妥协，就没有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双赢；没有双赢，就没有希望。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 何况，我一直认为，制度比人重要，人可以差些，制度一定要好。 这样的不尽如人意，还可以换取一个好处，那就是，任何人都不会说提出这个思路的人有个人野心，因为这个思路是要让现在就在高位上的人在新建立的体制中继续留在高位上，而提出这个思路的人并不在高位上，新体制建立之后，他还是老百姓。只不过，这个老百姓会当得更有尊严而已。 最后要说明，组成四个派别，不等于分裂党。因为党内有派别，有不同意见，这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也是毛泽东坦承过的，领导党今天也在倡导党内民主。如果没有派别，没有不同意见，反而不正常了。我所希冀的，只是承认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将它巧妙地嫁接到政改方案中。 2014-01-25
我看萧功秦的《中国民主展望》 此文其实是萧功秦一篇大文章《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中的一段。一些关注中国政改的网友给这段文字起名《中国民主展望》四处传播，但未标出作者是谁。其实，我觉得起名为《民主化的三种路径》更贴切。我对萧功秦“权威主义”的政治观或政改观不敢苟同，但是，我觉得他对“民主化三条路径”的总结是很有意义的。我8日写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新思维》，无意中对这三条路径中的一条——党内民主模式——作了通俗化的演绎。 有意思的是，唯独对这条路径（这个模式），萧功秦抱有更大的希望，尽管他又强调“操作困难”。但我认为，困难在于执政党的政治意愿，而不在于他说的那些原因。假如实行起来，也不会都在执政党的“控制范围内”，而会同党外力量发生互动，会被党外力量——人民的力量——选民的力量——所牵制。他对另外两条路径危险性或困难的论述也有点夸大其词，他宣扬的推进中国民主的方式和五个原则也过于保守。 我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的新思维》（在共识网中的标题为《不放弃“四个坚持”也行，我的政改思路》）点击可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8107aa0100mbx1.html下面是萧功秦的《中国民主展望》—— 从民主化的三种路径看中国民主化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现行体制条件下实现执政党可能接受的民主化过程，大体上存在着三个思考路径。一是党外民主模式，包括前面的新加坡式的权威主义多党制民主，二是党内民主模式，即通过加强党内权力制衡与党内民主化，而逐渐走向党内有序的竞争合法化，三是基层民主，即自下而上地通过村民选举，逐渐过渡到更高层次的政权民主选举。下面，本文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 从实效与可行性角度来看，三种民主化途径各有其优点，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风险。党外民主化模式的优点是，能较大程度地进行社会的民主化动员，并激发公民较快进入民主化的学习热情，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民主化途径的弱点是，社会中的心怀不满的失利阶层与具有强烈政治抱负的政治边缘人，会利用这一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合法性，以过激的意识形态口号来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挑战现存秩序的游戏规则，并煽动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样就容易引发“政治参与爆炸”。某种意义上，中国八九年事件本身也可以说是体制外民主模式最早的尝试，某种意义上，它同样提供了一个失败的先例。 党内多元民主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执政党最有效的控制范围内，通过党的组织纪律与程序，在政治精英层的内部进行民主化的教育与实验，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发展民主最受重视的一种模式。然而，要从党内民主发展到党内多派，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主义型的政党，它是高度组织化的、由统一意识形态聚合起来的连队型的，具有集体主义自上而下的聚合力的政党，这与日本自民党原先就是多元小党联合的情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难以从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多元派系的。正如原先合为一体的手足四肢很难独立自主化为多元个体一样。其操作有相当的困难。 第三种基层民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基层民众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直接监督地方官员，有助于提高地方基层官员为民办事的政治素质。然而，这一民主模式在实行过程中，也会遇到政治整合方式的若干困难。在现行体制的政治整合方式中，地方基层干部对上级命令的贯彻与执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政治整合的基础。中国的中央政权，是靠数以万计的基层地方官员对中央负责来到保证的。然而，基层民主选举将会使地方官员为了争取地方民众的选票，而不再对上级负责，因为通过选举而上台的官员的权力合法性来自当地选民的委托，而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这样，地方民主选举，；实际上就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固然有利于发挥地方民众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但同时也会使中央失去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导致中央权力空洞化，以及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化。这样就在政治整合上形成新的断裂。其次，根据以往一些研究中国农村选举的学者的研究，从村级选举发展到乡级选举，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村一级的社会交往过程比较简单，人与人之间能直接接触而相互了解，村级选举的动员可以在个人之间的交流中进行，而无须中介性政治组织的出现。而选举到了乡一级，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居民彼此熟悉程度较低，这就就必然会出现通过中介性组织来进行拉选票的助选动员。这种助选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形成自主性的政治派群。这对于习惯于权威性治理方式的执政党也会出现政治操作上的新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地方与中央在民主选举中的顺序问题。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化的美国著名学者林兹提出的一个观点。林兹教授从西班牙与前苏联等国的民主化实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他认为，凡是先中央选举，后地方选举的民主化国家，中央就先于地方具有了民主的权威合法性，这就使中央可以运用这种权威来抑制地方主义的恶性膨胀。反之，凡是先进行地方选举，然后进行中央选举的国家，如前苏联，地方领导人先于中央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这样，地方政治精英就可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从反对尚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中央政府。由于中央不是民选的，因而在与地方斗争时缺乏权威合法性基础。①戈尔巴乔夫在与其政敌叶利钦的政争中失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即使要在省一级推行民选，也要充分考虑到全国选举的顺序。 虽然，以上三种模式均有其不同的优势与弱点，然而，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不能成为中国人拒绝进行适合于自身条件的民主制度创新的理由。从理论上与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方面，对中国民主化的途径进行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平心而论，在中国特定的权威体制下，现实的政治约束条件，应该是考虑中国民主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人们要意识到，中国执政层对六四事件与苏东事件的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仿效西方的民主化，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无政府状态。对此，人们应予以充分同情的理解。然而，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又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政治家获得民众持续支持与认可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众所周知，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 质言之，一方面，人们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政治约束条件，对民主化抱相当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历史趋势又要求中国人稳妥地进行民主制度创新。正是基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值得考虑的思考路径是，要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推行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获取关于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方式的有益启示。是否能审时度势，在各种改革模式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并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完成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则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简单地采用以上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有其客观的困难与矛盾。在这一限定条件下，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兰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问题上，在碰到具体问题时，想一些临时性的办法，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看一看实施效果，走好了，再向前走一步，走不好，再退回来。试试其他办法。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缓进待机，从中逐渐开出一条新路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试错模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它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约束条件的充分尊重，包含着对没有在历史经验中尝试过的新的政治整合方式的持重与谨慎，而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权威主义的条件下有可能开出新的路径来。 中国如何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建立起某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又能有效地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可以考虑在遵循以下五个原则的基础上，来思量民主在中国推行的必要性与时机。 首先，是有用性原则，即某项民主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取代失效的旧制度，当执政层认识到，当某种民主制度创新比现行制度更为有效，也更完善时，他们就会有更强的制度新的内在驱动力。 其次，是安全性原则，更具体地说，某项具体的制度创新，应对现行政治秩序是安全的，相对而言是低风险性的，不应引发对现存秩序与执政地位的政治挑战的。 第三，是可控性原则，为了达到安全性，因而在在政治的实际操作上也是可控的，可以放开，又可以收回，发生问题可以补救，而不致于没有退路。 第四，是可行性原则，这一制度创新也应该是现行体制内可行的，即可以在体制内推行而不致于引起结构冲突，不致与现行体制发生剧烈排异现象。例如，它是可以作为现行制度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就比较具有可行性。 第五，是合法性原则。民主制度创新在现行意识形态上必须合法的。即意识形态上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不致于被更保守的虽然已经边缘化的挑战者指责为偏离基本原则的。 概括地说，这就是民主创新的有用性、低风险性、可控性、可行性、合法性。这五项原则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政治约束条件下走向民主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更具体地说，只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才能满足非危机条件下的执政者走向民主化启动的初始条件。改革只有在政治精英的心理承受条件约束下才有可能启动。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成为中国权威政治走向民主制度创新阶段的基本思考路径。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高标准要求与期盼，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的初期，它可以起到保持稳定的作用。引用一句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老祖宗的格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信心的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国民主发展的未来表示出某种谨慎的乐观。人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社会自由流动，它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越来越得到公民的认同，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最基本训练所。一方面，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更多地会从工具意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在现行秩序“低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中国人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 自上世纪在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摆脱了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的教条派的两极政治冲突的困扰，今后中国的民主发展较少受到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影响，民主日益成为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切实需要。民主创新固然有种种困难，它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摘自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时间：2009-06-29 全文见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1/5CUKLVBV00013FM3_2.html 2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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