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同学”一辈子

作者：达达

来源：作者博客http://lifemagazine.blog.sohu.com/64340366.html

梦回山枕按：

早上醒来后，有些懒散。拿起电话，和大个聊了两句。

聊天中，大个提到了他在网上发现了中学毕业的集体照，没看到班里同学的名单。大个一说，让我想起一年前，在网上发现大个原来是四中的，还和我幼时的邻居铁二哥是同班的。从小对“四中”出来的，都是盲目崇拜，可从未听大个提起过。我把我的发现告诉大个，说看到了他们全班同学的名单……

起来后，忙过一阵儿，想看看大个中学的样子。Google一下，找到了。那里有铁二哥，还有“55”仲永和，还有薄熙永……无意中，还发现了一篇采访大个的文章（也没听大个提起过）。文章中的大个，栩栩如生，在我们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达达选的题目，《“云南同学”一辈子》和他的结束语“他在云南里迷失了自己，然后他就赖以那片荒野为生了”，是对大个逼真的概括。

北京知青：张承代，男，生于1947年，1968年8月抵达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8年底回京。做过修配厂工人、保安队长等工作，现退休。

张承代有1.9米的个头，同学都称呼他为“大个儿”，渐渐地，很多人会忘记他的真名。

大个儿至今没有走出云南。即使他已经回到北京生活了快30年。这是听他叙述得来的感觉。

他告诉我，1978年从云南回北京工作的时候，本来有到一个机关工作的机会，他不去，而是选择在云南做习惯的修配工作，甚至他后来换工作，也只在云南同学介绍的圈子里兜，他说他不太习惯也不喜欢和“外面”的人打交道。虽然他已经生活在云南“外面”了。

我问大个儿，为什么一定得在这个圈子里，他几乎脱口而出，“因为我不太会和人打交道，和别人有点沟通的障碍”，这句话，从这个同学公认脾气最好、受大家信任、喜欢的大个儿嘴里说出来，总有点令人错愕。大个儿却口气真诚地说，他从来就是这样。

在那家爆肚馆里，大个儿就着酒聊几十年前。显然是酒精的作用，脸有点涨红，情绪也有点激动。他还不断自责自己的表达能力，描绘不出那种沧桑。他掰着指头一个个算，谁当时如何，后来怎么样，谁老了，谁死了，谁还在……

从云南回来之后，大个儿的生活几乎都在这上面，几十年来，一开始倒腾的是哪个“云南同学”（他们都这么称呼对方）要找工作啊，哪个生病啦，哪个有困难，再来变成哪个的儿子要找工作，哪个走了。事实上大个儿感觉到自己的苍老也是因为，这些同学，一个接一个，没了……

“这么说吧，去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生活，不知道为什么生活，只有我自己，去之后我有55个亲人。然后，就觉得似乎一生有了着落了。”1967年，大个儿也是和其他人一样满怀着莫名的冲动和激情，他描绘过，“当时真觉得世界其它地方都水深火热，就中国最牛”，他当时着急的是自己的青春往哪使，他觉得不辜负自己这么一生的方式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真正对这个国家产生作用。“当时中国能见到的关于国外的报道，都是美国举办什么吐痰大赛，还有年轻人已经找不到方向等事情。”相对之下，他生在中国是何等的幸运，如果能在这么一个全民积极向上的国家里找到一种位置，那会很有满足感和幸福感的。

不过相较于其他人，大个儿内心里隐隐有种不安，他的父亲被定了“资本家”—他出身不好，所以即使有着许多狂热的热情，他也一直尽量克制。

和后来他那55个“亲人”的结识，是在1965年。这个满腔热血、但格外克制的人，在偶然的机会，被叫进了“红联”，那是一个红卫兵自发的组织，在这个会里，克制而热情的性格让大个儿显得格外踏实—他不大说空话，但凡事都实打实地参与。因此会里的人大都很喜欢这个不说空话，但靠得住的人。

现在重新来看，这个会聚集的是当时特别理想主义的人，大家性格都比较相近—那就是都虔诚地笃定这个国家的狂飙突进，而且着急于自己在蹉跎人生最宝贵的青春。

会里的人开始在思考如何挥洒自己的青春，激动点的同学开始整晚整晚地构想，还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后来分成最西北端和最西南端两派讨论的时候，大个儿也没有太明确的表态，后来有个同学自发到云南考察了两次，最终大家商定要去云南，却一直得不到批复，有同学开始发起组织到门头沟劳动表决心，还有人整天想守在领导们出入的地方，等着要一张特批。大个儿也不怎么出头，只是静静等着，内心却暗自着急于结果。

于现在的回忆，大个儿说得很轻巧，“到后来说要到了总理的批文，说可以去了，然后有同学问我去不去，我说好啊，于是就去了。”其实很容易理解当时的大个儿，远方在想象中是没有出身，只有青春的地方，是可以让自己和这个国家血脉相连的地方，是可以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这其实也是必然的，当时所有规则都被打破，在北京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除了所谓的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而在遥远等待开垦的那些荒漠，自然成了最好的归属地。但，恰恰是这种越发狂热的期待，让大个儿一到云南，就越是觉得迷惘。

往事还是历历，大个儿至今还能向我很细腻地描绘当时的场景。他记得4天走了700多公里，记得路线是玉溪、思茅、景洪、最后到的是大勐龙。他向我详细描述了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如何开会迎接，举办友谊篮球赛，他记忆深刻的是，当地的傣族人见到他们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见过毛主席吗？”无疑，初抵梦想地的前几天该是如何的幸福。大个儿观察到的，“当地农场的工作人员对这些从北京来的人都特别的对待”，他们专门杀了一头猪，每天三顿都是大米饭，不过过不了多久，伙食开始缩水了，而他们也开始对自己的想象产生质疑。

质疑或许从第一次见到原始森林开始，大个儿说他看到的是一片铺天盖地的森林，黑压压地往他们压过来，他当时被触动了，第一次怀疑所谓能“开天辟地”的革命的力量。

然后大个儿开始和同学们进行垦荒了。他们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用大个儿的话，就是《天工开物》记载着的那种最简单的办法：刀耕火种。

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把砍刀，去面对那一整片幽深的原始森林。大个儿记得的，就一把钝钝的刀，照着一个地方一直砍，砍到树快倒了，再用力一推，紧接着用火点燃这些砍倒的树木，树木烧成的灰成了天然的肥料。然而他们战天斗地的狂热也在现实前彻底搁浅了，过了一段时间，本来抱着要为边疆做贡献的决心而来的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付出劳动收成的东西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还能说要为这个国家做贡献了”？

开垦了一段时间，大个儿的手长疖子了。农场的负责人安排他守夜。也因此，在那段时间，一到晚上大个儿自己拉着被单一个人到山上的那辆车上过夜。他看到的是“远处是那么漂亮的一片原始森林，神秘庄严”，而近处被他们开垦过的，都是一片很荒凉的感觉，像一个个被灼伤的伤口。

大个儿对于那些个夜晚，补充了几个形容词，“突然间很失落也很怀疑”，“觉得热情一下子没了”。

到了1968年年底，他们各自被分到不同的农场，其实在分离的时候，一种怀疑的迷惘的情绪已经在同学间流传了。在接下去的时间，这几乎成了需要相互安慰相互疗伤的群体。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方式，有的变得更沉默了，有的更游离，许多人想的是如何尽快离开这个云南—谁愿意待在这个梦想破灭之地，整天面对着的像是巨大的伤口。

也是在分开之后，大个儿几乎成了这个团队许多人的交流中心。我听他的许多同学说过，大个儿的宿舍在那时候成了大家的一个据点，谁去北京回来带的好东西都往这里送，有什么活动也都聚在这，心情不好也会想着来找大个儿，几十公里地翻山越岭过来，就为坐在他那个宿舍里，扯东扯西。

我尝试理解这样的结果，或许那是一种恰好的相互需求：或许正因为大个儿仍悄悄根植着自卑，在怀疑面前他继续保持着克制。而这意外地让他学会了与其他不一样的排遣方式—别人习惯用诉说来表达，而他通过倾听来排解，他能通过理解别人的感伤得到一种温暖。

我一直在想，或许就是这惺惺相惜的共同的感伤让大个儿找到生存的舒适感，一种很安全的舒适感，舒服到内心还有点自卑的大个儿觉得不太必要去找其他的乐子了。而这，让他在别人着急想办法离开云南的时候依然安然呆着，让他后来不得不离开云南的时候，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待”在云南里，这一待就待三四十年！

那次爆肚餐厅的会面，看到的他还是为着这种感觉“折腾”。他当时打了电话给一个同学再次叮嘱另一个云南同学的儿子的工作问题，在和我聊天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性地突然就想起哪个云南同学托他办的事情。事实上，就在3天前他刚组织同学们去爬山，而明天，又组织同学们到一家东北菜馆聚餐。

我还是不禁问大个儿，云南同学的内容占着你空余生活的多少。

他想了想，说：“70%？应该不止，80%，或许几乎全部吧。”这样形容大个儿的状态有点矫情但却也可能真实和贴切：他在云南里迷失了自己，然后他就赖以那片荒野为生了。

                                                                    2007-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