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现在年轻人不明白，当年可是每日挂嘴边。意思是：旧社会工人、贫下中农受苦，新社会过上好日子，但后代人不知道过去苦，感觉不到现在甜，就要经常回忆苦来感谢甜。当年天天提的两件事，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忆苦思甜；二者相辅相成。阶级斗争为了不忘就要天天抓敌人，当然前提是敌人到处都是，所以抓敌人抓得鸡飞狗跳。忆苦思甜怎么办呢？总不能退回到旧社会让地主富农资本家再欺负劳动人民吧，于是乎办法有二：请旧社会受苦人讲如何苦；吃旧社会受苦人吃的饭。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每周做一次旧社会的饭，是高粱糠馒头，暗红色，苦且涩，同学们吃得呲牙咧嘴的。但必须装作爱吃，脸上还需表示出痛恨旧社会，不然班主任就组织同学开你的路线分析会，我那班主任又是红透天的左派女将。有一次学校用高粱糠制成白菜馅包子，不料许多同学竟抢吃起来，因为那时粮食不够吃，这忆苦饭与家里吃的差不多，起码弄个饱。学校以后就不准随意吃，每人只给半个。这办法管用，我那时就因吃这东西非常痛恨旧社会，喜欢新社会；由此痛恨地主资本家，感谢共产党；又由此痛恨企图让我们回到旧社会的刘少奇，拥护毛主席打倒他。到了小学四年级我家下到农村，因为粮不够吃，有一阵每周吃二顿这种菜包子，我那时想：怎么跟旧社会一样了？但不敢深想，因为我坚信新社会一定比旧社会好。

学校请老贫农做忆苦思甜报告。开始请个老头，雇农，他却说给地主干活，地主必须给吃饱，吃不饱不给他好好干，高粱米豆干饭炒盐豆、炖白菜粉条管够吃。我们奇怪：现在连盐豆也吃不到呀。学校就不用他了，换成我们班有个黄同学妈妈、一个没工作的阿姨来讲，她每次讲到受的苦都哭得几乎昏过去，我们都跟着哭。有一回她说给地主放牛，雨天连雨伞都没有，泪水和雨水都流到一块了。她讲完时外面下起大雨，黄妈妈急着回家看窗子关好没有，班主任说没带伞吗？她说全家就一把伞他爸爸上班用，没钱买伞呀。于是她拉着黄同学冒雨跑回家。不过说实话那时学生基本都没钱买伞，我们家只三把，爸爸妈妈上班二把，爷爷奶奶买菜一把，我和哥哥就是顶雨跑。黄妈妈家旧社会看来真是穷，可他家解放后还是穷，黄同学哥七个衣服连补丁都补不起；我上中学时还看见他一次，依然穷，就这命了。

后来，班主任让出身好的学生回家，请家长忆苦思甜，然后回班级讲。全班四十人，地主富农出身三人，其余都是苦出身。那时出身不好是孩子们最抬不起头的事，谁在班级讲出家长的苦谁就光荣，谁讲不出就耻辱。一周后开始每天几个同学讲，许多同学讲得不够苦，班主任让回家重请家长讲。全班约三分之二人讲不出苦，受到班主任严厉批评，这些同学脸通红地感觉对不起毛主席。我也急了，脸红得不敢看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到家请爷爷讲旧社会的苦，贫农出身的爷爷竟大怒，说旧社会比现在累，但没现在苦，起码那时能吃到肉！我爷爷馋肉，文革时没肉吃馋得他总发脾气。我求爷爷说，讲讲累也行呀，累不就是苦吗？爷爷说瞎说！不累能挣着钱吗？我说老师让都得讲出苦来呀，爷爷说你明天别上学了，反正也学不着什么，回家自己学！我不敢再问，晚上去问爸爸，爸爸为难了半天，说我给你讲讲咱家的苦吧，但你不要告诉爷爷。可爸爸讲讲就乱了，眉飞色舞，我却整明白了。

原来爷爷年轻时在河北省穷山沟，种地刚够吃饭，就想致富。听说黑龙江吉林钱好挣，就闯关东走到吉林一处山清水秀小镇安下家来。到一家十几个人的商店当学徒，后来老板见爷爷学得快，不待出徒就升他为类似营业组长的角色，再后来竟升为副经理，我见过爷爷当年穿皮大衣皮鞋照的相，非常酷。爷爷工资高了，攒些钱辞职回家自己进点货摆个布匹摊子。爸爸说，一个小摊子全家衣食无忧，你爷爷爱玩，挣了钱就停业，喝酒吃肉看戏玩牌，没钱了再进货卖，我小时总有零花钱。但你爷爷只一个人干并不雇工，所以土改时定为贫农，他还响应号召把十几岁的父亲送去当了解放军。我这时才想起，爷爷写字、算帐、手工什么都会，哪象贫农呢？爸爸说那时东西便宜，只要家里有劳力，不摊上大灾难，吃穿用没问题，你爷爷天天离不了酒和肉。我问爸爸那我到班级咋讲呀？爸爸想了想说，你讲你太爷爷吧，他受过苦。爸爸就讲些太爷爷的苦，其实他根本没见过太爷爷，现在想来他讲的都是瞎编，因为太爷爷死时，我爷爷还未结婚呢。

我没有底气地讲了些太爷爷的“苦”，班主任不满意，跟街道上反映说怀疑我家成份有假，街道闻风而动，认为爷爷既然认字就肯定不是贫农。其实爷爷只上过一年私学，字都是他自已看书学的。好在爷爷脾气大，手里成天持一条拐棍，一脸怒容，户口本上又的确是贫农，街道干部们也怕他，就没再过问这事。

 

我与地主家的一件事

《小知青回忆老知青》一文中说到老地主被斗，使我又想起涉及到我与他家的一件事。他家离我家只三分钟路，那破败清冷的草房和小院我此前从未进过，我是贫农子弟，他是地主，水火不容，怎么会发生关系呢？我家下乡后，生活异常困难，每月连一次肉也吃不上，菜基本无油，十一岁的我虽不感觉太难受，却让母亲心疼起来。于是她要来三只小母鸡，让我抓蚂蚱喂它们，答应下了蛋给我煮了吃。母鸡很快长大，母亲在院子里给它们做了一个下蛋用的窝，它们就在里面下起蛋来。鸡比人吃得好，天天可以吃到蚂蚱肉，人那时并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改革开放后饭店却大吃起这东西，让我悔不当初。三只母鸡的营养好，平均每天能下两只蛋，这样，除去上交国家规定的任务外，我每周就可以吃到两个鸡蛋。母鸡成了我的宝贝，每天到鸡窝里收鸡蛋就成了我的活儿。

不久，忽然发现鸡蛋数量大减，观察，原来是黑母鸡丢蛋（没在窝里下蛋）。三只鸡中黑母鸡最有心计，它似乎知道自己不在家下蛋是错误的：早上明明有蛋，却忽然不知所踪，到别处下完蛋后，故作镇定地回来，还偷偷看我几眼，然后去吃食。我开始着手破案，但因办案技术手段落后，一个多月也未能“从重从速”结案。我有一个塑料折叠喝水的小碗，是爸爸以前出差上海时带回的。农村孩子上学都要自带水碗，下课到井里打水喝，同学们都是破旧的搪瓷缸，只我这个科技含量高，大家羡慕不已，我也视若珍宝。一天，同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想用我的折叠碗喝一次水，试试什么感觉，我不大愿意，他说如果我让他喝，就告诉我一个秘密，我就让他喝了。他高兴地喝过后说我家的黑母鸡在离我家不远的石头缝里下蛋。要不怎么公安局老说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呢，实践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同学带我到我家坡下的一处乱石中，有一个石缝，初看不大，里面却很宽敞，还长了些柔软的草，已被黑母鸡压得十分舒服。我天天从这里过，也没发现这处胜地，我回忆起电影中常演的八路军游击队利用山洞做掩护的场景。黑母鸡一个多月在这里下蛋，至少应当有二十只蛋，可里面却只有一只，其余的哪去了？我便问那同学，他面有难色，我答应将折叠碗借他用一星期，他才告诉我说是地主家的孙子每天偷走了。我这办法管用，不借他折叠碗他就不会告诉我，所以现在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都给钱奖励，大概是受我启发。

我听说后大怒，心疼我的鸡蛋，又觉得你一个地主的孙子竟敢偷贫下中农的东西！当即决定找他要。我并未将此事告诉母亲，怕她不让我要。第二天，我藏在乱石堆附近“蹲坑”，一会，见地主的孙子，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孩子左顾右盼来取蛋，我过去抓住他，他把鸡蛋给了我，我又跟他要以前的，他说不给，我们俩就打起来。虽说农村孩子有力气，但他还是没打过我。第二天我放学时，地主的孙子带着他哥哥在路上堵住我，他比我大三岁，我打不过他，吃了亏。一个月后，哥哥从知青点回家探亲，十五岁的他听说后，带我找到地主家，打了地主大孙子一个嘴巴。正当冲突要升级时，地主的孙女跑来拉开，又呵斥她的两个弟弟，给我和哥哥陪不是，当晚她又带着两个弟弟，用手帕包了二十个鸡蛋到我们家向我母亲赔礼道歉，我母亲才知道这事。

地主的孙女叫小娟，十八、九岁，文文静静的，整天手不离活儿，平时我们小孩子上山打柴，只要她看到，总是帮助我们，非常有大姐姐样。母亲请她坐在炕上，笑着说不知道孩子们有这事，几个鸡蛋算什么呀，孩子小不懂事，请她原谅，让她放心，这事我们家绝不会告诉队里，鸡蛋请她拿回家去。小娟温和地笑着，把我拉到她怀里，摸着我的头说我招人喜欢。又看看墙上我画的国画，知道我喜欢画画，非常高兴，说你以后就到我家来玩，我大弟弟（就是打我的那个）也喜欢画画，你们俩在一起画吧。以后，我就天天到他们家找小娟的弟弟画画，我们处得很好。因为要划清界线，小娟姐弟跟他们的爸爸与地主爷爷住同一房而分居两个屋，不在一起过，我每次去玩时，地主看见就躲进屋里，从不与我说话。

小娟长得漂亮，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没人愿意娶她，她看上了我们家隔壁赵大叔的儿子，找了种种借口到他家，听母亲说这孩子明白事会过日子，是个好媳妇。她给了赵大叔儿子一些小手帕小镜子之类的物件，她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到赵大叔儿子有一天从外地领回一个姑娘从小娟家门口路过被她看见，才再也不来了。我家回城几年后有村民来看我家,说小娟一直找不到对象，为此投河自杀一回被人救出。小娟姐我再也没看到，现在也有五十五岁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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