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3（三）】：

小羊在下游弄脏了河水

前面说到和平演变这个词语，看似柔和却十分坚硬，在很多人身上划过深深浅浅的伤口，流出或渗出了猩红的血。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那是你的幸运。你没有经过那个时代。你的身上没有说不清楚的罪恶感，使你的身体像铅块一样沉重，落入无底的深湖。你控制不住身体，向下看去，有硫磺在熊熊燃烧。

再说一个你没有听过的词语，分散主义。

阅读一份文字材料时，我注意到中国南方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我知道那里生产卷烟，风光也很好。从1963年初到1963年底，他们展开了一场政治和法律混合在一起的运动。运动的结局是，全州党政干部3541人之中，犯有各种错误的434人，占干部总数的12%，其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72人，腐化堕落乱搞两性关系41人，违法乱纪5人，严重个人主义5人，严重多吃夺占5人，严重官僚主义2人，严重分散主义1人，其它3人。

读到这里，我确实愣了一下。我知道的分散主义，是关于城市中心不能过分拥挤的布局观念，它倡导卫星城市、带形城市和各种分散的城市结构，主张与大自然亲近，有很强的人文主义色彩。这种观念产生于19世纪末，但一直没有影响到中国，更不会单独跑到中国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变得严重起来。

那么，这里的分散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是1963年的五反运动规定的反对内容之一。

那一年，中国轰轰烈烈地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合起来叫做五反运动。生产卷烟的那个地方，参加的就是这个运动。纵向看来，它是新政权防止和平演变、避免修正主义的一个环节。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像一条长长的链子，它是其中的一环。

屈指算起来，这是中国新政权的第十四个年头，已经第二次开展五反运动了。第一次，在1952年，五反的内容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的对象是民营企业家。按照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承诺，私人资本将会长期发展，但新政权的目标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叫做资本主义工商业，1952年就有所行动，从农村开始全面控制了民营企业的原料市场，也就是控制了他们生产的源头，让他们无米下锅。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他的面粉厂五个月才开了一次工。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赚得钞票的速度，赶不上国家印刷钞票的速度，通货膨胀几百倍，赚来的钞票一转眼就贬值，谁受得了？荣毅仁在三年内卖了两座工厂和一批物资，依然有很大亏损。还有另外的因素，有些企业老板与员工利润分配的比例，与欧美国家的利润分配方式有些相似，他们得到一少部分，较大的比重在员工那里。比如一家药店老板遇到的问题：业内工资额最高达营业额的80%，1952年向国家交税，80%来自借款。

上海一个老工人在斗争民营企业家时，愤怒的眼睛要冒出血来：你们凭什么住高大宽敞的花园洋楼，让我们住又低矮又拥挤的房子？他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愿望，就把1952年的五反运动，从经济犯罪的层面，轻易转到政治革命的层面。这个运动前面接的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不小心就会写成镇压的续篇。我读到的一篇文章说，“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而据另外一篇文章回忆，与前面的说法不同，是当时的棺材已经卖光，没有那么多的木材，才改为火葬。当时的上海市长，不解地在广播中问到，为什么那些资本家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坦白？

为什么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坦白求生可以是无限的，但没有罪行又坦白不出来的可就惨了，比起生命受到的残酷折磨，死神的怀抱并不可怕，还略有温暖与温馨。当时，很多企业主选择了跳楼的惨烈方式自我了断，被称为“空降部队”，只是为了“死要见尸”，证明自己没有逃往台湾或香港，以免连累家人。他们留下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按照一般的说法，1952年五反运动，民营资本被彻底打垮，接着是1956年公私合营，民营资本被彻底消灭。这样一来，1963年的五反，运动的对象不可能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了，他们人还在，但已经成了被改造和专政的对象，在凄凄惶惶中度日如年。阅读了一些文章之后，我忽然想到，1963年的五反运动，与1952年的五反运动的联系，还没有与1952年三反运动的联系更加密切。比起1952年在党政干部中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提法，1963年只是加上了另外两项：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分散主义。

我还想到，贪污、浪费的都是公有财产，因此会在公有制国家凸显出来，是个注定要长期存在和长期治理的难题。至于官僚主义，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像天空中的月亮，照着这里也照着那里，也不能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中国的官僚主义就比外国的狠。20世纪世界上出现的彼得原理、帕金森定律、墨菲法则，都与官僚主义的管理方式有关。问题是环境不同，表现也不一样，中国的官僚主义与贪污、浪费，有重要的因果关系。

1950年代，大大小小、到处都有的官僚，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战争，他们以流血牺牲的代价占有了国家。比如在三反运动中判了死刑的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一位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受到严刑拷打毫不动摇；另一位领导工人罢工带头卧轨，被捕后在狱中带头绝食。他们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照这样推理，“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浪费一点还不应当吗？”当然，还可以无限制地推理，“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不许老子官僚主义，老子干嘛舍生忘死当上官僚？”三反运动开始了，官僚们还想把运动的压力引导到别人身上，比如在上海，有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自杀，在西安，有在读的大学生自杀。我所在的城市是鞍山，距离它不到一百公里的沈阳，连续发生了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二十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自杀了。自杀虽然是自愿的，但也能看出那运动的声势，很是强大。

那时候，中国在朝鲜打了一年仗，战场的形势还算可以，但花钱太多，像冲毁堤坝的洪水。据1951年秋季匡算，该年财政支出将比原计划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 %。在1952年实行三反五反的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赤字。到了1963年，中国要给大跃进头脑发热的巨大损失埋单，要把大部分崩溃的国民经济修补起来，还得像1952年那样，轰轰烈烈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有的学者研究了官员腐败愈演愈烈的现象，比较宽容地认为：在没有建立完善有效的制度与法制之前，甚至在没有建设它们的愿望与能力之前，只有发动临时性群众运动来遏制官员腐败。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些道理，像头痛时候吃一把阿司匹林，也能顶上一阵子。

投机倒把这个词语，也消失了多年。如果我们戴上政治斗争的有色眼镜，为民间的正常的小型贸易起一个带有贬低色彩的名字，看来也只能叫做投机倒把。

1960年代，辽宁地区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豆油，按国际计量标准换算为0.15千克，当然是不够用了。我的一个邻居就坐着火车到黑龙江买豆油，尽自己的体力背回来一桶，家里吃一部分，再加价卖出一部分，火车票钱就卖出来了。

前两次都很顺利，第三次遇到了麻烦：从鞍山火车站出来时，车站上的人说他投机倒把，要交公安局处理，后来总算对他从轻处罚，把他背回来的豆油全部扣下，按照重量和粮站的价格给了他一些钱。他不仅白白跑了一趟，还把路费赔进去了。

第四次他就很聪明，背回来一桶水，上面漂着的一层还是豆油。

走到出站口，又被车站上的人拦住了：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他不情愿地拧开油桶的盖子。

车站上的人：豆油！投机倒把！没收！

然后称了重量，那一桶水给了他一桶豆油的钱。

他乐颠颠地回到家里，一算账，正好把上次和这次的路费赚了回来。赚是赚回来了，下一次不能再去了。从此他还得过着缺油做菜的艰苦日子。

至于1963年反对的分散主义，我找到另一种解释：“损害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和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这是一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看到这个解释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一次轮到那些下层官员，为大跃进、大饥荒的恶劣后果承担责任了，并且还要承担超出他们那部分的责任。在极权社会里，虽然集体领导往往是个人专断，但是下层的官员有必要做出一点牺牲。他们有些像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脏了上游的河水。

 

用高粱的立场研究大豆

回忆1961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人怎样生活在梦想之中》，对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梦一样的传奇人生，说出了许多感慨。那时，我也想到与中国当代的哲学家做一个比较，后来没有那样做，是文章有了足够的字数，不能拖的太长。

那时我想到可以比较的，大概只有任继愈。那时他还在世，九十三岁。

他在我写了这篇文章的几个月后去世，可以与活到九十二岁的布洛赫比谁更长寿，但是无法与布洛赫比谁更有成果。

“这个世界上，”我在那篇文章里介绍了一种说法，“大多数学者不过是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像布洛赫这类能绽放出灿烂的精神之花的开创性人物。”在引述这个评价时，我身在哲学研究的门外，仅仅有一个粗浅的感觉：中国前些年的哲学研究，只有那种“不过是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的学者，并且大多在概括、总结、传播和复制一些不算太好的东西，比如强硬的东西、激愤的东西、片面的东西和短期的东西。

现在说到任继愈，尽管还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他，比如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大部分的大学生和白领职员，但他无疑是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他的学术，能不能比那些学者更好一些？

这就要回到1963年，任继愈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那一年，他有两部著作出版，恰好是他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书。一部是他写作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收录了他在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佛教论文。另一部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大约80万字，那一年出了第一卷。他的书很快送到中国最高领袖的案头，受到最高领袖前所未有的重视。我读到的许多文章，都说到1963年12月发生的那件事。“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是中国的两种吉祥动物，在传说中有，实际上没有。凤凰的羽毛，麒麟的兽角，都用来形容非常稀少非常珍贵的好东西。在我的印象里，被中国最高领袖这样赞扬的学者，只有任继愈自己。

另外据我的了解，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任继愈所在的北京大学，众多坚守社会良知的老知识分子早已被打倒在地，特别是1957年的打击右派，在教师学生中定了5%以上的右派，送到监狱和劳教大队，把优秀的知识分子几乎扫荡一空。当然也剩下一些学术水平很高的，但他们战战兢兢，在学术方面和言论方面再也不敢出头。中国有一句老话，“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中国的儒家从来不反对为帝王效力。但是在整个世界里，知识分子的意义，表现在他的独立意识，表现在他的学术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也是知识分子，他们骨子里残存的傲气，让他们对新政权威风凛凛的改造和利用，敬而远之，畏而远之，接下来是避而远之。

这样一来，刚提上教授不久的年轻气盛的任继愈，迅速接受了新政权规定的学术方向，也就是用一种单一的哲学——即马克思的哲学来代替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那个特殊的年月，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不算很深，拿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和只言片语，指导学术研究也就够了。比如马克思大约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任继愈就把宗教当做鸦片来批判。中国最高领袖放眼四望，挑来拣去，只能说任继愈凤毛麟角，人才难得。

在古希腊神话里，宙斯有一架黄金天平，可以判定决斗与战争的胜负。但我在与朋友聊天时，听到的完全是另一种说法：每个人的生命遭遇都可以放在天平上，好的在这一端，坏的在那一端。宙斯很有兴趣地看着天平，谁的命运太好，在另一端放些坏的；谁的命运太坏，在另一端放些好的，于是大家的命运变得平衡，谁都没有怨言。

任继愈被最高领袖誉为凤毛麟角，在那个晦暗的年月，几乎独享了全部的阳光。按照宙斯天平的这个中国版本，天大的好处后面，也许会有天大的损失跟着来临，让天平的两端变得平衡。在这一点上，中国还没有人注意，没有人指出。我只是想到，很多年之后，当哲学、宗教以及其它学术研究的环境渐渐宽松时，他已经进入悠长又悠长的晚年，再也没有心情改变自己先前的作为，再也没有力量纠正自己先前的观念。那么。他会不会把他那些年月里学术自由、独立意识、社会良知的丧失，把他以后无休无止的尴尬，当做自己天大的损失？

说到这样的话题，我的心渐渐沉重，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想起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发生在1983年的事情。

那年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坐在返回故乡的火车上，意气洋洋的情绪灌满了整列车厢，把整个旅途变成一首进行曲。我身旁是五位读哲学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们坐在硬座的一个单元里，自然成了畅谈的旅友。那时大学里的哲学课程，除了马克思的哲学，就是任继愈用马克思哲学改编和批评的中国哲学史。忽然，我对他们学习的专业来了评价的兴趣，我说，我能用五分钟时间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不成立。

你说。我们有兴趣听。

好，我说。你们听了以后可以反驳。

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其实看一个人的理论，先要看他理论的出发点，无论肯定和否定，都不能忘记，应该从他理论的基础开始。马克思的理论，在我看来，建立在“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基础之上。

但是，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从词语来讲，每一个概念有与它对应的概念，否则这概念就没有意义。在辩证逻辑里，它们互相对立，互相包含，互相转换。与物质相对应的概念是精神，它们也要互相对立，互相包含，互相转换。所以说，世界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再者，马克思时代的科学发现，作为马克思当时思考的素材，可能支持他的观点。后来，爱因斯坦曾经根据相对论预言过反物质的存在，还有科学家证明宇宙中的反物质，是物质的一种倒转的表现形式。所以说，世界是正物质的，也是反物质的。

我又用了很短的一段话证明物质不是运动的。大意是，把静止叫做相对的运动，是逻辑上的一种辩术。用同样的辩术，也可以把运动叫做相对的静止。这样看来，承认物质是运动的，也得承认物质是静止的。

还剩下一分多钟，证明运动不是有规律的。

我只好简略地说，规律是什么，是一种必然、本质的联系，它们的重要性是反复出现，从来都没有例外。世界上有的运动是没有规律的，比如你们知道水中和空气中的悬浮微粒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叫做布朗运动，它们的运动是没有规律的。还有，我们经过的人类历史运动只有一次，不可能经历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怎么能说是有规律的？即使有规律也根本没有发现的可能，还有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是亲身经历还是间接考证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人类发展史？这样说是不是唯心主义？

五分钟过去了。我的证明结束。

他们都沉默，不想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也许，那是他们很久以后，比如21世纪，才会考虑的事情。

那时候，我用的可能也是任继愈的方法。马克思的哲学只是无数哲学中的一种，就像高粱只是无数植物中的一种，站在高粱的立场上来研究大豆，或者研究所有的植物，对于大豆和其余的植物，可能没有更多学术的意义。我呢，站在作家的立场上评价哲学，和站在高粱的立场上来研究大豆一样，说着玩儿还行，不会以为真有什么学术价值。

你说呢？

 

一个完整的梦想

我在内陆出生，一天天长大。我从电影和小人书里知道了大海。我想到海上去的愿望，和海边的孩子一样强烈。那么，一个生存在内陆的农耕民族，一旦发现可以在海上航行，可以在海上贸易，会不会像一个好动的儿童那样兴奋？

实际上，我的民族没有完整的神话，却有完整的梦想。它要出海的愿望，不仅强烈，还强烈得过分。早在公元纪年前的一两个世纪，陆上的丝绸之路被战乱阻隔，它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海面上畅通无阻。那时候的古希腊人，仿照汉语的读音,把丝绸叫做ser，接着又把中国叫做赛里斯（seres，制丝的人）。那时候我的民族，造船业发达，造船技术成熟，最大的船可载万人，载重量至少在100吨以上。你知道，汉代有一个著名的皇帝，把庞大的国家治理好了，还想忙他自己的私事儿，寻觅长生不死的仙丹灵药。他七次到海上巡游，最后的一次六十九岁，遗憾的是，他瞪大了眼睛，看得眼睛也酸了，没有看见海上的神仙。

一千多年过去了。这时候，公元的第二个千年开始了。我的民族把指南针用于航海，在看不见日月星辰的时候也能航行。这时候已是宋代，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据说GDP占到当时全球的50%，是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百姓最富裕、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朝代。我读到的一份资料说，这时候世界上有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都在大宋帝国，即中国的宋代。那五个城市是长安、洛阳、南京、汴京和临安，把它们计算在内，共有四十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十万户。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宋代的对外年贸易量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年的总和，中国商人几乎控制着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东海岸、红海沿岸的主要港口。古代造船业的又一个高峰期到来了，大宋帝国的航海大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很快。有一种巨型海船，载着几百人到海上去，也载着他们一年的粮食和淡水，还能在船上酿酒，在船上养猪，把猪养的圆圆胖胖，让外国人看了，以为是大象的兄弟。有一次谈话时，我估计说，宋代的一些海船，载重量达到了一两千吨。

当然，中国古代最大的海船，要数明代郑和的宝船。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直到死在从西洋回来的风浪之中。出航的时候，二百艘左右大小船舶，浩浩荡荡，那桅杆像陆地上的森林，那船帆像蓝天上的云海。据一位中国学者考证，郑和的宝船排水量超过万吨，是当时世界上第一艘万吨巨轮，而八十七年后才出现在大西洋上的哥伦布船队，仅仅由三只帆船组成，最大的圣玛利亚号一百吨，只有郑和宝船百分之一的吨位。还有，郑和下西洋有二万七千余人之众，相比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三百人以内的航海规模，可谓壮观之极。郑和于1371年出生，1433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他受过阉割，没有子女，但死去几百年了，还有人在纪念他。

几百年以后，到了中华民国年代，造船业还是很发达。我读到的几部书里，都记载了当时能让整个民族振奋的事情：为美国建造四艘万吨级的大船。那时候是1918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需要向欧洲战场运送大量的士兵和武器，商请中国赶造一批运输舰船。没想到那一年的11月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美国和中国都成了战胜国。大家都把和平的到来，看成是这批运输舰刚刚开工就带来的好运，等到第一艘“官府号（Mandarin）”造好的那一天，自然成了快乐的节日。雄壮昂扬的军乐声里，船首悬挂的大香槟酒击碎了，酒水在蓝天里飘洒下来，激起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欢呼。试航的那天，人们又惊喜地发现，采用中国人制造的三缸蒸汽机，“官府”号的时速为13海里，比原定的合同还高出了3海里。美国专家详细考察后，对它的坚固程度、设备配置、航行速度都特别满意，觉得它堪称完美。其实在1918年夏天，中国各个造船厂接受欧美造船订货共25艘，江南造船所制造的这几艘万吨蒸汽货轮，是其中最大的一份合同。现在，我们只要凝视下面的文字一两分钟，就可以记住它们响亮的名字，第一艘“官府号（Mandarin）”、第二艘“天朝号(Celestial)”、第三艘“东方号(Oriental)”、第四艘“震旦号(Cathay)”。

我像是一名导游，在很短的篇幅里，领你走进我的民族航海和造船的历史。你还想听我再讲下去吗？

历史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胡适好像这样说过。

每个国家都不会有自己真实的历史。房龙好像这样说过。

历史常常被篡改，历史常常被遮蔽。你是不是也这样说过？

历史容易被抹去，变得没有发生过。奥威尔的小说是这样说的。

因为历史中会不经意地冒出一个人，或者一批人，他们为控制权力而来，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光荣、辉煌与伟大，需要把先前的历史重新写过，需要否定一个民族以往的一切成就，甚至需要否定整个世界以往的一切成就，来掩饰、打扮、抬高、吹捧自己，所以胡适、房龙、你和奥威尔，才会有以上的说法。

这让我想起1963年5月1日，一艘“跃进号”货轮出海远航。它是由苏联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万吨巨轮，据说它是用最新的技术装备起来的，能在封冻的区域破冰航行。据说它从上海港出发，可以中途不靠岸补充燃料直接驶抵世界各主要港口。这里我一连用了两个据说，是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在封冻的区域破冰航行，并且也没有到达过国外的任何一个港口。它在1963年5月1日驶出长江口，是它的第一次远航，特别遗憾的是，也是它最后的远航。还有一个据说，它具有满载时一个舱进水而不沉的良好性能，但这个据说已经被事实推翻了——它在触礁以后迅速沉没，葬身海底。

而在1958年11月27日，那艘远洋货轮下水的日子，在中国的重要媒体激起一片欢呼声浪。它被称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巨轮，它下水的那一天，被称为中国造船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至于15世纪时的郑和宝船可能达到万吨，19世纪初的“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都已经达到万吨，这个民族以往的成果被人从历史上轻轻抹去。按照报纸上的宣传，旧中国连铁钉和火柴都不能生产，怎么能生产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呢？

在很多很多年月里，报纸和广播电台，负担着指挥社会的巨大责任。国家太庞大了，唯一快捷的指挥方式，是每天送达的报纸，每天按时的广播。1963年，中国的报纸和广播，以极大的热情，宣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调动了整个社会的思维，必须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比如，“跃进号”在沿海试航了半年，船长和船员已经熟悉了那艘巨轮的特性。一旦要远航，事情就起了变化。这次万吨巨轮出国远航，是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能够让因为大跃进运动彻底失败变得低落的国内情绪，再一次扬眉吐气。但是，国门的外面有妄图“颠覆我们”“封锁我们”“反对我们”“和平演变我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和各种各样的敌人，一定要选派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掌握“跃进号”巨轮的社会主义方向。

于是，远航之前，“跃进号”的船长被撤换了——因为原船长是解放初期参加著名的香港海员起义从海外回国的，在反右期间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记录在案——换了政治上完全可靠、业务上差了很多的人。二副也换了，这是个在船上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可是新来的二副不仅没跑过远洋，而且已离船三四年，业务生疏，对雷达、台卡这些重要的导航仪器都不熟悉。原在“跃进号”上的五十多名船员中，个个都像过筛子似的筛了又筛，除本人历史、表现、家庭出身，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甚至连表叔、表弟、外甥、娘舅这些关系都查了，有可疑情况的统统换掉。关于这一点，我看到的一些回忆文字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换了二十多名船员，将近一半；一种是说只有一个没换，其余的都换了。

沉船的那一天，蓝天碧海，风平浪静。“跃进号”说是远航，不过是驶向近邻日本，仅有一天多的航程。但这些政治上完全可靠、业务上完全不可靠的人，让船偏离了航线，触到水下的珊瑚礁石，舱底破裂进水。但那不是致命的问题，如果正确启动排水设备，一边排水一边前行，可以在安全到达日本或返回中国后将船修复。可是这时发生了两个致命的低级错误：一是船员的业务能力太差，不会开启排水阀门；二是船员的政治意识太强，以为遭遇了敌人的鱼雷攻击，赶紧弃船。

那是“跃进号”万吨远洋货轮的首次远航，从长江口开出七个小时后触礁沉没。与船一起沉没的，有10000吨粮食、3000吨矿石和400余吨杂货。幸运的是，船上的59名船员，顺利逃生，无一伤亡。

 

没看过梅尔·吉布森的电影？

“跃进号”沉没了，从此长眠水下，日渐锈蚀，遍身海藻。那些弃船而逃的船长和船员，被日本渔船搭救以后，都说是跃进号遭遇鱼雷袭击，并且被三颗鱼雷击中腹部。这个消息由日本媒介传播出去，引起世界的又一次恐慌。

196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二十年，埋藏人们心底的痛苦渐渐消失，但世界上的和平，还是十分脆弱，像刚刚出窑的薄胎瓷器，必须轻拿轻放。我在看了一些二战小说和电影后，觉得二战带给世界的伤痛前所未有，可能因为它的战争目的，也是前所未有——以前的战争为了争夺金钱、粮食、女人、土地和资源，这一次呢，是为了用一种理念战胜其它理念——有人要把他关于种族和集体的理念，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无边无际地推行，这是真正的危险。就拿那些士兵来说，为金钱、粮食、女人、土地和资源打仗时，还能保持自己的一部分人性，一旦为理念打仗，先要让那份理念膨胀了自己，还会有人性的位置吗？

二战以后，我们的这个世界，按照理念分化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非常不幸的是，两个阵营都很强大，它们的冷战与热战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轻轻一碰就会捅破。它们在1961年爆发了柏林墙危机，在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我在《自传与公传》中描述它们时，仍然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在危急关头的一点克制，核大战已经开始了。我刚刚读过美国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小说的场景是一场核大战后的死寂和晦暗、悲怆和凄惨、惊悚与恐怖，让我为人类的命运深深忧虑，难以平复。记得在“九一一”事件发生时，我也陷入同样程度的忧虑，我还预言说，“九一一”以后，世界上的小说电影绘画音乐，都应该和先前不一样了，哲学和语言学也会变化。但这种变化来的很晚，在科马克·麦卡锡的《路》中才清晰出现。“九一一”以后，人类去向何处？人类能做什么？他和我有相同的思考。如果我写小说，《路》的全篇都是富有质感的短句，会让我羡慕不已。

我的思绪到处游走，现在回到1963年，那一年的跃进号危机，颠覆了脆弱的世界和平。要知道，每个国家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是他们会移动的国土。攻击和炸沉跃进号，等于公开向中国宣战！跃进号在1963年5月1日沉没，美国政府赶紧通过“美国之音”广播发表声明，说美国潜艇5月1日没有到过苏岩礁海域，没有对中国货船发动过攻击；韩国、苏联先后表示与跃进号沉没无关；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发表声明，说从来没派军舰到过跃进号失事的海区。发表声明以后，他们仍然惶恐不安：那些声明有什么用处啊，如果中国认定是谁干的，还是会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毫不犹豫。

先说苏联，深深感到后果的可怕，虽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先前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演变成了同志加仇敌的关系。真正的分歧，在于他们放弃了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更极端的斯大林主义，而中国的同志还在坚守着，还在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雄心勃勃地推广世界革命、彻底解放全人类。怎样彻底呢？中国人告诉他们说，新的世界革命就要到来，世界的人口会少一半儿，但资本主义会彻底消失。赫鲁晓夫觉得这样的战争太可怕了，还觉得中国是一种威胁，可是又很难处理。随着中苏论战不断升级，中国提出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沙俄时代占领了多少多少中国国土，要求苏联归还，紧接着两国边界又出了麻烦，冲突频频发生，枪声此起彼伏。如果中国认定跃进号货轮是苏联人炸沉的，一场血腥的战争，即将到来。

再说美国。如果中国认定船是美国人炸沉的，那场宁可付出一半人口也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必定不顾一切地提前开始。中国与美国，当然在军事力量上相差悬殊，但中国1950年代初在朝鲜战场上的拼命打法，以及实行全民军事化的国家战争政策，还有在全民之中对美国积聚的巨大仇恨，实实在在让美国人头痛。美国军方侦测到，中国研制的几种导弹，已经在1963年开始使用。而美国、苏联、英国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可以在1963年坐下来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只能用来约束自己，对于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约束力。据军事专家推测，中国的原子弹将在一年之内研制成功，一旦中美开战，怒气冲天，头脑昏热，很难保证那些原子弹会闲置在仓库里面。不仅仅是时间让他们忧虑。其实，早在跃进号货轮沉没之前，美国人就讨论过可能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深信不疑。

来自欧美历史学家的忧虑，可能比军事学家还多。历史有两种，一种是以前发生的事，已经成为历史；一种是当下发生的事，很快会成为历史。历史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区别，是记得两种历史。

1963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当然不会是历史学家，当然对以前发生的历史了解不多，比如七八百年前，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怎样征服当时已知的世界，我还一无所知。我还不知道，三次远征中的一次远征，他们打败俄罗斯，进攻意大利，又在攻打非洲的埃及前收兵回国。他们征战的范围之广，纵使不是一场世界大战，也是征服世界的一场大战。他们还用剩余的力量征服了宋代的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几个行政区域之一。在中国建立的行政区域，也被称为中国的元代，并没有坚持多久，另外的几个坚持了很久，有的甚至是几个世纪。我后来读到的一份资料说，他们当时的版图大约有三千万平方公里，是现在中国版图的三倍以上，几乎囊括整个欧亚大陆。

从辉煌的角度来讲，这是相当大的辉煌。

从倒退的角度来讲，又是相当大的倒退。每一种社会形式，都有维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商业发达的社会，靠的是法律公正严谨，在农耕发达的社会，靠的是道德深远坚固，而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靠的是身心强壮彪悍。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不平衡，当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完成了游牧民族对世界的最后一次征伐，把古罗马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统统践踏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平衡，不过是倒退的平衡，野蛮凶残，弱肉强食。从此，欧洲进入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亚洲的文明也难以恢复。

那场对欧亚大陆的大扫荡，让欧亚人口急剧减少，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有史料记载的，是这些游牧者不知道繁华城市有什么用处，把城里人杀光以后，再一把火烧为灰烬。关于屠城的数字记录，至少有两例：攻陷报达（Baghdad，今巴格达），屠杀八十万人；攻占中国成都，城里的一百四十万人全部杀死。据网络上一份资料说，当时中国南部的宋朝有八千万人口，到1279年被蒙古帝国灭亡时，只剩一千八百万；南宋北面的金国人口近六千万，1234年灭亡剩了一千万，西夏一千万人口基本灭绝，西域、中亚、西亚、欧洲人口减少了九千万，加在一起减少了将近两亿人口。那份资料来源不明，未必可信，如果它的准确程度是四分之一，还有五千万人因为战争而死，也是全人类相当惨重的损失。

有一次，我坐在火车上经过河南，看着田野上成熟的庄稼，在秋日的午后色彩斑斓，忽然就想起中原大地上的一些陈年往事。蒙古帝国占领中原以后，每个村子都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全村，为了防止造反，每五户人家只有一把菜刀，并且放在蒙古人家里，蒙古人同意了才能生火开灶。每到年底，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平安过年，在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户户都送好吃的给“灶王爷”蒙古人。这件事情后来成了中国春节的一个习俗，把腊月二十三叫做“小年”，请灶王爷吃灶糖，封住他的嘴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那天坐在火车上，我还想起另一件事情，曾经发生在河南那片田野之上。人们恨透了蒙古人，在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时候，把一张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放在月饼里互相传送。果然在那个圆月之夜，一家家蒙古人都被杀死。

还有一个已经废止了的习俗，它的背后，流淌着屈辱的泪水——许多地方的中国人，把结婚后生下的第一胎孩子摔死，把第二胎孩子留下来养大。这也出现在蒙古帝国的残暴统治下，那时，女人的初夜权都是属于蒙古人的，必须和蒙古男人睡三天觉，才可以与本民族的人结婚。人们不得不采用摔死第一胎孩子的办法，维护着血统的纯净。

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13世纪的欧洲。英王爱德华一世时，法令允许英国贵族在自己苏格兰的封地上享有结婚少女的初夜权。我看过梅尔·吉布森自编自导的《勇敢的心》(“Brave heart”)，里面就有那种难堪的场面。那部杰出的电影在1996年获得10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赢得五项奥斯卡大奖。但那部电影最让我震惊的，是梅尔·吉布森可以把英雄演绎得那样率真、那样勇敢、那样机敏、那样大义凛然，那样敢恨敢爱。后来，有许多次，我在写作的时候，感到梅尔·吉布森的那双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好像在告诉我：“如果你为自由而战，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那部电影让我知道，杀杀砍砍的蒙古帝国贵族算不上英雄，反抗他们的人才是英雄，就像《勇敢的心》里面，占有异族少女初夜权的英国贵族不是英雄，反抗他们的威廉·华莱士才是英雄。

现在，让我不能理解的问题，又傻傻地冒了出来：

很多年来，执掌国家权力的中国人，为什么一直把成吉思汗当做一代天骄、世界巨人、民族英雄？

为什么把本来是蒙古帝国君王的成吉思汗，看成本民族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君王？

本来同样是蒙古帝国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为什么把世界深刻厌恶的“黄祸”标签，抢过来贴到自己脸上？

还有，是这些中国人的理念出了毛病，还是因为没看过梅尔·吉布森的电影？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