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返城的日子里·三】：国务院来了指示·他们终于上北京了……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
| |||
|
【大返城的日子里·三】：国务院来了指示·他们终于上北京了……
作者：余 杰
|
|
| ||
|
| ||||
|
| ||||
|
【大返城的日子里·三】： （26）国务院来了指示 1978年12月25日（星期一） 昨天，北京隆重召开了悼念彭德怀、陶铸的追悼大会。这也许又要记在毛泽东的“功绩簿”上了。 今天，国务院来了指示----- “国务院决定由省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意见。青年职工代表不要来京，望很快返回本单位，坚守岗位，搞好生产。” 还是青年职工？叫一声知识青年就那么难吗？ 还是“马后炮”-----云南知青的请愿团这个时候应该在赴京的列车上了。 拨乱反正的年代，我们的各级机关似乎还是老一套，还是如此的缓慢的对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真是天晓得。
1978年12月26日（星期二） 好消息，丁惠民他们终于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继续抄录他们情况---- 1978年12月23日 代表团突然分成三路。 丁惠民带一部人上北京。 巫学建带一部人去上海。 钱桂梁带一部人到重庆。 他们把请愿代表团的大旗收了起来，把每个人胸前佩戴的代表证收了起来。九点四十分搭乘一辆去峨山的车，于中午一点到了峨山。又从峨山乘客运班车到了玉溪，再换车到达离昆明很近的中谊村。 丁惠民对赴上海、重庆两地的代表们布置： 到北京去的一组，不进昆明。在读书铺去等昆明发往成都的列车，由成都直赴北京。而赴上海、重庆两地的小组进昆明，大造舆论，扬言要上北京，然后见机行事，分赴沪、渝两地。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研究的。代表团给赴沪渝两地的小组下了六条纪律： 1、不能在上海、重庆进行募捐。 2、不能吸收一个新代表参加活动。 3、不能和任何组织发生任何关系。 4、对违反纪律必须严肃处理。 5、上海、重庆两组一切活动由丁惠民负责。 6、服从组长，少数服从多数。 到上海和重庆的两个小组进入昆明城，而丁惠民则带人在读书铺这个地方，晚上八点，他们乘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1978年12月24日 晚上6点20分到达成都。11点15分到达德阳车站。为了把进京的准备工作做的更充分，代表团在德阳下车，住宿在车站招待所。 1978年12月25日 上午，代表团全体人员做各项准备工作；有的刻写腊纸；有的抄写文章；有的画漫画；有的外出买宣传品。 上午11点30分，他们乘上了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特快列车。
1978年12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有机会与《西双版纳报》社的一位好友交谈。她给我看了一份1968年12月22日的报纸。上面是这样记载的---- 新华社1968年12月22日电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 那天，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谓“12、21”指示。十年来，这就像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使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 我们在交谈中谈到，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可悲的历史。倒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好了，小范围的议论。尽管拨乱反正了，可还是要小心啊。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这几天，我们最多的话题就是罢工请愿和用什么方式回去。有的是搞病退，有的是可以顶替，还有的是想搞困退。大家都在与家里联系。 该走了，该作出决定了。 （这就是小柏----柏宏富。当年，他选择了留下，在农场安家了。这是他在2007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到西双版纳拍摄《情系云南农垦》专题片时，请留在农场的老知青表演节目。他们选择了我在1975年时写的《创业者之歌》。这是记者采访他的情景。小华后来回上海了。与女友的事处理的很好。） 我们连队里有两位知青很难。一位是上海知青小华，一位是四川知青小柏。他们都与湖南来的老工人的女儿谈上恋爱了。而且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当我们在谈论回城的事时，我看见他们总是刻意的回避。是啊，确实是很难的。 应当说，这两对青年都很好。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也很喜欢。可是，现在未来的女婿可以回到城里去了，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去了。大家都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刻意回避他们，尽量不在他们面前谈起这些。 我和小华都是上海知青。前几天我们有一次悄悄谈起这件事。我感到小华太为难了。好几次他都掉下了眼泪。他很感激女友的父母这些年来对他的照顾，他很珍惜与女友的这份感情。可是，上海家里的父母急切的盼望他回去，毕竟他是家里的长子。走还是不走？难啊！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和劝导他。 能怪上山下乡吗？天晓得！ 爱情，亲情。这真的是两难的选择啊。 我暗自庆幸自己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我是出身在“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哪个姑娘会看中我呢。现在是光棍一个，一打背包就可以出发了。 真的很同情我的好友小华和小柏。
1978年12月29日（星期五） 今天，又一次打开《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上面刊登的是《伤痕》。这是我这次回上海探亲时特意带回来的。我太喜欢这篇小说了，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从我们懂事开始，就是这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的缺失，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这些留在我们心中的“伤痕”将深深的印在记忆中。 弟弟寄来一封信。信中还有他最近创作的一首诗。弟弟很有才华，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这首诗写得不错。我把它抄录下来了。 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我曾焚毁你的一切手稿和书籍， 使你失去了智慧的财富和宝贵的光阴。 而今，看见你那苍苍白发，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幼稚， 竟把乳汁当成剧毒的水银。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用拳头和棍棒对你审讯， 给你留下了鱼麟般的血印和伤痕。 而今，望着你那瘦骨病驱，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天真， 竟把鲜花当成醉人的酒精。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在你的档案里打满了“xx” 给你带来了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监禁。 而今，望着你那满脸皱纹，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糊涂， 竟把蜜蜂当成可恶的苍蝇。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是的，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忏悔，决不能使它的两端平衡。 为了洗清我的耻辱和内疚， 我要在天平的另一头 加上千吨重的砝码----觉醒！ 今天，我们迫于无奈，奋起了，同样也有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悲哀的。曾经是“文革”的“冲锋者”，现在呢？应该觉醒了！
1978年12月30日（星期六） 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简报，得知赴京请愿团27日的活动情况------ 27日午12时许由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列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请愿团全体代表的心情非常激动，随着列车上的广播声，深情地唱起了深情优美的《北京颂歌》。 12时25分列车抵达北京时，代表们在旅客下车时唱起了请愿歌，尔后在站台上整队高举国旗走出车站，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3点零5分，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的团旗在天安门前迎着寒风挺立飘扬。全体代表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展开了写着“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和“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的两条横幅，代表们就地而坐下。不少群众围着代表索取传单，希望了解版纳知青的真实情况。我们组织了几个讲演小组向群众宣讲了目前西双版纳知青的情况，首都人民深表同情。我们同时散发了一部分《告全国人民书》。全体代表在一起照了相。 7点3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亲自乘车将全体代表接到了农林部招待所，安排吃饭和住宿。 在广场静坐的过程中，有的代表冻坏了，冻病了，可代表们的心里是热的。我们终于冲破阻碍，来到了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身边，我们终于把版纳五万知青的心愿带到了北京，我们作为代表吃点苦是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把版纳地区知青的情况和愿望向党中央汇报。
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 1978年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等待我们知青的命运是留下还是回去？一切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 （珍贵历史镜头----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行进在首都的大街上） 又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 28日上午8点30分，在农林部招待所召开代表大会，丁惠民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离开景洪至北京途中的情况，进一步强调了代表团纪律，重申代表的任务，使全体代表明确目标，树立信心。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团结，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根据实际情况对请愿团的任务作了必要的补充： 1.请中央承认赴京请愿团的行动是合法的。 2.明确分清引起罢工的责任在谁方。 下午2点30分到5点派了两批代表前往北京“民主墙”张贴告全国人民书，版纳知青诗抄，漫画，把版纳农场的实况公布于众。
1979年1月1日（星期一） 今天，得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我感到他们提出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对《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施行草案》的看法，我们生活在边疆和农村的知青最有发言权。应当听听我们的意见。很可惜，这种真实的声音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反映的北京，这真是很可悲的事。我抄录了他们发自北京的简报---- 29日上午，全体代表在农林部招待所学习了国务院批发的《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施行草案》。通过学习，代表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两点：1、两个文件对知青今后的上山下乡作了统一安排，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在今后实践中接受检验。2、对已上山下乡八、九年的知青实际问题（如“一片红”、农民上山下乡，中学没毕业上山下乡等问题）没有提及，对此全体代表表示有保留看法。 中午12时15分，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刘先国主持了会议，着重提了两个问题：1、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血淋淋的材料。2、进一步深刻领会上述两个文件，提出我们对两个文件的意见和看法。 下午3点，根据丁惠民的建议，代表团一致通过了版纳地区五万知青与首都居民“对调工作启事”，并刻印张贴。 晚上7点2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又来看望全体代表，并转述了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对代表团的关怀。
1979年1月2日（星期二） 我抄录了我们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特别是六条说明，详细的解释了六条提出的根据。这些是我们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真是情况的反映。结论就是知青应当回家。------ （云南景洪大勐龙地区） 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 我们版纳地区赴京请愿代表团，受五万知青全权委托，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如下建议： 1.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应该回去。 2.中学未毕业迩来的应该回去。 3.受骗上当来的应该回去。 4.强迫来的应该回去。 5.没有门路和靠山，也不会巴结领导干部，但确实有病，未能办理病退回去的，应该回去。 6.找不到对象，年龄已满二十五岁以上的，应该回去。 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 代表团团长丁惠民（签名） 1978年12月30日 为了使上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理解我们建议书中建议，特作以下说明： 第一条：云南农场有两批上海郊区来的农民青年，本来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农民出身，都在当时也被动员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了。 第二条：毛主席说：“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而许多四川青年才进中学一年或二年后没毕业就被动员来云南上山下乡了。 第三条：云南农场到各地动员的人造谣撞骗说：“到云南是参军，到昆明就发一月的工资，每年一套军装，部队待遇，三五年可复员。”等等。许多青年就怀着参军当兵的幻想来云南的。 第四条：上海来云南的知青，大都是被林彪“四人帮”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搞的“一片红”硬逼来云南的。 第五条：在云南农场中开后门成风。真正符合病退条件的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未能病退。 第六条：云南农场中男多女少，相差数字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许多青年已满额皱纹了，但还是光棍一条。
1979年1月3日（星期三） 从北京发回的简报看，12月30日，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终于出现了。请愿团已经将我们知青的意见转诉了。问题是这种“谈判”的结果是谁也无法估计的。这些级别的领导是无法来答复这些问题的。我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简报---- 30日8点，在农林部招待所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丁惠民同志起草的代表版纳五万知青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 8点30分，国家农垦总局第二把手，副局长张修竹来到农林部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 9点15分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接触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农垦总局副局长张修竹，农垦总局副局长刘纪民，农垦总局计委主任于延栋，农垦总局办公室副主任贾大勤，团中央李晓芳，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王进仁，国家劳动总局赵志坚，周起光。代表团全体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体代表一致强调了代表团的四项任务。丁惠民同志代表全体代表对中央转发的《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上山下乡究竟是为了再教育，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去云南，不是为了寻找职业，糊口谋生。 二、现在党的政策是动员和鼓励知青上山下乡，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但以前强制性的做法，如上海的“一片红”应如何解释？如何纠正？ 三、上山下乡已八年的知青有否退职权？ 四、《试行规定》的二十一条中，是否包括以前的案子。（未能认真处理，民愤仍然极大，罪犯仍然逍遥法外） 五、《试行规定》的二十二条第三点，对已婚知青的三次探亲时间，本人是否有充分的选择、决定权？如减少一次，是否能把文件下达以前的事假工资费给予报销？ 六、国务院关于知青问题的规定条文，如果在农场得不到落实或歪曲或打折扣怎么办？到那个部门告状申诉？ 在会议中，代表团重申了复工条件，张局长表示尽快答复。代表团摄影师胡寅康同志东奔西跑第抢拍珍贵的镜头。11点25分会议结束。 下午1点30分，领导上派专车来农林部招待所接全体代表前往故宫，安排参观。全体代表深感在华主席、邓副主席身旁的温暖。代表团地位显著提高。
1979年1月4日（星期四） 今天得到的消息稍有鼓舞。对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命运来说，不会是什么“非法组织”一类的结局。至少是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我想，这在毛泽东时代也许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知青就是想向中央反映边疆农村的真是情况，恳求加以解决。如果农场的领导早一点采取这样的开明的态度，事态也不会发展到非要上北京的地步。 当然，实质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回家，到现在还是未知数。来自北京的简报是这样说的---- 31日上午，本团派出部分代表往北京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的典型材料。 下午1点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丁惠民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几天来的工作，由于来访人员较多，代表团组织了一个临时接待小组。中午，全体代表欢聚一堂，举行会餐，送旧迎新。 下午四点，国家农垦总局刘纪民副局长、农垦总局办公厅副主任贾大勤同志来到代表团驻地，代表国家农垦总局同意代表团提出的两个复工条件： 1.明确承认代表团的性质。 2.同意所有罢工人员的工资照发。 双方交换了草拟文稿。 代表团立即发出了复工令，声明罢工结束。农场各单位收到电令后立即复工。 代表团中两名画家熊占国、曾永庆同志所创作的揭露农场少数干部贪婪无耻行经的漫画受到首都群众的热烈称赞。代表团已作出决议，为两位画家的创作提供一切方便。
1979年1月5日（星期五） 这是我们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在北京时张贴的一份《对调工作启事》。写得生动、形象、逼真。把我们的生活活龙活现的反映出来了。特意抄录下来。 《对调工作启事》（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注。） 兹有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五万知青愿意和首都每一位自愿去边疆的居民对调工作。如愿去的居民，在一个星期内前来农林部招待所和我们联系，并带上工作证，我们的情况是这样： 四面环山，风景秀丽，出门爬山，住在山中。四面透风，清凉舒适，适应中老年人生活。尤其是对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是个良好的休养地。 生活上特殊照顾，九（即“韭“同音）菜一汤，每日有鸡蛋炒饭（即指玉米与大米饭混合烧），菜牌墙上挂七昏（“荤”同音）八数（“蔬”同音）看不清。只收8元伙食费，病号另加特殊饭。萎缩一团看电影，苍蝇蚊子如唱机，娱乐生活样样全，早上拍头（指上班时昆虫咬），晚上拍脚（指蚊子咬），自由活动无人管。 工作不受限制，病假自行开。上班三只脚（指爬山时需用手帮忙），下班自动化（指下班下山路滑）。我们生产地球牌自然图，每月收入36元，工作轻松、四肢发达，交通方便，11路（指步行）四通八达。用电方便，不收电费，使用空气灯。住房不收房费，三四十平方，四周配备电风扇（指房子四周漏风了）内墙一切家具，美观大方，价格便宜，用户满意。 我们的条件不高，不管对方的工种如何，我们宁可牺牲这美丽富饶的条件，“优美”的工作，换取低工资。任何人不愿做的工作我们都换。望北京各居民同胞互相转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愿对调者可持工作证前来本部联系。超过时间一律不办。
1979年1月6日（星期六） 去了一趟农场的医院。这个情景也许今后是再也不可能见到的。 每一间就诊室里都拥挤着我们知青。大家手里拿着办理病退的表格。人们争先恐后的询问医生该怎样来填写。医生的回答也很干脆，问你填什么病？然后就教你如何来填写。整个就诊室就像是一个学校的教室。又像是一个集市，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中学的同学小章，原来是五分场卫生所的医生，后来调到农场医院了。他告诉我，为了知青朋友的利益，这几天的工作就像在打仗。嗓子也快哑了。他也要走了。他说，我们知青当医生，在医院里已经是骨干力量了。这么一走，这农场的医院将来可麻烦了。 是啊，都要走了。人心思走，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走，会给农场留下多少后遗症呢。 回连队的路上，路过一片橡胶林，我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脚步。一棵幼小的胶苗，从苗圃到山上，我们要移植。首先要挖好梯田，然后要移植。小苗要生长七八年才能割胶。这期间，年复一年的砍坝，施肥。头顶烈日，脚踩杂草。风里来，雨里去。这艰苦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 要与我们辛勤培育的橡胶说声再见了。还是有点难受难分的感情的。 唉，人就是一个复杂的高级动物。谁说的清楚呢？
1979年1月7日（星期日） 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为了庆祝元旦，代表团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体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前集体合影留念。 下午二点二十分，国家农垦总局特为代表团安排节日文娱活动，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往电影院看电影。 晚上六点，代表团电令上海组，重庆组停止一切活动原地待命。 元月二日，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看电影，作为组织上对代表团在京节日专门安排的文娱活动。 下午五点，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刘先国同志主持会议。根据国务院转发的三点意见，代表团决定留下十名代表留京完成递交请愿书任务，其余代表分成两批，前往上海、重庆两地给两个小组宣传传达国务院三点意见，在定期内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回云南后，协助中央派出组搞好知青工作。
1979年1月8日（星期一） 还是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消息。这几天，我们可以说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大家天天在宿舍里睡觉，都不上班了。天天在盼望着去北京的知青能带来好消息。到农场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有如此空闲的时间。 元月三日上午，全体代表为前往上海、重庆两地的宣传组作准备工作。 下午一点，我团全体代表由共青团中央李晓芬同志、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同志、国家农垦总局孔教清同志陪同，坐专车前往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毛主席八十五寿辰摄影展览》和《周恩来同志生平展览》。革命老前辈的英勇斗争史使全体代表深受教育。同时，大家决心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上海宣传组由朱一平同志带队，在下午三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把代表送到火车站。 重庆宣传组也将于明天上午出发。
1979年1月9日（星期二） 声援信 亲爱的代表们： 您们好！今日有幸拜读了你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及漫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是含着泪水读完这些大字报的。回来以后感想很多，故提起笔来给你们写下此信。 我原来也是个“知识青年”，于一九七三年下乡。虽然我有幸地离开了那里，但是在那里所过的生活，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在那儿还有着多少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伴们，还仍然在接受着“再教育”，就更使我难以忘怀。今天，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心里更觉得你们的可敬。你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是有关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事业，你们所要求的也正代表了数以万计的广大知识青年的共同要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多少家庭被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所折散。有多少天真无邪的青年人，被这种运动摧残而丧失理想、前途，对人生的热望以及青春与生命。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不但关系我们这一代，而且还关系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望你们在任何关头不能退缩，九亿人民站在你们一边，真理也在你们手中。 社会每发生一次大变革，伴随而来的都是城市的扩大与城镇人口的增加，只有原始社会才没有城市。城市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只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号称社会制度最光明的国家，才有人独出心裁地想出一种逆历史而动的运动----上山下乡。把大批的青年赶到遥远的边疆与偏辟的乡村去，从而来巩固“红色政权”，防止把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赞成的生产停滞转嫁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身上。 回想起在农村的那日日夜夜里，真是悲愤填膺。当初是那样纯洁烂漫的青年人，经过了几年的再教育，都变得玩世不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人生也变得冷酷无情。有多少人甚至对我们党和祖国推动了信心而逃亡国外，并且是由一个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逃向一个最反动的国家----苏联。这难道不是对现行的这种政策的一种绝妙讽刺么。一个人不到十分绝望的时候是不会做出这种背叛祖国与祖先的举动的。难道这些人是生来就极端仇视我们的祖国吗？不是。难道是上了“某阶段敌人”的当吗？细想也不是。但是他们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广大人民的敌人呢？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这场万恶的运动以及由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而使这些人已经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意义，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因为那里所说的快乐，大概也就是有点轻活干，休两天病假，痛饮一顿酒，或者和姑娘们亲吻这样可怜的几件。曾经有一次，由于一个姑娘而引起了上百人的械斗，以死二人伤十人而告终。难道青年们的性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为了探一次家，竟然到了出卖肉体的程度。知识青年的生命是多么的廉价啊！ 在知识青年中为什么能盛行起那些青年们自己编的歌曲呢？为什么能流行起那种手抄本《少女的心》一类的黄色书刊呢？这根本的原因就是还没有人来为青年们创造一些好的歌曲或书刊。让那些“广阔天地炼江心”一类歌曲与《征途》一类的小说见鬼去吧！看这样的文章不是“画饼充饥”吗？真正能说出青年心里话的人，我直到今天才看见，可是还不是在报刊上。 若干年来，流氓犯罪，盗窃抢劫大都发生在下乡青年中。知识青年成堆的地方，仿佛是这个社会最阴暗的地方。那里到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充满了暴力与淫乱。有的如高尔基作品中的《在人间》。每当发薪的时候，大批的酒与罐头都买来，许多人围着暴饮，其中也包括一些姑娘们。喝醉了就开始唱那些歌曲，或者是互相谩骂。平时的谈话似乎除了女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博得大家兴趣的议论。枯燥无味，庸庸碌碌，醉死梦生，这就是青年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什么“政治”“阶级斗争”之类，只是大家诅咒的东西。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它产生希望了。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一天活挣一天钱。这个简单的事情在人们的心头脑中重复。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副主席的一次次鼓舞人心的讲话也令人振作起来。中央最近也开了上山下工作会议，但是结果仍还不够理想。画饼充饥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把这个千百万人民所痛恨的“上山下乡”彻底抛弃呢？为什么中央的指示到了基层就行不通呢？当然，在现在社会上已有很多没有分配的青年，再骤然加上这样多的上山下乡青年的确也是个问题，但是，中央应发文件纠正以前的错误，并对这些人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最起码也使青年们有盼头。我想，这正是你们所应当争取的。这牵涉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和无数子孙后代。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些人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由于心情很激动，所以可能有些语无伦次或者有错误的地方。但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退缩，若能召集全国各地的青年们都来办这件事，那就大有希望了。你们的勇敢精神一定会唤起更多的人。但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只要你们相信你们身后有着无数的人民群众，就可以战胜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我很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很愿望我对你们能有所帮助。尽管我的精力不应该用在这上面但如果能为你们一些事，将会使我永远高兴的！ 紧紧握你们的手，并预祝你们成功！ 为你们胜利而干杯！祝全体朋友们新年好！ 1979年元旦 （未完待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