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研究还须“四化”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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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还须“四化”
作者：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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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还须“四化” 虽然大陆的文革研究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但零星的文革研究在六十年代已在香港、台湾及欧美开始（详见后文）；虽然大陆的官方文革研究[1]至今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网络及海外的（民间）文革研究却进行得有声有色。尽管如此，欲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文革研究，还须从“四化”入手。所谓“四化”，即是“细致化”、“多元化”、“动态化”、“客体（客观）化”。这“四化”必须相互配合运用才更为有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为了不纠缠历史细节尽快将现实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邓小平多次重申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2]“你们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想法好，现在应更多地解决现在的问题。”[3]“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4]“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5]邓小平这些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为宗旨的论述，当是因应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却似乎成为了日后文革研究的指导方针或策略。于是，文革研究就成了粗线条的叙述，大而化之的概说。轻而易举，便推导出了一个权威“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6]此举看似干脆利索，却似乎以“一锤定音”造成“万马齐喑”的后遗症。著名作家胡发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批评道：“我们在1978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点……‘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依然制约着我们对‘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胡发云《迷冬·后记》）也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制约下，文革诸多问题便一直纠缠不清了：文革发动的原因、文革的过程与演变、文革的时间（三年？十年？）、文革的性质，乃至“领导者”的权限与责任、“反革命集团”的定位与定性……这都是些大问题，要讨论、解决这些大问题，粗论述是无法胜任的。须知，魔鬼藏在细节中。不从细节中揪出魔鬼，文革的真相就无法呈现。 于是，细致化就成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文革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策略与方式。所谓细致化，当有多种表现。比如叙述的细致化，研究的细致化，最根本的就是史料的细致化。具体说，就是文革历史人物、事件、时间、过程的叙述（回忆）细致化。 最近，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学生叶维丽、宋彬彬等人对“卞仲耘事件”[7]的颇为细致的系列回忆文章，对厘清该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乃至责任归属，都起到较具积极意义的作用。细节的叙述，是“细致化”的具体表现，也是逼近历史真实最为有效的手段。如叶维丽在《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8]中回忆：卞仲耘遇难后，北京当局定的调子为冷冰冰的五个字：死了就死了。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时，“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这些细节，反映卞仲耘事件绝非偶然性的个案，而是文革历史大背景下集体共同犯罪的必然产物。而且“细致化”的叙述，还起到“防伪”作用，毕竟在细节中撒谎，是更容易被识破的。换言之，细致化的叙述，便较易露出破绽或给人予质疑之处。如叶维丽在同文中还回忆：“刘（进）、宋（彬彬）二位早在八月十九号就不再担任学校文革领导职务。”这一细节是很令人起疑的：宋彬彬刚在8月18日大出风头（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次日就放弃领导权，如此举措，从任何立场、角度、时机、背景都是说不通的。 就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忏悔”问题而言，没有细致化处理方式，谁是忏悔者，谁该接受忏悔都会搞不清楚。全民忏悔吗？向全民忏悔吗？──顿时就陷入二律背反的陷阱。粗而不细，大而化之，真正的作奸犯科者、文革悲剧的罪魁祸首将轻而易举“在全民忏悔的‘汪洋大海’中阴笑隐遁”[9]。 可见，“为尊者讳”是“细致化”的最大障碍。正在撰写此文之际，读到2014年2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吴迪的文章《中国的毛泽东困境》。作者指责，“对毛的评价被妖魔化的思潮引导”、“妖魔化毛只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认为“公正诠释毛的功过是中国民族大和解的起点”。然而，作者不无混乱的当代史观使他一方面给毛泽东定位为“民族救星”、“不折不扣的伟人”，一方面却也一再承认“毛确实是无数中国人最深的一道情感疤痕，内战的创伤，大跃进的惨痛，文革的炼狱，这一切都给无数人带来了难以弥合的阴影和苦痛”，“毛的大跃进和文革很骇人”，“他的大跃进和文革也给无数中国人的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只不过在吴文中，大跃进和文革始终都只是含混的概念，倘若将大跃进与文革的历史进行细致化梳理，将一切历史细节摊在阳光下，不知是否还能继续给毛泽东维系着“救星”、“伟人”的冠冕？ 事实上，大跃进与文革关系密切。大跃进恶果引发“七千人大会”[10]，导致毛刘分歧，埋下文革爆发动因——这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说法。此外，民间叙述还更为丰富：文革初期，笔者的家乡广西博白县出现大量揭批大跃进期间“反瞒产”[11]恶果的大字报，其中所披露的内容令人震惊及愤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对“反瞒产”的愤怒构成民间（人民群眾）对官方（官僚體制）的造反缘由之一，甚至到了社会分裂成两派“422”（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与“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之后，两派组织都将对方所推拥的自治区负责人[12]指为“反瞒产”的罪魁祸首。去年笔者通过网购，收集到一份1967年的小报，详细叙述广西反瞒产的始末经过，其中不仅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员，还有颇为精细琐碎的各种数据以及会议记录（包括发言、插话与对话）。虽然笔者当时的派别观点与该小报相左，但今天面对这样一份巨细靡遗的资料，不得不怀着分外慎重严谨的心理与态度去审阅判读。像这样一种非主流的文革史实资料，很难纳入目前的官方文革论述（宏大叙述），反而可视为民间敘述所谓“两个文革说”[13]中“人民文革说”的“社会冲突论”范例。在笔者看来，“人民文革说”的论述方式，似乎暗合了西方上世纪初所诞生的新史学与年鉴学派[14]重视社会各阶层（尤其底层）、重视日常生活、重视个体描述等研究特征。 虽然“细致化”，还须配合“多元化”、“动态化”、“客体（客观）化”的方式运用，才能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见下），但细致化的叙述能在较大程度还原历史情境，呈现细微复杂的历史本原，尽可能保证历史真相的可信度，否则，任何对文革的评论、研究乃至总结，都是难以成立的。诚如胡发云在《迷冬·后记》所批评的：“文革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复杂的过程。从路线的分歧，理念的冲突，派系的倾轧，阶级的博弈，到私人的过结，利益的选择，历史的恩怨，文化的差异，贫富的悬殊，官民的对立……都成为文革的底色与背景。空洞地说肯定文革或否定文革，等于什么也没说。”
所谓多元化，就是对文革的讨论、研究，以及文革史料的记述（包括有关文革的文学创作），要从不同的观点、立场、角度、层面去进行，如中央的、地方的、军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不同階層的，不同派別的，等等；简单说，不宜只听一面之词。如胡发云的新著长篇小说《迷冬》，无疑对文革的叙述在细致化、动态化乃至客体（客观）化方面起到较好的表率作用，但在多元化方面仍有不足。《迷冬》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在湖城“屁派”及“逍遥派”的观点、立场及角度来展开，“好派”的观点、立场及角度相对较为模糊，因此，故事虽然颇为精彩感人，但历史真实感相对有所缺憾。 又如上述“卞仲耘事件”的记述，显然还缺乏更多当事人（如旁观者、打人者、医生、民警）的发言。 再如文革上山下乡运动，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知青[15]的回忆、记述（包括文学创作），农民、家长、各级干部等基本处于失语甚至无语状态。这显然是极大的缺陷。对此现象，笔者曾阐述：“（农民、家长、干部等）各方对知青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映，不仅是史料的补充与丰富，更是观念、立場、思考、认知、敘述的多元并置。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完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建构。”[16]某些人物、群体在文革中的表现，以及历史定位与评价，也应该有多元化的解读。 比如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被折磨致死，素来被视为文革最大受害者，然而追根究底，刘少奇却又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这不仅表现为刘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造神”——神化毛泽东，中共建政后，也一直配合毛，在历次运动中推波助澜，助纣为虐。[17]即使在文革初期大派工作组，一方面镇压造反学生，一方面纵容批斗校长与老师，也免不了给人落下“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口实[18]。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1999年还不得不承认道：“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19]因此，对刘少奇进行多元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文革历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更有助于挖掘这些罪恶历史的思想体系，以及体制与制度的根源。我以为，不仅毛泽东与刘少奇，即使周恩来、林彪，甚至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等，迟早还须进行多元化的讨论与研究。 与对红卫兵的评价多倾向负面不同，对于知青的认识，似乎更多纠结在两极对立或一体化的状态。前者如有关“知青话语霸权”与“青春无悔”的争议等；后者其实就是前者某一极端的认知，如“知青话语霸权”提倡者对知青群体的全面性否定，而“青春无悔”受到否定也产生矫枉过正的认知，如笔者十分敬重的一位著名知青作家朋友，在给笔者来函中指斥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为“伪知青文学”，梁晓声编的连续剧《知青》，更是“伪知青文学”的登峰造极。笔者虽然早就对梁晓声知青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渲染持不同看法，也对其《知青》连续剧颇有意见，并写过三篇博文进行抨击。然而，对有关“伪知青文学”的说法却甚觉不妥，这说法似乎是将知青视为纯洁、纯净，思想、精神一致的一个群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简单说，知青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历史现实中就复杂，见诸文字（包括文史作品）就更复杂（掺杂记述者的各种主观意念），因此也就只能进行多元化的解读与分析。梁晓声毕竟曾为知青，他的作品，毕竟反映他对其知青经历的体验、认知与反思（并且有一定的代表性），简单斥之以“伪”，不妥当也没必要。 前些时，《人民日报》网络版“网友之声”栏目转载了署名为“学工学农”的文章《上山下乡运动不容否定！兼议腐败根源》[20]。从作者的署名、文章的题目、论述的语气及观点，真令人恍惚间似在浏览文革高潮期间《人民日报》“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文章。此文在网上疯传，批评、指责者有之，赞成、肯定者亦不少。当今如此权威性的党报（网络版）转载此类文章，不得不承认该文所反映的现象与观点，仍具有相当的现实社会基础及民意。简单的批评或指责是无济于事的。这也正文革研究多元化所须直面的具体表现之一。 由此也可见，网络的发展，确实给予文革研究多元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除了散见于各种网站（网页）的文章，还有无数个体的、私人性的，以及大小不等群体聚合的，以“文革研究”为宗旨的网站、网页专栏或博客（部落格）[21]。这些网站或博客集中发表了大量回忆、叙述、讨论、研究文章，基本上是从个人角度对文革中各种现象、问题进行颇具个体化、私人化的回忆与评论，在较大程度体现了多元化乃至细致化的特点；但同时却也体现出颇为强烈的主观情感（更多为批判意识）。作为历史资料，其主观性的表现无可厚非，但与历史研究所要求的客体（客观）化，却有所背离。无论如何，这种民间叙述，在“学术规范”上虽然有所欠缺，但其鲜活勃跃的生命力，无远弗届的影响力，确实对四平八稳的官方宏大叙事造成极大的冲击。 作为学术研究，海外华裔学者的多元化文革研究表现较为突出。这类学者不少是改革开放后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有文革经历，加上受到西方学术文化理念、思想、方法的训练及影响，获得頗為自由的研究环境及广阔学术视野，因此研究成果丰硕。如文革中就以《中国向何处去》闻名的杨小凯（杨曦光），到海外后的专业领域虽然是经济学，却“业余”研究文革，发表了相当多极具影响的文革研究论著；宋永毅对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书，并创建了庞大的文革研究资料库《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王绍光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角度深入研究武汉文革史，出版了《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韩东屏将他所生活过的山东即墨县农村作为个案研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发展的贡献，撰写了《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高默波同样以自己家乡江西高家村为研究对象，刻意回避宏大叙事而回归个体经验，撰写了《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讨论高家村从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变迁，文革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陈佩华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口述材料，运用“社会冲突理论”模式，撰写了红卫兵研究的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刘国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进行文革问题讨论，赴美后相继出版了《人民文革丛书》等文革研究论著，试图从社会底层探讨文革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郑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两次深入广西调查，移居海外后出版了《红色纪念碑》一书，揭露文革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屠杀与人吃人恐怖事件；王友琴发表了有关北京1966年红八月系列文章，着重研究红卫兵暴力与普通人受难的案例；金秋则以历史学博士的身份进行文革研究，研究的主轴就是跟其父吴法宪命运密切相关的林彪事件。这些研究从议题、选材、叙述、方法、理论，乃至立场、观点、结论，都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所谓“动态化”指历史现象时空的动态化。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现象的存在形式，相对于将历史过程或事件“定格”在某一个时间点及空间范围内的“静态时空”而言，“动态时空”强调的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动态变化，即把历史看成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从而便于探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整体性特征，并且比较、探析在不同时间阶段及不同空间范围所呈现的具体表现及其相关联系。历史的“静态时空”观是历史思维的初级形式，历史的“动态时空”观是历史思维的高级形式，“动态化”的历史研究，既是寓动于静，以动带静，用动态的眼光来审视历史的现象与进程。 相对于承平年代，风起云涌的文革时期，其历史过程更具复杂多变的特点，因此，我们尤其不宜将文革研究进行静态化处理；文革现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演变的，在不同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现象呈现。具体说，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阶段、时期，文革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区、地域，机关与学校、地方与军队、城市与乡村，也都会有不同表现。 比如文革的发生初期，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2月彭真文革小组的《二月提纲》，到3月批判三家村[22]，到5月《五一六通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到6月刘邓派出工作组，到8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与“十六条”出笼以及红卫兵运动兴起与红色恐怖蔓延，到10月公开批判刘邓，到11-12月的大串连，12月“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覆灭，乃至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全面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短短一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学校到社会，文革的发展可谓瞬息万变，风云诡谲，任何静态化的表现、粗线条的叙述根本无法说得清楚。 在文学创作方面，胡发云的《迷冬》有颇为出色的表现，以动态的審視及敘述方式，展现了湖城文革缘起、发展、分化、演变，湖城以外地区如重庆、新疆等地的文革也都得到并行、交错、比较的呈现。 人们说起红卫兵与知青，往往就跟“老三届”[24]划等号，而且是以静态的、一体式的方式看待。其实，在1966至1968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老三届红卫兵的发展变化就大起大落，更别说其中派别众多，观点纷纭；1969年中共九大（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体制化的红卫兵，人数更多、时间更长（到1979年正式解散），但跟文革初期老三届各立山头的红卫兵却大不一样了。而老三届的知青，基本上是在1968-69这两年下的乡，之后非老三届的知青，人数更多、时间更长（到1980年正式结束）。在整体上说，后者的经历、情感、思想、知识等，跟前者都会有较大差异。知青群体中的各种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插隊陝西的王岐山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25]不少地方的知青感叹当年“三月不知肉滋味”的苦日子，卻有草原牧区的知青说他们吃肉吃到怕。连续剧《知青》表现北方的知青干活如何累，南方的知青看到这镜头笑了：就那两小筐土还叫累啊，我们一二百斤从早挑到晚呢…… 可见，以动态化的方式研究文革，将文革历史作为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进行考察、将文革现象放置在不同的空间场域进行比较，更易得到细致化、多元化的效果。
虽然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26]基于“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的观点，强调张扬“主体”、“历史”和“意识形态”，使历史研究成为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构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然而，新历史主义重视具体、个别的细节，重视任何形式的文本及其中所包含的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亦可见兼容了传统历史研究所主张的“客体（客观）化”，“客体（客观）化”仍是历史研究所须努力的方向（尽管“努力”本身就带有主观因素）。所谓“客体（客观）化”，确切说是客体化与客观化两种方式。客体化是针对研究对象而言，客观化是针对研究主体而言。前者是说研究对象（文革现象）须尽量脱离研究主体的各种主观因素与影响，而成为独立存在的研究客体；后者是说研究主体的研究工作本身须尽量排除主观因素，如预设立场、动机、观点等。 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各种资料，除了存留的历史档案外，大多来自文革亲历者文字或口头记述；而一直以来文革研究者（研究主体），也主要为文革亲历者；因此，无论是研究对象客体化还是研究工作客观化，实施起来难度之大，甚至可以形容为企图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来自文革亲历者的研究资料无法消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作为文革亲历者的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更势必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客体化形成以及对文革的客观认知、判断、选择、分析与研究。 虽然来自文革亲历者的研究资料无法消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也只有来自文革亲历者的资料才有可能最具真实可靠性，因此，还应鼓励更多文革亲历者，通过各种方式（文字记叙、口头采访、录影、录音等）留下更多文革史料，以供他人及后人参考、判读、选择、比较、分析及研究。然而不得不承认，作为文革亲历者参与文革研究，总会存在诸多难以规避的障碍，笔者曾一再撰文表达如此看法：“中国历史上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其理由大概就是获得时间的沉淀与空间的疏离，从而争取更大可能的思考、视野、客观、公允。基于此，我对当代史、当代文学史的论著，总是心存疑虑的。所谓当局者迷、感情用事、主观偏执、选择性记忆（失忆），往往是防不胜防的陷阱。然而，当事人从不同角度、立场留下的各种文字，却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这，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歲月甘泉〉定位的困窘》[27]）“（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的）执行者最好是‘外人’，也就是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关的‘局外人’，如中青年学者与学生（研究生与大学生）。尤其是后二项措施（指召开座谈会与口述调查——引者）的执行，只有面对‘外人’，才有可能做到暢所欲言；只有暢所欲言，才有可能形成众声喧哗；只有众声喧哗，才有可能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得以完整反映。”[28] 事实上，海外文革研究一直以来都表现出这方面的优势。如美国兰德公司社科部1967年就出版了《中国的文革》，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分歧与权力斗争、周恩来的作用、文革时的外交、农村问题等几个方面，对文革展开同步研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德教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文革，将中国上千个县的人口统计资料，输入电脑，建立数据库，然后加以科学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文革中死人多的时期并不是造反和武斗的时期，而是“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29]等时期。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一部研究文革的综合性专著，全面系统地叙述了1966-1982年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其重点是对“毛泽东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深入、谨慎、求实的研究。法国学者潘鸣啸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通过对逃港（偷渡香港）知青口述调查进行文革研究，近年更出版了研究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巨著《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在台湾，文革期间就有政治大学汪学文教授对大陆政治体制、反儒尊法、文化教育以及红卫兵等问题，几乎是同步式地进行研究，出版了系列论著；近年则有中央大学齐茂吉教授对毛泽东、林彪、江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九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反思、剖析与探讨，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30] 值得肯定的是，年青一代的文革研究亦大有“百花齐放”的势态，如大陆大学的博硕学位论文有张曙的《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中央党校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叶青的《“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郑小娟的《福建文化大革命的一·二六事件》（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程薇的《“文革”时期诚信文化问题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杨懿斐的《〈朝霞〉：“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样板》（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李超君的《“文革”期间大众政治心理研究》（东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王会的《文革记忆与成长主题》（安徽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陈韬的《论“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派性的认识》（湘潭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曾勇宁的《“文革”时期毛泽东颂歌歌词分析》（中山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张小冰的《“文革”手抄本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潘婷婷的《广东文革时期油画创作研究》（广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台湾的大学也有不少博硕学位论文对文革进行探讨，如吴黎明的《中共群众路线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个案研究》（政治大学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高伟哲的《由“政治剧场”与“党派剧场”论中国文革之“样板戏”》（中国文化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邱怡嘉的《疯狂的节奏：中国大陆文革歌曲之研究》（世新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吴明玉的《红卫兵运动及思想之研究》（中央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徐芃的《文革时期湖南道县事件与记忆》（中国文化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何郁瑩的《赤脚医生之研究（1966-1976）》（中央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奎嘉的《“文革”时期样板戏之研究》（中央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廖淑青的《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及其影响之探讨》（中央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黄淑琪的《1976-1985：大陆文革小说研究》（政治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游秋宴的《王小波〈黄金时代〉之暴力叙事与成长启蒙》（中央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纵观海外文革研究，以及海峡两岸年轻人的学位论文，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文革过来人”的历史包袱，较少“文革过来人”在观念、立场、情感方面的牵绊，基本上能畅所欲言；所涉猎的议题颇为广泛，立意颇为新颖，思路颇为清晰，思想颇为敏锐，思考亦颇具深度，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探讨文革诸多问题，取得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当然，这种“令人可喜”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研究有可议之处。如澳大利亚阿德莱大学高默波教授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一书的批评：“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控制，这包括对资料的控制和对文革研究题目本身的控制。另一个原因是真不受情绪和潮流影响的研究文革的中文著作那时还没有问世。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书中很多史实错误。”高氏还有此质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关于1966至1982年的中国有价值吗？是否要等到二十一世纪再写关于1966至1982年的中国才有价值？”。虽然笔者对高氏文章的不少观点不能认同（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也正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但上述的批评与质疑，却是恰好证实了本文所谓“细致化”、“客体（客观）化”以及“隔代修史”诉求的必要性。上世纪八十年代高皋与严家其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也有类似的窘况，作者在该书的序中即坦言：“现在这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离史学家要求的‘史’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限于搜集资料的困难，也限于‘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成为历史’的‘历史’，因此，只能写成这个样子。”
至于文革研究的前景，放眼海内外，还是值得乐观的。 写成于二零一四年春
[1] 所谓官方文革研究，指在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所进行的文革问题讨论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邓力群、龚育之、金春明等，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企图）主导、掌控大陆有关文革研究、出版、宣传、教育（教科书）的发展与走向；而一些虽然也活跃在大陆学界的学者如王年一、徐友渔、秦晖、米鹤都、印红标、丁东等，他们较具独立思考的有关文革的论著，往往只能在港台出版，他们的研究当不归属于官方文革研究。 [2] 邓小平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98页。 [3] 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联盟》，载《邓小平论统一战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59页。 [4]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277页。 [5]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2页。 [6]《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53.html。 [7] 卞仲耘（1916-1966），女，安徽省无为县人，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该校红卫兵殴打致死，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当时该中学红卫兵领袖之一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代表红卫兵给毛泽东佩戴上红卫兵袖章。 [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598991.html。 [9] 王力坚《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增订版）》（新北市：Airiti Press，2013），第335页。 [10]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会议意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却导致毛刘分歧浮上台面。 [11]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浮夸风造成各地农村浮报粮食产量，却实际收入有极大落差，无法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被认为有满产私分行为。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导颁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称：“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展开全国性的反瞒产运动，将农民仅存的粮食搜刮殆尽，并采取各种残酷刑求手段，普遍造成农民及基层干部的伤残甚至死亡（包括自杀），还直接造成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百姓因饥荒而死亡。如香港凤凰卫视专题报道，河南省光山县人民公社1959年总产量是1191万斤，公社党委上报的总产量却是4610万斤，县里分配的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当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死人的现象于是相继发生。反瞒产斗争持续了八个月之久，造成了当地百姓大量死亡。 [12] “422”推拥的为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与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等，“联指”推拥的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 [13] 徐友渔概括道：“‘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海外中外研究者关于文革研究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西方学者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怀特和白霖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杨和郑以及王希哲明确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下层的群众斗争，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引自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61页) [14] 美国鲁滨逊于1912年出版《新史学》一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3页）1929年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创刊，此为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该学派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重视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反对狭隘的外交政治史，认为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15] 全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大陆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尤其是文革期间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包括农场、林场、牧场、生产建设兵团）当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而动员、运作这些知青下放的大规模社会活动，便称为“上山下乡运动”。 [17] 宋永毅《被掩藏的历史：刘少奇对“文革”的独特贡献》（《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http://msn.ifeng.com/12/200808/0813_1667_717900.shtml。 [18] 丁东《澄清真相，分清主次——在“‘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1498890.html。 [19] 王光美、刘源等《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241页。 [20] http://www.people.com.cn/item/wysy/2000/04/21/042101.html。 [23] 诸如：“文革研究”http://1966to1976.blog.sohu.com，“阮耀钟的BLOG·文革反思”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14887807_15_1.html，“唐开宏的博客·文革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62491461_3_1.html，“文革研究（水草）”http://blog.163.com/fangyuan_xi@126/，“揭露文革罪恶狙击借尸还魂”http://blog.sina.com.cn/u/3655691511，“华夏知青·知青历史·文革及其他”http://www.hxzq.net/showclass.asp?id=60，等等。 [21]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作，自1961年9月起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 [22] 1971年9月13日，时任中共副主席、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乘坐空军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外逃，凌晨2点25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 [23] 文革期间，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三届学生在文革造反运动中，不少成为红卫兵，1968年安排毕业去向时，则大多上山下乡当了知青。 [24] 张蕾《弄潮儿》，载《南方人物周刊》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763。 [25]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大体上可以认为，新历史主义基本理论是“互文性”理论，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强调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改写。 [26] “老例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60dfbf0100u77w.html。 [27] 王力坚《回眸青春——中国知青文学（增订版）》，第391页。 [28]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29] 香港虽然是文革研究成果的出版重镇，但文革研究者却基本上是来自大陆，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金观涛与刘青峰夫妇。 [30] 俱见高默波《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载《中国左翼评论》网刊第三期（2010年夏季），http://chinaleftreview.org/?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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