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孩子们——蒯大富、韩爱晶采访札记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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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孩子们——蒯大富、韩爱晶采访札记
作者：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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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孩子们 ——蒯大富、韩爱晶采访札记 毛泽东的孩子们 11月底，我应凤凰网历史频道之约，与编辑唐智诚一起，去深圳采访蒯大富、韩爱晶。 这是历史频道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专题内容的一部分，借文革期间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口，谈谈个人对毛泽东的印象，还有见面后的感触。 蒯大富有一定知名度，知道文革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名字。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负责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次座（头把交椅归北大聂元梓，虽然她并不是学生），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判17年徒刑（不知人们注意没有，各省有一些此类“被判刑”者，差不多都是这个刑期，13年以上，17年之内）。刑满后出狱，娶妻生女，下海畅游，目前在深圳定居。 韩爱晶在文革期间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负责人，我把他屈尊为“五大学生领袖”季军。韩爱晶也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也被判刑，也是十几年，出狱后也娶妻生子，下海畅游，目前也在深圳定居。 韩爱晶是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蒯大富也承认，说他是自己的“军师”。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韩爱晶当面向毛泽东请教“老人家百年后列王纷争，相互攻讦”的问题，震惊四座。毛泽东则击节叫好。我个人以为，韩爱晶请教的问题，绝对属于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可与遇罗克的“出身论”，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同列史册。而且，“请教”的基本思想，直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按：有关蒯大富、韩爱晶的介绍，网上注家蜂起，汗牛充栋，这里就不再介绍。有关韩爱晶的“请教”，网上亦多见，本文也不详细列出。值得提醒读者注意，欲看“请教”原文，最好看韩爱晶本人所写，就是今年在《炎黄春秋》刊登的两篇文章。） 由于凤凰网历史频道的专题内容设定在毛泽东本人，所以，我拟定的采访提纲，尽可能局限在对毛泽东的印象、言谈举止、生活习性上。思考几天，我大致拟定了采访提纲。 第一部分，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印象，音容笑貌，行为举止，吸烟喝茶，穿衣吃饭，尽量不谈政治。——其实，哪能没有政治？不过都在毛泽东身上而已。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儿。网友自会明白。 第二部分，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韩爱晶（北航）、谭厚兰（北师大）、王大宾（地院），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次谈话。谈话时间持续5个小时。虽说以前这些学生领袖多次见到毛泽东，但是这次是离毛泽东最近的一次，说话最多，也是他们感触、印象最深的一次。因此，也是我采访提问的重点。 （按：有关728召见的背景，网上亦多见，本文不再累述。） 第三部分，说到毛泽东，就不能不提到江青，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在她身上，无可避免的感染着毛泽东的习性、气质，同样可以窥见毛泽东的影子；同时，她也是中央文革副组长，与学生们接触最多的人。当然，我的提问也集中在她的穿着、打扮、爱好、品味、审美等习性上面。 第四部分，禁不住的诱惑，我对两人都设计了一些“敏感”话题的提问。 我从网上看到不少采访蒯大富的材料，都介绍他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这次，我专门问到他的专业。蒯大富说，他是工程化学系核辐射专业。他进一步说明，这个专业是为我国核工业培养人才而设的（蒯大富1963年9月入清华大学，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爆炸），入校学生全部是“红五类”，政审一遍一遍又一遍。蒯大富说，我家是贫农出身，爷爷曾经是新四军，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 同样，韩爱晶也是贫农家庭出身，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配到飞机制造系，座舱设计专业（就是战斗机座舱设计）。这个专业也是为国防工业培养人才。 询问他俩的专业，我猛然醒悟：表面看，蒯大富、韩爱晶（还有文革中千千万万个红卫兵）是造反派，实际上，他们从根儿上却是中共信得过的“红五类”，从一开始就是被挑选出来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当然，他们在文革中也是重点培养的造反派战士。那时候培养年轻人，尤其在政治方面的要求，都要放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放在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培养。 我又想，如果放到现在，蒯大富和韩爱晶这样的人，很可能都进入“五个一批”中，或者放在国企，或董事长，或总经理，年薪百万，奥迪A6L，花园住宅……成为中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养的人才、接班人。 历史都是阶段性的。文革时期，中共没有培养经济人才，而是培养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接班人。我们现在怎样评价这一段呢？如果说选错了人，如果说培养方向出错，谁又应该为这错误负责呢？——毕竟这种“培养”涉及到千百万人的一生啊！ 难道“被培养者”还应该为培养者承担责任？ 文革期间，谁都希望自己是“培养”对象，谁都希望自己在舞台上有个亮相的机会，谁都眼巴巴等着“旗手”召见。——那年代，什么叫进步？什么叫“紧跟共产党”？人往高处走，常情、本性也，无可厚非。即使在今天，三年前，大家还不是一窝蜂西南望，唱红歌吗？不过墙倒众人推，一扭脸，射天狼。 有关这次采访的内容，凤凰网历史频道已经推出专题，请诸位博友悉心浏览，我这里仅就采访做一些说明，同时写下自己的感触。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包括李志绥写的回忆录），都提到毛泽东不是照片上的样子，而是一脸倦容，皮肤松弛，头发花白，满嘴黄牙带黑，行动迟缓。我专门问道蒯大富和韩爱晶，你们看毛泽东健康与否？他俩都十分肯定的说，非常健康。 蒯大富说，毛泽东也不是照片上的那样，满面红光，皮肤细腻，不是，他脸上的肤色，是一种久经风霜、日晒的褐色，有红色，但不是光亮，有些粗糙，像树皮那样，但是很健康。 韩爱晶说，1967年国庆节，我们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他走过来与我们握手，动作灵活，步履稳当，握手很有力量。 蒯、韩都说，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亮，流畅，显得底气很足。蒯大富说，毛泽东吸烟很多，是一种粗大的雪茄烟，吸烟很随便，挥着手，烟灭了，就用长梗的火柴点着，偶尔咳嗽，我还吃惊，觉得毛泽东怎么会咳嗽。——老蒯认为毛泽东不是凡人，是神。 韩爱晶说，毛泽东说话吐字比较清楚，虽有口音，但不难听懂。 但是，他们也说，那是在1968年见到的毛泽东，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估计在1971年“913事件”以后，毛泽东的身体才垮了。913以后看到毛主席的画像，与68年相比，判若两人。 我很容易的就发现，蒯大富和韩爱晶都崇拜毛泽东，称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老蒯甚至说自己对毛泽东“高山仰止”，那是一座在你面前矗立的高山，你到了他面前，不由自主就产生了敬意。 韩爱晶也说毛泽东是“一位最亲切最慈祥的老人。”我问老蒯，你见到毛泽东哭了？他说，那是一种孩子在外面惹祸，被人打了，回到家看见自己爷爷的感觉。 我小心向他俩提醒，你们是否在一种既成的“桎梏”中说这个话题？他俩却激烈反驳我，称颂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提问蒯大富“敏感”问题时，我又提到思想解放，批判“两个凡是”，都涉及到毛泽东本人，这是中国人向前走绕不过去的。我还提到他在分配工作后，不断接受审查，是否就此对毛泽东有怀疑？ 但是，蒯大富仍然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就应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因为要避免一些更为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关对毛泽东的评价，我没有更深入的提问。但是，我也看出，蒯大富对毛泽东的肯定，比较空泛，而且，他多是对毛在民族性、历史地位加以肯定，对当局现在极力推崇的“毛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如反右，如大跃进，如文革，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老蒯说不出什么。 我隐隐看出，他们对毛的肯定是表面，潜意识里，还是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曾经岁月的肯定。当然，这个肯定不是那么简单，更不是对文革的肯定，这里面有深究。我没有再细问。 我突然想起，我认识几个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头头，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他们差不多也是老蒯和韩爱晶的观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现在研究文革的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题目。 这几天看金雁教授的《倒转红轮》，书中有专文简述俄罗斯“分裂派”的历史及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地位，颇有感触。不研究老蒯这批人的思想，欲说文革，怕是空说。 韩爱晶请教毛泽东的问题，我问的比较多。前面说过，我觉得他请教的问题很有思想深度，与1971年“913事件”之后中央公布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有同样的思维方向。无独有偶，老蒯对我说，1966年，韩爱晶曾对他说（彼时两人正在长安街散步），江青若走在毛泽东之前，算是福气，若在毛泽东之后，恐怕下场不好。亦与毛泽东的信相对应。 可见韩爱晶这个人对文革的思索，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说，不挖掘、研究这些人的思想，尤其对文革的思想，会失掉相当有价值的一块。 在采访中，韩爱晶说到，“毛主席身边的一些人，说假话，哄毛主席。”我请他说明，韩爱晶说：比如我说一句话，总有人拿过去，按照自己的观点解释给毛主席，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或者说与我的观点有差别。我请他指出某某，韩爱晶就说：姚文元、陈伯达；还是728接见时，陈伯达说我不懂马列，毛泽东马上制止他，陈伯达，你懂多少马列？不要再说他们了。 韩爱晶说，其实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人按照他人的想法说了，就成了我的意思，再传到外面，就固定成我的了，我也只好按照这个传到外面的说法了。 可见，人的思想是怎样被扭曲的。 在我的红卫兵研究思想中，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走向低潮。我就此问韩爱晶，他很肯定的说，确实如此，在此之后，姚文元有“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就是针对728接见写的，也说明文革开始转向。 韩爱晶认为，毛泽东设计的文革，有斗、批、改三项，他认为“改”是文革最重要的环节，是毛泽东设计文革的重头戏，而学生无法承担此重任。而且，依靠工人、农民，即依靠人民，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改”，很可能也要依靠工农，而不是学生。 韩爱晶这个观点——“改”是文革的最重要一环。——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我觉得这是个新观点。文革整个过程，充斥着“斗、批”，唯独没有改。直到文革后期，才开始“改”，也是搞到非驴非马、荒唐可笑的地步。而毛泽东到底是怎么想的？谁又知道呢？ 韩爱晶说，红卫兵被不恰当的推到一个不恰当的高位，跌落、失败是必然的。 韩爱晶对我说，现在每天都在写作，整理资料，准备写10本书。 采访韩爱晶（右）合影在问到江青时，蒯大富和韩爱晶一致对她做出正面评价。我很吃惊。 我对江青的了解，更多的是看维特克夫人的《江青同志》（即“红都女皇”），所以，一开始问到江青，我就说，她是不是像维特克夫人写得那样，充满了说话的欲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又是一付颐指气使的样子？ 蒯大富和韩爱晶都说“不是”。 江青衣着剪裁得体，很注意打扮。 蒯大富说，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江青把他叫到身边说话，她把头发解开，叫服务员站在身后为她梳头。蒯大富说，江青的头发又黑又密，很好，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我还问蒯大富，江青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两人讲话、言行、神态、表情，是否有一致性？蒯大富的回答是肯定的 采访结束闲聊，我问老蒯家庭，他介绍了夫人罗晓波，女儿蒯小琼。说起女儿，老蒯满脸得意，忙不迭在电脑上找女儿的“光辉形象”，找到小琼在澳门电视台主持节目的形象，很得意的叫我们看。 韩爱晶带着儿子来接受采访，自己带着DV，将采访内容录制下来。看样子，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
我采访蒯大富时，问他，文革开始，你向工作组提意见，当时你知道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吗？ 老蒯很肯定回答，不知道，我也一直没有见过她。 他很确切说，如果我知道王光美在工作组，我肯定不会反工作组了；另外，如果我在文革前就入党，我也绝对不会反工作组。 他说，我家贫农出身，我父母都是党员，我也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读过好几遍刘少奇的“论休养”，我知道王光美是谁，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我听了暗暗吃惊。这就是一个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学生的心态。——我在采访中得知，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核辐射专业学生，这个专业是为我国核工业培养人才的，所有的学生都是“红五类”，查遍了祖宗三代才被挑选出来。——他曾经被工作组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被毛泽东赞誉有加，令周恩来亲自去清华“解放”他。其实，蒯大富既不是愤世嫉俗“热血青年”，也不是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的所谓“知识分子”，更不是高举“反贪、反腐”大旗的“义士”。他只是一个热爱共产党，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贫农出身的大学生。他从心眼儿里热爱社会主义，无限崇拜毛泽东。 我又想，如果老蒯说的是真实，——他说的两个“如果”——历史是否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个“如果”的结果，我不得而知。 但是，老蒯的心态确实是真实的。我相信他说的。可以说，文革初期率先起来造反的人，尤其“闹”红卫兵的学生，不少人是这种心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蒯大富为什么没有按照“读几遍论休养”的路子进入文革，走下去，反而走向另外一条路呢？那是一条与“论休养”完全相悖的路。你能设想老蒯这样心态，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会明目张胆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 老蒯在文革的道路上，之所以没有按照“论休养”的路子走下去，一定是他的思想被扭曲到另外一条路上了。 谁扭曲了他的思想，将他原本热爱党的思想摧残，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塑成为另外一种思想？ ——这是我采访蒯大富、韩爱晶最重要的思想收获之一。 我想起韩爱晶说的话，他觉得毛泽东身边有人在说假话，哄骗毛泽东。 这不是学生们为自己开脱的信口之言。韩爱晶说，我说一句话，马上就有人接过去，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转述给毛泽东，其实，那已经不是我要说的意思了。 ——他们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离他最近，也最了解他，知道用什么语调，用什么言词和他说话，他更容易接受。 ——你在旁边听着，你知道他向毛泽东解释的不是你的意思，虽然是你的原话，但是不是你的意思，但是你没有办法反驳，而且，当这话公开时，人们就会觉得这就是你的意思，大家就会为你有这样的思想、观点或者欢呼，或者谴责，你也只好沿着人们认为你的思想走下去。 思想就是这样被扭曲了。 ——但是，这扭曲的思想绝不是我的本意。 说假话只是低水平的哄骗，扭曲人的思想，才是骗人的高级形式。 采访过程我逐渐明白，一场文革，被摧残的不只是人的肉体和灵魂，还有人的思想。 这一点最可怕。历史就是这样被湮灭的。原本可以有思想的历史，或者说，原本有一种可以成长起来的思想，就这样被阉割、扭曲、摧残，被湮灭了。 历史成为一种统一思想的历史，也就是没有思想的历史。 没有思想的历史，就什么也不是了。留下的只有风月与传言。 2013-12-26
乔海燕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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