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子写大字报的年代     

              ——乱世中的国事家事私事

    1966年夏秋间，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大哥已经长久没有消息，父亲异常着急，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父亲着急是怕哥哥狂热，真的听了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话，如果又是一次“反右运动”，枪打出头鸟，这可如何是好？父亲对母亲嘀咕了一遍又一遍。在家的我们小哥儿俩在楼上亭子间里，偷笑父亲的胆怯，很不以为然。

那时中小学“战斗组”、“战斗队”林立（后来搞大了，二三人、四五人也都叫“军部”、“兵部”、“兵团”、“野战军”、“总司令部”、“肃反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太平洋总部”、“国际联合纵队”），十四五岁的乳臭未干的黄毛“司令”满天飞。

我们手持蓝红墨水在校内涂鸦，将人名倒写，在人名上打叉。我们上街，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隔壁的市委“统战部”的花园里，只见黑压压的成百个人头起伏，拥过来挤过去，又身不由己被拥挤推进小洋楼，耳边闹哄哄有声音尖叫：取消统战部！一身湿汗来到南京路上，天早黑了，高音喇叭喧嚣，战歌声声嘹亮，有脚踏三轮“黄鱼车”在分发“号外”——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天（8月18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

我们去电影厂看赵丹白杨大字报，去“作协”看揪斗巴金吴强；见到公安局静安分局的牌子被造反小将白纸糊上：“公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要改为“前哨”局；又来一群造反的孩子，什么“前哨”？不好，不好！双方争辩起来，面红耳赤，看样子马上要打起来了……

深更半夜，我们在华山路延安西路围观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华东师范大学的红卫兵们面容严肃，整齐划一在高声背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则大义凛然，高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大楼墙上的喇叭里不时播放杨怀远、杨富珍等全国劳模给“北京红卫兵小将的公开信”。突然人们纷纷向另一头拥过去，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倒分外注意头扎小辫，一身戎装，一双布鞋，一口京片，挺胸挥手，胖乎乎红彤彤脸蛋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北京女红卫兵小将，果然飒爽英姿！看了喜欢，不免要多瞅几眼。小姑娘——红卫兵小将，警惕性特高，虎目圆瞪，厉光射来不怒自威，心虚人怯，我落荒而逃。

后来见过京城女将手持宽牛皮带，猛抽学校图书馆那个“大右派”（赵先，反右前的上海市妇联主任）的血腥场景，吓得我赶紧躲一边，心中不忍，于是对北京女将们再不敢有非份之想。

几个月后，离我家还不算太远的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现在的贵都大酒店旧址）成了一幢空楼，人们可以随意进出，随意占房筑巢，楼内充塞零星造反组织。长细条打腊地板、顶角四周雕饰线条花纹，宽敞房间里，一两个才睡起的小孩，睡眼朦胧在用电炉烧水下面条。那时年小，也不知疲倦，我楼上楼下在一间间空房窜来窜去，一双小贼眼四下打量想捞点什么外快，特别留意凹凸绘花的彩色玻璃窗，光线折射真是美极了。大楼前的游泳池一派萧条，池底的四周角落里，飘满了凋零的黄叶、撕碎的纸屑。

有关清华大学运动的消息也是满天飞，先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教师自杀；接着以前整别人的蒋南翔挨整倒台，成了“大黑帮”；随后中央派工作组进校；而后又有学生反对工作组，成了“反动学生”，有学生自杀；没多长时间，工作组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被撤销接受批判；于是先前的“反动学生”又成了“革命造反派”，而最早起来造反“扫四旧”的红卫兵又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

翻云覆雨，时政诡谲，事态变化局势发展速度之快，连我们的少奇同志都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之说。更令父亲这个小当权派目瞪口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单位挨批的对象之一。

大哥也终于有了消息，他不是造反的红卫兵，也没有打成“反动学生”，现在他是“首都红三司”的战士，是清华“井冈山”的战士。

转眼就是1967年的1月，文革史上的“一月革命”期间，“夺权”风暴刮遍全国，父亲终于被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打到，再踏上一只脚。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或许大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而清华“井冈山”本身和所有动乱时期的造反派革命者一样，也陷入内耗迟疑矛盾之中。大哥抽身回家，与一帮同学另建起了“联络站”。他与父亲长谈，于是有了决定，他所做得就是要给父亲写大字报，批判父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哥对父母亲对我们弟妹分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上到下的，我们大家都是受蒙蔽的，因此要“反戈一击”，要认罪，只是罪不在下，而在上。他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要紧的是署名，当然要写上“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某某某”、“中央广播事业局捍卫毛泽东主义兵团某某某”（连我在北京工作大姐的姓名也署上了。很奇怪，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头头竟是美国人李敦白，不过后来李敦白也倒了霉，不是蹲白，而是蹲了大牢）。大哥说，署名起震慑作用，吓唬吓唬父亲单位的那帮造反派。因为那时“清华井冈山”在全国是大名鼎鼎的，和“新北大”一样是全国运动的“领头羊”。

大哥套上袖章，卷起大字报，上父亲的单位贴大字报去了。

果然那署名起了作用，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大哥回来说是一个“油头小光棍”）“热情”接待了来自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战友”，所谓“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始觉主席亲”，双方把晤甚欢，双方受益非浅。

父亲依仗有两个在北京的“造反派”儿女，真的暂时躲过一劫。

风云变幻，好景不长，一年半载功夫，清华井冈山最终分裂成井冈山“总部”和“414”。大哥离开学校，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参与编辑了一段时间《首都红卫兵》报后，跳出是非，陷入爱河，人约黄昏后，谈起了朋友。两人各属校内对立双方，他俩听老人家的话，率先实现了“革命大联合”。

后来清华发生的大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两派动刀动枪杀人放火，工宣队进校制止，老人家转送芒果，全国人民热泪盈眶。我和全国大多数“革命群众”一样开了眼，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芒果这种东西，只是没搞明白，这果子是吃的还是干什么的，不过那念头只是一刹那而已。

而从小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大哥，最终被工宣队成全，一对恋人双双发配到四川汉旺的大山沟里去了。

离开北京前，大哥收拾起红袖章、证件之类，一把火烧了。两三年后相遇，大哥告诫我们：刘少奇说不定哪天要回来的。我们小哥俩当面不吱声，背后摇头，讥笑大哥的胆小谨慎迂腐多虑。

而父亲也曾被“革命群众”谅解，被“革命小将”吸纳，高高兴兴戴起了“财贸战线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造反队”红袖章，苦思冥想写起了“大批判”文章，勤勤恳恳抓起了单位业务，以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青睐。只是老父没神气多久，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入了另册，隔离审查，一时音讯全无。

1969年3月，我在“献忠书”上签过名，算是向老人家表达了忠诚，献出了自己如“高邮咸蛋”般的红心后，也只能乖乖响应老人家“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打起铺盖闯关东去了。

我家由此四分五裂，一直到父亲1999年去世，全家竟再没有机会团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