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十四岁

1964年8月，我考入上海市五四中学。全班同学们一进校，先到武定路上的“康元玩具厂”喷漆车间劳动两星期，改造思想。

女班主任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没几年的语文老师，姓张，瘦长、拱背，眼神犀利。果然，没多久我们就领略了张老师的厉害。

先是班上一位蔡姓同学在填写家庭情况表时，在其哥哥的工作单位一栏里，填上了“失业”。这不辄就是一颗炸弹，社会主义哪有失业？张老师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全班大会小会喋喋不休，清除我们的“糊涂认识”，而小蔡同学偏偏又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

事情还没完，“十一”国庆，照例作文，“十一”的晚上恰逢下雨，小蔡同学写到路上黑洞洞的没有行人，只有雨下个不停……

欢天喜地的“十一”大庆写得如此凄凉，这还了得，这篇作文的“政治倾向”有问题，于是小蔡同学把“欢度十一”的作文作成了“反面”教材。张老师反复强调作文的主题思想，一再告诫我们学生：作文，思想是第一位的，主题是最要紧的（这足足影响了我一辈子，到现在都改不了）。

那时，社会、学校都在为一篇学生作文争论：一场大雨来临，女同学冒雨抢回阳台上的一盆茉莉。这样的事情是否值得写；文章对茉莉花的描写透露出的小资情调，是否值得提倡。张老师也组织我们全班讨论，结论当然是明确的。

当年我们还都是十四周岁不到的孩子，经过培养却都已经有了极机敏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斗争嗅觉”。

这时同学们也都才发现，原来我们学生每个人的学号也都是有讲究的，暗藏“杀”机。

我们全班52人，其中女生12人，我们的学号竟是按照每个人的家庭出生排列的，依照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职员、小业主直至资产阶级、黑五类家庭依次排队，从一个人的学号，同学们可以知道他的出生。譬如女生，1号2号3号，肯定是工人出生，12号，女生最末一位，则出生资产阶级；男生从13号到29号全是红五类家庭，30号开始就是职员出生了；52号，不用问，黑五类了。

我们一进校，家庭出生的烙印就已经强行敲在我们每个人的额头上，或是负担，或是荣耀，不管耻辱还是骄傲，都如沉重包袱压在我们十三四岁的、还稚嫩的脊梁上。

以后我问过许多同龄、同辈人，他们的学生生涯好像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莫非这是上海五四中学的独创？当时的校长叫周成梁，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发生的文革中，周校长还是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长期打倒。

1965年春节是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寒假前，班上已经组织讨论，众多“我们要如何如何”中的一条是“不放鞭炮”。我不买这个账：一月份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南京路鞭炮齐鸣，煞是热闹，为什么春节就不可以放？张老师立刻警觉起来，找我谈话，在班上也多次提起，这两件事怎可相提并论！为此，我始终有负疚的感觉，为自己觉悟不高而羞愧。

张老师曾郑重向我们学生宣布的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某日，张老师笑嘻嘻走上讲台兴冲冲告诉大家：“我女儿的头发长出来了”！同学们一愣之后，哄堂大笑，也足见张老师人性可爱的一面。

另一次，1965年的春天，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成都病世，张老师上课头一句话就是沉痛宣告：“我们敬爱的柯老去世了。他为了……我们要……”。全班肃穆。

柯在当时被称为“柯老”，不管老百姓还是党内，包括毛泽东本人。（唯有刘少奇不服，据后来文革中“揭发”：刘曾对上海的二把手陈丕显抱怨：什么“柯老”，难道要叫毛主席“毛老”？）在媒体上，柯被称作“毛主席的好学生”。

十四岁的我，那时整天考虑发愁的是，自己为什么不能多关心集体，怎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有时一人关门坐在厕所的马桶上，快意轻松，意犹未尽，便放歌尽兴，余音未尽，突然想起学校班级就又陷入沉思，苦思冥想，怎样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我为什么就做不到？甚是苦恼。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也已在社会流传，当时还没有捧为“红宝书”，也没有塑料红外壳，封面只是朴素的白纸红字。在部队的姑夫给家里寄来了一本，我带到学校去，那才是我的骄傲，炫耀得意，扬眉吐气。

那时最流行的读物是小说《欧阳海之歌》，是陈登科的《风雷》，是关于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南方来信》；要求进步同学必读的是思想教育“励志”读物，如《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如何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等，那时吃香时髦的作者有“敢峰”、有“余心言”，一时成为青年导师、思想权威。这两位常青树一直活跃到上世纪末。

学校组织我们学生集体观看的电影是《夺印》、《箭杆河边》，《箭》片好像是评剧还是什么戏曲。我们大家也去西藏路上的“金陵剧场”看“福建闽剧团”演出的《红色少年》，每人交2角5分，一句话没听懂，又是3楼座位，也看不太清，自个儿偷偷想，那钱花得冤。“红色少年”好像叫“张学谦”，“刘文学”式的英雄，被地主害了。结尾当然是英雄昂然挺立于松树下，红色灯光聚焦，大合唱颂歌响起……

1964年，1965年，当时的“思想教育战线”已经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着铺垫做着准备；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早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后来“文革”中被揪出被打倒，肉体遭惩罚，灵魂被煎熬，精神被分裂，甚至丢掉性命的人，或多或少都在为自己的苦难筑路，为自己的不幸开道，甚至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而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被灌输被教育被引导被压抑，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柳杨公社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