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荒煤伯伯二三事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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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荒煤伯伯二三事
作者：七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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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 】 荒煤伯伯二三事 陈荒煤（1913.12.23—1996.10.25）原名陈光美，又名沪生。笔名“荒煤”、“梅白”。原籍湖北襄阳，生于上海。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反帝文化总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任教。建国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1953年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1965年调重庆任副市长主抓工业。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兼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第七届政协教育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影协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五届副主席。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第一任会长。撰写数十万字的电影理论文章，涉及电影美学、电影音乐、电影表演、电影特性及电影工作的经验教训等。已出版的文学论文集、电影评论集有《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攀登集》、《探索与创新》；散文集有《荒野中的地火》、《荒煤散文选》、《梦之歌》；还出版有《荒煤短篇小说选》等。曾主编《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电影》卷。（以上摘自网络） 与荒煤伯伯只是在家中见过有限的几次，作为小辈每次见面也总是规规矩矩地叫一声陈荒煤伯伯，他也只是面露慈祥的笑容点点头算作答复。 曾与父亲闲聊时他谈及了与荒煤伯伯交往的一些事，也从一些杂志、书籍里读过许多回忆文章，使我渐渐地了解了荒煤伯伯。 父亲说他与陈荒煤同志相识是在1950年的冬季。一天，陈波儿同志打电话找父亲去她的办公室，进门后，见到一位三十多岁身穿军便服的同志坐在沙发上。经波儿同志介绍，知来人是陈荒煤同志。在谈话过程中，父亲告诉荒煤说：《活页艺术资料》不久前曾经转载过他写的推荐影片《桥》的文章：《新中国电影的桥梁》，不知他看过没有？他点点头轻声地说：看到了。父亲认为当时许多评论影片《桥》的文章中，这一篇是写的最好的评论之一。经《活页艺术资料》转载后，在电影圈内传的很广，反映很好。波儿同志也认为这篇评论写得很好，不仅肯定了《桥》的优点，指明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出现的重大意义，还讲了影片《桥》存在的不足与缺点。并且希望荒煤同志今后多写这样的电影评论。荒煤同志似乎有些腼腆地笑了，没再说什么。 荒煤伯伯的《新中国电影的桥梁》这篇文章，写于1949年9月，这应该是他的第一篇有关电影的评论，现已收入他的第一本论文集《解放集》中。 1952年的冬天，荒煤伯伯由中南军区文化部调到中央文化部电影局，任分管电影创作的副局长。这时陈波儿已经因病去逝，首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伯伯也因病离职休养，再有就是1951年7月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持续了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国产故事片29部，1951年仅有1部。荒煤伯伯就是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临危受命走马上任，他要克服困难，打开局面，大力组织影片制作，千方百计地为繁荣影片创作而努力奋斗。然而谁都知道，艺术作品不像机器加工零件那么简单，不可能一挥而就。 在严平先生撰写的《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一书里读到，1953年2月，荒煤伯伯在《作家要努力创作电影剧本》中指出：电影剧本是影片的基础，没有好的电影剧本，就会造成电影艺术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严重失败；凡是根据生活基础薄弱和思想性较差的电影剧本而摄制的影片，无论多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也无法弥补其先天的缺陷。 在中国的电影史上，荒煤伯伯是第一个提出关于“基础”的系统理论。 荒煤伯伯认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可是根本性、关键性的“就是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培养一支编剧队伍。这也是荒煤伯伯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件事情。他一方面联合作家协会，动员全国的作家加入到剧本的创作行列中来；另一方面他要培养新人，指导青年作家熟悉和掌握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为此，在1954年的秋天，荒煤伯伯又组织开办了电影剧作讲习班。 第一期电影剧作讲习班开课了，面对几十位年轻充满朝气的青年作家，荒煤伯伯心里满含着期待，他多么希望在这些人中间能够产生优秀的剧作家啊！荒煤伯伯叫起那个长着一张圆脸看上去很淳朴的李準，问他解放前都看过什么电影？李準支吾着说解放前没有看过电影。他的回答引起其他学员的哄堂大笑，惟有荒煤伯伯没有笑。他知道，眼前这些很活跃的青年作家对电影创作还是很陌生的。但是他充满了信心，他坚信，眼前这些具有文学功底和生活实践的青年作家，通过学习，他们中间一定能够出现优秀的剧作家。他为讲习班请来矛盾、夏衍、阳翰笙、老舍、洪深、蔡楚生、周扬等顶级的文学艺术大师和理论家讲课。荒煤伯伯自己也亲自授课，他讲电影剧本的特征和如何塑造人物，讲怎样揭示人物的心灵，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情感。他的心血没有白费，第一期讲习班结业时，学员们都有了自己的作品，就连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的李準也交出了自己的处女作《老兵新传》。 1956年、1957年，在荒煤伯伯的主持下电影创作讲习班又相继在上海、重庆、武汉等地举行，参加学员达上百人。 为了建立一支电影文学创作队伍，荒煤伯伯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看剧本。一旦发现了好的苗子，他就像发掘了宝藏一样兴奋无比。作家李凖是这样回忆的：他一辈子看过多少电影剧本？恐怕三间房子也盛不下，从五十年代他由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的职位调来北京，任电影局长后，几十年中，他至少看过三四千部电影剧本，有的他还要看两三遍，作者写几稿他就看几遍，并且帮助修改。 父亲曾在回忆文章里面写道：荒煤组织影片创作，不仅要保持一定的数量，还要促进影片艺术质量不断提高，因此，他极为重视创作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和业务学习，经常举办各种不同业务不同性质的学习班、讲习班、读书会、讨论会。《电影艺术译丛》曾刊载过格拉西莫夫的一篇长文《电影导演的业务》，他读后觉得很好，就召集电影导演开座谈会，由他亲自主持，连续开了多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不仅提高了创作干部的业务素质，培养了新人，也使荒煤自己从侧面熟悉了这些创作人员，丰富了荒煤自己的业务知识。荒煤同志曾说，他是在进入电影界之后，才认真学习电影业务的。长期以来，荒煤同志给我的印象之一，是他不仅勤于学习，而且善于学习。因而他很快地成为了电影艺术的专家，成为电影事业方面的不可多得的领导人。 父亲还回忆说，荒煤同志很爱吃零嘴儿。每次招我们到他家去开会，都要请大家吃零嘴儿，吃什么呢？吃糖果。他最爱吃糖果了，而且是中式的：芝麻片、核桃粘、寸金糖之类，种类多样。所以每次去开会，要是没有端出来，我们就要问：“今天有糖果没有？”（因超过新浪万字规定，无奈只能分为上下两篇博文，还请各位朋友谅解！） 在《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一书中还读到荒煤伯伯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中的事情。 1964年6月，荒煤伯伯正在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上的红花》，争取在国庆15周年上映。他不辞辛苦，一路奔波，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之中。这时，一封“立即回京”的电报把他召回北京。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否定性的批评。 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情况的报告中，诬陷“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张春桥当时只是上海市委一个负责宣传的书记，他有什么资格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夏（衍）陈（荒煤）路线？况且文化部的整风还没有结束，荒煤伯伯当时甚至连检查都没有做，组织上也并没有作最后结论。正如作者严平先生笔下所述，实际上，某些人正在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三十年代黑线专政”。 同年12月，江青也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聂耳》、《大李、小李和老李》、《阿诗玛》等一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 更加让我感到惊诧的是，毛泽东居然还有“最高指示”针对荒煤伯伯。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的情况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为主，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着：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在整风运动中，曾有某位领导约荒煤伯伯谈话，动员他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伯伯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么好的“机会”被荒煤伯伯拒绝了。 1965年春文化部整风结束，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示》，免去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270页。）一般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但电影界则在1964年文化部文艺整风时就拉开了序幕。在“夏陈路线”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荒煤伯伯自然也难逃厄运被打入另册。 1965年6月，荒煤伯伯被谪贬到重庆市当一名副市长主管工业交通，离开了他所熟悉的工作岗位。但是，北京并没有忘记他，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开始了，6月中旬，荒煤伯伯接到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集训班的电报。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9年。 在文化部的“集训班”里集中了数百名学员，都是一些文艺单位的头头和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即所谓的“黑线人物”，他们被要求互相揭发批判。随着运动的深入，集训班的负责人也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集训班办了两个多月就宣布解散，学员们也被造反派揪回单位关押批斗。荒煤伯伯虽然组织关系在重庆，但是作为“文艺黑线的头面人物”，他被造反派关押在文化部旁边的“大庙”里，从早到晚请罪、批斗、游街、示众、挨打，饱受凌辱，遭到惨无人道的摧残。 很多年后，荒煤伯伯对人说起这些数不清的批斗会：他诙谐地把那时的各种批斗立了名目，分成自费批斗、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几等。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在何处开会，不管接送，到时你必须自己乘车前去接受批斗，因为坐车要自费掏钱买票，所以叫做自费批斗。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是为何批斗？批斗对象是谁？有一次已批斗了半天，主持人想起了问荒煤是谁名甚，荒煤答过后，主持人怔了片刻，随即说，“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也听着吧！”这种不知所指为何，捎带地批斗，就被称作顺便批斗。争夺批斗就是两派群众互相争夺批斗对象。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有时一晚上要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常常弄得夜不能寐。（《风范永存光热常在》顾向贤1996） 历经两年多的“群众专政”，荒煤伯伯在196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又以“监护”的名义被送进铁窗铁门的单身牢房，代号203。几年以来，他写了上百万字的交代材料，他两次重病住院，一次送到医院时，大夫说已经来得太晚了。昏迷中他平静地等待死亡，觉得这次自己或许真的要彻底解放了，然而，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1975年5月21日，关押了7年的荒煤伯伯被宣布：开除党籍，回地方分配工作，发生活费。美其名曰：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罪状有三条：一是叛徒。二是写过鼓吹国防文学的文章，对抗鲁迅。三是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文艺黑线。 多年后，荒煤伯伯才知道当年为什么定他为叛徒，那是因为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江青在1970年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说：“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搞得专案人员对这个问题大伤脑筋，因为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依然没有任何荒煤伯伯叛变的证据。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讲的是“专案为政治服务”，那就按照领袖夫人的懿旨定为叛徒吧。荒煤伯伯就这样被终结了政治生命。 被押回重庆后，荒煤伯伯被分配到重庆图书馆历史部书库，工作就是抄卡片，清理旧书刊。虽然没有人再叫他“203”，但是也没有人称他为“同志”。严平先生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不能不怀着无限内疚愧对一切人——包括他的亲人。他怕见一切人，却又不能不接触人，不能不说话、不学习、不检查......离开了监狱，但那些罪状仍然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文化革命结束后，1978年的春天，荒煤伯伯突然来到我家。父亲是这样记述的：真是“从天而降”，令我惊喜不已。他说两天前他刚从重庆来北京。我们计算了一下，从1966年中央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集训班”分别后，互不通音讯已有11年之久，千言万语，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们在讲述自己时，都非常冷静。我们讲自己的时间也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讲述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老同志受迫害的情形。荒煤同志深情地问起了很多同志现在的境遇和情况，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了他。特别是当讲到那些被迫害已逝去的同志时，我们的情绪都激动起来，这些同志都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对中国电影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艺术家和事业家，他们都是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各种残酷迫害而含冤去世的。在讲述到他们每个人的悲惨遭遇时，我们都悲愤已极，荒煤同志两次泣不成声，讲不下去，我们只好相对无言...... 自文化部整风开始，到1978年2月1日接到通知：中央已经批准平反。荒煤伯伯被冤屈、迫害竟然长达14年之久，这不禁令人长叹，一个人的生命中能有多少个14年啊！ 今天是荒煤伯伯百年诞辰日，谨以此文对这位电影艺术界的老前辈致以深深地敬意与怀念！ 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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