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十三：

1970日记选议（6月）

死打硬拼把产量搞上去

1970 .6. 1 星期一 阴 有雨

为消灭三类苗，今天早工是积肥。仅屠、李和我3人出工。

科研小组一事不提了，但试验田又提了起来。早饭后老周通知我，上午积肥并送到高坑的试验田去。但上午出工时不见人影。我仍去三组。在东边耘禾。

下午，周、桂和我三人在科研田耘禾。拔草……

【忆与议】

此处“三类苗”一说，可以从1970-5-25日记得到一些解读——“我队有三类苗（即栽下至今未返青）360亩。”那年云庄村有360亩插秧以后半个月以上不见返青的“三类苗”，这在当年种植的一千四五百亩早稻中占到四分之一。不过记不清返青与施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了。

这年四月份刮了一阵短暂的“科技小组”风，十多天之后“人去楼空”（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等文），到了春插的时候，只是在一块田里有过半天插秧活动，此后的活动仍然是一头雾水，从无小组活动，只是偶尔通知我去劳动。五月份的第一次耘禾没啥动静，进入六月份，忽然又开始活动了。而此时的我面对如此这般的“试验”活动，已经愈来愈失去兴趣了。

1970 .6. 2 星期二 阴转雨

早工是在东边耘禾。上午去新街上买米。···下午，周、胡和我三人在试验田耘禾。试验田今天竖了牌子，上写“五七试验田（科研田）、品种：铁骨矮、广矮，规格：5×7，产量：早禾700，晚禾400，面积1亩7分2厘。负责人：胡、桂”。上坵1.06亩，下坵0.66亩。

昨晚干部会议上说，毛主席前些时候在江西。程政委说，今年江西全部采用矮杆，是一种“冒险”，背水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死打硬拼，一定要把粮食产量打上去。专区王主任说，哪里没粮，饿死活该！另外落实了我队杂粮种植。

【忆与议】

好像是要让“科技小组”起死回生，找了两块田，命名为“五七试验田”，就算是科研了！而4月初“科技小组”最初活动时设定的十多块田，在此刻已经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段日记特地记下一笔，干部们在会上被告知，伟大领袖前些时候在江西。伟人到过了、来过了，这在那个造神时代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至于具体有些什么活动则是极度机密。近日在网上查询有关资料，1969年底到1970年春天，伟人确实不在北京。

新华网江西频道首页>>新闻中心>>史海回眸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10-12/09/content_21589574.htm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

昆明党史网首页→党史博览→重要会议→“文化大革命”时期http://kmds.km.gov.cn/dsbl/zyhy/whdgmsq/271538164665FJ5605HKHHFK8DBFJ5605HKHHFK8DB.shtml中央政治局、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3月8-20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http://kmds.km.gov.cn/dsbl/zyhy/whdgmsq/271538301952I78E4IEA5C3A43BI78E4IEA5C3A43B.shtml中央政治局会议(1970年4月12日) 1970年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达给中央政治局。

上述不完全的资料显示出，从1969年底，伟人就一直武汉、长沙等地，其中确认1970-3-8在武汉，4-11在长沙，4-12回到北京。所以，6月初江西基层干部被告知“前些时候”伟人在江西，不会是瞎说。而上述资料都是围绕着当时设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林在九大以后出现重大裂痕，直至1971-9-13事件。所以，看不出1970年那几个月里伟人在江西有些什么活动。

至于江西的程政委（即当时江西的“第一把手”程世清）提出“冒险”全面实行水稻矮杆化（属于他提出的“一化带七化”中“七化”之一，参见《1970日记选（23）都是一堂堂“再教育”课》），“背水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死打硬拼，一定要把粮食产量打上去”这样的口吻确实体现了将军作风。固然也有“科研”之名，但还是热衷于“冒险”，“死打硬拼”，其后果可想而知。而专区王主任的“哪里没粮，饿死活该”则实在令人惊诧万分。在极端化的年代，就是如此极端化地理解和发挥上级领导的意图。时过境迁，回忆往事，不可思议！

当年种植杂粮不知道是谁的心血来潮之作。云庄已有1500亩水田、数千亩油茶林，偏偏还要把缺水少肥的一些撂荒地和山坡开荒种上杂粮（记得有山芋、花生、大豆等品种），仿佛人人都有使不完的体力、用不完的时间，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多面手。在这里世代耕作的稻农并无旱作经验。正巧1969年底有三户来自县城附近的“地富分子”被强制搬迁到远离县城的山里，他们在祖居地不种水稻，倒有不少旱作经验，于是，“地富分子”一跃成为杂粮“种植能手”，活跃在旱作“战线”，指挥着贫下中农……。毕竟，山地有自己的特点，不适合旱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所以仅仅忙活了一季，就偃旗息鼓了。

1970 .6.12星期五多云早工在牛门口耘禾。上午与桂两人搞试验田。这是老胡、老周昨天通知我们的。今天拔了一天稗草。草长得相当茂盛，但禾很不错。下午老胡也来参加，并撒肥。

【忆与议】

这年六月份的日记里就只有这几天提到了“试验田”，几乎每次都提到拔草。这使我想起在云庄插队的那些年里，稗草是一大祸害。它的来源是稻种混入。七零年是首次引入矮杆品种，出现稗草茂盛的现象，主要原因似应在制种单位，在上一年在制种过程中忽视了对稗草的“封杀”。

记得灭杀稗草的关键时刻在早稻第二次耘禾的时候，此时稻稗的区别十分明显，又都处于分蘖之前，所以应该在耘禾时见稗草必拔。有一年稗草特别严重，我们又是采用“持杖站立式”耘禾，所以，连续不断地拔除茂盛的稗草使大家在田里蠕动，耘禾变得“寸步难行”，实属罕见。

大吃一斤的端午节

在八十年代末动手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把“大吃一斤”列为一个专题，由于想不起“大吃一斤”的时间等具体细节，所以就搁置一边，不料一搁就是二十多年！如今翻开当年的日记，方才知道那次“大吃一斤”发生在端午节。

1970 .6. 2 星期二 阴转雨

早工是在东边耘禾。上午去新街上买米。总共32人，除去猪场1人、林场1人、食堂1人以及徐（开会）、徐（病）、潘（教书）、刘（外出）、陆、汤、董、金、沙【民工或回沪】，余20人；临时又通知班长开会，又除去刘、刘、桂，仅17人，要挑1400斤左右的米。而新街上仅有600斤米了，另外在张、程等力促下，买了60斤卷面，各人挑轻担回家。

【忆与议】

没有想到又一次出现到新街上买米的记录，在我的记忆中，来回二十多里路买米，确实有过，但似乎没有日记中反映出来的那么频繁。看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疑点”了，如果说1968年11月下乡后最初若干个月插队知青属于“商品粮”还说得过去，那么，到了1970年五六月也即插队已经一年又半的时候，仍然“买米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待下一步整理日记时密切注意。

1970 .6. 5 星期五 多云

出工一天。早上拔“一晚”秧。上、下午在榨边耘禾。

1970 .6. 6 星期六 阴转雨

又出工一天，内容同昨。今晚吃油煎糯米饼。

1970 .6. 7 星期日 阴转雨

出勤一日，内容同前、昨两天。天气很闷，下午更热。5点半开始下雨，就收了工。衣服淋湿了，回家后换了全部衣服。

晚上徐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公社检查团的意见引起了某些人的强烈反感。于是“工分挂帅”“出勤第一”“突出政治落实到工分”等等的谬论都出来了。

后来讨论明日去新街上买米。决定明天张、张、程、汤（毛）、刘、刘、郭、桂、陆九个男生去挑米。其任务是700多斤米！其余人明天（足来）芋头田。

【忆与议】

回头看这一年的日记，发现自己对班里学习、会议内容等的记载较前一年减少。所以对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也就搞不清楚了。此处“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公社检查团的意见”云云，可惜日记中没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只能估计是五月中下旬传达中央（70）26号文件（参见《1970日记选（24）从盼望到失望》）以后公社对知青工作开展了检查。其结果可能是要求插队知青多参加劳动、提高出勤率。但只有空泛的要求而没有可行的措施，引发知青不满。

1970 .6. 8 星期一 阴转有雷阵雨

今天是端午节，原准备好好休整一下，但并未如愿。

5点刚过，九个男生即出发去挑米，余则去芋头田。很快就完成了。早饭吃面，我一下吃了一斤。饭后宋提议去接他们挑米的。……在小坑？塘遇上他们。我接了张的担子。张说脚痛，挑不动了。于是我把这85斤米挑回家里，中间在大园、香山亭休息了两次。回家时，已是浑身上下湿透。马上去洗澡。

【忆与议】

回首一年前1969-6-16日记，有这样的记录——过几天就是我国人民传统的“端午节”了。老乡们正紧张地筹备着过节。我们班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度节。然而无巧不成书。今年中午队里一个小牛犊饿死了，我们仅以六角钱就买来了。（参见《农活虽轻松，知青不太平》）这说明，那两年的端午节，生产队都没有开宰吃肉！插队知青比不上当地农民还有一丁点儿剩余年货来打点端午节。1969年是凑巧吃了一头饿死的小牛犊，1970年用油煎糯米饼打了一次牙祭，又以面条“大吃一斤”来过节！

我们插队所在地云庄村有数以千亩计的油茶林，盛产茶油，所以，额定口油是每个人每个月9两！（当时上海居民每人每个月也不过四到五两食油。）所以，我们在度菜荒的日子里会有过“油炒盐”下饭。也可以把农忙期间生产队杀猪“犒劳”时难得的猪油留一部分“备荒”，遂有猪油拌饭的“奢侈”之举。端午节前夕油煎糯米饼也就顺理成章了。

云庄以水稻为单一的粮食作物，在云庄乃至新干县城更是一日三餐吃米饭，没有吃稀饭或稀粥的习惯！小麦面粉十分稀罕，知青中每逢有人外出“当街”（赶集）时，多要帮大家带些馒头油条之类回来，解解馋。那几年公社粮管所是对下放干部和知青供应一些照顾性质的卷面（冲抵稻谷口粮）。这样的卷面和下乡以前在上海吃的切面不一样。上海市区的粮店里每天供应刚刚从制面机上下来的含湿量颇高的新鲜面制品（学名：生切面，各地方言中又称水面、湿面、鲜面、活面等），并且可以一两为起秤购买。而那种卷面（学名：挂面，即以小麦粉为原料，经和面、压片、烘干、切断等工序生产而成）是大约20多厘米长、圆柱形包装、每包一斤（500克）的干制品，可以贮存很长时间。二者的口味当然以前者为佳，在县城制作的卷面就带些许酸味。即使如此，难得换一次口味，又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以“量”充“质”，大吃一斤，也就“大快朵颐”“欢度端午”了。

也是讲究“投入—产出”

1970 .6. 5 星期五 多云

出工一天。早上拔“一晚”秧。上、下午在榨边耘禾。晚上队里开大会，公布了昨晚评定的底分。此事早在今天早工时就已传开。主要有，桂、李、郭各加2厘（6.7、5.7、5,9），程加1厘（6）。

【忆与议】

下乡插队一年又半载了，知青的工分一直纠结不已，自从一年前调整知青工分以来，三十余人的工分在一年后只有稍许微幅变化。如今看来，插队知青与当地干群的这种利害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纵然有多少上级文件、领导指示，也不会有神马作用，因为知青插队本身就不是一件合乎发展规律的事情。

1970 .6.10 星期三 阴

早工是拣石头，社员叫“没脑壳”，任务是150斤。我们均未去。上、下午在拿埠口耘禾。

【忆与议】

记得1969年已经有过这样的劳动安排。“没脑壳”是方言mo lao ko的谐音，一种近乎花岗岩的石块，在某些山沟里会有，捡回来作为修筑拖拉机机耕道的路基石。但是山里哪儿有这样的石头，就绝对是插队知青的弱项。如果盲无目标地到山沟里瞎跑乱找，个把小时的早工完全可能空手而归，既谈不上完成任务，更不可能有什么工分报酬。虽然当时还没有“投入—产出”的明确理念，但在实践中已经懂得，这样的“瞎起劲”实在犯不着！面对那样规定的任务指标，插队知青的直觉是，看起来“按劳取酬”，实际上处于不一样的起跑线上，所以并不合理，干脆就不出工。

1970 .6.16 星期二 晴

早工是大家都不大乐意干的撒石灰灭虫。一个早工撒了两担，先在牛门口，后在东边门口。待收工时，满头是白灰，衣服上也沾了不少光。故早饭后即与刘到河边洗了外套。

本来右脚趾上昨天搞了一处伤口，一夜发炎，加上石灰一呛，更是疼痛，故上、下午均未出工。

晚上开始举办我大队五七大军学习班。今晚主要是宣布了学习班程序。学习班要办两天。

1970 .6.17 星期三 晴

学习班从早到晚整整一天。早上学文件。上午，支书作了报告，回顾、总结了一年半以来五七大军工作。老胡作了补充。赵传达了专区第二次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下午分班进行总结。晚上，分班进行个人斗私批修。有贫下中农QX、QG参加。中午（足来）了芋头地。傍晚施大粪于芋头地。

1970 .6.18 星期四 多云

早上，先抄了五七大军出勤统计，继续进行斗私批修。上午评“四好”“五好”。云庄村评四班为“四好集体”。五好个人，我班评了李、徐、潘、郭、陆。下午，各班订措施，进行交流。最后由支书作了学习班总结。会后，学习班共青团员、正副班长会上宣布了大队五七领导班子，有老胡、LX、JL、徐、赵及六个班政治辅导员（云庄4、7、8班分别是JS、GM、QG）。傍晚搞芋头地。后洗澡、洗衣。

【忆与议】

与1969年日记不同的是，这一年我对学习或开会的内容似乎记录得少了。所以为期两天的学习班是什么主题，无从得知。从日记里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估计是结合学习5月份传达的（70）26号中央文件，传达专区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而抄写公布“五七大军出勤统计”，则说明重点可能在于抓五七大军的劳动出勤。其实就出勤抓出勤，并没有抓到根本的点子上。

1970 .6.25 星期四 阴转阵雨

一早起来，就感到浑身没劲。早工又是捡石头。每个工分40斤（45斤），没有去。上、下午到船仔背那儿耘禾，也没去。据徐说，日后将开始搞副业。另，支书说我班对有指标、任务的活出工最少。

【忆与议】

看来当时捡石头的进展并不理想，把硬性指标（早工完成150斤）改成了按劳计酬（40斤折合1个工分）。至于传说支书批评我们知青班不愿意干有指标任务的活。不知道原话如何，可能以讹传讹，也可能对知青缺乏了解。其实，插队一年半的知青最不愿意的是处于不平等地位。那年以至于以后的几年，即使是春插、双抢这样的农忙季节，由于是按劳计酬，知青有希望实现多劳多得、同工同酬，所以也会拼命干一番。看上去是“挑肥拣瘦”，实际上是反映了对合理报酬的向往与渴望。这也就足以说明插队知青出勤情况不理想的基本原因。

1970 .6.27 星期六 阴有雨

昨晚队里开有关生产的群众大会。今后利用早工和午间、傍晚业余时间搞副业，砍柴和割茅草。柴是100斤1.5分（10分700斤），草是100斤4分。不准利用出工时间。

1970 .6.30 星期二 晴

今天一天是割路基，100斤4分。男生除陆一人外，均未出工。

今天是6月30日，本月出勤22.8天。是否还可高些呢？这对我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上午为食堂挑水三担感觉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吃力。且左腰部时而感到不适。

晚上，在食堂收听了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10点半睡觉。

【忆与议】

这一年有一个“新举措”，把大家的业余时间也要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副业，最常见的就是砍柴，为集镇居民提供燃料。而割茅草则很少见。山上的茅草有许多品种，主要是“路基”。

“路基”是当地方言lu ji的谐音，意指长在山坡上的蕨类植物，属于比较低级的一门植物，在网络上有许多介绍。在我记忆里，它只用于铺垫猪圈、牛栏，继而作为农家肥。前些年在上海的花卉市场上看见过“路基”的身影，正好与在新干云庄打过交道的一个模样，市场上把它叫做“野鸡毛山草”。如果要完成100斤，工作量不是一点点，需要懂得“路基”在山坡上生长的规律，熟悉附近山坡上“路基”分布的情况，还有在称重方面的“诀窍”——挑选在背阴的山坡，割下饱含露水的“路基”，就可以在重量上占不少便宜。如果几个因素都不掌握，那只能在山坡上攀上爬下，而割不到几斤，所以这活儿被知青归入“拣瘦”之列。

随着插队知青对生产生活的了解逐步深化，自然也就愈来愈“实在、实惠”。纵然又有政治上新发布的重要社论出来，也无昔日那种浓厚兴趣，而是愈来愈淡漠。

还是要统一思想

1970 .6. 3 星期三 晴

今天出工一天。早工在东边。上午二、三组帮一组在龙潭里，下午在榨边。

中午收到了父亲5.28来信，说买些笋干。恰早饭后林业队来卖水笋干，1元钱一斤，不大好，没有买。看来只可买小的了。

昨晚因检查知青工作，队里没有学习，补在今天中午进行。约二十分钟。读了新党章。

【忆与议】

恰好几天前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70-5-24，“这几天好些同学在设法买笋干。……大队规定不准进行笋干买卖。”（见《1970日记选（23）都是一堂堂“再教育”课》）转眼间又有“林业队来卖水笋干”的记录。似乎前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当年农村中不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小买卖，所有经营活动都要在集体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后来就有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援引老话的说法，就是地道十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自从1969冬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提出“一化带七化”的口号以来，从上到下想办法铆足劲响应号召见诸行动。为了体现“一化（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作用”，形式主义到了极点，那一年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因大队干部不在而暂停的学习，非要补足。然而，啼笑皆非的是，让参加学习的男女老少一律学习党章！如此这般的“思想革命化”真可以算得上登峰造极了，准备让人人都成为“先锋队一员”？可能吗？！

1970 .6.13 星期六 多云到晴

5点3刻启程去麦斜开会。上午是斗争拿埠大队现行反革命分子XJY（下放干部）和池岸大队三个打人凶手。下午传达专区积代会精神。会议到近5点方才结束。除一些中途滑脚溜回家的人以外，刘、郭、屠和我四人是首批回到云庄的（近8点）。宋因扒车不成，右足跌伤。

【忆与议】

无止境的斗斗斗，往返六十里参加斗争大会，不可能要求当地农民如此来回跋涉，只有知青最“合适”，既符合对知识青年进行杀鸡儆猴式的“再教育”，又可以满足造声势的需要。

1970 .6.14 星期日 晴

昨晚，听费对刘说，最近将要进行大队领导整顿，和抓五七大军内部阶级斗争。同时对各人组织鉴定，每人还要自我鉴定。

【忆与议】

不过此后日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仅见到对下放干部的鉴定，见6-21的日记。

1970 .6.21 星期日 阴有小雨

耘禾一日，同昨前两日一样。午饭后即与刘到后面山上砍柴65斤。三日来共斫柴165斤。午饭后挑水3担。今传昨晚贫下中农对下放干部作鉴定。上海青年仅徐一人参加。

【忆与议】

再往后也确实有下放干部离开山村另行安排了工作。对于插队知青似乎不一样，并没有类似的人人鉴定。虽然这一年的九十月份云庄有两个知青幸运地首批上调进厂，但只是“个案处理”式的单人鉴定，以后许多年里知青自谋出路离开农村也都是如此。

1970 .6.20 星期六 阴

全天耘禾，同昨。中间又砍柴50斤。上、下午耘禾时，大部分时间与GD、SM在一起，与之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其中又以下午更为精彩，受益更多。我们觉得这一类人具有两重性。他们有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但又有富裕农民的落后性。后者又分为两层，首先是其家庭地位的影响、烙印；其次是多次失败后的灰心、不满。我们应当警惕后者的影响，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忆与议】

很遗憾，与两位高中生的交流未能有胆量记录下来。云庄村在文革以前就有好几个高中生，当然“家庭成份”比较“高”，上中农，虽然还不是“阶级敌人”，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没有胆量与他们有深入的交谈，避而远之，就是偶尔有过一次交流，还不能忘记进行“阶级分析”。实际上，“立场”“方向”到底是什么，根本就说不上来，只不过鹦鹉学舌罢了。

时值耘禾季节，农活相对轻松，插队知青也“入乡随俗”“公私兼顾”地利用集体劳动的间隙上山砍柴，这是知青集体“大食堂”义不容辞的任务，必须完成。在日记中留有数字记载，提醒自己尽早完成义务。

1970 .6.25 星期四 阴转阵雨

晚上班里开会，讨论开展整风和小评论。无多大收获。

1970 .6.26 星期五 阴雨

一日大雨，间歇不止。早工是捡石头。我们都十分好睡，无一出勤。上、下午没有开工。早饭后续写信，后补衣服。下午补了整整半天的衣服。小评论即将创刊，由张、刘等负责。今天张出面四出征稿。刘写了一篇。

1970 .6.28 星期日 多云（阴）

下午，陆与张搞小评论，并正式出刊了。有张执笔的“创刊词”以及徐、汤、刘、李等六个女生和陆的五篇“小评论”。

【忆与议】

在这年五月中旬，知青集体中就有出刊小评论的打算（见《1970日记选（21）潮起又潮落的转折》）。一个多月后终于问世。“大食堂”里的政治气氛似乎高涨起来。不久之后，又配合“双抢”，以诸人“决心书”作为第二期，实际上已不成其为“评论”。随着“双抢”大忙的开始与结束，“小评论”也悄然收场。若无日记，此等潮起潮落早已没有了记忆。而今只记得在那文革十年中确有鼓噪一时的“小评论热”，以此名称表明是“来自革命群众的声音”，并与官方报刊的正式社论或评论相呼应，从而体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值得回味的星星点点

这一年六月份的日记里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内容，看上去似乎缺乏明显的聚焦，但还是值得思考思索。

1970 .6. 4 星期四 阴有雨

上面又发下一笔补助费，平均每人15元。某些人提出要提取买农具。这本来是早应解决，并在各班安置费中解决的。

【忆与议】

此处是由于“又发下一笔补助费”中的“又”字，引起我的注意，隐约之间记得六九年日记中似乎也有过类似“补助费”的记录，所以值得“上下求索”，到底对插队知青有过多少此类“补助”？

这一年的此刻已经是下乡一年半了，插队知青赖以生活的农具仍然没有解决！仅仅几天前传达的70（26）文件中就有“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参见《1970日记选（24）从盼望到失望》）随之而来的“检查工作”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1970 .6. 6 星期六 阴转雨

陆、汤今天中午回来。他们修路工程（南昌——井冈山公路）暂时停止，以后是否再去，另行通知。

【忆与议】

看来那几年征用民工的事情不少，插队知青是与农民待遇相当了？

1970 .6. 9 星期二 阴有小雨

晚上听新闻广播，至11点半左右方才入睡。注意的是我乒乓球队出国，而广播中杂音很多，听不清。

【忆与议】

当年乍一听到广播里说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甚是惊喜。因为从小刚刚识字看报就知道了中国乒乓球威震天下，如果说1959年3月容国团在联邦德国首夺世界冠军时我还只有一年级，对此还有点迷迷糊糊；那么到1961年4月在北京夺得男团冠军、庄则栋邱钟惠双双荣获单打冠军以后，我就成为亿万乒乓“粉丝”之一，一直关注着这个激动人心的热点。之所以近乎狂热，是因为事实上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了把体育与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做法（现在从网络上很容易找到相关的资料，参见本文附录），使得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对乒乓球队的动向十分关注，在偏僻山沟里得知自1966-6文革开始以来已经“偃旗息鼓”四年之久的乒乓球队居然“复活”了！所以欣然写入了日记。

时隔四十多年重读日记，我很快产生疑问，这项记录就是“乒乓外交”的开始吗？因为我一直记得世乒赛是逢单的年份进行的（2003年以后才改变了赛制），所以，被誉为“乒乓外交”的发端——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不可能在逢双年份1970年发生的，那么，我在1970-6日记里注意到的的乒乓球队出国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互动百科>>百科词条《1970年6月4日》有这样的内容——

http://www.hudong.com/wiki/1970%E5%B9%B46%E6%9C%884%E6%97%A51970年6月4日，对国家体委军管会和外交部关于中国乒乓球队访尼泊尔有关事项的请示批示：“拟同意。”“这是自从一九六六年秋参加柬埔寨金边开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后第一次出国的乒乓球队，需要给予鼓励。建议今晚十时到西郊体育馆观看他们出国表演赛。”这个信息中提到了中国乒乓球队在1970-6访问尼泊尔，实在有点出乎意料。继续在网上搜索，在“上海政协网”有《乒乓外交的来龙去脉》一文，其中这么说——

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node4864/userobject1ai35118.html1970年，尼泊尔国王要举行一个典礼，就想到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尼泊尔国王是一个乒乓迷，但尼泊尔的乒乓球水平比较低。于是，中国少数几个运动员到尼泊尔去表演了一次。

至此得知，1970-6乒乓球队在文革开始后首次出国了，但还不是乒乓外交的正式开端。

1970 .6.11 星期四 多云

晚上队里开大会，主要是增产节约和发扬协作精神支援四队。

【忆与议】

看到生产队开会提出“增产节约”这样的口号，有点将信将疑，直觉是，不像基层生产队的“战略部署”。估计又是来自上级的指示。恰巧为查询前述乒乓球队出国一事而打开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还没有关闭，突然跃入眼中以下字眼“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其中的注释解开了我的谜团。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稿〔１〕的批语（一九七○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１〕　中共中央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出的这个指示中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１．努力增加生产；２．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３．大搞综合利用；４．提高劳动生产率；５．大力降低消耗定额；６．提高运输效率；７．提高产品质量；８．改善经营管理；９．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指示说，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

看来，生产队里开大会也确实是执行中央指示，把“同样适用于农业……战线”的9条要求传达下来了，然而这样的“同样适用于”也只能是传达而已，不具备可操作性。

1970 .6.19 星期五 多云

晚上队里开会。连长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纪念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八周年。段主任今天作了一番精彩的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讲话。10:30睡觉。

【忆与议】

对“民兵工作三落实”早已淡忘淡漠了。现从网上查得，“长江日报”数字报纸有这样的信息——

http://cjmp.cnhan.com/cjrb/html/2008-06/18/content_366096.htm1962年6月上旬，毛泽东同志视察武汉。18日，在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汇报工作谈及民兵情况时，提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提出的雏形。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同志和广州军区领导谈话时明确提出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著名题词。

1970 .6.29 星期一 多云（晴）

晚上9点半队里分组评五好，三组仅18人参加，草草讲了几句就结束了。

【忆与议】

尽管白天辛勤劳作，晚上评比“五好社员”之类的“政治活动”仿佛就是那个时候的“夜生活”。然而不得人心，参与者寥寥无几。

附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5%B4%E5%8A%9B%E9%87%8F%E8%BF%90%E5%8A%A8%E4%BC%9A新兴力量运动会（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简称GANEFO），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倡导下举行的世界性运动会，举行一届后即告夭折。

背景1962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洲运动会，以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中华民国代表团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比赛，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以色列参赛，导致国际奥委会宣布不承认该届亚运会。次年2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不定期地禁止印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此情况下，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自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希望能够创建一个国际奥委会之外的独立体育运动。

该倡议立即得到了已经退出国际奥委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欢迎。1962年11月，印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于次年11月在印尼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筹备1963年4月，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会议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十国代表，以及锡兰和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出席筹备会议。在筹备会议上，苏联代表提出将国际奥委会的宗旨写入新兴力量运动会章程，以表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该提议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的反对，最后经过妥协，各国一致同意以奥林匹克理想同万隆会议精神并列，作为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宗旨，并决定新兴力量运动会四年举行一次。

举办1963年11月10日，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代表团，共有2404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曲棍球、游泳、水球、跳水、举重、体操、射击、射箭、拳击、自行车、击剑、柔道、摔跤和帆船共20个大项的比赛。尽遣精英出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独得60余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一。苏联虽然派队参赛，但迫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仅派出不具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员。11月20日，运动会闭幕，在此次运动会上共打破了5项世界纪录。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决定第二届运动会将于1967年举行，首选地点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开罗，备选地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

夭折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招致了国际奥委会及其下属单项组织的反对，认为其将政治和体育相联系，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之后，国际奥委会立即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取消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一些单项组织也对参赛国进行了处罚。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出面举行了一些单项新兴力量运动会，比如举重、游泳，以安抚参赛各国，并协助柬埔寨于1966年11月在金边举行了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亚运会。

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其建设体育场馆，否则将放弃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由于其要求金额较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最后决定由北京接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北京为此紧急开工修建一批体育设施，著名的有北京首都体育馆等。但是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敌视态度，退出了新兴力量运动会。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局势陷入混乱，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事从此不了了之。随着印尼和中国的退出，新兴力量运动会也随之宣告夭折。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