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布衣
作者：逍遥
|
|
|
|
| |
|
|
| |||
|
|
| |||
|
【纪实】：布衣
作者：逍遥
|
|
| ||
|
| ||||
|
| ||||
|
【纪实】： 布衣 老百姓的要求其实极为简单，吃饱穿暖后喝杯清茶，与身份相等、谈得来的朋友品口小酒儿、扯会儿闲篇；追求精神生活的，手里有本书看，耳中能听听音乐…… 然而，就是这样平淡如清茶的生活也不是人人有福享受。 南佑梁曾是我在医院工作的同事，属于“改正右派”，经历过整整20年的劳动改造。 不少亲戚朋友家都有“改正右派”，我和这类人多少有过接触。他们一般经历过21年的劳动改造，一旦回到现实生活，其中的大多数似乎已完全丧失个性，甚至比正常人更熟悉当年的革命语境。总觉得他们生活在“别处”，而不是当今的地球村。有的也曾身居高位，听他们发表言论，我内心常常充满悲悯。难道谎话重复多遍就变为真理，甚至成为洗脑的万能剂，竟要失去个体最宝贵的灵魂？ 佑梁与我接触过的那些人大为不同。他性格仍旧张扬，想笑则笑，要骂便骂。他实实在在是一介布衣。退休前的最高职务只做到技术员，属于医院的最低技术职称。尽管他在技术上出类拔萃，却因自己不曾主动争取，别人也就忘了起码该给他个中级职称。 1980至90年代，我在向阳医院工作。该院新成立了医疗器械科，我因为还算能干，遂被科长指名要到库房做会计。科室共十来个人，均来自不同岗位。因为要修理X光机等放射仪器，便把善于修理这类器械的南佑梁从放射科调了过来。 那会儿，李科长还把我算作他的心腹。 一到新科室，他就小声对我谈起南佑梁：那可是全院著名的刺儿头，一碰就蹿儿，但技术特别好，还得用他。 我这人说话一向直来直去，容易得罪人却又最不会吵架。所以，一旦得罪了不讲理的主儿，人家打上门来往往显得特别窝囊。工作以来，我已被刺儿头修理过若干回了。听说南某人是个刺儿头，我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咱惹不起躲得起，小心为上吧！ 正想着，门开了，进来一个须发全白的细高个儿，李科长，我来向你报到啦！来得不晚吧？声音异常洪亮，中气十足。 我偷偷打量他，人特别瘦，唇上留着小胡子，脸膛儿红红的，配着一头银发，显得颇有风度，像位老教授。 李科长给我们做着介绍，这是老南，从放射科来。这是小易，和我一起从库房来的。 哦，易桑，幸会，幸会！他竟满面笑容，半开玩笑地用日语称我为易先生。 从此，这成为他对我的固定称呼。因为觉得他年纪比我大了许多，我不好意思叫他老南，于是学小年轻，称他为南师傅。其实，那年他只有46岁，只比我大一轮，顶多算壮年人。 那天正好是星期三，按医院雷打不动的惯例，下午政治学习。那时的学习早已沦为走过场，不过是读报纸外加发呆而已。一屋子认识不认识的聚在一处，不免有些拘谨，那天还真像模像样念起报来，似乎大家都在认真学习。 两个人念了两段，第三个正要接着往下读，南师傅突然大声打了个哈欠，然后说，你们累不累、困不困啊？我可是累了、困了。说完，他又夸张地打了第二个哈欠，伸了个懒腰，在这儿浪费时间，还不如去干活！你们说呢？“浪费时间”四个字他咬文嚼字，强调得特别清楚。 屋子里一多半是20出头的小年轻，包括我，只有四、五个老人儿。年轻人坐不住，早听烦了，只是迫于没资格说话，在那儿强忍着。经南师傅这一闹，像憋足了气的球被捅了个大窟窿，大家伙儿同时笑起来，笑得很有些肆无忌惮。 对这种走过场的学习我也腻歪透了，南师傅正好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忍不住说，就是，老老实实干活儿多好！ 李科长一直没能入党，那时还在积极争取，风闻是由于过去的作风问题成为了追求进步的阻力。他是个老油子，知道自己没资格组织政治学习，只轻飘飘说了四个字，老南，你啊……就不往下说了。 党支部书记刚30岁，是个新来的转业军人，看到众人被南师傅搅得打哈哈，脸红红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收场。 正在这时，修理组的纪师傅接了个电话，对南师傅说，放射科的X光机又出了点儿故障，让你去修呢。 南师傅一拍巴掌站起来说，嘿，想活儿活儿还真来了！咱们走，小李，小胖！ 新书记姓李，南师傅和善地望着他，语调中充满热情，使小李根本生不起气来。 一场严肃的学习就这么让他热热闹闹地搅了局，大家伙儿还没脾气。这人挺有意思的，一上来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逐渐发现，南师傅不但爱说话，嘴上也从没把门儿的。有时大家议论起党风和干部，他就截住人家的话头说，嗨，这问题我研究多年了，总结出党的干部分为两派。一派叫官儿派，他们的一切目的就是为往上爬；另一派该叫牛派，就知道低头拉车，吭吭哧哧死干。至于有楞有角儿的，准呆不长，没好果子吃…… 甭说，还真有几分道理。听得我不住点头，直夸南师傅善于总结。 谁都有个三亲六故，在医院工作的，唯一能帮的忙就是给找个好大夫瞧病。南师傅在这方面显得格外热情。熟不熟的，只要找到他，他一律诚恳接待，到处张罗；若是看病的找的是别人，那人如果不在，他也会主动走过去搭讪，积极帮忙给人家挂号、找大夫。 像我这样整天对着账本儿，又不善于联络的，已到医院好几年了，还没能认识下几位好大夫。因此，只要有人提出找我看病，人还没来呢，我就开始犯愁了。可谁都明白，有什么别有病，谁家有病人谁着急，都想找个好大夫给瞧。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也特别想帮这个忙，只是苦于人力资源上太差劲儿，只好厚着脸皮求神通广大的李科长。好在他欠我的情，他儿子和外甥女要考大学时，当老师的啸傲曾无偿给他们补过半年课。正因如此，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但每回求完他，他都会没完没了给自己评功摆好，让我觉得自己欠了他一屁股债，永远还不清。 那天，又有人来找我看病了，还是从外地来的。偏不巧，李科长有事出去了。我急得团团转，正准备去会计室找我的好朋友帮忙，迎头便碰见了南师傅。 易桑，慌里慌张干什么去啊？ 嗨，有人找我看骨科，我又跟贾大夫说不上话，正转悠呢，想去找王姐帮忙。 说不上话找我啊！我跟贾大夫特别熟。当年我们还算难友呢，一块儿荣幸地被划过右派。走吧！南师傅嘻嘻哈哈的，非常热情地拉我们跟他一起往门诊走。 南师傅，您可帮了我大忙了，太谢谢啦！我边走边说好听的。 谢什么！只要我能帮上的，以后尽管找我。他回答得很干脆。 那一瞬，我对热心肠的南师傅充满感激。 当时，医院刚进了台大型造影仪，日本进口的，共花去国家40万美金，算医院的一桩大事。李科长为此一直咧着嘴乐，和院长等去了趟日本，又天天请日本专家讲课、吃宴会，围着日本人转个不停，仿佛自己往后吃饭都该改米西米西了。机器大致立在了那儿，细部根本没安装好，也没教给怎么用，人家日本人撂下图纸走人了。这也是国际惯例，偌大的医院，都有几个工程师、技师之类的，在国外已培训完毕，还能不会简单的安装和使用？可出国培训过的院长、大夫只懂得看病，李科长就知道办批文、买器械。大家一看天书似的图纸，就只有大眼儿瞪小眼儿的份儿了。电路图密密麻麻好几十张，别说看不懂，晃一眼都晕菜。可40万美金的机器，当摆设也太过奢侈。没辙了，只好去求南师傅。他虽没沾过日本人的边儿，但电工、修理工都当过，人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对着这些线路图，他该能琢磨出个道道儿吧？ 南师傅从没碰过这类庞然大物，可他好奇心胜，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想摆弄。拿过那摞图纸，这次他竟一句牢骚都没发，只拍了拍图纸说，我就不信，小日本儿能弄的咱就搞不机密！行，撂着我看看！ 差不多有十天，他手里夹根香烟，缩在属于他的小隔断里，在图纸旁不住写写画画。大约是第十一天吧，他走出来说，行了，研究得差不多了，去试机器吧！于是带着两个徒弟直奔放射科。 在放射科又摆弄了十几天，造影仪终于能正常运转了。后来，只要机器不能正常运作，就来找南师傅，这成了他的专利。不久，又有几家医院陆续买了这个牌子的造影仪，都来我们医院取经。来了必到器械科，先找李科长，后让南师傅具体讲解、示范。南师傅不保守，总是和盘托出，讲得生动、具体，操作性极强。 手下能干，李科长也脸上有光。尽管南师傅不怎么买他的账，他也睁一眼闭一眼。两人相安无事，倒也井水不犯河水。 但我到底见识了南师傅刺儿头的一面。 那是个下午，我到放射科找他。修完机器没事儿，他正坐那儿和大夫、技术员们侃大山。见我来了，他笑着说，别忙着回去，坐着歇会儿！ 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干活儿。 活儿干不干都是你的，跑不了！着什么急啊？ 活儿到了您头上，您不也是个急性子吗！ 正说着，一个叫小蓝的技师神色慌张地从外面进来，附在他耳旁说，季左兰在外头，她是来找我看病的。你可千万给我个面子，别让我下不来台！ 南师傅脸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沉着脸说，放心吧，我给你这个面子。 过了不大工夫，南师傅和我一起往外走，准备回器械科。在走廊里，他突然站住不动弹了，眼睛死盯住一个胖胖的老妇人。那妇人想是被他看毛了，对身边的小蓝说，这是谁啊，我认识的？ 小蓝还未答话，南师傅大声说，你不认识我了？可你烧了灰我也认识你，你是季左兰！我就是有幸被你划为右派分子的南佑梁！南师傅的脸血红，血管鼓胀着。 叫季左兰的妇人脸色蓦地变为灰白，张着嘴戳在当地。南师傅头也不回，从她身边大踏步走了过去。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小蓝来到器械科，一拍他的肩膀说，老南，你可吓死我了，当时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真怕你跟她打起来！ 放心吧，小蓝，冲你的面子，不会！南师傅脸上没了往日的笑模样，可说话的声调已很平静。 小蓝走后，我小声问他，南师傅，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听说您划成右派跟小胖他爸有关系，可您收他当了徒弟，对他那么好，怎么今天对姓季的挺横？ 老一辈儿的事儿不能记在孩子身上，对吧？ 我点点头。 他继续说，当初的事儿说来话长了，你要愿意听，我慢慢讲。 于是，他断断续续大致给我讲述了他被划成右派的前因后果以及他的家庭……
南佑梁是山东人，出生在如诗如画的烟台，商人出身。他是独生子，小时候家里的买卖开着不少分号，乡下也有田产。老家儿有钱，当然就把他娇惯得不行了。所以，除继承了山东人性格豪爽的特点外，他还较比张扬，想说啥说啥，想干嘛干嘛。 1945年，他小学还没毕业，烟台城解放了。解放那天，烟台市同一天变换过三种大旗。早晨，政府的旗杆上还插着日本膏药旗；到正午之前，国民党来受降，更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下午之后，解放军又打进来，旗杆上飘扬的立马改为红旗了。那时还没有五星红旗，没来得及设计呢。不知这一日变换三旗该不该算全国之最的新闻，能否进吉尼斯记录？但那是史学家研究的事情，与他这布衣无涉。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早晨。当他走出打开的大门，竟看见一排排解放军躺在大街上睡觉，一点没打扰老百姓。接着，他拿着钱去摊儿上买包子，有几个年纪很轻的小战士也来了，掏出跟他不一样的钱，想买几个包子尝尝。 小贩把他们的票子拿过来仔细看了看说，对不住，小老总们，俺们不认识这票子，不能用！ 他们咽了咽唾沫，一句不满的话都没说，竟老老实实掉头离去。 这些表现与报上所载共产共妻的土匪没一丝一毫相同之处啊！从此，他便对解放军、共产党的印象变得格外好起来，认为他们秋毫无犯，确实是一支人民军队。 连年战乱使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差，乡下又开始了土改，听说有的亲戚已被扫地出门。大人嘛到底心眼儿多，知道在老家雇着长工，划成分肯定算地主，准没好果子等着。父母赶紧收拾好能带走的一些细软，领着他逃到当时的北平。总不能坐吃山空吧，父亲就在当地开了家粮店，惨淡经营，维持生计。佑梁再不能当大少爷了，但仍继续学业。 上到高一，北平城和平解放了。解放了的新北京不断号召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感召，更因为45年那两桩事的影响，他对革命迫切向往，便毅然抛下书包与课桌，参加了革命工作。 他从小脑子好使，功课在班上年年第一。父母觉得太可惜了，曾竭力劝阻他，让他务必上完大学再去工作。可头脑发热的他哪里听得进去，他的个性历来是我行我素，更何况还怕耽误了解放后的第一列革命班车呢！ 革命事业急需医务人员，佑梁遂被送往培训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放射知识，便分到向阳医院，到放射科当了一名技术员。按一般常识，技术员起码要中专毕业，但既然革命急需人才，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好在医务工作主要靠临床经验，摸着石子儿过河，边干边学，他因为脑子好使，只过了大约半年，已能独立操作，不久即成为业务骨干。 年轻气盛，心中不由暗自得意，怎么样，我一个没毕业的高中生也不比任何人差！这一得意忘形，也就不再夹着尾巴做人了。他这人嘴比心快，说话当然也就不知深浅。 1953年，逐步开始了公私合营。资本家敲锣打鼓，仿佛欢欣鼓舞般拱手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人民政府。一般企业是国家注入大部分资金，资本家享受一定的股息和固定工资。而佑梁的父亲开的是粮店，当时的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情况特殊，所以粮店被全盘接收，只给他父亲开很低的工资。父亲想不通，私下里对他发过牢骚。那时他已加入共青团，就在支部的交心会上把父亲的思想抖搂出来。事后，小胖他爸，也就是当时的团委书记特意找他谈话，旁敲侧击地批评了他一通，最后做总结性发言，南佑梁同志，你是共青团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可要站稳立场啊！ 他脑子里轰地一响便炸了窝，我立场怎么了？我又没和父亲站在同一立场！谁到你这儿嚼舌头胡说八道的？靠拢组织，积极汇报思想怎么是胡说八道？小胖他爸听了这话眉头拧成了麻花，腾地站了起来。 两个人最终不欢而散。为此，他给小胖的爸留下了很坏的印象。除了死档案，干部们最讲活印象了。 大约一年多后的春天，他被派去参加医疗队，到北京郊区，支援水库工地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他早已忘记与团支部及团委书记的不愉快，心里热乎乎的，迅速投入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行列。 使他心动血热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同来的一位女医生。那其实只是个小姑娘，刚20岁，个子不高，长得白净文气，戴一副小眼镜，见人就露出两个小酒窝。只跟她对了一次眼光，他就被她透过镜片特别温柔的眼神彻底打动。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 佑梁是个大方人，立即主动进攻，走过去与她答话，我是向阳（医院）的，姓南名佑梁，你呢？ 对方有些腼腆地低下头，我叫金灿，一传（第一传染病院）的。 两人就算正式认识了。从此，他加紧了攻势，对比自己小一岁的金灿特别关照。 金灿胆子小，夜里去出诊不免有些发憷，佑梁就出动提出和她一道去。金灿医士专科毕业，属于大专，文化程度比他高。可他读的书明显比金灿多。要上高中的那年暑假，他钻进北平图书馆，差不多整整泡了两个月，一本接一本地疯狂读书。他应该属于杂家，什么书都愿意翻一翻，甚至枯燥无味的《中国文学大纲》都读过一半。在黑漆漆的田间小道上，迎着春天的晚风，金灿听着他从皇帝的头侃到女人的脚，觉得他比自己接触的医生们知识渊博多了。那些医生就知道陷在自己的专业里，对窗前窗外的事一概视而不见。她不由暗暗佩服起这个年纪不大的男人来。田埂小道不怎么平，偶尔金灿会被绊个趔趄。立刻便有一只大手过来扶住她的胳臂或手。那只大手即便隔着衣服也让人感觉暖暖的，使她心跳加速…… 半年之后，他们各奔东西，回到自己所在的医院。一星期后，金灿收到了来自向阳医院的一封信，是佑梁写给她的。信写的含蓄，没直接表达思念之情，但在信的末尾附了一首秦观（北宋词人）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金灿被深深打动了。她把信放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一连几天，下班回家不忙吃喝，先把信拿出来读一遍。这事她暂且还没敢告诉母亲。可做母亲的到底心细，很快发现了女儿有点儿不对劲儿，就问她，这是谁的信啊，读了一遍又一遍，比吃饭睡觉还重要？ 金灿的脸像被火点着了，赶紧把信塞到枕头下面。 灿儿，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金灿微微点了点头，还是不说话。 干什么的？ 母女贴心，俗话说女儿是妈的贴身小棉袄。何况金灿的父亲早已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她从来有事儿就和母亲商量，而这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母亲既然盘问，她就把南佑梁对自己有意思的情况说了出来。母亲开始有些犹豫，觉得对方比女儿文化程度低。仔细一想，他是独生子，又没什么负担。自己的丈夫如果活着，该算个资本家，这姓南的与自己的家庭也算门当户对。她历来认为这条最重要了，要不然怎么能说到一块儿、过到一起？那就和他处处看吧，母亲发话了。 看到母亲点头，金灿的一颗心乐得飞上了天。她很快给佑梁回了信，约他出来看电影。那会儿的人谈恋爱主要活动就是看电影。不记得看过什么电影，也不记得电影的内容，只记得两个人挨得很近，彼此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也就由衷地幸福着。 看过几场电影之后，金灿终于把他领来拜见母亲了。佑梁和母亲坐着聊天，闲话中得知金灿的兄弟们都在外地工作，家里有力气活儿常得求人。 他立即痛快地说，伯母，以后有什么活儿千万记着叫我。看，我有的是力气！那时的他身体好，伸出的胳膊上满是腱子肉。 母亲满意地笑了。小伙子嘴甜、活泼，又有男人味儿，处处透着机灵。看来，两人第一面就有缘，她认可了这个未来的女婿。 佑梁也带着金灿去见过自己的父母。一眼看去这姑娘就是个老实孩子，未来的贤妻良母。父母嘴上乐开了花，不住点头。 谈了大概一年恋爱，在佑梁22岁、金灿21岁时他们结婚了。那时还不讲晚婚晚育，这种岁数结婚也很稀松平常。佑梁家是自己的房产，虽不怎么好，也够住的。于是，平常的小夫妻过起了平常日子。上班下班，操持家务，伺候老人。一年后有了个可爱的女儿。家务活佑梁帮着干，好吃好用先尽父母、金灿和孩子，丈母娘家也跑得挺勤。他是爱说笑的人，因为有了他，气氛总是热热闹闹。他该算个平常人家的好丈夫，金灿很知足。 人无完人，他的缺点就是脾气暴。父母惯着他，金灿让着他，家里人不会认真计较，鞭炮一响也就过去了。坏就坏在他忍不住，在外头也是点火就蹿儿。一次，鞭炮甚至燃到有权有势的季佐兰眼前。那时，医院里尚无人事处，管人事的单位叫人事室，室负责人就是这个季左兰，家住紧靠医院的家属宿舍。她儿子大概十几岁，经常出没于医院，是个无法无天的调皮鬼。这小子有一业余爱好，专门扎医院职工的自行车带。因他妈掌控着全院的人事大权，父亲又是卫生局的领导，众人便只在背后骂街，当着季室长的面什么都不敢说。 有一天，佑梁下班回家，一推自行车发现带是瘪的。 看车的走过来悄悄对他说，是季左兰的小子给你扎的，我亲眼看见…… 看见你怎么不管哪？ 嗨，我可没长管的脑袋！ 怎么着，这长大了还不成高衙内啦？你们不管我管！ 忍了吧，小南，好汉不吃眼前亏！ 管她那个呢！他气哼哼推车往修车铺走。 花了几块钱，带是补好了，可气儿不顺，他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去推人事室的门。季左兰正和几个干部坐那儿，不知是研究问题还是开会。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对季左兰说，知道吗？你儿子把我的车带扎了。这也不是第一回了，他老扎自行车车带，你也该管管儿子！ 当着一屋子人，说得季室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她的脸立马儿耷拉下来，知道了，我跟你道歉行了吧！ 看她没好脸儿，佑梁更来了气，光道歉就行啊？我修车花了钱，这钱你得赔我！其实，他根本没真想要钱，只为撕她的脸。 季室长的脸已经变为猪肝色，自打来到这家医院，她何曾受过这个？ 不知好歹的狂人撒够了气，得意地扬脖儿走人了。 这是他亲手埋下的定时炸弹。
1957年来临，开始了大鸣大放。南佑梁这回倒没做任何惊人之举。也许，平时撒气漏风的机会他没少制造，犯不着攒一堆儿释放。 夏天过后，形势逆转，大鸣大放一抹脸儿成为向党猖狂进攻。医院里一下子揪出五个大右派，一副院长，仨科室主任，一位主治医，一水儿的专家学者。 报纸天天登，右派揪的越来越多。 回到家，父母、爱人都为佑梁揪心，你嘴上没门儿，心里没锁，这回胡说八道了吗？ 放心吧，我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在院里赶不上蚂蚁的分量重，能碍谁的眼啊！ 这回，他可错误估计了形势。划右派也讲究“计划经济”。右派名单报到卫生局，上面认为，这么大的医院才弄出五个右派太少了，又给了一个指标。 佑梁得罪过团委书记，又撕了人事负责人的脸皮，不把他勺进来一锅烩，还能把谁扒拉进来？ 到1958年，扫地的笤帚终于伸出个杈儿，把他划拉进来当了老六。要说也不算滥竽充数，搜集材料时，有人就揭发出他私下对人散布的反动言论。 那是城市实行粮票制度后，他曾对过得着的同事开玩笑说过，会不会将来除了空气和水不要票儿，别的都要票儿呢？ 不知是隔墙有耳，还是人家追求进步，反正这话经过加工改造反映到了上头，成为“共产党除了空气和水不要票儿，别的都要票儿”。真够反动的！ 处分决定下来后，前五名右派都被送到北京郊区实行劳动改造。只有对他格外施恩，留在原单位察看，以观后效。临走前，那几个右派已完全没了往日的风度，有的痛哭流涕，有的垂头丧气。有一点是共同的，全都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认下了自己反党反人民的罪行。 只有小卒子南佑梁逆风而上，检查成了评功摆好，咬死自己没犯错误，更不知有何罪行。 家里，父母已愁得双双生病躺在床上。屋漏偏逢连天雨，女儿这时也发起了高烧。 金灿流着眼泪说，知道你其实没错儿，可看在老人和孩子面儿上，你就服个软儿，违心说几句认罪的话吧！不行，凭什么他们指鹿为马，把煤球说成白的？我还就不低头了，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倔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休想把他拉回去。 放着阳关大道你不走，偏要走负隅顽抗的独木桥！他死不悔改的表现把领导和积极分子们全部激怒。既然在检查上他还继续散毒，这检查索性也就不叫他再写，等待他的结果只有从严处理一条路。 惩罚果真进一步升级。到1960年初，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交公安部门处理。 当时，公安局有个社会治安处（简称十三处），下属的社会劳动力办公室专门搜罗这类没被判刑的“社会渣滓”。“渣滓”原有十类人：军政警宪特（伪），地富反坏右。后来又临时加进一类，叫做“思想反动分子”，统共构成十一类。这些人最终统统被安置到了郊区的天堂河农场改造。虽享受劳改待遇，但不算劳改犯，给发工资（从十八元到三十六元不等），有粮票定量，更荣幸的是没被剥夺政治权利，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歹还算公民。 临走前，负责人向他们许诺，放心吧，只要你们好好改造，我打保票一定让你们出去！将来出去了，我们也一定给你们安排工作！ 保票是打了，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能走出去，在北京郊区一呆就是十年，文革中被疏散到山西，又是一个十年。 初到天堂河农场的佑梁发现，他还不算冤的，谁叫自己嘴贱呢！比他冤的多了去了。 有个女孩儿芳龄十五，虚岁十七，也糊里糊涂被划为右派。因为法定年龄不到，只能当候补右派，等到十八岁再戴帽子。还是个孩子呢，最多会写“政治”这俩字。至于政治是什么含义，她能懂吗？问她为什么也被送来改造，她竟说不上来，就知道哭。这女孩儿稀里糊涂改造了四、五年，为生存，后来嫁给了一个坏分子，一直在该农场留场就业。直到1978年，改正后回到北京市内。那时，她已是个历尽沧桑的半老妇人。 还有一位只有小学文化，原在农村当民办小学老师。肚里墨水儿不多，不知得罪了什么人又写错了什么话，也被送到这里与大家汇合。这人老实巴交，平日连句整话也说不上来，写起文章更是狗屁不通，错别字连篇。他甚至能把政字右边的反文写成又字，也无怪乎祸从笔出。 由于佑梁一直不服软儿，自然害苦了金灿。 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北京的医院均属卫生局管辖，领导与人事干部常在一块儿开会。一传的头头脑脑儿焉有不知南佑梁已被送去劳改的道理？但他们装作不知情，一遍遍找金灿谈话，给她敲边鼓说，谁谁的爱人被划成右派后，人家坚决划清界限，已经办了离婚手续。然后意味深长地看她一眼，你爱人怎么样啊？ 他们既然装傻她也就跟着装，挺好的，还在向阳医院呢！面对领导她故作镇定状，刚迈出办公室的门，她的心就咚咚跳个不停。柔弱的肩膀一边扛着政治，另一边扛着经济，两个大铁砣不住下坠，这压力实在太大。心又总这么惶惶地跳，不久她就得了心脏病。多年后，她对佑梁说，这心脏病生生是为你吓出来的。 可她不怨佑梁，这是她自愿的选择。她从没想过与他分手，这念头一分一秒都不曾有过。她受母亲门当户对观念的影响，也特别相信毛主席的阶级分析，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两个人之所以走到一处，就是由于彼此的出身都不好，她认为自己只配找佑梁这种人，也只有和他才有共同语言且志趣相投。例如他们都爱看外国电影和小说，喜欢古诗词等等。这界限她无法划清，砸了骨头连着筋，断了筋散出的臭味儿也还是一样。她见多了为孩子的前途咬牙离婚的。可孩子照样没前途，连个团都入不上，更别提上大学了。离婚无法填平这条界河。 她心里也确实舍不下佑梁。他这人脾气虽大，但有味道，心肠也好。 佑梁经常搂着她的肩膀夸她，我老婆最温柔贤惠了，别的女人都不如你，娶了你算我有福！情人眼里出西施，她是佑梁眼中的唯一。 这话也许有些夸张，可谁都爱听好的。每每听到这话，她心里都甜丝丝的。 夫妻之间总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有时，为点儿芝麻大小的事儿佑梁会冲她大吼大叫。她脾气好，不回嘴，受了委屈，只知道低头落泪。望着她泪水涟连，佑梁的心立时就软成一滩泥，会臊眉搭眼地过来哄她，模样像个大孩子。哄得她心头暖暖的，甚至心底升起一股隐约的母爱，想把他拥入怀抱抚摩亲吻…… 那时她母亲已经去世，她与公婆住在一起。她的工资那时是30多块，公公还有30块的退休金，就靠这些钱养活全家老小。丈夫在外受苦遭罪，回来得尽量给他做好吃的；破房子漏雨透风，要花钱修缮；自从独生子遭殃，公婆的身体愈变愈差，成为两个名副其实的药罐子，多亏守着她这大夫，才省下不少看病钱，但药费无论如何省不了；女儿正长身体，更不可叫她受什么委屈…… 佑梁虽有20多块工资，可金灿知道他吃得多又抽烟，就坚决不要他的钱。那时，正直困难时期，人的肚里极缺油水，精神比肚皮更饿，人吃得也特别多，更何况佑梁他们这些卖苦力的。金灿本来吃得不多，这时就吃得更少了，每月最多吃十几斤，剩下的粮票统统攒起来，等佑梁回来让他捎走。 单位离家远，多年来，她从来舍不得在食堂买饭。一周六天，她几乎三、四天都是偷偷只往饭盒里装咸菜。 食堂偶尔有稀罕又好吃的卖，同室的就对她说，金大夫，赶紧去买啊！ 她摇头说，我吃不惯食堂的饭，太腻了，还是吃自己带的舒服。明明为省钱，却打肿脸充胖子。 怕同事们发现自己老吃咸菜，她要等大家都去食堂时才去取饭盒，半路上就匆匆吃完。 有的同事跟她开玩笑说，金大夫总躲着我们吃好吃的，也不让我们尝尝你的厨艺啊！ 她一无例外保持着恬静的微笑，不答一词。大家都了解她性格比较内向，玩笑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多说别的。 天堂河农场距离天堂确实遥远。到大劫难般的三年困难时期熬过去之前，农场中有连饿带病死了的，有想不开自杀的，有最终精神崩溃疯了的……虽说都在受苦，但佑梁没被发配到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家里人也都活着，一个月还能见上一面，该侥幸更该知足。 这期间，他被改造成了多面手，耪地，喂猪，打铁，当电工……简直有点儿无所不能了。 经历过困难时期，人的身体变得特别虚弱，动不动就生病。而最小的医院也在县城，去一趟耽误劳动又得多花钱，得不偿失。刚好农场的大拨右派基本来自卫生系统，领导遂就地取废料（说取才太不合适），成立了一个专门给这类分子看病的小医院，只有院长由革命干部担当。各科医生都不缺少，只有放射科是蝎子尾巴独一份儿，由佑梁单挑儿。 他从大医院来，临床经验丰富，摆弄一台小小的X光机当然属于小马拉大车，只是他从没修理过医疗器械。可他人聪明，会看图纸，又当过电工。没几天，他就琢磨出了门道，修理医疗仪器已是手到擒来。凭借一技之长，他重又穿起了白大褂，成为农场有头有脸的人，甚至还有了点儿小特权，难友若想暂时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可以求他想办法，开几天假条。 比较轻松的日子过了没几年。文革前两年，不记得他与医院的领导为什么发生龃龉，他被从天堂河送到了靠近天津的光明农场。 还是因为不知道约束自己，得罪了所谓的“雷子”（公安干警），他几次被从那里的小医院轰出去，顶着日头下地。只因为业务上离不开他，才不得不将他叫回来。 其实，他不在乎穿不穿白大褂，对这他早就看得很淡。只是，光明农场离家更远，他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而家里金灿的负担更重了，因为他们又添了一个儿子。 几年来，父母一直有个心愿，觉得只一个孙女没有孙子是项大缺憾。他们不停对佑梁和金灿叨唠，南家不该绝后！ 困难时期刚过，能吃上几天饱饭的时候，他们终于满足了老人的企盼，真给南家添了个孙子。这是不幸的南家多年来唯一的喜事。 老母亲高兴极了，眼里储满泪花，抱紧怀里的孙子，仿佛怕他跑了；老父亲嘴里不住絮叨，这回死了我也能合眼了！ 仿佛有预感似的，没几天，他就中风，瘫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 佑梁到光明的第二年冬天，一直为他担惊受怕的老父亲突然走了，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赶到家时，父亲早已停止了呼吸，但双眼未曾合上，直直地望着灰白的顶棚像在对神祈祷，又仿佛有许多话要对自己唯一的儿子讲。父亲不放心哪，却又不可能有任何留言，他已整整三年不会说话。 望着合不上眼的父亲，佑梁的眼泪蓦地涌出眼眶。他双膝跪在老人床头，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孩儿不孝！眼前便天旋地转，嘭地栽倒在地…
当文革如台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劳改农场倒相对平静，因为那里只是一堆死牛烂蛇，不值得革命派认真横扫。 家里变化不大。只是两间稍微像样的北房被出身好的邻居霸去，一家四口搬进了相对狭小的两间西房，倒也相安无事。 金灿所在的医院曾给她贴过几张大字报，说她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又坚持反动立场，不与右派分子丈夫划清界限。很快，矛头就直指资产阶级当权派，顾不得她了，使她得以做逍遥派。 侥幸了不到两年，林彪的所谓一号令出台，开始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转移。“地富反坏右”安置于首都郊区，等于是心脏附近的肿瘤，叫人悬心。于是，上面匆忙做出决定，把1200多人悉数转移到地理位置处于内地的山西。 初到山西境内，劳改农场的教导人员有些犯迷糊，不知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原场的劳改对象都是实打实判了刑的，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利。如今劳改犯被转移了，新来的这批人有的几年前已摘掉右派帽子，也有的还像南佑梁这样帽子紧扣脑门儿。但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吧，没有被选举权却有选举权，有工资待遇还能享受探亲假；说他们是人民吧，却没有自由，除了每年十二天的探亲假，哪儿也不能随便去。嗨，反正是中国一大特色，别费脑子细琢磨了，对他们比对人民坏点儿，比对正式判了的好点儿，准错不了。 那时佑梁的工资已长到36元，属于最牛的级别。他们的食堂还兼着礼堂，显得大极了。当时实行饭票制，只要有钱，就能吃到肉。劳改农场的干部关系学搞得不错，甚至能把整扇的猪扛回来。而当地农民手里没钱，更没有关系，手里空有肉票也买不到肉吃。因此，每到吃饭的时候，不少农民经常会成群结伙来到食堂门口，仰着鼻子闻味儿，并不断擦着嘴里流出的口水。吃不上，闻闻肉的香味儿也是好的。最后，有人竟来找农场的领导商量，能不能也收我们来劳改啊？ 看来，就是劳改也比农民过的日子好。 开始，依靠放射科的技术，佑梁仍被分到农场小医院搞他的本行。院长曾在山西某地上过卫校，后来当了警察，所以被分到了这所农场。不知他的学是怎么上的，拉丁文字母一个都不认识，只除感冒叫得上学名，其余的病基本叫不上正经名字。这样的人也能当大夫？佑梁越看这稀里马虎的院长越不顺眼。 院长有时给病人开了处方，当着人面，佑梁竟不给他脸，把方子举到他面前，大声大气地说，有这病名吗？你该去查查《内科学》！ 说得院长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早憋着给他穿小鞋儿了。 大约是来山西的第二年夏天，有个难友连续发高烧，院长却坚持只开普通感冒药，当热伤风治。结果是体温愈变愈高，人已卧床不起，呼吸也变得急促。 佑梁终于忍不住了，他找到院长说，是不是肺炎，该照个透视？ 院长小眼儿一瞥说，我是大夫，还是你是大夫？ 你是大夫，得把人的病治好啊！佑梁也不客气了。 院长的脸色蓦地变为紫茄子，指着门说，你是什么人哪，给我出去！ 有个同来的难友一看佑梁又要吃亏，不由分说，拉着他就往外走。 后来，还是佑梁偷偷从药房找了些抗生素，把那难友治好了。这情况院长肯定知情，有想进步的一堆人呢，能不汇报？ 不久，他就被院长扫出医院的门。 偌大的劳改农场，当然由好几个大队组成，有农业队、化工队、机械队……这里面属耪地的农业队最苦。重罪的、没文化的才轮到在那儿受罪。可既是穿小鞋，他就只能被扒拉到那里去。干了半年，算他遇到好人了，大队长瞧他有文化，又爱鼓捣个电器，就让他在队里当电工。 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像样的工具，整日斜挎个皮套子，犹如背着把盒子枪，威风凛凛四处逛，主要搞农机维修。 在大墙后面，大多数“雷子”还是讲政策的，不轻易打人。在山西，他只遇见过一个棍子队长，脾气极坏，好打人，但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 他和这个队长打过遭遇战。那天，他正背着工具闲逛，迎面便碰见棍子队长。 队长把手放在腰上，一张满脸横肉的脸丧着，你赶紧去给我修自行车！ 人家别的干警让干私活儿全都客客气气，一律用祈使句；这家伙他平时看着就扎眼，这会儿居然对他用命令式。给他修车？门儿都没有！ 他立刻回答，我们队长让我去修拖拉机呢！ 让你去你就去，废什么话！ 不是废话，是我没工夫！他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 你去不去？再不……说到最后一个不字，棍子队长的右手已经举了起来。 血涌上了他的头顶，他大声吼道，怎么着，你又想打人？来啊！他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 没想到，棍子反而后退了。 他追上两步喊着，一命抵一命，没什么大不了的！ 硬邦邦的混子成了软面条，谁想打你了？不修就不修，有的是想给我修的……话没说完，已走远了。
到山西农场后，一年只能回一趟家。 佑梁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家里的情形。老母亲的身体不知怎么样了，女儿的学习可好，回去时儿子还认识自己吗？闲下来，这些问题一遍遍在他脑子里打转，由不得自己。最惦念的还是金灿，他的爱妻。天好的夜晚，他要很晚才睡，总坐在屋外望着天上的星星发愣。星空，黑夜里深邃的星空，叫他回忆起与金灿共同在医疗队的好时光，想起给她写的第一封信，以及那首脍炙人口的《鹊桥仙》…… 那时候他和金灿多年轻啊！在医疗队的生活是苦的，嚼在嘴里却是甜的。当他在田埂上握住金灿小手的刹那，那感觉确实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啊！即使在黑夜中，他的眼前也是一片光明灿烂。 此刻，在同样的星空下，他的感觉却是“飞星传恨”，“忍顾鹊桥归路”，眼前一片漆黑……爱一个人就应当给予她最好的生活。他愿意献出他的一切乃至生命，可他不但给不了她这一切，反而只能给她凭添离愁别恨、劳苦烦累……他对不起他深爱的人！ 唯一的安慰是金灿给他写来的一封封信。她总是说，家里的一切不用他惦记，他的任务就是千万别死那儿，一定要活下去。将来，等他老了，自己也退休了，她要把他接回来。他没有工资也不怕，就用她一个人的，两个人喝粥足够了…… 可远在鹊桥那边的金灿却被带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专政对象统统由北京扫地出门还不算完，人民也不一定能呆住。1970年，全北京有八家医院的编制全部被打散，人员几乎统统转移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分配到县、公社一级医院。这回，算是彻底执行毛主席的“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了。第一传染病院也在这八家解散的医院之列。金灿被分配到青海靠近某县城的一所公社医院，要经常背着药箱到山里出诊。她的命算好的，那里还有长途汽车可直达县城。而有的人则被分到极为偏僻的地方，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当时要求全家人一起疏散。由于老婆婆身体不好，常年生病，经过软磨硬泡，老人与孩子才躲过了这一劫。金灿是眼泪汪汪走的。佑梁已到山西，北京家里竟没个能担当的大人。老的老，小的小，今后全靠不到13岁的女儿扛大梁了。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女儿懂事得早，小小年纪已能帮奶奶做各种家务，可把一个家撂给她，毕竟让人太不放心了。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举家迁到青海，婆婆的身体肯定吃不消，那里的教育质量也差，对孩子的成长不利…… 为了全家人能暂短地团聚几日，每逢春节，佑梁和金灿都同时回北京。佑梁的假期只有12天，往返路费还得自己掏腰包。 就这样一家子分为了三处，牵着这头，挂着那头，又过了十年。 最苦最难的还是金灿。青海不像山西有的是煤，那里属高寒地区，煤却奇缺，100公斤煤居然卖到8块钱，还不是随便就能买到，得拍司机的马屁，好话说上一车，才能将煤拉来。当时，加上高原补贴，金灿的工资是57元。她每月寄给家里30到35块，自己还要攒点儿钱准备年底回家，因此，手头能花的也就剩下十几块。除了吃饭，买煤，就够买肥皂和卫生纸的。她不能像有的当地人，一辈子不洗澡；更不能像他们，从来不用卫生纸。她发现，厕所的墙上涂着一道道屎，跟屁股一边高，却无从知道是如何抹上去的，当然也就无法学会这种省钱的法子。 这期间女儿初中毕业了。她的功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本可以上高中的。考虑到家庭的经济困难，16岁的女儿毅然放弃了继续升学，到一家化工厂去上班了。搞化工有毒，但有一份儿特殊的营养费，比一般工厂挣得多，女儿主动选择了它。 佑梁一直不知道什么叫后悔药儿。可每每面对心爱的女儿，他会感觉后悔在咬噬自己的心。记得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别人的孩子都当上了红小兵，只有她怎么努力也进不去。班主任一口咬定，人家父亲是右派的都摘帽儿了，就你爸摘不了，他一准儿又犯了新罪…… 自己实在对不起女儿，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如果人生能重新来过，他还会口无遮拦吗？但性格决定命运，他可管得住自己这张嘴？ 管不住自己说话的嘴，更管不住自己抽烟的嘴。烟已抽了近20年，上瘾了。再说，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不抽烟又能干什么，难道揪自己的头发？为省钱，他往往抽最次的烟，甚至用劣质烟叶卷大炮。人既活得粗砺，烟也能将就。拿张草纸裁成见方，捡来地里的烂烟叶，烤干了，揉搓揉搓卷上，用唾沫一粘就是所谓的香烟。抽不出滋味，只是一种习惯。 山东人好酒，又因为在烟台长大，从小就跟着父亲喝苏格兰威士忌、法国香槟、俄罗斯沃特加……他是懂得品酒的。如今，喝酒与抽烟一样，只是留下的一种坏习惯。没有钱，更没有好酒，在给人干完私活儿后，有时人家会请他喝烧锅子或二锅头。他就拼命往嘴里灌。喝得晕乎乎，脚底像踩着棉花，便什么烦恼和责任也没有了……
在山西呆到第八个年头，他的上嘴唇长了个包，边缘不明显，也不疼。刚开始以为是上火，少抽几口烟，不再沾酒，兴许过几天就好？可过了好几个月，竟一点不见好转，还有往大了发展的趋势。医学书他过去看过不少，又在大医院干过，一般的常识还有，便感觉这不是一般病了。县城、省城的医院都已去过，水平有限，不能确诊，都建议他去北京看。队长倒也通情达理，没费多少唇舌就同意他回家，并迅速为他办好了一切手续。 大医院的大夫到底有经验，诊疗手段也先进，经过切片化验，很快确诊为唇癌，所幸尚未转移，必须尽快手术。 他立刻给金灿拍电报，说自己要做唇部手术，希望她赶紧回家。没敢告诉老母亲自己得的是癌，她受的打击已经够多。谁都知道，癌症九死一生，若让白发人日夜提心吊胆，总想着要送黑发人，叫那颗日渐衰老的心如何承受？瞒一时是一时吧！好在这病比较罕见，一般人都不懂，也好糊弄 也许是在医院工作过，也许是这几年见的死人多了，他不怕死。只是这个家让他难以割舍。从25岁走出家门，再也无法尽儿子的责任，丈夫的责任，父亲的责任。他愧为人子、人夫、人父啊！可他也曾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不甘心就这样去死，他一定要争取活下去。 医院还有几个愿意帮忙的朋友，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本身却是残酷的，要把上唇的大部分切除，然后把上下唇缝合，让它们长为一体，再重新一分为二，成为新的上下唇。这一过程中，唇部只留个小眼儿，能塞进一个细管喝牛奶，以维持生命。 对现在的城里人来说，牛奶遍地都是，说不定早喝烦了。对有的人来说，就是想泡在牛奶里洗澡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可那时的人太穷，特别是佑梁家，到手术做完，除当月的米还剩几斤，已经没剩几块钱。没有钱也就喝不成牛奶，只能喝米汤。 有个难友到他家探望，知道了他家里的困境，当时就掏出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说，这钱你先拿着，买牛奶喝。回去我再让大家凑凑，给你寄来。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回山西后，他果真发动大家募捐。有人出一两块，有人出三、四角，甚至有人出四、五分钱。劳改犯没多少收入，大家已是量力而行了。东凑西凑共给佑梁寄来了20多块。 汇款条的附言上写着，钱不多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就是靠着难友们的一点心意，他终于度过难关，直到拆线能吃东西。 紧接着是选择化疗或放射疗法，以彻底杀死体内残存的癌细胞。他选择了化疗，因为放疗后就再不能长胡子，没有胡子还算男人吗？再说，有了胡子还可以遮住嘴上的疤。化疗是最痛苦的，几个疗程下来，他的胃彻底被破坏了，身上的肌肉迅速消失，从此一辈子没再长肉。 可他到底熬了过来。这就像他的日子，看似不可忍受，却一路蹒跚着走了过来。 治疗过程中，文革敲响了丧钟。借养病为由，他再没返回山西。 1978年后，听说了右派陆续得到改正的消息。紧接着，当年医院排在他前面的也已先后获得改正，只有他没人搭理。既然排头兵们都得了拨乱反正之计，他这老六也不该被甩下啊！ 可坐等了几个月，仍是毫无动静。看来就没有天上掉馅儿饼的美事儿，《国际歌》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他只是一介小小的布衣，一不留神就会将他漏网，就像当年笤帚若小心着用，不伸出枝桠旁杈，也不会把他勺进去。 他只有主动找上门去，严格来说是打上门去。那天，到了管人事的副院长室，一个小姑娘就是不让他进门。 他的脸立即涨红了，对可能是秘书的小姑娘厉声喝道：姑娘，我跟你说不着！我在这儿上班时，你还没出生呢？挡着我的道儿干吗？ 讲理的怕不要命的，小姑娘显然害怕了，倒退着退到一旁。 进了屋，他看见个微胖的女人，剪着干部头，确实有领导干部的风范，但他不认识。他说，你就是副院长吧？我不认识你，你也不可能认识我。 女干部没否认，看来找对人了。 他继续说，我是58年被勺进来的右派分子，因为不认罪，被劳改了整整20年。如今又得了癌症，已经是半条命的人了。听说排在我前面的五位都改正了，怎么单单把我拉下了？难道就我这半条命不值钱？…… 嗵嗵嗵，一通连珠炮似的发问，搞得正襟危坐的副院长有点儿发懵。扎在知识分子堆儿里，从没见过这阵势。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保持沉默是金，由着他把话倒完吧。 火发泄完了，一回头，他发现门口已聚集了一堆人。 当着众人，副院长要是再不说话就透着无能了。 她发话了，你的问题我一点不了解，我是去年刚调来的。这样吧，你去人事室，找人事组长查一查当年的档案再说。我马上还有个会……一边说，她一边站起来。 佑梁只好去人事室。人事组长也是新调来的，是抗战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人善良，也热情。听他说完情况，二话不说，就叫手下人查当年的档案。查了老半天，愣没找到上面有他这号人。 气得他唇上刚长出的胡子直哆嗦，合着我是个黑右派，劳改二十年，白白丢了半条命啊！ 老干部同情地望着他，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有些文件可能在卫生局。放心吧，你的名字我们已经记下了。问题我们一定一查到底，最后会给你答复的！放心吧！她一再强调着“放心”两个字。 看人家态度这么诚恳，拱到嗓子眼儿的火也不得不消散了。 以后，他自己往卫生局跑了几次，人事组长派人又跑了几次，还派人去了趟山西。最终，他这被遗忘的小角色享受到了政策的阳光雨露，重又回到医院发挥余热，继续当他的技术员，一直到退休。 几乎在同一年，金灿调回了北京。考虑到在边远地区多年当着万金油似的大夫，专业已然荒废得差不多了，回临床也是受罪，她便再没回原来的医院，而调到一所学校的医务室，继续当她的万金油。 如今，佑梁和金灿已双双退休。多年受罪，佑梁的腿脚已不大方便，金灿也患有心脏病。身居陋室，都怀着一颗平常心，倒也活得逍遥自在。佑梁回想往事，只感觉自己不懂政治，甚至是政治上的弱智。 难友中虽有活得轰轰烈烈，甚至成为知名人士的，但与他这布衣已没有任何往来，他也早将他们从记忆中抹去。他却一辈子忘不了那位替他募捐的好心人。那人跟他一样是位布衣。每年他都坚持给这难友拜年，去不了就用电话拜。 2005年春天，我与先生啸傲去佑梁家探望。一开门，他就笑呵呵地对我说，易桑，这回你们来我们可没给你俩包饺子（他与啸傲也极为投缘，每回去他家，他老伴儿都要为我们准备饺子）！我老伴儿出门被撞，骨折刚好利落，我也刚做完肺癌手术一个月！ 我陡然变色，怎么也没告诉我们啊？ 怕你们担心，也就没向你俩汇报。我是望乡台上又折了一回跟头——不是要死的鬼……哈……他开怀大笑着，语气中甚至充满兴高采烈，这哪像在叙述两件灾难啊！ 他脸上的笑容仿佛是种传染病，弄得屋里人都轻松地跟着他笑。 笑完了，我心里还是有些沉重，毕竟，这是他第二次得癌症了。都属于心直口快的，我于是问他，得了这么重的病，你怎么还能轻松潇洒、这么快活地笑？我有个朋友，跟你一样的病，那态度可太不相同了…… 来之前，我刚从医院探望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回来。自生病以来，他天天愁云惨雾，除见到我，一天都难得说一句整话，就靠在病床上发呆，对家里人则动辄大发脾气。 嗨，愁眉苦脸病也走不了，活一天可不就快活一天呗！易桑，对不对？ 我使劲点头。面对死亡，人的态度的确有天壤之别。 绝大多数人都愿意活下去，却往往只顾数量不顾质量。既想死死抓住生命不放，又分分秒秒在死神面前哆嗦，不断折磨自己与亲人。人都是哭着出世的，也往往哭着走。 我内心一直有种盼望，希望人能哭着来，但笑着走。今天，这样洒脱的人终于让我碰到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