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大院】连载8：

（二十六）

73年1月得到消息，干校一批干部将调回机关分配工作，其中有我的父母。还有一个好消息，云南的大哥大嫂带着3个孩子来京探亲，母亲为此先行返京。

1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张湾收拾好行李，告别辅校，回到林场。9.13事件后，极左之风有所收敛，干校对老干部的生活也稍加改善；三连分给父亲一间新平房，不再住砖窑旁边那间草屋。我到林场时已是傍晚，父亲煮了一锅面条，我俩匆匆吃完，赶紧打理行李。虽说只是一屋东西，但收拾起来，杂七麻八的，还是不少。大大小小的木头箱子都要用草绳捆绑好，以免装卸时摔坏。我完全外行，只能给父亲打下手。昏暗的灯光下，他指挥我，一圈一圈缠绕着草绳，每绕一圈他都用劲勒一下，动作娴熟敏捷；横竖交叉几次后，他迅速打个结。草绳滑溜溜的，不容易系紧；可他打的结却牢靠而规整，让我想他是不是当过海员？因为儒勒凡尔纳的小说里，海员都是很会系绳扣的。

有个木箱很沉。我打开看看，全是锛凿斧锯。“这些也带回去？”我嫌它重，想偷懒不捆；父亲却很坚定地点点头，“都用得着呢！”他说。他抬起箱子放在方凳上，以便捆绑。我赶忙帮他穿绳，因为沉，捆绑圈数更多，勒的劲头更大，这箱捆完，我已是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把箱包都收拾好，用架子车推到连部，装上大卡车，弄完已是明月当头。

我俩往回走。我有些疲惫，走得慢慢悠悠；父亲却是脚下生风，很快把我甩在后头。月光下，看着父亲挺直的背景，忽然连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觉得父亲和朱自清笔下那个肥胖的、走路蹒跚的父亲完全不同，他一点不显老呢！接着又想到，父亲年轻时，也算是地主少爷吧？太原来的堂姐称父亲为大伯，那父亲应该是家中长子，算是大少爷吧？在我的概念里，地主少爷都是提笼架鸟，吃喝嫖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父亲一点不像。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吃穿一点不讲究，除了工作就是种花和做木匠，再就是读古文。他在连队管工具，还种过菜，干得都挺好；三连盖新房时，他爬到屋顶钉椽条，比年轻干部手都快。是他投身革命后脱胎换骨？还是他原本就没沾染那些恶习？这是一个不解的迷。

春节前夕我和父亲回到北京，见到了大哥一家。十年不见，大哥苍老许多，人未到40，鬓间早生华发。听大哥说，县里造反派把他吊起来打，打断几根肋骨；全靠云南白药保住性命。

“有罗自昌的消息吗？”父亲急切地问大哥。大哥叹口气说：“听说整得很惨，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父亲默然，待了好一会才说：“去年6月收到过他的信，说他要到上海、广州治眼疾，说一只眼已经失明，但详情没有细说，我真是替他担心呢！”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罗自昌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这样关心他。过了大概一两年，有一位阿姨，称是罗自昌的爱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名叫丹丹，来到家里。父亲关起门和阿姨谈了很久，我不知谈些什么。总觉得父亲谈完后，有些郁郁寡欢。父亲让我陪阿姨和丹丹姐，去了长城和其他风景名胜，阿姨走时，父亲千咛万嘱，要阿姨一定照顾好罗自昌。这越发让我觉得，这个罗自昌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不一般。77年5月的一天，父亲收到一封唁电，告知罗自昌去世了。父亲心情非常沉痛，他马上给治丧办发去唁电嘱送花圈，同时给阿姨写了慰问信。那几天他时常呆坐暝思，不知想些什么。我很想知道这位罗自昌究竟与父亲有怎样的关系，为何父亲对他的去世如此痛心疾首？好在随着改革开放，思想禁区逐渐打破，父亲终于愿意和我们谈他的过去，而我最先知道的，就是他与罗自昌的故事。

罗自昌出生在云南潞西县坝竹村，当年这里属芒市土司管辖，而芒市自满清以来一直隶属龙陵，所以罗自昌一直自称龙陵籍，与父亲算是同乡。父亲说罗自昌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我想，那大概就是“地主家庭”的别称吧？他生母是汉族，养母是傣族。1934年他到昆明考入昆华师范，不久父亲也考入昆华师范。既是同乡，又志同道合，两人结为好友。他们共同参加读书会，一起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一起参加地下党创办的刊物《前哨》的出版工作，七七事变后，罗自昌被选为昆师学生代表，参加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37年9月，罗自昌入党，10月，罗自昌介绍父亲入党。38年3月，云南地下党昆明支部书记李群杰派他们去延安抗大学习，两人结伴而行，踏上征程。

当年去延安，真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啊。他们车舟劳顿，经越南海防、香港、广州至武汉，最终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头。长江局负责人博古发给他俩10元盘缠，指示他们去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潼关风陵渡已被日寇占领，火车只能在深夜闭灯慢行，以免遭日寇炮击。二人历尽艰险，抵达西安，到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那里已聚有不少投奔延安的青年人。因没有汽车去延安，办事处只好组织步行团，大家背着行李走了整整八天，才到延安。

父亲在延安的经历，我从他讲的听领袖谈话的情况中，已略知大概。罗自昌在42年前，一直和父亲在抗大及中组部党训班学习；42年后，父亲调入海外工委华侨干部训练班，罗自昌调到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统战部，从此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两人才恢复通信。原来与父亲分手后，罗自昌参加工作组在东北搞土改，后随大军南下，终又回到故乡云南。他先后在云南总工会、省工矿部、三六五兵工厂、水电工程局、以礼河水电厂等多个单位任职，66年3月调入云南省电力局当局长。瘟哥一来，他的厄运也来了。他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最顽固的阶级敌人”等大帽子，被打入黑牢。

他经历了怎样残酷的折磨呀！审讯者逼他交待“特务关系”，他不肯冤枉无辜，反复申辩并无其事，就被施以酷刑。他一只眼被打瞎，耳朵被打聋，牙被打掉4颗；他曾被罚站了10天10夜，两腿肿得像水桶；他曾多少次被捆住双手，往小腿上压杠子，如同渣滓洞里的老虎凳。他被关在黑牢里4年，受到20余种酷刑，出来时已患严重肝病，终不治身亡。他死于77年5月，云南省电力局正式为他平反是在78年9月，他没能看到洗刷罪名的一纸公文，没能熬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

这让我想到康帕内拉，想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野蛮与残忍！

此刻我理解了父亲的心情。青年时的挚友，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一同奔赴延安的伙伴，惨遭荼毒，父亲怎能不心痛万分呢？

我忽然感到命运的冷酷和神秘，人生就如一场戏，你在这戏中扮演哪个角色，往往要听上帝的安排。假如当年自昌叔去了海外工委，父亲去了绥德地委统战部，那各自的生活轨迹就将颠倒过来，自昌叔会走进十八号大院，父亲则会回到云南。那么，蹲4年黑牢，吃万般苦头的，岂不就是父亲吗？

我常常感激上苍对父亲的眷顾，同自昌叔相比，父亲连牛棚都没蹲过，大院的造反派真算是心慈手软了。

我又常常揣测，自昌叔咽气时，他会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而悔恨吗？他会不会问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难道应该是这样的吗？

 

（二十七）

我又回到了十八号大院。

大院似乎没有变。办公区南楼西侧的芙蓉树，依旧花丝摇曳，香气袭人；大礼堂窗前的海棠树，依旧婀娜多姿，春花如雪；我家南窗外的核桃树和柿树，依旧果实累累，鹊噪枝头；西院林间的地上，依旧泛出浓绿的苔藓；东墙外的银杏与白杨，依旧满树金蝶，翩跹起舞……。

只有那尊乌龟驮石牌不再伫足东大门内。65年建新办公楼时，乌龟驮石碑被挪到传达室西面，乌龟贴着北墙，石牌倒卧在柏树丛里。依赖着大广场一层厚厚的水泥方砖和那溜小柏树的遮挡，龟碑躲过了破四旧，但北墙上那些大字报大标语，却让它周身墨迹斑斑，污渍点点，它隐没于杂草和落叶之中，静静地在旮旯里躺着。我出入东门时，不经意间瞥见它，心头就莫名其妙地抖搂出纷乱而又忧郁的伤感；想到它在这里已经伏卧百年，不免对历史的幽深有了难言的敬畏。有时散步来到这里，常念念碑文，想知道当年墓里埋着何人，但碑文模糊不清，且没标点，不知从哪断句，总读不懂，心想反正埋着一个功臣吧。便随口低吟大观楼上的长联：“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刻在碑上的伟烈丰功尚且随着时光湮没，那些没有文字的历史呢？

时常担心爷爷的历史恐怕要像那乌龟驮石碑一样消逝了。

随着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父亲时常接到老家那边的人来信或来访，让他证明这证明那。那些人都曾在他领导下为革命出生入死，瘟哥中又都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坏分子，吃尽苦头。父亲热心地为他们证明，申辩，呼吁，但有些人迟迟得不到平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出身。那时的一些掌权者有一种思维定式：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参加革命，不是投机取巧，就是潜伏卧底，总是有问题的。碰上这样的人，父亲只能无语。

有一天，他对母亲说，他要写爷爷，而且，不是批判他，是要写他好的一面。母亲很惊讶，也很担心，“你是党员呀，是领导呀，写这样的东西合适么？”面对母亲的忐忑，父亲坚定地说：“我们不写，历史就任那帮人歪曲，后人就永远蒙在鼓里！”父亲的脾气，想好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那些天他写了改，改了写，不知推敲了多少遍。终于有一天，他将两页稿纸递给我，“你帮我看看”。他希望我帮他润色，知道这个小儿子有点文采；以往他写东西从不曾让我帮忙修改，可见他对这篇东西有多看重。我颤微微地接过稿纸，回到北屋，那是个秋天的傍晚，从北窗能看到西山的晚霞。我坐在窗前，展开稿纸细读，淡淡霞辉洒落在纸上。我惊讶他写了这些天，殚精竭虑，却只写了一件事，不到千字。下面是他的回忆全文：

回忆父亲的艰苦创业1910年，辛亥革命前一年，我出生在滇西龙陵县猛柳乡一家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大家庭里。龙陵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我生活在一个封建家庭，从小受封建科举教育，为什么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呢？其中与父亲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这里回忆父亲的一件往事。

小时听父亲说，他年青时和二伯父匡立德、三伯父匡立刚赶马经商，经营有方，不到十年成为龙江首富。1915年，父亲到缅北景东赶马经商，不料因气候炎热，四五十匹骡马全都患病而亡。遭此损失，祖父母不再让父亲去缅北。这时祖父母年事已高，全家四五十口人吃饭不好安排，遂于1917年将大家庭分居。大伯父、二伯父、三伯父人口较多，六叔父和我家人口较少。分居时父亲28岁，分得水稻田约数十亩，生活并无忧患。但父亲不愿安于现状，又到高黎贡山发展马群。那时父亲经常同雇工同吃同住，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与马群生活在一起。经过几年摸索，父亲总结出很多经验，想方设法使大多数母马能怀胎产子，且都是骡驹。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大小骡马发展到七八十匹，还有黄牛、山羊、绵羊数十头。

虽然在高黎贡山上的畜牧业发展比较顺利，但由于山上的气候不好，环境太艰苦，对事业的扩大不利。这时有人向父亲建议，把马群转移到缅北的耿嘎山，那里气候和水草比较适合马群的生长。父亲早知缅北的龙塘、小河、大猛宜、赖岛山有华侨发展马群，但不知有个耿嘎山。1928年春夏，父亲前往缅北腊戌附近猛端土司境内耿嘎山考察。得知耿嘎山是缅北一座名山，高山上的水草丰美，是放牧的理想之地。半山腰有一个很大的田坝，都是稻田，周围有许多崩龙族的村寨，还有一个小村子住着十多户华侨。父亲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他一方面选好了牧场和住地，一方面和当地的猛端土司以及耿嘎山的金猛建立了亲密关系。做好准备工作后，父亲回国将马群向耿嘎山转移。

1929年春夏，父亲同三个长工将马群向耿嘎山迁徙。从高黎贡山到耿嘎山有千里之遥，马群每天仅能走数十里。其间餐风宿露，日晒雨淋，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可谓历经险阻。父亲与工人克服重重困难，历时近一个月，终于将马群顺利迁至耿嘎山。由于那里水草丰富气候适宜，马群很快有了较大发展。

如今回想往事，深感父亲在滇西边陲那样一个闭塞之地，在那样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的家庭，能不贪图享受安逸，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肯于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克服千难万险而使事业有成，其精神可嘉，永远值得缅怀。

没有庄园和水牢，没有豪仆和恶奴，更没有妻妾成群和花天酒地，父亲笔下的爷爷，是个长年在山上餐风宿露的牧马人。我眺望晚霞染红的西山，似乎看见一个粗壮的汉子，挥着长鞭，赶着马群，在山间奔走。我从未到过高黎贡山，更没去过耿嘎山，但我听说过当年滇缅远征军在野人山上的遭遇；在大山之中赶着马群行走数千里，那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啊！我忽然领悟了，为何父亲对高黎贡山有那样深的感情。在新安集的小木棚里，他向我述说那山上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回忆那单生在蚂蚁窝上的鸡枞，样子像岩石的干巴菌，爱吃油松籽的松鼠，回忆那山上最美的大树杜鹃，还有白尾红雉、绿孔雀和太阳鸟……；其实那一切的后面，都隐藏着他对爷爷的记忆，隐藏着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怀念。

高黎贡山上的爷爷，在我心中逐渐清晰；可疑问却越来越多：身为牧场主，多需要儿子在身边作帮手呀？何况父亲是长子，按照传统是要继承家业的，爷爷会允许他抛家离乡，千里迢迢跑去延安吗？父亲参加革命后，有没有回家看过爷爷？划为地主成份的爷爷，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

 

（二十八）

星移斗转，一晃又是十年。我们这茬大院孩子，大多结婚生子，我也一样作了父亲。大院重又多了孩童们玩耍的吵闹，他们与小时的我们一样天真无邪，尽情享受大院的博爱。儿子从小喜欢足球，每天放学，必抱着足球在楼下练脚。我每每临窗俯瞰，看他玩得光高采烈，忽而就起了念头：将来儿子入团，在家庭出身那栏，该填什么呢？我知道，我不必再像父亲当年那样，躲闪那段凹陷的岁月；让我们以为他像块陨石掉落在地球，身后是空虚的宇宙；但是，我该如何向儿子叙述家族的血液之河的源头？这涓涓细流上溯到爷爷那里险些干涸。在遥远的高黎贡山那片神秘的土地上，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雨果说过，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我相信若掘开滇西龙江河畔那片厚重的泥土，下面必埋有一桩幽深的往事，记录着一代人的苦衷。

1998年，我拿到了一本《龙江匡氏族谱》，这是大哥在父亲及匡氏族人支持与帮助下，历时十年所编成，记载了龙江匡氏十五代人三百余年间繁衍生息的各支血脉。那一年，父亲89岁高龄，他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写下近万字的自传，他再次托我为他润色。借此我终于有机会，将枝蔓杂乱的听闻厘清理顺，于那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看到家族那滴波光诡谲的浪花。

我的老家在滇西龙陵县龙江乡匡家寨，与缅甸咫尺之遥。它地处龙江东岸，是高黎贡山与龙江之间一个丘陵小坝。古时这里河流小溪纵横交错，森林茂盛，气候湿润温和，一派田园风光。一世始祖匡云程于康熙初年自湖南迁徙龙江。迁徙原因，一说是经商而来，一说是行医至此；若前者准确，，则始祖是个商人；若后者准确，则始祖是个游方郎中。无论如何，始祖从湖南千里迢迢游历至龙江，竟不忍离去，可见三百年前这里定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始祖落脚于此，繁衍生息，至我曾祖匡君选，已传九代。曾祖生有六子，第四子早夭，其他五子为立宗、立德、立刚、立志、立邦，其中的立志就是我的爷爷。曾祖这五个儿子都很能干，立宗是清末秀才，民国时当过省参议员、区长；立邦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在滇东南任过警察局长，后辞职回乡任过龙江区长。爷爷与二哥立德、三哥立刚从青少年时开始赶马经商，与腾冲、保山、下关一带商号多有生意，家境鼎盛时期成为龙江大户。

爷爷生有四子：沛兴、培兴、复兴、中兴。沛兴即我父亲。父亲1910年出生，5岁进猛柳国民小学，7岁时，爷爷不再赶马帮，改在高黎贡山上办养马场。其发展经过，在父亲那篇短小的回忆中已经记述。父亲在国民小学读了7年，爷爷送他到邻村陈秀才和县城王举人家学了两年八股文。15岁时，父亲重回猛柳小学读了两年白话文。总算起来，父亲的小学读了11年，毕业时，他已经16岁。

作为长子，爷爷非常希望父亲接班，他常让父亲和雇工一起在山上牧马，教他各种放牧知识。父亲16岁时，在猛柳街的书摊上买到一本《孙中山全书》，那里面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让父亲为之向往。他不想墨守成规当个牧马主，想干番大事业。他在荒山上开荒种植油桐和油茶果，还组织互济会，为小学义务购买课本文具，募捐买棺木送给贫穷人安葬。22岁那年，爷爷送父亲去保山省立中学读了3年，35年毕业后，爷爷又让父亲去昆明念书。龙陵那时没有公路，不通汽车，父亲一个人背着行李，随着马帮，在大山中走了半个多月抵达楚雄；由那乘车到昆明，进入昆华师范学习，他的革命生涯，即从那开始，直到38年抛乡离土去了延安。

父亲走前，曾回老家向爷爷辞行。父亲当时已有妻有子，大哥刚刚3岁。外面日寇入侵，兵荒马乱；长子远行，又是离妻别子，依照常情，爷爷必定不会同意，可爷爷并未阻拦。他知道儿子志向远大，不肯安于燕巢，当此山河破碎、民族兴亡，能为国家战死沙场，也算死得其所。爷爷身处边远山陲，消息闭塞，我想他未必知道国共逐鹿之事，未必知道儿子将要投奔一个“匪党”，他心里大概想的是岳母刺字，要儿精忠报国，留名青史。他不但放大儿子远走高飞，第二年又送二儿子去成都上中央军校。他不知道，老二早也垂青延安，在中央军校虚晃一枪，就候鸟归巢般飞去大哥那里。

父亲自传中，在延安那章之后，我意外地读到一段未曾听说的往事。父亲在1949年7月，曾从国外潜回滇西，领导解放斗争。看完这段历史，我感觉他的延安岁月其实乏善可陈；倒是他在1949年，在滇西大地上领导的那场斗争，才是一个亮点，才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一章。

1949年4月，中共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主力军已被消灭，蒋家王朝败局已定。这时，云南忽然成了国共双方共同关注的地域。随着南方大中城市相继解放，蒋介石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西南，特别是云南；他的一些部将劝他在那里建立反攻基地，实在不行，还可退入缅甸；共产党这边，领袖熟读历史，一定知道南明永历帝的史料，防范敌军固守云南或逃入缅甸，是双清别墅运筹帷幄的一项战略决策。当时滇东、滇中、滇南均已有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唯滇西还是空白，而腾冲、龙陵地处滇缅交通要塞，是封锁蒋军外逃的咽喉。如不及早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于解放大业不利。此时解放军的二野、四野尚未入滇，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尚未打到滇西，为了及早控制腾、龙要道，堵截蒋军外逃，党组织决定派一个小组先行潜入腾、龙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人民武装，为解放滇西和阻敌外逃创造条件。这个任务就落在父亲头上。

父亲那时正在国外从事侨党工作，49年7月接到任务，立即带着4位同志赶赴滇西。他一没军队，二没武器，三没作战经验；他不知道滇西有无地下党组织，不知道此去该在哪落脚，简直两眼一抹黑地奔向滇西，就像飞蛾扑火。45年日寇投降后，父亲曾受党派遣，秘密潜回老家活动，没几天就被国民党腾冲情报组听到风声，即向腾冲各地发出通缉令：“延安已派艾思奇、匡沛兴来腾活动，一经拿获，就地处决。”4年过去，虽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但滇西仍在敌手。父亲一介书生，靠何克敌制胜？

大概天意灭蒋，运气来时，挡都挡不住。父亲走到贵概，遇见一位贵人，一下柳暗花明，前途霍然开朗，这位贵人就是他的老朋友朱家祥。

朱家祥是龙陵象达乡朱家庄人。“象达”一词，有说是因为古时这里野象频出；有说属傣语，意为要塞；有说属德昂语，意为幽静、美丽、富饶的坝子。早先主要是傣族和德昂族，后来汉族渐增，逐渐为主。象达自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杰地灵。朱家庄有一脉同宗的“朱氏三杰”，即曾任滇军第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99师中将师长的朱晓东；黄浦军校第八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期间组织龙潞抗日游击队的朱家锡；曾任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解放后授少将军衔的朱家璧。除朱氏三杰外，朱家祥也是朱氏家族中很有才华之人。

父亲在昆明读书时即与朱家祥相识，两人理想相同，关系很好。45年父亲由延安潜回昆明，何处安身心中无数，冒险到龙陵会馆试探。一进会馆就碰上朱家祥，不但马上安排食宿，几天后还给他找了个更安全的地方住。这次潜赴滇西，竟又在中途遇到朱家祥，一聊才知，当年同在延安学习的朱家璧于1946年在象达创办了晓东中学，陆续吸收进步人士到校任教，还曾帮助隐蔽过地下党员。现在虽然朱家璧已不在象达，但晓东中学仍由朱家祥负责，有一百多进步师生，可作革命据点。

父亲喜出望外，决定落脚晓东中学，以象达为基础，逐步发展。8月，父亲一行抵达象达，立即在学生和教师中培养骨干，并筹建武装。当时龙陵县有个100多人的常备队，队长正不愿干。父亲即通过朱家祥出面作国民党县长的工作，派骨干赵钊和蒋振华进入常备队作队长，掌握了这支武装力量。平达乡有个五六十人的自卫队，乡长与朱家祥关系较好，父亲以同样方式控制了这支队伍。短短两三个月，父亲手头已经有了一支两百多人的武装。

11月，朱家璧由滇东率边纵西进部队打到保山。他并不知道父亲已在龙陵。11日他率边纵六团抵达龙陵县城，父亲也已由象达赶到县城，两人见面格外亲热。那一晚，朱家璧主持开了一个会，保山史志称为“龙陵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滇西人民解放委员会”，父亲任主席；同时以父亲手中这支部队，加上西进部队三团二营，组成边纵七支队三十六团，李岳松任团长，父亲任政委。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获得过的军衔。

此时龙陵县官已望风而逃，邻近的腾冲县官派副县长兼警察局长姚家璧找父亲谈判。父亲带三十六团到勐冒大桥与姚家璧会面。当年姚与父亲曾同在昆明读书，也算老熟人，因此谈判很顺利，最终正副县官宣布起义，腾冲和平解放。

就在父亲于龙、腾两地开展革命之际，我的大哥在匡家寨听到了父亲回来的消息。大哥原本在晓东中学念书，因当年春天反动武装“共革盟”窜扰龙陵，学校停课，大哥辍学回家，被爷爷安排去高黎贡山上牧马，每个月都要赶上一匹马回家运伙食。12月中旬，他刚从山上赶马回家，就听族人对他说，昨天你父亲带部队去解放腾冲了，你怎么还呆在马场不动？大哥马上去找爷爷，要投奔父亲，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爷爷当即找人接替大哥去马场，并托一位堂叔送大哥去腾冲。爷爷在两个儿子投奔革命后，又将长孙送到革命队伍。大哥遂成为三十六团一名15岁的小战士。

1950年元旦，腾冲县举行万人军民联欢，气氛热烈。元旦过后，父亲接到指示，重返国外去做侨党工作。他大概不会想到，他从此与爷爷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此后几年老家发生的事，不论在父亲的自传里，还是家谱里，都是一片空白。我所知道的，都是听闻。父亲一直讳莫如深的，就是新安集中学团总支书记对我说的土改运动。龙陵的土改大概始于1951年，动到龙江乡猛柳匡家寨，我想大概在52年左右。土改第一项要务就是划成份，此后几十年各类表格中出现的“家庭出身”一栏，依据就是土改时所划的成份。农村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家；中农又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城里有工商业资本家、小手工业者、、职员、工人等等。什么“革干”、“革军”之类是不在此列的。

以爷爷的家业，自然划作地主。成份一定，开始斗争。除了没收田地，还有“起浮财、挖底财”。起浮财就是没收家里的粮食、家具、衣服一直到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隐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洋钱银两全部挖出来。凡地主家，浮财总会有一些，可是不是有底财就只有天知道了。反正说你有底财你就一定有，不承认就打，打得哭天喊地。爷爷年逾花甲，如何经得住斗争，多亏当年放牧缅北，人地两熟，仓促之中带着三儿四儿，也就是我的三叔四叔，逃去耿嘎山避难。地主跑了，地主婆还在。农会将奶奶捆起来斗争挖底财，不说就打，听说打折一条腿。四叔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得知母亲被打，气愤不过，偷偷跑回匡家寨，纠集族人报复，据说闹出一条人命。土改工作队将他捕获，赏他一粒枪子。那时，父亲正陪王稼祥部长去苏联访问，颠簸在中俄铁路线上；二叔正在太原作为军事接管组的大员，接管文化系统；而大哥，在土改运动中，也曾成为工作队的一员。

同胞四子，老大老二为党尽忠，老三守爹尽孝，老四报母舍命。这光怪陆离的家史，后人怎能读懂？我翻看家谱，父亲与二叔两支，不光人丁兴旺，且皆学有所成，作有所绩，记述颇丰；关于三叔，只记有：“立志三子，中学文化，现居缅甸腊戍”；四叔的记述只寥寥九字：“立志四子，墓在寨庙坡”。

九泉之下，兄弟相见时，忠孝之事，不知该说些什么？

爷爷最终死在异国他乡。家谱记载：立志墓址缅甸赖陵山脉分支石竹山西面半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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