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知青经过文革反思历史时都带着否定性

来源：凤凰网历史

核心提示：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许多历史的反思都带着极强烈的否定性。那个时代，把我们的很多纯真热情引向可悲的深渊。

本文摘自《北大才女》，作者：张曼菱，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就是从事文学创作了。而我能顺利地走文学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知青生涯相关的。

我的作品中最响的，是大学时代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拍成了电影《青春祭》。小说的素材，人物，故事，以及那种独特的感受，都取自我当年在云南德宏盈江县的傣寨插队生活。可以说，这篇小说在毕业之际为我打开了成为“专业作家”的道路。

在我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二个夏天。过去插队的故事总在我心里。想当年，我受了寨子里人们的恩惠后，就在那竹屋茅舍中，曾在内心里有言：只要能有出头之日，我一定要回报。

当年在乡下想过的“回报”之一，就是要买一件“的确良”的衬衣给我们汉转岗寨的老哑巴布比。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不是他洁白的心地，我的下场很可能不是现在这样。这件事我也曾写进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但被编辑删去了。编辑说，本来的情节已经很完整了，不必再生枝节。所以这件事反而一直在我的心中。写过的倒反而冲淡了。

被删节的事情是这样的：下乡三年后的一个冬天，省里慰问团来演杂技。很多的知青们赶来，看完了，到我的住处来借宿。我们寨子紧挨着县城，来办事，看电影，赶街的知青常来借宿。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接待。我的米总是半年就吃完了，于是后半年我又出去串寨。

那一天，我又到屋后的叭比家借宿。可是当我早晨起来自己走了后，不久从他们的院子里却爆发出哭声和众多人声。而当我重新走进去时，却谁也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有一个大胆的小普少告诉我，“钱丢了。”就是叭比与布比劳动一年刚分红的所有的钱，丢了。我问：“怎么丢的？”普少说，就放在我昨晚来睡觉的那床新被子里。

说这话的时候，叭比正在猪厩和牛栏那边翻东找西，头发都披散了。寨子里的人们谁也不敢看我。叭比也一样。我感到我突然成了一个陌生人。傣寨里的人是不会冤枉人的。钱是丢了。那重要的要用来过一年的生活的钱。钱到哪里去了呢？

我明白，人们的心情很复杂。又怕我委屈，可是钱又不见了。

我永远地感激他们，在那一个早晨，就没有一个人走到前面来问过我，甚至他们都没有将这么大的事情告诉我。这些善良的人们默默忍受自己的灾难，而不愿危及别人的那种天性与品性，是令我一生在社会相处中深深感动和永远怀念的。

叭比和她的哑巴弟弟布比同住在我的屋后。这是一对寂寞的老人。他们对我可谓钟爱。知青走得只剩了我一人，夜间有响动，我害怕时总是大声叫：“叭比！”叭比就大声应答我：“小张，翁过(别怕)。叭比如里(叭比在这里的)！”有时她在黑夜里起身，过来察看我的小院，然后冲着窗内对蜷缩在被子里的我喊道：“海里得(有一头小牛)，翁过(别害怕)。”解除了我的惧怕，令我安睡去。

日常，我常常在做饭时跑进她的家里去，要辣椒布比就忙着放下正在吃着的饭碗，为我去舂，一面呛得直咳，一面我还在催：“派间呀(快点)！”对他们，我的放肆，撒娇，是在母亲面前也没有过的。年轻的我，深知他们是那样地钟爱我宠我，所以就这样地驱使他们吧。完全和现在的独生子女相仿。

布比在放牛回来总要带回一束野花，放在我的竹窗下面。我就安然地收起，打整，插上。从来不去问“是谁送我的”也不感谢。有时候，我在院子看书，后面悉悉索索地响动，回头一看，是布比拖来的砍下的青竹，正在为我修被牛撞坏的篱笆墙。我也不作声，只是将椅子挪了挪，继续看书。真的，完全像现在宠坏了的这批独生孩子。

有一天夜间，我从别寨回来。走进我们寨子前面的那片大榕树林，忽然感觉后面有声音。吓得我直叫唤。一个胖大的身影出现了，原来是布比。我气得大骂。然后回家。后来，我听说，是布比也回家，看见我在前面，害怕在夜间出现会吓坏我，就躲藏着走。谁知更把我吓得惨。

而就在这个冬天的早晨，快要过年了，辛苦了一年的人们正轻松下来，却发生了丢钱的事情。而且，在黎明，在整个早晨，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走进叭比的家。

投宿的知青们已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我的小屋前，定定的，谁也不敢跟我打招呼。这时候一个危险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将要在今夜里将我自己的所有财物打起包来，放在叭比的门口，我要留下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被他们疼爱的知青没有拿他们的钱。然后，我就走了，远走高飞，铤而走险，去境外当缅共。

这样想好后，我开始有了着落感。我站起来，走进屋去，准备看看我将带走的日记和相册。一条长满热带荆丛的小路在我的面前伸开了。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背离家园和关于家园的一切理想。

这时候，窗外忽然有人激动地在叫我：“姐龙，姐龙！(大姐)”是那个告诉我真象的小普少。她说：“索如了啊！索如了！(钱在了)”我冲出屋子，跑进叭比家。只见放牛归来的布比正在把钱交给叭比，并比划着，他如何在早起放牛的时候，在门外阶上发现了钱。那正是我昏睡起来，糊糊涂涂地从被子里裹带出去的。

寨子里的女人们看见我，流下了热泪，她们说：“埋哉了！(委屈你了)”叭比说：“小张啊，大妈从来不说是你呀！”泪水也从我的颊上流下，任它如雨一般，在这些亲热的人们之中，我又获得了更深的疼爱。

是的，如果没有布比拣回钱，没有傣寨的清白，我早就不是现在的我的。一旦出走，前途莫测。这失而复得的，是我的青春生命和希望的前途。

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许多历史的反思都带着极强烈的否定性。那个时代，把我们的很多纯真热情引向可悲的深渊。可是，我在傣寨的这种感受却具有永恒性。当时就是这么感受的，过了十年，到北京大学，这感受更清晰。而又过了十年，出了国下了海，重回第二故里，这感受更厚重。

而且这感受随着时日流逝，越来越获得更多的认同。小说刚发表时，回到家乡，曾听见有知青说，为什么不写我们那时受的苦难伤痕？那时他们更认同的是《蹉跎岁月》那样的作品。而过了二十年，回到云南，我和上千的知青们一起回傣寨，却发现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了：这确实是一个格外美丽的地方。在那里，在知青时代，我们在乡下干过许多调皮捣蛋的事情，可是多少年后，老乡们仍记得的是，我们曾经修过一座小桥，或是救过一个生病的孩子。

我在美国那年，遇到很多不得已在外的文化人。他们向我叙说了各自的心灰意冷的故事。我想我没有那么心灰意冷，不必再去地球的另一端去寻求所爱。刚开放那阵，出去的很多人，都是倍受折磨的人。感谢那个美丽的地方，我的心灵的家园还没有破碎。再没有比那样的更好的人民了。

我想，在最难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退路，有一个永不会嫌弃我的地方。当我倒霉了穷了老了的时候，那里的小河水永远是清清的。那里的人民是我生命的清清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