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我的道歉和感谢

来源：共识网

编者按：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东一楼会议室，50多名当年的学生、老师以及老师的后人聚在一起。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因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带上红袖章，宋彬彬一举成为当时最有名的学生，48年后，在安放着卞仲耘副校长铜塑雕像的会议室里，宋彬彬向当年的老师、同学以及老师的后人道歉。以下为道歉全文，共识网经授权刊发。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刘进：我的道歉

来源：共识网

编者按：2014年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一楼会议室，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学生以及部分老师的后人。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卞老师也成为了文革中第一个暴力致死的教育工作者。48年后，当年的学生聚在一起，在安放着卞仲耘老师塑像的会议室里，对自己的老师、同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本文作者刘进，是原北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的学生，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2014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