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的马年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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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马年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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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马年 2014,适逢甲午马年。而马年，是与“老三届”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老三届”早已是一个专有名词。据《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为：“指1966、1967、1968年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 作为语汇词典，这样的解释简明扼要。但是身为“老三届”中的一员，我认为，这样的解释远不足以说明一切。因为“老三届”一词所包含的社会、历史、政治性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 对于“老三届”而言，度过的第一个马年是1954年的甲午年。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全国范围的和平建设开始启动。尽管发生了党内高层的斗争（“高饶事件”），但在民间影响不大。当时，“老三届”中最大的一拨（大多出生于1946至1947年），是那年秋天才进的小学，所用课本的第一篇文章仅三个字：“开学了”。而“老三届”中最小的一拨（大多是1951至1952年出生的），只有两岁多，待到他们入学时，已是1959年的秋天了。其间及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大地上既有传唱“喀秋莎”与“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光风霁月，又先后出现了“反右派”的寒流、大跃进的热潮、庐山会议的风云突变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阴霾四布。此外，家庭内、学校里、社会上，则是一贯以之的革命、传统教育。在这样的氛围里，“老三届”们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家国意识、献身精神、英雄情结与理想主义，早已融化在血液中，显现于当时，影响及一生。 按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前后跨度达五、六年的六拨学生是很难归并到一起的。而最终，却被统称为“老三届”，就不能不追溯到1966年的丙午马年。因为，这一词语及所概括的现象得以出现，全要拜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所赐。 其实，早在1965年底，中国大地上就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一个讲话的点题“《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1965年12月21日），表明这场风暴必然来势凶猛。待到转过年去，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下发，《人民日报》“六一”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横空出世，则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倒海翻江的“文革”浪潮。 于是，刻有时代印记，且又处于最易冲动、最富激情阶段的青少年们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一场以为是革命，实则是“动乱”的民族“浩劫”。停课、造反、大批判、搞运动，使得正值求学最佳年龄的初高中三届学生同时中断了学业。 无论是红卫兵（若细分，有老兵、西纠、联动、“四三”、“四四”等），还是或前或后曾一度疏离于运动、派战之外的“逍遥派”，几乎都在1968至1969年间离开了校园，投身于社会。除了少数人参军、务工外，绝大多数都去了祖国的四野八方，接受所谓的“再教育”——因此，也有了新的名号——“知青”。与之同时，“文革”开始时还在小学读书的四、五、六年级学生也陆续进入中学。他们被称为“新生”，即后来的“六九届”“七零届”等。而原来的三届初高中学生便被统称为“老三届”。 毋需讳言，离开了常规发展的“老三届”在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磨难，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磨难，有物质层面的——艰苦与艰辛；更有精神层面的——空虚与迷茫。特别是从“文革”初期的混乱到“九一三”事件带来的冲击，将“信仰危机”推向了顶点。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老三届”们少了冲动，多了思考，逐渐成熟，变得坚强。他们在“广阔天地”，播洒现代文明的种子；与全国人民一起，作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没有坍塌。而且，大多能将磨难视为磨砺，进而战胜磨难，以“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态，迎来“文革”的结束、“新长征”的开端。 如果说，1966年的丙午马年让全体“老三届”经历了人生的一大跌宕；那么1978年的戊午马年，则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因抓住了高考制度恢复的机遇，成为七七级或七八级（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两届共录取了67.4万考生，其中“老三届”占了大多数。他们分别于该年的春季与秋季入学），从而进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实现了人生的又一大转折。至于大部分“老三届”，特别是陆续返城的待业知青，虽然还要在求职、谋生、补学历、图发展的道路上付出更多的艰辛，但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无论如何，以戊午马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的航船终于回到了正途。与“文革”前的大学生，特别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比，“老三届”有着先天的缺失——底蕴不足；与“文革”后新起的青年学子比，“老三届”又有着年龄的劣势，冲劲儿不够。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老三届”，最不缺的是已融化在血液中的务实、坚韧、社会责任感与奋发向前的精神。他们以加倍的努力，弥补过往的缺失、不足；以历练过的眼光，明辨世界发展的潮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更新观念，在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做出了应有的、巨大的贡献。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走出了国门，在世界的舞台上，一展中国“老三届”的风采。 然而，岁月是无情的。一路疾进、马不停蹄的“老三届”们在跨越了1990年的庚午马年后，转瞬就到了2002年的壬午马年。他们中的老高三大姐们开始退休了。而今，又过了12年。当2014年的甲午马年到来的时候，连“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老初一的小弟弟们也都退出现职了（当然，仍有个别的，还在肩负重任或站好最后一班岗）。 令人欣喜的是，已属“银发”一族的“老三届”们的退休生活依然多彩——也许，这又是“老三届”的一个特点吧！ 他们仍在尽孝，照顾健在的父母；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出入公园绿地，歌舞健身，其热情之高涨，活力之旺盛，不是青年，胜似青年。活跃于网络论坛，追忆、反思（这种个人的自省、民族的反思是必须且可贵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依旧是豪情满怀、不减当年（自然，难免也有偏执处）。他们中的有条件者，还常结伴出行，游览国内外的风景名胜，回访曾经下乡的边疆村寨；亦以各种名目聚餐，用这样的方式纪念远逝的青春，重温同甘共苦岁月中铸就的友情。2013年6月，北京蟹岛度假村三千知青一同举杯的大聚会堪称盛况。 作为六拨毕业生的统称，“老三届”的人数足有一千多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毫无疑问，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有人断言：这是“失落的一代”（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有人慨叹：“他们不成比例地承担了革命与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陈意新：《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有人指出：“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后被埋没的同龄人的基数比任何一代都高，换句话说，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并非完全因为他们无能，很多是出于历史的阴差阳错。”（米鹤都：《论“老三届”那代人》） 有人论析：他们具有“英雄主义的情怀”、“跌宕起伏的人生”与“苦难悲壮的经历”，同时，也有“先天不足的缺失”……所以，“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林小仲：《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 一时间，“青春无悔”与“不堪回首”的对立观点经常在各种聚会或报刊文章中争论得不可开交。如今，当事人还在，尚且观点大相径庭；何况，未来的人们又将做出怎样的历史评价呢？ 毕竟，最有发言权的是亲历者。所以，已入暮年的“老三届”中的不少人拿起了笔，敲起了键盘，把自己的亲历亲为、耳闻目睹记录下来。这些年来，已经出版了很多相关的报刊书籍影像资料。其中，尤需提及的是:老知青网站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联合开展的“知青岁月”口述史纪录片摄制活动。年前，他们已为宁夏十三师的知青制作了专辑；下一步亦将陆续为内蒙、陕西、山西、东北与云南等地域的知青制作专辑。 这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即在多媒体的时代，完全可以借助高科技手段，为“老三届”立言，为历史留档。尽管，这样的工程是浩大的、艰巨的，需要魄力与奉献精神；但是这样的工程又是切实可行的、非常必要的。它是再现历史的基础，做出评说的依据。 显然，“老三届”与马年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期待，壮心不已的伏枥老骥，仍会在2014的马年里有所作为。 2014-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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