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侬软语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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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侬软语
作者：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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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侬软语 我住过许多地方，听到的方言五彩缤纷，也会说几句，但多数是听不懂，说不准的。据说赵元任先生会讲几十种方言，能几小时学会一种，那是天才，我是不行的。有朋友问我，江南久住，感觉吴侬软语真好听吗？这不大好说。所谓吴侬软语，是苏南浙北及上海的以苏州为典型、地域并不大的汉语方言。当然若按语系分，吴语是全部浙江、苏南及部分安徽等地的语言。浙江这地方，跟福建差不多，别说我这北人，就是他们本省人，县与县之间，讲起方言互相也不懂。我所能听懂者，是当地人讲的普通话，用老说法叫“官话”，是带浓重方言味儿并杂以方言词汇和句法表达的话；说得好些的，我能听懂九成，说得不好的，听懂七成就不错了。一次在山里跟村民座谈，人家哇里哇啦讲个不停，互相还争论，看表情很激昂，可我一句不懂。后来一位年轻副乡长一句句翻译，才算解决。年纪大不出山的村民，连我的普通话也听不懂，还不如聋哑人有哑语呢。所以去乡下，没有通晓普通话和方言的人当向导，我是不敢前往的。 其实所谓普通话是因时而异，随社会变化而不同的。外国也一样，巴尔扎克就写过“外省人”的发音，极尽嘲笑。贾平凹有个短篇说全国都嘲笑西安人土；西安人不敢嘲笑别人，只好嘲笑河南人，河南人则只能自我嘲笑。这嘲笑就包括说话口音。可专家考据，北宋的官话，即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的，是河南话，因此地既是中原文化重地，又是首都之所在。彼时开封的人流量类似现在北京，当地语言自然当仁不让占鳌头。再往上说，西安作为首都，是洛阳开封的祖宗，彼时连日本人也羡慕西安话哩。北京为代表的普通话成为身份和品质的象征，也是几百年首都的结果，所以连北京汽车站维持秩序的大妈讲话都是客气中透着自豪高贵。近几百年苏浙沪普通话与京话抗衡，也是因政治经济让国人不敢小觑。不必说鱼米之乡种种，只说明代以降，先是朱元璋定都在此，后是民国掌国家重器的浙人占半壁，蒋总统本人就是浙人，所以吴语自是风光。新中国计划经济，带点新式样和色彩、质量好些的围巾只上海有。生产钢铁煤炭苞米大豆的东北人出差来沪，便大包小裹往回扛。上海人每每露出高贵的鄙夷，用北方人听不懂的沪语大声呵斥小声辱骂。那神情你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苏锈文、上官云珠的表演中领略得到。现在上海人不这样了，现出包容谦逊，这根本在于改革后北方也富起来，来上海不再购物，而是游玩儿，是抬举你上海，优越变成危机，排外情绪就少了。改革开放后一度广式普通话流行，是因为广东先富，成为中国富的符号。 这样说来，方言无所谓好听与否，地位高，说话就好听，地位低，说话就难听。这类似鲁迅说的“武则天当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这是历史也是现实，不承认不行。所以哪一种方言也不必自卑，哪一种也不必骄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指不定谁发达了，讲的话就是珍珠落玉盘，不是你想听就让你听的。就像华清池院里那股水，因为杨太真用过，你若想跟贵妃娘娘共用一水，对不起，洗洗手就要五角——这是五年前价，现在大概要一元了吧——才可以。 不过方言也确有好听不好听的，这似乎主要体现于女人。人与人语言交流，礼貌才好听，这是指说的内容，但色彩也很重要。俗话说好话没好声，指的不光是态度，也有语音。有些方言，粗重，表达礼貌就差些，有些轻柔，效果就好些。这与文化乡风、地方性格相关。吴侬软语确乎占优势，苏南浙北的女人讲话，确乎听着舒坦。忘记是哪位名人，他说德国人讲话：“发出下水道一样的声音”。我还是孩子时，读后不禁大笑。后来我学过三年俄语，觉得那发音还不如德语好听呢。有几年我跟德国专家共事，感觉德语发音确实笨，可若说是下水道声，那是成见，谁让德国历史上总进攻别人呢？本来下水道声跟上水道并无区别，都是水流响，可谁也不喜欢前者。这可以理解，撒尿声跟泉水丁咚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主观作怪？ 可问题不这样简单，因为好听不好听，更在于人的内涵，就像穿着，同样的衣，有人穿上就美，有人穿上就别扭。在苏州，一位接待我的姑娘，吴侬软语说得溜，但挤眉弄眼的表情配以斤斤计较的表白，让我感觉到“包打听”的不爽。而在浙江，陪同我的姑娘，脸上是安宁温和，说话柔而婉，像一汪清水轻流，舒服极了。 我体会，语言与发音确有好听不好听，这是天然，不好改变。但主要还是内在。奸滑或强横者，操什么话都难听；善良宽厚者，怎么说也受听。若你七老八十，坐公交请一位江南姑娘让座，她吴侬软语找借口不让，那声音再好听你也会堵得慌；若一位东北人，起身让座，你推辞，他说“客气啥玩意儿啊？别费话啦，让你坐你就坐吧！”话虽粗，听着还是受用的。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回忆录，讲彭德怀跟毛主席争执，彭认为毛只批评别人，却不接受批评。彭是丘八，急了，想起当年因百团大战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恃跟毛在艰苦岁月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竟说“在延安你操我四十天娘，我现在操你几天娘就不行啦？”他错就错在不识时务，不像周总理懂得越是难兄难弟，得势后越要分清尊卑。若论口才，彭十个加一起也不是毛对手，果然，毛说“哦？你要操娘？好啊，今天让你操够，十天不够操二十天，二十天不够操三十天，总之让你操够！”这两位的湘语恐怕在场者谁也不会觉得好听，当然，众人是只批判彭而不批评毛，这是不必说的。电视剧《大卫?科波菲尔》，声音造型堪称绝妙。同是知识人，卑劣小人尤赖亚外表谦逊到极点的“扭来扭去”，配以奸滑的话语声，令人恶心到反胃；艾格妮斯的声音却春风扑面，令人爱怜不已；米考伯的声音又透着穷困潦倒中不改的善良幽默，令人笑得心酸。 我知道我是废话，因为谁都懂这些。那就说些我自认为不是废话的话。现在中国人去海外旅游的多如蚁。所谓旅游，就是寻求差异体验；出去，回来讲的就是人家跟中国的差异。我感触深的不是物质差异，而是文化。前些年有一时跟日本关系不好，我的一个项目常有日本人来恰商，依旧的鞠躬、致敬、双手交换礼物、耐心征求意见，讲话轻缓谦逊又有原则。去台湾，市民的温良恭俭让古风犹存。我共事的德国专家，每次会议都在会前十五秒至二十秒之间出现在会议室门口，面向大家微笑点头示意，然后快步入座，轻声征询对议程有无意见后，宣布开会，三言两语讲明主题和议程。他安排发言、活动、就餐等细节，会照顾到各人。所谓绅士风度，此可见也。早年西方有所谓上流社会的说法，那当然是以穷人为基底，但也并非无可取处。一个文明人的培养从小做起，举手投足，言语谈吐都是精心雕琢的，如此才会有绅士淑女的高贵。高贵并非富有，而是品质。《简爱》中的简爱，是货真价实的一贫如洗，但依旧学得高雅，其高贵毫不亚于富翁罗切斯特。罗切斯特之所以爱上简爱，当然是她善良自尊，但她高雅的风度肯定是必须，否则这爱情不会发生。去年《文汇报》介绍英国管家制度，讲管家是稀缺职业人，相当于主人家的总理，对外代表主人家的品质形象，对内承担对主人孩子的言传身教的优雅示范。 为什么同样的汉文化，日本、台湾人讲话优雅而我们就差得多？原本中国几千年前就讲究得比西方还甚，一部《论语》，讲仁之外就是礼。不远前的民国古风尚存，可新中国把这传统近乎催毁，现在就是讲礼，连教师都找不到了。孩子对长辈、学生对老师、同事朋友，种种文明规则都破坏了。所以公共场合喧哗、不守秩序成了世界认识中国人的符号。内涵的优雅体现出讲话的音调也高雅。青歌赛，歌剧演员讲话就比通俗歌手受听，因为歌剧演员是浸在西方历史文化中培养的，否则你无法唱出那种味道。京剧赛的京剧演员从小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演唱不出味儿，所以他们讲话受听。你看穆宇、王佩瑜，二十岁就有儒雅之风，讲出话来比较受用。 我主张培养孩子优雅高贵，这是中国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形象的需要，往大里说，是中国存亡大事。我说的夸张吗？我觉得宁可夸张些。 离吴侬软语这题目越来越远，应当换个标题，但也赖得想，索性由它去罢。 2013-08-23 附： 本文写完的5月31日《文汇报》第八版，载陈四益先生文《是这样的优雅》，不妨摘几句：“……‘文革’的十年，粗鄙与野蛮，成了‘革命’的旗帜。它的后果绝不仅仅是经济濒于崩溃，冤狱遍于寰中，更为深层的是民族精神陷于粗鄙的荒漠化。要从这荒漠逃离，恢复那一种优雅，恐怕至少尚需一个世纪的熏染——前提是教育不再失误。”“……粗鄙者哪怕有再高的演技，也难于掩饰骨子里的粗鄙。优雅，是一种灵魂的净化，是一种内心的丰富与高尚。” 陈先生的话我深以为然。说话，不可能孤立，它是优雅或粗鄙的表现形式。古人的“慎言”之嘱，当含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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