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我的一次生与死的磨难

 

北大荒的七月，正是小麦收获的季节。 

 1975年已是我下乡插队到黑龙江黑河地区爱辉县爱辉公社松树沟大队第五个年头。小麦年年种，小麦年年收，故事也年年有。这年的小麦长势特别的好，那一望无际的“麦海”，只要瞅上一眼，谁都知道准是个丰收年。 

 

  一 

 快开镰了，村里上上下下忙碌起来。晒麦场打扫干净了，扬麦机也调试完毕，大型联合收割机也整修一新，万事俱备，只等第二天一声令下――开镰。 

 可是，从这天起偏偏下了两天两夜的大雨，宿舍前小河的水涨了起来，那万顷的麦海中，有好几片麦子已经开始伏倒在地。从县里派到我们生产队当麦收工作组组长的刘文峰，情急之下逼着大伙将联合收割机，在两台75马力的链轨式拖拉机的牵引下开进麦田，还没等开进村头的麦田，联合收割机和两台拖拉机全部陷在田头的泥潭里，那庞然大物只能发出阵阵急促的空吼。 

 天公不作美，使麦收不能如期进行，可我们这近百名知青可捡了息工的好时光。我们在宿舍里看书的看书，喝酒的喝酒，写信的写信，一个个好自在，我们心里谁都希望这雨仍下个不停，好让自己借此休息个够！五年来，我们知青之中有门路的上学的上学，招工的招工，都离开了这里，剩下我们这些无望的知青仍在这里“战天斗地”，又有哪个心里不是一片迷茫和倦怠呢？
  
 三天之后，天仍阴着脸。工作组长刘文峰可憋不住了，他在大队广播里大喊起人定胜天的口号，要我们全村所有劳动力发扬“小镰刀精神”，用小镰刀去收小麦。于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里，出现了人头，只是沧海一粟。太阳出来了，麦田里热浪灼人，人就像在蒸笼里，浑身透不过气来，两天小麦割下来，我们一个个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早上天蒙蒙亮，只要一听到广播里刘文峰那吼叫出工的声音，知青们一个个脑子便发胀，因为我们实在受不了这种刀耕火种般原始收割的折磨。两天下来，我感到浑身酸痛，四肢乏力，脸庞明显消瘦了，在烈日当空的麦田里，我的嗓子像是着了火一样灼痛难受。干裂的嘴唇上已起了一排水泡。总算敖到休息片刻之时，我趴在麦垛上，一动也不想动，只想喝口水，可是送水的马车一点影子也没有，我渴得几乎忍不住要晕过去了，转眼间，我看到身边有一汪积水，我像找到救星一样一个翻身便像一头渴闷了的小牛“咕咕”地猛喝起来，才喝了几口，我的嗓门口像有小虫在爬似的，肚子里更像是有虫在翻腾，我蓦地又从嘴里吐出一滩浑浊的泥汤水，浑身顿时像散了架一般疼痛……
  
 休息片刻，烈日下小镰刀又开始在麦海里挥动起来，我试图咬牙坚持住，可是手脚就是不听使唤，我没有退路可走，情急之下，我一狠心举起镰刀朝自己手上砍了下去…… 

 

  二
  
 这天夜里，我感到浑身发烫，经大队赤脚医生包扎好的那只受伤的手指像针刺般的疼痛。知青们都说我不该这样犯傻劲，完全可以向刘组长请假的。雄鸡啼了头遍，天色微亮，痛了一夜的我刚朦胧入睡，炕头上的广播里又响起刘文峰的声音：“社员知青同志们，今天四点出工，去南岗30垧麦地……”这嘶哑的声音顷刻吵醒了宿舍里每一个人。朦胧之中，我像被这声音狠狠刺激了似的，整个脑袋发热、发胀，几乎要炸裂开来。我发疯似地翻身坐起，举起裤带朝有线广播箱，一阵猛抽：“我让你再叫！我让你再叫！”广播木箱被我抽坏了，可那只黑黑的破喇叭仍在嘶哑地嘶叫。望着这只喇叭，我放声痛哭起来：“我受不了啦！”这声音近似于发疯，整个宿舍里的人都慌了，“费凡平怎么了？”纷纷都向我围过来，我长吁一声扑通便倒在炕上，人呈半昏迷状态。不一会，赤脚医生小严来了，诊断结果是患了“出血热症”全身发烧致使精神产生恍惚，“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地方性鼠疫病，须立刻送公社卫生院，小严一边给我注射镇定剂，一边果断作出决定。 

 “大头，你快去套车，阿三，你准备被子，剩下的今天一律不许出工。”睡在我边上的李建军俨然像个指挥官似地下起命令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考朋友。关键时候知青们都抱成了团：“好。我们受够了，集体罢工。”整个宿舍都喊叫起来…… 

 这时，宿舍的破门被推开了，工作组刘组长出现在门口，他脸色铁青：“怎么，想集体罢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吗？好啊，县里正缺这个典型！”他那尖刻嘲讽的语调夹着阵阵凉气：“谁带的头，请站出来。”他朝前走了几步望炕上躺着的我冷眼一扫又叫喊起来：“不错，这里还有一个躺下装蒜的。”
  
 宿舍里几十口人谁也没搭理他，个个都是以冷眼相对于他。 

 “是谁带的头！是谁把广播喇叭整坏的，这是破坏，懂吗？”他近似吼叫。“是费凡平吗？” 

 “不，是我，李建军！”李建军忍不住朝刘组长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是你，有胆量，佩服、佩服，走！跟我到工作组办公室去。”刘组长说完又逼近了李建军。这时，李建军的目光毫无惧怕之色，炕上有几个知青也跳了下来，不约而同地朝李建军围拢过去…… 

 可能是刘组长感觉到事态发展的危险性，他有点害怕了，一直往后退到门口才说：“费凡平、李建军，你们等着……”转身走了。
  
 顿时，宿舍里响起一片胜利的欢声。 

 欢呼片刻，大伙便开始忙碌起送我去公社卫生院的事。李建军要套马车送我去医院，被大队的关会计制住。他说，不能用马车送。这挺远的十八里路，要断送我的小命，必须开队里的“丰收35”胶轮拖拉机送我去卫生院。
  
 李建军立刻背起我，直奔机库。 

 胶轮拖拉机被关会计发动好了，停在机库前的大队广播室前。生产大队支书老邵在车头旁与刘组长显然在解释着什么，关会计还坐在车头里。 

 李建军把我背上了拖斗车。车轮开始渐渐滚动，我半躺在赤脚医生小严的怀里，李建军和知青们目送着我，久久不愿离去。这时，生产大队支书老邵朝大伙扫了眼嗔怒地说：“还愣着干啥，还不快点下地去。” 

 我知道，我们这帮对生产队支书老邵头格外尊重的。随即，一行人便默默无声地又朝那死沼一般的麦田走去。 

 

  三 

 一场因我而起的“罢工风波”能就此平息吗？ 

 胶轮拖拉机在泥泞不堪的大道上费力地行使着。“突突”的声音在空旷的四野回荡，我躺在拖斗车上既为自己的病担心，也在为李建军他们的命运担忧。天上一只苍鹰在上下盘旋，他好像发现了我这个奄奄一息的猎物，好几次从高空向我俯冲而下，并发出阵阵可怕的尖叫，这是不是一种不祥之兆？
  
 太阳慢慢地从远处地平线上跃升而起，前面的道路看得更清晰了，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又是一个酷热的天。突然，从太阳升起的地方，蓦地跃起一团火，这团火朝着我们飞滚而来，这团火渐渐变大，渐渐变得清晰，是一匹枣红马，马背上飞驮着穿着红背心的孟队长。瞬间，孟队长骑着枣红马飞驰到我的拖斗边，他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朝我看了一眼：“给，接住，或许能派点用场……”他说完就朝拖斗里的我扔进一个小红包，掉转马头朝村里跑去。 

 我接过这小红包，打开一看，心就象被火灼了一般，心头不由微微一颤，包里是一叠厚厚的角票，足足有200元。我知道这些钱是孟队长家里用鸡蛋换来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前几天，孟队长还对我说，今年回上海探亲让我用这钱为他捎带一块上海表。我怀揣着这包还带有孟队长余温的200元角票，眼角里滚出了泪水，谁说茫茫北大荒我们举目无亲？ 

 因为乡亲们送我去卫生院及时，所以我的“出血热”病一住进卫生院，输了200CC血以后经过治疗病情立刻得到控制，脱离了危险期，这200元孟队长送得及时，还真派上大用场。 

 

  四
  
 卫生院就坐落在黑龙江边上，一星期后我已经能下床去江边散步，在散步中特地从松树沟抽空赶来看我的李建军告诉我，“小镰刀精神”还在继续，刘文峰组长并不善罢甘休，他扬言等我从卫生院回到生产队准备拿我自伤手指以示罢工为由开一个批判会。也许我这次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因此对什么也无所谓了。不过我骨子里有一种易冲动的基因，我表面上的平静却隐藏着一种豁出去的拼命一博的想法，一个危险的念头渐渐在江边的散步中，在我的心头形成。我要为自己，也要为哥们去拼命一博。 

 当我把这拼命一博的念头告诉了李建军时，想不到他不仅没退缩，相反愿和我联手行动。当天夜里我和李建军偷偷潜回松树沟生产队，李建军是武装民兵排副排长，因此他有枪柜和弹箱的钥匙。我们趁着黑夜奔向武装民兵值班室，各自拿了一支五四式冲锋枪，装上子弹后，又拿了条麻袋和绳子。直奔大队会计室。我们知道，每天吃完饭，刘文峰一定要独自去会计室看那些旧报纸。
  
 灯亮着，这天他在灯下独自看报。我独自先闯了进去：“我来了，刘组长。”我口气相当冷峻。 

 刘组长抬起头一看是我顿时怔住了：“你想干什么？”他再看我和李建军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更惊慌了。 

 “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这是犯罪……” 

 “我知道。”我一看他这副样子火气就往上冒，我忍不住手一挥朝他的脸上就一拳。李建军上前一只麻袋朝他发软的身上一套。他立刻惊叫起来，刚叫出声，腰上又挨了重重的一脚。他不敢再叫了，缩成了团直发抖。 

 “你听着，今天，我要你死于此地，反正我们也活够了，准备拿这条小命与你一起赔上。”我用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我错了，我给你们赔不是，我家中还有六十岁的老母亲呀！”刘文峰“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也是知青，看在知青的面上放我一次，我这次抽来工作组，还不是为了想上学离开这里呀！我真后悔这样对你们……”刘文峰的声音几乎是抽泣的。 

 原来我只想用枪吓唬他一下，迫使他改变“小镰刀精神”的主意也就算了，听说他也是知青，我立刻火冒三丈，我打开麻袋让他跪下：“把脸转过去，朝着你母亲方向，我让你去见母亲吧！”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哗”地一声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吧，看来我是错了，不该如此对待同是知青的你们，只是为了想立功有个好表现，好被推荐上大学。现在我能死在知青的枪口下，这实在是一种报应……”他长吁一声，便转过身朝着那远方黑河的方向。 

 我手勾在扳机上，他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屋里陷入死一般沉寂。 

 “住手――”突然，村支书老邵出现在门口。他脸色铁青口气严肃地说：“快把枪放下，这能开玩笑吗？”说完一个箭步跨上前，一把托起我手中的冲锋枪，同时又一把扶起了刘文峰。 

 “可悲呀，这枪是发给你们保卫边疆用的，可你们却用来对准自家人，嘿！我这个支书该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呀！”支书老邵面对我们仨老泪纵横。 

 我和李建军被这种真挚的像父爱般的真情所触动，望着支书老邵这张泪脸，就象看到远在上海的父亲一样，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泪水使理智清醒。我错了。 

 “邵书记，我也有错，咱们停止小镰刀收小麦吧，再等几天让收割机下地，万一上面怪罪下来，由我去顶。”刘文峰也仿佛在瞬间变得清醒起来，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个刘文峰了。 

 “刘组长，你也是知青，小费他们远离父母来这里也不易，你就原谅他们了吧，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他们。平心而论，小费的身体本身也弱，我看这次出院后就让他去学校当老师吧，他不是挺爱看书写文章的吗？刘组长你看怎么样……”支书边说边把我和刘文峰的手牵在了一道。 

 我的手和刘文峰的手再加上李建军的手终于握到了一起，毕竟我们都是知青，良久，我们三人便紧紧拥抱在一起，那无声的泪水，直往各自的心里滴。 

 一场因我而起的“罢工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夜，更深了，月光下，我们一起走向知青宿舍，那旷野里飘来一阵凉风，把我们闷热的胸吹得凉爽起来。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但愿这是一场恶梦，明天会好起来…… 

 

  五 

 麦收结束后，我果真去学校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刘文峰也终于如愿以偿，这年秋天被推荐上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圆上了他的大学梦。 

 岁月沧桑，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难以忘却这段经历，山野荒原它留给我生命的启迪很多，很深。 

 这是一个属于知青的故事，但更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回忆昨天，旨在沉稳坚韧地走好自己今天和明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