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老金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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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老金
作者：刘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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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老金 我和老金是26年前相识的，当时我俩都在皖南的南陵插队。我是芜湖知青，他是上海知青。我们是在县文化馆举办的工农兵文艺创作学习班认识的，我写散文、小说，他画国画很有功底。碰巧的是我们都是老高三，年龄和经历相同，这样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我一直在做文学梦，他的志向是当一个画家。但文革的狂澜将这一切撞得粉碎，我们被命运抛弃到这个以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贫穷山乡来，于是便有了一种“天涯孤旅逢知己”的感慨，从此引为知音，无话不谈。老金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不善言辞，他总是在静静地听你说话，眼镜片后的目光流露出善良与诚恳。他的家住在上海南市区的人民路：与老城隍庙仅隔着一条街，他的弟弟在皖北的定远插队，那是一个更加贫脊的地方。 创作学习班结束，我们相约经常通信。当时我们都是民办教师。他来信约我有空去他那儿作客，他在那儿很孤独。恰好学校放春忙假，秧栽完了，有两天空闲，我便步行40多里去看老金，春雨浙沥，崎岖山路一片泥泞，又湿又滑，等我赶到他所在的家发公社龙山大队时，已近黄昏，放牛娃告诉我，老金就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间土坯屋里，但门锁着，显然他还没收工。等天色渐黑了，才见老金头戴竹笠，披着蓑衣，两腿泥水回来，他非常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他今天干的活是犁田，由于生产队耕牛冬天冻死了两头，只好靠人背犁，春寒料峭双脚泡在刺骨的水田里，犁头牵上六七恨粗的麻绳，着人在前面背着绳，躬着腰，拼命地往前拽，一位老农在后扶犁，呐喊着号子，一趟趟来回犁田。我见他又饥又乏，便反客为主，在土灶上烧水让他烫脚，接着淘米煮饭，我正愁没菜下饭，他狡黠一笑：“我知道你今天要来，早准备了，他在一只煤油炉上，用黄豆炖腊肉，不一会儿，又冷又潮的茅屋里弥漫着一股暖意和腊肉香味，灶膛跳跃的火舌映红了我们的脸。屋外风声、雨声一阵阵紧，滚动着霹雳炸响的春雷，我们躺在被窝里，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交谈故乡和亲人的近况，展望前程，茫茫无望，也许要在这穷山村待一辈子，只能长嘘短叹。 雨过天晴，第二天一早，白花花的阳光撒进茅屋，我们草草吃了早饭，准备去县城逛逛，顺便打听一下招工的消息。正要出发，两个农民气喘吁吁赶来，原来邻队一位老汉死了，要摆灵堂办丧事，可这老汉一生没有照过相片，他的两个儿子只好跑了几里路，央求老金为他画一张遗像，我们匆匆赶去，一家人哭天嚎地。见我们去，闪出一条道，老金让他们把死者扶坐起来，两手垂着，身后垫了一床棉被以防倒下，老金以最快速度用铅笔画好人物肖象。但死人是闭眼的，眼睛不能空着，我问：“你们家里人谁像大爷？”，他的一个儿子立刻站出来，老金让他坐好，照着他的双眼模样，给老汉补上。这幅人像画得很逼真，全家人称老金是神笔，将人画活了，非常感激他，非留我们吃午饭，临走还送了20个煮熟的鸡蛋，老金不肯收，那一家人说非收不可，这是当地的乡俗。 第二年秋天，老金利用国庆放假，专程来看我，那是一个金风送畅的日子。 老金在煤油灯下为我画素描肖像。一镰弯月，满天星斗，我们去青弋江边散步，听江涛声，观江上浮动的捕鱼小船的灯火。第二天我陪老金乘渡船去对岸的西河镇写生，虽一江之隔，却分属两个县，西河镇属宣城县，一条青石板小路，大堤上农贸市场非常热闹，我们站在街口，开始聚精会神地画小街两旁粉墙黛瓦的民居，不料镇上的治安人员将我们请进派出所，几个人轮番地盘问我们，原来他们怀疑我们在搞“特务活动”，我们反复解释这是画画儿写生，老金甚至拿出他发表在《安徽红小兵》画报上的作品，这些人才相信了，然后客客气气地将我们送出门，至今想起，仍令人忍俊不禁。为了不虚此行，我陪老金在西河小街上画了许多速写，光屁股的孩子、在屋檐下晒太阳打嗑睡的老汉，丰腴的袒胸露怀喂奶的农妇、理发摊上的剃头匠……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息，老金至今仍珍藏着这些当年的杰作。 我们在文艺创作上也相互鼓励，1973年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信》被收进安徽人民出版社的短篇小说集《青戈江畔》，今天看来是稚嫩可笑的作品。老金的国画《老贫农说村史》也参加了省美展和上海市上山下乡知青美展。 我和老金的知青生涯都是在1975年结束的，我们都已在农村苦熬了多年，早盼晚盼，总算赶在而立之年被招工上调了。我以落实独生子女政策被招工到芜湖市一个街道办的日用化工厂当工人，老金则被留在南陵县城，成为县化肥厂的一名钳工，那一年我们都已28岁。第一年拿的学徒工资月薪18元，就这我们已很满足。 第二年春天，老金来芜湖出差，在老城区一条深巷里寻到我工作的那家小厂，在锯木屑横飞的木工车间看见我围着皮围腰戴着大口罩，扛看长木板在飞速转动的盘锯下操作，不胜感慨：“这工种太危险，委屈了你这位秀才，大材小用。”我关上电闸和他聊了一会儿，百无聊赖道“慢慢来嘛。”他见我的工作台上放看几本陈旧的数理化课本，便问：“准备考大学？”我朝他点点头，告诉他巨大的历史变革即将到来，我们都要作好准备。 果然在那年冬天，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我参加了高考，费了不少周折终于被一所师范学院录取，挤上了最后一班车。老金来信讲工厂说他超龄，不让他报名，并让他不要消极，要经得起组织考验，这时老金正好是入党预备期，只得服从组织安排。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断断续续传来他的一些消息：他入党了，他当了工段长了，他结婚了，妻子姓梅，也是位上海女知青，曾经和我下放在同一个公社，在我的印象中她很朴实，木呐，不像许多上海女知青嗲里嗲气的，和老金是很般配的一对，以后又听说老金当上了省人大代表，我知道他是苦干出来的，我为他高兴。 80年代初我从安徽调到武汉工作，从此就和老金失去了联系，岁月如梭，15年过去了，1995年我重返第二故乡南陵，专程寻到县化肥厂去看老金，这家厂的书记、厂长都是当年和我在一起插队的知青，他们告诉我老金调到芜湖市一家光学仪器厂，妻子也随他调到郊区一所小学任教。我因行色匆匆，返程中抽不出时间去看他。于是便按别人给的地址给他写了封信。很快，他就回信了，叙述着20年来的人生沧桑。并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15岁了，从小就寄养在上海，户口也在上海，由他母亲抚养大，每年春节，夫妻俩去上海探亲，才能与儿子相聚，这些年来一直觉得欠孩子的亲情债，他打算提前退休，回上海去陪儿子，同时辅导他的功课能考上大学。 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我主编了一本中国知青纪实文集《沧桑人生》，向全国各地知青征稿，我也给老金寄去一封征稿信。两个月后，我才收到他的回信及一篇题为《我这三十年》的文章，信是从上海寄来的，那家光学仪器厂早已资不抵债，职工大多下岗，他已在1996年办理内退手续，回到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原先的老宅里，只有14平方米，又挤又暗，一位中学老同学替老金在虹口区一个学校办的广告公司里谋了一份差事，妻子做家务，照顾儿子上学。随信还寄来他们的“全家福”照片，是在西郊公园的合影，照片上年近五旬的老金，岁月已磨损了他的青春，命运轮回，30年后又转回到原先生活的起点，那条他熟悉的里弄和石库门老宅灰色的砖墙在夕阳下更显衰老，但他们还是幸运的，一家人终算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巢，他们的生活将重新开始，儿子的前程是他们的希望。 秋天，我主编的《沧桑人生》终于出版了，我准备将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样书给老金寄去，这一天我却收到老金的信，仅半页纸，，十几行字，读罢我被震慑住了，眼泪不由滚出来；老金沉痛地告诉我，他的儿子死了，他是从姑妈家九层楼阳台上跳下摔死的，他刚18岁，再过两个月就要参加高考。老金是在悲痛欲绝中写了这封信，没说儿子的死因。 命运对老金夫妇太残酷了，我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安慰他们才好？他家没装电话，于是，我立即拨通闸北区教育学院的刘志宣教授的电话，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我委托他，立即代表我到老金家去抚慰，希望他们节哀，不要趴下，勇敢地面对现实。第二天，刘志宣就来电话，他送去一个盛满白玉兰花的花篮，见到老金两口子，他们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尤其是孩子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他还告知我，孩子的死因，由于儿子自小寄养祖母家，得不到父母的亲情，所以性格孤癣、内向，也很懦弱，学习成绩也不理想，经常受到校内一些坏孩子的欺侮，回来也不愿告诉家长，年久日长便形成精神忧郁症，再加上高考临近，思想负担愈重。那一天是双休日，他们去姑妈家团聚，一家人在厨房、客厅里忙。孩子一人在后阳台，唤他来吃饭，阳台上没了人，俯身往下望只见楼下黑压压的人在喊：“谁家孩子跳楼了？”老金夫妇及孩子的奶奶当即昏倒。志宣告诉我：“知青子女”一直是上海市的一个社会问题。文革期间有近百万知青在外地农村和农场插队，1979牟知青大返城狂潮中，大部分知青返沪了，但仍有20多万知青因在当地就业工作不能返沪，上海市政府制定政策，允许知青子女可以返沪，这些返沪的知青子女寄住在亲戚家里，因住房狭小等问题，和监护人及其家中人难以相处。父母遥在边疆或外地，得不到亲情的呵护，因此，这些孩子的性格普遍孤癖不合群，形成上海滩特殊“知青子女”社会现象。共青团上海市委曾为此组织过社会调查和座谈。 1999年夏天，我去上海开会，经友人安排下榻在黄浦江十六埠码头一座大饭店，这里离刚改造的上海域隍庙老街很近。晚上，我顺着林荫道去寻老金住的那条弄堂，这是沪西的老城区，大上海的旧城改造工程还没进展到这里，在一条幽静的弄堂口几个正在喝茶纳凉的老人指点我，老金就住在2号背面门栋的二楼。这是一栋陈旧的老房子，楼梯口有一妇人在煤炉上煮粥，那模样我可依稀辨认出是老金的妻子小梅，但她已认不出我，她说老金就在楼上，我上了楼，只见老金赤膊仅穿看一条裤头在清扫冰箱，屋子又矮又暗，没有空调，极其闷热。老金见是我来访，又惊又喜，忙着给我倒冷饮，我环睹斗室，有限的空间被陈旧的家具、电器挤得满满的，屋角有一个小书柜，上面立着他儿子的遗像，儿子单纯的目光凝视着我们，老友久别重逢的欢乐气氛立刻凝固住了，有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沉寂。我故意岔开话头，屋子另一头是一个小小的容厅，上面搭着暗楼，老金告诉我，阁楼上住着他弟弟一家三口，他们是去年办理内退从合肥回到上海的，暂住在此等寻到房子再搬出去，我知道，近年上海差不多有10多万在外地的上海老知青因他们的子女户口已落在上海，便纷纷提前内退回沪，以子女为依托，在故乡寻个归宿，有的还设法谋个饭碗在上海重新创业。 征得女主人的同意，我把老金拖到我住的宾馆里作彻夜长谈，在凉畅的中央空调中交谈。窗外就是浦东恢宏的“东方明珠”灿如白昼的灯火，夜上海像一个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展现了她迷人的魁力，在林立高楼大厦的影子后面，在那些仍然数不清的陈旧石库门弄堂的屋檐下还蜇居着多少象老金夫妇这样的寻常人家，他们依旧为衣食起居而忧，他们都曾是社会的“弃儿”，他们辉煌的青春梦都失落在遥远的穷乡僻壤、草原、荒漠，30年后，人到中年的他们满脸沧桑，重返曾生养的故土，30年前这座东方最大的城市曾因他们的离去而骤然冷寂，今天，她又以冷峻陌生的目光迎接他们。 老金惨然他说，他现在最惧怕的是回到曾生活过多年的第二故乡，他不敢面对父老乡亲们的关切询问：“你的儿子好吗？”他们都知道他有一个英俊可爱的儿子，他没有勇气去回答。老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挨到60岁，可以办理正式的退休手续了，不仅可以拿到一份稳定的退休金足以糊口，另外，根据上海市的政策，还可在上海市申请购房，因为那条老街明年就要拆迁了。那时，老金夫妇将以返沪老知青的名义在上海再次获得正式的居住权。 老金将一辈子摆脱不掉知青生涯的影子。在大上海，他仅仅是几十万同类中的这一个。 写于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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