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连载七：鸽子·迁徙·相依为命·过年
作者：王安平
|
|
|
|
| |
|
|
| |||
|
|
| |||
|
【足迹】连载七：鸽子·迁徙·相依为命·过年
作者：王安平
|
|
| ||
|
| ||||
|
| ||||
|
【足迹】连载七： 三十六、鸽子 回到贵阳后我才知道，虽然首批清洗没有波及母亲。然而，我的堂伯母却未能幸免。获知消息，母亲让我前去帮忙。 一大早我就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堂伯母供职的省博物馆以及宿舍都在六广门，位于贵阳市的最北端，而我们家居住的地方却处于城市的最南端。我不得不徒步穿越全城，心急火燎地赶路。因为彼时社会动乱，公交系统全面瘫痪，根本无车可乘。 堂伯母膝下仅有一双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长女叫鸽子，次女叫燕子。我曾经奇怪二老为何给堂妹们取这样的名字，不谙世事的我当然不可能明白二老的良苦用心和他们特有的浪漫情怀。 好多年没见到鸽子了，她还好吗？自从反右开始，伯父和家父就相继掉进阳谋设置的陷阱，双双身陷囹圄。从那以后，两家的走动就几乎停止了。 在我的记忆里，鸽子从未开口叫过我“哥”，即便在学龄前也是如此。第一次与她见面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九五五或一九五六年的事了，父母带我和二弟到她家看望刚从老家来的堂祖母，刚进四合院，我就看见个小姑娘在院子里骑木马。木马！那可是幼儿园里才有的玩具啊！ 小姑娘身着粉红色的连衣裙，两只洁白的蝴蝶结随着木马的晃动仿佛在她的头上翩翩起舞。她一面摇动木马，一面高声唱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动我们，我们像——”我们的出现让她的歌声戛然而止，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打量我们，仿佛在问：你们是谁？ “鸽子！”“哎！”听到我妈唤她，小姑娘脆生生地答应，露出洁白的牙齿和两个迷人的小酒窝冲我妈一笑。聞声从上屋出来的伯父将我爸让进屋里，伯母把我们一一介绍给鸽子，小姑娘很顺从地叫了“婶婶”和“弟弟”，却怎么也不肯叫我这个“哥哥”，似乎有些奇怪地上下打量我。 事实上，名为堂兄，我比鸽子大不了几天，当时的个头甚至比她还要小一些。在她眼里，恐怕横看竖看我都不像“哥哥”吧！ 从厨房里出来的伯祖母打破了僵局：“不叫就不叫吧，叫不叫他都是你哥！”一边说一边蹲下来把我和二弟搂在一起，左一口右一口地亲我们。 “快叫伯奶奶！”母亲在一旁教我们。“伯奶奶！”哥俩异口同声。伯祖母高兴的不得了，把我们搂得更紧了。 晚餐时，伯祖母率先把辣子鸡里两只硕大的鸡腿夹给了我和二弟，把小得多的两只飞腿（翅膀根部）给了两个孙女。 此前，我们从未享受过这种特殊的待遇，丝毫没有独享鸡腿的概念。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种习俗缘于农村百姓对孩子的溺爱，而伯祖母的厚此薄彼更是重男轻女的露骨表现了。 紧赶慢赶，我还是迟到了。 一辆带棚的解放牌卡车停在鸽子家楼下，家具已经装车。从车上跳下个与我年纪相仿个子差不多的男生，见我近前，立刻用毫不掩饰的狐疑眼光打量我，不等我搭讪，鸽子拎着一包行李从楼道里出来，大大方方当着那位男生的面：“小平哥，你来啦！”“哎！对不起！我迟到了。”“没关系！”随后将那位男生介绍给我：“这是我的同学某某某。”我对那位同学笑笑：“你好！辛苦你了！”“没事，应该的。”一面敏捷地爬上车厢，去接鸽子的行李。我赶紧上楼去见伯母。 伯母倒了杯水给我：“你走通全城，肯定累了，先休息休息。”“没事，真的没事！”我急忙声明，心想这点路算个啥，在农村一抬腿就走百八十里是家常便饭呢。 将所有的东西都装上车后，我返回楼上协助伯母检查是否落下什么物品，在墙角翻出一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欲开口借阅，伯母却把书收了起来：“这本书有问题，你不要看了。”我心里明白，伯母并非小气不肯借书给我，而是心有余悸害怕因此给我惹祸。 望着空荡狼藉的宿舍，伯母神情黯然地叹息：“小平啊，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躲到天涯海角，头上罩着的黑帽子也甩不掉，人家（当局）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我们啊！”我无言以对。是啊，伯父伯母大学时代（解放前）就追求进步，立志与家庭划清界线，积极靠拢组织，非但一直未能如愿，反而因为家庭出身与之渐行渐远，而今一个身陷囹圄，一个被扫地出门，这让二老情何以堪？更让晚辈们齿寒啊！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强作镇定，挥手和她们告别，眼睁睁看着汽车消失在马路尽头，泪水终于按捺不住模糊了双眼。 本章后记： 浩劫结束后，伯父、伯母都回到了原工作单位，我们家也搬回了贵阳。 家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曾经把我知青时代写的信拿给在省文联工作的伯父看，内容大意是逆境中一种随遇而安，自我疗伤的心理述说和在农村的生活琐事。据说鸽子对此颇为不屑，冷冷地甩了一句：“难道想登报纸么？”家父转告我时，我不置可否，但对堂妹却生出几分敬意，尽管她错怪了我。她也许不会知道，当年我写给父亲的每一封信都必须首先经过“别人”审阅，才会交到父亲手中！ 听父亲说过，鸽子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曾经在《山花》上发表《木叶落沙沙》等作品。遗憾的是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无缘与她沟通交流。 自从伯父、伯母、家父先后驾鹤西去后，我们更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听说她很早就到沿海某城市发展，在某电视台任职。在此只能遥祝她全家安康，吉祥如意了。 顺便说，伯母生前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曾经被翻译介绍到海外。我想这对历经磨难的老人家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吧。 愿伯父伯母在天堂安息！
三十七、迁徙 1971年9月中旬，当局的“下靠”政策终于启动了。 老天保佑，急难中我又一次碰到好心的驾驶员，直接从白市制材厂搭乘贵阳机械化施工公司的货车回到贵阳。 二弟比我早两天到家。母亲已经去黄平和父亲商量搬家事宜，家中只有最小的兄弟老四，三弟于两个月前跟随学生团到凯里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去了。 晚上入睡之前我腹痛难忍，赶紧往厕所跑，公厕在院子最深处的东南角上，离家20来米。当晚我腹泻不止，一次又一次地往厕所奔，整夜没有合眼。我想突然腹泻的原因，一定是旅途中喝了汽车水箱里的水的缘故。当时汽车在还没到施秉的高山上抛锚，前不巴村后不着店，烈日当空阳光灼人，我和驾驶员熬了一个多小时，实在干渴难耐，直接用嘴对着水箱龙头解渴…… 不知那位好心的师傅现在怎样了，我默默地为他祈祷，但愿不要像我这样倒霉才好。 天亮后，我已泻得昏头胀脑浑身无力，两眼深陷奄奄一息。闻讯而来的陈大姨妈（母亲的朋友）把我带到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值班医生爱理不理地问了问情况，轻描淡写地说，打一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里，腹痛虽然有所缓解，但腹泻依然没有止住，大便呈水样，颜色与口服的氯霉素相同。 下午，我无助地躺在床上，二弟和前来探望的小斌（筱君的弟弟）陪护在床前一筹莫展。 母亲回来了。问清我的病况后说：“要是有红糖就好了。”小斌一跃而起：“我嫂子正在坐月，她家肯定有红糖。”说完就匆匆离去。 小斌拿来了红糖，母亲剥了几瓣大蒜用擂钵捣烂，加入捣碎的红糖放进大酒杯，冲入滚烫的开水，同时用筷子不停搅动，等到水温降下来，就让我乘热连水带蒜全部喝下。 说来也怪，折磨我一天一夜的腹泻终于止住了。难怪人们常说，小单方治大病，“海上风”气死名医啊！我想这“海上风”一定是了不起的民间医生吧？ 国庆前夕，我们全家被迫离开了贵阳。 解放牌卡车驾驶室的副座已被单位指派“护送”我们的两位女教师占据。母亲和我们兄弟仨坐在大厢里，全部家当只占了车厢的一半。一家四口相对无言，默默望着那熟悉的山城渐行渐远，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尚未恢复元气从不晕车的我在途中呕吐了，午餐也没有半点胃口。整天昏昏沉沉坐在车上打盹，直到抵达黄平。 黄平县委组织部负责接待的人反复看了“下靠”文件和母亲的工作调令犯了难。母亲的专业是幼儿教师，而黄平仅有一所县委机关幼儿园，学生不多，编制已满（仅一人）。更让他头疼的是，母亲的工资标准不仅比当地小学校长的还高，甚至除几个县革委领导外比其他区级干部都要高，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排母亲的工作。就独自进了另一间办公室，估计是去向他的领导请示吧。 不久，他出来对母亲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改个行，到粮食部门工作？”虽然他使用的是商量的语气，但我知道，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客套罢了，此时此地，我们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改行可以，但我不沾经济！”母亲提出了要求，“我学的是幼儿教育，一直教孩子，搞不了经济工作。”“这样，我们在安排具体的工作时会考虑你的情况的。”当晚，全家在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早上被送往距县城十六公里的黄飘粮站。那里是新州（黄平新县城）粮管所辖区内最边远的粮站之一，地处高山之上，位于新州至谷陇之间，距谷陇（区）十五公里。 汽车一路沿着之字形的公路盘旋而上，四周植被极差，到处裸露出黑褐色的岩石。除了东一簇西一簇的茅草，难得看见一棵树木。 车到黄飘，除了路坎上下的几栋房屋和远处隐约可见的一两栋孤零零的农舍外，看不到村寨的影子。 路坎下那栋一楼一底的青砖建筑物是黄飘公社。粮站位于公社的上坎，中间隔着通往谷陇的公路。粮站旁边是一所戴帽小学校（即获准办初中班的大型小学——笔者注）。 粮站除了仓库，还有一栋小平房做办公室兼宿舍。分给我们的是个一进二的套间，母亲住里屋。我们住的外屋兼做母亲的办公室，窗下有一张提供给母亲办公用的三抽桌和一把椅子。房间不大，但我们仅有的几件家具摆在里面依然显得空空荡荡。屋后的公用厨房是另搭的木棚，很宽敞，里面有不小的灶台和一口能够盛三四挑水的大水缸。 粮站里只有一个老职工潘伯伯，是苗族干部，为人谦和心地善良。只有他能够很流利地和我们交流。 常年生活在闹市的母亲突然置身于语言陌生水电皆缺的恶劣环境，对她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她彻夜难眠，嘤嘤地哭了一夜。听着母亲的哭声，我也无法入眠，心如刀搅。 单位让母亲休息两天再上班。母亲决定乘便到旧州（黄平老县城，现为一个区。）去拜望分别二十多年的同窗好友赵淑芳伉俪。赵孃孃和母亲解放前同在贵阳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幼师班毕业，解放后随丈夫到旧州银行部门供职。 我们弟兄三人无处可去，早早上床歇息。四弟年纪尚小，很快便沉沉入睡。我和二弟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各想各的心事。 父亲离家时我才七岁半，虽然懵懵懂懂，家庭的往事却牢牢地嵌在脑海里，此刻像影片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下午放学后，我独自在离家不远的草地里抓蚂蚱，突然听见秋妈（我的奶妈）声嘶力竭地唤我回家，回家后我莫名其妙，家中只有秋妈一人，不见爸妈的踪影，只见所有的衣柜衣箱全部打开，抽箱放了一地，衣物被翻得乱七八糟，屋内一片狼藉。秋妈喃喃地叹息：“大人都这样了，你这个娃娃还只晓得玩，唉，怎么得了啊？”…… 翠薇巷，母亲吃力地拉着板车，车上装着家具，我跟在后面费劲地推车。母子俩正在搬家，从父亲原单位兴隆东巷的宿舍搬到南明幼儿园，没有人上前搭把手帮帮忙…… 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从南明幼儿园背着发高烧的三弟，紧紧拉着我的手穿过寂静无声的街道，到南明区医院去给三弟打针…… 半夜我在睡梦中被母亲的啜泣声惊醒，只见母亲还靠在床编织毛衣，眼里噙满泪水…… 在南明幼儿园的家中，母亲关上房门，用一根白色的带子使劲勒自己的脖子，我和二弟傻呆呆地望着她不知所措，邻居古妈妈从窗外走过，连忙叫我打开房门，用剪刀剪断母亲脖子上的带子，劝慰母亲，母亲痛哭失声…… 夜晚，箭道路小学的家中。顽皮的二弟、三弟受到母亲的体罚后已经呼呼大睡。母亲坐在床边流泪，我怯生生地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怕吓着你们，怕吓着你们！”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当年因为年幼，隐隐觉得母亲是动了轻生的念头，懵懂中感到害怕。如今家庭遭此变故，母亲一去不返，我此刻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恐怖了。 我把心中的忧虑告诉了二弟，他与我同感。兄弟二人无法可想，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母亲出事，就把四弟送到父亲处；家具全部捣毁烧掉；兄弟俩各自逃难。 那一夜，好长好长…… 母亲回来了，看到她安然无恙，我们那颗悬了一天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生活还得继续，再难再苦，大家都得往前走，不管前面是激流险滩，还是荆棘悬崖，我们都必须闯过去。 我和二弟回各自的生产队。在偏僻的黄飘，只有四弟和母亲相依为命，那一年，他十四岁。
三十八、相依为命 四弟到黄飘小学初中班继续他的学业。也真难为他了，这里的师生全部说苗语，他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有同学欺生，他从对方的神情和语气猜出了端倪。好兄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休几码发！”（苗语骂娘的粗话——笔者注）让对方目瞪口呆不敢造次。 四弟生性温和，从不惹事生非。离开贵阳前因为有个脾气暴躁的三哥庇护，没有人胆敢欺负他。而今独自跟随母亲背井离乡到这苗岭山上，他只有靠自己保护自己了。 事实上，他凭借自己的模仿能力和语言天赋，很快克服了语言障碍学会了苗语，同时以出类拔萃的学习赢得了老师的亲睐和同学的敬畏。从此再也没有同学敢欺负他。 母亲在粮站负责开票，不得不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珠算。工作的纷繁复杂有时让她力不从心，购粮的，换种的，买母猪下崽补助粮的五花八门，营业高峰时让人手忙脚乱。幸而有善良的苗族同胞仗义相助，协助母亲顺利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销售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陌生而善良的苗族同胞，感谢他们在那特殊岁月里给予母亲的无私帮助，感谢他们无形中用善良给予母亲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母亲的人脉关系和她与人为善的性格分不开。即使被贬到黄飘身处逆境，她依然对那些贫困的苗族同胞寄以深深的同情，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她们。为前来求助的她们写申请报告；掏钱买毛线为她们的孩子义务编织毛衣；送她们喜欢用来包头的大手帕，为她们买挑花用的棉布…… 在苗族同胞眼里，这一切只有最亲的亲人——姑妈才会为她们提供。因此，母亲在她们眼中俨然成了自家人。她们有了好吃的，总会送给母亲一些。有时是悄悄放到门口，有时直接送到家中。 不谙世事的四弟对母亲说：“妈妈，干脆挂个篮子在门上，哪个来送东西直接放在篮子里，省得麻烦。”“傻儿子，那是人家一片心意，怎么可以怠慢她们呢？”在黄飘，最头疼的要算用水了。那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小得可怜，名为水井，实际上只能算个小水池，而且出水量有限，取水只能用水瓢慢慢舀进水桶里，尽管潘伯伯基本上包了厨房的饮用水，但是洗衣服时母亲只得带着大盆和水瓢到井边慢慢舀水清洗。洗着洗着母亲会默默问苍天：“难道我这把老骨头要埋在这里么？”公社秘书却不这样认为。他看到母亲为乡亲代笔写的申请报告后，惊讶于母亲那笔流利苍劲的钢笔字，询问母亲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连大学的门也从未进过哩”，母亲如实相告。“那你怎么能写这么漂亮的字？比男同志写的还有力？”“小时候练的。那时每天一篇大楷一篇小楷，照着字帖写的啊。”母亲仍然老老实实回答。“我相信你到这里工作是暂时的，迟早会调走。就凭你的这笔字，凭你的文化，凭你的……”秘书咽下去的半句话显然是“工资标准”。 对于今后的事情，母亲不敢想象，也实在无法想象。不过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一切都无所谓了，也无所畏惧了。 父亲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与母亲、四弟团聚。尽管聚少离多，一家人相互支撑，共享天伦之乐，毕竟给予母亲莫大的精神安慰。 转眼四弟初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平高中。平时住校并在新州粮管所食堂搭伙，周末返回黄飘陪伴母亲。 上级最终还是把母亲调到新州粮管所工作。 在粮管所，母亲打过杂，当过（麻袋）保管员，最后仍然在门市部开票。不管干啥工作，她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没人知道她曾经是优秀的幼儿教师，更没人知道她曾经出色的当过八年幼儿园的园长。 一九七九年，父亲终于获得平反，回贵阳原单位贵州水文总站工作，母亲随之结束受株连的日子，并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回到原单位，继续从事她热爱的幼儿教育工作。至此，我们家终于搬回了离开近十年的山城贵阳，一家备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一九七二年，当万家灯火阖家团圆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六口却分居四处，天各一方。 父亲蒙冤在农场“就业”回不了家；三弟随贵阳学生团到凯里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我在湘黔交界的天柱县深山里插队；母亲受父亲株连被赶出贵阳发配到黄平县黄飘乡村粮站，身边只有14岁的四弟陪伴她。（详见拙作《迁徙》） 除夕之夜，在荒凉的黄飘山上，只有在凯里炉山插队的二弟赶回家与母亲和四弟团聚，那是历史上最令母亲心酸的一个春节。 逆境中的母亲不仅牵挂身陷囹圄的丈夫，牵挂未成年就去修铁路的三儿子，还牵挂离家四年前途莫测的长子，那是一种怎样令她纠结心疼的精神折磨啊？ 事实上，早在春节前一个多月，母亲就给我寄来了返家的路费，要我按时启程回家。可是不谙世事的我无法体会慈母盼子心切望眼欲穿的期盼，一味为自己20多岁了还无法自食其力一次又一次向家中伸手自责，一门心思只想着尽量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而忽视了精神负担对母亲的无情伤害。 让母亲稍感安慰的是，我没有独自在生产队守岁，而是在白市樟木林场与挚友小孔和视我如己出的老孔妈一起过年。 不过，我的这一举动却加深了母亲的误会——误以为我是在未来的丈母娘家过年而不回家；误以为我是找到媳妇忘了娘。因为早在离开贵阳前，母亲就从返城的同学口中得知我和小孔如何好得不得了，并且误以为小孔是我心仪的姑娘。 除夕，在寒冷的异乡，在樟木林场，孔妈母子俩给予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让我减轻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和对亲人的思念。 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样身处逆境，我没有也不可能过多在樟木林场逗留增加好友母子的负担，初二便告辞踏上归途。 我穿过冷冷清清的白市街道，拾级而下来到江风呼啸的江边码头。摆渡的老艄公独自在船舱内烤火，见我上船，诧异地盯着我：“你从哪里来？”“樟木林场。”“何至不回家过年？”“没钱！”老人家默默摇头叹息，起身向上眺望，石阶上没有人影，破例将我一人渡过江去。 置身在枯草丛中的江边小道踽踽独行，突然就禁不住思念远方的家人。凛冽的寒风一个劲地往脖子里灌，我打了个寒颤，赶忙紧了紧棉袄，暗骂自己没出息，大步朝深山走去……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全家在年迈的老母亲身边团聚，其乐融融，当年的情形不禁又一次涌上心头。 我和三弟谈起往事，心中充满深深的内疚。遥想当年母亲身处逆境，第一次在举目无亲的黄飘山上过年，对她来说，有什么比得上阖家团圆更重要呢？少不更事的我竟然自以为是地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节省了往返的路费却违背了慈母的意愿，徒增她的牵挂和担忧，徒增她的精神折磨。 尽管母亲已经记不起当年的事了，但我却不敢忘记曾经的过错，因为早已为人父的我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