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十年(四)】:鬼故事·“跑腿的”行李·割麦·场院·进仓·“倒粉”
作者:在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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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十年】: 鬼故事 下乡期间,文化生活之单调,实在难以言说。不要说“80后”、“90后”,就是幸运地未曾下过乡的同龄人,也很难体会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知青”是如何在文化沙漠中熬过那一天又一天的。 当时,八个“革命样板戏”八亿人民看了八年,“匣子”里成天播放的也是样板戏和慷慨激昂的大批判文章。除此以外,因为离“苏修”比较近,“莫斯科广播电台”常常不请自来,它的声音比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晰;但收听“敌台”是大罪,“大批判开路”是从轻发落,重者可以判刑,“老虎驾辕——谁敢(赶)哪”,没有人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有“匣子”的知青一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慌不迭的马上换台听“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敌顽”,惟恐不及。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放映队会来放一场电影,尽管都是些老掉牙的、傻了吧唧的影片,“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分场还是像过节一样,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我觉得《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等应属经典影片,百看不厌)。 除此以外,也不能说啥也没有了,有还是有的,因为晚上还要开会学习。 稍有闲暇,“威虎厅”里最常见的“企业文化”是: ——蒙头大睡;或眼瞪着房梁,痴痴呆呆的;——甩扑克。争上游、打“杜洛克”,谁输了罚谁上食堂打饭、蹲着、耳朵上夹夹子,等等;——回忆店名。躺在炕上,几个人能把从四川路桥堍直至复兴中学,绵延数公里的四川北路两侧的店名,小到烟纸店、大至中百七店,一个不落地、挨个回忆出来;万一有争议,会在探亲时“实地勘查”;——讲故事。渐渐地,知青中知识比较渊博、口头表达能力强、能讲故事、会摆活的知青脱颖而出,受到大家伙的欢迎。 晚上躺在炕上,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屋里黑灯瞎火,只有洋蜡上豆大的火苗在飘忽。“故事大王”躺在中间,两边是七八个、十来个荒友,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记得当时听的比较多的是“一双绣花鞋”、“绿色的尸体”等故事。“故事大王”都有一些讲故事的技巧,很能“抓住人”,讲到关键之处,会留下悬念: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故事大王”绘声绘色的说着,听众提心吊胆的听着。听到后来,一个人都不敢出去上厕所,必须相约着大呼隆一起去,生怕“绿色的尸体”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故事大王”常常是窗户眼里吹喇叭——名声在外,其他宿舍纷纷相邀,好饭好烟伺候着。名气特别大者,就好像现在的明星、大腕,还会被其他分场慕名请去“走穴”、“讲学”。 有一则谜底是“竹篙”的谜语,谜面是:在娘家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肌瘦。不提起倒还罢了,一提起泪洒江河。现在我写这篇“鬼故事”,回忆三四十年前的我们,本正是求知欲望最强烈的学生时代,忽然去了千里之外,啥都全荒废了,心情多么像谜面的最后两句... ...
“跑腿的”行李 “木匠的斧子、瓦工的刀,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东北的这一套“嗑”,说的是,这几样东西不能碰,或者说,不能随便碰。(特别说明:“大姑娘的腰”,不能称之为“东西”;琢磨了一个双休日,整整两天,冥思苦想,硬是没想出准确的表达方式来,只能对所有的“大姑娘”说一声抱歉!) “跑腿的”行李,我的理解是:跑腿的,相当于今天的“打工一族”,哪儿有活奔哪儿,腿要勤,要“跑腿”;行李,也就是行李卷、铺盖卷;“卷铺盖走人”,说明被老板炒了鱿鱼,或者炒了老板的鱿鱼。 我一直以为,知青是“蚁族”的鼻祖,是“打工一族”的先驱,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跑腿的”,我们别无长物,除了一两个旧箱子,剩下的就是“行李”了。 农场的知青宿舍,通常都是南北两铺大炕,行李卷一字排开,挤挤挨挨,每人的“势力范围”、“疆域”,也就是七八十公分。 一般,我们的“行李”都是一床被子、一条褥子、一个枕头。晚上放下褥子、摊开被子睡觉;白天卷上褥子覆在被子上,累了可以躺在炕上,背靠“行李卷”,说个话、唠个嗑,或者打个盹,也算是比较自在。 有时侯在场院干活,中午可以回宿舍躺一会儿。吃完饭,个个都躺在炕上、靠着“行李”蒙头大睡,很快就进入梦乡了。总是觉得好像刚睡了不久,就听到尖利的哨声,伴随着队长的“出工了、出工了!”的吆喝,大家只好不情愿地爬起来。 在北方,主人让你进屋上炕是隆重的礼遇,连歌词里都有“热炕上坐呦,哎嗨哎嗨呦”。我们到了别的宿舍,一般就坐在炕沿上说话,因为没有凳子,说着说着就倒下了,躺着说。东北有一句话就叫:好吃不如饺子,好歇不如倒着。顺便说一句,倒着吃饺子,那才是最高境界,但没试过,知青可能都没有那样的福份。倒着不要紧,但我们会遵循“四不碰”规矩,“不碰”别人的行李,因为“跑腿的”行李卷,“一家一当”全在这儿了,可能会有“细软”在里面;如果“碰”了,瓜田李下,讲不清楚。 大概在1975年,“法家”李主任要大刀阔斧地整顿知青宿舍内务:褥子全部放下,被子要四棱见方,一条线,一般齐,一般高。又让大家出钱凑份子,派人从镇上买来鲜艳的长条毛巾,把被子围起来。就像驴粪蛋子,外面挺光鲜,里面的被褥多久没晒洗了只有自己知道。 李主任,四十开外,风纪扣一直扣到下巴,有军人风范。不管我们在哪里干活,只要李主任“巡视”来了,总能挑一个制高点站着——这可能与他当过军人有关,有军事常识——双手反剪在身后,微昂着头,冷眼向洋看世界,眼光慢慢地从右向左、又从左向右那么一扫,不怒自威,挺有派。 李主任讲话也很有特点,抑扬顿挫,口齿清楚,句型短,非常有感召力、感染力。 比如,我们在食堂开会,下面总有一些小会,会场纪律是不太好。轮到李主任讲话,压轴,李主任一定要等一会儿,扫视全场,等会场完全安静下来了,然后义正词严、一板一眼地说:“本来,我是,不想说了;但是,现在,我,实在"引"不住了!不得不说了!”李主任把“忍不住”说成“引不住”,使本来已经停止说话、正襟危坐的知青往往“引不住”要笑出声来。 李主任的“改貌”举措,确实体现了“法家”思想,也体现了他的铁腕,无奈知青的思想跟不上趟,因为: ——不实用。褥子放下,被子四棱见方,一条线,一般齐,一般高,那只是给人“看”的,用现在的话说,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不能靠上去打盹了;——劳动强度那么大,知青没地儿休息;——“威虎厅”里要烧炉子,两铺炕之间的走道有火墙、拐脖烟囱,还要烧炕,灰太大,被褥容易埋汰。洗晒被褥对知青、尤其对男知青来说,本来就是一项“工程”、难事儿。 记得李主任为了推广他的“改貌”工程,提出了“换位休息”的思想,就是你要休息,不是躺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要躺在别人的位置上。据说“换位休息”的核心和好处是:休息完了会把别人的铺盖原样整理好。 我不是“法家”,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深刻领会”李主任的用意,只是知道未征得主人同意,“跑腿的”行李是不能随便“碰”的。 “改貌”推行了一段时间,也着实“火”了一把,不久就无疾而终了。
割麦 “立秋”以后直至九月中旬,大约有四十来天,那是北大荒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北大荒的春天风沙太大,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沙尘暴”一说,风沙刮起来,那才叫昏天黑地,在地里播种,一个个灰头土脸,嘴里尽是沙子;夏天日照长,从早上三点半一直干到晚上快八点,地里三顿饭,一天十六七个小时,傻小子累得够呛;冬天贼冷贼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外面“农业学大寨”,干活不用动员,你不干活非冻成冰棍不可。 北大荒的秋天最美,蓝天、白云、绿树、黑土,红色的拖拉机和金色的麦田,组成一幅幅美丽的油画。和风吹送,麦田翻起了一轮一轮的波浪——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绿与金色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 “立秋”过后,就是“麦收大会战”。除了拖拉机牵引着“康拜因”下地以外,男女老少齐上阵,下地割麦! 知青的定额是:每人每天10垄(苗眼),600米,自割、自捆、自码垛。 记忆中10垄的宽度约1米,长度600米,则1×600 = 600平方米,约合0.9亩(1亩= 666.67平方米)。 事实上,知青每天基本上要割1亩左右,因为统计员拿着2米的人字尺在地里丈量的时候,就和数羊一样,有可能会数错,但他一般不会重新来过,八九不离十,“毛估估”,过一点也没人太计较,他插一面小红旗在那里,就是今天的目标。 队长一排完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先下手为强,马上操起小镰刀干起来。等几十号、上百号人排完垄,最后一个刚下手,先割的早已窜出去几十米了! 猫腰开割。起先还行,有程咬金三斧子的劲头在,刀也快,一排10垄,三刀割不完,总要补一刀,自己感觉也挺麻利。慢慢就不行了:麦芒扎手臂;小镰刀渐渐钝了,动作也走形了,割着割着就照左脚农田鞋来一刀;雨天更惨:地里湿,中统雨靴常常陷住了拔不出来,好不容易脚拔出来了,雨靴却找不见了;麦茬越割越高,连拽带薅;瞎虻、蚊子、小咬也来瞎掺和;腰根本直不起来了,像断了似的;看看小红旗,它总好像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 600米等于1.2里,就是走道,也要走一会儿。 这1亩麦子一般总要从上午割到下午。说来惭愧,我经常落在后面“打狼”,别人都割到小红旗休息了,我和几个“打狼”的荒友还在一步一步往前挪。真心感谢我们连队的“快手”,他们在割到小红旗后,顾不上喘口气,顾不上喝口水,马上返身给我们“接垄”!此情此义,没齿不忘! 回到宿舍,累得散了架了,都懒得说话,但还不敢休息,马上磨小镰刀。“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道理还是懂的。今天不磨刀,明天遭罪的还是自己。磨刀时呵欠连天,上眼皮与下眼皮直打架。后来,干脆把磨刀油石带上,镰刀钝了就来两下,有道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等这些忙活完了,宿舍里已经鼾声四起,赶紧倒在炕上,1分钟进入梦乡,加入鼾声“大合唱”,因为明天还有1亩地的小麦等着自割、自捆、自码垛。
场院·进仓 分场的西北角是场院。 场院紧西头有六个圆圆高高的粮仓。粮仓的底座是正圆的,直径不小;粮仓很高,上面是伞形的顶,从地面至伞形顶的下沿,高约五六米;在顶的下檐朝东方向,有一扇小窗,既可以进人,也是“进仓”时倒粮食(通常是小麦)的地方。 场院的北面,有一幢房子,很高很大。这幢房子其实也是粮仓,只不过它主要存储的是大豆和玉米。房子里有好几个用茓子围成的粮囤,粮囤很大很高,上面也是做成尖顶状,用麦秸帘子苫着。我们经常在年画上可以看见这种粮囤,在粮囤的腰部,常常还贴一张“丰”字,“猪满圈、粮满仓”,寓意着丰衣足食、小日子红红火火,那是平头百姓的追求。 农村人爱用“满囤”起名。有一次坐火车,我与对座的老乡寒喧几句后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竟然叫“梁满囤”,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刮目相看;同时钦佩他的父亲太有才了。 这幢仓房的北面是一块空地,泥地,春天常在这里做颗粒肥。南面,是一大块水泥地,扬场、晾晒粮食、装麻袋、装车等,都在这里。 秋天,小麦扬场、晒干后,就可以进仓了。一般进仓的程序是: 1、搭跳板。通常,从地面到粮仓的小窗,约有四五米高,需要搭三级跳板,跳板的样子与上图颇为相象;2、称体重。每次扛麻袋的人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不等,对每个人进行称重,是方便统计进仓数量。扛麻袋上跳板以前,必须扛着麻袋跨上磅秤,有专人进行统计。比如,李四体重130斤,今天一共扛了20袋,总量是6000斤,则李四的累计总量6000斤减去130 (斤)乘以20(袋),3400斤,就是其进仓数量。其他王五赵六等,可以以此类推;3、打撮子。撮子与畚箕十分相象,但比畚箕大多了。两个人张着麻袋口,一个人专门“撮”起小麦灌进麻袋,等灌到离麻袋口还有10公分的样子,就差不离了;4、钻麻袋。等灌好的麻袋够一定数量,就开始进仓。两个人相向而立,让麻袋略略倾斜,这两人都是一手抓麻袋角、一手抓麻袋口,一起合力往上“掫”(东北方言,音:周。查新华汉语词典,掫: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沉重的物体。)与此同时,又有第三人站在麻袋的开口处,他的任务是“烧火”,助往上“掫”麻袋者一臂之力,再“烧”一把“火”。三个人齐心协力,麻袋就“掫”起来了、悬空了。扛麻袋的人这时候必须配合默契,“稳准活”地猫腰钻入麻袋底下,扛起,站稳,“烧火”等三人方可撒手。“钻麻袋”是一项技术活,有巧劲; 我在农业连时扛过麻袋。还记得当时体重约110斤,扛着麻袋站在磅秤上重量通常都是280斤、290斤,换句话说,我每次扛的麻袋重约170斤。 一开始,我扛不动,心里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得不好,世界观还没有改造过来。 感谢荒友对我的关照,起先只让我扛半袋,等我在跳板上走稳了,慢慢地才加到一袋。 扛着那么重的麻袋,小心翼翼地走在跳板上,就好像走平衡木一样,万一一个趔趄摔下去,那么高,轻则致残,重则“光荣”了也未可知。 好在扛麻袋进仓通常都是“大包干”,干完指定的任务就成。大家伙都是玩命地干,嘁里咔嚓,不愿意拖泥带水,收工了回宿舍往炕上一倒,啥都不想干,懒得动弹了。
“倒粉” 黑龙江的“猪肉炖粉条”,遐迩闻名;曾经在黑土地上待过的知青对此念念不忘,就是南方人,现在对它也是耳熟能详。 下乡时,虽没养过猪,但天天看见猪可分场乱跑;不仅吃过“猪肉炖粉条”,而且,我还是制作粉条最后一道工序——“倒粉”的高手。 我曾经在分场的“粉坊”干过一段时间。 黑龙江的粉条有韧劲、爽滑,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源于它是用北大荒土豆制成的。 北大荒的土豆个大,通常一只都有半斤左右,一只八九两的不稀罕。秋天在地里“起”土豆,常常能发现“土豆王”。北大荒的土豆淀粉含量高,扔两个在灶坑里,等焐熟了,剥去皮,咬一口,用东北话说,“可面了”,还抗饿。记得收获土豆的季节,常有沈阳的卡车过来买土豆做种。“橘生于南则为橘,生于北则为枳”是普遍真理,但也有例外:生于“北方”的北大荒土豆个儿大,到了“南方”沈阳,马上水土不服,马上退化,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后来退化成只有乒乓球、甚至鸽子蛋大小,所以,沈阳不得不年年派车到黑龙江来买土豆,要不然咋整? 制作粉条的原料就是土豆,经过粉碎、打浆、做“粉坨子”等工序,等“粉坨子”攒够一定数量,就可以做粉条了。 做粉条的大致程序是: 1、有几个人“揣面”:在一口大锅里,把粉坨子掰碎了,加温水,调成面团状,好几双洗净胳膊、手的人围着锅一起“揣”,不断加粉坨子、不断加温水,“揣”到后来,不断用手指在“面团”的表面扒拉一下,看看“揣”到位了没有,面团“醒”了没有;如果没有,还得“揣”;2、烧一大锅滚开滚开的水,水保持在沸腾的状态;3、有一个人坐在锅台的小凳子上,面临大锅——这个人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险,万一不小心掉下锅去,那可是瞎子闹眼,没治了,因为下面是一大锅沸腾的开水——他的任务是端着一个漏勺“拍粉”(漏勺的一头有绳子吊在房梁上,可借力):“揣”好的“面团”不断有人加到漏勺里,他不断地使劲拍“面团”,“面团”就像面条一样不间断地“漏”到沸腾的大锅里;4、有一个人拿着很长的“木筷”把经过沸腾开水烫熟的、已经成型的粉条“挑”到地下一口大锅里;5、技术含量最高的一道工序:“倒粉”。地下的一口大锅,是从隔壁井房刚打上来的水,起先是拔凉拔凉的,伸不进手去;随着粉条不断地从沸腾的大锅里挑下来,水温不断增高,渐渐地变烫,又伸不进手去了。因此,还有一个人隔一会儿就要舀出热水、倒进凉水。 “倒粉”,就是把不绝如缕从大锅里挑出来的粉条迅速整理成一挂一挂的,马上晾出去。这需要一丁点天赋、一丁点悟性、一丁点麻利,还要加上一丁点韧劲。我相信,我适合干下大地、放马、烧个茶、递个水等这些活,对此还真有点天赋。在向农工学习了要领后,队长指定由我“倒粉”。我一上手,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倒出来的粉条,一挂一挂就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一样,长短一致、排列均匀,整齐划一,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认可,仿佛我就是为“倒粉”而生的,就连教我上手的农工也不得不叹服,没见过“倒粉”倒得这么好的。 “倒粉”一倒就是一天,罗锅着腰,很累人。但晚上,我们会把“粉耗子”——像耗子尾巴那么长的粉条,挂不上架了——归拢在一起,当地职工会整来一点肉,做“猪肉炖粉条”。 忘却了一天的劳累,吃着香味诱人的“猪肉炖粉条”,粉坊里终于传出难得的笑声,也算是黄连树下唱歌——苦中寻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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