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与公传——1963（二）】：

脚下踩着悠远的历史

春天刚刚到来，我穿过一条开着白色杏花和黄色丁香的小路，登上那座已经废弃的小城。它叫鞍山驿，在鞍山城南不远的地方，翻过一座马鞍形的山峰就要到了。因为有那座山峰，这里才叫做鞍山，虽然鞍山驿修建于六七百年前的明朝，但很晚才发展为一个城市。更具体地说，鞍山市的年龄比我大了十八岁，只能做我的哥哥。

鞍山驿可是比我高了很多辈分的老爷爷。俄国人修筑中国东北铁路之前，那里有一队队士兵举着大刀长矛，杀过来再杀过去，留下无数年轻的尸体，无数思乡的魂魄。但是，在天朗气清的时候漫步遐思，你可以忘记战争，愉快地想象古人们刀耕火种的悠闲生活。

从鞍山驿回来，回到我居住的长甸铺，我发现脚下踩着的就是悠远的历史。六七百年前的明朝，那里是屯兵的地方，四周插满彩色的战旗，夜里响彻巡逻的哨声。从满洲国时候起，那里就有瞄向天空的高射炮，守卫着庞大的钢铁基地。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偶尔和小朋友们做打仗的游戏，被木制的大刀象征性地砍中，在地上躺了一身尘土，然后爬起来回家吃饭。

我八岁的那年春天，我爹在西长甸找到一处特别宽敞的房子，可以搬进去住。那里原来是一片在日本式洋房中间的绿化空地，满洲国时留下来的，一直栽种着花草树木。1958年，红红火火的大跃进来了，报纸上说中国能在几年之内赶上英国和美国，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报纸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包括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很苦，我们要大炼钢铁，多造枪炮，把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从受苦受难中解放出来。在家做饭带孩子的妇女都要出来搞建设，要建很多很多的幼儿园，城市建，农村也建。这样一来，山上的树都砍了炼铁，还要城里那片绿化空地干什么呢？附近的居民捐献了砖头瓦块，政府的干部负责搞来门窗，建起了一个长方形的幼儿园，东西方向是长，四十多米，南北方向是宽，六米左右，东面一端还留了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活动空间，给孩子们做操场。

过了几年，那场大跃进的强台风刮过去了，中国城里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许多女职工回到家里，许多城市户口的人迁往农村。我们城里的三所大学解散了两所。

那个幼儿园解散了，但空地上的房子不能扒掉，我家和另外的五户人家搬了进去。我家住在东面，占了两个较大的房间，更重要的，是整个幼儿园的操场都成了我们家的院子，我们可以种庄稼，种蔬菜，吃的更饱一些了。

粮食还是一个大问题。

到了1963年，鞍山的粮站不缺粮食卖了，但每个人的定量还很低。粮站有一套固定的计算方式，婴儿出生的第二年，每个月的定量是一公斤，然后渐渐增长，二十岁参加工作的定量是十五公斤。问题是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是男孩子，从八岁到十九岁，饭量和成年人差不多，但粮食定量少了很多。

我还记得1963年的秋天，粮站门前的空地上堆满了地瓜，装在一只只草袋子里，像小山一样高。你可能觉得奇怪，地瓜应该摆在卖菜的地方，怎么会堆在粮站门前呢？那个年月，地瓜能够填饱肚子，当然要算作粮食了，并且粮站把大米、白面叫做细粮，每人每月只给一两公斤，其余的是高粱米、玉米面那样的粗粮，相比起来，一公斤粮食定量能买到三公斤地瓜，煮熟以后又甜又香，谁能不愿意买呢？于是，粮站规定，地瓜每年只卖一次，每户人家只卖十五公斤。

卖地瓜那天好像是个节日。我大哥二哥三哥早早就到了粮站，帮助粮站卖地瓜。他们把一个个沉重的草袋子从大堆搬下来，搬到台秤前面，再把地瓜小心地倒出来，然后由售货员卖给一户一户的人家。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搬不动草袋子，跟着干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兄弟四个忙碌了整整一天，看起来很像是学雷锋做好事，实际上有个相当不错的收获——到了太阳落山，买地瓜的人散去了，粮站的领导特别批准，除了规定的十五公斤以外，又卖给我们十五公斤很小的地瓜和半截的地瓜。后面这十五公斤照样收钱，但是不扣掉粮食定量，算是对我们兄弟的奖励。这样的事情，我们兄弟就干过一次。第二年开始，我家的大院子里每年都种上一片地瓜，再也不用到粮站帮着卖地瓜，淌一脸一身的汗，蹭一脸一身的泥，怎么看也看不出个人形来。

那个大院子除了地瓜，还栽种过玉米、高粱、土豆、芸豆、黄瓜、西红柿、白菜、萝卜、胡萝卜，有几年还种了黄烟，收获以后挂在绳子上晒干，我爹我妈抽烟也省了很多钱。到了冬天，院子里挖了很深的菜窖，贮存白菜和萝卜。只是那时买不起水泥，不能修得坚固，每年春天冰雪融化以后，菜窖都会坍塌。

院子里还栽种了一架葡萄，一棵杏树，一棵桃树。特别是那桃树，原本是普通的家桃，味道鲜美但果实很小，我爹把另外一个品种和它嫁接在一起，那桃儿就结的很大，味道更加鲜美。时光一年年过去，桃树越长越大，一部分枝条伸到邻居张家的院子，那边的果实就归他们所有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多，也要分给周围的邻居。

1963年，我爹突发奇想，买了一头小猪崽。那黑毛的小猪崽特别可爱，睡觉的时候喜欢打呼噜，有时候还哼哼呀呀地像说梦话。没想到它根本不适合我们家的生活，一个月以后因病去世。我们一家人看着它的遗体特别难过，我们也曾指望把它养到春节改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度过大跃进和大饥荒带来的困境，那一年北京的大学和党政机关里都养了鸡和猪，种了蔬菜。他们可能也不会养猪。如果他们养的猪病死了，他们也会难过。

 

城里的就业机会哪里去了

有时候你不想纠缠往事，可是，往事偏偏要纠缠你。

那次在一家名叫怀旧的餐馆里，满桌子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商议着搞个活动，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当然，按照与世界接轨的说法，那些知识青年，不过是失学失业青年，中学结束以后，没有大学可读，没有工作可做，被国家大手一挥，统统到偏僻的农村去了。

空着的酒瓶子，在墙边站立一排，像一只只耳朵，听他们说起当年在农村的痛苦经历。他们渐渐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对上山下乡的否定派和肯定派。有位在私人企业当老板的，说那是个万恶的年代，很多事情都不可理喻，把城市里的学生驱赶到农村，就是其中的一件。说完这句话，他的面孔有些扭曲，一口气喝干了面前的酒杯。接着有位在国有企业当厂长的，反驳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件好事，磨练了那一代人的意志，增长了那一代人的才干，现在各市各省以至国家一级的领导，里面都有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成长起来的。反驳之后，他也有些激动，点上一支烟，一口气就吸去了半截儿。

其实什么时代什么国度，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一致。但是在我浏览网页时，还是觉得惊讶，当代的中国大众，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何看待，如何评价，都有完全对立的冲突，而且各自形成了浩大的声势。比如失学失业青年迁往农村这件事，前面私企老板和国企厂长的观点，网络上早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铺天盖地。

我面向那位国企厂长，宽容地笑了笑，没有指出他观点里的逻辑错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城里的有将近十年间毕业的中学生，全部失学失业，除了少数的人参军，一概迁往农村。从那前后十年的年龄段中间，浩浩荡荡的几千万人里面，必然出现后来的各种社会精英，这与他们是否在农村磨练意志增长才干，没有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关系。就像有人把一到十岁的孩子统统砍掉一只手和一只脚，将来也还会有独手独脚的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我们如果说当初不砍掉手和脚，他们肯定不会担任重要职务，说出来就会觉得逻辑上的荒谬，还不是一般的荒谬。为什么一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荒谬的东西就不觉得荒谬了呢？这很让人怀疑，难道有什么更荒谬的东西在控制着我们？

怀旧餐馆的墙上有一个电视机，正在播放一部黑白电影，这让我想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农村生活的老电影，戏曲艺术片《朝阳沟》。我大致记得其中的内容，一位高中毕业生到未婚夫的家乡朝阳沟落户以后，思想上发生动摇。但是在党的基层干部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她终于认识到农村也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终于在农村扎下根来。

那部在1963年拍摄的电影，在漫长的片名字幕后，一位姑娘出现在山清水秀的风景之中。她看着一份国家级的报纸，从第四版看回到第一版，上面的革命宣传让她露出了笑容。接下来她用咿咿呀呀、轧面条一样挤出来的细长音调，唱了一段地方戏曲：“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年轻人多理想展翅高飞。农村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千条路我不走选定山区。毕业后升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要做个新型的知识农民，为建设新农村我百倍努力。”电影与电视剧不完全等于生活，但是可以完全背叛生活，这在那个年月可不是稀罕事。朝阳沟所在的那个省份，在大炼钢铁时几乎砍光了山上的树木，哪里还有山清水秀的景色？纵然山清水秀，哪里还有欣赏风景的心情？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说的是那个省份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到1960年4月，700多万人口中饿死了100万以上，还有8万农民饿得无法忍受，偷地里未熟的庄稼，被农村的基层干部打死。

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位姑娘的个人境遇，如果真是她唱的那样，也就好了。“毕业后上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通知没把信回”，是人有多种选择后的自觉选择，应当尊重。可是在大跃进之中一拥而上开办的大学，在大跃进以后又纷纷关闭，城里提供的用工岗位，因为国民经济的衰退而锐减。比如我所在的城市，曾经是中央的直辖市，是国家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但是在大跃进以后，三所大学之中关闭了两所，找工作也变得特别困难。我大哥1962年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去读了一年技工学校，等到1963年毕业后，技工的岗位也找不到了，只剩下下乡和当兵两种选择。

你可能不会询问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城市里的工作岗位，都到哪里去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渐渐发展，于是有了城邦。对于国家而言，城市可能是发展和繁荣的标志；对于个人来说，城市只是可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和时代，城市更像一个自然形成的、人来人往的集市，如果它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自由流动而来的人，也会流动而去。一般来说，在顺其自然的时候，不会产生太大的人口问题。

最先遇到这个问题的是苏联。作为一种新的实验，它们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国家集中权力，掌握财富，制定计划，控制发展。斯大林暴政时期，没有能力为城市原有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但在那几十年里，在饥荒和战争以外，还有他的大肃反、大清洗、大流放政策，让城市里的人口大量减少，形成一种意外的、血腥的均衡。他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苏联为千百万冤案平反，让无辜流放的人返回故乡。城市里的人突然增多了，他们开始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垦地，利用荒地增产粮食，又减少了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

按照粗略的计算，国家投放同样的资金，在轻工业和服务业可以安排一千万人就业的，在重工业只能安排四五百万人。1950年代，改朝换代的中国，一番工商业改造之后，城市里的上千万个工作岗位，像股票市场上的资金一样蒸发了，再加上大部分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还要加上动员家庭妇女参加工作，差不多失去了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能力。1955年中国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学到了安排城市青年下乡垦荒的招数，回来以后汇报给上面。这个解决城市青年就业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中国很快就要效仿了。国家只要给一些下乡初期的安置费用，以后他们就能养活自己了。同样是苏联发明的下乡垦荒，在1970年代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那里，得到了更为彻底的解决。他们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

1963年，中国大饥荒结束了，看起来，很多创痛都在恢复。同往年相比，城市失学失业的中学生更多。除了电影《朝阳沟》之外，还有《人民日报》发表的报告文学《特殊的姑娘》，《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相继树立了几位下乡垦荒的先进青年典型，强调这些青年榜样“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

那一年，我大哥最后选择了当兵，没有下乡。他在我妈的涟涟泪水映照之下，去了遥远的黑龙江。在几年之后他结束兵役回到故乡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国家发起了更大更猛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三哥和我，正赶上那个时期中学毕业，下乡务农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进城以后，你是不是原来的你

1963年春天，我还很瘦小，但比较健康，腿脚也有力。我跑来跑去，度过我上学前最后的自由时光。在城南，我看见几座没有开工的工厂，厂房建好了，但没有机器和工人搬进去，茂盛的野花和野草是那里的主人。大饥荒之后的经济调整开始了，许多工厂生产计划削减，许多人员强令迁往农村，一座座城市萎缩下来。许多年后，中国有人考察说，1963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但是谁能想到，一种当时只能在城市演出的话剧，突然间火了起来。那些萎缩的城市与不萎缩的城市，那些寒流与暖流交替的初春时节，突然冒出成倍增长的观众，在剧场的门前排队购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党派书记和市级官员急匆匆找来文化局长，一连串的问题让人心里发毛：你一定要说清楚哎，有没有能演出话剧的剧院？有没有能表演话剧的演员？咱们这里能不能排演一出话剧？什么？话剧演不了？咱们就改编嘛，京剧，评剧，越剧，木偶剧，滑稽戏，还有什么剧？什么都行啊！

引起全国轰动的话剧，是从军队里面传出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这部戏得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心指导，据说他无数次观看演出，帮助完善其中情节。比如，他第四次看演出时提出，赵大大在第二场戏中捡到钱包，第八场才还给卷发女人，“中间至少有两三天时间，为什么当天没有上交？”当时导演和演员听到这个意见，“全体无地自容。多少领导和普通观众都看了，就周总理看出来并说了出来，让人心服口服。”还有，剧中的农村姑娘春妮写了一封信，提到她和排长陈喜两小无猜。很多人觉得没有问题，周总理却说，“春妮有多高文化程度？应该就是能认字，但说这个成语应有中学文化。不过我只是这样提一下，大家想成熟了再改。”总理一说，导演和演员都跟着成熟了了，马上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儿长大”。总理先生在话剧上的造诣很深，对服装、造型、表演都有自己的看法。这让我们相信，他修改的50多句台词，想必很有高度，也很有必要。

总理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领导。据说有一次，最高领袖亲自出面，观看了这部鼓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作品。他很少看话剧，却容易融入剧情。当剧中人物童阿南受资产阶级风气影响，不愿当军人，想从南京路上离开，最高领袖忽然站起身来大声叫道：童阿南不能走！这件事轰动了全国，大家都想看一看，能让最高领袖情不自禁的话剧，究竟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当然是辉煌的样子。同一部话剧，在中国首都有十多家剧团同时演出，在全国有一百多家剧团同时演出。我想，这种空前绝后的辉煌，除了前面的领袖效应和政治需要，还有这部话剧本身的原因，它确实比较好看。应该说，它意外包含了世界影视戏剧在题材上绝好的卖点：一群农村大兵攻进一座国际都市，作为军事管制者，他们要对付公开的挑衅和暗中的破坏；作为一些普通人，各自要处理原有的恋爱和新增的情感。更重要的，他们必须接受和融入新环境，并且在巨大的反差里，不能迷失自我。

对于看到这部话剧的中国城市居民，或者看到按照话剧拍摄的同名电影的中国普通百姓，他们会为美丽闪烁的霓虹灯陶醉，被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吸引，让会抛媚眼的美貌女弄得晕晕乎乎。不瞒你说，我当时不到十岁，仅仅是看看电影，就晕晕乎乎的，就很陶醉，就被吸引。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女特务特别让人着迷。一个比我还小了两岁的男孩子，忽然喊着说长大要和那女特务结婚！

在我敲响键盘，追述这部话剧当年的辉煌时，我知道，这部话剧正在中国的近邻朝鲜上演，受到他们最高领导人的赞扬。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总是很多。在1963年，觉得自己改革开放的苏联，被觉得是正统马列的中国，当作修正主义对待。现在四五十年一个轮回，轮到觉得自己改革开放的中国，被觉得是正统马列的朝鲜，当作修正主义对待了。

我注意到他们报纸上的剧评，仍然散发出强烈的政治气息。“我们军队和人民处在帝国主义者的双重、三重包围中，60多年来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未中断一个瞬间，在这前所未闻的战斗中得到充分锻炼，朝鲜作为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思想强国、信念堡垒巍然屹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将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作为与革命和民族、每个人的命运直接联系的最深刻的问题来提出，并对之予以明白而锐利的社会政治解答，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展现新世纪飞跃发展的我们话剧艺术新境界的特出的成功之作。”有时候，说和做是反差很大的两回事儿。在我看来，朝鲜这次重新排练和演出中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也透露出一个新的信息，有些变化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当朝鲜国民像我一样，为美丽闪烁的霓虹灯陶醉，被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吸引，让会抛媚眼的美貌女弄得晕晕乎乎之后，那个国家也会改变许多事情，也会悄然无声地、一点一滴地、不可阻挡地改变。

回到1963年，话剧或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生活原型，是那个驻守在上海南京路的连队，来自山东农村。他们进入上海，面对的是物质丰富、精神自由的大都市生活。于是，连队里的政治干部告诉他们，家里定亲的土对象不能扔，农村朴素的好传统不能变。你在马路上见了一分钱捡起来，这一分钱好像微不足道，但你交了公就是一个革命战士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格，装到自己的袋子里面就成为永远磨灭不掉的资产阶级污点。

谁愿意有污点啊？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了，直到1960年代初期，被大跃进拖垮的国民经济在艰难中慢慢恢复，艰苦奋斗的精神显得特别重要，才有人发现他们这个连队，多少年来一直艰苦奋斗，朴素的本色坚持不变。1963年春季，国防部和南京军区先后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最高领袖则为他们写下一首颂歌，像《三字经》那样容易背诵，比《三字经》还要明白易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和最高领袖《八连颂》一样被人牢记在心的，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两段经典台词。前一段只有一句，排长对班长说，“你啊，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吧！”后一段有两句，连长对排长说，“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排长回答，“是啊，连风都是香的。”作为一种影响，在小学和中学里面，肤色黑一些的同学从此不敢在中间走路，女同学连雪花膏也不敢搽，怕成为资产阶级小姐被人批判。

《八连颂》结尾时有两句跳出三字经格式的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看起来更有力量，更愿意被人在以后的岁月反复提起。比如，在提倡军队和百姓团结时，在显示中国的军事力量时，报纸和广播都会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可惜的是，应该做为《八连颂》核心思想的六个字“拒腐蚀，永不沾”，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

拒腐蚀，也可以叫反腐败，它们的区别很小。前者大约是主动的抗拒，后者大约是被动的反对，这在汉语的实际使用里，看不出多少区别。我只是大约知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农民革命史里，腐蚀真的好像不可抗拒，葬送了一代又一代农民领袖。听人说起一本名叫《太平天国不太平》的书，里面一段话说得精彩：“农民军能够行军作战，能够吃苦耐劳，就是不能进大城市。一进入大城市，五彩缤纷，眼花缭乱，精神松懈了，军纪松弛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就可能一朝瓦解。”第一次进城即瓦解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5年。那些把眉毛涂成红色的人，被叫做赤眉军，声势浩大地攻入首都长安，成了得意忘形的一代统治者。他们忙着论功行赏，忙着搜刮财富，忙着享受一切。当地下陵墓的珠宝都据为己有之后，陵墓里的贵族女子被奸尸以后，再看城里城外，人们早已跑光了，仅仅剩下了一座空城。后来城里的粮食吃得一干二净，他们不得不转移，并且灭亡在转移的路上。

最近一次进城即瓦解的事件，距离现在很近，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他们的政权叫太平天国，他们的领袖叫洪秀全。此人假借西方的宗教思想领导农民革命，但始终无法脱离一个农民的心理品质。他定居南京当天王，在天王府里养了两三千个美貌女人供他享用，气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届正式的封建皇帝。如果不是十一年后他的王朝迅速覆灭，他宫中的美貌女人还会增加，他宫外的美貌女人还会减少。

当代的历史进展太快。虽然只有一百多年，洪秀全的事情也古老得像一个寓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农民，有了文化也是农民，当了领袖也是农民。

《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不被腐蚀的经验，只对没有权力的普通人起作用，对进城以后产生的新权贵不起作用。历史的寓言告诉我们，毁坏新政权的不是敌人，不是下层百姓，而是掌握新政权的人。

我们甚至没有怀疑过他们进城的动机，是不是一种付出极少、收益极大的革命性的投机。

最近，我看到一部电影：

一些士兵在攻打城市，很久都攻不下来。长官急了，大喊一声，向前冲啊，城里有金子和女人！

那些士兵们就有了力量，冲到城里去了。

 

一个人对时间有什么意义

中国有句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说世上的事物总在变化，并且一定会变化。比如田野上有一条河，河的东边有一棵苹果树，过了一些年再看，河道改变了，那棵树已经在河的西边，开着春天的花朵，结着秋天的果实。

这句话用在汉语的语境里，往往是说在时间的因素里，人的命运总会发生变化，得意的不会永远得意，失意的人也要把目光放远，等待好运来临。还有类似的一句乐天派的语言，说得更加大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这只是很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有的人不是这样，一旦倒下，很难有机会翻身，很难再爬起来。

我现在想到的例子，是一位中国作家，笔名叫柔石。

柔石，1902年生于南方，1920年娶妻生子，1924年开始教书，1930年加入了几个组织：一个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一个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成为领军人物；还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他代表左翼作家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那段岁月很充实，幸与不幸相伴而来。幸运的是他得到一位女性的热烈爱慕，在旧式婚姻之外有了燃烧的激情；不幸的是他入党才八个月，就被逮捕入狱，临刑时中了十颗子弹，几乎流光了身躯里的热血。

我为他感到深深的遗憾，是在搜索了那段历史之后。

遗憾之一，在他被捕之前的一些年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很好，在他被捕之后的一些年里，两个党派也多次合作，只是在他入党的那段时期，叫做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支持下，搞了频繁的武装起义，被视为不共戴天的反政府武装。正是这段时期，要了柔石的命。

遗憾之二，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忍，超出柔石那些作家们的想象。有位当事人回忆说，柔石所在的上海，党派负责人与中央领导人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据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得到了内部情报，但是没有将上海警方的搜捕行动通知上海组织，其中就有借警方之手清除异己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足以让这位被鲁迅欣赏、被罗曼·罗兰欣赏的年轻作家，把他的生理年龄停止在三十岁之前，不再增长。

为了偶然发生的事情，人们感到遗憾。如果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发生，恐怕就不再是偶然了，而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一种必然的结果。比如柔石投身革命的时候，中国两个党派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处在模糊不清的变化之中，他怎么能知道，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的1960年代初期，中国宣布说，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让受尽很多磨难的知识分子，从心里感到温暖和希望。这种温暖，这种希望，让搞电影的人首先激动起来，他们觉得知识界的春天，应该从电影开始，就把柔石的一部小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还在片名上特意增加了两个字，叫《早春二月》。

那时是1963年。

电影让人们再一次想起柔石，那位投身革命而过早牺牲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二月》，以自身经历为部分原型，描写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前的心理动荡。小说的主人公萧涧秋，面对革命的狂乱局势感到迷惘，于是转向安静的小镇教书，想用个人力量温和地影响社会。但是他无法改变小镇的生活，还引发了更大的一场悲剧，只能离开那个伤心之地。当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已经受到多年革命政治熏陶的编导们，有意强化了其中的革命情境，表示他离开后会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即便是用力拔了一个高度，这部电影仍然没有通过政治审查的可能。这次审查的负责人，是中国文化宣传的高级官员周扬。《早春二月》的审查会上，周扬对柔石的印象很差，说柔石那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这个作品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再版，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应该批判的。他还说萧涧秋所表现的，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早春二月》的编导被吓呆了，最高领袖刚刚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著名论断，现在周扬把电影说成与阶级斗争相对抗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很重的宣判。

（在我读到的种种记载里，没有人提及周扬个人的原因。我们还记得1950年代，他与胡风各自代表解放区文艺和国统区文艺的宗派之争不断升级，后来在最高领袖的参与和推动下，轻易葬送了胡风的政治生命。而柔石当年的左翼作家联盟，因为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与周扬结怨很深。）

接下来的事情让人呼吸变得艰难。电影编导赶紧补拍一些镜头用来修改，上面的命令传达下来，要《早春二月》一个镜头都不能改，迅速制成拷贝发往全国。原来，周扬他们送上一份“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提出两部影片只在北京、上海等八个大城市放映和批判，最高领袖则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我看过《早春二月》，对它的印象较深，包括萧涧秋和恋人在优雅的外景里出现时，音乐背景是一段优美的童声合唱，曲调来自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大约是第三章里转引美洲当地的一首民谣。其歌词来自李叔同先生的填词，“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离别时分的意境特别感人。两个多星期以前，我和八十多位大学同窗，相约于相识三十周年的海滨聚会，大家唱的就是这首歌曲，用这首已有近百岁高龄的歌曲，作为我们对苍茫人生的共同感叹。人们都知道这首歌曲，知道它是1980年代电影《城南旧事》的插曲，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63年，它在《早春二月》里就已经出现了。

至于《北国江南》，我没有看过，仅仅知道一些大概。它也是1963年拍摄的中国电影，写的是北方一个叫黄土屯的农村，“村民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上合作化道路，经过艰苦奋斗兴修水利，终于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贫瘠面貌”，呈现出一片胜似江南美好景象。这部电影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创作”了一些莫须有的阶级斗争，存在着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缺陷。在那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社会环境里，有了这个缺陷，它应该受到上面的奖励而不是批判。至于它受到批判的原因，据说有两种：一是以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代替了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二是在表现一个双目失明的妇女时，有一些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如果《早春二月》的编导，知道《北国江南》受批判的简单原因，应该感到宽慰：都一样被人批判，自己拍的还算是一部对得起个人良知，并且是有艺术成就感的电影。毕竟电影里萧涧秋的形象还影响了当时很多年轻的城市男孩，他们“模仿萧涧秋的扮相，围一条长围巾，梳一个30年代知识界流行的大背头，手执柔石的小说原著《二月》在河畔倘佯，口中念着萧涧秋的台词:主义到了高妙的程度，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没有！有的人跑遍南京路、淮海路，为的就是觅一条他围的豆绿色围巾，不少百货店看中商机，连夜把萧式围巾摆出，投放市场便被抢购一空。”1963年，是中国文艺界不能平静的年份，很多外界因素在起作用。像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刮过树林，那些树木渴望平静，但它们静不下来。

粗略搜索一下，那一年文艺界遇到的事情记在下面：

1963年1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春节茶话会上，打出“大写社会主义斗争生活”旗号，提出要“大写十三年”（即1949年10月—1963年1月）。

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５月６日、７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

1963年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艺、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1963年9月14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向全国推荐８首革命歌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高举革命大旗》、《学习雷锋好榜样》、《听话要听党的话》、《人人歌唱好八连》、《一条大道在眼前》、《社员都是向阳花》、《唱支山歌给党听》。

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对文化部和《戏剧报》进行了批评。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针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和平演变有多么可怕

我在写作《自传与公传》时，花费了很多力气，用来挑选合适的叙述语言。别人的写作，一般会选择故事发生年代的语言风格，那很容易拉近作品与发生年代的距离。

但我不能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我先前叙述的1950年代，现在叙述的1960年代，还有将要叙述的1970年代，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语言里充满了矫饰的空洞、违心的欺骗、仇恨的狂妄、暴力的喧嚣。它们扼杀了文学、新闻、人际交流以及社会的道德良知。我是从那种语言里面逃出来的，越狱一般逃了出来。我不愿意使用它们。它们，会使我感觉迟钝，大脑缺氧，胃酸过多，胆汁回流。

我变得语言迟钝，很少对人描述我的一种感觉，那就是，20世纪中国的语言，遭遇了1910年代、1950年代的两次暴力革命，经历了1930年代、1980年代的两次和平演变，现在的和平演变仍在进行。记得有一次参加省级规模的散文研讨会，我谈起这个话题刚刚几分钟，就惹怒了一位年纪与我相仿的文学理论家。当我的讲话被那种暴力语言打断时，我才歉疚地想到，如果我继续讲下去，还会伤害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毕竟是憎恨和暴力语言喂养大的，至今还在用那种语言写作，用那种语言养家糊口。

我说到的那个词组，和平演变，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在1960年代，那可是个相当重要的概念。1963年的春夏之交，中国的最高领袖在一份经验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又过了两个月，进入了炎热的夏季，树上的绿叶遮蔽了蝉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又有最高领袖的一段话：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后来我才知道，所谓的帝国主义，是沿用很早以前的概念，起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概念。在那场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战争中，挑起战争的是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叫做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左右摇摆，有时候站在法西斯一边，有时候站在反法西斯一边。而所谓的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曾经在十九世纪在世界扩张，并且侵略过中国），则是站在全世界人民一边，保卫着人类的和平幸福。我是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我说二战以后已经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了，恐怕不会有人相信。

红色革命的风暴在亚洲翻腾，像烈火，像霞光，像鲜血。二战以后没有多久，红色政权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建立，还要把红色风暴刮到全世界，用革命战争推翻所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最高领袖豪迈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如果红色革命能够胜利，起码也要把整个人类带入一两百年的残酷战争，这样的代价巨大。仅仅在朝鲜进行的一个局部实验，就有上百万人死去，更多的人伤残。如果不是因为斯大林去世尽快结束了那场灾难，还会有更多的生命被残酷剥夺。我想说的是：和人类的流血牺牲相比，和人类的平安幸福相比，朝鲜半岛的谁胜谁负，真的那样重要？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

让我们换一个视点。从词语的角度看来，暴力革命的反义词是和平演变。这是所谓的帝国主义的战略，即运用经济、文化等非武力手段，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合作，输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通过影响那些国内民众的思维，促进那些国家向他们的反面和平转型。比如在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时指出：“这种演变已经有某些迹象了。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集团内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取决于赞成人民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是否会战胜只认识暴政、野心和统治的精神。”英国有一位国防大臣似乎补充了戴高乐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念。有冲突而没有合作，这是列宁主义的传统。我们自己的传统应该是通过强大有力的对话、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潜在的冲突。”

更早一些的1949年，中国的红色政权诞生前夕，美国的那一任国务卿艾奇逊乐观地相信，中国从苏联学到的社会制度将会改变：“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到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几年以后，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一次演说时，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六项政策，还在另一次演说里，将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

196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认为，解决美国同中国这样的巨大政治分歧问题，目前仅有的方式是“和平的历史演变过程”。他明确提出，要“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具体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

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以前，我无法对倡导暴力革命的一方与倡导和平演变的一方，做出合理的比较和分析。但我觉得，比他们说得更准确更精彩更实际的，是一位早已去世的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动物庄园》和《1984》的作者。他的一生短暂，只有46年，好像他唯一的使命，是被上天派来写这两部小说，用寓言和预言警示人类大众，让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在他们的脊背上升起，然后，浑身的毛孔都在收缩。我读他的这两部小说，就是这样的感觉。

据说他属于社会思想的左翼阵营，但是从个人品质出发，又痛恨更加左翼的极权社会。那一部小说写于1948年，写的是人们在未来极权社会中的生活状态，写好以后他已经很累了，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书名，于是把写作的年份颠倒一下，叫做《1984》。

在他的小说里，极权国家的统治者，总是夸大被旧势力复辟和被外界敌人颠覆的威胁，因此对内部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统治，包括清洗越来越多的“敌人”。但实际上它们强调的这种威胁，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危险。我读他的《1984》时，意外地读到他对这类国家如何消亡的设想。他真是富有想象力，觉得“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或者是被外部力量所征服；或者是统治无能，群众起来造反；或者是让一个强大而不满的中等人集团出现；或者是自己丧失了统治的信心和意志。”

然后他分析说，第一种危险在现实生活中确已消失，它们不可征服；第二种危险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危险，群众从来不会自动起来造反，只要不给他们比较的标淮，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迫；第三种危险也可以避免，他们不会让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只有第四种情况才会出现，到最后恰恰是他们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信念。读到这里我相当惊讶，嘴都合不上了。苏联解体是这本书出版四十多年以后的事情，都被这聪明绝顶的家伙说准了！

咳，小说的影响力毕竟很大。当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时，诗人陈梦家发出一声叹息：1984年这么早就来了。但小说的影响力也毕竟有限，很难影响到西方和东方有决策权的政要人物。假如他们读过并且相信奥威尔的作品，就会知道无论是推行还是防止和平演变，行为和效果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还会这样做吗？

这部小说，影响到我对语言的判断和使用。我在这篇文字的开始，说到了语言的暴力革命，可能是受了奥威尔的启发。在《1984》里，他冷峻地指出权力与语言如何勾结致使人丧失了领地——丢失了记忆与未来。他描述了极权社会怎样通过控制话语权进一步控制知识、控制真理、控制现在——强令推行一种新的语言，“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他揭露了一个特殊的事实，语言堕落以后，成为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考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家的看家人”。因此，奥威尔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长久的抗议者。

董学仁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