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2013年大事

作者：茅于轼

来源：FT中文网

核心提示：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2013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大有小。到年底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内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开始展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针。这将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在经济上我们维持了比7.5%略高的增长率，而且波动很小，担心持续下滑的顾虑逐渐消退，信心在恢复。在对外关系上中日矛盾不断升温，前景未卜。中美关系平稳良好。中国外交开始向中东和非洲进军。但是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航母的巡视导致周边国家不安。总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的发展。

新领导的亮相有几点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反腐败极为有力，而且能切实落实。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高档餐馆营业量减少，高档烟酒因需求减少而降价。反对奢侈浪费，已经立竿见影，极得民心。

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大家盼着进一步落实。比如司法独立，农地产权明晰化，取消劳动教养制，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划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市场垄断，改善国企的经营，大家都抱着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兑现落实，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届政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进展不大，我猜想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很难推动。所以三中全会的决议能够贯彻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部门利益快速长大，他们又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任何改革如果涉及他们的利益都会碰到阻碍。

从经济方面来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长显然已经转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后发优势慢慢地用完了，我们进入到自主创新时代。环境代价过高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减速保护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的减少，使生育红利转变为生育欠债。经济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要付出调整的成本。正因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这一趋势不可能用单一的政策去逆转。我们势必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虽然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GDP从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我们追赶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怎么才能赶上去，是不是还要花120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和发达国家比较在哪些地方不如别人，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产权结构上发达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中国则相反（事实上也不尽然了）。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多数效率低下，浪费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使地不能尽其用。在一个缺少土地的国家里土地使用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的规则上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和市场混合的运行制度。二者经常发生冲突。权力配置资源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对金融业价格（利息率，汇率）的限制，对市场进入的限制，对平等竞争的干涉，都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现在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结构，也决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权力能不能让位于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当局把解决民生问题当成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抓得不准确。其实中国最成功的正是解决了民生问题，人均收入翻了十倍。虽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显著改善。全球脱贫计划的完成80%发生在中国。全球贫困人口得到最大改善是在中国。

依我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特权侵犯了人权。在市场上不是人人机会均等，各种特权占了优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难有通过努力获得收入晋升的机会。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绝少数。大多数是公权侵犯人权导致的。因此维稳的重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宪政。

在胡温执政的前十年里，经济方面的成就非常显著。虽然有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的增长率没有掉到7.5%以下。这10年是1983年以来的30年中增最高的十年（十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5%，前十年是9.7%）。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最失败的是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它的爆发则是在今年的薄熙来案。薄熙来从大连到沈阳，又到重庆，不断被人检举告发。但是他是政治局委员，谁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军跑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去，成为国际事件，再也瞒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侦查。可见法治松懈到了什么地步，或者特权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薄熙来案可说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后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样它暴露了中共内部掩盖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们都是把内部斗争暴露成为国际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狈，最狼狈的是那些过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来的人。

但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进了中国走向比较开放的时代，让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它和表面的宣传完全不同。这才是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

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开启了司法审判的新场面。虽然没有现场直播，但也足够透明。这让大家知道，司法公开应该是怎样的。但是这种透明和公开也不是普通公民可享受的，还是对待特权者薄熙来的另类做法。他出庭可不穿囚服，不戴手铐，不剃光头。这让大家知道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可能犯错误的人。这是人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最近最高法院已经宣布今后不允许在审判时叫被告人穿囚服，剃光头。这对于暴戾成性的当今社会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

审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轻。薄熙来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权侵犯人权，为了私利破坏法治，用家法代替国法。他在重庆干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严重罪行，许多企业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残，财产被掠夺，留下一大堆错案冤案，这个烂摊子如何处理？在审薄时这方面的事一字未提。他的罪行的受害者如何平反纠错，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政策。

其实薄熙来只是一个典型，全国各地都有大小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横行不法，漠视道德和正义，极大地损坏了执政党的信誉，也是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审薄而不解决滥用权力，破坏法治的风气，使得大家对薄熙来结案的期待有点失望。

最后谈一点国际关系方面的看法。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我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充分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邓小平要求韬光养晦，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客观形势已经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保持谦虚谨慎，有远见而负责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对人民有利。相反处处强出头，并不有利于百姓的切身利益，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不利的。

在外交主导思想和方针上，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区别。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都有利于百姓。在外交政策上是以国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以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为例，以国为本，中国的主张是寸土不让。但是这种态度已经伤害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旅游。我们受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的教育，认为爱国就是爱民。其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应该对二者的区别有所认识。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在日本方面也是不惜损害百姓的利益去爱国。全世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少数。所以国际争纷不断。其实大部分都是外交们制造出来的无事生非。更可惜的是大部分百姓还支持这种“爱国行为”。几千年的教育把百姓彻底洗了脑，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各国百姓之间无冤无仇，怎么会有互相残杀的战争？就是那些喜欢惹是非，制造事端的政治家们挑动的。结果是世界和平依然遥远。说不定还有一场浩劫等着我们。

 

500万年来的文明进程

    ——读张岩著《文明起源》有感

作者：茅于轼

来源：作者博客

人是从猿猴的一个分支进化而成的，最终从动物变成了人。现在研究这个过程似乎只有档案的意义。但是读了张岩写的这本书，给我极大的震撼。人类的这个进化事实上还没有结束。而且其未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看看过去我们走过的路，也许能够看出当前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进发；有哪些方向很可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从人类进化长河的角度看比较容易看清楚。正好像从宇宙飞船上看地球反而能看到地面上看不到的景像。

何以人类社会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才变成现代的人类。因为那时候由于人类本身的脆弱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口增加得非常之慢，或者在几万年内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发掘古人类化石非常难得，因为当时人类的数目本来就十分稀少。按照现在的估计，在公元元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过2.3亿。人口快速增加是在发明农业之后。所以在公元元年以前八千年，农业刚刚开始时人口总数顶多只有几千万。在漫长的几百万年的缓慢发展中平均的人口数不大会超过几百万。这么稀少的人口分布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这一点还有争议），互相见面沟通的机会十分稀少。直到文明十分发达的唐朝，从中国去西域的丝绸之路还十分艰险。人类进入美洲和澳洲不过是几万年前的事。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一百多米，有许多海峡当时还是陆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冒险进入新领地。在生存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人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探险。这种迁移一定是受生存的严重限制而不得不从事的冒险活动。可能是生态环境改变，但更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和领土争夺导致的结果。物群内部的自相残杀从猿人以来从来没有断过。人类进化成为高级智商的动物之后更是登峰造极。从部落战争到国家战争死人无数。人类仍然喜欢对外侵略，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把爱国发展成为理论，教育子民，让他们都变成战争发动者的工具。首先是让百姓判断是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当双方都这样做的时候，战争对双方都变成了正义之战。打起来都能不怕牺牲，死不投降，为领导人卖命人类更了不起的发明是对内部的控制和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名义，皇帝，总统，主席等等，都创造了血腥镇压内部反对派的超高技术。这种内部镇压杀死的人数一点也不比战争死的人少。追踪到我们的祖先，猴王镇压敢于挑战其地位的小猴子，现代的内部镇压和古代的猴王争夺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技术更为高超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为什么极少数的领导人或统治者能够控制绝大多数他们的子民，为他们卖命？这里的奥妙就是制造出能够误导人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以及现代的统治者都有这么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他的百姓。伟大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多少人在此语录的鼓动下走向死亡。他们死了之后会明白，牺牲的人和胜利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被人利用了。但是已经太晚。现代社会的炫耀武力和远古人类或兽类炫耀武力也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人经常要阅兵，军事演习，通过这些活动向对方示威。古代猿人向对方声嘶力竭，咆哮发威。现代的敌对国家互相叫  人科动物出现在700万年至500万年之间。以后的几百万年里发生了什么事，基本上是一片糊涂账。可以肯定的是此间的进步非常缓慢。一直到200万年前开始制作石器，才有一个明确的进步标志。从最粗糙的石器到精致的石器，期间经过了上百万年。这些都还有考古的实物作证。但是人类社会是如何组织，斗争，合作，变化的，那是没有实物可供参考的，完全只能猜想。当然也不是没有根据地猜想，能够用作参考的有两方面的材料。一是黑猩猩的社会，二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社会。张岩的这本书主要就是根据这些材料为基础作的研究。

在远古时代人科生物刚出现时，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是类似于猿人社会的关系。大猩猩是一个雄性带领几十个雌性。到了黑猩猩时代变为多个雄性和多个雌性。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因为群体的规模扩大，生存的优势更强。但是各个群体之间是互相敌视的。这和狮子老虎一样。个体之间经常发生争夺领土的斗争。其实这一习性至今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为了争夺领土死伤无数。至今领土争端还是缕缕不绝。并不是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完全是一种占有欲，是一种很不理性的行为，它跟远古的动物天性有关。把土地看成国家之间合作的机会，用理性思考领土问题，恐怕还得上百年的演化。

据张岩的研究，从动物变成人，关键的一步是两个群体之间从敌视变为合作，从而有可能建成人类的最初社会。很小的群体没有生存的优势。尤其是对人类而言，其优势是智力上的。智力优势的发挥全靠群体的规模。单个的人绝没有发挥智力优势的可能，一个人如果被放到孤岛上去，他只能和狮子老虎去竞争。到今天人类优势发挥到极致，我们能够享受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完全是大社会分工合作的结果。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最初形态就是两个原先敌视的群落，通过谈判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群体的领袖有理智和远见，而且碰巧对方的群落也有类似观点的领袖。张岩认为，最初迈出合作的群落领袖堪比爱因斯坦或牛顿。他们的智力远超过他们的同类。

我们可以想象，何以人类社会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才变成现代的人类。因为那时候由于人类本身的脆弱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口增加得非常之慢，或者在几万年内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发掘古人类化石非常难得，因为当时人类的数目本来就十分稀少。按照现在的估计，在公元元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过2.3亿。人口快速增加是在发明农业之后。所以在公元元年以前八千年，农业刚刚开始时人口总数顶多只有几千万。在漫长的几百万年的缓慢发展中平均的人口数不大会超过几百万。这么稀少的人口分布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这一点还有争议），互相见面沟通的机会十分稀少。直到文明十分发达的唐朝，从中国去西域的丝绸之路还十分艰险。

人类进入美洲和澳洲不过是几万年前的事。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一百多米，有许多海峡当时还是陆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冒险进入新领地。在生存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人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探险。这种迁移一定是受生存的严重限制而不得不从事的冒险活动。可能是生态环境改变，但更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和领土争夺导致的结果。物群内部的自相残杀从猿人以来从来没有断过。人类进化成为高级智商的动物之后更是登峰造极。从部落战争到国家战争死人无数。人类仍然喜欢对外侵略，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把爱国发展成为理论，教育子民，让他们都变成战争发动者的工具。首先是让百姓判断是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当双方都这样做的时候，战争对双方都变成了正义之战。打起来都能不怕牺牲，死不投降，为领导人卖命象，何以人类社会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才变成现代的人类。因为那时候由于人类本身的脆弱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人口增加得非常之慢，或者在几万年内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发掘古人类化石非常难得，因为当时人类的数目本来就十分稀少。按照现在的估计，在公元元年时全世界的人口总数不过2.3亿。人口快速增加是在发明农业之后。所以在公元元年以前八千年，农业刚刚开始时人口总数顶多只有几千万。在漫长的几百万年的缓慢发展中平均的人口数不大会超过几百万。这么稀少的人口分布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这一点还有争议），互相见面沟通的机会十分稀少。直到文明十分发达的唐朝，从中国去西域的丝绸之路还十分艰险。人类进入美洲和澳洲不过是几万年前的事。一方面由于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一百多米，有许多海峡当时还是陆桥。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冒险进入新领地。在生存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人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探险。这种迁移一定是受生存的严重限制而不得不从事的冒险活动。可能是生态环境改变，但更可能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和领土争夺导致的结果。物群内部的自相残杀从猿人以来从来没有断过。人类进化成为高级智商的动物之后更是登峰造极。从部落战争到国家战争死人无数。人类仍然喜欢对外侵略，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把爱国发展成为理论，教育子民，让他们都变成战争发动者的工具。首先是让百姓判断是非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当双方都这样做的时候，战争对双方都变成了正义之战。打起来都能不怕牺牲，死不投降，为领导人卖命人类更了不起的发明是对内部的控制和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名义，皇帝，总统，主席等等，都创造了血腥镇压内部反对派的超高技术。这种内部镇压杀死的人数一点也不比战争死的人少。追踪到我们的祖先，猴王镇压敢于挑战其地位的小猴子，现代的内部镇压和古代的猴王争夺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技术更为高超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为什么极少数的领导人或统治者能够控制绝大多数他们的子民，为他们卖命？这里的奥妙就是制造出能够误导人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以及现代的统治者都有这么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他的百姓。伟大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多少人在此语录的鼓动下走向死亡。他们死了之后会明白，牺牲的人和胜利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被人利用了。但是已经太晚。现代社会的炫耀武力和远古人类或兽类炫耀武力也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人经常要阅兵，军事演习，通过这些活动向对方示威。古代猿人向对方声嘶力竭，咆哮发威。现代的敌对国家互相叫

人类更了不起的发明是对内部的控制和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不论他们是什么名义，皇帝，总统，主席等等，都创造了血腥镇压内部反对派的超高技术。这种内部镇压杀死的人数一点也不比战争死的人少。追踪到我们的祖先，猴王镇压敢于挑战其地位的小猴子，现代的内部镇压和古代的猴王争夺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并没有变化。所不同的是技术更为高超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为什么极少数的领导人或统治者能够控制绝大多数他们的子民，为他们卖命？这里的奥妙就是制造出能够误导人们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以及现代的统治者都有这么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他的百姓。伟大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多少人在此语录的鼓动下走向死亡。他们死了之后会明白，牺牲的人和胜利的人是两种不同的人，他们被人利用了。但是已经太晚。

现代社会的炫耀武力和远古人类或兽类炫耀武力也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人经常要阅兵，军事演习，通过这些活动向对方示威。古代猿人向对方声嘶力竭，咆哮发威。现代的敌对国家互相叫板（比如南北韩），这和马路上两个不认识的人互相碰撞而引起对骂，也和古代不同种群猿人之间的武力相向，都是人类动物本性决定的。

板（比如南北韩），这和马路上两个不认识的人互相碰撞而引起对骂，也和古代不同种群猿人之间的武力相向，都是人类动物本性决定的。但是事物并没有走向绝境。自从18世纪以来人类发现了新的相处规则，通过利人利己的双赢安排，人与人之间慢慢地从敌视转变为友好。这一新规则的逐渐确立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发展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新路。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二百多年间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果以人口增加或寿命延长为指标，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五倍至十倍；更超过了过去几十万年平均数的数百倍。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发展到公元元年人口只有2.3亿，寿命只有24岁；过了1820年到公元1820年时人口还只有10亿，寿命只有26岁。而到了2012年，人口增加到70亿，寿命延长到69岁。如果画一条随时间变化的寿命和人口数的曲线可以明显地看出近二百年来变化的突然性。市场制度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轨迹。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安排，它确实威力极大，能够调动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并使各方得益。然而同样力量巨大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培养起来的群落意识并没有减弱。现在正以爱国的现代化名义顽强地表现自己。如果有谁考虑全球和平和发展，倒被说成是卖国。这种把爱国和全球和平对立起来的观点很难纠正。也许我们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到达世界大同。

但是事物并没有走向绝境。自从18世纪以来人类发现了新的相处规则，通过利人利己的双赢安排，人与人之间慢慢地从敌视转变为友好。这一新规则的逐渐确立彻底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的发展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新路。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二百多年间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果以人口增加或寿命延长为指标，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五倍至十倍；更超过了过去几十万年平均数的数百倍。人类经过上百万年的发展到公元元年人口只有2.3亿，寿命只有24岁；过了1820年到公元1820年时人口还只有10亿，寿命只有26岁。而到了2012年，人口增加到70亿，寿命延长到69岁。如果画一条随时间变化的寿命和人口数的曲线可以明显地看出近二百年来变化的突然性。市场制度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轨迹。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安排，它确实威力极大，能够调动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并使各方得益。然而同样力量巨大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培养起来的群落意识并没有减弱。现在正以爱国的现代化名义顽强地表现自己。如果有谁考虑全球和平和发展，倒被说成是卖国。这种把爱国和全球和平对立起来的观点很难纠正。也许我们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到达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