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顾准：思想的人无家可归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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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顾准：思想的人无家可归
作者：董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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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顾准：思想的人无家可归 回忆1959年大饥荒时，我有一篇文字《你抽到的，是个死签》，其中引用了顾准日记中的河南商城“人相食”的记录。那篇文字不能太长，不能多谈顾准的日记，现在我的回忆进入1974年，顾准的去世也在那一年，可以对他的日记多谈一些了。 顾准生于1915年，死于1974年，活着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但有很多日记已经销毁或散失不见。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97年，他生命中三段时光的日记被人发掘出来，印成一本书，书名就叫《顾准日记》。 在这之前，近乎学术专著的《顾准文集》出版。它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因为它出版太晚，假如在出现中国人启蒙与读书热潮的1980年代初期出版，情形可能就大不相同。我猜测的原因是，到了它出版时，世界上许多大思想家学术著作的中译本都可以买到，完全掩盖了顾准思想上的光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们在光线不足的郊外公路，要打开远光灯行驶，不会挂一盏油灯，照耀黑暗中的路途。 这部书的作用，是把顾准树立成具有独立精神与正直人格的思想家，树立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于是，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还有人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一次有境外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上，有境外同行问及内地学界，“在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应声答对：“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我同意他们的说法，没有顾准，情形就更糟了，“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也没有。 相比起来，《顾准日记》出版时的震动不算太小。多数思考者对顾准的学术思想并无太大的兴趣,倒是对顾准随手记下的个体史料，具有更多的关注。 这些思考者显然是对的。如果他们了解顾准的话，就会知道他讨论希腊历史的素材范围较窄，错讹较多，来自非专业著作，而他讨论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时掌握的素材仍然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的他的观点与思维的质量。 即使，他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像人类长河中任何一位思想者一样，所持观点的正确性会渐渐消失。对于后来者来说，思想前辈使用了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方式，达到了怎样的严谨、敏锐、深入、有效和优越，才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好像没有人指出过，在他与弟弟的通信基础上整理出的《顾准文集》，很难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许多著作的观点都会被时间淡忘，书中鲜活的素材却不会死去。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顾准文集》的意义更弱，《顾准日记》的意义更强。 《顾准日记》第一部分为“商城日记”，写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大约五六万字。划为右派分子的他，那时到河南商城农村监督劳动。 对于中国1957年以后的右派分子来说，监督劳动属于第二类处分，比第一类的劳动教养轻多了。先前，顾准每个月领工资一百五十元，监督劳动以后领五十元，仍然高于一般城市工人。按照当时城市居民每月七八元钱的生活水平，他留在北京的妻子儿女，不会活得很差。在商城农村，负责监督顾准他们劳动的组织叫劳动队，不完全剥夺他们的自由，对来自中央直属机关的高官右派更客气一些，所以顾准可以悄悄跑出去喝豆浆，可以悄悄躲起来写日记，也不担心那些日记被人发现。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粮食比当地农民供应的多，在顾准离开时劳动队只有三个人饿死，按顾准的说法，劳动队是天堂与避难所。 这个说法，相对于当地农村的悲惨情形是成立的。商城属于河南信阳地区，那个地区是大饥荒年代的重灾之地，八百万人口饿死了一百万人，当地的人一窝窝饿死，亲人死了尽量深埋，害怕被别人挖出来吃掉。顾准关注这样的事，把他知道的饿死者姓名、数量与原因都记入日记，那日记就变成了研究大饥荒历史的珍贵素材。 我在浏览时发现，他的日记还记载了其他大饥荒史料全都没有记载的一点，看起来特别珍贵。在接近一百天的日记里，他先后有八篇日记，写到农民大批饿死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的新政策有关。 比如，“强迫劳动，慢性饥饿与死亡，是大跃进必不可少的产物，也是新的人口问题的解决之方。”比如，“死人，已知柳学冠之弟，杨文华的女儿，刘方惠的父亲。其他所听说的还不少。商城全县平均土地，每人不过七八分，用这个办法解决人口问题倒也好。”还有，“民间肿得更厉害。民工，一眼望去，浮肿的很多。二三年后来统计人口，就会知道大跃进实行Ｍａｌｔｈｕｓ（马尔萨斯）主义，所得效果，究竟如何。”再有，“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ｓｍ（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还有两处说到了发动大跃进的北京最高领袖。一处是“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另一处是“他试过好几个药方，结果选择了现在的药方——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是最堂皇、又是最残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 商城日记结束之前，顾准又一次写道：“上帝明鉴，若四年五年之内，农村人口减至三亿，再加上扎扎实实提高一些产量，大跃进就大功告成了。”是顾准的个人感受、个人猜测，还是有所依据、有所发挥？在我读到的关于大饥荒年代的研究文章里，都没有牵涉到这个内容。于是，我在回忆大饥荒年代的文字里也没有提及此事。虽然我写的不是研究文章，引用素材可以灵活一些，但我知道，只有顾准一个人说及的事情，哪怕再多说几次也是孤证，引用这样的素材时要特别谨慎才好，并且不要作为依据支持你的观点。 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常常一个人走在河边。他穿着老式吊带裤，瘦长的身影像是唐吉坷德。 一个小孩上前问：“你为什么老是穿这种裤子？”他反问道：“怎么不能穿？”小孩说：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顾准听到这话愣了一下，喃喃道，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 一个人走在河边，容易面对河水想到时间。 二十岁（1935年）以后，顾准的时光过得很快。 他投身革命二十多年后，四十二岁(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差不多结束了革命者的生涯，开始由苦难者向思想者的转化，然后在1974年像普通人一样生病去世。 新政权建立那年，三十四岁的顾准意气洋洋，作为高级干部掌管了上海的财政大权和税务大权。上海是远东最大城市，是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其生产、税收等经济状况的任何变化都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如果没有1952年他革命生涯的第一场挫败，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当时新政权建立还没有几年，实行的是联合资产阶级的过渡政策。中央财政部主张的“民主评议”税收方法，在上海遭遇到顾准的拒绝执行。顾准则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权力，提前进入了以没收方法消灭资本主义的实践，在税收上也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以及其后改进的专管制度，随时可以从重罚入手，严厉制约资产阶级。作为这种激进的左倾思潮的结果，加上五反斗争的推动，1952年2月，上海资本家自杀死亡的有73人，大量工厂停工，十多万职工失业，经济陷入严重困境。那个月底，北京来人解除了顾准的所有职务，登报批评。虽然很快在北京安排了顾准的新工作，他的身份仍然是高级官员，但他开始将官场上的进取意向，转向理论上的探索。 让思想走上正确方向，并且在学术上大步向前，是从1972年开始的，只有两年多时间。这也是他以极大毅力熬过灾难岁月、树立信心活下来的结果，特别令人赞叹。 比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和改造的时候，知道了妻子自杀的死讯。妻子也是高级官员，为了几个孩子的命运不受顾准影响，横下心来与他离婚，其内心非常痛苦，甚至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了。顾准在日记里写他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类似宗教迫害的全部摧残里，死是容易的，活下去不容易，活下去并且保持人性与智力就更不容易。顾准的意志力帮助他熬到一场社会劫难结束，终于回到北京恢复了工作。但他的意志力不会帮助熬过下一场人性灾难：因为他的右派身份，五个子女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近在咫尺的母亲不能与他见面。这时候他回到了一个普通上海男人的困境，温饱之外，需要亲情。 没有多久他患了癌病，没有多久他去世了。 他想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书的想法终于落空。那本书书名他都想好了，叫做“东西方哲学思想史”。 虽然有许多人想写这样一本书，但我还是愿意看到顾准的版本，因为他饱经沧桑，因为他历尽艰难，他的感受与人不同。比如，从古希腊开始，一些西方大哲学家不肯结婚，不肯养育子女。写到这样的素材时，顾准的感受肯定与别人不同。 思想的人无家可归，思想就是他唯一的家园，他的最终葬身之地。 ——【自传与公传·1974】
我们在沉默中等待 中国有位作家，在作品中写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的说法，离不开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定势，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常常陷入简单、浮躁、极端的二难选择。而真实有用的经验是，不在恰当的时机爆发，就会在爆发中灭亡。除了爆发和灭亡，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在沉默中等待。 我喜欢这个词语，等待。尤其在读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之后，更加喜欢了。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个两幕话剧的剧本，是在中文系三年级的时候，买了一套新出版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丛书，其中有《等待戈多》。好像当时我不知道，我读到的只是剧本的节选，而不是它的全貌，于是，在领悟能力最强的岁月，失去了对它最强的领悟。 等待，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铁树会开出花朵，沧海能变成桑田，错过的时机还会再来。终于等到贝克特诞生一百周年，我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在书店里看到《等待戈多》的全译本。说起来有些惭愧，比起精通多国语言的贝克特，我精通的只是母语，不能阅读其他语种的出版物，这样一来，差一点儿就像我的同胞一样，与它深刻独到的精神内涵，擦肩而过。 上面说的我的同胞，可能要包括会外语和不会外语的一般读者，可能要包括写作小说和剧本的中国作家，甚至包括那些搞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导师。毕竟这部戏剧的年代太久远了，它在法国的首演是1950年初期，那时中国正关闭国门，不与世界往来呢，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一种意识形态的简单、浮躁、极端，用了两代人的岁月，用了假冒伪劣的文学，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优秀的作品，还是正常的作品）统统扫除干净，我们的周围和我们自己，都成了文学的真空。这样一来，我们的长辈与我们的同辈，还有我们的一部分晚辈，从整体到个体，缺失了对诗歌、欣赏、散文、戏剧的欣赏和理解能力。 贝克特的戏剧并不晦涩难懂，只是我们看不明白。比如《等待戈多》，1953年在法国接连演了三百多场，几年后在美国的一所监狱里演出，一千多个囚犯都看懂了，联想到自己的生命过程，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贝克特用最简单的场景、最简约的人物、最直接的情节，说出一个关于人道、关于存在的故事，就有了无比宽泛的指向，让不同经历的人，都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我们是一种存在，被环境与经历所决定的存在。命运把我们抛到哪里，不必事先征得我们的同意。有的人是阿伽门农，有的人是奥德修斯，有的人是哈姆雷特，有的人是李尔王，有的人是爱斯特拉冈，有的人是弗拉季米尔，有的人是波卓或幸运儿，有的人是戈多的信使。 受那美国监狱中一千多个囚犯的感染，我在阅读贝克特时，加入了个人的生命体验，结果看见，前面列举的《等待戈多》的五个人物，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都在我的生命里存在，换句话说，我是他们，他们是我。 比如，我就是那个叫做幸运儿的奴仆。 幸运儿的脖子上总是拴着一根粗绳子，我也是一样。在学习写作的那些年里，栓在脖子上的绳子始终左右着我，规定了我的写作方向。假如我不按照绳子的意愿，走的快了，或者偏了，那根绳子就猛地一拉，让我摔倒在地，然后进入昏迷和沉睡。 幸运儿手里总是提着沉重的东西，我也是一样。幸运儿提着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无用的沙土，但它们必须提在幸运儿的手上。稍有不同的是，那些负荷，那些庸长的、空洞的、繁琐的、无用的政治理论，强行占有我的头脑。我们是奴仆，没有放下它们的权力。 幸运儿的思想方式，也是我的思想方式。他只有在专制的主人允许时，戴上帽子才能思想，这样一来，他的思想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对我来说，一位作家的思想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自由，在于海阔天空，在于没有障碍和束缚，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这样的思想，以前的我，曾有过吗？ ——因为他是奴仆，他的能力渐渐退化，以前会跳很多种舞蹈，后来只会简单的一种。 ——因为他是奴仆，不需要表达自己，在第二幕里成了哑巴。 ——因为他是奴仆，他乐于接受奴仆的命运，甚至对关心他不幸命运的弗拉季米尔，狠狠踢了一脚。 ——因为他是奴仆，必须逆来顺受，应该给他的一根鸡骨头，被人拿走的时候不能抗议。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奴仆，他低贱和卑微的存在，给了专制的主人高贵和尊荣的存在。专制的主人波卓，有一句话刺痛了我：“我的幸运儿！要不是他，我的一切思想，我的一切感情，都将平淡无奇。”还有爱斯特拉冈与波卓的一句对话，也刺痛了我。 爱斯特拉冈：“他要是起来自卫怎么办？”波卓：“不，不，他从来不起来自卫。”在这些方面，我不想再与他相比了。我的神情沮丧，再比下去，体温也会降低，像第一幕里的那棵树，没有叶子的树，在寒冷中站立。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监狱里的囚徒会看懂这部剧，并且有较深的理解。按照存在主义者的描述，这世界像是监狱。 我还想弄明白，贝克特对被奴役者有这么多的理解，这么多的同情，它们的来源在哪里？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贝克特出生于1906年，出生那一天恰好是复活节前的耶稣受难日。据我猜测，在这个日期出生的贝克特，又在欧洲宗教气氛最浓的爱尔兰长大，比起其他欧洲作家，应该具有更很深的宗教情怀。我看到他的几幅照片，他脸上密集的深刻的皱纹，似乎证实了我的推想。那是一张瘦削而生动的面孔，如果翻制成石膏头像，要比大卫和伏尔泰的头像，更适合美术学院的学生画素描。在他渐渐长大的那些年里，他所在的国家正在为结束英格兰人几百年的奴役而抗争。还有，四十岁之前，犹太血统的贝克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冒死参加反纳粹的抵抗运动。以上这些特殊的环境与经历，使贝克特终于成为贝克特，一位深刻的作家，对于受压迫者和被奴役者，以及遭遇各种不幸命运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关怀。 有位美国荒诞派剧作家这样说，贝克特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戏剧，就是要用来改造人们，使人们对世界了解的更深透。 1969年，由于“他的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的印象里，瑞典文学院1969年的诺贝尔奖颁奖词，比前些年的颁奖词更富于激情色彩，对贝克特几乎是大唱赞歌。 让我佩服他们独到又深透的眼力的，是以下几段文字： 我们曾眼见前人所未见的人的堕落，如果我们否定了一切价值，堕落的证明就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了解人的堕落会加深我们的痛苦，则我们更能认识人的真正价值。这就是内在的净化及来自贝克特黑色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尤有甚者，这种悲观主义以其丰富的同情心，拥抱了对人类的爱，因为它了解剧变的极限，一种绝望必须到达痛苦的顶峰才会知道没有了同情，所有的境界都将消失。 二次大战对贝克特的影响不在于战争的实际意义，也不是前线的战事或他自己曾参加的“抵抗运动”，而在于重返和平后的种种：撕开地狱底层的帷幕，可怕地展露人性在服从命令或本能下，可达到的非人道堕落的程度，及人性如何在这场掠夺下残存不灭。因此贝克特的作品一再以人的堕落为主题，而他所表现的生命态度，更强调了生命存在的背景如闹剧般既怪异而又悲哀，这可说是否定论——一种在完成全部历程前不能受干扰的否定论。它必须继续到底，因为惟有那样，才会发生悲剧思想和诗境显现的奇迹。这种否定一旦形成了，它能给我们什么？一种肯定的、愉悦的意象——在其中，黑暗本身将成为光明，最深的阴影将是光源所在。 我想在前面说到他的戏剧情节，没有插入的地方，只好附在后面了： 他的戏剧形式，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没有情节，因而杂乱无章，乱无头绪。只是我们习惯于欣赏的传统情节，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无法找到。在我看来，他处理情节的方式，超出了传统戏剧仅把外在事件当做情节的局限，一是让人物心理的活动直接成为情节，比如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两个等待者，从戏剧开始到结束，相继思考了与他们命运相关的一些事物；二是把人物的一些特质铺陈在剧中，也应该当做情节来看，比如幸运儿，一个被奴役者，在剧中表现了他的各种生存状态，不分先后，一一并列。实际上他的戏剧手法，还是象征和意识流的东西多一些，容易读懂。问题仅仅是，贝克特愿意这样编剧，我们也只能这样欣赏。 【自传与公传—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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