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范后世的文人友谊——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散论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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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范后世的文人友谊——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散论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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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范后世的文人友谊 ——欧阳修与苏轼的交往散论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对今人最有示范性作用的友谊，可能存在于宋代欧阳修与苏轼之间。以下介绍若干事例，以说明之。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早就对流行于文坛的四六文极不满意；一些人追求用语的新奇怪僻，更让欧阳修反感。他决心通过这次考试，以他自己在古文方面的成就与选拔人才的权力，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举子提拔上来，罢黜文风矫饰者，从而引领一种健康的文风。 考试毕，欧阳修看到了一些怪奇晦涩、徒有其表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当时有不少的吹捧者。欧阳修冒着风险，将其打入另册；而当他看到了一篇朴实精练而又如行云流水的古文，又知道作者为一位名叫苏轼的青年人时，大加赞赏；并预见到一位比他更出色的文章大家出现了。欧阳修赞美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与梅圣俞》）读了苏轼文，考官欧阳修如同洗了桑那，出了透汗，——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当时便做了决定：“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就是“出人头地”成语的由来）！欧阳修当时是“海内文宗”，其文章最为公众所钦佩；他所肯定赞美的文章，也往往被公众迅速认可。“避路”，意味着作者欲将文坛“第一把交椅的位子”让给苏轼，使其文章大放光芒。欧阳修同时预料到：作为文坛带头人，他将很快被“顶替”了，心中隐有一番惆怅。宋人记载，欧阳修一日与其子欧阳棐论文，谈到苏文时，他叹息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人再不会传诵我的文章了”（见《曲洧旧闻》卷八）。欢欣鼓舞之情与些许惆怅之感同时涌上欧阳修的心头。但喜悦毕竟大于惆怅，欧阳修是大知识分子，他知道让苏轼出人头地，对中华文化，意味着什么。厚道公正的品行与极高的智慧使得他这位“资深院士”毫不犹豫地将对青年苏轼的奖掖与宣扬，作为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 比欧阳修小三十岁的青年苏轼还在等待科举结果时，欧阳修早为他铺垫上了广阔的前进空间。在欧阳修逝世后，苏轼深情回忆过初见欧阳修时的情景：“公为拊掌，欢笑改容”。（《祭兖国夫人文》）生长在眉州的苏轼幼年时便知道了欧阳修的大名，远远地崇敬着这位他的前辈。中进士后，他见到的欧阳修，是“拊掌”——可见欧阳修的极大欢喜；“改容”——则表明，他已经以非同一般的尊敬态度，来对待这位后辈了。 欧阳修大力奖掖后生苏轼，放手让苏轼大放光彩，居于他之上，实在难得。中国出文章高手不难，难得的是“文人相重”的品德。
欧阳修与苏轼在一起闲谈时，免不了要探讨各种问题。也就免不了会有分歧，或者出现令常人感到尴尬、而对欧、苏都深感有益的场面。苏轼就记录过一段他与尊师欧阳修的对话： 欧阳文忠公曾说过：有一病人，医生问他患病原由，他回答因乘船遭遇风浪，惊吓得了病。医生于是从船舵子上，将船工长年握桨留下的汗渍粉末刮下来，合着丹砂，符神之类的东西让病人来饮，病人饮罢病愈。《本草注别药性论》上说：“止汗，用麻黄根节和用旧的竹扇的粉末，服下”。文忠公接着说：“医者意也，（服用握桨和旧竹扇留下的汗渍粉末）初看象儿戏，而因为常有应验，大概也不会轻易招人责问”。我接他话说：“（照您这样说）把笔墨烧成灰让学子喝了，可以治疗他们的懒惰么？由此推演，喝伯夷的洗手水，可以治愈贪念，吃比干的剩饭，可以止息佞臣，舔樊哙的盾，能够治疗胆怯，吞西子（西施）的耳坠，可以治疗呕吐了？”文忠公听了大笑。（《记与欧公语》） 欧阳修被苏轼驳倒了，他的大笑中带有一种满足：他知道自己的思维是有问题的，而苏轼用巧妙的方法批评了他。他曾说：“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祭兖国夫人文》）。欧阳修一生以讲气节、唯真理是求；“付子斯文”（意为把文章的事业交付给你）的热烈期盼，表明欧阳修早已对苏轼能够发扬光大民族的文章事业，深怀信心。 从世俗的角度看，苏轼的这番话语，并不合适宜：欧阳修是苏轼的长辈，即使他说错了，苏轼这样直截了地批评，并不见得妥当；欧阳修是国家高层领导人，苏轼对他的态度，似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随便谈吐，有轻慢之嫌——对长者、上级，总要讲点方式方法吧。然而这种并不正统的近乎开玩笑的口气，正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知识分子之间所有的一种很正常的交谈态度。欧阳修称他为“我辈人”，正是建立在彼此充分信任、追求真理的思想基础上。
与欧阳修结为忘年交后，苏轼并未辜负他的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道德事业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在与老师交往时，他能坦诚相待，做到真正的心灵沟通。 欧阳修曾亲自著述史书《五代史记》（也叫《新五代史》），褒奖忠义，斥责邪佞，被公认为极具思想价值之力作。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宋朝文人的气节方面的提升，就是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开了风气之先的：“欧阳永叔……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对欧阳修这充溢正气的史书，苏轼却以挑剔的眼光在思考着。一次与欧阳修聊天时，他提问道：“您撰写的《五代史记》能够传世吗？”欧阳修很自信地回答：“我对于此，私自以为有褒善惩恶的志向”（言外之意：既然能奖善惩恶，当然能传于后世了）。苏轼说：“您可没有为韩通作传啊，怎么能算是扬善抑恶呢？”欧阳修听了，默默不作声了。（见《说郛》卷二十九）原来，韩通与赵匡胤同是后周的将军。当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时，大部分人都推戴赵匡胤；而韩通抗击兵变而死。按照正统观点，身为后周的一位将军，赵匡胤竟然黄袍加身，取周而代之，他就是一位逆臣；而韩通作为赵匡胤的同僚，他为保卫后周而死，因而是忠臣。可是欧阳修竟没有给这位忠臣写传——而未给韩通作传，就等于默许了赵匡胤的篡权行为。欧阳修在写五代史时，当然并非偶然忽略了韩通，而是怕触犯了赵宋政权的忌讳（褒奖韩通，就等于斥责赵匡胤）。欧阳修这种回避态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本来是可以原谅的；但在苏轼看来，欧阳修回避了为韩通这样的忠臣作传，是个大遗憾。他追求真理的彻底性，震动了欧阳修，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痛苦与无奈。他的默然不做声，其实是对真理的敬畏，对诤友苏轼的无言的敬意。 当然，如果让苏轼自己写五代史，他恐怕也不会直接触及这一敏感问题；他在这里，只是暗示老师说，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还未达到尽善尽美。赵匡胤是当朝皇帝，对他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一事，一般人都讳莫如深，而苏轼敢于思考，特别是当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提出质疑，这表明了他的耿直性格，也表明了二位思想大师的情感之浓挚，心灵之相通。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苏轼《西江月》）。欧、苏轼的终生友谊，有很多诗情画意的动人表现，在这里不多谈了。现在要问，欧、苏轼的友谊，是何种环境促成的？ 他们之间的友谊，除了各自人格魅力的因素外，与北宋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理性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说，当宋朝最高统治者决定了重用文人士大夫的基本国策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寻找一种更好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宋太祖就问过他的谋士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沉思良久，冒着风险回答说：“道理最大”（传统认为皇帝最大）。太祖点头称善。道理最大的命题，含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虽然这种平等在古代不可能真正完美实现，但这种意识，毕竟在宋人的头脑中朦胧出现了。 宋太宗令皇子（后来的真宗）向太子宾客李至、李沆拜师，二李不敢接受——自古哪里有皇子向大臣拜师的道理？可是太宗却说，既然我把皇储交给你们，“……资于辅导，……委以护调”(《宋史记事本末》卷一九)，你们就是老师。既是面对老师，皇子岂有不拜之理？王安石嗜好佛书，而在他生活的时代，阅读佛书，常受非议。他却说：“我读书，求理而已。那砍柴、放牧之人的言论，我觉得对，就吸取；周公、孔子的议论没有道理，我也不跟从”（见《冷斋夜话·卷六》）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时代，王安石竟说出可以不服从孔子之“无理”的言论，可见“理”，在他心中分量有多重。南宋邓牧这样说：“皇帝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鳞头、羽臂，他的形状相貌都和人没有两样，这样看来，只要是人都可以来做嘛。”（见《伯牙琴·君道》）他的话直接违背“天命”之说，也是站在理上来说的。同样，文天祥在被俘后，英勇就义，也有他的理。宋朝皇帝已被元人虏去，国家实际已经灭亡。元人以君主早已投降的理由劝降文天祥，他回答是：“社稷为重，君为轻”——国家是第一位的，君主是次要的。君主虽降，我却要为国家牺牲。请看，他牺牲行为里面还是有一个理。宋人的理性思考，见诸诗文者、见诸行动者很多，在此省略。 饱读诗书的宋人之理性思考所产生的深刻智慧，不仅作用于政治学术，也作用于士大夫处理彼此关系之中。欧阳修与苏轼一生的友谊牢不可破，除了他们自身条件外，还有周边环境的深刻影响。从君主到文人对知识的空前重视，对读书人的空前重用，对科举制度的空前完善，一句话，对有关人之理性的空前关注，使得一向重实用、重技艺的华夏民族在思想境界上产生了一定飞跃。有了深刻的理性，就可能获得广阔的眼界与心胸，就能理智地处理世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友谊。欧阳修大力褒奖素昧平生的小字辈苏轼，是深刻洞见到了苏轼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苏轼能勇于与文章巨匠欧阳修无顾忌地探讨一切问题，是因为对事物本质或规律的强烈追求所致。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而不失君子风度，苏轼与司马光可以为变法与否争论得互不退让，他们的情谊却更加深厚，欧阳修与石介为文学改革的同志，却不乏思想上的严肃交锋。这种情形，使我们看到了一代文人处理彼此关系方面的很高境界。文人相轻的情形，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淡化，这种情形，虽然无关国计民生的宏旨，却也表明，文人士大夫关系的相对友好，对净化尘世空气，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有了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文环境，在其丰厚土壤中，才能产生出欧阳修这样的胸襟广阔的文坛领袖，才能产生苏轼这样不计身害、敢说敢论的才华横溢的文坛勇士。 一个理性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有了充分的理性，就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了行动的自主权。我们看到，宋朝士大夫人人都是诗人、学者，他们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著述极丰富。如欧阳修是散文大家，也是名气很大的诗人，他的词章极有情韵；他参加、主持了修唐书的工作，并独自撰写《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开创了“诗话”的文学批评新文体，并搜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编辑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苏轼则是无所不能的全才，他集哲学家、政治家、诗人、词人、书法家、文学评论家于一身，在各个领域里成就非凡。他们的大量著述，既无上级拨款，也无奖金，更不属于某某某项目，而他们涉猎的范围之广，之深，足令今人瞠目结舌。他们完全是凭着一种文人本能的兴趣，或是某种责任感，在写作，在思考。这种严肃而平和的心态，使得这些文化巨人在彼此交流时，互相吸取着对方的长处，评点着对方的错误或弱点，充满着一种深邃的思力，与睿智的幽默。苏轼拥有很多崇拜者，其中他门下的一位崇拜者陈师道，就批评他老师苏轼“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诗话》）苏轼的得意学生黄庭坚，也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书》）你看，苏轼的得意门生要么说他的词“非本色”，要么说他的文章缺点在于“好骂”——先别管他们的批评的对与错，只要看他们对自己敬爱的老师的“不客气”，就可以窥见其间关系的真诚与和谐了。 宋代文人的关系，不是单一色调，其中弊端也不少，而欧阳修与苏轼等士大夫之间的友谊，虽属鳞毛凤角，但极具理性精神，具有模范当时与留与后世借鉴的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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