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生活】：

1980年：追赶时代的脚步

（7）回城一年了

1980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年。

算起来回城有一年了。似乎在拼命地追赶着什么，因为社会的一切发展太快了一些。好像又在使劲地弥补这什么，因为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农村，城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已经到了青年年龄的“尾巴”阶段。青春的梦想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的“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电台里播送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时，有人居然会认为“要政变了。”可见，思想的解放不是靠一次会议、一个报告就能够解决的。我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十年之久，很多观念的转变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十年的动乱，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的是痛苦的记忆。整个国家遭难了！1980年的5月17日，在庄严地人民大会堂里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邓小平对王光美说：“是喜事，是胜利！”是的，胜利了。11月20日，中国开始审判林彪与“四人帮”。历史最终宣告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中国落后了。

百废待兴啊！

重要的是中国开始追赶世界的脚步！

对于我们这批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最缺乏的是工厂的基本知识。为此，厂里专门举办了三级工应知应会的培训班。对我们进行机械操作工人基本常识的训练。每期学习的时间为三个月。不知是什么原因，工厂教育科的领导居然叫我当班长。既然是当班长，自己首先要带头，要好好学习。

三个月的学习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又一次坐进课堂的感觉真好。那时，开始恶补数理化，恶补看图识图的基本常识，恶补机械操作的原理。

这里需要讲的是父亲的故事。1957年的时候，父亲当时担任车间的统计员。车间主任响应党的号召，写大字报提意见。写完以后，见父亲正在忙着工作，就叫他也签个名。父亲看也没看就把名字签上了。没过多久，毛主席开始发动反击，抓了一大批右派。这是我以后当厂里党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看见的材料才知道的事情：那时我们厂属于徐汇区管辖，区委下达了右派的指标。厂里完不成任务，就把我的父亲也戴上了帽子。这样，我和我们家里的命运发生了不可预知的变化。现在看看多么滑稽可笑，一个政治运动居然有指标的。这些事情将给我们的下一代人听，他们会以为是天方夜谭。父亲生性老实，只好默默地接受这一切。好在他的人缘很好，工人们根本不把他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后来在1978年平反得时候，有一个青工还很惊奇地说，怎么，你也是右派？由于父亲的人缘好，加上我们这一批人进厂根本就担当不起重任，他被厂里留用。父亲后来又被厂里的三产聘为财务，一直做到75岁。父亲当时对领导说，希望自己的儿子学点技术。领导上安排我做了工具钳工，就是专门做模具的。这个工种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工作的强度也不大，所以许多人都想干。我是比较幸运的，这当然是父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既然干上这一行，就得好好学习。带我的师傅是一位技术出众的人，又是我们小组的组长。他很希望我好好接他的班，可是没有多久，他有点失望。

不知是什么原因，厂里的人知道我会写写东西。先是劳资科长找我，让我帮着起草全厂的规章制度。那时，经过“文革”后，企业都在搞整顿，需要重新建立各项制度。当劳资科长找到我以后，师傅很不高兴。他又不好反对，只好随我处理。我利用休息天起草了规章制度，居然一次通过。这下麻烦就大了。厂工会主席找到我，让我帮着整理先进工人的材料。师傅感叹道：我看你在这里是待不长的，早晚要被调到厂部去。我对师傅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技术。其实，我知道，我的这番表白师傅肯定不会相信。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教我技术。

（8）不同的起点

我，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还是一个技术工人。这在80年代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不是我自己有多么大的能耐，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我有一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家长。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会和许多知青朋友一样，在家待岗或者在街道里弄的安排下与一些大姐大妈一起，糊糊纸盒，做做玩具等等。每天就是8角和9角的收入……

这是那年的夏天，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回家时，在路上遇见了当年一起去云南农场的一位知青朋友后的感叹。

那天，我下班骑着自行车回家。忽然看见曾经在一个连队的朋友。回城后一年不见了，我们就在路边聊了起来。中心的话题是讲述各自回家以后的情况以及知青朋友们的现状。令人感叹的是各自的命运不同，回城以后的起步也不同。

顶替是大多数的知青回城的安排。有国有的企业，也有集体企业和街道里弄的生产组。但是工作的安排实在是不尽如人意的。什么都有，好一点的是干上了像我这样的技术工种。有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炊事员、环卫所的清洁工等等。最为好笑的是，一位女同胞顶替她的父亲到铁路局工作，领导上一看是从云南来的，就安排她在上海到云南的列车上当乘务员。她感叹到，已经很讨厌这趟列车了，现在是旧地重回没有办法。据她说，上班以后还能经常见到从云南回来的知青朋友。真是剪不断理不清的云南情结啊。

比较艰苦的是那些回来以后没有顶替机会的朋友。有的在家里等待着，要不就是满大街地闲逛。有的迫于生活的压力，在菜场里路旁边摆摆小摊头挣点生活费。还有的天天跑到街道去吵，要求政府解决就业问题。这里有当年在农场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现在则沦落到“讨饭”的地步。回家以后，都是知青、都是待业青年了。无论你过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的多么出色，现在就是这样的结局，一视同仁。唉，命运啊就是这样在捉弄人！当然，也有幸运的。比如在农村入党的、当干部的，在新的起点上总比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要好多了。

那个时候的知青与今天的农民工是何其相似啊。

其一，关键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同样是由于政策、体制等诸多的因素，知青无法回城，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就业问题。搞了十年的“文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实民不聊生啊。一下子回城这么多的知青，确实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今天，那些既无法融入中国城市制度安排，又无法融入农村制度安排的游荡的农民工，在城里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没社保、被人歧视，又背井离乡，又是初中文化，又是青少年，又是以男性为主。这个群体对于社会的愤世仇富心理不是谁去挑拨的结果，是油然而生的。

其二，对于城市的依恋心情。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两后生”（农村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又不愿再复读的学生）或“80后”，数量超过1亿人，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有着与上代农民工不一样的价值取向，从内心排斥农村，渴望成为城市人。与我们当年的知青在对于城市的眷恋上时一致的。由于农村出行不便、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这些年轻人在农村感到诸多不适应，因此失业后大都继续在城市里“混”。对他们而言，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其三，对于新生活的渴望。和我们当年的知青一样，新生代对于生活得满意程度主要参照的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他们缺少父辈那种对生活得满足感，人生追求多元化。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地位的向上流动。面对不平等现象，他们缺乏心理承受力与忍耐力，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知青从城市流动到农村，城市的文明在他们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对照所在地农村，这种记忆发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反叛心理的升华。现在的农民工同样如此，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迫使他们厌弃自己的故乡，宁可留在城市的心态加剧了城市的拥挤和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因此，失范行为较多，犯罪率也较高。

终究是要解决的。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了。我想，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螺旋形地发展着。

在不同起点上又一次起步，每个人最后的结局是很不相同的。

那天，与朋友的一席话谈了一个多小时，至今还记得。

 

1981年：春天的气息

（9）家庭的氛围

早晨，已经退休的母亲会把早点做好，让我和弟弟吃饱喝足上班去。傍晚，下班回家，母亲早已把丰盛的饭菜准备好等着我们回来。这时是全家最为欢快的时刻。大家在一起交流着一天的信息，谈着各自的看法。而母亲则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和弟弟的高谈阔论。父亲说，这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自从我去云南以后，她是多么渴望着一家人的团聚，现在实现了。

当然，饭后的我们就来到自己的天地里。我和弟弟自己看书，父亲要把当天的《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全部看完。只有母亲一个人忙着洗着洗那的。要是我们去帮忙，她会很生气地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情，忙你们自己的事情去！

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到菜场去买菜，为了便宜一分两分她会精打细算。可是，我们从小要买书，她从来不问要多少钱，说多少就给多少。为了我们的视力不受影响，她把家里的电灯都换成支光大的灯泡。我们家的电费总是比别人家多，她从不说一句话。对于两个儿子的读书，她是竭尽全力支持。今天，我和弟弟说起这些事情都会为自己的母亲自豪。

父亲则不同。他从来就不管家务事情。从小到大对于我们的学习也不太过问。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的一些“指示”对我们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父亲是搞财务的，但是他很爱好文学和体育。我小时候在学校里打乒乓球，母亲开始很反对。父亲认为这对于锻炼孩子的大脑很有好处。一个球来回一秒钟之内，你需要考虑如何制服对手，这就需要灵敏的反应。在父亲的开导下，母亲后来也成为我的球迷了。这方面我还是有点小天赋的。小学的时候，就在全区的比赛里获得名次。校队的主力是不成问题的。由于我的打法是与当时国家队的张燮林一样直拍削球，就被选送到上海市体育宫的训练队训练。本来说好上中学是保送我进体校的，后来“文革”开始了，我的打球生涯就此中断了。我们一个训练班里出了王家麟（现在的上海队的主教练）。

“文革”开始，我们离不开小学进不了中学，只好闲在家里。父亲就要求我们在家读读书。他会经常与我们一起谈谈著名的作家的一些作品。那时，这些作品都遭到了批判，可在我们家里则不同，可以随便议论。这对于我们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到了上山下乡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到了农村，数理化你是没法自学的，可是历史地理以及哲学、文学的书可以自己多看看。不要荒废自己！以后的通信中，父亲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些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鞭策和启迪。直到现在，我们还很怀念父亲的这些话，很感激父亲的这番教诲。

那时，我回来以后，母亲最为关心的是我的婚姻大事，希望我早点找对象。母亲还开出了许多条件：比如对象最好是全民单位的，相互的年龄最好相差4、5岁等等。父亲对此从不发表意见，任由我们自己决定。他的条件只有一条，人品要好！要说自己不急也是假话。但是，我刚刚回到上海，一切都在重新起步，还没有立足之本啊。我感到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时间不够用啊。那时，国门刚刚打开，许多新鲜的东西是闻所未闻的。不要说国家落后了，我们从农村回来连这个城市的节奏都快跟不上了。哪有闲情逸致去谈朋友？好在父亲经常对母亲说，你不要急，总会有姑娘来做你的儿媳妇的。

记得那时我是每周四休息。一到休息天，我就出门去了。开始母亲以为我有对象了，休息天都忙着谈恋爱。其实，我是把这些时间都放在书店里。我很喜欢去福州路的几家书店，尤其是旧书店。那时，“文革”结束了，许多厂的图书馆会把一些书送到旧书店里出售。这些留有工厂图书馆印章的书上，又盖上了“上海旧书店注销章”。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书，实在是太便宜了。一角两角就可以买到一本名著。有的书还用牛皮纸包装着，很经济耐用的。没过多久，我的休息日的秘密被母亲发现了。她很无奈地说，你好与这些书结婚吗？这时，父亲和弟弟会对她报以微笑。母亲生气地说，你们爷和儿子是穿一条裤子的，真拿你们没办法。

最大的压力来自弟弟，他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母亲见我对谈恋爱无动于衷，就要求弟弟可以找对象了。弟弟狡猾地回答说，我等到哥哥结婚了再说。气得母亲对我说，你们两个人都要当和尚啊！

（10）补初中的文化知识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经历了十年的磨难以后渴望的是安定。我们何尝不是？古语云：三十而立。那时，我们都是这个年龄的人了。要知识没有知识，连个成家立业的机会和条件都很欠缺。从广阔天地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了这个城市，精神上、物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好在国家有了春天的信息：

捣乱了十年的林彪和“四人帮”两大集团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那年的1月25日，高院对这些横行霸道一时的小丑们做出了终审判决。大快人心。

但是，我们一直在疑问：这些人所作所为没有伟大领袖的支持能行吗？曾几何时，这些人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亲密战友”、“接班人”等等。老人家就没有一点责任吗？那年6月的六中全会对此作出了回答。

后来有人总结说，老人家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我感到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在老人家离开我们短短的几年，就对他作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莫谈国事”，还是说说自己的事情吧。

厂部传达上级的通知：所有的进厂的青工都要参加初中文凭的考试。为此，厂教育科专门要举办为期三个月的读书班。我们进厂几百名青工分期分批地要去接受文化补习教育。

都快三十的人了，居然要补习初中的文化，这大概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才会有的，也叫中国特色吧。谁叫你发明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宁可让1700万人到农村去，也要不读书不要文化。为了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反修防修。等到醒过来了，十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被荒废掉了。悲剧啊！我不敢想象毛泽东的在天之灵知道这一切会怎样想的。今天的后果是一代人重新来弥补失去的时间。

我找到了教育科的负责人，把我在1978年时在云南参加高考后的录取通知书交给他，向他说明，我已经考上大学了，还有必要读初中吗？

这个问题确实难倒了领导。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就像我们三十的人读初中一样，是个新鲜事物。领导们答应要研究研究，当然最终的结果是要读初中。

车间主任和我的师傅都反对我去读书。他们更多的是从生产上考虑。因为我那时已经可以干一些活了，能够为车间完成任务出点力了。另外，师傅说，你都在为厂里写那么多的材料了，初中生写的出？别理他！

可是，这个规定是上海市统一的，不执行的后果会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这不光光是为了逃避补习初中文化这道关，能够读书是为了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已经耽误了十年，现在急起追赶还来得及。

因为车间主任的帮忙，他说让我参加最后一批的学习，等到最后一批补习班开办的时候，我已经考上了大学，并且当上了政治学校的教师，所以这个文化补习班就没有去参加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11）关注文学

那时，我对于学习数理化、机械操作基础知识等东西很不感兴趣，为了生存而应付着。业余的时间，我和弟弟到处去听讲座。特别是上海工人文化宫里的讲座，我们是常客。在那个时候，中国“沉睡”了十年，当一切都开始恢复原状的时候，我们才刚刚明白，知识是力量，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这一代人浪费了十年最为宝贵的青春年华。

工作之余，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看一些反映我们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回到上海以后，光话剧《于无声处》就看了三次。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这个时期，对于我们知青问题在报刊上涉及不多。拨乱反正的脚步刚刚开始，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在一些公开的报刊上断断续续能够看到一些知青问题拨乱反正的消息。如“王亚卓事件”的平反；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一案的平反；著名的《南京知青之歌》任毅一案的平反等等。而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知青代表人物张铁生、朱克家等人则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帮派分子”受到惩罚。

记得我们还没有回城的时候，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写的《伤痕》已经风靡全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回来以后，我至今还能记起的是一部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还有作家叶文福的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这些反映当时现状的文学作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对于这些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比较偏爱的。作家嘛，就是要为人民的喜怒哀乐鼓与呼，写一些不痛不痒的作品是在浪费时间。

还能记住的是，当时由《解放军报》开始的对于作家白桦写的小说《苦恋》的批判。我没有看过《苦恋》，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对于又开始批判文学作品的反感情绪比较强烈。在一些私下的场合，人们不去看这些作品是否真的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对于报刊上大张旗鼓地批判文章报以抵触的情绪。这些作品以批判反而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大家千方百计去找这些作品看。也许这是人们对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逆反的心理。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本当年出的书《重放的鲜花》。里面有一些曾经被打入冷宫的作家写的作品。如王蒙、丛维熙等。这些重获解放的作家一下子写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牧马人》、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王蒙的《布礼》。

至今我还记得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湛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等。评述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以后还作为我读大学的毕业论文呢。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拼命地吸允着这些作品的真谛。就像一个在沙漠里干渴的孩子遇见了久别的甘露一样如饥似渴。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这些读书上，听到的是母亲的责备：就知道看书，好谈女朋友了！

急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结婚还有这么多的时间吗？

今年的上海书展，我花了1400元（原价1800元）买了一套30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从1976年至今2000年的文学代表作品都汇集在这里了。现在再看看这些作品，许多往事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了。以后有机会我会向大家汇报读这套书的一些想法。可惜，在这套书里，知青的生活和作品极少极少啊！

（12）思索一些问题

从1980年开始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这场世纪大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我们这代人都经历了。每天，我都仔细地阅读着报纸上的各种报道。纵观整个审判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审判两大集团的罪行，不如说是在清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很简单的道理，没有毛泽东的撑腰，这些人能这样无法无天吗？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十年的浩劫毁掉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代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责任。将1700万人赶到农村去，在世界的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遗憾的是这次审判，只是对林彪和“四人帮”触犯刑法的部分进行判决。对于诸如我们知青的上山下乡等一些所谓的“新生事物”都没有涉及。个中的原因很清楚，这里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1日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谓“12、21”指示。就像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使我们在十年之久的岁月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回想起来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的结果。他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记得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他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可悲的历史。倒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我们的后代会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因为那时的报纸上一直在讲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最近，我有机会去了一趟庐山。在庐山顶上我买了一本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这位在庐山会议遭难的老人对于毛主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样的评论对不对我们还是留给历史去作结论吧。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是很难做出公正的结论的。

 

1982年：我要读书

（13）

这年，我足足三十了。

三十立不起来，关键是没有资本。这个资本就是文化知识。当时最为时髦的口号是“新长征”，我们这些“小学本科”水平的人怎么可能在“新长征”的行军中不掉队呢？埋怨、责备、自暴自弃、无所事事都没用。生活不相信眼泪！整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在奋力地追赶失去的时间，我们唯有跟上去才能生存。

那年，中国女排的夺冠、李宁称霸体操舞台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唯有奋斗才是出路！

我终于感到，我要读书不是口号，而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

从1966年起，我们这一批人没有书读了。因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的巨手挥动下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荣幸地成为“小学本科毕业生”。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67年的秋天，我们都闲在家里。每天都在无聊和无奈中度过。1967年的秋天，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把我们这批已经小学毕业一年多的学生分到家里附近的中学。

我们去报到的学校原来是叫南洋女子中学。“文革”一来。把女子中学取消了。我们成为第一批进入该校的男生。当然，“南洋”这两个字是不能再用了。学校改名为“向东中学”。向东，意味着心想毛泽东？现在无法考证这个校名是如何产生的。在那个年代里这样的荒唐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直到今天，这所学校还是沿用了“向东中学”的名字。当时，我们第一批男生进入女子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情。一是进入学校，看见工人们正在忙着扩建男厕所。是啊，一下子涌进这么多的男爷们，这是头等的大事情。二是学校里都是女生，她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新来的小弟弟。这也许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鲜事物吧。

到1970年上山下乡为止，我们在这所女子中学里总共待了两年。干什么呢？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那时正值“文革”高潮期间，运动不断，老师受气，校长靠边，学生游荡。这个场景可以写进到迪士尼记录。学校不上课，前无先列，后无来者，确实是史无前例，确实是毛泽东的伟大创举！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被时代荒废掉的人。

毛泽东突然发现，从1966年开始的一大批中学的毕业生都积聚在学校里。城里的工厂、商店、医院等等都无法安排这些人。因为都在“闹革命”。这些年青力壮、冲劲十足的红卫兵继续留在城里将是一个可怕地定时炸弹。于是他老人家召集首都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向他们发出了警告：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必须离开城市，必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再教育。对于我们的教育是：这是毛主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决策；这是……。

应当这样说，这是造成中国整整一代人悲剧的过程。不要文化，不要知识，不要文明，不要进步！中国的文明在这里断裂。当我们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是远离社会的一群陌生人。带着泥土的芳香，在这个文明高度集中的城市里，没有我们的位置。

进厂以后，我学的是工具钳工。作为一名技术工人，必要的条件是会看图纸。那一根根线条，一个个英文字母似乎在嘲笑我：你懂吗？！什么热处理，什么冷加工，什么动平衡，什么……，什么都不懂啊。难怪师傅们说，这样下去，我们的技术要失传了。

我常常对着这些技术书籍发呆，怪谁呢？又有谁会来原谅你呢？

我在心里呼喊：我要读书！！！

（14）艰难的读书

不是你想读书就可以读书的。

当我看见上海电视大学的招生启事以后，心里一阵激动。因为招生的简章上明确写着，报考文科考政治、语文、史地（历史和地理）三门课。但是也有难题，就是每周需要三个半天的工作时间。我不知道厂里会不会批准？

我找到教育科的负责人。这是一位阶级感情朴素、文化程度不高的科长。在向他说明我要考电大以后，他立马回答我：请你们车间提出意见。好，我把车间主任搞定以后，再去找他，他说要研究研究。那时，国有企业里读大学是干部的事情。干部是属于组织科管的。我是一个工人，属于劳资科管。电大规定，报考者需要单位出具证明。说老实话，组织科朝南朝北我都搞不清楚。硬着头皮找到组织科，说明了来意。得到的回答也是研究研究。

厂里确实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事情。这些干部们谁也不敢承担责任。

我找到电大的老师，他告诉我，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多。电大是很欢迎你们来读书的，但是对此无能为力。不过，他说只要有证明就可以。至于什么证明，是教育科还是组织科不重要。只要有！

我就去找那位阶级感情朴素、文化程度不高的教育科长。那时，他也正在为我拒绝参加初中文化补习的事情犯愁。我就对他保证，我去参加电大考试。考上了我就不读初中了。考不上，明天就来报到补习初中文化。经我这样一说，他居然同意了，为我开出了证明。

有了这段插曲，我更加发奋复习了。1982年3月6日下午，我走进了电大的考场，考的是政治。第二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5月5日参加体检，5月13日收到录取通知书。5月18日到电大报到。7月开始了电大的学习。终于和一批有着相同命运的知青们一起进入到大学的课堂。

难啊。读书要单位的证明，可以说又有一些朋友在这道坎上被挡在大学之外。

难啊。就算是单位同意了，你还不一定能够保证考上。同样有一些朋友被拒之大学的门外。

难啊。我考上了，领导上见有三个半天的工作时间要读书，这可是没有先例的。他们要我写下保证书，不影响工作。我不会忘记我的师傅对我说的话：没关系，我来帮你完成任务！我更不会忘记父母亲说的话：就算事假扣工资，我们补贴你。书一定要读出来，否则将来你怎么生存！有了这样的后盾，我开始了读书的生活。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着的师傅和父母。我们一个班级的一位同学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后盾，读了半个学期只好放弃了。

今天的孩子们听到这些事情，会为我们当时的读书环境感到不可思议。我的母亲在我的女儿考上大学后，就讲述了这个故事。女儿听了以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15）车间的朋友

车间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所在的车间属于后方部门，主要是为一线的生产提供工具。因此工作量不是很大，但是技术要求却很高。所以，我们这一批进厂的知青中都希望自己被安排到这个车间工作。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幸运的。

每天上班下班，周而复始地循环。

车间的办公室了有技术员、工艺员、统计员。这三位知识分子很快就与我交上了朋友。

统计员，是一位与父亲同龄的人。1957年的时候与父亲一起被划为右派。我进厂的时候已经平反了。可能是有这层关系，他对我很关心。空余时间就会跑到我这里来聊聊天。他特别喜欢聊国家大事，或者就是历史。我一边干活，一边与他交流。以后他对我的父亲说，你的孩子在这个车间待不长的。为什么？他说，这些顶替进来的知青，大多数缺少文化知识。你的儿子不同，有自己的见解。父亲听了当然高兴，但也关照我不要影响生产。后来，这位统计员当上了全厂销售科的科长。一直对我很关照的。

工艺员是一位年近50的女大学生。有时为了生产上的事情，师傅叫我去请教她。她总是很细心地一一指教。时间一长，可能是受统计员的影响，她也经常来找我聊天。她特别喜欢听我讲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情。她对我的父亲说，这些从农村来的人中间，就你的儿子没有口头语“赤那”，你教育有方。父亲很高兴，表扬了我一番。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以现在的观点来说，这也是细节决定成败！

技术员是一位工人出身、自学成才的人。他那一口标志性的江苏盐城话，是那些调皮捣蛋的青工们模仿的话语。只要到我们小组来，他一定会在我的师傅面前夸奖我一番。然后就与我大谈起《三国演义》。好在我也比较喜欢这本古典小说，就与他天南地北吹起来。这时，一些师傅们会放下手中的活听我们俩胡侃。以后，这位技术员当上了厂里三产的总经理。

最为有趣的是我们小组的一位师傅，那时才35岁左右的人。他最大的爱好是斗蟋蟀。一天，他急匆匆来找我，让我帮他写一份检查。原来他跑到郊区去抓蟋蟀，被当地的警察抓住了，把他的自行车扣了。我立即帮他写了一份检讨。第二天，他跑来高兴地要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拿着检查找到警察的时候，警察正在训斥另一位抓蟋蟀的人。见他交来检查，看了一眼就说：你看，人家写了两张纸，你就写这样几句，想蒙混过关啊。不行，回去重写！警察说完就把自行车还给了我的同事。我一听哈哈大笑。原来，我帮他写的检查是写一行空一行，第二张纸上就只有一句话。在警察的眼里，写了两张，深刻，深刻！车间里的人知道后都乐了。

（16）我喜欢话剧艺术

那时我对话剧特别感兴趣。至今我还保留着那时看话剧的一些节目单。

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灵与肉》、《绿色的威士忌》、《谁是强者》、《柔密欧与幽丽叶》、《法西斯细菌》、《上海24小时》、《在命运的漩涡里》、《金子》、《鉴湖女侠》、《萨勒姆的女巫》等。

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秦王李世民》、《孙中山与宋庆龄》、《费加罗的婚礼》、青年宫艺术团的《快乐的单身汉》等。

还有江西话剧团的《仇逝》。

基本上每月都要到上海长江剧场去看话剧演出。可惜今天这个剧场已经被拆掉了。

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文革”以前，记忆中有《万水千山》、《茶馆》、《马兰花》、《蔡文姬》、《关汉卿》、《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剧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成为某些剧团的保留剧目，甚至成为民族艺术的骄傲。

在我们回城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被压制、禁锢达十年之久的中国话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力量。话剧一度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走在其他艺术形式的前列，不仅传达了时代变革的先声，而且使自身再度振兴。出现了像《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春花》一类的剧目，愤怒声讨“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左”路线，歌颂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讴歌正义和人的善良品性；也出现了像《马克思秘史》、《陈毅市长》、《陈毅出山》、《西安事变》等剧作，透过对领袖人物思想、精神、人格的揭示，来破除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或恶意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80年代初，一系列话剧如《车站》、《野人》、《WM》、《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的出现，形成了探索剧的潮流。而80年代末到90年代，《狗儿爷涅盘》、《桑树坪纪事》、《中国梦》、《鸟人》、《商鞅》显示了话剧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喜欢话剧的理由有许多。在话剧的表演里高度浓缩了情节、人物、语言等艺术的手段。一些至今还在流传的好剧目都是这些艺术的结晶。这段时间看的话剧对于我以后的写作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未完待续）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