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

曾有人写文章，称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不可能不抓阶级斗争，并有各种举例。我初看这篇文章，感觉不可思议：焦裕禄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抓阶级斗争本来是应有之事，问题是他工作的重点在生产而不在斗争。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明白了：当年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搞生产自救，不仅与天斗，与地都，也要与人斗。没错，焦裕禄曾经与一个疯狂、没落、愚昧的阶级有过坚决的斗争。

按：焦裕禄1946年1月在家乡淄博入党，正式参加了区武装部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到了河南，分配在尉氏县工作，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等职，又先后在共青团陈留地委、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宣传部长、第二书记等职，一直到1951年。1953年6月，焦裕禄被调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先后担任过车间主任、科长，还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了一年多。1962年6月，焦裕禄又调回尉氏县，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县，任县委第二书记。1964年3月，焦裕禄因病离开兰考，住院治疗，直至当年5月去世。

焦裕禄去世前，曾对他的战友张钦礼留有遗言：钦礼同志……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这段话曾经感动不少人，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升华。

其实，从上面列出焦裕禄的简历看，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洛阳矿山机械厂，10年，在兰考只有一年零几个月时间。按照党的干部“成绩”算，兰考并非焦裕禄一生工作的“得意”之地，我觉得，也非他一生工作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有关焦裕禄的评价，虽然集中在兰考一地，但那是后人的评价。焦裕禄做人、为官的特性并没有因为他去兰考而有改变，他在尉氏、洛阳工作期间，也是勤勤恳恳，热心为民的好干部。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兰考留下这段遗言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遗体运回老家，父母生他养他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遗体安葬在尉氏，他曾两次在那里工作了四五年时间；为什么不安葬在洛阳，他在那里工作了10年，可以说，他的现代知识、思想、思维，都是在洛阳学到的。为什么他偏偏提出把遗体埋在兰考的沙丘上，埋在一个自己仅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地方？

我现在才明白，焦裕禄这句遗言，不仅是说给“自己人”的，也是说给“那些人”的。

哪些人呢？

现在人听说焦裕禄给兰考带来了自力更生，会觉得奇怪。干活才有饭吃，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兰考人难道不懂吗？

这个疑问有道理。焦裕禄的报道问世后，我听到不少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兰考人连农业生产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放着眼前的土地不管，坐等政府救济？似乎不是这个理！

这就是当时的特定环境。不是兰考人不懂，是当时的领导不叫他们懂这个道理。这些领导从思想上把兰考人掐死了。

为什么不叫兰考人搞生产？领导自有领导的道理。

从1958年起，兰考陷入天灾、人祸的双重循环，成为河南省一个积贫难返的重灾区。

常年救灾工作，使兰考县党政两套班子，围绕救灾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思路，不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而是“等靠要”。上一级党委，也围绕着等靠要式的救灾，形成一套干部配备、管理办法。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兰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所谓地方势力，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从地方到上级，围绕着这个已经形成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逐渐罗织出一张覆盖本地的网络。

当这张网络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当地政治生活的关系纽带时，任何一个外来人，要想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你卖身投靠，加入其间，听命于老大；或者你后台势力足够强大，能与地方较量。如果不是，哪怕你有天大的能力，地大的智慧，也只能是派来的花瓶，是个摆设、过客。否则，就会被整到头破血流，最后清理出门。道理非常简单，你不是自己人，你是个“异类”。

这里已经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分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敌友”概念，天真者所坚持的革命理想、激情似火的年代，统统化为一桶冰雪水，兜头浇下。这里只有“自己人”和“外来人”的区别，只有地方势力，以及维护势力的各种利益。

这种势力所及，即使到今天仍然如此。不过在不同年代，所表现形式不同，或政治，或经济。

焦裕禄曾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是个工业干部。1962年，在渡过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后，又因为河南农村的县社两级干部，自1957年以来，已经被整倒的差不多了，机构架空。所以，省委决定从工厂抽调一批基层干部，充实到农村去。焦裕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从洛阳矿山机械厂到了农村工作。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是个“外来户”。省里调工业干部到农村任职，这个政策本身就会遇到地方势力的阻击。

焦裕禄出身农村，种过庄稼，又是从工厂下来干部，当然知道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是他的惯性思维。他到了兰考以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组织生产。显然，这不符合地方官员们的观点。因为要生产，就要重新组织干部，建立机构，制订方案。一句话，就要打破原有的势力和势力范围，打破原有的组织和干部路线，按照生产的要求重新制订一套新的管理办法。

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问题，焦裕禄的工作思路，已经触及到权势，触及到地方势力。在“灾荒”面前，你要是等救济，靠上级，伸手向国家要，那么就和地方为伍；你若是搞生产，自力更生，那就不仅要和灾害斗，还要和周围的人斗。为什么在焦裕禄身前身后，都有人反对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才是真正的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

人们在报道焦裕禄时看到的热闹场景，看到鲜花缤纷，歌曲、戏剧、电影高声歌颂，其实都是表面，而且都是外人给他的。人们看不到在焦裕禄背后的“阶级斗争”——他与地方势力的斗争。在献给焦裕禄的鲜花和颂词背后，始终存在肯定与否定的声音、支持与反对的势力。

这个现象，文革前焦裕禄时期存在，文革中也存在，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觉得焦裕禄的临终遗言，不仅是鼓励“自己人”，同时也告诉“那些人”——我和你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2013-07-24

 

难以再现的焦裕禄精神

                    ——东风就是唤不回

六月，陪母亲兰考一行。——她想见张钦礼的夫人刘秀枝，说说话，还想看望张钦礼的战友们。而我则想拜谒张钦礼的陵墓，细细观察陵墓周围壮观的碑林。

我最后一次去兰考，是1975年，随长影“三春柳”（焦裕禄的故事片名）摄制组去体验生活。自那以后，虽常见兰考人，但是再也没有去过。故，时隔37年后旧地重游，肯定会有一些感慨。所以搞出几篇文章。

世间有些人和事，真格天注定，缘分所致，一旦交结，终生为伍、为友，同患难、同甘甜。我和兰考就是这样。因为我父亲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原因，从中学起，兰考就进入我的世界，眼所见，耳所闻，心所想，脑所思，从未间断过，也无法断开。我对兰考和兰考人的感情、思想，敢说比一般人更热烈，也更深入。

随着岁月流逝，经历丰厚，我也不断加深对“兰考”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不是一个焦裕禄所能承载了。概括说，兰考这个地方，折射出我们国家从1949年到1976年的农村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其中既有普遍意义，也有典型意义，其素材之丰富，囊括之完整，即使在河南这种农业大省，也并不多见。

兰考，是个可以颠覆你的观点，使你产生新思想的地方。

文革前，河南省出过两个有名的县委书记，都是战天斗地型的。一个是林县县委书记，劈山太行侧，领导全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杨贵；一个是兰考县县委书记，治风治沙治盐碱，“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

1965年，新华社播发了记者周原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章从焦裕禄抓生产，抓改造自然环境，抓民生入手，而不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通讯轰动全国。时至今日，比较起来，知道焦裕禄的人还是多些，可见这个形象有时间穿透力。当今社会世风日下，有些人仗着自己是父母官，便虎狼当道，欺男霸女，巧取豪夺，置百姓于倒悬。故而，人们希望能唤回焦裕禄，唤回焦裕禄精神。时见有领导拿焦裕禄当旗帜招摇、呼唤的报道。

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30年后，新华社又播发了一篇《人民呼唤焦裕禄》的兰考旧地采访，仍由长篇通讯的原作者周原等三人采写。我把此文看做一声叹息。

不知道人们想过没有，焦裕禄这个形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中产生的。换句话说，焦裕禄的形象是在灾难中产生的。在他出现之前，大跃进、人民公社、统购统销，阶级斗争、各种政治运动，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他去世后的岁月里，尤其在当今商品经济年代，产生他的形象的环境，以及一些特定的条件都消失了。所以，焦裕禄，包括他的精神，是不可能回来的。当然，我不否认焦裕禄可能假以其他面目出现，但是，那个“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的焦裕禄，再也不会出现了。

若想再现焦裕禄，重新塑造这个形象，除了再现那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外，还要真实的再现那个年代，包括那个年代的黑暗。这可能吗？

丹柯只有在黑暗中，只有在一群迷茫的人面前，他的心脏才能熊熊燃烧。

焦裕禄是1962年年底到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第二书记），1964年5月因病去世。他在兰考县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平心而论，这么短的时间，在那样一个积年贫困的农业县，他就是个铁人，满脑子智慧，一年的时间，庄稼只长两季，除非做梦，除非大跃进，否则，他能叫兰考起多大的变化？

但是，焦裕禄又确实使兰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给兰考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有人说是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其实不是，焦裕禄带到兰考的是思想，是改变（贫穷）现状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才能使兰考人民身上具有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精神，又依靠着集体（人民公社）凝聚成力量，转化为社会创造力。兰考人民正是接过焦裕禄的这个思想，意识到苦干才有变化的可能，才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可能。

——改变现状的思想，这才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质，也是他留给兰考人民的宝贵财富。

焦裕禄来兰考之前，兰考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县里从来没有生产任务。1968年我在兰考躲避战乱，县委宣传部长卓兴隆对我说，从粮食统购统销到文革前10时间，上级总共向兰考发出不到10头猪的征购任务，兰考都没有完成。

平心而论，依靠国家发放救灾粮款，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兰考是个常年灾区，地方政府对付“灾荒”，已经有了一套运转机制，发放的粮款虽说杯水车薪，但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况且上级还组织灾民外出逃荒，依靠社会力量救灾。问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当有两种选择出现时，你选择哪一条？是苦干，还是苦熬（等）？苦干，创造自己的生活；苦熬，等着人家来救济你。这种选择，即使今天亦是如此。

有人说，难道精神不是思想吗？不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精神，就是缺少思想。没有思想的统领，精神只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只是拿着大刀片砍坦克的壮举，或引起对手的嘲笑，或引起有识者的叹息，当然，也能引起政治家的赞叹。从1840年到现在，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总是被赞誉有加，狂热鼓吹；而思想却往往落到悲惨下场，青山响杜鹃。

我以为，当年发表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缺陷，就是只宣传了焦裕禄的精神，没有将精神提升为思想。——当然，这是今天这样说，有事后卖弄之嫌。

我们可以拿与焦裕禄同时宣传的另一个榜样人物——雷锋，来比对。雷锋是个战士，这是个典型的精神榜样，只有精神而没有思想，其精神的底蕴就是服从，党叫干啥就干啥，对错不管。焦裕禄的精神则是思想型的，他有选择，党叫他救灾，他并不完全服从，他选择了生产，改变兰考的贫穷面貌，为人民创造出一片新天地。

早些年，我曾听吴仁宝讲文革前华西村致富宝典，他说，上级叫我干啥，我就不干啥，叫我种稻，我养猪，叫我养猪，我种稻。——这就是思想。服从则是精神。

                                                               201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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