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那一幕,终生难忘 作者:震亚


 

那一刻、那一幕,终生难忘

说起来,已是49年前的事了。先是一月份,因为医院的救治失当,致使我的母亲在其45岁时,即离开了人世。而当时,我正上初三,还不到16岁。

骤然间,痛失母爱。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患了急性肺炎,在家躺了一周。之后虽然坚持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却从此退出西城区业余体校篮球班的训练和比赛,并放弃了进入北京少年篮球队的机会。

转眼到了暑假,远在包头中学任教的大姐邀我去她那里度假,以便换换环境,调整调整情绪。于是我在参加完中考后,就坐火车去了包头。

那年月,不似今天交通发达,连世界各国都同处于一个地球村。所以,西去包头,很自然地就联想到汉代昭君的出塞。而塞外,在我所读过的古诗词里,纯然是“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

一路上,先是穿山越岭。一个又一个的隧洞,不由人不敬佩以詹天佑为代表的前人在一百多年前开建京张铁路时的勇毅与能力。待到火车进入内蒙古境内后,铁路两边的景观为之一变。远处的大青山与近旁的平原地貌交相辉映,途径的呼和浩特据说便是当年昭君出塞后的落脚之地,如今尚有其青冢为证。

我久久地倚靠在车窗前,窗外闪过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每一片草地、每一丛林木,都吸引着我的视线。的确,大自然的风光消解了我的愁绪,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古代诗文的意境与窗外景观的对应之中。然而,当列车突然在某一个路段上临时停靠时,我看到了让我多少年后都难以忘怀的一幕:

旷野里,原本忙碌的成年人,短暂地直了直腰,漠然地扫视了一眼火车后继续劳作。而十来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却都朝着列车跑来,并在十几米开外停步。牵动我神经的,不是他们的赤膊或破旧的衣裤,而是眼神:有惊诧——惊诧这奔腾的铁龙怎么会停了下来;更有羡慕——是的,没错,是羡慕——羡慕地看着列车的一个个窗口里的南来北往的旅客。有一瞬间,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看我——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人。当然,或许,他们(包括那些成年人)的眼神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年龄与阅历尚无法理解、破译。

彼时是1964年。之前之后,我已然目睹了57年的反右、58年的狂热,亲历了困难时期的饥饿;也曾随学校组织的劳动活动下过矿、拔过麦,掏过粪、挖过渠。然而,毕竟是身处首都,基本口粮还是有保证的;即使参加劳动锻炼,至多也就是十天半个月——对全社会的了解,对京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了解,不说是零,也依然是极其肤浅的。所以,那一刻,那一幕,对我的震撼是极大的。一个月后回京上高中时,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取材于那一次的塞外之行。

数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全国,我也被裹挟到了北大荒。必须承认,当年的下乡,我是不情愿的。自然,不情愿的原因很多,但在下意识里,我以为前几年的那个窗口所见亦是原因之一。

几年间,我们曾在山口的斜坡上挖战壕。每天,从连队驻地出发,需步行一小时才能到达。抡镐、挥锹,和山石、冻土较劲。待到太阳下山,再步行一小时返回驻地。团里的命令是说为了备战,但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挖出的半人深的战壕,在现代化的坦克面前能有多大的威力,值得怀疑。更何况,在这偏远山沟里发生战事的可能,实在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

几年间,我们不断地在山间的缓坡上开荒。先是拖拉机拉着大犁在前翻地;后是农工班的十来个人一字排开地跟随。大家彼此相距有一二十米,各自俯身清理散布的树根、石块等杂物。从地头到地尾,一干就是半天。单就活计而论,并不很累,但其单调,让人郁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明明这些山地、湿地并不适合种植庄稼,却在“学大寨”的口号下盲目地去干。

尽管,一年年,我们伐木、开荒、春播、夏锄,也曾迎来满山红遍的秋收季节。尽管,我们的劳作还是有收获的——麦台上小麦、大豆,一片金黄。但这劳作中有着太多的“无用功”,因而这收获与付出便不成比例,兵团(多年后又改回了农场)亏损的帽子一戴几年。盲目让金黄的收成减色,茫然使青春的激情消退。兵团的出路在那里?知青的未来是什么?这问号,穿插在众人边嗑瓜子边聊天的过程中;这问号出现在冬闲长夜的知青梦境里。

在兵团的后期,我担任了所在连队的小学教师。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们介绍过山沟之外的大千世界。当然,囿于当时的条件,我的介绍缺少相应的图片与实物,很难给学生以真切、具象、直观的感受。即使如此,从未进过城的他们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我所教的六年级的一个男生,随家人去了一趟百里之外的密山县城。回来后,就在教室里对着同学高谈阔论。讲到他看见了火车时,简直是眉飞色舞,无比自豪。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在列车窗口看到的一幕。而且,随着意识的流动,不由自主地想到知青的未来——如果在当地扎根的话,其后代的前景是否也会和他们一样呢?

我写过《我曾是井蛙》的博文,对于自小生活于井外的河蛙来说,它们是无法安于井底生活的。因此,或要跳出深井,摆脱井壁的桎梏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或是提升井底,让视线能够无障碍地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上千万的知青在下乡的十年间想方设法要返城,而且在返城之后的数十年里又有不少知青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反哺曾经呆过的“广阔天地”的一个原因。

前不久,多批荒友相继回访农场(原来的生产建设兵团早已改回了农场)。从传来的消息、拍回的照片中得知,如今的农场也进入了城市化的进程。当年的费力挖就的战壕早已毁弃,为丛生的草木所遮蔽;往昔从榛柴棵、草甸子里开出的田地也已经部分地退还给了山林、湿地,如今葱绿一片;散布在偏远山沟里各作业点的老职工及其子女们正在逐渐地聚居场部,住进了与城市无异的楼房。他们以户为单位,大面积地承包土地,不仅有实现生活目标的自信;而且还通过广播、电视知晓天下事,利用电话、网络与回归各地的知青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历史在发展,国人终于懂得尊重自然与客观规律了;社会在进步,城乡面貌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样的情景,怎能不令人欣慰与兴奋呢?这样的一幕,才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呀!

                                                                201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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