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被牺牲的精英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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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被牺牲的精英
作者：朱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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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被牺牲的精英 第一章 夜伴尸骨 1988年的早春之夜，我孤身一人住在苏州穹窿山下的一家旅馆内。窗外寒月当空，月光像严霜一样洒向大地。只听得穹窿山麓下的夜风“呜呜呜”地怒吼着、奔腾着，发出阴森恐怖的呼号声，仿佛是无数精英的冤魂，在凄凉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夜深人静，我不顾一天的旅途疲劳，正在将一具白森森的尸骨，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只木板做的袖珍棺材内。 那堆骷髅白骨，早已被我用毛刷清理打扫过，白骨琳琳，十分整洁，不沾一点泥沙，在明晃晃的月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地阴森可怕。 强劲的山风，卷起泥沙和落叶，从玻璃窗前呼啸而过。 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联想起宋代陆游在《塞上曲》里描述的“明月如霜照白骨，恶风卷地吹黄沙。”的诗句。 这具尸骨，是我一大清早，从自家承包的棉花田边，刨出来之后，放在行李背包里，从苏北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乘坐长途汽车出发，几经辗转，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带到苏州穹窿山下的这家旅馆内的。 在乘坐长途汽车之前，我携带了两件行李。除了放着尸骨的一只褐色帆布背包之外，还有一只崭新的蛇皮口袋。蛇皮口袋里装的则是六块木板。那是我预先在木匠间里，请木匠崔师傅制作的袖珍棺材拼板。 那个年代，社会治安比较稳定，乘车之前，不必做行李的安检。因此，我能一路顺风，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具尸骨，顺利带到苏州。 一到苏州穹窿山下这家预定的旅馆，我就办理了住宿登记，住进了旅馆最幽深僻静处的一个单人房间。 单人房间内，除了一张床铺、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脸盆架子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从家具上油漆脱落的程度来看，显然这是一个有了相当年代的住所。室内布置简单陈旧，裸露的房梁上，悬挂着一个45瓦电灯泡。由于电压不稳，那电灯泡正在有气无力地闪烁着颤抖的弱光，似乎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 我将随身带来的两件行李：一只蛇皮口袋和一只帆布背包，放在了床头旁的桌子傍边。 夜深人静，整个旅馆内，除了我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已酣睡入梦。 我提起精神来到床头，在随身带来的行李中，拎起了那只蛇皮口袋，放到了床头旁边的桌子上面。 接着，我从蛇皮口袋里，拿出了六块刨得十分光滑的木板、以及一把平口起子、十六只两寸木工螺丝。 我按照六块木板上做的木工记号，将五块木板用木工螺丝固定，很快就做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木匣。木匣上方的木板内侧，开有槽口。将另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插进那槽口，再将木板推移到木盒另一侧的顶端，那块木板就成了木匣的盖板。 我用携带来的六块木板拼成了一只袖珍棺材，再将盖板在木匣的槽口中，来回抽插几次，感到十分满意后，便从槽口中抽出盖板，将盖板放在桌子的旁边。 紧接着，我再次来到床头，在随身带来的行李中，拎起了那只褐色帆布背包。 我将背包拎到桌子旁边，低头弯腰，用右手拉开了背包上面的拉链。 借着室内暗弱的灯光和窗前明晃晃的月光，可见背包里放着一只透明的塑料口袋。 再看那只塑料口袋里，则是放着一堆骷髅白骨和死者的陪葬遗物！ 我小心翼翼地从帆布背包里，取出那透明的塑料口袋，放到桌子上面。然后解开捆扎塑料口袋口的带子，敞开塑料口袋的袋口，那堆骷髅白骨和死者的陪葬遗物，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地展现在面前。 从那粗壮结实，且具有一定长度的胫骨来看，逝者应该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 死者仅存的陪葬遗物是：一双皮鞋、一条皮带、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 那随葬的皮鞋、皮带，都是由优质牛皮作成。皮带上面的铜扣、铁环，早被烂得不见踪影，唯独那牛皮，仍然是拉不断、折不坏，显得无比的坚韧结实，仿佛在向世人展示其主人坚韧不拔的优良品德。显而易见，从那随葬的皮鞋、皮带来看，穿戴它的主人，绝对不是草根的平民百姓，更不可能是农村里的贫下中农。 那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虽然已经在泥土下埋了二十多年，纽扣没了踪影，针线缝早已裂开，看不到任何商标和附件。却是颜色鲜艳，质地牢固，居然保留得十分完整，再次显示出其主人身份的不同寻常。 那付深度的近视眼镜，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其主人是一位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装有尸骨的塑料口袋，放进桌子上的长方形木匣内。接着，我整理好塑料口袋的袋口，从口袋里搬出骷髅头骨、胫骨、肋骨等较大的尸骨，将其依次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将剩留在塑料口袋里的尸骨，进行了整理排放，使其左右对称、上下对位。最后，我再将肋骨、胫骨、骷髅头骨，这些较大的尸骨，依次放进桌子上的木匣内。一切收拾完毕，我便伴着那具尸骨，在穹窿山下的这家旅馆内，度过了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 呀！多么毛骨悚然的场面！简直匪夷所思、令人百思不解！ 那么，这具白骨琳琳的尸骨，是谁的遗骸？ 我为什么要将这具尸骨带到苏州穹窿山麓下的这家旅馆里来？ 在此之前，究竟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让人感到永远痛心的故事？ 请看知青纪实文学《被牺牲的精英》。
第二章 一分为二 “海风吹得海浪响，海滩薄地好荒凉。风来无所挡，雨淋没沟淌，日晒返盐霜，杂草也难长。”这是当年流传在苏北盐城地区新洋试验站的一首民歌。歌词描述了四十年之前，黄海之滨盐碱大地的自然风貌。那时的苏北盐碱大地，一到晴朗天气，到处可见地面上泛起雪白的盐霜。人们为了排水淋盐，在这荒无人烟的盐碱滩上，按照子午线方向，开挖出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河，起名叫作：“子午河”。 1964年9月15日上午，风和日丽，阳光灿烂，我们两百多个无锡知青，乘了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航行，来到苏北黄海之滨的子午河畔。轮船两侧，悬挂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标语。 当知青们背着行李包裹，依次离开轮船，跨上河岸的时候，只见新洋试验站的干部职工，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早已在岸上列队欢迎。 霎时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掌声、欢声一片，昔日荒无人烟的子午河畔，一下子热闹沸腾起来。 试验站的父老乡亲们，喜笑颜开地来到子午河畔，满怀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来自苏南无锡市的首批下放知青。 面对着前来迎接我们的一张张陌生笑脸，我那颗激动的心，顿时伴随着锣鼓的节奏，“咚咚咚”地激烈跳动起来。 我一出船舱，刚刚踏上跳板，就见到岸上人群中，有个年轻人用右手食指指着我，激动地对身边的两个老职工说道：“你们看！你们看！来了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就下放到苏北，肯定家里条件不会好！我们赶快上去帮他一把！”说罢，只见那个年轻人连忙跑步迎上前来，笑着说道：“欢迎！欢迎！让我来帮你拿行李。我姓顾，以后你叫我老顾就行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踏上社会早，知道人小踏上社会不容易。我住在站部，你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我------”老顾自幼父母双亡，流浪街头，被政府收容到云台农场，成人后又调到试验站。他看到我这个小孩上山下乡来到苏北，联想起自己年轻时踏上社会的经历，不由同命相怜，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因此，情不自禁地前来帮助我。我见老顾帮我拿行李的右手又红又肿，就关切地问道：“老顾，你的手怎么肿起来啦？”老顾说道：“站部通往子午河的路边林带里，原来杂草丛生，为了欢迎你们知青，我们忙了两天，将林带里的杂草都砍光清理掉了。我在砍杂草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草窠里的马蜂窝，手就被马蜂螫了。”我感激地说：“试验站的老职工，对我们知青真好！真是谢谢你们了！”老顾说道：“试验站为了欢迎你们知青的到来，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并且开了职工大会。钱书记在会上说：‘知青们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离开苏南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苏北艰苦的农村干革命，精神可嘉！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兄弟姐妹一样，对待人家知青。生活上要照顾他们，劳动上要帮助他们，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出表率。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刚刚来到苏北，对我们这里的生活环境，开始不一定习惯。有的人可能还会想家、哭鼻子。大家要能够理解，要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城市的年轻人，你让他唱歌跳舞，他玩到深更半夜浑身还有劲。你要让他劳动，做做就发够了，这个都很正常。大家不要笑，要热心帮助他们------”一路上，老顾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着自己的身世和试验站的情况。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老顾的讲述，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真没想到：自己作为知青下放到苏北，一到当地就受到了老职工们的热烈欢迎。我越发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信不疑，满怀着“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青春之梦，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脸上流露出无比灿烂的笑容。 当天中午，站部大食堂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犹如举行宾客大宴，二十几张桌，菜肴丰盛，热气腾腾，同时开饭。 抽来帮忙的老职工们，来回穿梭，殷勤服务，忙忙碌碌。 知青们八人一桌，喜笑颜开，吃得嘻嘻哈哈。 下午，大饭堂里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 一阵掌声之后，钱为民书记神采奕奕，满脸笑容地走上主席台。 钱书记作了一番欢迎词之后，便一字一板地开始介绍试验站的情况。 钱书记说道：“我们新洋农业试验站，是全民事业科研单位。属省农科院领导，负责培育良种等科研工作。我们的建站方针是：‘出成果，出人才，田改好，棉高产，粮自给，农副产品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们单位还有一块牌子，叫做“盐城地区土壤研究所”。土壤研究所的任务是：分析土壤，研究土壤，改良土壤。也就是采用：水、肥、林为核心，种、管跟上的方针。水是根据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原理，我们开沟排水，建成了条田化。大家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们采用种植绿肥紫花苜蓿、法斯克草、油菜、田箐等耐盐绿肥，改良土壤，增加土壤肥力。由于我们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海风很大，于是我们种植了防风林。有效地降低了风速，减少了地面水分蒸发，提高了地表温度。如今，我们试验站，林带成龙，沟渠似网，遍地绿肥，棉花丰收，一派兴旺。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二百多位下乡知青，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干劲，能文能武，一定能够将试验站，建设成为幸福美满的家园！------”钱书记满怀信心、慷慨激昂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结束时，人们喜笑颜开、熙熙攘攘地离开了会场。 不久，知青们开始分组劳动。与我一起下放的无锡市七中知青，被分配到了离站部最遥远、最偏僻的四队。 当时，站领导考虑到我在知青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身单力薄，尚是个小孩，便关怀照顾，将我留在了站部五队。 我出于感恩心理，每次见到钱书记等领导干部的时候，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上一声：“钱书记好！”或者“金站长早！”之类的问候语。 站领导也会笑呵呵地问道：“生活过得惯啊？”、“劳动吃得消啊？”以示亲切关怀。不仅如此，站领导还隔三差五的到大食堂巡视，看看职工的伙食情况。当时，干部关心职工，职工尊敬干部，干群关系亲热，显得十分融洽。 下乡没过多久，就迎来了中秋节。站领导为了化解知青们的思乡之情，还别开生面地组织了知青文艺晚会。虽然知青们都是即兴表演，但是，二胡、笛子、小提琴，各类乐器的独奏，锡剧、沪剧、越剧，各种戏曲的演唱，将文艺晚会搞得轰轰烈烈，掌声阵阵，使得试验站领导大开眼界，喜形于色，一开始就对知青们刮目相看。 很快，试验站就以知青为骨干，组织起文工团、篮球队、乒乓球队，以及各类兴趣活动小组。 知青们的到来，改变了试验站老职工原先劳动、吃饭、睡觉，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使业余文化生活，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先进文明的思想与落后愚昧观念之间的摩擦、碰撞与斗争。 当时，试验站犹如一个封闭的独立王国，站领导大权独揽，说一不二，历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就连生产队长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都会得意洋洋地口出狂言，号称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知青们的到来，使站领导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革命队伍的壮大，水涨船高，自己的实权也就更大。并且，用知青的安家费，新建了水塔、大饭堂、招待所等新建筑物，使试验站鸟枪换炮，面貌焕然一新。担心的是：知青来自城市，见多识广，思想活跃，难以愚弄，没有老职工们顺从、驯服，不好领导。不过，领导毕竟是领导，领导艺术是普通老百姓不懂的，领导挂在脸上的，始终是和蔼可亲的笑容。嘴里说的，都是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领导的一席话，常常能激发出我们知青无比的热情。知青们在劳动中，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勇挑重担。涌现出一批“铁肩膀”、“铁脚板”、“铁姑娘”式的人物。我虽然人小，也不甘落后，曾经夜以继日，披星戴月拾棉花“放卫星”，创造了一天一夜拾棉花222斤的记录。 很快，我就被提拔为基干民兵。每当我扛着苏式步枪，站岗放哨的时候，便会感到无比的自傲和光荣。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沾沾自喜，流露出踌躇满志的得意表情。当时，我满脑子净是想着：要像雷锋那样做好事，要像王杰那样舍己救人，要像吕惠珍那样“作为一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他人。”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上山下乡知青，都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虔诚得不能再虔诚，忠心得不能再忠心，积极得不能再积极。只要上面一声令下，就会毫不犹豫地上刀山、下火海，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 1964年冬天，试验站棉花仓库突发火灾，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奋不顾身地参加到救火的行列。经过全站干群几十分钟的抢救，终于扑灭了大火。在灾难面前，试验站的广大干群、新老职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展示出了空前的力量。不少知青的救火壮举，还得到了站领导的表扬。 下放到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中，虽然，也有不少人的出身不好。但是，初到苏北农村的时候，鉴于知青们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歧视和打击。倒是知青里的一部分人，自惭形秽，感到自己出身不好，理应低人一等。于是，这也不敢说，那也不敢做，处处变得谨小慎微，事事都是逆来顺受。因此，即使是知青里有人偶然犯了错误，站领导也只是批评教育负责带领知青们劳动的老职工组长，往往对知青采取包容迁就的态度。 当地的老职工，也十分关心我们下乡知青，不仅在劳动中照顾知青，而且经常借锅给知青们烧东西吃。就连周围农村里的苏北老乡，也曾请我到农村的“驴头屋”里，吃过“八大碗”。知青和老职工、以及周围农民的关系，显得十分融洽，毫无对立情绪。 每当开会，站领导都要表扬好人好事，并且常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中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毛主席语录来教导全站职工。虽然当时知青们住在茅草盖顶的土坯房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也很大。但是，看到站领导与我们一起排队买饭，吃大食堂，一起与我们战斗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情景，知青们最苦最累也无怨言，反之，则是整天乐呵呵的，劳动时常能听到知青们的歌声。知青们唱道：“试验站一片好风光，林带似龙，沟渠似网，遍地绿肥，小麦茁壮，新老职工干活忙。”歌声形象地描绘了当年新洋试验站的美好情景。 1965年，试验站又来了87位常州知青。加上当时试验站开办了一个农业中学，招收了两百多个农中学生。 几百个年轻人生活、劳动在一起，试验站愈发显得生气勃勃。 不料，就在知青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之时，上面派来的社教工作队，开始进驻试验站。社教队的到来，打破了试验站的宁静生活，人为地掀起了试验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浪潮。 一开始的时候，社教工作队整的是“四不清”干部。整来整去，只见一会儿这个干部“上楼”，一会儿那个干部“下台”，揪了大半年，除了只整出食堂事务长周成和拿了公家一只麻袋之外，其他则一无所获。这下可急坏了社教工作队的李指导员和沈队长，经过会办研究，揭开试验站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终于在试验站大饭堂召开了。 只见大会主席台上端坐着李指导员和沈队长。那李指导员骨瘦如柴，上穿军装，下着草鞋，俨然是党的化身，就像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一般。脸色铁青，气势凌人，摆出了一副除了阎王就是他为大的架势。 李指导员在会上发表“动员令”的时候，杀气腾腾，简直不是在说，而是在吼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松一松，阶级敌人就攻一攻。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狠抓阶级斗争的这根弦，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再看那沈队长，则是胖得肚大滚圆，满脸红光，就像刚刚喝醉了酒一样，装腔作势地坐在李战斗员身边，不时地摇头晃脑地点着头，似乎是在为李战斗员的演讲喝彩、捧场。 会场一片肃静，人们面面相觑，个个竖起耳朵，诚惶诚恐地听着李指导员的演讲，顿时嗅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 当时，试验站的第一把手，是钱为民书记。平时，钱书记以身作则，清正廉明，全家居住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连他老母亲在家后种几棵青菜，都被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铲除了。由这样的廉政干部带头，其他干部当然不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而我们这些小知青，都是一些刚刚踏上社会，涉世未深，天真烂漫的小青年。也是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纯洁得就像白纸一样。对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良民，做做政治思想工作，洗洗脑，推行些五花八门的愚民政策，培养出一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傻子”，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只是硬要从遵纪守法的良民里，揪出“阶级敌人”，恰似狗咬刺猬一般，使社教队也一度感到无从下口。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社教队经过几个月的排队摸底，别出心裁地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人为地将试验站群众一分为二。 社教队将一些自称为“贫下中农”的人，封为“革命群众”，确立了所谓的“左派”；另将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戴上了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了“右派”。 社教队清理好阶级队伍后，就将我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分工下田干活，同时将所谓“革命群众”的“左派”，召集起来在试验站大饭堂西侧的水塔旁开会。社教队队长沈振宇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在座的都是革命群众，左派队伍成立了！中间派正在向左派靠拢，右派彻底孤立了！我们初步揭开了试验站阶级斗争的盖子------”就这样，试验站的群众，被社教队一分为二。从此，拉开了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帷幕。
第三章 草菅人命 社教队将试验站的群众一分为二后，阶级斗争的矛头，一度指向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谁知，我们这些下放知青，年少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偏偏不信邪，居然据理力争，当面锣对面鼓地与社教队的工作人员争辩起来。恰巧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知青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教队和站领导，一时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仿佛遇到了洪水猛兽一般，连忙开会商量对策。 为了转移广大群众的斗争视线，将试验站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导到歧途上去，社教队和站领导，改变斗争策略，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平时埋头苦干、沉默寡言的技术干部沈时中。 沈时中193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贫困的家庭，其父母天资聪明，在舅舅的资助下，先后在当地农村读小学，毕业时都获得全校第一名。1938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沈时中跟随父母逃难来到上海。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熏陶，沈时中自幼勤奋好学，历年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1947年，沈时中和他的妹妹，同时考上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当时，上海中学地处市郊，生活清苦，学习负担又重，加之每个周末都是徒步回市区，沈时中不堪重负，一度病倒，休学后转至城区沪新中学继续读书。上海解放前夕，沈家人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上海解放不久，沈时中和妹妹都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青年团尚未公开，相互都要保守秘密。1950年2月6日，上海发生了大轰炸。在全市召开的团员大会上，沈时中遇到了自己的妹妹，方知兄妹俩都是同志。 解放初期，上海放映了苏联电影《米丘林》。沈时中看了这部电影后，立志要当农业科学家，为改变新中国的农村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2年，沈时中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考上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 1956年，沈时中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盐城地区新洋农业试验站当技术员。虽然，当时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交通闭塞，信息不灵，条件十分艰苦，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当保守。但沈时中已经获悉美国培育出长绒棉良种的信息，立志要在试验站培育出中国自己的长绒棉良种。从此，沈时中废寝忘食，一心扑在培育长绒棉良种的工作上。他将自己培育出来的长绒棉，寄给在上海纺织系统工作的骆家骧表哥，通过这位表哥帮他做了长绒棉的各项测试。 当沈时中从表哥骆家骧那里知道：自己提供的长绒棉，可纺80~120支细纱，可织高档的全棉产品，并且三次提供的长绒棉的质量，一次比一次提高的时候，他欣喜若狂，消瘦的脸上，流露出惬意的微笑。然后，就在沈时中热衷于搞长绒棉栽培试验的时候，却遭到了方方面面保守势力的反对。在我国封闭落后的农村，历来就有“枪打出头鸟”的陋习。太优秀的人才生活在愚昧的人群里，往往就像“鹤立鸡群”一般，总是会有那么几只好斗的公鸡，竖毛扬爪地扑去。沈时中的命运也不例外，尤其是试验站领导，对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当时，试验站的一些领导，都是“土八路”出身，传统的“一桃粥，二桃饭，三桃四桃鱼和肉”的小农经济思想，将他们科研的主攻方向和建站方针，定位在“棉高产”上面。站领导常说：“一株棉花上，结一个棉桃，就能吃粥；结两个棉桃，就能吃饭；结三个、四个棉桃，就能吃鱼吃肉。结五个、六个棉桃，那就是科研。”于是，站领导下达的科研任务就是：培育单株结棉桃多的“新棉一号”。而沈时中培育长绒棉的科研工作，却是定位在“棉花品质”上面，因此，不但得不到站里支持，而且还被指责为：“与站领导离心离德”、“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等。 沈时中根据长绒棉可以用于国防工业，作为飞机轮胎里的原料等，奋笔上书给聂荣臻将军，盼望能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这一举动，进一步引起了站领导的恼火，严厉批评沈时中“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众所周知，在封建专制的土围子里，要想整一个人，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就可以将你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而且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果你“态度不老实”，那么“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便是下场。 恰巧沈时中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哲学讨论。对哲学感兴趣的沈时中便写作了一篇《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文章，投稿到《人民日报》。 不料，《人民日报》将沈时中的投稿，邮寄给了试验站领导。 试验站领导认为抓到了沈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确凿证据”。于是，在文革初期，将沈时中关进“学习班”，掀起大批判。这样，一则泄了平时的私愤，二则转移了试验站广大职工群众的斗争视线。可谓一箭双雕，机关算尽太聪明。 在批判沈时中的大会上，试验站的胡文权秘书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地批判道：“沈时中满脑子成名成家思想，站里号召搞新棉一号，他却要搞长绒棉，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站领导放在眼里，与党与人民离心离德，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而沈时中却与杨献珍一丘之貉，鼓吹反动的‘二合而一’，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胡文权是试验站钱为民书记的秘书和亲信。如果说钱为民是党的化身的话，那么，胡文权就是钱为民的喉舌和幕前打手。胡文权除了担任秘书职务之外，还是试验站的职工教师。被试验站职工称作为“胡老师”。由于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封闭落后，不少老职工没有文化，常年生活在试验站这个“独立王国”里，甚至连盐城都没有去过。 那些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老职工，在胡老师的教育下，只知道“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些“革命理论”。 这些老职工听到胡老师的声嘶力竭批判后，一个个情绪激奋，按捺不住，骚动起来。没等何老师的发言结束，会场上“打倒沈时中！”的口号声就此起彼伏，发聋振聩。愚昧的人们，虽然根本不懂得哲学，但一听到胡老师说的：沈时中的文章里有个“合”字，反对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分”的光辉哲学思想后，便一个个义愤填膺，穷凶极恶，恨不得将沈时中这个“三反分子”，立马撕成碎片，以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 经过社教队和站领导的布置，批判沈时中的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的西山墙。那里是试验站职工去食堂买饭的必经之地，也是平时职工观看露天电影的场所，任何一张大字报，都能吸引住每个人的眼球，牵动着全站职工的神经。所有大字报都是抓住沈时中文章中的一个“合”字，上纲上线，批判沈时中与杨献珍是“一丘之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分为二的光辉哲学思想”。 沈时中被关进了“学习班”，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连买饭、上厕所，都有专人负责监管。 白天，沈时中被“战斗员”押到田里，监督劳动改造。原本体弱多病的他，被折磨得痔疮病发作，鲜血印红了他的内裤。沈时中不得不买了妇女用的月经带，垫上卫生纸，系在内裤里继续劳动。 夜晚，则是战斗员们对沈时中进行逼供、诱供、套供的时候。 战斗员们逼迫沈时中承认：“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只要承认了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罪名，沈时中便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沈时中大义凛然地说：“我写文章的时候，不知道‘一分为二’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会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战斗员们见沈时中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便大怒道：“沈时中！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想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现在，我们和你一起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两条道路放在你面前。一条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一条是认清形势，向人民缴械投降！是死是活，由你自己选择！”两篇文章学习完毕，已经是深更半夜。 战斗员拿来一叠纸，扔在桌子上，说道：“沈时中，今天夜里，你要结合学习《敦促杜聿明将军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篇文章的心得体会，写出深刻检讨；要端正态度，认罪服罪，痛改前非，争取从宽处理。你写好了检讨，才能睡觉。听到了没有？”沈时中抬头看了战斗员一眼，也不答话，默默无声地拿起钢笔，神思恍惚地来到桌子跟前，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战斗员见沈时中拿了钢笔，坐到桌子跟前去写检讨，便纷纷离去。 学习班里只留下了一个姓张的木匠，负责看管沈时中。 张木匠虽然是个战斗员，但是白天劳动，夜里熬夜的学习班生活，早已使他感到筋疲力尽，支撑不住。他见其他战斗员纷纷离去，便一个人倒在床上，闭目养神。不久，张木匠便呼呼大睡起来。 夜深人静，沈时中坐在桌子跟前，思想激烈地斗争起来：如此下去，自己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白天繁重的劳动，夜里残酷的批斗，使他生不如死，饱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如果做检讨承认了自己“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将成为众矢之的，更是死路一条。不做检讨要被逼死，做了检讨要被整死，反正是死，人生自古谁无死？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不如一死了之，省得在这世上受这等凌辱罪！想到这里，沈时中奋笔疾书，写下了三封遗书。第一封遗书，辩解了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封遗书，是写给在上海的父母的。第三封遗书，是写给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最后，沈时中用钢笔在白纸上写下了：“钱为民是打击报复的扒手！”这11个字。 沈时中放下钢笔，如释重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身看到负责监管他的张木匠早已酣睡入梦，便拿起三封刚刚写好的遗书，轻手轻脚地打开学习班的房门，急急忙忙地向自己的宿舍走去。 沈时中平时住的宿舍，离开学习班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是一幢低矮的平房。他趁着夜色，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沈时中打开电灯，从抽屉里拿取信封时，看到了自己珍藏的一叠照片。他抖动着双手，首先从那叠照片里，拿起了自己母亲郑惠芬的照片。看着母亲慈祥和蔼的笑容，他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他的眼镜，他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着眼泪，一边哭诉道：“姆妈！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送终------呜呜呜------”他悲痛欲绝，声泪俱下，语无伦次地哭诉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良久，沈时中用手帕擦干眼泪，又拿起了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妹妹的照片，伤心绝望地悲哀道：“阿妹啊！你身为国家中央政法干部，却救不了我这个无辜受到迫害的嫡亲哥哥啊！呜呜呜------”哭声如诉如泣，悲悲戚戚，在黄海之滨的夜空久久回荡。 沈时中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在那个岁月，那个黑夜，果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绝望之中，沈时中将三封遗书，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好邮寄地址，贴上邮票。随即拿起这三封装着遗书的信，气得怒发冲冠，咬牙切齿，连眼镜都顾不上戴，就冲出门去。 沈时中宿舍的前面，是新开挖过的吃水塘；宿舍的后面，则是果树林，虽然是个投河、上吊十分方便的地方。但是，沈时中为了将三封遗书，投进站部的邮箱寄出去，便选择了南大路边的一条小河，作为自己的自杀身亡之地。 沈时中投寄出三封遗书后，便趁着黎明前的黑暗，义无反顾地向医务室前面的一条小河走去。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河坎，左脚刚刚腾空抬起，右脚就飞快地顺着陡峭的河坎，向河水里滑去------1966年10月18日，在黎明拂晓之前，沈时中这位科技界的精英，以投河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大清早，“沈时中失踪”的消息，传遍了试验站。 人们惊慌失措，奔走相告，自发地分头行动，四下寻找起来。 我主动加入到了寻找沈时中的行列。 突然，在试验站南面小河的北面河坎上，张木匠发现了有一条滑下河的足迹，便神色慌张地叫喊起来。 我连忙跑了过去，仔细一看，只见在河坎靠近水面的光坡上，留下了一条尺巴长的滑痕，滑痕的上方，残留在一个左脚的脚印。这分明是一个人右脚滑向河里时，在河坎上留下的脚后跟印迹。 看着那到水边就消失的脚印，我头脑里突然产生了一连串可怕的疑问：“为什么一只脚在岸上？一只脚的脚后跟印迹，快要到水边时，却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在那么多寻找的人群中，为什么偏偏是监管沈时中的张木匠首先发现了这条不显眼的脚印？------”就在我做着种种猜想的时候，人们已经撑来了一只小船，开始手忙脚乱地打捞起来。很快，沈时中的尸体就被一根竹槁捞出了水面。 在场的人们都惊呼起来：“噢——！”、“没得命啦——！”“沈时中投河自尽”的消息，震惊了试验站的每个人。 不少人对沈时中的死感到可惜，感到心痛。但是，都敢怒不敢言。 也有人说道：“社教队准备再过一天就解放沈时中了，没想到他却投河自杀了。”言下之意，似乎是沈时中自己找死。 沈时中的遗体，被安放在试验站的消防间里。 我不顾看守人的阻拦，冲进消防间查看沈时中的遗体。只见沈时中被整得瘦骨伶仃，脸上的颧骨高高隆起，嘴唇都包不住牙齿，腹部干瘪，相应之下，穿在脚上的那双皮鞋，就显得特别的大。 消防间外面，张木匠正在对几个木工说道：“沈时中的棺材要打厚些！防止他家里来人闹意见。”我来到消防间门口，问张木匠：“沈时中好好的，怎么会死的？”张木匠说：“是啊！昨天晚上，我陪他到食堂买饭，他吃的是粥，怕夜里肚子饿，还买了两个馒头呢！谁知道他夜里会投河自尽啊？”我与沈时中生活在一个单位，平时常有接触，虽然与他无亲无故，且性格截然不同，但是对他的死，却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决定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沈时中的死因和事件的真相。 不久，试验站召开了《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的声讨大会。 会上，由社教队宣读了《开除沈时中公职》的通告。 紧接着，胡文权上台声嘶力竭地批判：“沈时中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会后，胡文权的这些发言，被书写成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堂西山墙。 就这样，沈时中这位爱国奉献、专心科研、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科技精英，在政治运动中被牺牲后，不仅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还被背上了“畏罪自杀”的黑锅。 更为残酷的是，我和陈革生等敢于为沈时中仗义执言的知青，后来也被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十年不白之冤。
第四章 仗义执言 文革期间，为了“文攻武卫”，知青们将一栋宿舍的隔墙都凿开了墙洞，以便一间宿舍内出了事情，两隔壁的知青可以在宿舍门被反锁的情况下，通过凿开的墙洞，进行相互救援。我居住的宿舍西隔壁，原先是前任党站长的宿舍。党站长去世后，那间宿舍常年封锁着，无人问津。我在床铺底下，凿了个墙洞，钻进了那件宿舍。借着灯光，我发现宿舍里的私人财物，早已被人处理掉，只是书架上尚留着几十本书，整齐地堆放在那里。我如获至宝，将几十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与政治有关的书籍，放进一只木箱，搬到了我的床铺底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这些书里面，除了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孙中山等伟人的著作外，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等平时看不到的“禁书”。这些政治书，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我的知识，使我懂得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因此，在沈时中遭到无辜迫害时，我就仗义执言，公开站出来说话。在田间劳动时、在大饭堂吃饭时，在宿舍门口乘凉时，我常常对人们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沈时中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当权派，更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时候，将沈时中揪出来批判，完全是站领导为了转移广大职工的斗争视线，将试验站的文化大革命引到歧途上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自由。沈时中公开向报社投稿，那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对沈时中的批判是错误的。”、“我看过沈时中写的《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那篇文章。我觉得那是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似有标新立异之感。沈时中在文章中，首先运用马克思、列宁的观点，批评了杨献珍‘合二而一’的错误观点。然而论述了斗争是绝对的，同一是相对的，事物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最后，沈时中认为‘一分为二’不全面，只强调了斗争，没有阐明事物是如何通过斗争而达到同一的。因此，提出了‘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论点。其实，这是一篇学术论文，充其量只是画蛇添足，犯了个认识问题的错误。但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文章中一个‘合’字，无限上纲，企图鱼目混珠，把水搅浑。结果，草菅人命，将沈时中逼上了绝路。”------我的仗义执言，后来被定为“恶攻言论”。直到1979年元月平反时，还被认为：“而朱蕴忠说过一些错话，但尚未构成犯罪。”为了搞清楚沈时中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和四队的赤脚医生方究之，带着疑问，跑到盐城，找到了盐城地区公安局的陈松鸿法医。 陈松鸿法医说：“溺水而死的人，肚子不一定是饱的。只要有少量的河水呛入肺内，就能致人死亡。一般可以通过尸体解剖，检查死者肺内有无河泥、藻类这些东西，来判断是他杀，还是自杀。现在死者已经入土埋葬，给尸检就带来了困难。”就在我和方究之进一步调查沈时中死因的时候，站领导听到了风声，为了拨个干净身子，站领导公布了：“沈时中临死之前，留下了三封遗书”的消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打消了我心头的一些疑问。明确了沈时中的死是自杀。但是，对沈时中为什么会自杀？死后该不该“开除公职”？沈时中写的那篇文章，究竟是立场问题？还是认识问题？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仍然与站领导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 在我看来，沈时中是在运动中被迫害之死的，所谓“开除公职”是站领导以权代法，在沈时中被迫害之死后，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沈时中写的那篇文章，只是个认识问题，并不构成违法犯罪。因此，我决定要为沈时中平反。于是，我四下游说，阐明观点，得到了缅甸回国华侨黄振天等人的支持，之后，我组织了张忠东、陈革生、贾贤、胡相荣，四个人一起到北京串联上访。并且，找到了沈时中的妹妹。 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小会议室里，沈时中的嫡亲妹妹听了我的讲述，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不住地用手帕擦着泪水。她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并且给了我一些有关政策方面的资料。 沈时中的嫡亲妹妹说：“大哥沈时中的死，是我们心中的永痛。一想到像沈时中那样：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学术文章。就被逼得死于非命，心绪就平静不下来------”在那个年代，沈时中的嫡亲妹妹，身为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国家干部，除了伤心落泪、无可奈何之外，不但不能替蒙受不白之冤、被逼死于非命的哥哥鸣冤伸屈，而且全家人还因此受到株连，在文革中受迫害长达八年之久，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获得彻底平反。可见民主与法制，受到了何等的摧残！而那个负责监管沈时中的“战斗员”张木匠，也只因在木匠间劳动时，见大家正在议论“样板戏”《沙家浜》，便顺便插嘴说了一句“阿庆嫂肯定和胡传奎睡觉”的“黑话”，结果被整得半死，差点丢了性命。 当时，我作为知青下放到新洋试验站，尚是涉世之初，学了些马列主义著作，自以为真理在握，加上关心国家大事，受到“两报一刊”社论的影响，头脑经过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信奉“斗争哲学”。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沈时中搞平反。 1967年1月，我从北京回到盐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邀了敢于“刺刀见红”的陈革生，将原社教团团长蔡进程和新洋社教分团团长张斌，押到新洋试验站做检查。这两位当年不可一世的社教团长，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后，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说我们这些“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时，一个个变得乖乖奴奴，唯唯诺诺地做了书面检查。 就在我和陈革生商量，打算印刷《沈时中平反通告》时，试验站的保守势力，勾结社会上的非法组织“红铁军”，向我们以知青为主的“八?二六暴动队”，发起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武斗”事件。 面对着敌众我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局面，也是我们这些知青命不该绝，1967年1月23日，党中央发出了解放军“支左”的文件，盐城军分区张参谋长前来试验站支左，粉碎了试验站保守势力，勾结社会上的非法组织“红铁军”，挑起的“一?二三武斗”事件。 真是冤家路窄，那个不识时务的社教队队长沈振宇，不知又来试验站想搞什么阴谋诡计，偏偏被我在招待所门口撞个正着。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怒不可遏，叫来一批知青，将社教队队长沈振宇，戴了高帽子，挂着“镇压群众运动刽子手”的牌子，责令他敲着铅皮粪箕，进行游街示众！ 知青们一个个脸黄肌瘦，但情绪十分激昂，押着胖乎乎的社教队队长沈振宇游街，绕站一周，口号此起彼伏，场面到也十分壮观。连一些原本与知青有对立情绪的老职工，见此情景，也不由得拍手称快。 那个平时满口叫喊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社教队队长，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被我们知青游街后，吓得脸如土色，屁滚尿流地离开了试验站。 游街结束后，张木匠匆匆忙忙地找到我，告诫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们现在将社教队队长游了街，将来他们肯定要报复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就是耕不到你，也要耙到你！”我说道：“我可不怕他们报复！哪有只准别人揪我，不准我反抗的道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胜者为王，败则为寇。这就是历史。像我这样为沈时中仗义执言的人，迟早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如横竖横，拆牛棚，让那些揪我的人，也吃到苦头！”听罢此言，张木匠叹息道：“唉！57年的右派，就是你的榜样哦！”说罢，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走了。 虽然社教队撤离了试验站，但是试验站的当权派为了自保，暗地里操纵保皇组织，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知青们动起武斗来。平时摩擦、挑衅不断，并且，保皇派趁大部分知青回城过年，试验站只留下小部分知青的时候，挑起了骇人听闻的“二?一二”武斗。 1968年2月12日，一场武斗，知青们被打得死的死来，伤的伤。无锡知青陈夏杓，被活活打死在子午河畔。 我虽然命大，能够死里逃生，但是，也是被打得头破血流，偏体鳞伤。 1968年5月，在批判钱为民的会议上，我和十几个知青，满腔怒火，情绪激愤，开始以牙还牙，报仇雪恨。 “这一拳，是替沈时中报仇打的！”“这一脚，是替陈夏杓报仇踢的！”我念叨着，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和另外一些知青，不顾会场上军代表李指导员和郭连长的阻止，对钱为民拳打脚踢，大打出手。 就连平时逆来顺受，闷声不响的一些知青，看到钱为民被打倒在地，也抡起板凳，冲上前来，打“死老虎”。 “啪！”、“啪！”、“啪！”------板凳砸在钱为民身上的响声，就像古代衙门里，打五十大板一样。 钱为民被打倒在地，呼喊呻吟着，饱尝着“阶级斗争”的滋味。最后，钱为民被抬出会议室，住进了盐城医院，离开了阶级斗争搞得你死我活的新洋试验站。 随着阶级斗争的白热化和武斗的不断升级，为沈时中平反一事，被迫搁浅。但是到了文革后期，却成了我“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一大罪名。 1971年4月29日，我被押上盐城体育场万人大会，无辜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落到了监督劳动改造，连自身都难保的地步。 为沈时中平反一事，也就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第五章 平反昭雪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受到了严厉的批斗，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和凌辱，干着各种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长期过着“锹如银，裤如裙”的悲惨生活。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密监视。我的一次次上访、申诉，得到的却是罪加一等。 真是“十年反革命，谁解其中味？”非亲身经历，谁能知道这“度日如年”的滋味？ 1978年的一天上午，我到试验站站部去理发。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理发室里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候。我只好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来，随手拿起理发室的报纸看看。突然，我看到了《新华日报》上刊登出了评论古装戏《十五贯》的文章。我一下子明白了这篇文章“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决定再次奋起申诉。为了谨慎起见，我给在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工作的沈时中的嫡亲妹妹去了信件。不久，我便收到了沈时中妹妹的回信，从信中知道了“党中央已作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于是，我再次理直气壮地奋起申诉。 1978年冬，沈时中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沈时中的胞弟沈純方先生，专程从上海来到新洋试验站。他代表全家向我表示了谢意。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千言万语，尽在握手之中，无声胜有声。 我陪着沈純方先生，来到了当年沈时中居住过的宿舍门前。 沈純方先生随即拿出照相机，与我一起拍照，做了合影留念。 当时，沈时中的遗体被埋在新洋试验站西边的农村里。那里是新洋公社指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一处荒地，被老百姓叫做“尸骨墩”。 沈时中的坟墓就在这个“尸骨墩”的东北角。坟墓周围杂草丛生，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人迹罕至，是我冬季捕捉黄鼠狼的首选之地。 沈时中的坟墓东侧，竖立着一块水泥做的墓碑。 墓碑上仅有“沈时中之墓”五个红漆凹字。 凭着这块墓碑，我牢牢地记住了沈时中坟墓的位置。 每当打猎路过这里时，我都会驻足凝视荒野中的这座坟墓，反思着那个阶级斗争搞得你死我活的年代。 沈純方先生临走之前，我陪他去了指南五队的“尸骨墩”，给沈时中的坟墓作了祭奠。 在我们去上坟之前，我请家住在指南五队的二连襟严志成，预先用镰刀砍掉了坟墓周围的杂草，用大锹铲出了一条小道。并且，将坟墓做了整修，按照当地风俗，在坟墓的顶端，放了一块大碗形状的泥块。 来到沈时中坟墓前，沈純方先生泪如泉涌，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泪水，抽泣着说道：“阿哥，小弟純方前来看你了------”紧接着便弯腰鞠躬。 我和二连襟严志成等人，也一起跟着沈純方先生，向沈时中的坟墓弯腰鞠躬。气氛庄严寂寞，人人心情悲痛。只听得荒野中风吹树叶发出的嗖嗖声，仿佛是天地有灵，沈时中的英魂来到了现场一般。 临别之前，沈純方先生恳切地对我说：“我的姨母郑慧净，解放前出家在苏州穹窿山一座尼姑庵里修行，与当地群众关系很好，去世后安葬在那里。后来，我的父母作古后，都安葬在那里。因此，将来沈时中也要移葬到那里。蕴忠，拜托你帮我们看护好沈时中的坟墓。有什么情况，请随时与我联系。”“好的！”我一口爽快地答应了沈纯方先生的请求，说道：“我的二连襟严志成，就居住在指南五队，他家离‘尸骨墩’很近。我会拜托我的二连襟，关注沈时中的坟墓。平时，我走亲访友或者打猎时，也会到‘尸骨墩’来看看沈时中的坟墓。每年清明节，我会带家属前来祭奠沈时中的亡灵。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与你联系。”乾坤几轮转，沧桑一梦间。79年元月4日，我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71年4月29日，与我一起被押上盐城体育场万人大会，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常州知青文无敌，被判了十年徒刑，服刑九年半后，也宣告无罪平反，住进了新洋农业试验站的招待所。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平白无故被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想尽了一切办法申诉。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得到的是更加严厉的迫害。 文无敌告诉我：在押他上万人大会之前，他手捧毛主席语录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出了牢门。看守监狱的人，抢走了他的毛主席语录本，在他脖子上勒了一条细麻绳后，才将他拖出了牢房。在劳改农场，他不停地申诉。不给他笔和纸，他就撕下被单，写血书。他想起了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情节，自己在狱中就用被面上拆下的丝线绣申诉书。狱中的有些犯人，在牢头的煽动指使下，将他一次次地殴打，曾经将他的头，掯到水塘里，想淹死他------文无敌说道：“我被诬陷，无辜判了十年徒刑，在劳改农场服刑九年半，到现在才莫名其妙地平反，我想不通！这是什么世道？我不需要开什么平反大会！我要那些诬陷我的人，也被判刑进监狱------”我说：“过去的事情，只好让它过去。与沈时中相比，我们还幸运地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就有以荣誉洗尽耻辱的机会。我劝你要想得开，要学会向前看。学会重新做人------”文无敌说什么也听不进我的劝导，始终走不出历史的阴影。结果，他疯掉了！特别是见到我们这些受过政治迫害的老知青，疯得就更加不可收拾。最终，孑然一身，英年早逝，死在了常州精神病医院里。 我想，如果文无敌能够和我一样，在苏北农村讨个老婆，生儿育女，即便留在苏北，历经磨难，饱尝人间辛酸，如今也已退休了。只可惜世人生死各千秋，历史不存在假设！ 沈时中死了，文无敌死了------一个个时代的精英就这样被牺牲了。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受。对他们的非正常死亡，我想后人自会评说。
第六章 重见天日 我获得平反后，试验站领导，将我的户口“一刀切”迁到了无锡市。为了扎根农村，我放弃了回城的机会，后来又承包了60亩盐碱薄地。我们夫妇俩起早摸黑，开荒种地，养鸡养鸭，捞鱼摸虾，外出打猎------果真人勤地不赖，连年喜获棉花大丰收。农副产品、鸡鱼肉蛋也是多得吃不了。 在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农村里，再也不是过去“宁可饿死人，也不准自留地里长庄稼”的年代了。只要科学种田，舍得吃苦，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反之，城里也不见得到处都是金子，幸福不会从天降。只要是金子，到处都能发光。我认为：过去是“下乡务农，越务越穷”；如今是“下乡种田，越种越甜”。我沉醉于丰收的喜悦中，终日做着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美梦。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3年2月8日，大祸从天降，13个野蛮的农民，自带麻绳，闯到我家，将我妻子捆绑后，进行大肆抢劫。案发后，由于知青们都已回城，试验站仅剩我一个知青，人微言轻，东奔西跑，得不到解决。于是，我求助《无锡日报》社，希望报社派记者来苏北，采访报道我家遭抢的情况。谁知，当《无锡日报》社函告当地政府后，当地政府派出7名公安干警，以权代法，执法犯法，对我们被抢一方，大举迫害。并且，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抓进了射阳监狱。出了监狱，我到处申诉，四处碰壁。绝望之中，我打消了原先“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愚昧思想。开始发奋自学外语，立志自学成才，离开让我一次次落难的农村，出去做翻译。承包60亩棉田，独学无友，不见一个日语老师的面，完全依靠自学，要想出去做翻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嘲笑、讽刺、挖苦、反对的闲话，不绝于耳。但是，我始终以实干代替舌战，常常将收音机挂在胸前，将农具背在肩上，一边劳动，一边收听日语广播讲座。我晕倒过田间，休克过桌前，但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动摇我自学成才的决心。 1986年初夏的一天中午，家住在指南五队的二连襟严志成，骑了自行车匆匆忙忙地来到我家。 严志成告诉我：“指南大队要求迁移‘尸骨墩’里的无主坟。其中，包括沈时中的坟墓。”我留严志成吃了午饭，买了一包香烟，骑上自行车，和严志成一起来到指南大队的队部。 我和当地的大队干部说明情况，打了招呼，希望他们能够宽限时日，等我与沈家联系后，再做迁坟。 当地的大队干部听了我的说明，显得十分客气，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 回到家里，我立即给上海的沈纯方先生去了信件，告诉他：“指南大队要求迁移‘尸骨墩’里的无主坟。其中，包括沈时中的坟墓。”沈纯方先生很快回信，告诉我：苏南的坟地，尚未准备好。请我想方设法，先将沈时中的坟墓，暂时迁移到公墓或者其他地方。 经过与沈纯方先生的多次联系，我决定先将沈时中的坟墓，迁移到我家承包的棉花田田埂边上。 迁坟这一天，我一早就和妻子王秀兰带着工具和木盒，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指南五队的“尸骨墩”。 二连襟严志成带着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王和尚”，早在沈时中的坟墓前等候。几个当地的社员，也过来看热闹。 按照当地农村的风俗，在风水先生“王和尚”的主持下，迁坟开始了。 我们首先将坟墓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开始左右鸣炮。 我点燃了高升大爆竹，严志成点燃了电光小鞭炮。 烟雾散尽，我们开始动锹挖土。 坟墓上方的土堆，被我们用力向四周撒开。 接着，我们平地向下插锹。 向下挖到第三锹时，锹头碰到了棺材板上盖。 很快，整个棺木就露了出来。 那棺材板上盖，经过多年腐蚀，居然在中央裂开了一条很大的缝。 我们将撬杠伸进裂缝，一使劲便撬开了棺材板上盖。 只见棺材内满是潮湿的淤泥，尸骨早已被埋在淤泥之下。 就在人们感到迟疑之际，我拿起一把弧形小铁锹，跳下了土坑。 那小锹是我下黄鼠狼夹子打洞用的，锹口雪亮，锹柄光滑，早已用得得心应手。 我小心翼翼地用小锹，一下接一下地将淤泥从棺材里铲出。 很快，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露了出来。 那身衣服，针线缝早已裂开，只是布料相当结实，颜色仍然十分鲜艳。我拎起衣服片，将剩余的淤泥同时取出棺材。 顿时，沈时中的尸骨重见天日，暴露在眼前。 我清除掉尸骨上的泥土，将尸骨和随葬遗物，装进带来的木盒里。 然后收拾起东西，一行数人来到二连襟严志成家。 二姐王秀珍，按照我的要求，办了一桌饭，买了瓶酒，早在门口等候。 吃过中饭，我和妻子秀兰告别众人，用自行车拖着装有尸骨的木盒，径直向自家承包的棉花田骑去。 我将装有沈时中尸骨的木盒，迁葬到新洋试验站三排三十三条自家承包的棉花田的田埂边上。田埂边上，自然生长着一棵观音柳。我将木盒埋在观音柳的北边，上面的泥土与田埂平齐，看不出任何异常。我将那棵观音柳，作为记忆埋葬木盒的标记。 1987年春，我结束了上海华东师大的聘用，在上海印刷了100张《现代日语翻译精诚为您服务》的名片，回到了盐城，开始在盐城市无线电元件厂、工贸合营盐城胶鞋厂，担任日语口译。 我一口流利的日语，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引起了记者的关注。 1987年10月24日，《盐阜大众报》（周末班）头版头条，以《为伊消得人憔悴——记自学成才的翻译朱蕴忠》一文，对我自学成才做翻译的故事，做了长篇报道，在盐阜大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决定拔根离开新洋试验站，离开那个让我一次次落难的地方，凭自学掌握的知识，闯出一番事业来。 我再次给上海的沈纯方先生去信，讲述了自己即将离开新洋试验站，请他赶快在苏南筹建沈时中的坟墓。 1988年1月，我收到沈纯方先生的来信，他请我雇辆卡车，将沈时中的尸骨，运送到苏州穹窿山下。并且，给我在穹窿山下预定了旅馆。 当时，新洋试验站地处黄海之滨，交通闭塞，根本就雇不到卡车。如果去盐城雇用卡车，卡车主是否愿意运送尸骨，也是个问题。 考虑再三，我决定用旅行背包随身携带沈时中的尸骨，乘坐长途汽车，去苏州穹窿山下。 临走前一天，我到试验站木匠间，请木匠崔师傅，根据我设计的尺寸，制作了一只袖珍棺材。那棺材是用六块木板拼起来的，装卸十分方便。将六块木板拆下来后，正好装进了一只蛇皮口袋。 出发那天，我一早来到承包的棉花田边，在妻子秀兰的协助下，刨起了沈时中的尸骨，仔细清理干净，装进了那只旅行背包。 我背着装有尸骨的旅行背包，手提装有袖珍棺材板的蛇皮口袋，从试验站站部乘坐长途汽车，几经转车，傍晚时分按时来到了沈纯方先生为我预定的旅馆里。 夜深人静，我在旅馆里，拼装好袖珍棺材，安放好沈时中的尸骨后，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一早，沈纯方先生来到旅馆，找到了我。 相互寒暄几句后，我便拉开了袖珍棺材的盖板。 沈纯方先生见到哥哥沈时中的尸骨时，顿时放声大哭，悲痛万分。 我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眼泪却禁不住流了下来。 良久，沈纯方先生擦干眼泪，突然对我磕头下拜，说道：“蕴忠，我代表沈家，向您表示衷心感谢！”我连忙将沈纯方先生扶起，说道：“能把沈时中的尸骨送到这里，算是了却了我的心事。如果我离开了试验站，那就多有不便。”沈纯方先生领着我去吃了早饭，然后乘上卡车，向穹窿山麓下驶去。 来到穹窿山麓下，太阳刚刚升起，沈纯方先生指着阳光普照的一处山麓，对我说：“蕴忠，你看！沈时中新建的坟墓，是块风水宝地。初升的太阳，第一缕阳光就照在沈时中的坟地！”啊！青山埋白骨，绿水吊忠魂。青山绿水，果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我能够将沈时中的尸骨重见天日，迁移到穹窿山麓下这块风水宝地，感到十分欣慰，禁不住流露出踌躇满志的神态。 做坟的另外五名民工，早在坟地等候。 沈纯方先生按照苏南的风俗，埋葬好沈时中的尸骨后，在坟墓前竖好墓碑，栽下了两棵松树。然后与我在沈时中的新建坟墓前，拍照留念。 这些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总是百感交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第七章 二合而一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正如西方哲人所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话说得十分精辟到位，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随着时过境迁，当年新洋试验站被一分为二，斗得你死我活的两派，后来竟然二合而一，相逢开口笑，成了相互包容、十分友好的朋友。 1994年9月13日，三百多位回城知青，从无锡、常州乘坐豪华大巴车，兴高采烈地重返第二故乡，来到盐城新洋试验站，举办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了新洋试验站广大干群的热烈欢迎。 知青和老工人们见面时，热泪盈眶，恰似亲友久别重逢；情真意切，到处充满欢声笑语。 不少老工人与知青，相互拥抱，握手言好，老泪纵横，场面十分感人。 纪念活动结束后，原先“八?二六”一派的知青头头，邀请新洋试验站原先对立面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到无锡市举行了联谊活动。 新洋试验站的老干部和老工人来到无锡后，住进了环境优雅的宾馆，受到了知青们的热情接待，品尝了苏南的美味佳肴，游览了无锡的太湖风光，亲眼目睹了知青们回城后的变化，人人心情激动，个个感慨万分，不由得连声称赞起知青来。 特别是原先文革中的两派头头，更是“不打不相识”，一笑泯恩仇，带头做起了“和谐模范”。 当年的知青头头老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朱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为大。我们要以德报怨，以宽容的心态，对待那些伤害过自己的老同志。不少老同志也提高了认识，他们说：‘当年把朱蕴忠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感到十分后悔。原先认为将他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就算胜利了。没有想到，那只踩着的脚，始终不能松。你一松，他就要反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我说：“宽容是能够做到的。只是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是欲辨已忘言，就留给后人去评说吧。”继举办了新洋试验站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后，知青们又举办了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活动、知青上山下乡45周年纪念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知青联谊活动。并且，正在筹备举办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每次举办各类知青活动之前，知青们都会一次次地打电话给我，再三盛情邀请我这个扎根在苏北的无锡知青去参加聚会。 每当我看到知青聚会活动期间，当年被社教队一分为二成为两派，在文革中斗得你死我活的试验站干群，如今二合而一，亲如兄弟姐妹，喜笑颜开的情景时，我都会联想到：新洋试验站的广大干群，从对立到统一的事实，不是恰好证实了沈时中写作的《一分为二、二合而一，才能全面地表述对立统一规律》那篇文章的正确性吗？ 但是，在那个年代，仅仅因为写作了这么一篇学术论文，就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以免历史悲剧重演吗？ 有人说：“时间是一切冲突的治愈者。”这话一点也不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上升，过去的种种恩怨，都会渐渐的淡化。 有一次，我偶然路过盐城市农科所的家属区，突然从路边的人群里传来了：“那不是小朱吗？”的惊呼声。 我停下脚步，循声望去，看到胡文权老师满脸笑容，正在一个劲地向我招手。 凝神望去，只见胡老师和颜悦色，头发花白，满脸皱纹，显得老态龙钟，十分慈祥，与当年批判沈时中时，声色俱厉的模样，判若两人。 我连忙招呼道：“胡老师，您好！您好！”胡老师笑呵呵地说：“小朱，今天来盐城有事啊！留下来玩玩，在我这边吃了中饭再走哦！”胡老师满脸堆笑，流露出十分客气的表情。 我微笑着说：“谢谢胡老师，今天我有些事情要办，我先走了。谢谢！”说罢，我摆摆手，急急忙忙地离去。 胡老师望着我远去的背影，对周围的人们说道：“这个小朱啊！吓死人的聪明------”我想，胡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想起了我为沈时中仗义执言时说的那些“黑话”。 后来，我听农科所的朋友说：“胡老师去世后，子女们将他的骨灰，埋到了新洋试验站。”听到胡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心情十分沉痛。文革中，我们虽然分为两派，立场观点截然不同，但是，一样的虔诚，一样的忠心，一样的激情燃烧，一样的卷入了那场损人不利己的政治运动，一样的都是被愚弄、被牺牲的人们。幸运的是，新洋试验站的两派群众，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提高，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从阶级斗争的一分为二，发展到和谐社会的二合而一，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第八章 痛定思痛 时光匆匆，人生似白驹过隙，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高亢激昂，声色俱厉地批判沈时中的人们，如今不少人早已撒手人寰，经过火葬场的铁板，成了一包骨灰。结果是受人愚弄，什么好处都没得到，什么功勋也没带走。苍天有眼，那些在政治运动中，企图通过批判他人来立新功的人们，事实上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遭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报应。留下了一个损人不利己、让人永远心痛的故事，这是时代的创伤，历史的悲剧。 每年，都有回到苏南的知青，专程到苏北来看望我。每当知青们谈起那个年代的往事，谈到一个个在政治运动中被牺牲的精英时，都会给欢乐的聚会，蒙上层层悲伤的阴影。人们的脸色表情，常常会从谈虎色变，转向唾弃憎恨，直至慷慨激昂，分析批判。 那个年代，由于写了一篇观点不同的文章，由于无意之中撕碎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迫害致死的，大有人在。 不用说像我那样敢于仗义执言，为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们打抱不平而在劫难逃，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就连不愿落井下石，躲在一边，胆小怕事的人们，也往往难逃遭殃的厄运。 当年，在新洋农场6连，有位叫张乐萍的无锡女知青，只因胆小害怕，不敢去参观枪毙人的现场，被撤销了“五好战士”称号，扣上了“对阶级敌人不仇恨，阶级立场不稳”的罪名，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第三天下午，她在棉田里向班长请假看病，直至深夜未归。知青们四处寻找，跑遍62平方公里、搜遍131公里防风林带、数百公里河边、大面积草滩，均不见踪影。直到第七天上午，3营14连的男知青们去草滩割草时，看到许多野狗围着散发出阵阵恶臭的地方窜流不息。知青们走进草滩，只见张乐萍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吃掉腿肉、叼出肠子，惨不忍睹。在尸体不远处，找到了“敌敌畏”农药瓶一只------这类事件，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可谓不胜枚举。 我被押上盐城万人大会，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取到了很好的“杀鸡吓猴”的效应。从此，新洋试验站的不少知青，变得乖乖奴奴，谨小慎微，不敢乱说乱动。即使是外面的知青们，为了能够回城，进行聚会请愿，绝食斗争，割腕卧轨------闹得不可开交时，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们，仍然不动声色，十分识相，按部就班，天天劳动。 直到1979年元月，中央发出74号文件后，新洋试验站的知青们，才一窝蜂似地，争先恐后的回到了无锡、常州等苏南城市。 不过，鉴于历史的教训，新洋试验站的不少知青，即使回城后，也是看破红尘，随波逐流，平平庸庸、窝窝囊囊地过了一辈子。 去年，我收到了一位朋友邮寄给我的自传体小说《刻骨铭心的回忆》，他在书中写道：我从未正正规规地当过官，享受那种运筹帷幄、盛气凌人、居高临下、一呼百应的乐趣。一辈子反而是谨小慎微、惟命是从，鞍前马后被人管束，为五斗米折腰，做了一世的“奴才”。人活到这把年纪，心中亦已透亮，譬如政治，说穿了实质上就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欺骗与谎言。我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甚至是讨厌。 然而，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我虽然被押上盐城体育场的万人大会，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蒙受十年不白之冤。但是，一次次的磨难，促使了我的觉醒，使我脱胎换骨，坚定了意主，增加了智慧，最终逼上梁山，以实干体现了自身的价值，用荣誉洗尽了历史的耻辱，成为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 正如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后知青时代》一书的刘昕主编所言：“从你的身上，我又一次体会到上帝真的很公平，他给了你超乎常人的智慧，当然要让你受超乎常人的磨难。也应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论证的正确性。”此话精辟，充满哲理。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我能小小年纪，就被押上万人大会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风光和了不起！后来，这段大难不死的经历，竟然成了有钱都买不到的宝贵财富。至少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并且，也让那些“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尝到了布衣之怒的厉害，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如今，当年与我一起下乡到苏北务农的知青，都已回到了苏南城市。唯独我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仍然扎根在苏北，就像一只受伤的孤雁，落荒在大江北面。一辈子受尽磨难，历尽沧桑，吃尽苦头；入党做官、推荐上大学------这些好事，永远不可能轮到我头上。 只是活到这把年纪，早已看淡一切。 痛定思痛，唯以悠然的心态，浪迹于渔樵之间。 往事不堪回首，自有后人评说。活出好的心态，是我当务之急。 201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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