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志新读】：“自由王国管庄”始末
作者：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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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志新读】：“自由王国管庄”始末
作者：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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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志新读】： “自由王国管庄”始末 据《北京市朝阳区志》记载： “195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以《自由王国管庄》为题，揭露管庄地区社会治安混乱状况。报道刊登后，国务院很快成立五人工作组，同时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主抓此事。12月，工作组进驻管庄大院（现街道办事处所在地）组成地区临时党委领导开展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严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逐渐恢复正常社会秩序。1958年4月28日，诗人臧克家在《人民日报》赋诗一首，称赞管庄地区反对‘自由王国’取得的胜利成果。”1957年时的管庄地区属河北省通县管辖（1958年1月划归北京市东郊区管辖，嗣后成立管庄街道办事处。4个月后，东郊区改建朝阳区），当时未建立城市管理机构，该地的企事业单位各自为政，社会秩序混乱，刑事案件频繁发生，由此引出“自由王国”事件，以致几十年后还有人提起。下面是《人民日报》关于这一事件始末的报道。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距离北京四十多华里的管庄，现在居住着中央国家机关十个直属单位的一万五千多名干部和家属。在这四十三万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存在着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这里有流氓、有坏分子，有种种来路不明的人，盗窃案件不断发生。有人说，这里是一个“自由王国”，或许并不夸大。 随着工业扩建和城市扩建，管庄的人口由原来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一万五千多人，原来只有一两个中央国家机关的直属单位，现在增加到十个单位。这十个单位是：水泥设计院，水泥研究院，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建筑材料工业研究院，地质局干部训练班，矿物检验所，华北勘探大队，基本建设局机电安装公司，第二土建工程公司北京工程处，以上都是直属建筑材料工业部的。此外，冶金工业部干部学校也设在这里。 管庄地处北京和河北省通县之间，从行政区划来说，属于通县管；但是这些机关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直属单位，应该属于北京管。结果呢？两管而又两不管。比如社会治安问题、户口问题、粮食等物资供应问题应由通县管，但是通县管不了。如粮食供应问题，通县地区的粮食供应计划有一定限额，很难满足管庄上万人的需要。现在，除粮食由通县供应以外，其他一切副食品，如油、盐、酱、醋，生活日用品，以及蔬菜都是由北京运到管庄去的，价格自然要比北京高。另外，管庄内供销合作社的领导关系也很复杂，在业务领导上由北京管，而粮站又是属通县管。从北京运到管庄去的挂面，要北京的粮票才能买，可是管庄工作人员的粮票又是通县的，群众感到很不方便。管庄大门外的自由市场，由于通县税务局管不了，价格混乱，黑市充斥，鸡蛋卖到一角二分一个（北京六分钱一个）。鱼卖到六角一斤，而合作社只要三角一斤。由于自由市场无人管，私商、小贩就乘机任意抬高物价。 在管庄，既无公安局，也无派出所，户口十分混乱。几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管庄住几天，来去无人过问。流氓、惯偷、坏分子、唯利是图的小商贩，进出自由，甚至还隐藏一些反革命分子，不久前在这里就发现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这个“自由王国”，自然就成了滋生犯罪现象的最好的土壤。近年来，管庄偷盗之风有增无减，有时差不多平均每天要发生两起偷盗案。偷盗犯猖狂到在大白天潜入职工宿舍，翻箱倒柜行窃，弄得人心惶惶，人们在工作、洗澡和睡觉时都担着心。群众说，北京市内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管庄则是“人在班上心在家”。据六个单位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共发生偷盗案件一百四十二起。 各单位虽然都有保卫工作部门，但在群众反映盗窃情况以后，有些单位不进行追查，反而认为“这点小东西，不值一查”。这就大大助长了偷盗之风，群众非常不满。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少流氓分子和坏分子就像细菌一样地生长出来，他们找寻各种机会侮辱妇女，甚至强奸幼女。强奸、通奸、诱奸等瘴气曾一度弥漫了管庄。晚上，女同志不敢单独出门或上厕所。在白天，很多职工把自己的女儿锁在家里然后才去上班。这些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机关的正常生活。特别是强奸幼女案件发生后，将近一万名职工和家属惶恐不安，他们一致要求严办罪犯。 这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建筑材料工业部明知管庄一片混乱，可是总没有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部在那里摆下了一个大摊子，却又高高在上，而这里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的统一领导。直到这次整风运动才引起了这个部的注意。 由于没有党的统一领导，一切事情就总是难办。今年管庄曾经成立了一个公共事业管理处，由各单位负责人组成公共事业管理委员会，轮流担任主任委员。但是由于各单位的本位主义严重，谁也不愿多出一把力，互不支持。结果这个公共事业管理处徒具形式，什么也管不了。 各单位严重的本位主义，使管庄的总体规划遭到完全的破坏。大家互相争夺用地。由于建筑材料工业研究院的位置设置不当，使供试验用的煤气管道加长了三百多公尺，浪费了国家投资两万元。现在已建的四十多栋楼房，由于各建各的，不但房屋修建得乱七八糟，而且谁也没有考虑下水道的修建问题。将来整个管庄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建成以后，如没有下水道，雨水和污水排不出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于大家都不管，管庄的环境卫生很坏，到处是垃圾，臭气冲天，苍蝇遍地。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可是管庄还有不少苍蝇。管庄有三百多个五岁到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既不能上小学，又没有五岁的孩子能进的托儿所，他们变成了一群野孩子，成群结队杀狗、用猪尾巴打那些住在管庄附近的回民。去年冬天孩子们放火把管庄大门外的市场的草棚全部烧光。各单位的负责人感到孩子的教育问题须要立即解决，大家都同意成立一个幼儿园。可是谈到经费和用房的问题时，大家就不干了。甚至连过年过节管庄大门口要扎一个彩棚，也因为各单位不愿出钱而告吹。今年建筑材料工业部派人到管庄来帮助各单位反右派，各单位竟不肯让出一间住房。 各单位的本位主义表现在业务上也是如此。比如水泥设计院要盖大楼，因为本身工作很紧，忙不过来，请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帮忙设计，这个设计院虽然窝工也不肯支援，结果水泥设计院只好全部包给建筑工程部。后来，部里批评了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它才把支援的任务承担下来。由于本位主义长期未能克服，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之间存在不团结的现象。 一万五千人的大摊子是一层一层的摆下来的。管庄各单位的领导人，在“人多好办事”，“怕以后要不到人”的思想支配下，尽量扩大机构，结果造成严重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窝工现象。他们还不知道明年的任务有多少，就先要到一批人再说。水泥设计院一位院长居然还对人说：“我们院里目前是窝工，但是同志们对外边不要讲，否则，向部里要人就很困难了。”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一位院长不但不深入了解情况，还批评各科要人太少，说各科科长“只能看见自己鼻子下面的一点东西，眼光不远大。”他说：“1958年要人应该成倍的要。”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一个科要人计划从三十多个加到九十多个。窝工现象的严重是惊人的，如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土建科从7月份至9月份，三个月中窝工时间达到七百三十一个工日。技术科的技术管理组，几乎全组的人没有事干。水泥设计院水道科的王玉洁在整风运动中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他从去年9月到今年10月有七个月基本上没有工作。他表示不愿白拿国家的工资，要求去参加体力劳动。 现在的管庄已经具有城市的规模，但没有一套城市管理的制度，一切都是无政府状态。许多事情如理发店、澡塘、水电、学校、医院等，因为没有城市服务部门，现在是机关在管，结果问题很多。就拿理发来说，原是一个小问题，可是理发员太少，不少人工作态度又不好，闹起情绪来理发就成了大问题，许多人只好跑到北京城来理发。 管庄的事实证明了，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各部门中，有一些数目不算少的大大小小的摊子，有一些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像卫星似地分布在它的周围，这里窝藏着大批有用而未用的人力，窝藏着混乱，需要以革命的精神大加整顿。 目前，建筑材料工业部已进入整风第三阶段，这个部的领导对管庄的问题很重视，现已列为整改的中心问题，正准备加强党和行政的领导，从组织机构、人事方面着手彻底地加以整顿。（新华社专稿） （原载195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彻底改变“自由王国”的状况 国务院组织联合工作组前往管庄 新华社管庄13日电 国务院为了彻底解决住在管庄内的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单位存在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在11日派了一个五人工作组到管庄去。 这个工作组是由国务院、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中共河北省通县地方委员会、公安部和建筑材料工业部五个单位的人员组成的。他们到管庄去将配合管庄第三阶段的整风运动，在原有的一般整改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中地整改当前必须解决而又可以解决的一批问题，比如社会治安、行政统一管理、物资供应等问题。 11日下午三时，五人工作组到达管庄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全管庄，群情振奋，欣喜万分，对工作组表示热烈欢迎的大字报，纷纷出现在各单位的墙上。有一张五十多人联名写的题为：“欢呼国务院工作组的到来，上下一心，坚决消灭管庄的‘自由王国’”的大字报说，“工作组的来临，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党和政府是如何关怀着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党是如何坚决彻底以革命的精神来改进工作。我们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坚决的向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张六十四人联名写的大字报说：“我们衷心地希望能把‘自由王国’——管庄统一领导起来，把管庄多年来的本位主义连根拔掉”。还有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将以百倍的信心来端正工作态度，并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进行整改，坚决的彻底的改变这种‘自由王国’的局面”。 中共管庄党委对于工作组的来临更加增强了整改的信心，党委书记苏继光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在工作组的帮助下解决管庄的问题，这将使整改工作深入一步。 五人工作组这两天正在召开各种座谈会，深入了解情况，准备协助解决一些问题。 （编者按：管庄位于北京和河北通县之间。由于驻在这里的机关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管庄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详见本报11月30日“自由王国——管庄”一文。） （原载1957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
管庄举行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集中全力消灭“自由王国”混乱现象 新华社管庄14日电 中共建筑材料工业部驻管庄设计管理局党委会，今天下午召开了一千二百多人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动员党团员带头深入鸣放，继续大力整改，为彻底消灭“自由王国”——管庄的混乱现象而奋斗。 设计管理局党委书记苏继光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自由王国”是不好的，这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自由王国”被揭发出来，这是好的。我们不但有勇气来正视这个缺点，而且有决心、有信心来克服这个缺点。在国务院派来的五人工作组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的信心更高，我们要集中全力以革命的精神为消灭“自由王国”而奋斗。 苏继光说，部的领导也很重视管庄的问题，不久前，曾派人来管庄成立了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设计管理局，成立了临时党委会，目前正在加强党和行政领导的工作。 苏继光讲到前一阶段鸣放和一般整改的情况时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还有不深不透之处，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入鸣放，继续大力整改。他说当前的工作是：第一，要检查一下前一阶段鸣放和整改的工作，究竟改了多少，还存在什么问题；第二，要深入鸣放。抓住忽视政治的倾向和各单位存在的严重的本位主义两大重点，进行彻底的鸣放，关于劳动纪律松弛、违法乱纪和生产业务等方面凡是鸣放不透的也要继续鸣放；第三，关于治安问题，先从户口登记入手，在最近期内全管庄进行一次户口登记；第四，关于物资供应问题，要摸清物资供应情况，建立统一的供应关系；第五，开展全管庄的除四害讲卫生的运动，使管庄的环境面貌为之一新。 国务院副秘书长、五人工作组组长曾一凡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大家对工作组表示热烈欢迎的大字报，是对党和政府高度的信任和拥护的表现。曾一凡说，国务院对于管庄的问题很重视。因为管庄问题不单纯是管庄的问题，它对于全国来说有着相当普遍的意义。国务院决定派了五人工作组，决心解决管庄的问题，从解决管庄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 曾一凡说，我们工作组在国务院和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下，协助管庄党委，紧紧地依靠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一定要而且一定能够把“自由王国”——管庄的问题彻底解决。 最后，建筑材料工业部党委副书记徐耀三号召每个党团员带头立刻行动起来，发动广大群众，深入鸣放，勇敢揭发，一定要把管庄整顿好。（原载195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管庄职工代表会议充满信心通过决议根除混乱现象统一管理管庄 新华社管庄21日电驻在管庄的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从19日到2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发动群众，继续集中整改，消灭管庄的混乱现象。会上，一致通过“加强管庄机关统一管理，彻底消灭管庄混乱现象”的决议。 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和列席人员共八百多人。 会上，建筑材料工业部设计管理局局长、管庄党委书记苏继光作了“我们要动员起来，为消灭‘自由王国’——管庄的混乱现象而斗争”的报告。他说，“自由王国”是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各自为政，不顾整体，如对于公共事业都采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之间也由于不同程度的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互相看不起；社会秩序混乱，违法乱纪的行为不断发生。苏继光分析造成这种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单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以及长期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倾向和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 苏继光在报告中，强调继续深入鸣放，作好整改工作，向忽视政治倾向和本位主义思想开展斗争。 国务院副秘书长、五人工作组组长曾一凡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讲话的重点集中在加强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两个问题上。他说，为了更好地适应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驻在管庄的各个国家机关，除了继续大力进行整改，克服官僚主义外，首先把各单位应当和能够集中管理的问题，逐步的统一管理起来，消除各单位间互不协作，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其次要加强党、团、群众和家属的政治思想工作，向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彻底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和忽视政治倾向。 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赖际发在会上讲话中，要求大家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一齐行动起来，同坏人坏事和一切不良现象作斗争，坚决把管庄变成为一个有秩序、有领导的新管庄。 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以上的报告和讲话，帮助他们明确地认识了管庄混乱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增加了克服这些混乱现象的信心和决心。各单位的代表纷纷以严格检查自己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了忽视政治倾向和本位主义思想的许多事实，并向会议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还愤怒地检举和控诉了一些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坏分子，并要求领导上严肃和认真地加以处理。 会议代表、各设计院和研究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也都在会上批判了由于自己的忽视政治工作、右倾情绪和严重的本位主义思想，以致造成上行下效，使整个管庄充满着不关心政治的空气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并且还使得各种混乱现象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地解决和处理。 到会代表们对于各院、处负责同志在会上所采取的自我批评精神，表示极大的欢迎，并表示将为消灭这些混乱现象而坚决行动起来。 会上，一致通过了“彻底消灭管庄混乱现象”的决议。决议如下： （一）开展向忽视政治倾向和本位主义思想作斗争，通过整风运动彻底改变“自由王国”的混乱状况，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改进国家机关工作。 （二）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讲卫生、除四害”的群众性的运动，作好管庄的清洁卫生工作。 （三）整顿社会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四）为了密切中央机关同地方政府、同当地群众的关系订出四条公约：（1）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当地政府一切政策、法令、规定和制度；（2）爱护群众利益，不得损坏一棵庄稼和折断一棵树木；（3）尊重当地群众风俗习惯，特别是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4）有计划、有安排地参加农业生产义务劳动。同时在职工家属中订出六条公约：（1）爱护公物，珍惜国家财产；（2）爱劳动，勤俭持家；（3）除四害，讲卫生，作到“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4）和睦邻里，加强团结互助；（5）加强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爱人民、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美德。（6）针对家属中的不健康的思想和不良的行为进行教育。 （五）加强机关工作的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坚持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的现象。为此，建议凡是属于建筑材料工业部系统驻管庄单位的行政管理、生活管理、治安保卫工作等可以统一起来的，由设计管理局统一管理，并及时建立统一管理制度。 （六）为了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教养，必须大力改进子弟小学和托儿所的管理教育工作，坚决贯彻地方政府的教学方针。 （七）成立职工业余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职工业余学习。 会议在21日下午暂时告一段落，准备在以后必要时再继续开会。苏继光代表会议主席团向大会宣布：（一）要求职工代表们回到本单位以后，很好地联系群众，督促整改，向主席团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要求各单位在继续整改和今后的工作中，把遇到的带有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及时地提出来，以便再开职工代表会议解决。（三）希望代表们把大会的精神带回去，贯彻到整改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工作中，实事求是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思想上的问题，加强各机关间的团结，改进各机关的工作关系。 （原载195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消灭“自由王国”的斗争开始了 管庄举行群众大会打击一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 新华社管庄27日电 消灭“自由王国”管庄混乱现象的斗争已经开始。管庄的混乱，突出地表现在少数违法乱纪分子的犯罪行为长期没有得到有力的制止。在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的协助下，驻管庄各单位26日下午联合举行了七千多人的大会，坚决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会上，通县公安局局长刘志武根据各单位群众揭发的材料，提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当场逮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松海、流氓犯罪分子康寿昌，惯盗犯刘俊仪、刘宝明。另外，依法强制收容劳动教养的有惯盗孙旭来，流氓分子高景良、于春芝。刘志武宣布以后，全场热烈鼓掌。 被逮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松海，是建筑材料工业部基本建设局第二工程公司北京工程处的一个临时工人，他在国务院五人工作组到达管庄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动标语，污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流氓分子康寿昌，是北京工程处混凝土工人，解放前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副班长时，敲诈勒索，殴打群众，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解放后仍然一贯侮辱妇女，摧残幼女。据康寿昌本人交代：他先后曾强奸幼女四人，奸污妇女四人，摧残幼女十人。此外，还盗窃工人的财物。惯盗孙旭来，现为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预算科专职工程师，他从1952年以来长期偷盗书籍，过去曾为此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今年11月24日还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偷书。同时他在机关内经常偷窃公家东西，品质极为恶劣。女流氓于春芝，是水泥工业设计院的描图员，她一贯诈骗财物，先后以恋爱为名骗取了十多个男同志的金钱及物品。 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组员张之轩代表五人工作组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管庄少数违法乱纪分子的犯罪情况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据建筑材料工业部九个单位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一年内就发生盗窃案件二百五十九起，在今年11月份大张旗鼓地处理了一批坏分子后，盗窃案件仍不断发生。流氓分子无法无天的犯罪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女同志的夜晚外出或活动。盗窃、流氓犯罪分子所以敢于这样猖狂，主要是地方公安机关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不够，管庄机关内部保卫部门也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管庄各单位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极为薄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一直没有受到严肃的批判，对于一贯犯罪的分子处理不严。此外，某些制度松弛也给盗窃、流氓等坏分子以可乘之机。 建筑材料工业部设计管理局局长、管庄党委书记苏继光说，这些被处理的流氓、偷盗犯和反革命现行犯混进了国家机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暴露出我们领导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驻在管庄各单位领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忽视政治的倾向，以致使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伤风败俗、违法乱纪的行为得以滋长、蔓延。他号召驻管庄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干部动员起来，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职工代表在会上表示热烈拥护党和政府所采取的这种坚决措施，他们说，这个大会是改变管庄面貌的开端。他们表示要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向一切坏人坏事作无情的斗争。 在昨天的大会上，通县公安局局长刘志武宣布，从12月26日起，正式成立管庄公安派出所，加强管庄的社会治安，维护公共秩序。全场群众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决定。 （原载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关于“自由王国”——管庄问题的检讨 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 赖际发 我们完全接受人民日报1957年11月30日发表的“‘自由王国’——管庄”一文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拥护国务院派工作组来检查和帮助我们解决管庄问题；我们必须以革命的精神，通过整风，坚决彻底地改变管庄的混乱状态，把管庄建设成一个有领导、有秩序的新管庄。 管庄问题的发生，应该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管庄问题，说明我们部的领导上一开始在管庄进行建设的时候，就存在着主观主义的错误。当时我们只是片面地考虑到把部属的地质、设计、科学研究和施工等单位集中设在一起，既可以满足建设用地，又便于管理、节省投资，而没有估计到这些单位建立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何加强这些单位的统一管理和互相之间的协作，以及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加强这些单位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相反地，我们对这些单位却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没有在管庄成立统一的党委，而是把各单位的党组织分头划归部的机关党委和有关局的总支领导；我们对于各单位党的组织和工作关心不够，缺乏具体的帮助，这就削弱了党对这些单位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在行政工作方面，我们把各单位分头交给部内的几个司、局管理，致使各单位自成系统，工作上各搞一套，互不协调。对于这些现象，我们部的领导上没有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结果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也就日益严重地滋长起来了。另外，由于我们部的领导上盲目地把这些摊子铺的很大，有些摆的过早，因此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严重现象。所有这些，不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损失，而且也给管庄种下了混乱的根子。管庄各单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泛滥，不是偶然的，这是同我们部的领导上长期忽视政治思想工作分不开的。管庄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根据水泥工业设计院、建筑材料工业设计院、水泥工业研究院、建筑材料工业研究院四个单位的统计，共有职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约占全体职工的40％左右，青年知识分子又占全体职工的绝大多数。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旧社会里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或者是刚从学校出来不久，没有经过阶级斗争和劳动锻炼。这种情况说明，对于这样一支技术队伍，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要完成我们所担负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不可能的。管庄各单位担负着国家的部分地质勘探、设计、新产品试验研究和建筑安装等项任务，工作是繁重的。因此，不抓业务是不对的，但是只抓业务，而放松政治思想工作也是不对的。而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偏重了业务，忽视了政治。在我们的工作中，常常是一般指导多，具体帮助少；很少进行工作和思想情况的检查，或者检查的时候也是看好的多，看坏的少。我们在解决管庄机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时，往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物质生活上考虑的多，而对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的少，因而也就不能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能使许多问题从思想上求得根本的解决。我们这种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错误，在管庄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中也严重地存在着。管庄机关的个别领导干部，不仅对“又红又专”的意义缺乏正确的理解，而且也没有贯彻执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甚至有的领导干部在评定工资时公开主张“以技术为主，政治为辅”；有的还竟然宣称：党组织在行政工作时间进行活动是“非法”的，说党的工作干部是“政治二流子”。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之下，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和青年知识分子脱离政治的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了。例如有些人只要技术，不要政治，有的人竟说：“让我拿时间来搞政治我是不干的”，认为技术是“铁饭碗”，“有了技术就有了一切”。有些人把钻研技术当成了追求个人名利的一种手段，他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业务书”。甚至有的单位的团组织，在发展团员的时候，也有所谓“把一切有技术的人都吸收到团内来”的说法。在某些党的组织中，政治空气稀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对不良倾向缺乏斗争的勇气，甚至少数党员对政治斗争和组织生活不感兴趣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管庄混乱现象的发展，同我们部的领导上的右倾思想有直接关系。我们在建立和扩大机构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盲目性，而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我们对招收来的人员没有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使少数流氓分子、盗窃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了进来，造成了机关内部的严重不纯。加上过去的一些政治运动搞得不够彻底，对于反革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打击不力，处理不严，因此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例如在几百件盗窃案件中，有伪装的工程师和高级知识分子作案，有白天行窃的勾当。至于流氓分子的活动，更是无法无天，有的竟敢在公开场所侮辱妇女，甚至强奸幼女的案件也有发生。对于这种严重的情况，我们部的领导上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认为：人员多了情况不免复杂，良莠不齐在所难免，因而对反革命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就没有及时地、坚决地进行严肃处理；有的虽然处理了，也失之过宽；也还有些问题在处理上存在着姑息迁就的错误。正是由于我们存在着这种右倾思想，使管庄的社会主义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管庄问题，以往我们虽然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并没有深入下层，抓住本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处理。甚至当管庄各单位的领导人员反映工作上的困难时，我们不是采取虚心听取、仔细研究的态度，而是往往把责任推到下面的本位主义方面。人民日报公开揭发“自由王国”的情况以后，虽然开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却仍然认识不够。直到国务院派了工作组深入管庄之后，我们也还没有派出主要负责干部去管庄进行整顿，更没有考虑到从管庄问题的发生来检查我们部的领导所应当负的责任，并且从中吸取教训，而只是认为：部里在整风过程中已经抽调一名局长和专做党的工作的干部，成立设计管理局，建立统一领导管庄的党委，就可以解决管庄的问题，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够严肃的，也是我们在政治上缺乏敏感性和责任心的表现。应该承认，管庄之所以形成“自由王国”，是由于我们部的领导上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严重脱离政治的右倾思想错误。这就是说，我们盲目地把上万人（包括家属）的机关设在管庄以后，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加强这些单位的党的领导和行政的统一管理，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再加上对这些单位中的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没有及时地严肃处理，因而就使管庄问题越来越加严重，终于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了出来。我在管庄第一次机关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没有进行自我批评是错误的。管庄问题已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损失。应该说，这些错误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管庄问题，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凡是放松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就必然会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管庄问题，还教训了我们：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管庄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任何削弱，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加强。同时也证明了：任何一项业务工作，如果不同政治思想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就必然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我们建筑材料工业部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是很多的，管庄问题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次集中暴露。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集中力量解决管庄问题，把这个问题列为整风运动的重点之一。我们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管庄机关工作人员中，认真开展一个深入的整风运动，以革命的精神，加强整改，坚持到底。并且通过整改，切实整顿组织，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使我们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设任务的需要。为了加强管庄各单位党的工作的领导，我们必须在管庄建立统一的党委。管庄机关党委除了受上级机关党委的领导以外，同时还必须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党委的指示。为了克服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现象，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对管庄各单位行政工作的统一管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开展一个反对浪费的斗争，使全体职工群众受到一次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深刻教育，树立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为了消灭管庄的混乱现象，我们还必须在管庄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对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和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坚决打击破坏分子，使好人得到保护。同时，加强对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我们必须教育管庄的每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服从当地政府的领导，认真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当地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的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家属，在当地都是普通公民，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 最后，我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管庄的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 （新华社） （原载195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管庄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大张旗鼓地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据新华社管庄18日电 ‘、 管庄各单位为了彻底消灭“自由王国”的混乱状况，坚决克服右倾思想，在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的协助下，16日下午举行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盗窃、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 会上，通县公安局局长刘志武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经调查属实后，分别提请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当场依法逮捕了罪恶重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曲江、于忠镇、朱子铭等九人和刑事犯罪分子刘淮、胡广修等二人。另外，依法强制劳动教养的有反革命分子和盗窃犯、诈骗犯、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关炜堂、叶培宏、浦琏棣等十八人。 在处理的二十九名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中，有的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如反革命分子曲江，解放前历任敌伪警长、上尉副官等职达六年之久。在任伪职期间，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欺压拷打老百姓，亲自带领日寇抢劫。日本投降后，又积极参加国民党“光复军”逮捕、枪杀我革命干部三人。解放后，隐瞒罪恶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和共产党内，并窃取了党的支部委员、工会主席等职务，虽经历次运动，始终拒不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 有些盗窃犯、诈骗犯和流氓分子的犯罪行为，情节十分恶劣。如流氓骗子黄政，是个初中毕业生，解放后伪造历史，说他曾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肄业，国立南京窑专毕业，留学日本，并历任上海一些电瓷公司和瓷厂的工程师等职，以此骗得了组织的信任和工程师职务。黄政混入国家机关后，在五年多的时间内，工作上不仅毫无成绩，而且造成很大的损失，例如1956年为试验场设计陶瓷车间，建成后很多设备不能使用，其中仅湿式干燥室的报废就损失四千多元。坏分子程伯高流氓成性，当国务院五人工作组驻在管庄并且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还诱奸一个十七岁的女工作人员。程伯高不仅流氓成性，而且在工作中进行破坏活动，并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流氓分子乌音太，是管庄一个医务所的大夫，他利用工作机会，多次猥亵去看病的妇女和女护士，情节极为恶劣，完全丧失了一个医务人员起码的道德品质。惯偷刘开淑，过去曾在伪保安三师任少校宣传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混入国家机关后，不但本人经常盗窃公家的东西，并且强迫他的弟弟和子女进行偷盗，并且屡教不改。 在群众大会上，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五人工作组组长曾一凡，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焦善民都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指出，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是管庄机关单位在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大胜利。管庄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无法无天地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的事实，说明了管庄不仅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还有敌我矛盾。为了彻底改变管庄的混乱现象，必须坚决地克服右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狠狠地打击这些隐藏在国家机关中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原载1958年1月19日人民日报）
经过整风运动 秩序井然气象一新 本报讯 记者阎吾报道： 经过几个月整风运动的洗礼，一度被称为“自由王国”的管庄，已经变成了秩序井然、气象一新的社会主义地区。 在管庄猖獗一时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流氓、坏分子被肃清了，社会风气有了转变。从消灭“自由王国”斗争以来，管庄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件。现在派出所增加了新的业务，他们受理了许多拾金不昧的事情，甚至小孩子拾到一枚硬币或者一个梨，也自动送给警察叔叔。据统计，派出所几个月来招领的失物有六百多件，其中有衣服、皮包、钢笔和名牌的手表。在澡堂里，过去人们甚至不敢穿皮鞋进去，现在人们携带钢笔、手表进澡堂已毫无顾忌。 在这次普选中，管庄的职工和家属们表现出很大的政治热情，百分之百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有一位病倒在床上的老妈妈，硬要儿媳搀扶着她，到选举的现场去投票。最近，管庄街道开始整风，家庭妇女们自动凑钱买纸墨，写大字报，踊跃地给政府工作提意见。 过去又脏又乱的管庄现在变样了，并且出现了许多模范单位和宿舍。从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以来，他们已捕杀老鼠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二只，捕打麻雀八千六百九十六只，消灭蝇蛹四百三十八斤。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们每天自动在业余时间擦地板打扫走廊。服务性部门的人员工作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过去从北京市内向管庄打电话非常困难，现在电话员们在话务上已做到“三快三不”——快接、快挂、快撤线和不闲谈、不错送电话、不泄露机密，卫生所的医务人员们，把病人当作亲人来关怀，他们不但对病人的诊断治疗采取一贯负责制，还在门诊时间以外到病人家里访视，进行业余治疗。以前，合作社的售货员同群众有很大的矛盾，家庭妇女买猪肉如果进行挑选，售货员就不耐烦地说：“你为啥不自己养个猪！”现在他们的服务态度转变了，主动地向顾客问长问短，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而且消灭了排队现象。 2月间，管庄出现了这样一件喜事——有一对已分居了八年的夫妇重新团圆了。他们和好的主要原因是男方王寿清批判了他的喜新厌旧的资产阶级恋爱观，决心把妻子和女儿接回家来。他的妻子于桂秀高兴地对人说：“国务院工作组来到这里以后，我就想，人民政府能把我的丈夫‘要’回来就好了，我们母子早晚的盼望着，就在2月7日这天，我的爱人终于回来了。我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管庄广大职工政治觉悟的提高，充分地表现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那种冲天的干劲。青年们组织的突击队更是连夜苦干，他们翻图纸、找计划、查方案，在工程师们的协助下，二十四个小时以内布置了六个反浪费展览会，这些展览会鲜明而集中地揭发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所造成的严重浪费。 在大争大辩中，人们以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态度，动脑筋，想办法，不放过“一分钱”的争辩。齐宝林等工程师以大胆革新的精神，将大同水泥厂作了全面的解剖，认为可以从原投资五千二百万元中节省出二千二百万元，照样能建成同样产量的一个水泥厂；在工程进度上，这个厂原先是用三十个月设计成的，经过这次辩论，他们有把握在十个月内就可以设计出来，并且以此为根据，向管庄提出了“一个变两个，一天顶三天”的倡议。这个倡议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各科、室纷纷通过大争大辩，定出各自的跃进指标。 在这些沸腾的日子里，人们一面辩论，一面进行抢救，能够避免的浪费，立即设法避免。水泥设计院在五天五夜的大辩论、大抢救中，从正在修建和扩建的六个水泥厂里，为国家挽救出二千零七万元的投资，并且还由于提高了设备利用率，每年可以增产三十八万吨水泥。 管庄出现了这些可喜的新气象，使人们开始体会到政治对于技术、红对于专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许多过去不问政治的人，已开始走出“技术之塔”。一位年已花甲的工程师蒋光曾经过辩论后，激动地向记者说：“事实教育了我：光专不红，必然会走到资本主义的死胡同里；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业心，就好像一架机器没有动力一样，那能有革命的干劲呢！”今日的管庄已经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 （原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新的管庄 新的管庄人 倒在地下的栅门 管庄供销合作社外屋的院子里，有一扇倒在地下的栅门。营业员彭俊生同志指着它向我介绍了一段故事。 去年6月份，他洗了一件背心，晾在院子里，一转眼，没有了，到处找也找不见。他搁在门口的自行车，铃铛被人扭走。光是他们门口，就先后被人偷走过五部自行车的车铃。有的“顾客”买货不给钱，拿起就走。一个姓何的职工家属，一次就偷了将近一斤高级水果糖。放在院子里的柿子、纸烟箱、肥皂箱经常被人偷走。当时不断有孩子爬墙头进来偷东西。没有办法，只好把院墙垒得高一些，在堆货的院子外面加一道栅栏，再加一道铁丝网，一到晚上就把栅门紧紧锁上。 经过反“自由王国”的斗争，管庄的秩序大大改变了。晾在外面的衣服，就是搁上几天几夜，也没人动，再也没有过丢失商品的现象。整个社会风气改变了。院子里的那道栅栏，已失掉了它的作用，铁丝网也拉掉了。栅门也不要了。管庄，现在真是“路不拾遗”的好地方。
每天，当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在管庄的街道上，人们会看到三三五五的小学生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或者排着队伍到绿油油的麦地里去帮农民叔叔浇麦。或是到合作社、理发馆去打扫场地，进行公益劳动。歌声、笑声不断传来。 在“自由王国”时期，他们可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沾染了很多坏习气。他们打群架，扰乱公共秩序，从二层楼上往下跳。在机关办舞会时，躺在地下撩女同志的裙子。在马路上看见男女同志在一起走路，就骂一些粗野的话。有些孩子还到附近庄园去偷西红柿，到干部宿舍里去偷牙膏管。在学校里，不少学生也是无法无天，在课堂上起哄，往老师抽屉里拉屎。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老师也管不了这些孩子。在“自由王国”中任凭这些小家伙们撒野。 “自由王国”反掉了，孩子们的坏习气也开始改变了。现在他们不再是公共秩序的破坏者，而成为很多社会公益事业的助手了。这些小孩子经常打扫公共场所，组织讲卫生宣传队，宣传除四害。把零用钱凑起来，买肥皂、手帕、镜框去慰问军属。自己动手给学校砌墙。帮助农民挖水库，抗旱。有的农民老大爷说：有这样好的孩子，老天爷就是忘了下雨也没关系。在除四害时，子弟小学六年级一个组在一小时内就捉了三十六只老鼠。在学校里他们也不再胡作非为，而是变得听老师的话，遵守学校的纪律，努力学习了。
4月6日是星期天，管庄有一对青年夫妇一早乘车进城，原想好好地过一个愉快的星期日，谁知到了北京，女的一看手表丢失了。这只手表是名牌“山度士”日历表，好容易积累了一百六十多元钱买来，越想越气恼，俩人很扫兴地从城里赶回来寻找。 原来在她排队乘车时，不小心将手表掉在管庄的大门口。当时管庄的汽车司机尤秉智正在那里维持上车的秩序，汽车开走后，他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只亮晶晶的手表，他拾起来心想：“一定是刚上车的同志丢掉的，这样一只好表，丢了谁不痛心！”他边想边跑到交通组长那里：“你赶快写在黑板报上吧，快叫丢表的同志来领。”时间不久，丢表的那对青年男女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尤秉智迎上前去告诉了他们手表的下落。这对青年男女一时真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意外的高兴和热烈的感激。确实是这样，在盗窃成风的“自由王国”时期的管庄，谁听过这样的事呢？可是，现在这种“路不拾遗”的事太普通了，最近几个月派出所办理的“失物招领”就有六百多件。（附图片） （原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我爱管庄 水泥设计院技术员 郑智全 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过去在管庄那样一个政治空气极端薄弱的环境下，也成为暮气沉沉的“小老头”。这里的一些年青技术员，包括我在内，上了班，眼睛瞪着一块设计用的一平方公尺大的图板，脑子里想着谁穿得好，谁待遇高，怎样好好钻研技术，“专”一下，将来当工程师，拿高工资。下班回来，谈谈那个女同志长得漂亮，某人和某人谈恋爱。要在业余时间进行一些义务劳动，有人就反映：大约是行政上雇不起小工，所以要我们干这种活。偶而加一次班，也觉得应该领加班费才对。这里流行着一句话：“有钱难买礼拜六，星期天最难受。”因为星期六晚上可以跳跳舞，星期天只好睡大觉。什么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全都置之脑后，政治理论学习谁都没有兴趣，我们科内三十五个团员，只有科长一个人订着“中国青年”。 报纸对管庄“自由王国”的批评，不啻是对我们这些青年技术员一声当头棒喝。它告诉我们，这样下去，不但会毁了国家的这部分事业，也会毁了我们自己。我们大多数青年技术人员都猛醒过来了。经过学习、批判和斗争，大家认识到“红”的重要，认识到政治是统帅的意义。差不多每人都买了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中国青年”、“红旗飘飘”、“论又红又专”等书刊。各种义务劳动无论是修水利、抗旱或是植树，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参加。上班时，人人紧张愉快，干劲十足，回到宿舍也是谈思想、谈工作，谈全国大跃进的形势。 人们的思想感情变化着，整个管庄也变化着。最显著的是社会秩序非常安定。盗窃的风气为之一扫。从前洗一次澡，就要紧张一次好的衣服、皮鞋也得换下来。洗澡的时候，还要有足够的警惕，弄不好就有衣服丢光走不出来的危险。现在真是大不相同了，丢了什么东西在里边，服务员也会替你保管得好好的。管庄的外貌也在变化，成堆的垃圾清除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是花草树木。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片场地都觉得特别可爱。管庄，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愿意永远在你的怀抱里工作，把我的全部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的水泥设计事业。 （原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精神上的解放 水泥设计院描图员 于萍 4月24日的夜晚，管庄上空的一钩新月在浮云里时隐时现。微风拂动着柳梢，吹送着海棠的花香。这时候，管庄各机关女工作人员的集体宿舍，只有零零落落的灯光。她们有的在办公室赶着白天尚未作完的工作，有的在给远方的亲人写信，有的正在林荫道上悠闲地散步，从那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中，可以感到她们的心情是多么舒畅。 没有到过管庄的人，也许以为这是一个平常的暮春之夜。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年青的女同志来说，这并不平常，因为能够这样心情舒畅，还是最近几个月的事。 在“自由王国”时期，管庄的流氓是那样猖狂，在办公室里，在露天剧场，甚至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稠人广众之间公然侮辱女同志。那时候，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都得格外警惕。白天一个人都不大敢呆在办公室里，黑夜更往往是足不出户。记得自从195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露天剧场，和我一起的一个女同志受了一个流氓的侮辱之后，我就很少到露天剧场看戏看电影了。有的女同志晚上如果必须到街上去，也得有几个人作伴，或者女扮男装，手里还得提着棍子。 反掉了“自由王国”，逮捕了大批流氓分子以后，对我们来说真是精神上的一大解放，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是在办公室和在街道上，我们再不要提心吊胆了。没有经受过“自由王国”时期精神上所受的胁迫，怎么能理解有秩序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幸福呢？ 夜幕降临了，制图员诸菊芳、黄懋舫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在街头的花丛中散步谈心。她们不再像“自由王国”时期那样担心流氓分子的捣乱了。 （原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事隔半年另眼看 臧克家 管庄管庄没人管，“自由王国”大有名，去年冬天上了报，消息叫人吃一惊！坏蛋流氓满街跑，冬天嗡嗡飞苍蝇，女孩不敢走黑道，脱下皮鞋怕丢掉。机关、干部倒不少，生产情况一团糟，彼此各自守“本位”，样样事儿不协调。事隔半年另眼看，管庄又在报上见，今天管庄大变样，社会主义新气象。路不拾遗成风气，坏人坏事都除掉，增产多来浪费少，主人翁的态度好。人人欢腾忙选举，思想进步热情高，一场整风百事变，政治挂帅党领导。 （原载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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