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中国人的奴性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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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中国人的奴性
作者：黎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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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中国人的奴性 有人提起文革，很怀念那种如火如荼的造反情景，以为中国人的造反精神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其实正是文革，以极左的面目和野蛮的方式，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奴性，推向了极致。
在文革中，以忍辱负重闻名世界的中国人史无前例地造了一回反——国家主席瞬间被打倒了，各级领导班子被造反者们搞得瘫痪了，工农业大幅度停滞了。人们的胆量空前地大起来，敢于毁灭古代文物，敢于抄家，敢于举鞭抽人；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一个真相：人人都是在“最高指示”指挥下在造反的。这体现了思想上的奴性，也反映着疯狂行为后的胆怯。鲁迅曾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文革中的大量“造反英雄”，恰恰是鲁迅所说的“怯者”，他们干的是落井下石的勾当。人们之所以敢于批判国家主席，是因为他早已被定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头目韩爱晶之所以敢于批斗大会上给元帅彭德怀以饱拳重击，是因为后者早已成了“死老虎”；人们之所以能把很多早已“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重新揪出拳打脚踢；众学生之所以肆意押着教师们游街训斥，都是有政治环境之绝对安全保障的。 这种勇敢，在滚滚运动洪流下掩盖着更深刻的奴性——凡是有了“最高指示”的依托，便产生出了最大程度的勇敢。此种勇敢的后面，隐藏着如鼠之胆，无魂之脑。众多群众围斗鞭笞一位“反革命分子”时，他们的头脑，正被一种“无限忠于”的桎梏所牢牢控制；他们的心灵深处，正被一个“无限权威”的指挥棒驱使得战战兢兢。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宣言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无数红卫兵走向街头，抄物抄家。对这种状况，人们大都不以为然；而当国人听到了来自“最高指示”对红卫兵行动坚决支持的消息时，瞬间转为红卫兵的强大后盾，卷入一场旷日长久的内战之中。一位军人李文忠（后来为救人而牺牲），对于红卫兵之举动很是反感，在看到了伟大领袖给红卫兵的回信后，如醍醐灌顶，唱赞道：“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然后奋勇投入到“支左”运动洪流中去了。李文忠的思想之奇快转变，正是大多数国人当时心态的一个缩影。在人们看来，只需要领袖为他们思考便可以了，领袖的情感，也完全能够代替他们的情感——从李文忠对红卫兵之举动的本能反感一而迅变为无保留的热情支持，此种人间奇迹是耐人寻味的。 文革中，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发生了。在学校里，小学生佩戴红小兵袖章，奶声奶气地斥责、批斗校长、教师；中学生们更不乏手持皮鞭，将教师们打得皮开肉绽者；稍稍多学了些知识的大学生们早已以暴力语言和武斗功夫，侮辱并殴打专家教授。以无知或不成熟的青少年来羞辱多年从事文化工作之人，其诱因除了来自人性中的阴暗面外，更来自“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权威性的鼓舞。凡此种种，皆将奴性行为表演得淋漓尽致。 作为文革的主力军，工人农民被赋予了重大使命——进驻学校，管理师生；军人参与了军训。与此同时，凭着贫苦出身上大学的政策，很多工农分子上了大学。凭出身，而不是凭文化水平来上大学——文革就这样颠覆了中国对世界最伟大贡献之一的考试举才制度。在当时，那些考试交了白卷的农民，被作为榜样来宣传，那些农民手上长满的老茧，被搬上了影幕，成为了上大学的最可靠的依据，成为激发国人奋进的楷模形象。这种政策，对于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群众来说，当然有如“天上掉馅饼”般的喜悦，其实，也是对他们最大的思想麻痹，使得本来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他们，盲从思想的程度更加深厚，亦使得那些文化工作者们自惭形秽，竭力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早就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党的作风》）。这种观点，在文革中，更深入人心了。 由没有多少文化之人，来指导那些文化工作者，并畅行无阻，万众拥护，这种现象，在中国悠悠漫长历史上，可谓独有“奇迹”。
民主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要把最高权力关在笼子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美国总统布什讲演）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20世纪时仿佛也看到了。1965年9月，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可见他对于来自最高层之于国家民族危害的警惕。他发动全国人民打倒“走资派”——国家主席刘少奇，便表现了他防止来自最高层破坏革命果实的努力。毛泽东还认为，这就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从下到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他颇为满意地说：现在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而事实表明，不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正是掌握着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毛泽东自己发动的文革，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所谓的找到了一种“从下而上”的反对最高层领导者变质的革命，正演绎着他自己独断专行的运动群众的闹剧。按照他的逻辑，中国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只可能由共产党中其他高级领导人引发；而他本人，则永远正确——民主之监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范围，是其他隐藏在党内的危险分子，而毛泽东自己，则是例外——这种对最高权力阶层发起冲击的大革命，却恰恰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一位领导人开放着绿灯。毛泽东就这样在亿万群众的万岁欢呼中，成为了一位超越执政党纪律的特殊党员和超越国家法律的特殊公民。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时排山倒海的文化革命变成了培养色厉内荏者的温床？是什么原因，使得号称文化革命的运动变成了文化荒芜，使得所谓反对最高权力变质的运动转为一人独断专行的悲剧结果？ 中国高度专制统一历史由来久矣，统一国人意志，凝聚民族之力量，这种高度集权的状况，为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无数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中国人盲从的奴性，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而悠远的思想政治传统与风俗人情之影响并未中断或消失，盲从之奴性亦根深蒂固地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人对少数人之专政）的局面形成后，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治运动号令一经发出，人们便被风发泉涌地鼓动起来。建国以后的一系列运动，皆为多数人批斗少数人。反复批斗“斗地富反坏右”乃至批判“一小撮”“走资派”、“反动权威”的大规模运动，形成了多数对少数的绝对优势，这种绝对优势，对于批判者来说，是最安全保险的，最不须动脑思考。于是，那种内心隐藏无知与怯懦而表面呈现勇敢无畏的阶级斗争斗士的面目就层出不穷，蔚为壮观了。 搞文化，最起码的条件是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而以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工农兵（包括红卫兵、红小兵）来担当批倒“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除了发动运动，就别无它选了。政治运动的奇妙功能，能使人们的意志趋于一致，能使人们顺畅地贯彻运动发起者的预想目标——工农兵群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最理想的执行人选了。中国的工农兵们，在建国后，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和解放，对领袖无比拥护，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在运动中，却能对领袖意志忠诚地、无条件去执行。废除高考，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之举，更是巧妙地把握住了工农兵群众的感恩心理，使得文革所向披靡，风行一时。青年学生红卫兵是生长在建国前后，从小所接受，都是统一的课本教材——发动他们来作先锋，也就打开了文革顺风满帆的局面。 在发动群众勇敢地冲击国家最高层的领导时，文革巧妙地把握了群众对皇帝无限忠诚的历史心理积淀。群众响应号召起来造中央的反时，在他们心目中，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毛泽东本人是不包含在内的。中国历史证明，除了昏君无道，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反对贪官而绝不反最高统治者。文革的进程，复制了华夏民族的历史。人们最终发现，民族灾难的制造者并非是“国人皆曰可杀”的刘少奇等“走资派”，而是文革发动者本人。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向上推三辈，大都是农民。中国是以汪洋大海的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我国农民的优点，是朴实、勤劳、坚韧，也有封闭、愚昧和盲从的一面（中国知识分子亦打下了浓郁的乡民印记）。这种国情，是独揽大权者存在的最好条件。一方面，加强集中之领导，可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起来；另一方面，嗜爱权力者，也能以巧妙方法，将万众引向歧途。用野蛮粗暴之法来搞文化革命，居然能得到几乎举国上下（包括大学生们）一致拥护，其秘密正可向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村庄中去寻找。 在中国古老的历史中，统治者总是宣传一种所谓万古不变的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使得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也常常能畅行无阻。不过，这种公开的愚民政策，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很容易辨别。而在文革中，人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的新情况——以诸种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口号为号召，让全国人民在主人翁的自豪感中，进行内战；不但打倒了他们根本不认识、不了解的刘少奇，还处于到处寻找阶级敌人、自相残杀之情境中而不自知，竟至发展到吃饭前也要先祝愿领袖万寿无疆的情态。这种空前的奴性心理表现，就是在古代专制社会里也是罕见的。至今，还有一些人，滋滋有味地（甚至带着感戴的心情）回忆着他们在文革中夺权主宰一切、“当家做主人”时的情景，殊不知，他们自己完全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全能之手”所控制。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一个内部讲话：“我们现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转引自凤凰网，作者：青石，2013年07月30日)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因为“形势使然”，毛泽东自言他是在搞愚民政策的话，那么，在建国二十多年后，亲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其愚民之法，更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它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强调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口号而实行个人崇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而使讲求“以和为贵”的中国普通百姓在彼此关系方面，急剧恶化，思维严重扭曲，出现了深重的社会信任危机，而此种信任危机，花上多少时间才能挽回呢？在文革发动三年后，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当后者问询说：“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黎按：指个人崇拜）毛泽东回答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降温”之语，耐人寻味。大搞群众运动，大谈要相信群众的毛泽东，心灵深处，还顽强地保留着全国人民对他个人崇拜的情结——这种个人崇拜，消除是不可以的，至多降降温而已。掌握最高权力之人对于“搞点个人崇拜”的深厚情结与国人长期以来需要皇帝来崇拜的心理积淀的契合，正是文革得以发动的深刻根源之一。 文革灾难后，中国人主动写道歉反思文字者，非常罕见；殴打欺凌他人，在很多人开来，并不算一回事；只有极个别人已经做了沉痛忏悔；仅仅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反思的文字较多。巴金，一位文学家，曾经呼唤者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他的微弱的声音，早已被强大的时代主旋律所堙没；如今众多青年对于文革的残酷历史已经浑然不晓了。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同胞们，我们中还能有多少人，对于造成中华文明精神巨大损失的文革，有巴金那样的痛定思痛的反省情结呢？ 201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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