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与吐痰——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四)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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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与吐痰——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四)
作者：孔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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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与吐痰 ——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四) 爱国便要“说不”，说不便要吐痰，这确系奇异的套路。要细究之，却也不算新鲜。自“说不”昏热病蔓延于世，它的并发症就是“气管炎”，受到强刺激的喉管源源不断地分泌出粘稠液体，这便是“说不”斗士的劲道凌厉的痰弹了。 中国人之吐痰史已无考，想必我们身心康健的先民和其他种族一般，有痰便吐，奈何不常有之。渐地，国人的身骨子有点孱弱了，内为阴虚，表为阳亢，痰液也就多了起来，“一饭三吐痰”者，大有人在。于是又一国粹应运而生--痰盂。试看清宫戏里的那款高脚器皿，一如旗人女子的“花盆底”绣鞋，造型婀娜优美；至于民间痰盂，形象稍逊，但它与脸盆一样，为家居之必备，倘有嫁娶喜事，亲友送一对崭新锃亮的痰盂志贺，其间绝对不含任何侮辱的意思，收礼者却之不恭，受之无愧(参阅北京燕山出版社《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一书)。只是痰盂虽好，却不若另一国粹鼻烟壶那般便于携带，这老大难问题始终未曾解决。 要论证痰事，本无“辱华”之嫌。别以为美国人会把痰液珍藏于手帕，再揣回家里作净化处理，他们也就地解决，一吐为快。但非我族类，其“身”必异，他们呼吸系统的构造似乎大异其趣，怎也制造不出多少痰液来。只不过，他们的另一管道麻烦多多，那就是鼻涕了。西人多得“花粉过敏症”，每逢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杂树生花，空气中弥散着大量花粉，西人的鼻涕便飞流直下三千尺，终日喷嚏连天，严重者双目皆赤，泪光溢然；既然涕泗滂沱，便要时时加以“引导”，于是西人当众醒鼻涕之举，不在礼仪禁忌之列。曾有媚洋之人撰文调侃中国人当众挖鼻屎，怎不见他去说说西夷会在人前响亮地醒其鼻涕？好在以华族之基因遗传，多有花粉免疫，天幸我来美十数年，力抗漫天花粉而从不轻弹涕泪。尤须一提者，以西夷为邻的华族，连痰事也戒了，这恐怕不是入乡随俗，而是此地水土确实不易滋养痰液，痰盂一物，免提也罢。 却说中国痰风之盛，迄今仍为官民同好，这原系人之所欲，不吐不快，但溅落公众场所，却有碍观瞻，它呈湿状时有黄有白，如刚摊开的鹌鹑蛋，无风而蠕动，鲜活得很；它成为陈迹时，依然不减亮色，在日头下反射着耀眼的银光。为除此公害，南大门广州的环卫局曾煞费苦心，在闹市区的人行道统统设立痰盂，请君一吐为快。然而，此举却不遂痰民之意，未几即黯然煞科。原来痰民也者，“好的就是这一口”，只有呈抛物线地发射，脱口而出，才能生出快感，你偏要他们到公共痰盂之侧，俯身而且瞄准，然后才投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何乃太迂腐！看来痰盂文化依然有待启蒙、推广和深化之。然而非常不幸，在20世纪晚期，痰盂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它的急剧衰落竟源自西方的“干涉”。 却说毛泽东时代，前来朝觐革命教宗的外国友人，无不对毛氏脚下那具奇特的器皿感到困惑，但从没人鲁莽发问。这个悬疑一直拖到80年代，终于有个不知深浅的妇道人家“入境问禁”，一举破解了谜底。她就是撒切尔夫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时，撒氏忽生好奇，问摆在茶几跟前的这物事是干什么用的？邓公没料到有此一问，既然被问，当然如实奉告，但说来到底有些不雅，撒切尔夫人恍然颔首之余，也实在接不上话茬。其后，她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台阶摔了一跤，说不定正是口不择言的报应。 然而，撒切尔夫人之问，改变了这一国粹的历史，痰盂自此渐从庙堂之上淡出，民间备有痰盂的人家也越来越少了。与痰盂的没落大致同步(或稍晚一点)，脸盆也走下坡了。脸盆的颓势，是因为时代的进步及城镇生活设施的提高，而痰盂的消隐，却没有什么道理，毕竟国人仍爱吐痰，痰盂“内需”旺盛，何以减产至几近失传？这实际上就是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西方强权文化干涉的结果，虽说她仅系无心之问，但听者有意，而整个80年代的主旋律又是以夷为师，遂将痰盂国粹打入冷宫，使之在幽闭之中蒙尘......哀哉痰盂！ 殊不知风水轮流转，90年代的主旋律是“说不”，西方是敌非友，而痰盂又不再魂兮归来，好在有了西方人发明的互联网，何不把它当作公共痰盂？这十数年的“舆论导向”所训导出来的爱国愤青、“说不”师爷便乐此不疲，举目网络论坛，骂潮汹涌，痰弹呼啸，以骂为战、以骂为乐，以骂为荣。 据考，这来自中国本土源远流长的一门巫术话语，上古先民确信，“骂”式语言本身具有一种能量，其震慑力与杀伤力，可杀敌于无形。这奇门遁甲的巫术话语在东土始终不绝如缕，义和团之符咒便是真传，而把诅咒式的、暴力式的语言集大成者，当推文革时期。而今巫术骂功再度中兴，倘若能把西方宿敌一举骂倒，那竟要为这门远古的国粹焚香上供了。可惜诅咒与吐痰既不能御敌，亦不能强国，更不能富民。于是“呸”之喷发和掷地有声的浓痰，实际上就是痰民的心理与生理双重需求。以当下之社会，贪贿日盛，伪劣泛滥，黄黑猖獗，骗徒横行，而专制高压更无稍减，谁能活得舒心？便要开骂，却有诸多禁忌，不若跳着脚骂遥远的敌国和周围的“汉奸”来得痛快而且安全。 早几年，“说不”民族主义领受了御赐的黄马褂，意气风发，盘踞着道德制高点，一度呈天下归心的样子，那还能把气顺一顺，如今那被他们奉为至尊的法器竟蒙了些尘埃，宗祠里的长明灯虽未至于香油不继，那烛火却也有些摇曳起来，于是气便不顺，喉管粘液奔涌而来，痰弹更激射不已。阿Q之“妈妈的”、“毛虫”、“畜生”、“秃儿，驴......”、“你算是什么东西！”便琅琅上口，自不待言，排泄物、生殖器官及问候别人的亲属，也一应俱全。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里说过：“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闹得不可开交.....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然而，爱国愤青和“说不”师爷之骂，非独来自语言的贫乏，亦系源于思想之贫乏；既然两者皆乏，其痰弹的质量便更趋下乘。自然，他们决不会承认己方落了下风，而是坚信真理和正义永远在他们手里，但“真理越辩越明”这公式在规范的辩论中不能成立，盖因那些话语规则都是酸腐的文人划定的，这类人“读书多”却“不明理”而且“无耻”，要“爱国”何须读书多！侠义每多屠狗辈，说不过你们还能骂不过你们？要说粗鄙，老子本来就是粗人一个，待要怎地？怕脏就别来赶这趟浑水！反智主义的武夫，只要亮出语言“超限战”这奇门兵器，他们便能劫持公共论坛，把它变成公共痰盂。 鲁迅在《论“他妈的”》里写道：“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是太平的时候。”幸好，目下的中国正是太平的时候，国际环境与开放改革之前相比，并无强敌环伺，本应励精图治，而非“韬光养晦”。所谓图治，非指独沽一味的发展经济，而是民主改革并重。惜乎，本是承平之世，依然国骂四起，尊王攘夷的大纛在义和拳坛的旗杆冉冉升起。倘逢天下动荡之际呢？只怕要吞符念咒，前仆后继，扶清灭洋了吧。 想想倒也未必，大凡入了“魔教”兼且迷信巫术话语之人，必定具有心理上的勇武，如鲁迅所言：“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里，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如此兵不血刃，岂不极好。如今爱国拳民的观念也与时俱进，飞剑再无须祭出，与其劳动鼻孔，不若吐痰，以液弹击之，而且也不用收回了(那毕竟有些不洁)，下次要用时再呸而吐之，不亦快哉，反正痰液于他们是无穷无尽的。 这便是“说不”侠客的吐痰功了，这比之绝情谷裘千尺喷发的“枣核功”，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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